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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后金伐明，洪承畴入援京师
皇太极出兵侵扰大明边境，洪承畴总督蓟、辽，结果在松山一战中大败被俘。洪承畴降清后，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帮助清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北京城。
正当洪承畴在西北剿杀“流贼”之时，东北的后金政权迅速壮大，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威胁。
女真人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由“遗甲十三副”起兵，发展到“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统一语言俱征服”，使“诸部始合为一”。他前后用了多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的全部和海西、“野人”女真的大部分，基本上结束了女真社会的长期分裂、割据、动乱的局面，从而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地域扩大，人口增多，因此迫切需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在原有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大披箭”。长期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证一人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兵猎完毕即解散。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对牛录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将陆续编立的“牛录”，定为300人为一“牛录”，以“牛录”组旗。5“牛录”为1“甲喇”，5“甲喇”为1“固山”（旗），旗分黄、白、红、蓝四色。后来，又“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1人（旗主），副职“梅勒额真”2人，每“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每“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每旗有7500人，八旗总共有6万人。女真所有人员都编入旗下“牛录”，“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八旗额真之上，由努尔哈赤总辖，他的子侄被分授为各旗之主。当时，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次子代善领正红、镶红两旗，侄子阿敏领镶蓝旗，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八子皇太极领正白旗，孙子杜度领镶白旗，其他一些子侄则分辖若干牛录，隶于各旗旗主之下。
八旗制度的特点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旗人“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平时耕猎为民，战时披甲当兵。披甲的比例并不固定，根据需要有时1“牛录”出50甲，有时出100甲，多的时候达到1“牛录”出150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1“牛录”出甲兵100人。这样一来，努尔哈赤不仅将女真人统一编制起来，而且还建立起一支拥有数万精兵的八旗军队。
在统一了女真诸部，又进行了初步的政权建设后，努尔哈赤认为“帝业已成”，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在赫图阿拉称汗登位，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开始成为与明王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地方割据政权。
天命二年（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女真地区遭遇凶年，灾荒严重，饿殍塞路，百姓四处乞食，老弱填壑。努尔哈赤为了把女真人的不满、怨恨引向明朝，并企图通过战争的胜利和对汉人财富的掠夺，以缓和后金的社会危机，开始积极准备对明作战。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宣布“今岁必征明”；三月，命八旗将士“治甲胄，修军器，豫畜牧”；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攻明。他亲率右翼四旗攻打抚顺，明抚顺守将李永芳举城投降，同时还命左翼四旗攻取东州、马根单等地。明辽东巡抚李国翰急忙派遣总兵官张承荫率兵万人前往救援，遭后金兵伏击，主帅阵亡，全军覆没。七月，努尔哈赤又率兵入鸦鹘关，攻占清河、一堵墙、碱场等地。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明廷上下一片恐慌，万历皇帝也感到“辽左覆军陨将，虚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明王朝为了巩固其在辽东的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明廷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并从全国调兵遣将，筹饷集粮，购马置械，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各路大军云集辽阳，共有8万多人，加上被迫征调参战的叶赫兵1万人，朝鲜兵13000人等，总计十多万人，号称47万，以张声势。
杨镐与诸将制定了声东击西，分兵合围，直捣赫图阿拉城的进攻方案。以总兵杜松率领明军主力，出抚顺关攻其西；以总兵马林会合叶赫兵，出靖安堡攻其北；以总兵李如柏率兵，出鸦鹘关攻其南；以总兵刘颋会集朝鲜兵，出晾马佃攻其东。杨镐坐镇沈阳，为诸路军总指挥。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作战方案后，并没有分散兵力，四面出击，而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召集诸贝勒及大臣商讨对策时说：“明使我见南（即东）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6万兵力，先破西路明军，然后视情况各个击破。
三月初一，杜松率领明军渡浑河时遭到后金兵的伏击，他带领大部分明军渡过浑河，而龚念遂则率领未能渡河的明兵退驻斡珲鄂模。杜松留2万人在萨尔浒山扎营，自率1万人马攻打界凡城。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兵力分散，阵势混乱，对众贝勒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便派代善率两旗截击杜松，使其不能回军救援萨尔浒明军，自己亲率六旗兵马向驻守萨尔浒的明军发动猛烈进攻，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西逃，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被阻击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杜松战死，全军覆没。
三月初一晚间，马林带领北路明军到达尚间崖，派潘宗颜率领一军驻守斐芬山，这样和斡珲鄂模的龚念遂部互为犄角，彼此声援。次日清晨，努尔哈赤趁其立足未稳，首先击溃驻守斡珲鄂模的明军，随之又大败尚间崖的明军，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最后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消灭。
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率军回到界凡时，得知刘颋带领的东路明军已到阿布达里冈，距离赫图阿拉只有50里了，城内人心浮动。他迅速回到赫图阿拉，自己率领4000人守城，派代善、皇太极等人带领大军奔赴东线迎击刘颋。初四日，后金兵乔装成明军，接近明军阵地，突然向明军发动进攻，刘颋被杀，全军覆没。初五日，后金兵南下，在富察地方把朝鲜兵团团包围，迫使其最终投降。
杨镐得知三路大军兵败，急令南路李如柏部火速撤兵，总算幸免于难。
努尔哈赤取得了萨尔浒之战的重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辽东的形势，从此以后，明朝完全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后金则开始由防守转入进攻。同年六月，努尔哈赤又轻取开原，斩杀守城总兵马林。后金在开原大掠三日，然后付之一炬，满载所获“子女财帛”而归。七月，后金兵攻陷铁岭，守城游击喻成名等人由于外无援兵，内有叛徒，城陷后阵亡。八月，因开原、铁岭已失，海西叶赫部孤立无援，也为后金所灭。
正当努尔哈赤频频得手、连连得志的时候，明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驰骑兼程，来到辽阳。熊廷弼的到来，使辽东形势一时发生急剧变化。他初抵辽阳后，便巡视各地。当时，沈阳、辽阳军民人人思逃，官员都害怕前往出巡。熊廷弼却只带几百士卒，自虎皮驿亲抵沈阳，又趁雪夜赶赴抚顺关，勘察形势。由于明军常遭败绩，官将终日兀兀，畏敌如虎。熊廷弼为严肃军纪，怒斩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献首各坛，举哀大哭，以祭死节兵民。顿时“居民哀感，官军恐傈”。熊廷弼又诛杀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柏。顿时辽东号令专一，军纪肃然。
在对敌方针上，熊廷弼提出“以守为稳”，“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他奏请朝廷集兵18万、马9万匹，分驻清河等六处险要地方，画地而守。后金兵善于骑射、长于野战、但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短于攻坚。明军斗志不旺，但拥有众多火器，可以凭借坚固城池；据险扼守、以逸待劳、稳定战局、伺机而进。熊廷弼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稳定了陷于混乱状态的前线。由于他精心策划，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兵、将、马、粮、火器、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守备大固”。
但是，就在明朝辽东形势有所好转，后金挥戈南进不畅的时候，明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大臣之间，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互相攻击。熊廷弼虽在边防功绩可嘉，但他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不徇私受贿，也不曲意逢迎，因而得罪了朝中的一些人。明廷遂派袁应泰取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袁应泰受职后，杀白马祭神，愿与辽事相始终。但他本人虽精敏强毅，善于治政，却短于用兵，执法太宽，对熊廷弼所做“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的蒙古人，遂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敞开了方便之门。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经略易人后，于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亲率5万大军进攻沈阳。当时，沈阳城中有守兵2万多，城外援兵4万多，人数多于后金，完全可以凭借坚城利炮守住。努尔哈赤见机行事，采取智取猛攻并用，先夺城池，后灭援兵的方针，于十三日派兵挑战，诈败诱敌。武举出身的明总兵贺世贤不知是计，贪功出城迎战。
努尔哈赤见明军进入埋伏中，下令围攻。贺世贤且战且退，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逃往辽阳，被他拒绝了，他说：“身为大将不能守住城池，又有何脸面去见经略呢？”他挥动铁鞭，接连杀敌数十人，最后因多处中箭，落马而死。努尔哈赤一面命精兵在城外追击贺世贤，一面指挥八旗主力全力攻城。城上明军接连发炮，奋勇抵抗。当城中闻听贺世贤兵败后，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的蒙古人乘机内应，砍断城门桥索，放下吊桥，八旗兵乘机而入，攻占沈阳，城中军民有七、八万人被杀。
当沈阳被围的时候，经略袁应泰和巡按张铨已经布置了各路援兵，前往增援沈阳。明总兵童仲揆、陈策统率川、浙兵由辽阳北上援沈，当他们行至辽、沈之间的浑河时，得报沈阳已经失陷。陈策下令还师，但游击周敦吉等一些部将坚决请战。于是明军便分为两部：周敦吉等率川兵渡河，结营于桥北；童仲揆与陈策率浙兵结营于桥南。
努尔哈赤得到侦报后，急命右翼四旗向正在渡河的明军猛扑过来。周敦吉等人刚刚过桥，尚未布阵，就与四面围攻上来的八旗兵展开了激战。明军奋勇杀敌，先后打退八旗兵的三次围攻，杀死敌兵二、三千人。最终由于寡不敌众，明军疲惫不支，周敦吉等将领战死，士兵死伤大半，仅有少数人退到桥南岸的浙兵营中。八旗兵乘胜进击，很快又将浙兵营重重包围起来。明军在营中向敌人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枕藉。当浙兵营中火药用尽后，双方开始短兵相接，童仲揆、陈策相继战死，明军无一人生还。
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在攻克沈阳后的第五天，决定向辽阳进发。辽阳是明朝辽东的首府，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辽阳城池坚固，环城设置重炮，其中7门重3000多斤，一发可击毙敌兵数百人，其余炮重也有一二千斤。城外设围壕数道，池深水满，沿濠布满火器。沈阳失陷后，辽阳便失去屏障，危如累卵。经略袁应泰急令撤回各路兵死守辽阳，13万大军，缘城布列，加强防守。
三月十九日，努尔哈赤开始包围辽阳。八旗兵见辽阳城池险固，守兵众多，很多人意志沮丧，企图退却。努尔哈赤见状说道：“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说罢，“匹马独进”。顿时，八旗兵军心大振，转怯为勇。袁应泰本已与诸将确定主守的战略，但当八旗兵进抵辽阳城下时，却亲督5位总兵官出城5里处结阵，与八旗军对垒。双方经过激烈厮杀，明军溃败。袁应泰忽守忽战，导致军心不稳。
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在东门和小西门开始组织攻城。八旗军泄濠水、树云梯、列楯车，拼死攻城；明军放火箭、掷火罐，隔濠射击，奋力抗御。一度双方展开肉搏战，杀得难解难分，战斗一直进行到天亮。
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督率左右翼军，对辽阳城发起总攻。明军在城上扣弦发矢进行抵抗。傍晚，正当双方苦战时，混入城内的后金奸细放火做内应，小西门火药库起火，各军窝铺、城内草场全部化为灰烬，城内大乱，守城军士溃败。八旗兵先从西门攻入，袁应泰见城楼起火，便知城陷，遂在城东北的镇远楼上，佩剑印，自缢而死。巡按张铨被俘后，不为诱惑所动，宁死不屈，被后金缢死。辽阳遂告陷落。努尔哈赤下令城中汉人一律剃发，以示归顺。
后金攻占辽阳后，接着，“数日，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整个辽河以东尽为后金占据，明军退守辽河以西。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将都城迁到辽阳。辽、沈失陷，明朝举国震惊。于是明廷决定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收拾辽东残局。命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同时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驻广宁，受经略节制。
熊廷弼上任后，仍然主张以守为攻，固守辽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图收复辽、沈。而王化贞“素不习兵，轻视大敌”，主张以攻为守。于是经抚不和，意见相左，经略主守，巡抚主战。熊廷弼本是王化贞的上司，但王化贞恃仗自己朝中有人，不听指挥，往往有事不经过熊廷弼，而直接与朝廷联系。当时，王化贞在广宁拥兵12万，而熊廷弼在山海关仅有5000兵马，经略徒有虚名。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利用明朝经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亲率八旗大军，向广宁进发。二十日，渡过辽河，二十一日，攻占辽西前沿要塞——西平堡，直逼广宁。广宁城中富家大户早已逃奔，官将暗通后金，士兵漫无纪律，百姓惊恐不安。王化贞的心腹游击孙得功暗中投降后金，故意在城内制造混乱，城中军民纷纷携带家眷夺门出逃。他“堵城门，封银库，封火药”，以待后金军入城。城中军民一片惊慌，幸好有人及时搭救，王化贞才得以逃脱。二十四日，孙得功等率人剃发，出城3里，夹道跪迎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城。
广宁兵败，朝廷将主要的罪责归咎于熊廷弼。王化贞被逮捕入狱，熊廷弼却被斩首陈尸，籍产追赃，成为明朝腐朽政治的牺牲品。
后金占领辽、沈和广宁之后，控制了辽河东西的广大地区。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他认为，沈阳是四通八达之处，居此，“西征大明”，“北征蒙古”，“南征朝鲜”，都很便利；且可兼收这一带的山河林木之利。从此沈阳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中心，后称为盛京。
明朝广宁溃败后，以日讲官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督师山海关，专主辽事。孙承宗督师4年，惩逃将、“清冒破”、汰冗兵、练士卒、筑城堡、缮甲仗、买马匹、采木石、军备大整。他在战略上坚持“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思想，使辽东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明朝的方向转变。特别是他重用杰出的将领袁崇焕，对遏制后金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
袁崇焕力主积极防御，坚守关外，屏障关内，营筑宁远，以图大举。到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孙承宗与袁崇焕合计，遣将率兵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城池、驻军队、进图恢复大计。但是，由于朝中党争激烈，孙承宗被魏忠贤罢官，阉党分子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辽东形势急转直下。
高第本人素不知兵，以谄附阉党得受封疆重任。其到任后，色厉内荏、畏敌如虎，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诸城的守军，将器械、枪炮、粮袜、弹药全部移至关内，放弃关外400里。袁崇焕力争兵不可撤、城不可弃、民不可移、田不可荒。高第凭借其势焰，不但执意要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而且传檄撤防宁远、前屯两城。时任宁前道的袁崇焕，决心与守地共存亡，誓死不撤兵。高第无可奈何，只能撤防其他守地，将兵民尽驱入关，丢弃粮谷1万余石，导致军心不振、民怨沸腾、哭声震野。此时，宁远已是一座孤城，袁崇焕率领1万多官兵在此驻守，誓与城池共存亡。
努尔哈赤在占领广宁后的5年里，虽派兵夺取旅顺，但未曾大举进攻明朝。一方面是由于他在整顿内部，训练军队，忙于镇压统治区内广大汉人的反抗；同时，更由于孙承宗、袁崇焕守边有方，无懈可击。一向善于伺机而动的努尔哈赤，当得到孙承宗罢去、高第庸懦、宁远孤守的情报后，便决定师指宁远城，进攻袁崇焕。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统13万大军，号称20万，从沈阳出发，直扑宁远。高第闻警丧胆，龟缩于山海关，拥兵不救。袁崇焕在强敌压境、后无援帅、孤城自守的危急时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他采纳参将祖大寿的意见，不与争锋，塞门死守。袁崇焕“刺血为书，极以忠艾，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
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军西渡辽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指孤城宁远。大军一到，先派人传汗旨，劝投降，但遭到袁崇焕的严词拒绝。后金军队对宁远城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骑兵步兵一拥而上，万矢齐射城上，并险些掘开城墙，攻陷城池。明军在城上，发矢镞、掷礌石、发火球、投药罐，战斗从清晨至深夜，后金兵积尸城下。努尔哈赤挥师连日多次倾力攻城，始终不克，连他本人也被红衣大炮击伤，被迫全部回师。宁远之役成为他起兵42年以来的第一次战败。
努尔哈赤回到沈阳后，一直焦躁不安、忧愁难眠、积恨成疾，加之宁远之役受伤又未痊愈、痈疽突发，遂往清河汤泉沐养。后病势危重，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在由清河返回沈阳途中死去。
努尔哈赤到了晚年，经常考虑汗位的继承问题。所立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均未如愿而作罢。决定不立继承人，日后由众贝勒推举新汗，并实行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凡军国大事都要共同商讨处理，不许一人独断专行。他死时的四大贝勒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是阿济格、多铎、岳托、豪格。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属旁支不能争位。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的生母，努尔哈赤晚年宠爱的大福晋纳喇氏殉死。多尔衮兄弟年少，又失去依靠，便无力争夺汗位。莽古尔泰生性鲁钝，代善性情宽柔，且早先已失去汗父宠爱，又被削夺一旗。
最后，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袁崇焕没有趁机进袭沈阳，相反却亲自派部将傅有爵率30多人到沈阳吊唁努尔哈赤，并祝贺皇太极登基。无疑，袁崇焕认识到这场战争打下去，要消灭后金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即使不行，也能附带了解对方的虚实。
皇太极深知自己承继汗位，面临来自后金内部和明朝军事进攻的两大威胁。足智多谋的皇太极首先考虑的是内部的巩固，其次是缓和与明朝的剑拔弩张的关系。而这两者又是互为依存的，没有稳固的后金，难以对付明朝官军的袭击；若不与明朝缓和关系，也难有时间处理和调整自己登上汗位之后所引起的诸种冲突和矛盾。因此，当袁崇焕为实施议和而探听后金虚实，以给努尔哈赤吊丧庆贺新汗皇太极为名，派遣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一行34人赴沈阳时，皇太极一眼就看出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背后所掩藏的真实意图，心想若能付诸实践，对后金的稳固也能争取到有利的时机。所以，对来使盛情款待，且令其参观军兵营帐。1月之后，皇太极命方吉纳、温塔石等随傅有爵等回访袁崇焕，借以达到其预期目的。
皇太极在稳固统治过程中，一改努尔哈赤时期“共议国政”的格局，提高汗位，削弱八旗贝勒权力，重新任命总管大臣和辅佐大臣，形成以天聪汗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使后金统治内部渐渐趋于稳定。与此相联系，皇太极于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为解除后顾之忧，出兵朝鲜，迫其屈服，历时两月余，结束战斗，皇太极如愿以偿。这是皇太极利用议和争取到的时间所取得胜利。
袁崇焕提出与后金议和以争取时间加强兵备的初衷并没有得到朝廷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尽管如此，袁崇焕一面上书朝廷，予以解释；一面加紧防御设施的建设，修复山海关外锦州、中左、大凌等城堡。虽有朝中大臣在魏忠贤的操纵下，上书反对袁崇焕的议和之举，但“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400里外，金汤益固”。明熹宗才放下心来，表示谅解，大臣也不再为此说三道四。
皇太极与袁崇焕表面上对议和热情，但都没有使对方上当受骗，双方都以此为手段，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袁崇焕借机修复城池，加强兵备，目的在于进一步进击后金，收复失地；皇太极有了时间稳固内部、逼服朝鲜、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当皇太极的兵马从朝鲜凯旋，在沈阳设宴庆功时，得到情报，方知袁崇焕修城筑堡、屯种自给、选将练兵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而且迅速、卓有成效、志不在小、直接构成了对自己的威胁。于是，便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决定率兵清除这一威胁，于五月六日从沈阳出发，抵达广宁，分三路进军，先后攻占大小凌河和右屯卫等城堡，会师锦州，四面合围。
不料，锦州城防坚固，且有大将雄兵驻守，连攻十多日，锦州岿然不动。皇太极无奈，只好撤围进攻宁远。袁崇焕等将帅率兵等待已久，宁远城坚不可摧。皇太极仍不分析形势、一味进攻，代善等劝阻，不为所动，气愤地说：“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卫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取胜，其何以扬我国威耶？”看来，皇太极有其难言之隐和苦衷，尤其是在他登上汗位之后首次向明朝开战，胜与负，都关系重大。然而，当其愿望与现实相背离时，只有仔细分析背离的原因，方可达到目的。皇太极在当时并没有如此考虑，挥师进攻锦州，疲于奔命的士兵，哪有战斗力可言！终于由于死伤惨重，无可奈何地撤围返回沈阳。这就是袁崇焕使皇太极南侵受挫的“宁锦大捷”，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袁崇焕总结此战取胜原因是“人人敢死”，“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但是，魏忠贤却把“宁锦大捷”的功劳归到自己名下，反诬告袁崇焕不救锦州，主张议和。熹宗下诏“准其回籍调理”。这样的朝廷，政治如此腐败，不亡国实在是天理难容。袁崇焕离职之后，对宁锦防线又有人提出非议，甚至要求锦州撤防。这时正逢熹宗去世，堂兄弟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皇帝。
崇祯帝即位后很想挽回明朝的败势，有所作为。他一上任，就召回袁崇焕，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令他仍然坐镇宁远。
后金宁远惨败，努尔哈赤郁愤而死；宁锦大败，又士气大挫。皇太极常因此“愤恨于心胸之间，必欲灭此而朝食，必计会兵而攻取”。在他统治时期始终把进攻明朝视为最终目的。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一日，皇太极亲率10万大军绕过明朝袁崇焕坚守的宁远、锦州防线，从喜峰口、龙井关一带毁边墙而进入明朝内地。后金兵连降汉儿庄、马兰营，攻克遵化，经蓟州、三河、顺义、通州等地，进逼北京。在京郊，皇太极巧施反间计，促使明崇祯帝杀掉袁崇焕，为后金除去了心腹大患。后金兵在北京附近地区，挥师往来如入无人之地，明大将满桂在永定门外被斩杀，京畿一带被后金兵蹂躏殆遍。
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在关外还发动了大凌河战役，以拔除明将祖大寿，意在加强宁、锦防线而修筑的大凌河城，为日后夺取宁、锦扫清道路。皇太极采用在城外长期围困的办法，后金兵在大凌河城周围50里内，挖壕四道，按八旗左右翼方位共扎营盘45座，将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明朝由锦州派去的4万解围马步兵，被皇太极率兵击败。总兵祖大寿在被围三个多月、救援无望、城中食尽的情况下，被迫出降。1万多名守城明军皆剃发，后金兵入城后，“不杀一人”，皇太极遂命平毁大凌河城后回师沈阳。祖大寿提出前往锦州做内应，皇太极慨然应允，祖大寿一去不返。
皇太极攻下大凌河城之后，不想再集中兵力攻宁锦防线，而想进入关内，直逼北京。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亲率弟弟多尔衮、多铎等后金大将，带7万多兵马，分四路入明朝边境。明军毫无准备，后金各路大军势如破竹，先后攻占应州（今山西应县）、代州（今山西代县）、灵丘（今山西灵丘）等城，到处抢劫掠夺，破坏明朝的经济。而明朝的一些将领看到后金军不过抢掠而已，并无心攻城，也就不太在意。皇太极在山西、河北用兵3个月以后，就主动撤回沈阳。
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并仿照汉制即皇帝位，史称清太宗。皇太极称帝之后，同年五月，就派大军再次征明，以其弟骁将英郡王阿济格率10万人马分三路入边，自延庆进入居庸关、昌平，矛头直指京师。明廷一面宣布京师戒严，一面调兵遣将。清军自昌平进攻京西，受到明军阻击，就率师直抵良乡，而后又占领京城北边的沙河、清河。由于清军这次进袭仍然是以掠夺为目的，他们很快就撤离沙河、清河，东攻宝坻，西陷房山，南下涿州；随后，清军又攻平谷、密云、固安、雄县、定州等许多城镇。阿济格在掠夺了七八万人畜和大量物资之后，乘胜班师回沈阳。
皇太极的策略是打一阵，就向明廷提出议和。和、战两手运用自如，而明廷虽然吃了这么多败仗，还不能放下架子议和。那时候，明朝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和，而宣化、大同总督卢象升和侍读学士黄道周主战。崇祯帝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曾有和意，但顾及天朝大国的面子，不便明说，甚至也不让主和的杨嗣昌明说议和之事。而只有镇守山海关的太监高起潜秉承上意，曾派了个算命瞎子周元忠，由几人陪同去沈阳与清朝议和。其时皇太极远征蒙古不在沈阳，留守人员接待了他们。周元忠等人回来时，带了清朝敦促明朝采取措施实现和平的信，但那时明清战事缓和了一些，崇祯帝也就没有理睬议和的事。
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皇太极以明朝不肯议和为口实，大举兴师伐明，向北京以西至山西一带分路进攻，明朝京师受到了严重威胁，崇祯帝慌忙调集各地兵马入援京师。
洪承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奉命入京的，这在洪承畴的人生经历上是个重要的转折。
正当洪承畴在西北剿杀“流贼”之时，东北的后金政权迅速壮大，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威胁。
女真人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由“遗甲十三副”起兵，发展到“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统一语言俱征服”，使“诸部始合为一”。他前后用了多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的全部和海西、“野人”女真的大部分，基本上结束了女真社会的长期分裂、割据、动乱的局面，从而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地域扩大，人口增多，因此迫切需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在原有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大披箭”。长期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证一人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兵猎完毕即解散。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对牛录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将陆续编立的“牛录”，定为300人为一“牛录”，以“牛录”组旗。5“牛录”为1“甲喇”，5“甲喇”为1“固山”（旗），旗分黄、白、红、蓝四色。后来，又“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1人（旗主），副职“梅勒额真”2人，每“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每“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每旗有7500人，八旗总共有6万人。女真所有人员都编入旗下“牛录”，“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八旗额真之上，由努尔哈赤总辖，他的子侄被分授为各旗之主。当时，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次子代善领正红、镶红两旗，侄子阿敏领镶蓝旗，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八子皇太极领正白旗，孙子杜度领镶白旗，其他一些子侄则分辖若干牛录，隶于各旗旗主之下。
八旗制度的特点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旗人“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平时耕猎为民，战时披甲当兵。披甲的比例并不固定，根据需要有时1“牛录”出50甲，有时出100甲，多的时候达到1“牛录”出150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1“牛录”出甲兵100人。这样一来，努尔哈赤不仅将女真人统一编制起来，而且还建立起一支拥有数万精兵的八旗军队。
在统一了女真诸部，又进行了初步的政权建设后，努尔哈赤认为“帝业已成”，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在赫图阿拉称汗登位，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开始成为与明王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地方割据政权。
天命二年（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女真地区遭遇凶年，灾荒严重，饿殍塞路，百姓四处乞食，老弱填壑。努尔哈赤为了把女真人的不满、怨恨引向明朝，并企图通过战争的胜利和对汉人财富的掠夺，以缓和后金的社会危机，开始积极准备对明作战。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宣布“今岁必征明”；三月，命八旗将士“治甲胄，修军器，豫畜牧”；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攻明。他亲率右翼四旗攻打抚顺，明抚顺守将李永芳举城投降，同时还命左翼四旗攻取东州、马根单等地。明辽东巡抚李国翰急忙派遣总兵官张承荫率兵万人前往救援，遭后金兵伏击，主帅阵亡，全军覆没。七月，努尔哈赤又率兵入鸦鹘关，攻占清河、一堵墙、碱场等地。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明廷上下一片恐慌，万历皇帝也感到“辽左覆军陨将，虚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明王朝为了巩固其在辽东的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明廷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并从全国调兵遣将，筹饷集粮，购马置械，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各路大军云集辽阳，共有8万多人，加上被迫征调参战的叶赫兵1万人，朝鲜兵13000人等，总计十多万人，号称47万，以张声势。
杨镐与诸将制定了声东击西，分兵合围，直捣赫图阿拉城的进攻方案。以总兵杜松率领明军主力，出抚顺关攻其西；以总兵马林会合叶赫兵，出靖安堡攻其北；以总兵李如柏率兵，出鸦鹘关攻其南；以总兵刘颋会集朝鲜兵，出晾马佃攻其东。杨镐坐镇沈阳，为诸路军总指挥。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作战方案后，并没有分散兵力，四面出击，而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召集诸贝勒及大臣商讨对策时说：“明使我见南（即东）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6万兵力，先破西路明军，然后视情况各个击破。
三月初一，杜松率领明军渡浑河时遭到后金兵的伏击，他带领大部分明军渡过浑河，而龚念遂则率领未能渡河的明兵退驻斡珲鄂模。杜松留2万人在萨尔浒山扎营，自率1万人马攻打界凡城。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兵力分散，阵势混乱，对众贝勒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便派代善率两旗截击杜松，使其不能回军救援萨尔浒明军，自己亲率六旗兵马向驻守萨尔浒的明军发动猛烈进攻，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西逃，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被阻击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杜松战死，全军覆没。
三月初一晚间，马林带领北路明军到达尚间崖，派潘宗颜率领一军驻守斐芬山，这样和斡珲鄂模的龚念遂部互为犄角，彼此声援。次日清晨，努尔哈赤趁其立足未稳，首先击溃驻守斡珲鄂模的明军，随之又大败尚间崖的明军，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最后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消灭。
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率军回到界凡时，得知刘颋带领的东路明军已到阿布达里冈，距离赫图阿拉只有50里了，城内人心浮动。他迅速回到赫图阿拉，自己率领4000人守城，派代善、皇太极等人带领大军奔赴东线迎击刘颋。初四日，后金兵乔装成明军，接近明军阵地，突然向明军发动进攻，刘颋被杀，全军覆没。初五日，后金兵南下，在富察地方把朝鲜兵团团包围，迫使其最终投降。
杨镐得知三路大军兵败，急令南路李如柏部火速撤兵，总算幸免于难。
努尔哈赤取得了萨尔浒之战的重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辽东的形势，从此以后，明朝完全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后金则开始由防守转入进攻。同年六月，努尔哈赤又轻取开原，斩杀守城总兵马林。后金在开原大掠三日，然后付之一炬，满载所获“子女财帛”而归。七月，后金兵攻陷铁岭，守城游击喻成名等人由于外无援兵，内有叛徒，城陷后阵亡。八月，因开原、铁岭已失，海西叶赫部孤立无援，也为后金所灭。
正当努尔哈赤频频得手、连连得志的时候，明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驰骑兼程，来到辽阳。熊廷弼的到来，使辽东形势一时发生急剧变化。他初抵辽阳后，便巡视各地。当时，沈阳、辽阳军民人人思逃，官员都害怕前往出巡。熊廷弼却只带几百士卒，自虎皮驿亲抵沈阳，又趁雪夜赶赴抚顺关，勘察形势。由于明军常遭败绩，官将终日兀兀，畏敌如虎。熊廷弼为严肃军纪，怒斩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献首各坛，举哀大哭，以祭死节兵民。顿时“居民哀感，官军恐傈”。熊廷弼又诛杀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柏。顿时辽东号令专一，军纪肃然。
在对敌方针上，熊廷弼提出“以守为稳”，“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他奏请朝廷集兵18万、马9万匹，分驻清河等六处险要地方，画地而守。后金兵善于骑射、长于野战、但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短于攻坚。明军斗志不旺，但拥有众多火器，可以凭借坚固城池；据险扼守、以逸待劳、稳定战局、伺机而进。熊廷弼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稳定了陷于混乱状态的前线。由于他精心策划，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兵、将、马、粮、火器、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守备大固”。
但是，就在明朝辽东形势有所好转，后金挥戈南进不畅的时候，明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大臣之间，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互相攻击。熊廷弼虽在边防功绩可嘉，但他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不徇私受贿，也不曲意逢迎，因而得罪了朝中的一些人。明廷遂派袁应泰取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袁应泰受职后，杀白马祭神，愿与辽事相始终。但他本人虽精敏强毅，善于治政，却短于用兵，执法太宽，对熊廷弼所做“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的蒙古人，遂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敞开了方便之门。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经略易人后，于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亲率5万大军进攻沈阳。当时，沈阳城中有守兵2万多，城外援兵4万多，人数多于后金，完全可以凭借坚城利炮守住。努尔哈赤见机行事，采取智取猛攻并用，先夺城池，后灭援兵的方针，于十三日派兵挑战，诈败诱敌。武举出身的明总兵贺世贤不知是计，贪功出城迎战。
努尔哈赤见明军进入埋伏中，下令围攻。贺世贤且战且退，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逃往辽阳，被他拒绝了，他说：“身为大将不能守住城池，又有何脸面去见经略呢？”他挥动铁鞭，接连杀敌数十人，最后因多处中箭，落马而死。努尔哈赤一面命精兵在城外追击贺世贤，一面指挥八旗主力全力攻城。城上明军接连发炮，奋勇抵抗。当城中闻听贺世贤兵败后，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的蒙古人乘机内应，砍断城门桥索，放下吊桥，八旗兵乘机而入，攻占沈阳，城中军民有七、八万人被杀。
当沈阳被围的时候，经略袁应泰和巡按张铨已经布置了各路援兵，前往增援沈阳。明总兵童仲揆、陈策统率川、浙兵由辽阳北上援沈，当他们行至辽、沈之间的浑河时，得报沈阳已经失陷。陈策下令还师，但游击周敦吉等一些部将坚决请战。于是明军便分为两部：周敦吉等率川兵渡河，结营于桥北；童仲揆与陈策率浙兵结营于桥南。
努尔哈赤得到侦报后，急命右翼四旗向正在渡河的明军猛扑过来。周敦吉等人刚刚过桥，尚未布阵，就与四面围攻上来的八旗兵展开了激战。明军奋勇杀敌，先后打退八旗兵的三次围攻，杀死敌兵二、三千人。最终由于寡不敌众，明军疲惫不支，周敦吉等将领战死，士兵死伤大半，仅有少数人退到桥南岸的浙兵营中。八旗兵乘胜进击，很快又将浙兵营重重包围起来。明军在营中向敌人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枕藉。当浙兵营中火药用尽后，双方开始短兵相接，童仲揆、陈策相继战死，明军无一人生还。
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在攻克沈阳后的第五天，决定向辽阳进发。辽阳是明朝辽东的首府，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辽阳城池坚固，环城设置重炮，其中7门重3000多斤，一发可击毙敌兵数百人，其余炮重也有一二千斤。城外设围壕数道，池深水满，沿濠布满火器。沈阳失陷后，辽阳便失去屏障，危如累卵。经略袁应泰急令撤回各路兵死守辽阳，13万大军，缘城布列，加强防守。
三月十九日，努尔哈赤开始包围辽阳。八旗兵见辽阳城池险固，守兵众多，很多人意志沮丧，企图退却。努尔哈赤见状说道：“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说罢，“匹马独进”。顿时，八旗兵军心大振，转怯为勇。袁应泰本已与诸将确定主守的战略，但当八旗兵进抵辽阳城下时，却亲督5位总兵官出城5里处结阵，与八旗军对垒。双方经过激烈厮杀，明军溃败。袁应泰忽守忽战，导致军心不稳。
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在东门和小西门开始组织攻城。八旗军泄濠水、树云梯、列楯车，拼死攻城；明军放火箭、掷火罐，隔濠射击，奋力抗御。一度双方展开肉搏战，杀得难解难分，战斗一直进行到天亮。
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督率左右翼军，对辽阳城发起总攻。明军在城上扣弦发矢进行抵抗。傍晚，正当双方苦战时，混入城内的后金奸细放火做内应，小西门火药库起火，各军窝铺、城内草场全部化为灰烬，城内大乱，守城军士溃败。八旗兵先从西门攻入，袁应泰见城楼起火，便知城陷，遂在城东北的镇远楼上，佩剑印，自缢而死。巡按张铨被俘后，不为诱惑所动，宁死不屈，被后金缢死。辽阳遂告陷落。努尔哈赤下令城中汉人一律剃发，以示归顺。
后金攻占辽阳后，接着，“数日，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整个辽河以东尽为后金占据，明军退守辽河以西。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将都城迁到辽阳。辽、沈失陷，明朝举国震惊。于是明廷决定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收拾辽东残局。命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同时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驻广宁，受经略节制。
熊廷弼上任后，仍然主张以守为攻，固守辽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图收复辽、沈。而王化贞“素不习兵，轻视大敌”，主张以攻为守。于是经抚不和，意见相左，经略主守，巡抚主战。熊廷弼本是王化贞的上司，但王化贞恃仗自己朝中有人，不听指挥，往往有事不经过熊廷弼，而直接与朝廷联系。当时，王化贞在广宁拥兵12万，而熊廷弼在山海关仅有5000兵马，经略徒有虚名。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利用明朝经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亲率八旗大军，向广宁进发。二十日，渡过辽河，二十一日，攻占辽西前沿要塞——西平堡，直逼广宁。广宁城中富家大户早已逃奔，官将暗通后金，士兵漫无纪律，百姓惊恐不安。王化贞的心腹游击孙得功暗中投降后金，故意在城内制造混乱，城中军民纷纷携带家眷夺门出逃。他“堵城门，封银库，封火药”，以待后金军入城。城中军民一片惊慌，幸好有人及时搭救，王化贞才得以逃脱。二十四日，孙得功等率人剃发，出城3里，夹道跪迎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城。
广宁兵败，朝廷将主要的罪责归咎于熊廷弼。王化贞被逮捕入狱，熊廷弼却被斩首陈尸，籍产追赃，成为明朝腐朽政治的牺牲品。
后金占领辽、沈和广宁之后，控制了辽河东西的广大地区。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他认为，沈阳是四通八达之处，居此，“西征大明”，“北征蒙古”，“南征朝鲜”，都很便利；且可兼收这一带的山河林木之利。从此沈阳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中心，后称为盛京。
明朝广宁溃败后，以日讲官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督师山海关，专主辽事。孙承宗督师4年，惩逃将、“清冒破”、汰冗兵、练士卒、筑城堡、缮甲仗、买马匹、采木石、军备大整。他在战略上坚持“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思想，使辽东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明朝的方向转变。特别是他重用杰出的将领袁崇焕，对遏制后金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
袁崇焕力主积极防御，坚守关外，屏障关内，营筑宁远，以图大举。到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孙承宗与袁崇焕合计，遣将率兵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城池、驻军队、进图恢复大计。但是，由于朝中党争激烈，孙承宗被魏忠贤罢官，阉党分子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辽东形势急转直下。
高第本人素不知兵，以谄附阉党得受封疆重任。其到任后，色厉内荏、畏敌如虎，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诸城的守军，将器械、枪炮、粮袜、弹药全部移至关内，放弃关外400里。袁崇焕力争兵不可撤、城不可弃、民不可移、田不可荒。高第凭借其势焰，不但执意要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而且传檄撤防宁远、前屯两城。时任宁前道的袁崇焕，决心与守地共存亡，誓死不撤兵。高第无可奈何，只能撤防其他守地，将兵民尽驱入关，丢弃粮谷1万余石，导致军心不振、民怨沸腾、哭声震野。此时，宁远已是一座孤城，袁崇焕率领1万多官兵在此驻守，誓与城池共存亡。
努尔哈赤在占领广宁后的5年里，虽派兵夺取旅顺，但未曾大举进攻明朝。一方面是由于他在整顿内部，训练军队，忙于镇压统治区内广大汉人的反抗；同时，更由于孙承宗、袁崇焕守边有方，无懈可击。一向善于伺机而动的努尔哈赤，当得到孙承宗罢去、高第庸懦、宁远孤守的情报后，便决定师指宁远城，进攻袁崇焕。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统13万大军，号称20万，从沈阳出发，直扑宁远。高第闻警丧胆，龟缩于山海关，拥兵不救。袁崇焕在强敌压境、后无援帅、孤城自守的危急时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他采纳参将祖大寿的意见，不与争锋，塞门死守。袁崇焕“刺血为书，极以忠艾，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
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军西渡辽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指孤城宁远。大军一到，先派人传汗旨，劝投降，但遭到袁崇焕的严词拒绝。后金军队对宁远城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骑兵步兵一拥而上，万矢齐射城上，并险些掘开城墙，攻陷城池。明军在城上，发矢镞、掷礌石、发火球、投药罐，战斗从清晨至深夜，后金兵积尸城下。努尔哈赤挥师连日多次倾力攻城，始终不克，连他本人也被红衣大炮击伤，被迫全部回师。宁远之役成为他起兵42年以来的第一次战败。
努尔哈赤回到沈阳后，一直焦躁不安、忧愁难眠、积恨成疾，加之宁远之役受伤又未痊愈、痈疽突发，遂往清河汤泉沐养。后病势危重，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在由清河返回沈阳途中死去。
努尔哈赤到了晚年，经常考虑汗位的继承问题。所立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均未如愿而作罢。决定不立继承人，日后由众贝勒推举新汗，并实行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凡军国大事都要共同商讨处理，不许一人独断专行。他死时的四大贝勒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是阿济格、多铎、岳托、豪格。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属旁支不能争位。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的生母，努尔哈赤晚年宠爱的大福晋纳喇氏殉死。多尔衮兄弟年少，又失去依靠，便无力争夺汗位。莽古尔泰生性鲁钝，代善性情宽柔，且早先已失去汗父宠爱，又被削夺一旗。
最后，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袁崇焕没有趁机进袭沈阳，相反却亲自派部将傅有爵率30多人到沈阳吊唁努尔哈赤，并祝贺皇太极登基。无疑，袁崇焕认识到这场战争打下去，要消灭后金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即使不行，也能附带了解对方的虚实。
皇太极深知自己承继汗位，面临来自后金内部和明朝军事进攻的两大威胁。足智多谋的皇太极首先考虑的是内部的巩固，其次是缓和与明朝的剑拔弩张的关系。而这两者又是互为依存的，没有稳固的后金，难以对付明朝官军的袭击；若不与明朝缓和关系，也难有时间处理和调整自己登上汗位之后所引起的诸种冲突和矛盾。因此，当袁崇焕为实施议和而探听后金虚实，以给努尔哈赤吊丧庆贺新汗皇太极为名，派遣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一行34人赴沈阳时，皇太极一眼就看出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背后所掩藏的真实意图，心想若能付诸实践，对后金的稳固也能争取到有利的时机。所以，对来使盛情款待，且令其参观军兵营帐。1月之后，皇太极命方吉纳、温塔石等随傅有爵等回访袁崇焕，借以达到其预期目的。
皇太极在稳固统治过程中，一改努尔哈赤时期“共议国政”的格局，提高汗位，削弱八旗贝勒权力，重新任命总管大臣和辅佐大臣，形成以天聪汗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使后金统治内部渐渐趋于稳定。与此相联系，皇太极于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为解除后顾之忧，出兵朝鲜，迫其屈服，历时两月余，结束战斗，皇太极如愿以偿。这是皇太极利用议和争取到的时间所取得胜利。
袁崇焕提出与后金议和以争取时间加强兵备的初衷并没有得到朝廷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尽管如此，袁崇焕一面上书朝廷，予以解释；一面加紧防御设施的建设，修复山海关外锦州、中左、大凌等城堡。虽有朝中大臣在魏忠贤的操纵下，上书反对袁崇焕的议和之举，但“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400里外，金汤益固”。明熹宗才放下心来，表示谅解，大臣也不再为此说三道四。
皇太极与袁崇焕表面上对议和热情，但都没有使对方上当受骗，双方都以此为手段，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袁崇焕借机修复城池，加强兵备，目的在于进一步进击后金，收复失地；皇太极有了时间稳固内部、逼服朝鲜、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当皇太极的兵马从朝鲜凯旋，在沈阳设宴庆功时，得到情报，方知袁崇焕修城筑堡、屯种自给、选将练兵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而且迅速、卓有成效、志不在小、直接构成了对自己的威胁。于是，便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决定率兵清除这一威胁，于五月六日从沈阳出发，抵达广宁，分三路进军，先后攻占大小凌河和右屯卫等城堡，会师锦州，四面合围。
不料，锦州城防坚固，且有大将雄兵驻守，连攻十多日，锦州岿然不动。皇太极无奈，只好撤围进攻宁远。袁崇焕等将帅率兵等待已久，宁远城坚不可摧。皇太极仍不分析形势、一味进攻，代善等劝阻，不为所动，气愤地说：“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卫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取胜，其何以扬我国威耶？”看来，皇太极有其难言之隐和苦衷，尤其是在他登上汗位之后首次向明朝开战，胜与负，都关系重大。然而，当其愿望与现实相背离时，只有仔细分析背离的原因，方可达到目的。皇太极在当时并没有如此考虑，挥师进攻锦州，疲于奔命的士兵，哪有战斗力可言！终于由于死伤惨重，无可奈何地撤围返回沈阳。这就是袁崇焕使皇太极南侵受挫的“宁锦大捷”，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袁崇焕总结此战取胜原因是“人人敢死”，“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但是，魏忠贤却把“宁锦大捷”的功劳归到自己名下，反诬告袁崇焕不救锦州，主张议和。熹宗下诏“准其回籍调理”。这样的朝廷，政治如此腐败，不亡国实在是天理难容。袁崇焕离职之后，对宁锦防线又有人提出非议，甚至要求锦州撤防。这时正逢熹宗去世，堂兄弟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皇帝。
崇祯帝即位后很想挽回明朝的败势，有所作为。他一上任，就召回袁崇焕，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令他仍然坐镇宁远。
后金宁远惨败，努尔哈赤郁愤而死；宁锦大败，又士气大挫。皇太极常因此“愤恨于心胸之间，必欲灭此而朝食，必计会兵而攻取”。在他统治时期始终把进攻明朝视为最终目的。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一日，皇太极亲率10万大军绕过明朝袁崇焕坚守的宁远、锦州防线，从喜峰口、龙井关一带毁边墙而进入明朝内地。后金兵连降汉儿庄、马兰营，攻克遵化，经蓟州、三河、顺义、通州等地，进逼北京。在京郊，皇太极巧施反间计，促使明崇祯帝杀掉袁崇焕，为后金除去了心腹大患。后金兵在北京附近地区，挥师往来如入无人之地，明大将满桂在永定门外被斩杀，京畿一带被后金兵蹂躏殆遍。
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在关外还发动了大凌河战役，以拔除明将祖大寿，意在加强宁、锦防线而修筑的大凌河城，为日后夺取宁、锦扫清道路。皇太极采用在城外长期围困的办法，后金兵在大凌河城周围50里内，挖壕四道，按八旗左右翼方位共扎营盘45座，将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明朝由锦州派去的4万解围马步兵，被皇太极率兵击败。总兵祖大寿在被围三个多月、救援无望、城中食尽的情况下，被迫出降。1万多名守城明军皆剃发，后金兵入城后，“不杀一人”，皇太极遂命平毁大凌河城后回师沈阳。祖大寿提出前往锦州做内应，皇太极慨然应允，祖大寿一去不返。
皇太极攻下大凌河城之后，不想再集中兵力攻宁锦防线，而想进入关内，直逼北京。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亲率弟弟多尔衮、多铎等后金大将，带7万多兵马，分四路入明朝边境。明军毫无准备，后金各路大军势如破竹，先后攻占应州（今山西应县）、代州（今山西代县）、灵丘（今山西灵丘）等城，到处抢劫掠夺，破坏明朝的经济。而明朝的一些将领看到后金军不过抢掠而已，并无心攻城，也就不太在意。皇太极在山西、河北用兵3个月以后，就主动撤回沈阳。
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并仿照汉制即皇帝位，史称清太宗。皇太极称帝之后，同年五月，就派大军再次征明，以其弟骁将英郡王阿济格率10万人马分三路入边，自延庆进入居庸关、昌平，矛头直指京师。明廷一面宣布京师戒严，一面调兵遣将。清军自昌平进攻京西，受到明军阻击，就率师直抵良乡，而后又占领京城北边的沙河、清河。由于清军这次进袭仍然是以掠夺为目的，他们很快就撤离沙河、清河，东攻宝坻，西陷房山，南下涿州；随后，清军又攻平谷、密云、固安、雄县、定州等许多城镇。阿济格在掠夺了七八万人畜和大量物资之后，乘胜班师回沈阳。
皇太极的策略是打一阵，就向明廷提出议和。和、战两手运用自如，而明廷虽然吃了这么多败仗，还不能放下架子议和。那时候，明朝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和，而宣化、大同总督卢象升和侍读学士黄道周主战。崇祯帝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曾有和意，但顾及天朝大国的面子，不便明说，甚至也不让主和的杨嗣昌明说议和之事。而只有镇守山海关的太监高起潜秉承上意，曾派了个算命瞎子周元忠，由几人陪同去沈阳与清朝议和。其时皇太极远征蒙古不在沈阳，留守人员接待了他们。周元忠等人回来时，带了清朝敦促明朝采取措施实现和平的信，但那时明清战事缓和了一些，崇祯帝也就没有理睬议和的事。
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皇太极以明朝不肯议和为口实，大举兴师伐明，向北京以西至山西一带分路进攻，明朝京师受到了严重威胁，崇祯帝慌忙调集各地兵马入援京师。
洪承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奉命入京的，这在洪承畴的人生经历上是个重要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