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诸葛亮

第一节 联络东吴，重修盟好

　　刘禅即位，诸葛亮担任丞相期间，尽心尽力地辅佐后主，厉行法治、任用贤才、整顿吏治、发展生产……通过一系列措施，使蜀汉从战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孙权取荆州，杀关羽后，吴蜀两国关系彻底破裂，孙权转投曹操，向曹操摇尾乞怜，纳贡称臣。夷陵之战后，虽通使谈和，但相互猜忌之心并未消除。诸葛亮本人一直奉行“联吴抗魏”的政策，他执政后，随即开始着手修复双边关系，蜀汉政府涌现出邓芝、费祎、陈震等几位杰出的外交家，他们数次受诸葛亮委派出使东吴，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是东汉光武帝功臣邓禹的后裔。邓芝自幼聪慧伶俐，年轻时仕途不顺，怀才不遇，东汉末年入蜀避乱。他的外交才华是刘备首先发现的，刘备占据益州时，邓芝是郫（今四川郫县）邸阁督，只是一个守粮仓的小官。一次，刘备到郫县巡视，与他交谈中发现他口才不凡，于是对他加以提拔。

　　刘备逝世后，急需改善吴蜀关系，诸葛亮想选派一位才干卓绝、善于雄辩的人去出使东吴，恰巧这时邓芝来为吴蜀结盟的事情向诸葛亮进言，他说：“丞相，如今主上年幼，初登大宝，应该派遣大臣出使东吴重结盟好。”

　　诸葛亮顿时精神振奋，多日来忧心忡忡的情绪一扫而光，对邓芝说：“这个问题我已想了许久，但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胜任的人，原来早有合适人选了啊！”

　　邓芝又问：“这个人是谁？”

　　诸葛亮胸有成竹地答道：“不就是你吗！”

　　其实邓芝此次前来，一则是作为一名有修为的官员对当前的时政向上司提出一些见解，二则也有点毛遂自荐的意思。他可能还不曾想到诸葛亮的确知人善任，很快就派他以中郎将的身份代表蜀国出使东吴，与孙权重修盟好。

　　邓芝到了东吴后，孙权将他安置在使臣接待处休息，却迟迟不肯接见。

　　孙权想的是：蜀国弱小，与魏国长期敌对，一旦魏国发动进攻，蜀国自身难保，倘若恢复盟好，因此得罪魏国，于吴国不利。

　　邓芝十分理解孙权的顾虑，于是直接向孙权上表，直陈此次东来，不仅仅是为了蜀国，同时也是为了吴国前途着想。本来孙权处于矛盾状态，不知道如何抉择，见邓芝如此一说，他决定还是见见邓芝，看邓芝到底有何良方。邓芝一到东吴大殿，向孙权行礼后，便不慌不忙地说：

　　“吴、蜀二国据有四州（荆、扬、益、交）之地，大王您是当世英豪，诸葛亮也是一代俊杰，蜀国有崇山峻岭的天然屏障，吴国也有长江天险可以凭借，两国的长处相加，唇齿相依，互为依靠，进可以并兼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大王今日如果担心得罪魏国，而与他保持臣属关系，曹丕必然要求大王入朝，要太子去作人质，纳贡年年不断。倘使您不从命，曹丕将会以反叛之名讨伐你。届时，蜀国顺流而下，恐怕您辛苦创建的江南之地就要易主了！”

　　邓芝的话字字珠玑，特别是质子的事情刺痛了孙权的心，因为不久前，曹丕就曾令吴太子入魏为质，威胁说：

　　“早上孙登（太子）入魏，晚上南进大兵便召回。”

　　孙权对邓芝的分析深深叹服，当即做出与曹魏断绝交往的决定，双方在抗击曹魏上再次达成共识，摒弃前嫌，携手合作。

　　第二年夏天，孙权派了辅义中郎将张温入蜀答礼，先后受到后主刘禅和丞相诸葛亮的盛情款待，张温自以为得志，颇有傲慢之色。临别时，诸葛亮又率领文武百官在长亭设宴饯行，众人都到齐了，唯有这年被诸葛亮选任为益州别驾的学士秦宓还未至，诸葛亮接连派人去催，张温甚感诧异，不禁问诸葛亮：“此是何人？”诸葛亮说：“益州学士秦宓。”张温嘴上不说，心中却有些不悦。这位张温在东吴是很有名气的，做过孙权的太子太傅，这次使蜀，应对答辩，使蜀中亦“甚贵其才”。

　　大概张温当时觉得这位益州学士太有点拿架子了，所以等秦宓一到，就情不自禁地当着诸葛亮的面，问秦宓：“君称学士，真有所学吗？”秦宓正色而言：“蜀中五尺孩童皆学，何况小人！”张温再问：“那你说说天有头吗？”秦宓应声而答：“有。”张温问：“在何方？”秦宓答道：“在西方。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张温又问：“天有耳吗？”秦宓回答：“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要是没有耳朵，怎么听呀？”张温又问：“天有脚吗？”秦宓回答：“有！诗云：‘天步艰难。’无脚怎么能步？”张温再问：“天有姓吗？”秦宓笑道：“有。”张温急问：“何姓？”秦宓答称：“姓刘。”张温问：“何以知之？”秦宓答道：“当今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张温又问：“太阳不是从东方升起的吗？”秦宓应声而答：“虽生于东，而没于西。”史称张温为之“大敬服”。可见《三国演义》中秦宓难张温的故事就是据此而加工渲染的。

　　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再次派遣邓芝出使东吴，行前诸葛亮将两项任务交付于邓芝，一是继续与吴通好，二是交涉释放被南中反叛首领雍闿押送而来的益州太守张裔的事宜。由于第一次双方相处融洽，再次相见，孙权和邓芝之间少了很多客套，俨然是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孙权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消灭了曹魏，天下太平，吴、蜀二主各分治一方，岂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邓芝坦率地回答：“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如果我们灭掉曹魏之后，两国的君主必定要各行其德，两国的臣子要各尽其忠，到时候整顿兵马再来争夺天下吧！”

　　邓芝的坦率、诚恳、秉直令孙权心悦诚服，他对邓芝的才干十分赏识，后来在他给诸葛亮的信中说：“丁宏言多夸张，阴化语多不实，和谐两国关系，只有邓芝胜任啊！”丁宏和阴化都是曾出使东吴的蜀臣。

　　邓芝见孙权心情很好，向他提出释放张裔的事。因张裔在吴地几年中，到处藏匿迁徙，孙权根本不知道此人，见邓芝提出，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随即应允了。张裔返蜀前，孙权出于礼貌召见了他，因张裔是成都人，孙权故意问道：

　　“蜀中寡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伤风败俗，难道贵地的风俗竟是这样的吗！”

　　这番话明显带有揶揄蜀地的意思，张裔反唇相讥道：

　　“卓文君私奔固然不光彩，但又怎能与朱买臣的妻子相比呢！”

　　朱买臣妻子嫌弃丈夫贫穷弃夫另嫁，二人都是吴人，张裔因此针锋相对以朱买臣之妻嘲讽吴地风俗之陋。

　　张裔的敏捷雄辩令孙权相当震惊，赏识器重之情溢于言表，张裔担心孙权改变主意强留自己，赶紧装傻充愣，连夜乘船西上，果然孙权派人去追，只可惜为时已晚，错过了这位良才。诸葛亮见张裔回蜀，异常欣喜，马上提拔他，后来张裔成为诸葛亮手下一位得力的助手。

　　从此，吴、蜀之间信使来往频繁，孙权刻了一颗印交给坐镇江陵的辅国将军陆逊，凡孙权给后主刘禅、丞相诸葛亮的书信，有不妥之处，就请陆逊斟酌改定后，“以印封之”，然后送去。

　　在执行诸葛亮联吴政策方面，除了邓芝，还有江夏人费祎，南阳人陈震等多人去过东吴，他们都为恢复和巩固吴蜀联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史称费祎“奉使称旨，频繁至吴”。孙权性格“滑稽”，好嘲弄人，他常常乘着酒性，对费祎问以国事，或论及一些当今世务，“辞难累至”；而费祎面对孙权给他出的难题，总是“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为屈”。孙权不仅对费祎身上所显示的这种不卑不亢的外交才干“甚器之”，极为赞赏，并且预见到费祎将会成为蜀汉的股肱之臣，因而感叹地对费祎说：“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当孙权把自己常佩的一把宝刀赠给费祎时，费祎称谢说：“臣以不才，何堪受此嘉赏？刀原本是用来讨伐反叛、禁止乱逆的，但愿大王勉建功业，和我们一起同兴汉室，臣虽愚弱，绝不会辜负大王同盟相待之意。”孙权听了，不住地点头赞许。

　　《三国演义》上说，诸葛亮最后一次出祁山时，约孙权共取中原，同分天下，命费祎到东吴下书。孙权览书大悦，立即答应起兵配备伐魏，并设宴款待费祎。宴饮之间，孙权问道：“丞相军前，用谁当先破敌？”费祎回答说：“以魏延为首。”孙权笑着说：“此人勇有余，而心不正，若一朝无孔明，恐必为祸。孔明岂未知耶？”费祎回来，把孙权的话禀告诸葛亮，诸葛亮叹息说：“真聪明之主也！吾非不知此人。为惜其勇，故用之耳。”显然这是小说作者为诸葛亮后来所谓遗计斩魏延留下伏笔。

　　细查史籍，此事虽不见诸史传，但从裴松之在《三国志》上注引的《襄阳记》中，却记载了费祎一次出使东吴，孙权在酒醉之后，不但提到魏延，而且还谈到杨仪，说此二人是“牧竖小人”，“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可见在吴蜀联盟恢复之后，孙权对蜀汉内部的人事关系是相当熟悉的。杨仪、魏延确是诸葛亮十分倚重的谋士、武将，但长期以来，诸葛亮对杨、魏二人不能和衷共事很伤脑筋，正如《三国志·杨仪传》上说：“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历史上的费祎正是由于深明诸葛丞相这一番苦心，他常在魏延、杨仪之间居中调停，史称其“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

　　从历史记载来看，固然诸葛亮临终时并未留下过斩魏延的遗计，不过，魏延在诸葛亮死后，不顾大局，举兵攻击杨仪时，费祎帮助杨仪除掉魏延却是史实。但随之杨仪自以为“功勋至大”，不满蒋琬继诸葛亮秉政，竟然说出：“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耶！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费祎眼看杨仪权欲熏心，要是这么胡闹下去，后果实在不堪设想，不得已而“密表其言”，刘禅大怒，立刻把杨仪削职为民。从魏延、杨仪这一死一废来看，应是咎由自取，不但辜负了诸葛亮一片爱才之心，也对不起费祎公忠体国、至诚相帮之意。果如孙权当时之所料，费祎在诸葛亮死后，与蒋琬同心辅政，后来又继蒋琬执政，成为蜀汉“股肱”之臣。

　　值得注意的是，吴蜀联盟虽经诸葛亮先后派邓芝、费祎等人频繁使吴，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蜀汉建兴七年（229年），当孙权称帝于武昌时，却在蜀汉朝廷内部引起了一番争议。有人认为孙权竟敢称帝，无视蜀汉的正统地位，“交之无益”，提出和东吴“绝其盟好”的主张。这时正值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占领了魏国的武都、阴平两个郡，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点小胜利之后，收兵回到汉中时，就接到后主派人从成都传来东吴群臣以“并尊二帝”的文书，并把朝廷内部的争论也向诸葛亮做了介绍，请诸葛亮作个决断。为此，诸葛亮从大局考虑，分析说：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便当移兵东（戍）〔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策之上者。若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分）〔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从诸葛亮这一番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诸葛亮在思想上也认为孙权称帝是“僭逆”行为，是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挑战，但他却并不因此就贸然主张和东吴断绝关系，相反，他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认为不但不能和孙权绝交，而且还应继续保持，甚至加强和孙权的同盟关系。诸葛亮特别提到当年汉文帝刘恒为与匈奴和亲，“卑辞匈奴”，用很谦卑的言辞给单于写过信，前不久刘先帝为与东吴和好，“优与吴盟”，割让三郡给孙权订立了湘水之盟，在他看来，这些“应权通变、弘思远益”的措施，都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对应策略，是从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绝不是目光短浅，逞一时之忿的人所能想到的。由此可见，诸葛亮是一位极其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并不拘于思想上的某种成见，而不顾客观条件蛮干一气。其实，凡历史上大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把长远的政治目的和当前客观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从而为推动历史的进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恐怕在这一点上，古今皆然。

　　经过诸葛亮这一番分析，使蜀汉臣僚认识到联吴之势在必行，即使孙权端坐不动，也对蜀汉北伐统一大业很有利，这就充分揭示出联吴仅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所以诸葛亮最后指出：“权僭之罪，未宜明也。”强调孙权称帝的所谓忤逆之罪，不宜公开宣露。

　　于是，诸葛亮立即派遣卫尉陈震去东吴，庆贺孙权正号。陈震去时，诸葛亮还特地写信给他兄长诸葛瑾介绍说：“孝起（陈震字）忠纯之性，老而益笃，及其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可见诸葛亮对陈震这次去东吴之重视，也显见诸葛亮对陈震本人之看重。

　　陈震确也是一位坚决贯彻诸葛亮联吴政策的政治家。陈震一进入吴国境内，就宣称他此行是“奉聘叙好”，并希望和东吴“各自约誓”、“示其所宜”。陈震到了武昌，向孙权献上礼物，表示祝贺。孙权和陈震“升坛歃盟”，约定灭魏之后，“交分天下”，把徐、豫、幽、青四州划给东吴；而把并、凉、冀、兖四州归给蜀汉，剩下一个司州，则以函谷关为界加以瓜分。虽然这么具体地划分了各自管辖的范围，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但从心理上却起到了加强吴蜀联盟的作用。这年九月，孙权从思想上解除了西顾之忧，放心地从武昌迁都到建业去了，而留下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

　　当然，孙刘两家的第二次联盟与第一次联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联盟是与刘备一方“跨有荆益”的战略利益同时并存的，到了第二次联盟时，无情的现实使诸葛亮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原先设想的“跨有荆益”与孙刘联盟是不可能长期并存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所以，第二次孙刘联盟，诸葛亮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承认孙权占有荆州的合理性，自己则不能再提“跨有荆益”。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孙刘联盟的恢复对蜀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蜀汉的长江三峡边境，从此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也使诸葛亮从此再无东顾之忧，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解决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