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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务农世家，少年逢乱世
元朝末年，以蒙古贵族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极端腐朽黑暗，广大人民群众遭受沉重的阶级和民族的双重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生死的边缘线上，因此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元朝天下大乱之际，出身农家的徐达毅然投身于起义大军之中，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与信任。
徐达字天德，濠州永丰乡人，家世业农。但是，这个出身于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自幼“倜傥沈雄，有智略”，少年时便知六韬三略，有大志，好武事，潜心武学，而当时的社会背景，也给了徐达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
元朝统治者灭宋以后，圈占千顷乃至万顷土地作为牧场。诸王、后妃、公主、大官、将帅、僧侣都侵占大片土地据为己有。晋王也孙贴木儿，光是归还朝廷的土地就有7000顷，自己占有的土地更无法计数了。大护国仁王寺有水陆田地10万多顷，佃户37059户。和尚沈明仁强夺民田2万顷。他们贪婪地占有土地、人口，用做食邑。《元史·阿里不哥传》记载，孛儿贴可敦便有真定食邑8万户。元朝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当初的武功一样空前绝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当官的都是百万富翁。据《明史》所载，第八任大汗贴木儿整顿官吏时，一次就撤职18073个贪官。殊不知皇帝是贪官污吏的魁首，只撤几个贪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元世祖灭宋以后，多次向外发动战争，军费浩大，财政困难，于是任命一批刮钱能手的商人做大臣，专门搜刮民财，增加赋税，卖官鬻爵，盘剥百姓，造成贪污腐化的政治风气。贪赃枉法，贿赂公行被视为有能耐的表现。浙江人叶子奇在《草木子·杂俎篇》中有形象地记载：蒙古、色目人官吏，根本不知道人间还有廉耻这回事，抢男霸女，公开渲淫。问人要钱，各有名堂。逢节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的要“常例钱”，送迎要“人情钱”，发传票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下属来见要“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弄得钱多说“得手”。总之一切凭钱，有钱可以买到“肥缺”的官当，连监察官都可以用钱买得。检官秤银，跟做买卖一样，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民谣说：“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又说官官相护：“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腐败黑暗的元朝暴政，把老百姓逼上了反抗之路。当时流传一阙小令《醉太平》唱道：“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老百姓清楚地认识到，要解除颈上的奴隶枷锁，必须造反，才能停止暴政统治。
利用宗教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推翻统治政权，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悠久的历史。这时，明教就担负起了反抗暴政的有力工具。
明教传到中国，可以追溯到唐代，是波斯人摩尼（216—277年）所创，所以，又叫摩尼教。它融合了基督教、袄教、佛教，形成了一个新宗教。教义是二宗三际。明教认为，世界上有明暗两种不同的力量，叫二宗。明是光明，是善、是理；暗是黑暗，是恶，是欲。这两种力量经过初际、中际、后际的对立斗争，明暗各归其位。初际是过去，中际是现在，后际是未来。明教的神叫明使，也叫明尊、明王。明教教规不设偶像，不崇拜鬼神，吃斋，禁止杀生，教徒穿白衣服，戴白帽子，天黑了才吃饭。明教认为，现阶段，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是明王一定要出世，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明教徒严格执行在密日（星期天）吃斋，他们“吃斋事魔”。他们把摩尼和耶稣看成魔神，所以明教又称魔教。他们提倡素食、薄葬、节用。一人有难，教友万人帮助，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一旦有人坐牢，教友集资帮助打官司，因此，明教很有凝聚力。
明教在民间还与弥勒教、白莲教同流。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出于佛教的净土宗，一个叫弥勒净土，一个叫弥陀净土。
据说，弥勒是一个慈育百姓的好国王，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侍旁听法。释迦牟尼佛灭度（死）后56亿7千万岁，这时世界变坏了，不但气候坏了，庄稼收成坏了，人心也坏了，百姓生活在苦海之中。人们都想着释迦牟尼留下的话，再过若干年，有弥勒佛出世，那时世界到处是香花绿草，处处有金银宝贝，人心变善，都抢着做好事积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因此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都盼望着弥勒佛出世。他们把弥勒佛像刻在岩洞上，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烧香礼拜。
白莲教供奉阿弥陀佛，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过快活日子。白莲教与明教、弥勒教仪式戒律相近，到元朝末年，三教同流。他们都不满现实，主张改变现状，都相信明天的世界会更美好。而这一天到来的标志便是“明王”出世，“弥勒佛”下降。人们在苦海中期待着救星的出现。一旦听说哪里有明王出世或弥勒佛降临的消息，便蜂拥而至，为之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
1325年6月，这是元朝泰定二年的事。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就宣传过弥勒佛要来治理天下的消息。
1337年，陈州人棒胡又宣传弥勒佛已经降生了，烧香会齐教友，在汝宁府、信阳州起事，打下归德府、鹿邑，烧了陈州城。
1338年，袁州慈化寺和尚彭莹玉（又称彭翼）与徒弟周子旺秘密传教反元。他们劝人每晚点着火炬，烧香礼拜，口念弥勒佛偈，每人背上都写一佛字，约定在寅年寅月寅日寅时起事，周子旺自称周王，树起了反元的大旗。后来周子旺被杀，彭莹玉一面行医，用泉水给老百姓治病，一面在息州、陈州、信阳、淮西一带秘密传教，组织力量反元。虽然后来起义失败，彭莹玉战死，但是，弥勒教徒却没有停止活动。
与彭莹玉南北呼应的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韩氏的白莲教。韩家几代人都是白莲教主，烧香结众，深得百姓信仰，官府害怕韩家势力发展，将韩家谪徙到广平府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居住。此时韩山童接掌教主，广泛宣传天下就要大乱了，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积极组织力量反元。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徐达结识了他将来要辅佐的明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1328年（元文宗天历元年）9月18日，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嘉山县治明镇北赵府村）的乡亲们正忙着播种麦子。一位帮丈夫种麦子的陈氏妇女，在去干活的路上，突然肚子一阵剧烈的疼痛，她预感腹中的胎儿就要降生了，急忙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家赶，还是没来得及，只好将胎儿生在村边山冈旁的二郎庙中。刚刚出生的婴儿，上有两个哥哥，加上还有堂兄四人，排行老八，因均在“重”字辈上，故起名重八。长大后才有了正式名字，名兴宗，后改为元璋，字国瑞。
正当朱元璋十多岁时，由于连年的干旱，元璋的二嫂、三嫂和两个侄儿都死了。大姐和大姐夫一家满门死绝，已婚的二姐也饿死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愁得唉声叹气。眼泪还未擦干，一场特大的旱灾又降临了。元至正四年（1344年）春天，濠州地区遇上百年大旱，天不下雨，地裂大缝，庄稼枯萎。百姓们只好祈福求雨，请和尚念经，求菩萨保佑。数天过去后，雨无一滴，却突然飞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一会儿工夫将枯黄的庄稼吃个精光。真是喊天不应，呼地不灵。接着濠州一带又瘟疫流行，不少人被饿死，成千上万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村村死人，户户发丧。幸存者为了活命，纷纷逃奔他乡。
这场瘟疫给朱元璋全家的打击更是惨重：先是元璋64岁的父亲朱五四染上了瘟疫，请不起医生抓不起药，四月初六辞世；接着元璋的大哥又得了重病，也于四月初九故去，连他的大孩子也夭折了；元璋可怜的母亲陈氏只活了59岁，也于四月二十二日那天被瘟疫夺去了生命。一家九口人半个月内就去了四人，只剩下朱元璋和他二哥、大嫂王氏及她的一儿一女五口人。
旱灾、蝗虫、瘟疫仍在家乡肆虐。人们纷纷携儿带女，背井离乡。有的去投靠亲友，有的去逃荒要饭。元璋的大嫂只好带着一双儿女回娘家去了，家中只剩下他和二哥。那年月有钱的大户人家为避瘟疫暂住他乡，不用再雇人打工干活，穷人家死的死，逃的逃，哥俩奔波了好些日子也找不到活干。能靠得住的族人和亲戚，不是离得远久无来往，就是早已失去联系。六亲俱断，无处可投，哥俩只好吃草根树皮，度日如年。元璋小时候念了几天书，头脑比哥哥灵活，看看周围的伙伴们，比自己年长一点儿的，如汤和与周德兴已外出谋生去了。哥俩从四月忍到九月，半年的光景竟找不到一条谋生之路，再这样下去，哥俩只能坐以待毙，一起饿死。元璋和二哥一商量，决定分头外出逃荒，找条活路。
元璋年纪小，二哥放心不下，可是不外出逃荒又没有别的活路。兄弟情，离别情，哥俩抱头痛哭，好不伤心。真可谓“兄为我伤，我为兄哭，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汪大娘，好心的汪大娘忙过来安慰。听说兄弟俩要分头外出逃荒，就提起当年父母为元璋到庙中舍身许愿一事，允诺元璋长大后要舍身为僧。并说元璋年纪小，单独外出逃荒有危险，不如去寺庙当和尚，一来还了愿，二来也有口饭吃，总比饿死或逃荒强，元璋的二哥表示同意。
九月的一天，汪大娘为元璋准备了香烛和礼品，由汪大娘的儿子陪朱元璋到皇觉寺，请求高彬长老收他为僧。
皇觉寺曾毁于兵祸，朱元璋称帝后重建并改称龙兴寺。寺的规模较大，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各种金殿俱全。皇觉寺又有自己的大片田产，把土地租给佃农，坐享地租，加之和尚吃八方，每年成千上万善男信女的布施，好年景时吃也吃不完。寺中有一二十个和尚，平时也多为乡亲们做佛事（谁家死了人，为死人念倒头经），赚些银两。他们平常不种地，除了念经，只管些寺中日常琐事。皇觉寺佛堂多，每日需要打扫。寺中长老需要人伺候，且寺中零杂活繁多，也确实需要个有力气的人来完成。高彬长老看朱元璋年轻力壮，于是就和当时的主持德祝商量，征得同意后收留朱元璋做了和尚。御制《皇陵碑》记载了这段历史。所谓“汪氏老母，为我筹量”“空门礼佛，出入僧房”。朱元璋入皇觉寺后，只是剃光了头，没有受戒，是作为小行童被收留的，行童就是做粗活的童仆，干活吃饭没有工钱。朱元璋非常能干，人小有志气、有个性，吃苦可以，受欺负不干。他每天要打扫佛堂、打钟，击鼓、上香、点烛，伺候长老高彬一家，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多苦多累也不在乎。但是比他早来的年长的师兄们欺负他小，经常支使他干那些本不是他该干的活。时间一长他憋了一肚子火，心里好不服气，得为了吃这口饭，也只好暂时忍了。
在皇觉寺里，这种不甚舒心的生活，朱元璋也没能过上多久。严重的灾荒也波及寺庙，主要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和接受善男信女布施为生的皇觉寺亦感到了财源枯竭的威胁。年成不好，佃户交不上租，施主的布施也少得可怜。师叔、师兄们即使轮流去催租讨债仍无济于事。主持和方丈无法支撑寺中一二十号僧人如此坐吃山空的局面，只好遣散众僧。寺庙主持要求众和尚有家的先回家，无家的云游四方化缘。刚入皇觉寺仅五十天的朱元璋虽然是最后一个被打发出门的，但他既不会念经，也不会做佛事，无奈只好拜别师父和主持，带上木鱼和瓦钵云游四方去化缘了。
三年艰苦的流浪生活，使朱元璋告别了少年时代，成为一个见过世面，有着较为丰富阅历，有一定社会生活经验的青年。在三年的游历生活中，他目睹了国事日非的现实，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疾苦以及人心的趋向。三年的非人生活，使他亲身体验了人间的险恶，在和广大贫苦农民进行广泛的接触中，他接受了白莲教义和反元的宣传教育。在淮西三年多漂泊的生活，使他熟悉了那里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他坚强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也练就了他健壮的体魄，而恶劣的环境也造就了他猜忌、好斗、残忍的性格。三年中他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生活的需要使他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也沾染了江湖习气。
思乡之情使朱元璋在三年多的游方生活中曾两度回到家乡。第一次是元至正六年（1346年），他返回家乡主要是祭扫父母及大哥的亡灵。只因家乡灾情仍无缓解，他不得不又外出流浪去了。第二次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这次回到皇觉寺没有再走。此时的朱元璋已不是三年前的小行童了，他成熟了，有抱负，有志向，不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实践的生活使他清楚地了解到弥勒教在下层群众中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他已预感到弥勒教宣传的“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天下大乱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回寺后，他勤学读书，并有意识地培养锻炼自己，他要在时代的大潮中谋求自己的未来。他广泛地结交朋友，物色有胆、有识、有志之士，寻找敢做敢为的好汉，并不时地到城里打探消息。朦胧的雄心大志已在他心中萌发，他立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元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暴雨成灾，黄河河南白茅堤决口，汹涌的河水冲淹了两岸大片农田，接着又横灌大运河，淹没了济南。洪水不仅影响到漕运，而且对税收大户盐场直接构成威胁，严重危及着政府的财政收入。此后黄河又连年泛滥，国计民生的大事再也耽误不得。元朝丞相脱脱决定召集民夫，重修河堤，根治水患，将黄河水勒回故道。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阴月，经元顺帝批准，脱脱任命水利专家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召集汴梁、大名等地民夫15万，庐州等地戍军2万人，治理黄河。十几万民工从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开挖，南到白茅堤，西到阳青村，全长280余里，主要是疏通河床，使河水东流，回归故道。整个工程耗资数以亿万计。
在黄河一再决口，屡次泛滥的那几年中，河两岸的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本已贫敝至极，所剩无多。就是这些留下来的极少的人们还要忍受瘟疫的折磨。眼下官府又征他们做民工去挖河，监工和官吏不仅克扣口粮，而且常鞭打虐待民工，使他们身处绝境。河南、河北的广大民工们怨声载道，愤恨至极。整个修河的工地上，已经堆满了仇恨的干柴，只需一个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火。
明教教主韩山童和他的门徒颍川人刘福通以及杜遵道、韩咬儿等认为时机已到，准备大举起义。他们先编了一首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派教徒到河北、河南一带传唱。暗地里又让人凿了一个石人，脸上只刻一只眼，又在石人背上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大字。然后将石人埋在将要挖掘的黄陵冈河道上。同时秘遣几百个教徒充当民夫，宣扬天下当大乱，明王即将出世，就要拯救万民于水火了。一时间，消息传遍了河南、河北、江淮一带，人们盼着弥勒佛救世主的降生。开工后不久，独眼石人果然被民工们挖出来了，群情振奋，整个工地沸腾起来，老天爷终于睁开眼了，人们似乎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韩山童和刘福通、杜遵道等人抓住时机，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聚集了三千名教徒于河南永年县的白鹿庄，头裹红巾，打起红旗，斩白马黑牛，祭告天地，并在旗帜上写了“虎赍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口号；并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当做中国皇帝；刘福通是宋大将刘光世之后，该辅佐宋朝旧主起义，恢复天下。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发布檄文，号召劳苦大众推翻元朝腐朽统治。正当韩山童、刘福通筹备起义之时，消息泄漏了，永年县的官兵突然包围了白鹿庄，韩山童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及儿子韩林儿乘乱逃出重围。刘福通率众苦战冲出重围，决定提前起事。五月初三，刘福通出其不意地率众攻占了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等地。黄陵冈的民工们得到消息，杀了监工，头包红巾，和刘福通领导的主力汇合在一起，漫山遍野一片红，不到十天，起义队伍已达五六万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了。
刘福通领导的起义军全部头裹红巾，身穿红色战袍、战衣，又打着红色的旗帜，被称为“红巾军”，又称“红军”。由于红巾军战士多数信白莲教，烧香拜佛，又称之为“香军”。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邳州（今江苏邳县）人李二（又叫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八人伪装成河工，夜至徐州城，智取该城。天亮后树旗募兵，众至十余万，接连攻取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虹县、灵璧，乃至安丰（今安徽寿县）等县。同年十二月，邓州（今河南邓县）布贩王权（又叫布王三）也联合张椿起兵，攻占了河南不少州县，被称为“北琐红军”。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孟海马等人也发动起义，攻占了襄阳等地，被称为“南琐红军”。以上几支红巾军，均信奉白莲教，与刘福通的红巾军为同一系统，统称“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为盟主。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夏天，同样为响应刘福通起义，彭莹玉在江淮也率众造反。同年八月，彭莹玉的徒弟铁匠邹普胜和布贩徐寿辉在蕲州起兵，十月在蕲水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宋”，后改为天完（取压倒“大元”之意）。徐寿辉称皇帝，邹普胜为太师。后来，彭莹玉也来到蕲水。不久，天完政权兵分两路：一路攻取武昌，江陵，另一路夺占长江中、下游及浙、闽地区。由于他们军纪严明，不淫不杀，深得百姓拥护。这支部队同样头裹红巾，亦称红巾军，也信奉白莲教，烧香拜佛，故也称香军。因他们均属南方系统，故称“南方红巾军”。红巾军士气高涨，所到之处，尽皆披靡。他们开仓济贫，为民除害，深得百姓拥戴。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的一支红巾军攻占了濠州，朱元璋的家乡也笼罩在农民起义的风潮中。
郭子兴是定远县（今安徽定远）有名的大户，原籍曹州（今山东曹县）。他父亲在定远卖卦相命时，娶了当地大地主的瞎女儿为妻，分得一份财产，定居定远，成为当地有名的地主。郭子兴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郭子兴目睹了元朝的腐败，预感元朝气数已尽，天下有变。于是，他广散家财，结交豪杰，聚众烧香，加入了白莲教。在刘福通、芝麻李起义后，他也决心起兵响应，于元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联合了孙德崖等人起兵于定远，数日内聚众数万人。二月二十七，他带领数千人，趁黑夜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濠州。
自从朱元璋重回皇觉寺后，他除了认真读书，结交朋友外，无时不在注意着外面的世界，关注着风云变化。此时的朱元璋已不是那种易被人左右、易于冲动的少年，而是遇事冷静沉着、善于思考的青年了。他得知刘福通、徐寿辉、芝麻李起义的消息，心里自然很兴奋，现在濠州又来了郭子兴，而且起义军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更加高兴。
动荡的时局促使他深思，要他抉择。这时元朝有个叫彻里不花的军官，带着一支蒙古军驻扎在濠州城南三十里外的地方。元末，蒙古军腐败不堪，不少军官原本是将门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平日里不训练，战时不会打仗。彻里不花率领的这支蒙古军，原本是来进攻濠州城的，但他们从上到下都害怕红巾军，不敢攻城。为了向上级报功请赏，他们每天派兵到四周村庄抓壮丁，然后给每人头上裹块红布，算是抓来的红巾军俘虏，交差了事。老百姓被元军害苦了，忍无可忍，只好呼亲唤友，到濠州城投奔了起义军。再说朱元璋在寺庙里整天也是提心吊胆，心想，留在寺里迟早要给元军捆去充当红军领赏，与其这样，还不如去濠州投军，况且家乡的好友汤和等人都已投奔了起义军。此时濠州城里有五个义军首领，投奔谁好呢？左思右想，委实决断不下。
不久之后，在汤和的邀请下，朱元璋到濠州，投奔了红巾军，成为郭子兴手下的一名步卒。
加入郭子兴的队伍后，由于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过诸多的磨难，在义军众多的战友中一开始就显露出超群的才干。如：每日在队长的率领下出操习武，朱元璋就表现的比别人能吃苦，领会要领特别快，加上他人高马大，十几天下来，众人对他已是刮目相看了，很快成为军中顶尖的人物。又如：出城哨探，朱元璋那种见识广，遇事沉着冷静，心眼灵活，办事干脆果断的作风，使跟他一起出城的伙伴们折服。日子一长，弟兄们都愿意跟他一队，愿意听他调遣。不少人争着和元璋套近乎。跟他出去执行任务大伙觉得心里踏实，有主心骨。也确实如此，朱元璋每次出去，总是能完成任务，立功受赏，而且不伤一兵一卒。不久，郭子兴就把他调到元帅府当了亲兵，并授予九夫长的军衔。郭子兴每次征战都带着他，元璋鞍前马后之事干得勤谨、得当，又非常勇敢，并总能从旁翼卫，很受郭子兴赏识，渐渐的将他视为心腹体己，有事经常找他商量。
朱元璋为人处事得体，元帅府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说他好的。他读过私塾，认得字，军中的公文、伙伴们的家信也都由他念给大伙。日子一长，郭子兴觉得朱元璋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是个人才，于是开始带其打仗。每次出征作战，元璋都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获得战利品自己分毫不取，悉数分给手下弟兄。朱元璋有见识、讲义气、有勇有谋的品质很受战友们的拥护，也很得郭子兴的器重。
郭子兴有一义女（养女），是他的至交马公（即马三）的小女儿。马公是宿州闵子乡新丰里的富户，善结交，秉性耿直，后因杀人，带着小女儿投奔了郭子兴。郭子兴起兵时，马公回宿州策应，但不久故去，留下小女儿马氏。从此，郭子兴就收养了马氏，由他的第二夫人张氏抚养，并正式收为义女。马氏聪明贤惠，端庄温柔，善解人意，且“知书精女红”。郭子兴想成就大业，身边正缺一个像朱元璋这样精明能干的帮手。于是找小张夫人商议，欲将义女马氏许配给朱元璋，纳贤招婿。小张夫人对元璋的为人早有耳闻，认为义女嫁给他不会受罪。更重要的是夫君举事成大业，需要有能人相助，故欣然同意。时人谁也没有料到，一桩具有举世意义的婚姻大事就这样促成了。对朱元璋来说，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好不美哉！一个穷小子竟然娶了元帅的女儿为妻。从此，他有了靠山，前程似锦，众弟兄自然是另眼看待，以后在军中就称他为“朱公子”。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年底，脱脱任命新提升为中书左丞相的贾鲁领大军进围濠州。大敌当前，义军首领才尽弃前嫌，携手指挥将士坚守城池。从这年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濠州城整整被围困了七个月之久，义军凭借着城高壕深、粮草充足，始终坚守。在濠州被围的岁月里，朱元璋始终领兵浴血奋战。在元兵完成对濠州合围前，他领兵一支攻取怀远、安丰，招兵买马，合围之后，他又领奇兵突出重围，攻克了含山县、灵壁县和虹县。元军撤围后，濠州虽转危为安，但人员伤亡惨重，粮草告急，急需补充兵员和粮草。朱元璋又通过朋友关系，先弄来盐，后又用盐换回几十石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粮草的问题暂时解决了，朱元璋下一步就要解决人员的问题，徐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朱元璋结识的。
徐达字天德，濠州永丰乡人，家世业农。但是，这个出身于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自幼“倜傥沈雄，有智略”，少年时便知六韬三略，有大志，好武事，潜心武学，而当时的社会背景，也给了徐达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
元朝统治者灭宋以后，圈占千顷乃至万顷土地作为牧场。诸王、后妃、公主、大官、将帅、僧侣都侵占大片土地据为己有。晋王也孙贴木儿，光是归还朝廷的土地就有7000顷，自己占有的土地更无法计数了。大护国仁王寺有水陆田地10万多顷，佃户37059户。和尚沈明仁强夺民田2万顷。他们贪婪地占有土地、人口，用做食邑。《元史·阿里不哥传》记载，孛儿贴可敦便有真定食邑8万户。元朝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当初的武功一样空前绝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当官的都是百万富翁。据《明史》所载，第八任大汗贴木儿整顿官吏时，一次就撤职18073个贪官。殊不知皇帝是贪官污吏的魁首，只撤几个贪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元世祖灭宋以后，多次向外发动战争，军费浩大，财政困难，于是任命一批刮钱能手的商人做大臣，专门搜刮民财，增加赋税，卖官鬻爵，盘剥百姓，造成贪污腐化的政治风气。贪赃枉法，贿赂公行被视为有能耐的表现。浙江人叶子奇在《草木子·杂俎篇》中有形象地记载：蒙古、色目人官吏，根本不知道人间还有廉耻这回事，抢男霸女，公开渲淫。问人要钱，各有名堂。逢节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的要“常例钱”，送迎要“人情钱”，发传票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下属来见要“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弄得钱多说“得手”。总之一切凭钱，有钱可以买到“肥缺”的官当，连监察官都可以用钱买得。检官秤银，跟做买卖一样，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民谣说：“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又说官官相护：“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腐败黑暗的元朝暴政，把老百姓逼上了反抗之路。当时流传一阙小令《醉太平》唱道：“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老百姓清楚地认识到，要解除颈上的奴隶枷锁，必须造反，才能停止暴政统治。
利用宗教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推翻统治政权，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悠久的历史。这时，明教就担负起了反抗暴政的有力工具。
明教传到中国，可以追溯到唐代，是波斯人摩尼（216—277年）所创，所以，又叫摩尼教。它融合了基督教、袄教、佛教，形成了一个新宗教。教义是二宗三际。明教认为，世界上有明暗两种不同的力量，叫二宗。明是光明，是善、是理；暗是黑暗，是恶，是欲。这两种力量经过初际、中际、后际的对立斗争，明暗各归其位。初际是过去，中际是现在，后际是未来。明教的神叫明使，也叫明尊、明王。明教教规不设偶像，不崇拜鬼神，吃斋，禁止杀生，教徒穿白衣服，戴白帽子，天黑了才吃饭。明教认为，现阶段，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是明王一定要出世，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明教徒严格执行在密日（星期天）吃斋，他们“吃斋事魔”。他们把摩尼和耶稣看成魔神，所以明教又称魔教。他们提倡素食、薄葬、节用。一人有难，教友万人帮助，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一旦有人坐牢，教友集资帮助打官司，因此，明教很有凝聚力。
明教在民间还与弥勒教、白莲教同流。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出于佛教的净土宗，一个叫弥勒净土，一个叫弥陀净土。
据说，弥勒是一个慈育百姓的好国王，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侍旁听法。释迦牟尼佛灭度（死）后56亿7千万岁，这时世界变坏了，不但气候坏了，庄稼收成坏了，人心也坏了，百姓生活在苦海之中。人们都想着释迦牟尼留下的话，再过若干年，有弥勒佛出世，那时世界到处是香花绿草，处处有金银宝贝，人心变善，都抢着做好事积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因此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都盼望着弥勒佛出世。他们把弥勒佛像刻在岩洞上，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烧香礼拜。
白莲教供奉阿弥陀佛，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过快活日子。白莲教与明教、弥勒教仪式戒律相近，到元朝末年，三教同流。他们都不满现实，主张改变现状，都相信明天的世界会更美好。而这一天到来的标志便是“明王”出世，“弥勒佛”下降。人们在苦海中期待着救星的出现。一旦听说哪里有明王出世或弥勒佛降临的消息，便蜂拥而至，为之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
1325年6月，这是元朝泰定二年的事。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就宣传过弥勒佛要来治理天下的消息。
1337年，陈州人棒胡又宣传弥勒佛已经降生了，烧香会齐教友，在汝宁府、信阳州起事，打下归德府、鹿邑，烧了陈州城。
1338年，袁州慈化寺和尚彭莹玉（又称彭翼）与徒弟周子旺秘密传教反元。他们劝人每晚点着火炬，烧香礼拜，口念弥勒佛偈，每人背上都写一佛字，约定在寅年寅月寅日寅时起事，周子旺自称周王，树起了反元的大旗。后来周子旺被杀，彭莹玉一面行医，用泉水给老百姓治病，一面在息州、陈州、信阳、淮西一带秘密传教，组织力量反元。虽然后来起义失败，彭莹玉战死，但是，弥勒教徒却没有停止活动。
与彭莹玉南北呼应的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韩氏的白莲教。韩家几代人都是白莲教主，烧香结众，深得百姓信仰，官府害怕韩家势力发展，将韩家谪徙到广平府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居住。此时韩山童接掌教主，广泛宣传天下就要大乱了，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积极组织力量反元。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徐达结识了他将来要辅佐的明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1328年（元文宗天历元年）9月18日，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嘉山县治明镇北赵府村）的乡亲们正忙着播种麦子。一位帮丈夫种麦子的陈氏妇女，在去干活的路上，突然肚子一阵剧烈的疼痛，她预感腹中的胎儿就要降生了，急忙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家赶，还是没来得及，只好将胎儿生在村边山冈旁的二郎庙中。刚刚出生的婴儿，上有两个哥哥，加上还有堂兄四人，排行老八，因均在“重”字辈上，故起名重八。长大后才有了正式名字，名兴宗，后改为元璋，字国瑞。
正当朱元璋十多岁时，由于连年的干旱，元璋的二嫂、三嫂和两个侄儿都死了。大姐和大姐夫一家满门死绝，已婚的二姐也饿死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愁得唉声叹气。眼泪还未擦干，一场特大的旱灾又降临了。元至正四年（1344年）春天，濠州地区遇上百年大旱，天不下雨，地裂大缝，庄稼枯萎。百姓们只好祈福求雨，请和尚念经，求菩萨保佑。数天过去后，雨无一滴，却突然飞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一会儿工夫将枯黄的庄稼吃个精光。真是喊天不应，呼地不灵。接着濠州一带又瘟疫流行，不少人被饿死，成千上万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村村死人，户户发丧。幸存者为了活命，纷纷逃奔他乡。
这场瘟疫给朱元璋全家的打击更是惨重：先是元璋64岁的父亲朱五四染上了瘟疫，请不起医生抓不起药，四月初六辞世；接着元璋的大哥又得了重病，也于四月初九故去，连他的大孩子也夭折了；元璋可怜的母亲陈氏只活了59岁，也于四月二十二日那天被瘟疫夺去了生命。一家九口人半个月内就去了四人，只剩下朱元璋和他二哥、大嫂王氏及她的一儿一女五口人。
旱灾、蝗虫、瘟疫仍在家乡肆虐。人们纷纷携儿带女，背井离乡。有的去投靠亲友，有的去逃荒要饭。元璋的大嫂只好带着一双儿女回娘家去了，家中只剩下他和二哥。那年月有钱的大户人家为避瘟疫暂住他乡，不用再雇人打工干活，穷人家死的死，逃的逃，哥俩奔波了好些日子也找不到活干。能靠得住的族人和亲戚，不是离得远久无来往，就是早已失去联系。六亲俱断，无处可投，哥俩只好吃草根树皮，度日如年。元璋小时候念了几天书，头脑比哥哥灵活，看看周围的伙伴们，比自己年长一点儿的，如汤和与周德兴已外出谋生去了。哥俩从四月忍到九月，半年的光景竟找不到一条谋生之路，再这样下去，哥俩只能坐以待毙，一起饿死。元璋和二哥一商量，决定分头外出逃荒，找条活路。
元璋年纪小，二哥放心不下，可是不外出逃荒又没有别的活路。兄弟情，离别情，哥俩抱头痛哭，好不伤心。真可谓“兄为我伤，我为兄哭，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汪大娘，好心的汪大娘忙过来安慰。听说兄弟俩要分头外出逃荒，就提起当年父母为元璋到庙中舍身许愿一事，允诺元璋长大后要舍身为僧。并说元璋年纪小，单独外出逃荒有危险，不如去寺庙当和尚，一来还了愿，二来也有口饭吃，总比饿死或逃荒强，元璋的二哥表示同意。
九月的一天，汪大娘为元璋准备了香烛和礼品，由汪大娘的儿子陪朱元璋到皇觉寺，请求高彬长老收他为僧。
皇觉寺曾毁于兵祸，朱元璋称帝后重建并改称龙兴寺。寺的规模较大，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各种金殿俱全。皇觉寺又有自己的大片田产，把土地租给佃农，坐享地租，加之和尚吃八方，每年成千上万善男信女的布施，好年景时吃也吃不完。寺中有一二十个和尚，平时也多为乡亲们做佛事（谁家死了人，为死人念倒头经），赚些银两。他们平常不种地，除了念经，只管些寺中日常琐事。皇觉寺佛堂多，每日需要打扫。寺中长老需要人伺候，且寺中零杂活繁多，也确实需要个有力气的人来完成。高彬长老看朱元璋年轻力壮，于是就和当时的主持德祝商量，征得同意后收留朱元璋做了和尚。御制《皇陵碑》记载了这段历史。所谓“汪氏老母，为我筹量”“空门礼佛，出入僧房”。朱元璋入皇觉寺后，只是剃光了头，没有受戒，是作为小行童被收留的，行童就是做粗活的童仆，干活吃饭没有工钱。朱元璋非常能干，人小有志气、有个性，吃苦可以，受欺负不干。他每天要打扫佛堂、打钟，击鼓、上香、点烛，伺候长老高彬一家，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多苦多累也不在乎。但是比他早来的年长的师兄们欺负他小，经常支使他干那些本不是他该干的活。时间一长他憋了一肚子火，心里好不服气，得为了吃这口饭，也只好暂时忍了。
在皇觉寺里，这种不甚舒心的生活，朱元璋也没能过上多久。严重的灾荒也波及寺庙，主要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和接受善男信女布施为生的皇觉寺亦感到了财源枯竭的威胁。年成不好，佃户交不上租，施主的布施也少得可怜。师叔、师兄们即使轮流去催租讨债仍无济于事。主持和方丈无法支撑寺中一二十号僧人如此坐吃山空的局面，只好遣散众僧。寺庙主持要求众和尚有家的先回家，无家的云游四方化缘。刚入皇觉寺仅五十天的朱元璋虽然是最后一个被打发出门的，但他既不会念经，也不会做佛事，无奈只好拜别师父和主持，带上木鱼和瓦钵云游四方去化缘了。
三年艰苦的流浪生活，使朱元璋告别了少年时代，成为一个见过世面，有着较为丰富阅历，有一定社会生活经验的青年。在三年的游历生活中，他目睹了国事日非的现实，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疾苦以及人心的趋向。三年的非人生活，使他亲身体验了人间的险恶，在和广大贫苦农民进行广泛的接触中，他接受了白莲教义和反元的宣传教育。在淮西三年多漂泊的生活，使他熟悉了那里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他坚强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也练就了他健壮的体魄，而恶劣的环境也造就了他猜忌、好斗、残忍的性格。三年中他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生活的需要使他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也沾染了江湖习气。
思乡之情使朱元璋在三年多的游方生活中曾两度回到家乡。第一次是元至正六年（1346年），他返回家乡主要是祭扫父母及大哥的亡灵。只因家乡灾情仍无缓解，他不得不又外出流浪去了。第二次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这次回到皇觉寺没有再走。此时的朱元璋已不是三年前的小行童了，他成熟了，有抱负，有志向，不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实践的生活使他清楚地了解到弥勒教在下层群众中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他已预感到弥勒教宣传的“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天下大乱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回寺后，他勤学读书，并有意识地培养锻炼自己，他要在时代的大潮中谋求自己的未来。他广泛地结交朋友，物色有胆、有识、有志之士，寻找敢做敢为的好汉，并不时地到城里打探消息。朦胧的雄心大志已在他心中萌发，他立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元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暴雨成灾，黄河河南白茅堤决口，汹涌的河水冲淹了两岸大片农田，接着又横灌大运河，淹没了济南。洪水不仅影响到漕运，而且对税收大户盐场直接构成威胁，严重危及着政府的财政收入。此后黄河又连年泛滥，国计民生的大事再也耽误不得。元朝丞相脱脱决定召集民夫，重修河堤，根治水患，将黄河水勒回故道。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阴月，经元顺帝批准，脱脱任命水利专家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召集汴梁、大名等地民夫15万，庐州等地戍军2万人，治理黄河。十几万民工从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开挖，南到白茅堤，西到阳青村，全长280余里，主要是疏通河床，使河水东流，回归故道。整个工程耗资数以亿万计。
在黄河一再决口，屡次泛滥的那几年中，河两岸的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本已贫敝至极，所剩无多。就是这些留下来的极少的人们还要忍受瘟疫的折磨。眼下官府又征他们做民工去挖河，监工和官吏不仅克扣口粮，而且常鞭打虐待民工，使他们身处绝境。河南、河北的广大民工们怨声载道，愤恨至极。整个修河的工地上，已经堆满了仇恨的干柴，只需一个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火。
明教教主韩山童和他的门徒颍川人刘福通以及杜遵道、韩咬儿等认为时机已到，准备大举起义。他们先编了一首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派教徒到河北、河南一带传唱。暗地里又让人凿了一个石人，脸上只刻一只眼，又在石人背上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大字。然后将石人埋在将要挖掘的黄陵冈河道上。同时秘遣几百个教徒充当民夫，宣扬天下当大乱，明王即将出世，就要拯救万民于水火了。一时间，消息传遍了河南、河北、江淮一带，人们盼着弥勒佛救世主的降生。开工后不久，独眼石人果然被民工们挖出来了，群情振奋，整个工地沸腾起来，老天爷终于睁开眼了，人们似乎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韩山童和刘福通、杜遵道等人抓住时机，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聚集了三千名教徒于河南永年县的白鹿庄，头裹红巾，打起红旗，斩白马黑牛，祭告天地，并在旗帜上写了“虎赍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口号；并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当做中国皇帝；刘福通是宋大将刘光世之后，该辅佐宋朝旧主起义，恢复天下。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发布檄文，号召劳苦大众推翻元朝腐朽统治。正当韩山童、刘福通筹备起义之时，消息泄漏了，永年县的官兵突然包围了白鹿庄，韩山童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及儿子韩林儿乘乱逃出重围。刘福通率众苦战冲出重围，决定提前起事。五月初三，刘福通出其不意地率众攻占了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等地。黄陵冈的民工们得到消息，杀了监工，头包红巾，和刘福通领导的主力汇合在一起，漫山遍野一片红，不到十天，起义队伍已达五六万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了。
刘福通领导的起义军全部头裹红巾，身穿红色战袍、战衣，又打着红色的旗帜，被称为“红巾军”，又称“红军”。由于红巾军战士多数信白莲教，烧香拜佛，又称之为“香军”。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邳州（今江苏邳县）人李二（又叫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八人伪装成河工，夜至徐州城，智取该城。天亮后树旗募兵，众至十余万，接连攻取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虹县、灵璧，乃至安丰（今安徽寿县）等县。同年十二月，邓州（今河南邓县）布贩王权（又叫布王三）也联合张椿起兵，攻占了河南不少州县，被称为“北琐红军”。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孟海马等人也发动起义，攻占了襄阳等地，被称为“南琐红军”。以上几支红巾军，均信奉白莲教，与刘福通的红巾军为同一系统，统称“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为盟主。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夏天，同样为响应刘福通起义，彭莹玉在江淮也率众造反。同年八月，彭莹玉的徒弟铁匠邹普胜和布贩徐寿辉在蕲州起兵，十月在蕲水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宋”，后改为天完（取压倒“大元”之意）。徐寿辉称皇帝，邹普胜为太师。后来，彭莹玉也来到蕲水。不久，天完政权兵分两路：一路攻取武昌，江陵，另一路夺占长江中、下游及浙、闽地区。由于他们军纪严明，不淫不杀，深得百姓拥护。这支部队同样头裹红巾，亦称红巾军，也信奉白莲教，烧香拜佛，故也称香军。因他们均属南方系统，故称“南方红巾军”。红巾军士气高涨，所到之处，尽皆披靡。他们开仓济贫，为民除害，深得百姓拥戴。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的一支红巾军攻占了濠州，朱元璋的家乡也笼罩在农民起义的风潮中。
郭子兴是定远县（今安徽定远）有名的大户，原籍曹州（今山东曹县）。他父亲在定远卖卦相命时，娶了当地大地主的瞎女儿为妻，分得一份财产，定居定远，成为当地有名的地主。郭子兴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郭子兴目睹了元朝的腐败，预感元朝气数已尽，天下有变。于是，他广散家财，结交豪杰，聚众烧香，加入了白莲教。在刘福通、芝麻李起义后，他也决心起兵响应，于元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联合了孙德崖等人起兵于定远，数日内聚众数万人。二月二十七，他带领数千人，趁黑夜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濠州。
自从朱元璋重回皇觉寺后，他除了认真读书，结交朋友外，无时不在注意着外面的世界，关注着风云变化。此时的朱元璋已不是那种易被人左右、易于冲动的少年，而是遇事冷静沉着、善于思考的青年了。他得知刘福通、徐寿辉、芝麻李起义的消息，心里自然很兴奋，现在濠州又来了郭子兴，而且起义军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更加高兴。
动荡的时局促使他深思，要他抉择。这时元朝有个叫彻里不花的军官，带着一支蒙古军驻扎在濠州城南三十里外的地方。元末，蒙古军腐败不堪，不少军官原本是将门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平日里不训练，战时不会打仗。彻里不花率领的这支蒙古军，原本是来进攻濠州城的，但他们从上到下都害怕红巾军，不敢攻城。为了向上级报功请赏，他们每天派兵到四周村庄抓壮丁，然后给每人头上裹块红布，算是抓来的红巾军俘虏，交差了事。老百姓被元军害苦了，忍无可忍，只好呼亲唤友，到濠州城投奔了起义军。再说朱元璋在寺庙里整天也是提心吊胆，心想，留在寺里迟早要给元军捆去充当红军领赏，与其这样，还不如去濠州投军，况且家乡的好友汤和等人都已投奔了起义军。此时濠州城里有五个义军首领，投奔谁好呢？左思右想，委实决断不下。
不久之后，在汤和的邀请下，朱元璋到濠州，投奔了红巾军，成为郭子兴手下的一名步卒。
加入郭子兴的队伍后，由于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过诸多的磨难，在义军众多的战友中一开始就显露出超群的才干。如：每日在队长的率领下出操习武，朱元璋就表现的比别人能吃苦，领会要领特别快，加上他人高马大，十几天下来，众人对他已是刮目相看了，很快成为军中顶尖的人物。又如：出城哨探，朱元璋那种见识广，遇事沉着冷静，心眼灵活，办事干脆果断的作风，使跟他一起出城的伙伴们折服。日子一长，弟兄们都愿意跟他一队，愿意听他调遣。不少人争着和元璋套近乎。跟他出去执行任务大伙觉得心里踏实，有主心骨。也确实如此，朱元璋每次出去，总是能完成任务，立功受赏，而且不伤一兵一卒。不久，郭子兴就把他调到元帅府当了亲兵，并授予九夫长的军衔。郭子兴每次征战都带着他，元璋鞍前马后之事干得勤谨、得当，又非常勇敢，并总能从旁翼卫，很受郭子兴赏识，渐渐的将他视为心腹体己，有事经常找他商量。
朱元璋为人处事得体，元帅府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说他好的。他读过私塾，认得字，军中的公文、伙伴们的家信也都由他念给大伙。日子一长，郭子兴觉得朱元璋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是个人才，于是开始带其打仗。每次出征作战，元璋都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获得战利品自己分毫不取，悉数分给手下弟兄。朱元璋有见识、讲义气、有勇有谋的品质很受战友们的拥护，也很得郭子兴的器重。
郭子兴有一义女（养女），是他的至交马公（即马三）的小女儿。马公是宿州闵子乡新丰里的富户，善结交，秉性耿直，后因杀人，带着小女儿投奔了郭子兴。郭子兴起兵时，马公回宿州策应，但不久故去，留下小女儿马氏。从此，郭子兴就收养了马氏，由他的第二夫人张氏抚养，并正式收为义女。马氏聪明贤惠，端庄温柔，善解人意，且“知书精女红”。郭子兴想成就大业，身边正缺一个像朱元璋这样精明能干的帮手。于是找小张夫人商议，欲将义女马氏许配给朱元璋，纳贤招婿。小张夫人对元璋的为人早有耳闻，认为义女嫁给他不会受罪。更重要的是夫君举事成大业，需要有能人相助，故欣然同意。时人谁也没有料到，一桩具有举世意义的婚姻大事就这样促成了。对朱元璋来说，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好不美哉！一个穷小子竟然娶了元帅的女儿为妻。从此，他有了靠山，前程似锦，众弟兄自然是另眼看待，以后在军中就称他为“朱公子”。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年底，脱脱任命新提升为中书左丞相的贾鲁领大军进围濠州。大敌当前，义军首领才尽弃前嫌，携手指挥将士坚守城池。从这年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濠州城整整被围困了七个月之久，义军凭借着城高壕深、粮草充足，始终坚守。在濠州被围的岁月里，朱元璋始终领兵浴血奋战。在元兵完成对濠州合围前，他领兵一支攻取怀远、安丰，招兵买马，合围之后，他又领奇兵突出重围，攻克了含山县、灵壁县和虹县。元军撤围后，濠州虽转危为安，但人员伤亡惨重，粮草告急，急需补充兵员和粮草。朱元璋又通过朋友关系，先弄来盐，后又用盐换回几十石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粮草的问题暂时解决了，朱元璋下一步就要解决人员的问题，徐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朱元璋结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