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鞠躬尽瘁——诸葛亮
> 第一节 时局动荡，举家南迁
第一节 时局动荡，举家南迁
诸葛亮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父母早亡，托庇于叔父，后隐居在隆中。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出山辅佐，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诸葛亮，字孔明，出生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他是“琅邪阳都”人。这里所说的“琅邪”是指“琅邪国”，“阳都”是指“阳都县”。东汉和西汉一样，也实行“郡国制”，即在全国的行政区划中，有的地方称“郡”，有的地方称“国”，两者级别相同，下面均辖数县。郡的长官是“太守”，由朝廷直接任免；国的首领虽是皇帝分封并可世袭的诸侯王，但实权却由朝廷直接任免的“相”掌握。两汉史书中常有“郡国守相”的说法，即指郡的“太守”和诸侯王国的“相”，两者的地位权力是相等的。“琅邪”在秦代和西汉均为郡，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37年）二月始改为国。东汉的“琅邪国”下辖开阳、诸、阳都等13个县，其国都设在开阳县（今山东临沂市北）；而“阳都县”的治所，在今山东沂南县南。据此，史载诸葛亮为“琅邪阳都”人，即指他是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
泰山之南有鲁国，北方则有齐国，濒山临海间有块相当肥沃的平原。盛产桑树和麻类植物，麻、绢等织制品使成了这里的名产。主要的大城市临沂位于渤海及泰山间，这里的人一向思虑较深，并且好做议论，行事从不轻举妄动。这些人个别能力都很强，但集体作战力则偏弱。是典型的工商社会，国家的经济力旺盛而活跃，住民大约可分成士、农、工商、工、坐商五种职业。
思虑周密，好做议论，绝不轻举妄动的性格，的确可以相当明显地在诸葛亮身上发现。从姜太公在齐地建国以来，这里一向便是南北贸易重心，经济力量旺盛，因此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地方高，东汉到六朝时代，有不少名人皆出身于此，例如协助苻坚建立前秦帝国的王导，不朽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及唐代书圣颜真卿等，都是当地的名家豪族。
另一个特色是齐国的兵学思想。齐军一向以怯战出名，因此更用心于研究战争的技巧和方法。姜太公的兵法学是战争的原则，也是生意者的策略。一代兵学宗师孙武，也是齐国人，《孙子兵法》中的准备和应变功夫，相信和齐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有关。《鬼谷子兵法》，也是以齐国为发源地，孙膑、庞涓，甚至于苏秦、张仪都是在这里学成的。除了后来在襄阳地区居住时，和当地的名士学者切磋研习外，诸葛亮的思想、言行及人生观，显然也是和齐国传统的文化相关的。
至于“诸葛”这个姓氏的来源，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世本·氏姓》记载：齐地原有姓“詹葛”者，“诸葛”一姓，乃由齐人将“詹葛”讹读为“诸葛”而来。《世本》是战国时期史官根据古代史料文献所撰之书，专记黄帝至春秋时期各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都邑、制作等内容。据此，则“诸葛”一姓最晚在春秋时即已有之。第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为诸县（今山东诸城市西南）侯，“诸葛”一姓，乃由葛婴之孙将其封地“诸”与其本姓“葛”合并而来。据此，则“诸葛”一姓在汉文帝时才产生。第三，三国韦昭《吴书》记载：诸葛瑾（诸葛亮之兄）的远祖本姓葛，是诸县人，后迁至阳都县，因阳都县也有葛姓，人们为了将两县之葛姓加以区分，遂称由诸县迁来之葛姓为“诸葛”，于是产生了“诸葛”这一姓氏。
以上三种说法，虽然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诸葛”一姓起源于今山东省，而现在的诸城市和沂南县一带，则为其具体的起源地。
诸葛亮史有明载的远祖是西汉元帝时期的诸葛丰。诸葛丰字季少，经御史大夫贡禹举荐为侍御史，后被汉元帝提拔为司隶校尉，又加秩为光禄大夫。外戚许章，奢淫不遵法度，其宾客犯事，连及许章。诸葛丰查办其事，本欲上奏朝廷，适逢许章乘车私出，诸葛丰即举节命许章下车，想要抓捕他。许章逃入宫中乞求元帝庇护，诸葛丰在后急追，元帝即收诸葛丰之节，从此不再信任他。由于诸葛丰性情刚直，揭发检举不避权贵，在朝为官者多说他的坏话，加之他经常在春夏万物生长季节抓捕惩治人犯，被认为有违天时，因此，元帝降他为城门校尉。后来他又上书检举元帝的宠臣周堪、张猛，更加惹恼了元帝，被免为庶人，终老于家。诸葛丰虽然最终被免为庶人，但其刚直之名却流传天下，当时京城编为谣谚曰：“间何阔，逢诸葛。”（《汉书·诸葛丰传》）意思是说，有些坏人为何许久不见，原来是碰上诸葛丰，被逮捕法办了。
这诸葛氏家族到了诸葛亮父亲这一代，家世虽并不显达，但多少还有点名望。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做过泰山郡郡丞，他的叔父诸葛玄和当时名门世族中的高官显宦袁术以及荆州牧刘表等都有往来。
不幸的是，诸葛亮幼小时生母章氏就病故了。在他上面有比他大5岁的哥哥诸葛瑾，下面有一个弟弟诸葛均，此外还有两个姐姐。为了抚育孤小，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诸葛亮8岁左右，父亲诸葛珪也去世了。一家子的生活就只有依靠叔父诸葛玄来安排料理。
这时天下汹汹，人心浮动。就在诸葛亮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惊天动地的黄巾农民大起义。
黄巾党人的领袖是巨鹿人（河北省南部）张角，是位非常有名的民间密医，以神秘的宗教医术，医疗患病的农民。张角的治疗法，是让患者先作自我罪行告解，再以符咒浸入饮之。先不问其效果如何，至少可以看出张角的治疗法是宗教性大于医疗性的。张角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都擅长这种神水医疗术，由于碰到苦难当头的年代，信仰者急速膨胀，总称为“太平道”。
据张角自己的说法，他曾在深山中，得到仙人传授的《太平清领书》，嘱咐他推展太平道以救世。在数十年间，以青州（现山东省）为中心，遍布冀、徐、荆、扬、兖、豫等州，拥有数十万信徒。
到了光和年间，太平道的影响力，已不止于下阶层的农民，不少地主、富豪，甚至于官僚也趋之若鹜。依《后汉书》记载，执宦官主流派集团牛耳的大常侍张让，便与张角有相当密切的来往。
眼见太平道急速膨胀，朝廷有志之士自然产生了危机意识。清流派的杨赐，首先上书主张一方面招抚流民，给予土地耕种，以安定其生活；一方面搜捕太平道在各地的领袖，以削弱其组织力量。刘陶、乐松、袁贵等也联名上书灵帝，主张逮捕张角，以免事件继续扩大。
由于亲太平道的宦官一再阻止，灵帝在软硬政策间举棋不定，终于消息外泄，反而使张角加速强化其组织。不久，张角便将全国信徒分为36“方”，大“方”编组万余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每方均由直属子弟统领指挥。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并封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共同统率着36万人马。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向信徒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当年正好是甲子年，是60年干支岁月的重新开始。张角决定在是年三月五日，散布各地的36万信徒同时起义。依照中国传统的五行思想，金、木、水、火、土的循环理论，汉王朝属火德，克火者土，因此代替汉王朝者应属土德。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的土都是黄色的，所以太平道信徒，均以黄色头巾为标帜，这也是黄巾党人的由来。
负责攻打洛阳的大方马元义，行动不够谨慎，阴谋败露被捕，同行的党人有数千人遇害。灵帝到此才恍然大悟，发出逮捕张角的通缉令。
迫不得已，张角会同两位弟弟，提早一个月起义。虽然准备不周，仍有7州28郡响应，头绑黄色头巾的党人，攻击官府，占领田园，不少郡县官吏闻风而逃，《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黄巾党人的主要战场，在洛阳附近的颍川地区，北起冀州西南区，南至南阳一带。朝廷命何皇后之兄何进为河南尹，负责攻防总指挥，实际负责作战的是司隶军区中最精锐的师团，分别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北中郎将卢植率领。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一章回便是刘备在涿郡募集义兵，响应政府号召，共同对抗黄巾党人民变的情节。刘备在此认识关羽和张飞，留下了“桃园三结义”的千古美谈。
战争初期，黄巾党人声势浩大，张角和卢植大战于冀州，卢植军团寡不敌众，被迫向南撤退，防守在颍川附近的朱俊军团亦遭击退，南阳太守在会战中阵亡。
为了保护京城洛阳的安全，皇甫嵩将主力部队布防在颍川附近。张角以数万兵马层层包围，皇甫嵩亲往前线视察，他看到黄巾党人均以茅草结营，乃趁夜色掩护，以火攻战术突击，张角军团大乱，布防在颍川南岸的朱俊军团也趁机反攻，洛阳方面前来救援的典军校尉曹操，率领骑兵部队及时赶到。三方面夹击下，黄巾党人大败，死伤高达数万人，这也是朝廷部队第一次成功阻挡黄巾党人攻击的正式记录。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八月，张角病死；十月，人公将军张梁的军团在颍川附近中了皇甫嵩埋伏，死伤3万余人，张梁本人也在溃败中遭到击杀；十一月，地公将军张宝也战死在南阳会战中，黄巾党人的主力部队，到此完全被歼灭。
但散居各地的黄巾党人仍遥相呼应。并州的白波军、冀州的黑山军、益州和青州的黄巾军，声势浩大，均让各地方官府头痛不已。皇甫嵩等虽在洛阳附近获得绝对胜利，但在数度大规模会战后，主力部队也遭到了重创，根本无力再协助各地方官府剿乱。朝廷为了巩固地方秩序，平定黄巾党人的作乱，也不得不强化北方首长的行政权及军事权。
中平五年（188年）三月，朝廷接受江夏太守刘焉的建议，扩大部分严重动乱地区刺史的权限，并改称“牧”。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资治通鉴》记载：“州任之重，自此而始。”这些地方州牧的权限逐步扩大，渐渐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朝廷也慢慢对其失去了指挥权和控制力，最终酿成了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
诸葛亮生当乱世，在黄巾起义中，他的家乡徐州琅邪郡也遭到了起义军的冲击，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汉灵帝去世的前一年（中平五年，即188年），也就是他父亲刚死的这一年冬天，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军余部又大张旗鼓，攻打郡县，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朝廷任命丹阳人陶谦为徐州刺史，很费了一番气力才把徐州的黄巾军赶走，使“州境晏然”。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政治极其腐败。汉灵帝死后，年仅14岁的少帝刘辩继位，国舅何进以大将军秉政。由于何进在解决宦官的问题上优柔寡断，异想天开地召外兵董卓入京，想借董卓之手来根除宦官。岂知董卓是一个怀有极大野心、又极端残忍暴戾的军阀。在他来到洛阳之前，何进已被宦官杀害，而何进部将袁绍勒兵悉诛宦官达2000余人之多。在外戚与宦官两败俱伤的情况下，董卓乘乱入京，废掉少帝，立了9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这就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政权落入了董卓之手。董卓在洛阳，收聚财宝，杀人为戏，奸乱宫廷，无恶不作。这一变乱，就是蔡文姬在她的《悲愤诗》中所说的“汉季失权柄，董卓乱无常”。
第二年（190年）春天，关东州郡纷纷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联军讨伐董卓。应该说从这一年起，由于东汉朝廷的名存实亡，正式拉开了豪强之间割据战争的序幕，经过长达近20年的较量，弱肉强食，相互兼并，最后出现了三分鼎立的局面。17年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开头说的“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指的就是这时的情况。
董卓在关东联军的压力下，挟持献帝逃往长安。就在董卓西迁之后，关东联军内部，彼此之间也在尔虞我诈、相互吞并。战争给胜利者带来了土地和财富，而给平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劳苦群众被逼得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奋起反抗，这就是当时青州黄巾军迅速发展起来的原因。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也就是王允联络董卓义子吕布在长安计杀董卓的这一年，青州黄巾军已发展到众至百万，邻近州郡莫不为之震恐。
这年12岁的诸葛亮也开始认识社会了，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来观察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以他幼稚的头脑来思考一些能够思考的问题。从他记事的时候起，就常常听到家里的人说起“黄巾”，两年以前徐州地区闹黄巾，他亲眼看见那些头裹黄巾，挥戈舞刀的劳苦百姓，并不那么可怕。令他感到可怕的倒是近两年从他叔父常在家里谈起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一会儿说是袁氏弟兄把宫中的宦官斩尽杀绝了；一会儿说董卓把小皇帝抢到长安去了，还放火烧毁了洛阳；一会儿又说是关东州郡为争地盘互相打了起来。从这些消息中，诸葛亮朦胧地意识到“国无宁日”，天下将要大乱了。
这一年，青州黄巾军倒没有来攻徐州，却以迅猛之势攻入兖州，一战而下任城（今山东济宁），杀掉任城相郑遂，进至东平（今山东东平），再战而阵斩兖州刺史刘岱，立时兖州无主，一片混乱。何以黄巾军在兖州能够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呢？
原因是头一年袁绍从韩馥手中夺占冀州并自领冀州牧后，又和幽州的公孙瓒为争夺河北地盘进行战争，刘岱周旋于袁绍和公孙瓒之间，首鼠两端，无所适从。后来他虽听从东郡人程昱的意见，拒绝了公孙瓒而与袁绍联合，但他心里总是不踏实。果然不久，袁绍竟任用曹操来做兖州的东郡太守，染指兖州，更增加了他的疑虑。他处在这种惶恐不安之中，哪里还想得到去防备青州的黄巾军呢？青州黄巾军也正是利用兖州防务空虚攻打进来的。当黄巾军一举而占领任城之后，济北相鲍信鉴于黄巾军声势浩大，而老百姓又向着他们，曾劝阻刘岱不要去和黄巾军硬拼，要固守险要，以逸待劳，而他偏不听从，自以为黄巾军尽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并亲自上阵督战，结果不出鲍信所料，活活地被黄巾军斩杀于阵上。
刘岱死后，兖州大乱了一些时候，兖州人士大多希望东郡太守曹操能站出来收拾局面。其实，曹操自己也真是求之不得的。经过他的部将东郡人陈宫与兖州刺史的幕僚们联络后，大家一致推举他出任兖州牧，担当起剿灭黄巾军的重任。此前，曹操曾多次和农民军交战，积累了不少经验。早先他追随皇甫嵩在颍川一带屠杀黄巾军达数万人之多，并以功升迁为济南相。去年袁绍任他为东郡太守，也是与他围剿河北黑山军有功有关。
曹操出任兖州牧，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立刻调集军队与济北相鲍信一道，就在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附近向农民军发起猛烈的攻击，尽管鲍信也落得与刘岱一样的下场，被农民军杀死在阵上，但曹操毫不示弱，他深知这是他一生成败的关键，能不能保住兖州，进而争雄天下，在此一举。因此，他亲自督率将士，厉行赏罚，经过一昼夜激战，终于把黄巾军击退，曹操紧追不舍。这年十一月，青州黄巾军在济北被迫向他投降。曹操收得降兵30余万，又得百姓100多万，他选拔其中强壮的组成一支生力军，号为“青州兵”。从此，曹操身价日高。清代学者何焯指出：“魏武之强自此始。”情况正是如此。
曹操收降青州黄巾军的消息传到徐州，徐州牧陶谦大为震惊，他早就听汝南名士许劭说过，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曹操当时依附于袁绍，而他自己则是和公孙瓒结盟对付袁绍的，因此，曹操势力的发展，不能不说对徐州是一个威胁。所以曹操消灭青州黄巾军的消息不但没有使陶谦感到欣慰，反而给他带来了恐惧。他担心有一天曹操会受袁绍的支使对徐州用兵。
果然陶谦担心的事，就在第二年秋天发生了。而引起曹操气势汹汹出兵徐州的直接原因，连陶谦自己也蒙在鼓里。原来做过太尉的曹操父亲曹嵩，因避难从故乡谯县（今安徽亳县）迁居徐州琅邪，到曹操取得兖州地盘后，就派人去通知他父亲到兖州来住，并命令兖州所属的泰山太守应劭派兵去接。由于曹嵩家财极多，装了100多辆车，一路上招摇过市，刚走到泰山郡境内的华县（今山东费县东北）、费县（今山东费县西北）之间，就被陶谦别将张闿夺去，并把曹嵩和跟随他的曹操弟弟曹德也一并杀掉，等到应劭的兵马赶到，张闿等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据说张闿携带着这批财宝投到淮南袁术那儿去了。这件事应劭是不好交代的，只得弃官而逃。曹操得知消息，气得捶胸顿足，恨得咬牙切齿，也不管是不是陶谦支使干的，非找陶谦拼命不可。
曹军进入徐州境内，一连打下了十多个城池，直抵彭域（今江苏徐州市），和陶谦带来堵截的主力军相遇，一场恶战。陶谦战败后，急忙引着败残人马退保郯城（今山东郯城县西南），再也不敢出来。曹操围攻郯城不下，他把复仇的盛怒情绪转向找徐州老百姓去出气，于是他纵兵扫荡，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仅一次在泗水边上就坑杀男女数万口，使泗水为之不流。
当时，徐州在曹兵来到之前，还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区，关中和中原地区的人民纷纷来此避难。曹操的父亲不是也到此来避难了吗，而且还居住在诸葛亮的故乡琅邪郡。经过曹操这次大屠杀，徐州被糟蹋得残破不堪，有的城池连一个人影子也找不到，不但人没有了，连鸡犬也消灭光了。经过这次徐州的大屠杀，也使曹操以其残忍而闻名于世。
曹操在徐州折腾了一个秋冬，到下一年（汉献帝兴平元年，即194年）春天，才暂时回到兖州，经过一番休整之后，夏天又再次进攻徐州。由于陶谦这次得到公孙瓒的支援，派了平原相刘备率领关羽、张飞等领兵到徐州来帮助他，心里踏实些了。可是，曹操这次进攻徐州，依然来势凶猛，一举攻下5城，掠地至琅邪、东海。这一次，诸葛亮的故乡也直接遭到了破坏。
当曹操在郯城东边击败陶谦和刘备的联军，正准备拿下都城的时候，突然接到荀彧从兖州派人送来的信，说的是陈留太守张邈和陈宫勾结、共迎吕布为兖州牧的消息，曹操看后，强忍住内心的惊恐，外表上却不动声色，迅速地从徐州撤兵赶回兖州去了。
徐州经曹操这两次所加的兵灾，弄得满目凄凉、一片荒残的景象。战争使人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也给诸葛亮一家带来了剧烈的变化。早些时袁术和刘表都曾先后派人来请诸葛玄出去做官，诸葛玄鉴于世乱纷纷，官很难做，再加之哥哥死后留下一大家子，也实在走不开，便都婉言辞谢了。但最近这两年，诸葛玄眼看徐州战乱不止，再难安身下去了，心里也正盘算着把家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恰好这时，袁术又派人带来任命他为豫章太守的书信，诸葛玄便决定留下诸葛瑾在家照顾继母，并看管家财，其余诸葛亮姐弟都随他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任上去。这样，诸葛亮一家就分离了。
从徐州北部经由豫州，南下到豫章的路途上，这几年的兵荒马乱最为严重，曹操及陶谦间几度恶战，不少民变都发生在这个地方。青少年期的诸葛亮亲眼目睹战争对社会所带来的恶果，土地荒废，百姓妻离子散，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剑铤而走险，从事盗匪生涯。这种悲惨情境，对诸葛亮的人生观想必有着深远的影响。
更不幸的是，诸葛玄到任后不久，东汉朝廷又派朱皓为豫章太守，使豫章太守的位置闹了双胞。不过朱皓上任的时候，由扬州刺史刘镖处借得大批军队，直接向“非正牌”的诸葛玄施压。诸葛玄方面，袁术虽然声势浩大，但正和曹操准备交战中，自顾不暇，根本无法给诸葛玄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何况自己非朝廷命官，名不正言不顺，势单力薄，自然无力抵挡，为了顾全面子及家人安全，只得匆匆撤离。
家乡是不愿也不可能回去，诸葛玄只好将诸葛亮一家带到荆州的襄阳城，去投靠老朋友荆州刺史刘表了。
荆州刺史刘表早年也名列“八俊”之一，声望崇高，是清流派在官场中的主要领袖之一。他不赞成卷入不必要的争执中，所以一向闭关自守，既未参加董卓和反董卓联盟间的战争，对袁绍、袁术兄弟间的明争暗斗也保持中立，所以荆州内部还算安稳，不太受汉末战乱的影响，而且文风鼎盛，是个相当不错的“避难港”。
不过，由山东到江西，再由江西到湖北，辗转千里之远，光是逆着长江到荆州，就要有十几天的舟楫颠簸之苦，这对年轻的诸葛亮而言，倒也增长了不少见识，流离之间，也会体念了家园及和平的重要性。
初到襄阳，诸葛玄先安顿诸葛亮等人在驿馆休息，自己即去州牧府拜见刘表。两人早在京城游学时就一见如故，数十年后再见，二人已过中年，其中曲折难以言说。刘表顾念旧情安排诸葛玄一家安心住下。凭借叔父的关系，诸葛亮得以进入刘表所设的“学业堂”中学习儒学经典。诸葛亮的家学渊源，以儒学为宗，他幼年受父、叔的教诲及兄长的启迪，在学业上打下了一些基础。由于家庭迭遭变故，母父先后亡故，再加上随叔父辗转流离，诸葛亮学业的大进、识见的成长，主要是来襄阳后的事情。学业堂由汉末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司马徽主持。司马徽，字德操，颍川人士，人称“水镜先生”。他是从颍川避难荆州的著名学者，擅长古文经学，是当时名士。诸葛亮跟随水镜先生学习古代儒学经典，除此之外，诸葛亮于诸子百家、算术、音乐、卜数、医药、弓弩等无不涉猎。司马徽很快就发现了他这位学生的过人之处。他对诸葛亮坎坷的身世十分同情，对他超然的才华也相当欣赏。司马徽本人高风亮节的作风、超凡脱尘的气质，对诸葛亮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切的。
转眼间，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已长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到了出嫁的年龄。借助刘表的权势和名望，诸葛玄虽未谋一官半职，但已然跻身襄阳上层社会中了。他为诸葛亮的大姐选择了蒯家蒯祺为婿，为诸葛亮二姐选择了庞德公之子庞山民为婿。蒯家是刘表倚重的荆州世族，庞山民之父庞德公是襄阳鸿儒硕彦。大姐家在襄阳和宜城之间，路途较远，诸葛亮不能常去，而二姐家就在襄阳城东南的岘山下，离诸葛亮就读的学业堂不远，诸葛亮经常去看望姐姐。二姐夫的父亲正是德高望重的名士庞德公。庞德公学识渊博、不愿出仕，诸葛亮每至府探望姐姐，常常向庞德公趋谒受教。诸葛亮以师礼对待庞德公，每次来访，独拜于床下。起初庞德公不以为意，后来接触多了，发现诸葛亮不是一般庸碌青年，于是对诸葛亮青睐有加，多方指点，并誉之为“卧龙”。由于彼此情志相投，亦师亦友，庞德公对诸葛亮的了解越来越深，十分赞赏其学识为人，“卧龙”的雅号经庞德公之口传开了。
建安二年（197年），诸葛亮17岁时，又一件令诸葛亮十分伤心的事情发生了，叔父诸葛玄病逝了。诸葛玄弥留之际，将诸葛亮和诸葛均叫到病榻前，嘱咐他们要认真读书，增长学问，将来一旦做官，要忠于职守、不谋私利、清正廉洁。兄弟二人跪在叔父身边点头答应着，诸葛玄将要交代的事情说完便合目而终了。诸葛亮兄弟幼年跟随叔父生活，与叔父的感情十分深厚，此时叔父撒手人寰，令二人肝肠寸断！二人强忍悲痛，在刘表等人的帮助下处理完叔父的后事便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
叔父一去，诸葛亮顿失靠山，政治上无人扶持，经济上陷入窘境，幼弟诸葛均尚小，自己又不愿寄人篱下，给姐姐们增添负担，思前想后，二人决定搬到距离襄阳不远的乡村居住，这样既可以通过耕耘土地，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同时又可以利用农闲到襄阳游学，汲取教益。兄弟二人最终决定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定居。在漂泊动荡的岁月中，诸葛亮姐弟4人相扶相携，感情甚笃，如今二位姐姐嫁入豪门，照顾弟弟本也不是难事，但姐姐们也可以理解弟弟的心情，同时也尊重弟弟的决定。姐姐为弟弟缝制了四季新衣，办理了生活所需，含泪送别弟弟。
诸葛亮，字孔明，出生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他是“琅邪阳都”人。这里所说的“琅邪”是指“琅邪国”，“阳都”是指“阳都县”。东汉和西汉一样，也实行“郡国制”，即在全国的行政区划中，有的地方称“郡”，有的地方称“国”，两者级别相同，下面均辖数县。郡的长官是“太守”，由朝廷直接任免；国的首领虽是皇帝分封并可世袭的诸侯王，但实权却由朝廷直接任免的“相”掌握。两汉史书中常有“郡国守相”的说法，即指郡的“太守”和诸侯王国的“相”，两者的地位权力是相等的。“琅邪”在秦代和西汉均为郡，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37年）二月始改为国。东汉的“琅邪国”下辖开阳、诸、阳都等13个县，其国都设在开阳县（今山东临沂市北）；而“阳都县”的治所，在今山东沂南县南。据此，史载诸葛亮为“琅邪阳都”人，即指他是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
泰山之南有鲁国，北方则有齐国，濒山临海间有块相当肥沃的平原。盛产桑树和麻类植物，麻、绢等织制品使成了这里的名产。主要的大城市临沂位于渤海及泰山间，这里的人一向思虑较深，并且好做议论，行事从不轻举妄动。这些人个别能力都很强，但集体作战力则偏弱。是典型的工商社会，国家的经济力旺盛而活跃，住民大约可分成士、农、工商、工、坐商五种职业。
思虑周密，好做议论，绝不轻举妄动的性格，的确可以相当明显地在诸葛亮身上发现。从姜太公在齐地建国以来，这里一向便是南北贸易重心，经济力量旺盛，因此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地方高，东汉到六朝时代，有不少名人皆出身于此，例如协助苻坚建立前秦帝国的王导，不朽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及唐代书圣颜真卿等，都是当地的名家豪族。
另一个特色是齐国的兵学思想。齐军一向以怯战出名，因此更用心于研究战争的技巧和方法。姜太公的兵法学是战争的原则，也是生意者的策略。一代兵学宗师孙武，也是齐国人，《孙子兵法》中的准备和应变功夫，相信和齐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有关。《鬼谷子兵法》，也是以齐国为发源地，孙膑、庞涓，甚至于苏秦、张仪都是在这里学成的。除了后来在襄阳地区居住时，和当地的名士学者切磋研习外，诸葛亮的思想、言行及人生观，显然也是和齐国传统的文化相关的。
至于“诸葛”这个姓氏的来源，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世本·氏姓》记载：齐地原有姓“詹葛”者，“诸葛”一姓，乃由齐人将“詹葛”讹读为“诸葛”而来。《世本》是战国时期史官根据古代史料文献所撰之书，专记黄帝至春秋时期各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都邑、制作等内容。据此，则“诸葛”一姓最晚在春秋时即已有之。第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为诸县（今山东诸城市西南）侯，“诸葛”一姓，乃由葛婴之孙将其封地“诸”与其本姓“葛”合并而来。据此，则“诸葛”一姓在汉文帝时才产生。第三，三国韦昭《吴书》记载：诸葛瑾（诸葛亮之兄）的远祖本姓葛，是诸县人，后迁至阳都县，因阳都县也有葛姓，人们为了将两县之葛姓加以区分，遂称由诸县迁来之葛姓为“诸葛”，于是产生了“诸葛”这一姓氏。
以上三种说法，虽然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诸葛”一姓起源于今山东省，而现在的诸城市和沂南县一带，则为其具体的起源地。
诸葛亮史有明载的远祖是西汉元帝时期的诸葛丰。诸葛丰字季少，经御史大夫贡禹举荐为侍御史，后被汉元帝提拔为司隶校尉，又加秩为光禄大夫。外戚许章，奢淫不遵法度，其宾客犯事，连及许章。诸葛丰查办其事，本欲上奏朝廷，适逢许章乘车私出，诸葛丰即举节命许章下车，想要抓捕他。许章逃入宫中乞求元帝庇护，诸葛丰在后急追，元帝即收诸葛丰之节，从此不再信任他。由于诸葛丰性情刚直，揭发检举不避权贵，在朝为官者多说他的坏话，加之他经常在春夏万物生长季节抓捕惩治人犯，被认为有违天时，因此，元帝降他为城门校尉。后来他又上书检举元帝的宠臣周堪、张猛，更加惹恼了元帝，被免为庶人，终老于家。诸葛丰虽然最终被免为庶人，但其刚直之名却流传天下，当时京城编为谣谚曰：“间何阔，逢诸葛。”（《汉书·诸葛丰传》）意思是说，有些坏人为何许久不见，原来是碰上诸葛丰，被逮捕法办了。
这诸葛氏家族到了诸葛亮父亲这一代，家世虽并不显达，但多少还有点名望。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做过泰山郡郡丞，他的叔父诸葛玄和当时名门世族中的高官显宦袁术以及荆州牧刘表等都有往来。
不幸的是，诸葛亮幼小时生母章氏就病故了。在他上面有比他大5岁的哥哥诸葛瑾，下面有一个弟弟诸葛均，此外还有两个姐姐。为了抚育孤小，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诸葛亮8岁左右，父亲诸葛珪也去世了。一家子的生活就只有依靠叔父诸葛玄来安排料理。
这时天下汹汹，人心浮动。就在诸葛亮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惊天动地的黄巾农民大起义。
黄巾党人的领袖是巨鹿人（河北省南部）张角，是位非常有名的民间密医，以神秘的宗教医术，医疗患病的农民。张角的治疗法，是让患者先作自我罪行告解，再以符咒浸入饮之。先不问其效果如何，至少可以看出张角的治疗法是宗教性大于医疗性的。张角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都擅长这种神水医疗术，由于碰到苦难当头的年代，信仰者急速膨胀，总称为“太平道”。
据张角自己的说法，他曾在深山中，得到仙人传授的《太平清领书》，嘱咐他推展太平道以救世。在数十年间，以青州（现山东省）为中心，遍布冀、徐、荆、扬、兖、豫等州，拥有数十万信徒。
到了光和年间，太平道的影响力，已不止于下阶层的农民，不少地主、富豪，甚至于官僚也趋之若鹜。依《后汉书》记载，执宦官主流派集团牛耳的大常侍张让，便与张角有相当密切的来往。
眼见太平道急速膨胀，朝廷有志之士自然产生了危机意识。清流派的杨赐，首先上书主张一方面招抚流民，给予土地耕种，以安定其生活；一方面搜捕太平道在各地的领袖，以削弱其组织力量。刘陶、乐松、袁贵等也联名上书灵帝，主张逮捕张角，以免事件继续扩大。
由于亲太平道的宦官一再阻止，灵帝在软硬政策间举棋不定，终于消息外泄，反而使张角加速强化其组织。不久，张角便将全国信徒分为36“方”，大“方”编组万余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每方均由直属子弟统领指挥。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并封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共同统率着36万人马。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向信徒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当年正好是甲子年，是60年干支岁月的重新开始。张角决定在是年三月五日，散布各地的36万信徒同时起义。依照中国传统的五行思想，金、木、水、火、土的循环理论，汉王朝属火德，克火者土，因此代替汉王朝者应属土德。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的土都是黄色的，所以太平道信徒，均以黄色头巾为标帜，这也是黄巾党人的由来。
负责攻打洛阳的大方马元义，行动不够谨慎，阴谋败露被捕，同行的党人有数千人遇害。灵帝到此才恍然大悟，发出逮捕张角的通缉令。
迫不得已，张角会同两位弟弟，提早一个月起义。虽然准备不周，仍有7州28郡响应，头绑黄色头巾的党人，攻击官府，占领田园，不少郡县官吏闻风而逃，《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黄巾党人的主要战场，在洛阳附近的颍川地区，北起冀州西南区，南至南阳一带。朝廷命何皇后之兄何进为河南尹，负责攻防总指挥，实际负责作战的是司隶军区中最精锐的师团，分别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北中郎将卢植率领。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一章回便是刘备在涿郡募集义兵，响应政府号召，共同对抗黄巾党人民变的情节。刘备在此认识关羽和张飞，留下了“桃园三结义”的千古美谈。
战争初期，黄巾党人声势浩大，张角和卢植大战于冀州，卢植军团寡不敌众，被迫向南撤退，防守在颍川附近的朱俊军团亦遭击退，南阳太守在会战中阵亡。
为了保护京城洛阳的安全，皇甫嵩将主力部队布防在颍川附近。张角以数万兵马层层包围，皇甫嵩亲往前线视察，他看到黄巾党人均以茅草结营，乃趁夜色掩护，以火攻战术突击，张角军团大乱，布防在颍川南岸的朱俊军团也趁机反攻，洛阳方面前来救援的典军校尉曹操，率领骑兵部队及时赶到。三方面夹击下，黄巾党人大败，死伤高达数万人，这也是朝廷部队第一次成功阻挡黄巾党人攻击的正式记录。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八月，张角病死；十月，人公将军张梁的军团在颍川附近中了皇甫嵩埋伏，死伤3万余人，张梁本人也在溃败中遭到击杀；十一月，地公将军张宝也战死在南阳会战中，黄巾党人的主力部队，到此完全被歼灭。
但散居各地的黄巾党人仍遥相呼应。并州的白波军、冀州的黑山军、益州和青州的黄巾军，声势浩大，均让各地方官府头痛不已。皇甫嵩等虽在洛阳附近获得绝对胜利，但在数度大规模会战后，主力部队也遭到了重创，根本无力再协助各地方官府剿乱。朝廷为了巩固地方秩序，平定黄巾党人的作乱，也不得不强化北方首长的行政权及军事权。
中平五年（188年）三月，朝廷接受江夏太守刘焉的建议，扩大部分严重动乱地区刺史的权限，并改称“牧”。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资治通鉴》记载：“州任之重，自此而始。”这些地方州牧的权限逐步扩大，渐渐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朝廷也慢慢对其失去了指挥权和控制力，最终酿成了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
诸葛亮生当乱世，在黄巾起义中，他的家乡徐州琅邪郡也遭到了起义军的冲击，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汉灵帝去世的前一年（中平五年，即188年），也就是他父亲刚死的这一年冬天，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军余部又大张旗鼓，攻打郡县，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朝廷任命丹阳人陶谦为徐州刺史，很费了一番气力才把徐州的黄巾军赶走，使“州境晏然”。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政治极其腐败。汉灵帝死后，年仅14岁的少帝刘辩继位，国舅何进以大将军秉政。由于何进在解决宦官的问题上优柔寡断，异想天开地召外兵董卓入京，想借董卓之手来根除宦官。岂知董卓是一个怀有极大野心、又极端残忍暴戾的军阀。在他来到洛阳之前，何进已被宦官杀害，而何进部将袁绍勒兵悉诛宦官达2000余人之多。在外戚与宦官两败俱伤的情况下，董卓乘乱入京，废掉少帝，立了9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这就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政权落入了董卓之手。董卓在洛阳，收聚财宝，杀人为戏，奸乱宫廷，无恶不作。这一变乱，就是蔡文姬在她的《悲愤诗》中所说的“汉季失权柄，董卓乱无常”。
第二年（190年）春天，关东州郡纷纷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联军讨伐董卓。应该说从这一年起，由于东汉朝廷的名存实亡，正式拉开了豪强之间割据战争的序幕，经过长达近20年的较量，弱肉强食，相互兼并，最后出现了三分鼎立的局面。17年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开头说的“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指的就是这时的情况。
董卓在关东联军的压力下，挟持献帝逃往长安。就在董卓西迁之后，关东联军内部，彼此之间也在尔虞我诈、相互吞并。战争给胜利者带来了土地和财富，而给平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劳苦群众被逼得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奋起反抗，这就是当时青州黄巾军迅速发展起来的原因。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也就是王允联络董卓义子吕布在长安计杀董卓的这一年，青州黄巾军已发展到众至百万，邻近州郡莫不为之震恐。
这年12岁的诸葛亮也开始认识社会了，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来观察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以他幼稚的头脑来思考一些能够思考的问题。从他记事的时候起，就常常听到家里的人说起“黄巾”，两年以前徐州地区闹黄巾，他亲眼看见那些头裹黄巾，挥戈舞刀的劳苦百姓，并不那么可怕。令他感到可怕的倒是近两年从他叔父常在家里谈起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一会儿说是袁氏弟兄把宫中的宦官斩尽杀绝了；一会儿说董卓把小皇帝抢到长安去了，还放火烧毁了洛阳；一会儿又说是关东州郡为争地盘互相打了起来。从这些消息中，诸葛亮朦胧地意识到“国无宁日”，天下将要大乱了。
这一年，青州黄巾军倒没有来攻徐州，却以迅猛之势攻入兖州，一战而下任城（今山东济宁），杀掉任城相郑遂，进至东平（今山东东平），再战而阵斩兖州刺史刘岱，立时兖州无主，一片混乱。何以黄巾军在兖州能够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呢？
原因是头一年袁绍从韩馥手中夺占冀州并自领冀州牧后，又和幽州的公孙瓒为争夺河北地盘进行战争，刘岱周旋于袁绍和公孙瓒之间，首鼠两端，无所适从。后来他虽听从东郡人程昱的意见，拒绝了公孙瓒而与袁绍联合，但他心里总是不踏实。果然不久，袁绍竟任用曹操来做兖州的东郡太守，染指兖州，更增加了他的疑虑。他处在这种惶恐不安之中，哪里还想得到去防备青州的黄巾军呢？青州黄巾军也正是利用兖州防务空虚攻打进来的。当黄巾军一举而占领任城之后，济北相鲍信鉴于黄巾军声势浩大，而老百姓又向着他们，曾劝阻刘岱不要去和黄巾军硬拼，要固守险要，以逸待劳，而他偏不听从，自以为黄巾军尽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并亲自上阵督战，结果不出鲍信所料，活活地被黄巾军斩杀于阵上。
刘岱死后，兖州大乱了一些时候，兖州人士大多希望东郡太守曹操能站出来收拾局面。其实，曹操自己也真是求之不得的。经过他的部将东郡人陈宫与兖州刺史的幕僚们联络后，大家一致推举他出任兖州牧，担当起剿灭黄巾军的重任。此前，曹操曾多次和农民军交战，积累了不少经验。早先他追随皇甫嵩在颍川一带屠杀黄巾军达数万人之多，并以功升迁为济南相。去年袁绍任他为东郡太守，也是与他围剿河北黑山军有功有关。
曹操出任兖州牧，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立刻调集军队与济北相鲍信一道，就在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附近向农民军发起猛烈的攻击，尽管鲍信也落得与刘岱一样的下场，被农民军杀死在阵上，但曹操毫不示弱，他深知这是他一生成败的关键，能不能保住兖州，进而争雄天下，在此一举。因此，他亲自督率将士，厉行赏罚，经过一昼夜激战，终于把黄巾军击退，曹操紧追不舍。这年十一月，青州黄巾军在济北被迫向他投降。曹操收得降兵30余万，又得百姓100多万，他选拔其中强壮的组成一支生力军，号为“青州兵”。从此，曹操身价日高。清代学者何焯指出：“魏武之强自此始。”情况正是如此。
曹操收降青州黄巾军的消息传到徐州，徐州牧陶谦大为震惊，他早就听汝南名士许劭说过，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曹操当时依附于袁绍，而他自己则是和公孙瓒结盟对付袁绍的，因此，曹操势力的发展，不能不说对徐州是一个威胁。所以曹操消灭青州黄巾军的消息不但没有使陶谦感到欣慰，反而给他带来了恐惧。他担心有一天曹操会受袁绍的支使对徐州用兵。
果然陶谦担心的事，就在第二年秋天发生了。而引起曹操气势汹汹出兵徐州的直接原因，连陶谦自己也蒙在鼓里。原来做过太尉的曹操父亲曹嵩，因避难从故乡谯县（今安徽亳县）迁居徐州琅邪，到曹操取得兖州地盘后，就派人去通知他父亲到兖州来住，并命令兖州所属的泰山太守应劭派兵去接。由于曹嵩家财极多，装了100多辆车，一路上招摇过市，刚走到泰山郡境内的华县（今山东费县东北）、费县（今山东费县西北）之间，就被陶谦别将张闿夺去，并把曹嵩和跟随他的曹操弟弟曹德也一并杀掉，等到应劭的兵马赶到，张闿等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据说张闿携带着这批财宝投到淮南袁术那儿去了。这件事应劭是不好交代的，只得弃官而逃。曹操得知消息，气得捶胸顿足，恨得咬牙切齿，也不管是不是陶谦支使干的，非找陶谦拼命不可。
曹军进入徐州境内，一连打下了十多个城池，直抵彭域（今江苏徐州市），和陶谦带来堵截的主力军相遇，一场恶战。陶谦战败后，急忙引着败残人马退保郯城（今山东郯城县西南），再也不敢出来。曹操围攻郯城不下，他把复仇的盛怒情绪转向找徐州老百姓去出气，于是他纵兵扫荡，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仅一次在泗水边上就坑杀男女数万口，使泗水为之不流。
当时，徐州在曹兵来到之前，还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区，关中和中原地区的人民纷纷来此避难。曹操的父亲不是也到此来避难了吗，而且还居住在诸葛亮的故乡琅邪郡。经过曹操这次大屠杀，徐州被糟蹋得残破不堪，有的城池连一个人影子也找不到，不但人没有了，连鸡犬也消灭光了。经过这次徐州的大屠杀，也使曹操以其残忍而闻名于世。
曹操在徐州折腾了一个秋冬，到下一年（汉献帝兴平元年，即194年）春天，才暂时回到兖州，经过一番休整之后，夏天又再次进攻徐州。由于陶谦这次得到公孙瓒的支援，派了平原相刘备率领关羽、张飞等领兵到徐州来帮助他，心里踏实些了。可是，曹操这次进攻徐州，依然来势凶猛，一举攻下5城，掠地至琅邪、东海。这一次，诸葛亮的故乡也直接遭到了破坏。
当曹操在郯城东边击败陶谦和刘备的联军，正准备拿下都城的时候，突然接到荀彧从兖州派人送来的信，说的是陈留太守张邈和陈宫勾结、共迎吕布为兖州牧的消息，曹操看后，强忍住内心的惊恐，外表上却不动声色，迅速地从徐州撤兵赶回兖州去了。
徐州经曹操这两次所加的兵灾，弄得满目凄凉、一片荒残的景象。战争使人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也给诸葛亮一家带来了剧烈的变化。早些时袁术和刘表都曾先后派人来请诸葛玄出去做官，诸葛玄鉴于世乱纷纷，官很难做，再加之哥哥死后留下一大家子，也实在走不开，便都婉言辞谢了。但最近这两年，诸葛玄眼看徐州战乱不止，再难安身下去了，心里也正盘算着把家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恰好这时，袁术又派人带来任命他为豫章太守的书信，诸葛玄便决定留下诸葛瑾在家照顾继母，并看管家财，其余诸葛亮姐弟都随他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任上去。这样，诸葛亮一家就分离了。
从徐州北部经由豫州，南下到豫章的路途上，这几年的兵荒马乱最为严重，曹操及陶谦间几度恶战，不少民变都发生在这个地方。青少年期的诸葛亮亲眼目睹战争对社会所带来的恶果，土地荒废，百姓妻离子散，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剑铤而走险，从事盗匪生涯。这种悲惨情境，对诸葛亮的人生观想必有着深远的影响。
更不幸的是，诸葛玄到任后不久，东汉朝廷又派朱皓为豫章太守，使豫章太守的位置闹了双胞。不过朱皓上任的时候，由扬州刺史刘镖处借得大批军队，直接向“非正牌”的诸葛玄施压。诸葛玄方面，袁术虽然声势浩大，但正和曹操准备交战中，自顾不暇，根本无法给诸葛玄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何况自己非朝廷命官，名不正言不顺，势单力薄，自然无力抵挡，为了顾全面子及家人安全，只得匆匆撤离。
家乡是不愿也不可能回去，诸葛玄只好将诸葛亮一家带到荆州的襄阳城，去投靠老朋友荆州刺史刘表了。
荆州刺史刘表早年也名列“八俊”之一，声望崇高，是清流派在官场中的主要领袖之一。他不赞成卷入不必要的争执中，所以一向闭关自守，既未参加董卓和反董卓联盟间的战争，对袁绍、袁术兄弟间的明争暗斗也保持中立，所以荆州内部还算安稳，不太受汉末战乱的影响，而且文风鼎盛，是个相当不错的“避难港”。
不过，由山东到江西，再由江西到湖北，辗转千里之远，光是逆着长江到荆州，就要有十几天的舟楫颠簸之苦，这对年轻的诸葛亮而言，倒也增长了不少见识，流离之间，也会体念了家园及和平的重要性。
初到襄阳，诸葛玄先安顿诸葛亮等人在驿馆休息，自己即去州牧府拜见刘表。两人早在京城游学时就一见如故，数十年后再见，二人已过中年，其中曲折难以言说。刘表顾念旧情安排诸葛玄一家安心住下。凭借叔父的关系，诸葛亮得以进入刘表所设的“学业堂”中学习儒学经典。诸葛亮的家学渊源，以儒学为宗，他幼年受父、叔的教诲及兄长的启迪，在学业上打下了一些基础。由于家庭迭遭变故，母父先后亡故，再加上随叔父辗转流离，诸葛亮学业的大进、识见的成长，主要是来襄阳后的事情。学业堂由汉末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司马徽主持。司马徽，字德操，颍川人士，人称“水镜先生”。他是从颍川避难荆州的著名学者，擅长古文经学，是当时名士。诸葛亮跟随水镜先生学习古代儒学经典，除此之外，诸葛亮于诸子百家、算术、音乐、卜数、医药、弓弩等无不涉猎。司马徽很快就发现了他这位学生的过人之处。他对诸葛亮坎坷的身世十分同情，对他超然的才华也相当欣赏。司马徽本人高风亮节的作风、超凡脱尘的气质，对诸葛亮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切的。
转眼间，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已长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到了出嫁的年龄。借助刘表的权势和名望，诸葛玄虽未谋一官半职，但已然跻身襄阳上层社会中了。他为诸葛亮的大姐选择了蒯家蒯祺为婿，为诸葛亮二姐选择了庞德公之子庞山民为婿。蒯家是刘表倚重的荆州世族，庞山民之父庞德公是襄阳鸿儒硕彦。大姐家在襄阳和宜城之间，路途较远，诸葛亮不能常去，而二姐家就在襄阳城东南的岘山下，离诸葛亮就读的学业堂不远，诸葛亮经常去看望姐姐。二姐夫的父亲正是德高望重的名士庞德公。庞德公学识渊博、不愿出仕，诸葛亮每至府探望姐姐，常常向庞德公趋谒受教。诸葛亮以师礼对待庞德公，每次来访，独拜于床下。起初庞德公不以为意，后来接触多了，发现诸葛亮不是一般庸碌青年，于是对诸葛亮青睐有加，多方指点，并誉之为“卧龙”。由于彼此情志相投，亦师亦友，庞德公对诸葛亮的了解越来越深，十分赞赏其学识为人，“卧龙”的雅号经庞德公之口传开了。
建安二年（197年），诸葛亮17岁时，又一件令诸葛亮十分伤心的事情发生了，叔父诸葛玄病逝了。诸葛玄弥留之际，将诸葛亮和诸葛均叫到病榻前，嘱咐他们要认真读书，增长学问，将来一旦做官，要忠于职守、不谋私利、清正廉洁。兄弟二人跪在叔父身边点头答应着，诸葛玄将要交代的事情说完便合目而终了。诸葛亮兄弟幼年跟随叔父生活，与叔父的感情十分深厚，此时叔父撒手人寰，令二人肝肠寸断！二人强忍悲痛，在刘表等人的帮助下处理完叔父的后事便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
叔父一去，诸葛亮顿失靠山，政治上无人扶持，经济上陷入窘境，幼弟诸葛均尚小，自己又不愿寄人篱下，给姐姐们增添负担，思前想后，二人决定搬到距离襄阳不远的乡村居住，这样既可以通过耕耘土地，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同时又可以利用农闲到襄阳游学，汲取教益。兄弟二人最终决定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定居。在漂泊动荡的岁月中，诸葛亮姐弟4人相扶相携，感情甚笃，如今二位姐姐嫁入豪门，照顾弟弟本也不是难事，但姐姐们也可以理解弟弟的心情，同时也尊重弟弟的决定。姐姐为弟弟缝制了四季新衣，办理了生活所需，含泪送别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