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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清廉节俭，正身育人
诸葛亮流传后世的文字里，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自表后主》，这是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上呈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奏表，原文内容是这样的：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翻译为白话文应该是这样的：我从前侍奉先帝，生活费用依赖国家，不需要自己谋求别的营生。如今我在成都有桑树800株，微薄的田地15顷，供给儿女穿衣吃饭是有富余的。至于我领兵在外作战，没有别的收入和开销，吃穿费用都依赖国家，没有另外去从事其他的营生，增加一分一厘的收入。到我死的时候，绝不使家内家外有多余的财产，以免辜负陛下的信任。
《自表后主》既是诸葛亮的遗嘱，表明他死后对其家人、子女的交代和要求——言明自己不会让其子女借其名敛财；同时，上言皇上，显示了臣对君的绝对忠诚和清白，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洁身自好，处事严谨，而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报家产的丞相。
我们来从这篇文章里考察一下诸葛亮究竟有多少财产。“有桑八百株”即种植了800株的桑树。桑叶可以养蚕，蚕丝可以织锦，而成都盛产蜀锦，桑树便可视为财产。那800株的桑树占地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如果一棵桑树占地10平方米，那么，桑林总占地8000平方米，也就是说才十几亩地，最多不超过20亩。“田15顷”又是个什么概念呢？汉代1顷为100亩，15顷即1500亩。汉代每亩折合今亩为0.69亩。15顷合为今亩约为1035亩。
在今天看来，1000亩土地不是个小数，但在古代封建社会，土地是私人财产的主要构成形式，我们把这1000亩地放到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来考量一下，就可以较为客观准确地看出诸葛亮的财产状况在当时社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在古代封建社会，官员占地是被政府所允许的。《晋书·食货志》曾经记录了一个当时政府颁布的“占田法”，其中对各级官员可以占田的最大量做出了规定，具体标准是这样的：“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从这个“占田法”中我们可以得知，作为一品丞相的诸葛亮，他所拥有的田地于朝廷允许的50顷还相差很远，只相当于当时的八品官吏。
与当时蜀汉地区的地主相比，他的家产也只能相当于一个一般地主。当时蜀汉豪族空前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般地主只拥有数百亩土地，家产总值在4万至100万之间；一般豪族，有土地1000亩以上，家产总值100万至1000万之间，在一个县中属大族之一；中、大型豪族，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家产在1000万以上，为几个邻县或一郡中的大族豪门。他们都掌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与他们相比，诸葛亮的家产和日常生活，可以说是只能过日子，连“富足”二字都谈不上。
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占地的标准则为：“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封建社会家庭人丁众多，以三口男丁，两个女子组成的一个封建小家庭为单位来看，这个普通百姓家庭可以拥有的土地是270亩，相当于现在的186亩。
诸葛亮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说明这800株桑树和1000亩左右的土地，是整个诸葛亮家族的主要生活依靠和来源。由此可见，蜀汉丞相诸葛亮拥有的财产，只相当于八品官员可以拥有的财产，整个家族的财产状况，和普通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差别不大。
按理说，诸葛亮作为蜀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收入应该是不会低的。汉代丞相秩万石，月俸360斛（1斛等于10斗），钱6万。蜀汉的官员俸禄是多少，没有详细的记载。史书记载，刘备入成都以后，论功行赏，曾赏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500斤、银1000斤、钱5000万、锦1000匹。他也曾对李严提到，他受到过80万斛的赏赐。而且他奉行节俭，开支有限，应该有大量财产节余的，而他最后的家产却只相当于一个八品小吏，甚至在他给李严答复的书信中，表示“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意思是说平常的收入只够用而已，妻妾甚至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诸葛亮的俸禄和得到的赏赐是丰富的，他在《答李严书》中自称“禄赐百亿”，但他提倡“将不可吝”，说：“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他所得的绝大部分财物应该都用于赏赐有功将士了。我们来看《三国志》里记载的这么一个故事，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一出祁山，遭到街亭之败。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部队丝毫不乱，军用物资也没有什么遗失，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让赵云赏赐手下的将士。这个实例印证了诸葛亮“将不可吝”的思想，既然吩咐赵云赏赐手下的将士，可见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所以，他自己的大部分收入，可能都被用于赏赐属下将士了。
关于诸葛亮家产的去向，还有几种猜测。
其一，用于恢复生产，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刘备托孤诸葛亮后，蜀汉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执政后没有立刻征讨南方叛乱，而是进行经济建设，让百姓休养生息，其中，兴修水利，实行屯田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诸葛亮的财产也有可能投入其中了。
其二，用来抚恤阵亡将士、医治战争创伤。大家都知道刘备入川后，212年12月讨伐刘璋，到214年占据成都打了一年多的仗，之后216年到219年是汉中争夺战，222年刘备伐吴。益州的刘备政权短短十年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打仗就需要征兵，而夷陵之战，蜀汉政权元气大伤，损失数万将士和多名将军，百姓更是饱受战争戕害。刘备在夷陵战败后驻守永安，223年病亡，医治蜀汉帝国的战争创伤、振奋士气人心的重任落在受托孤之重的诸葛亮身上。阵亡将士的家属需要安抚、伤残的士兵需要安置、黎民百姓的生活需要保障，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金钱。可看看当时风雨飘摇的蜀汉政权，战败后物资、粮草损失惨重，加之南方诸郡叛乱，财政紧张可想而知。有猜想认为诸葛亮可能是将自己的财产拿出，用于抚恤历次战争中的伤亡将士，抚慰饱受战争之苦的益州百姓，安定军心民心，稳定政府统治。
其三，用于北伐战争。战争日耗万金，尤其是蜀汉北伐需要翻越险峻的秦岭进军中原，财力、物力消耗巨大。当时蜀汉政府的财政并不富裕，战争要训练、装备数万名士兵；储备大量的粮草和军需物资；发放军饷；打造各种武器、器械、铠甲；保证后勤供应；还要抚恤伤亡士兵及家属。《后主传》记录“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木牛流马毕，教兵讲武。”也就是说诸葛亮在汉中的六七年里进行了军士屯田，此外还练兵、修桥、筑路、制造木牛流马、建造了存储粮食的斜谷邸阁。根据以上史料有猜想认为诸葛亮的财产可能是用于战争及军屯了。
不管诸葛亮的财产究竟用在了何处，在他病逝后，后主刘禅派人清点了他的财产，确实如《自表后主》中所说，做到了“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试问自古以来身居高位的封建官僚有几人能做到像诸葛亮一样？
我们来看看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官员的情况。魏明帝临终让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主曹芳，他们与诸葛亮应该是同级别的官员，他们的家产和生活与诸葛亮相比简直不是同一个档次。史载曹爽倚仗他是托孤重臣，骄奢淫逸，为所欲为，他的饮食和车马装饰，足可以与皇帝所用的相比。宫廷的珍宝古玩，充斥于他家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后庭中妻妾充盈，他还私下迎娶了七八个先帝宫中女官才人为妾，把将吏、师工、鼓吹乐师和良家子女共33人硬留在家中。曹爽还伪造诏书，发送皇宫中女官才人57人到铜雀台，让先帝的嫔妃教她们学习歌舞用为乐技。他还营造洞穴密室，悬挂绮罗于四周做屏障，多次与人在其中饮酒作乐，就连曹爽的亲信，驸马何晏，也伙同他人瓜分了几百顷桑田，还剥夺了皇帝预备赏赐王公近臣的汤沐田，作为私家的产业。司马懿在发动政变之前，虽然赋闲在家，仍有财力养死士3000人，想来财产不会少，控制魏国朝纲后，为晋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银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俨然是皇帝的派头。同样是托孤重臣，同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诸葛亮的清廉节俭和曹爽、司马懿的骄奢淫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清廉如此，难怪要备受人民的尊重和怀念了。
诸葛亮高尚的道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执政时，处处尊德崇德，注重榜样的作用，他躬行节俭、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各种美德，希望用自己的言行来教化蜀汉官员，从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崇德尚德之风。在他的带动和潜移默化下，蜀汉官员耳濡目染，以德行高尚为美，就算他离开了人世，他优良的品德依然垂范着他的继任者，起着很强的示范作用，蜀汉政权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稳定，政治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离不开他道德垂范的作用。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今湖南湘乡）人。刘备夺取武陵、零陵、长沙、桂阳江南四郡后，他归附了刘备，后随从入蜀。诸葛亮非常赏识他，说他忠诚正直，是可以与他一起辅佐王业的人。他是诸葛亮选定的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诸葛亮曾秘密上表给后主说：“我若不幸去世，国家大事可以托付给蒋琬。”
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遗命葬定军山。后主刘禅遵从诸葛亮遗志，任蒋琬为尚书令，后来，又由大将军晋升为大司马。
蒋琬继承诸葛亮优良品德，他为人豁达开朗，胸襟宽大，执法公允，不徇私。
蒋琬执政时，有一个叫杨戏的东曹掾，他性格简慢粗略，常常不理人，蒋琬是他的上级，与他交谈，他都常常不搭理。有人想陷害他，便去对蒋琬说：“您与杨戏说话，他都不理您，他这样无视上级，是不是太过分呢？”蒋琬听后，默然一笑。对于杨戏这个人他是了解的，他性格的确有些不好，给人以傲慢的感觉，与上级、同僚相处得都不是很融洽，但以此记仇或心中不快而报复之，非诸葛丞相处事的作风。因此，他回答说：“人的心不同，就像人的面不同，当面赞叹而背后诽谤，是古人引以为戒的事。杨戏不搭理我，是因为他觉得赞同我的话，不是出自他的本意；不赞同我的话，又要指出我的过错。于是干脆装出沉默的样子，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
又有一个叫杨敏的督农，在背后议论蒋琬，说他做事昏庸糊涂，与诸葛丞相比起来差远了。有人将这话报与蒋琬，主管的人也因此向蒋琬请示要求严惩杨敏：“他这不是在造谣生事，破坏蜀汉内部安宁吗？”蒋琬依然一笑，说道：“我本来就不如诸葛丞相，有什么可以追究的。”主管的人心里不服，不愿意因为他的这句话而放弃追查，就说追查杨敏，问他，他所说的做事昏庸糊涂究竟是指哪件事？蒋琬还是一笑，说道：如果说不如前人，那就是办事不合理，办事不合理，不就是昏庸糊涂吗？这还有什么可追查的呀？主管的人只好放弃而去。
后来，杨敏犯罪了，被关押在监狱里。很多人都觉得他会被处死，因为他得罪了蒋琬，这将是蒋琬最好的报复机会，而且他本身也犯有重罪，不算是公报私仇。判罚的最终结果让所有人都愣了，蒋琬并无偏见，他依据事实处理，杨敏被免于重罪。
蒋琬坚定地执行了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理想，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魏强蜀弱的现实，不轻举妄动。执政12年，除了派姜维率领偏师攻袭曹魏凉州，以及延熙七年（244年）曹魏大将军曹爽进犯汉中时调兵抵御之外，他基本上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北伐曹魏这件事上，他也夙兴夜寐，积极动脑筋，想出了新的方略。他考虑到当年诸葛丞相北伐曹魏时，多次出兵秦川，但由于道路险阻，粮食运输困难，不能攻下，就想不如干脆水路东下，通过汉水、沔水袭击曹魏的兴郡和上庸郡。为了这个策略能得以贯彻，他驻扎在涪县，监造船只，不顾疾病复发，最终病死于任上。
诸葛亮清廉俭朴的作风对费祎也有很大的影响。在费祎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许靖的儿子去世了，他和好朋友董允约好一起去参加葬礼。董允便请求自己的父亲董和派车送他们前往。董和便派了一辆简陋的、与他们身份极不相符的侍从用的车去。董允一看，脸色立马变了，心中在想：“我怎么能坐这种车去呢？这不是丢我脸吗？”看看费祎，他很坦然地坐上了车。车到达目的地后，董允看见许多耀眼的车停在那里，脸色又不自然起来，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与他同去的费祎依然神色自若，面对别人诧异的眼光，一点都不觉得不自在。此事被董和知道后，不由得感叹：“我今天终于知道他们两个哪个更优秀了。”
费祎清正廉洁，家教甚严，对子女不搞特殊化，颇有诸葛亮的遗风。史书上说他没有积蓄家财，命令子女们穿布衣，吃简单粗糙的饭食，出入都不派车辆跟随，与一般老百姓家庭没有什么差别。
董允也是蜀汉政权的一名重要官员，他与诸葛亮、蒋琬、费祎一起被人称为蜀汉“四英”。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直谏后主刘禅少纳妃子，其实他受诸葛亮影响而具有的优秀品质还有其他很多方面。
董允谦于待人，有一次，他和费祎等人约好了出去游玩，连马车都准备好了，立即就要出发。就在这时，有一个叫董恢的襄阳人突然前来拜访。董恢时任郎中，与董允、费祎等人比较起来，可谓官小位低，他看见这些朝廷要员因为他来了，都不出去，觉得很不好意思，便请求离去，说改日再来拜访。董允不同意，请他进屋来，怕他觉得麻烦，还宽解他说：“我们出去玩的目的就是想和志趣相同的人交谈，现在你来了，不正好合适。”董恢很感动。
董允清廉为官，不肯接受朝廷额外的赏赐。那还是蒋琬任尚书令兼益州刺史时，当时蒋琬看见费祎和董允二人劳苦功高，便上表推崇他们，还为董允请求赏赐，说他在朝廷内侍奉多年，应该赐给他爵号以及土地。但董允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对于蒋琬所说的赏赐坚决予以拒绝。
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人。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首次北伐时，他投降蜀汉，时年27岁，延熙十九年（256年）升为大将军，成为蜀汉政权的最高官员。
诸葛亮非常赏识姜维，他曾在给张裔和蒋琬的信中称赞姜维，说他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思考问题全面，是凉州的上等士人。
姜维自归降蜀汉后，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他都跟随在旁，他亲眼目睹了诸葛亮对“北伐曹魏，兴复汉室”这一政治理想的坚持，这份坚持也深深地影响了姜维，深入到他骨髓，他也因此成为这项国策最为坚定的执行者。
姜维同样延续了诸葛亮清廉的作风。他位高权重，但居住的房屋破败，家里也没多余的财产。他不喜女色，蜀汉大臣郁正说他“侧室没有侍妾承欢，后院没有音乐娱乐”。他衣服只求够用，车马也只求必需，饮食也非常有节制，不奢侈、不浪费。朝廷给他的俸禄，随手就用尽。他这样做，不是沽名钓誉，有意为之，而是他本性如此，认为这样的生活就足够了。因此，姜维身上具有同诸葛亮一样清廉朴素的美德。
蒋琬、费祎、董允、姜维都是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重要官员，他们都是诸葛亮的后辈，是他的继任者，他们都曾在诸葛亮身边工作过，诸葛亮高尚的道德和人格魅力或直接或潜移默化影响了他们的言行和处事方法。尽管诸葛亮去世了，但在他们的带动下，蜀汉政权所形成的廉政风气，清明政治、同僚之间和谐的关系，还是得以延续，得以保存。
§§第四章 南征北伐，死而后已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翻译为白话文应该是这样的：我从前侍奉先帝，生活费用依赖国家，不需要自己谋求别的营生。如今我在成都有桑树800株，微薄的田地15顷，供给儿女穿衣吃饭是有富余的。至于我领兵在外作战，没有别的收入和开销，吃穿费用都依赖国家，没有另外去从事其他的营生，增加一分一厘的收入。到我死的时候，绝不使家内家外有多余的财产，以免辜负陛下的信任。
《自表后主》既是诸葛亮的遗嘱，表明他死后对其家人、子女的交代和要求——言明自己不会让其子女借其名敛财；同时，上言皇上，显示了臣对君的绝对忠诚和清白，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洁身自好，处事严谨，而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报家产的丞相。
我们来从这篇文章里考察一下诸葛亮究竟有多少财产。“有桑八百株”即种植了800株的桑树。桑叶可以养蚕，蚕丝可以织锦，而成都盛产蜀锦，桑树便可视为财产。那800株的桑树占地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如果一棵桑树占地10平方米，那么，桑林总占地8000平方米，也就是说才十几亩地，最多不超过20亩。“田15顷”又是个什么概念呢？汉代1顷为100亩，15顷即1500亩。汉代每亩折合今亩为0.69亩。15顷合为今亩约为1035亩。
在今天看来，1000亩土地不是个小数，但在古代封建社会，土地是私人财产的主要构成形式，我们把这1000亩地放到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来考量一下，就可以较为客观准确地看出诸葛亮的财产状况在当时社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在古代封建社会，官员占地是被政府所允许的。《晋书·食货志》曾经记录了一个当时政府颁布的“占田法”，其中对各级官员可以占田的最大量做出了规定，具体标准是这样的：“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从这个“占田法”中我们可以得知，作为一品丞相的诸葛亮，他所拥有的田地于朝廷允许的50顷还相差很远，只相当于当时的八品官吏。
与当时蜀汉地区的地主相比，他的家产也只能相当于一个一般地主。当时蜀汉豪族空前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般地主只拥有数百亩土地，家产总值在4万至100万之间；一般豪族，有土地1000亩以上，家产总值100万至1000万之间，在一个县中属大族之一；中、大型豪族，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家产在1000万以上，为几个邻县或一郡中的大族豪门。他们都掌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与他们相比，诸葛亮的家产和日常生活，可以说是只能过日子，连“富足”二字都谈不上。
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占地的标准则为：“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封建社会家庭人丁众多，以三口男丁，两个女子组成的一个封建小家庭为单位来看，这个普通百姓家庭可以拥有的土地是270亩，相当于现在的186亩。
诸葛亮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说明这800株桑树和1000亩左右的土地，是整个诸葛亮家族的主要生活依靠和来源。由此可见，蜀汉丞相诸葛亮拥有的财产，只相当于八品官员可以拥有的财产，整个家族的财产状况，和普通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差别不大。
按理说，诸葛亮作为蜀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收入应该是不会低的。汉代丞相秩万石，月俸360斛（1斛等于10斗），钱6万。蜀汉的官员俸禄是多少，没有详细的记载。史书记载，刘备入成都以后，论功行赏，曾赏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500斤、银1000斤、钱5000万、锦1000匹。他也曾对李严提到，他受到过80万斛的赏赐。而且他奉行节俭，开支有限，应该有大量财产节余的，而他最后的家产却只相当于一个八品小吏，甚至在他给李严答复的书信中，表示“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意思是说平常的收入只够用而已，妻妾甚至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诸葛亮的俸禄和得到的赏赐是丰富的，他在《答李严书》中自称“禄赐百亿”，但他提倡“将不可吝”，说：“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他所得的绝大部分财物应该都用于赏赐有功将士了。我们来看《三国志》里记载的这么一个故事，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一出祁山，遭到街亭之败。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部队丝毫不乱，军用物资也没有什么遗失，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让赵云赏赐手下的将士。这个实例印证了诸葛亮“将不可吝”的思想，既然吩咐赵云赏赐手下的将士，可见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所以，他自己的大部分收入，可能都被用于赏赐属下将士了。
关于诸葛亮家产的去向，还有几种猜测。
其一，用于恢复生产，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刘备托孤诸葛亮后，蜀汉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执政后没有立刻征讨南方叛乱，而是进行经济建设，让百姓休养生息，其中，兴修水利，实行屯田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诸葛亮的财产也有可能投入其中了。
其二，用来抚恤阵亡将士、医治战争创伤。大家都知道刘备入川后，212年12月讨伐刘璋，到214年占据成都打了一年多的仗，之后216年到219年是汉中争夺战，222年刘备伐吴。益州的刘备政权短短十年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打仗就需要征兵，而夷陵之战，蜀汉政权元气大伤，损失数万将士和多名将军，百姓更是饱受战争戕害。刘备在夷陵战败后驻守永安，223年病亡，医治蜀汉帝国的战争创伤、振奋士气人心的重任落在受托孤之重的诸葛亮身上。阵亡将士的家属需要安抚、伤残的士兵需要安置、黎民百姓的生活需要保障，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金钱。可看看当时风雨飘摇的蜀汉政权，战败后物资、粮草损失惨重，加之南方诸郡叛乱，财政紧张可想而知。有猜想认为诸葛亮可能是将自己的财产拿出，用于抚恤历次战争中的伤亡将士，抚慰饱受战争之苦的益州百姓，安定军心民心，稳定政府统治。
其三，用于北伐战争。战争日耗万金，尤其是蜀汉北伐需要翻越险峻的秦岭进军中原，财力、物力消耗巨大。当时蜀汉政府的财政并不富裕，战争要训练、装备数万名士兵；储备大量的粮草和军需物资；发放军饷；打造各种武器、器械、铠甲；保证后勤供应；还要抚恤伤亡士兵及家属。《后主传》记录“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木牛流马毕，教兵讲武。”也就是说诸葛亮在汉中的六七年里进行了军士屯田，此外还练兵、修桥、筑路、制造木牛流马、建造了存储粮食的斜谷邸阁。根据以上史料有猜想认为诸葛亮的财产可能是用于战争及军屯了。
不管诸葛亮的财产究竟用在了何处，在他病逝后，后主刘禅派人清点了他的财产，确实如《自表后主》中所说，做到了“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试问自古以来身居高位的封建官僚有几人能做到像诸葛亮一样？
我们来看看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官员的情况。魏明帝临终让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主曹芳，他们与诸葛亮应该是同级别的官员，他们的家产和生活与诸葛亮相比简直不是同一个档次。史载曹爽倚仗他是托孤重臣，骄奢淫逸，为所欲为，他的饮食和车马装饰，足可以与皇帝所用的相比。宫廷的珍宝古玩，充斥于他家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后庭中妻妾充盈，他还私下迎娶了七八个先帝宫中女官才人为妾，把将吏、师工、鼓吹乐师和良家子女共33人硬留在家中。曹爽还伪造诏书，发送皇宫中女官才人57人到铜雀台，让先帝的嫔妃教她们学习歌舞用为乐技。他还营造洞穴密室，悬挂绮罗于四周做屏障，多次与人在其中饮酒作乐，就连曹爽的亲信，驸马何晏，也伙同他人瓜分了几百顷桑田，还剥夺了皇帝预备赏赐王公近臣的汤沐田，作为私家的产业。司马懿在发动政变之前，虽然赋闲在家，仍有财力养死士3000人，想来财产不会少，控制魏国朝纲后，为晋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银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俨然是皇帝的派头。同样是托孤重臣，同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诸葛亮的清廉节俭和曹爽、司马懿的骄奢淫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清廉如此，难怪要备受人民的尊重和怀念了。
诸葛亮高尚的道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执政时，处处尊德崇德，注重榜样的作用，他躬行节俭、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各种美德，希望用自己的言行来教化蜀汉官员，从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崇德尚德之风。在他的带动和潜移默化下，蜀汉官员耳濡目染，以德行高尚为美，就算他离开了人世，他优良的品德依然垂范着他的继任者，起着很强的示范作用，蜀汉政权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稳定，政治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离不开他道德垂范的作用。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今湖南湘乡）人。刘备夺取武陵、零陵、长沙、桂阳江南四郡后，他归附了刘备，后随从入蜀。诸葛亮非常赏识他，说他忠诚正直，是可以与他一起辅佐王业的人。他是诸葛亮选定的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诸葛亮曾秘密上表给后主说：“我若不幸去世，国家大事可以托付给蒋琬。”
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遗命葬定军山。后主刘禅遵从诸葛亮遗志，任蒋琬为尚书令，后来，又由大将军晋升为大司马。
蒋琬继承诸葛亮优良品德，他为人豁达开朗，胸襟宽大，执法公允，不徇私。
蒋琬执政时，有一个叫杨戏的东曹掾，他性格简慢粗略，常常不理人，蒋琬是他的上级，与他交谈，他都常常不搭理。有人想陷害他，便去对蒋琬说：“您与杨戏说话，他都不理您，他这样无视上级，是不是太过分呢？”蒋琬听后，默然一笑。对于杨戏这个人他是了解的，他性格的确有些不好，给人以傲慢的感觉，与上级、同僚相处得都不是很融洽，但以此记仇或心中不快而报复之，非诸葛丞相处事的作风。因此，他回答说：“人的心不同，就像人的面不同，当面赞叹而背后诽谤，是古人引以为戒的事。杨戏不搭理我，是因为他觉得赞同我的话，不是出自他的本意；不赞同我的话，又要指出我的过错。于是干脆装出沉默的样子，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
又有一个叫杨敏的督农，在背后议论蒋琬，说他做事昏庸糊涂，与诸葛丞相比起来差远了。有人将这话报与蒋琬，主管的人也因此向蒋琬请示要求严惩杨敏：“他这不是在造谣生事，破坏蜀汉内部安宁吗？”蒋琬依然一笑，说道：“我本来就不如诸葛丞相，有什么可以追究的。”主管的人心里不服，不愿意因为他的这句话而放弃追查，就说追查杨敏，问他，他所说的做事昏庸糊涂究竟是指哪件事？蒋琬还是一笑，说道：如果说不如前人，那就是办事不合理，办事不合理，不就是昏庸糊涂吗？这还有什么可追查的呀？主管的人只好放弃而去。
后来，杨敏犯罪了，被关押在监狱里。很多人都觉得他会被处死，因为他得罪了蒋琬，这将是蒋琬最好的报复机会，而且他本身也犯有重罪，不算是公报私仇。判罚的最终结果让所有人都愣了，蒋琬并无偏见，他依据事实处理，杨敏被免于重罪。
蒋琬坚定地执行了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理想，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魏强蜀弱的现实，不轻举妄动。执政12年，除了派姜维率领偏师攻袭曹魏凉州，以及延熙七年（244年）曹魏大将军曹爽进犯汉中时调兵抵御之外，他基本上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北伐曹魏这件事上，他也夙兴夜寐，积极动脑筋，想出了新的方略。他考虑到当年诸葛丞相北伐曹魏时，多次出兵秦川，但由于道路险阻，粮食运输困难，不能攻下，就想不如干脆水路东下，通过汉水、沔水袭击曹魏的兴郡和上庸郡。为了这个策略能得以贯彻，他驻扎在涪县，监造船只，不顾疾病复发，最终病死于任上。
诸葛亮清廉俭朴的作风对费祎也有很大的影响。在费祎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许靖的儿子去世了，他和好朋友董允约好一起去参加葬礼。董允便请求自己的父亲董和派车送他们前往。董和便派了一辆简陋的、与他们身份极不相符的侍从用的车去。董允一看，脸色立马变了，心中在想：“我怎么能坐这种车去呢？这不是丢我脸吗？”看看费祎，他很坦然地坐上了车。车到达目的地后，董允看见许多耀眼的车停在那里，脸色又不自然起来，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与他同去的费祎依然神色自若，面对别人诧异的眼光，一点都不觉得不自在。此事被董和知道后，不由得感叹：“我今天终于知道他们两个哪个更优秀了。”
费祎清正廉洁，家教甚严，对子女不搞特殊化，颇有诸葛亮的遗风。史书上说他没有积蓄家财，命令子女们穿布衣，吃简单粗糙的饭食，出入都不派车辆跟随，与一般老百姓家庭没有什么差别。
董允也是蜀汉政权的一名重要官员，他与诸葛亮、蒋琬、费祎一起被人称为蜀汉“四英”。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直谏后主刘禅少纳妃子，其实他受诸葛亮影响而具有的优秀品质还有其他很多方面。
董允谦于待人，有一次，他和费祎等人约好了出去游玩，连马车都准备好了，立即就要出发。就在这时，有一个叫董恢的襄阳人突然前来拜访。董恢时任郎中，与董允、费祎等人比较起来，可谓官小位低，他看见这些朝廷要员因为他来了，都不出去，觉得很不好意思，便请求离去，说改日再来拜访。董允不同意，请他进屋来，怕他觉得麻烦，还宽解他说：“我们出去玩的目的就是想和志趣相同的人交谈，现在你来了，不正好合适。”董恢很感动。
董允清廉为官，不肯接受朝廷额外的赏赐。那还是蒋琬任尚书令兼益州刺史时，当时蒋琬看见费祎和董允二人劳苦功高，便上表推崇他们，还为董允请求赏赐，说他在朝廷内侍奉多年，应该赐给他爵号以及土地。但董允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对于蒋琬所说的赏赐坚决予以拒绝。
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人。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首次北伐时，他投降蜀汉，时年27岁，延熙十九年（256年）升为大将军，成为蜀汉政权的最高官员。
诸葛亮非常赏识姜维，他曾在给张裔和蒋琬的信中称赞姜维，说他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思考问题全面，是凉州的上等士人。
姜维自归降蜀汉后，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他都跟随在旁，他亲眼目睹了诸葛亮对“北伐曹魏，兴复汉室”这一政治理想的坚持，这份坚持也深深地影响了姜维，深入到他骨髓，他也因此成为这项国策最为坚定的执行者。
姜维同样延续了诸葛亮清廉的作风。他位高权重，但居住的房屋破败，家里也没多余的财产。他不喜女色，蜀汉大臣郁正说他“侧室没有侍妾承欢，后院没有音乐娱乐”。他衣服只求够用，车马也只求必需，饮食也非常有节制，不奢侈、不浪费。朝廷给他的俸禄，随手就用尽。他这样做，不是沽名钓誉，有意为之，而是他本性如此，认为这样的生活就足够了。因此，姜维身上具有同诸葛亮一样清廉朴素的美德。
蒋琬、费祎、董允、姜维都是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重要官员，他们都是诸葛亮的后辈，是他的继任者，他们都曾在诸葛亮身边工作过，诸葛亮高尚的道德和人格魅力或直接或潜移默化影响了他们的言行和处事方法。尽管诸葛亮去世了，但在他们的带动下，蜀汉政权所形成的廉政风气，清明政治、同僚之间和谐的关系，还是得以延续，得以保存。
§§第四章 南征北伐，死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