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得道者得天下（1）
曹操的目的是“无所不可”，志向是“治世之能臣”，他实现理想的保障一是“智”和“力”，二是“道”。纵观曹操的政治行为，大体都是顺“道”而为，洛阳北部尉的严刑峻法、济南相期间的廉政风暴、董卓乱政时的首倡义兵、立身兖州立马寻找组织、奉迎天子以令不臣。由于曹操的行为多是“民心工程”，无形中就增加了砝码，获得了黎民百姓的称赞，虽然黎民百姓不能直接帮助曹操，只能是口头上的支持，但却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众口铄金的社会，舆论可以让你一夜成名，流芳百世，也可以让你一天声名狼藉，遗臭万年。
在“道”行天的下同时，曹操也着手实施其长期的人才发展战略，即把人才作为自己根本，且注重人力资源建设。其实那时候和现在一样，也是双向选择，曹操选择人才，人才当然也在选择曹操。行“道”的曹操，自然得道多助，因而就容易聚集吸引更多人的到来，尤其是奉天子于许都后，手里掌握了分封大权，在刘家天下还有市场的时期，还是能笼络一大批人才的，发的是刘家的官证，得到人才的却是曹操。
用一句不太恰当话来比喻曹操对人才的态度，那就是他“爱才如好色”：曹操好色，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们没必要为他避讳，但可贵的是他爱惜人才毫不逊于甚至远远超过了喜欢美色，他每得一才，都喜形于色，当年荀彧离开袁绍投靠曹操的时候，见到荀彧，曹操“大悦”，说：“吾之子房也。”然后利用荀彧和荀攸的叔侄关系，把荀攸吸引过来，让荀攸先做汝南太守，接着做尚书。曹操对荀攸甚至有些崇拜，交流过后更是大喜，对荀彧、钟繇说：“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三国志·魏书·荀攸传》）
据《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记载，当曹操的得力谋士戏志才去世后，曹操给荀彧写信：“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荀彧就把郭嘉推荐给了曹操。曹操于是把郭嘉请到兖州，与郭嘉“共论天下之事，与之谈论，终日不倦”。曹操兴奋地对人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也高兴地说：“真吾主也。”
曹操不仅对主动投靠自己的人如此喜欢，而且对敌营中的人才也喜爱有加：比如，见许褚“威风凛凛”，心中暗喜，见贾诩“应对如流，甚爱之”，然后想方设法争取过来为己所用。曹操爱才情深，对人才有着深厚感情，他多次哭郭嘉、典韦，令活着的人不禁潸然垂泪，感动不已。
曹操为了得到心仪的人才，甚至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据说，当曹操知道徐庶很有才能后，为把徐庶弄到手，按程昱的计策，连夜把徐庶的母亲接到许昌，并且热情招待，为的就是让徐庶的母亲写信把儿子叫到曹操这儿来，为曹操做事；但徐庶的母亲不愿意，无奈之下，设法骗得了徐庶母亲的手迹，然后模仿字体，给徐庶写了一封信，接到母亲的“信”，信以为真的徐庶乖乖来到曹操身边。
曹操一生喜爱人才珍惜人才，而且想方设法网罗人才，所以曹操身边出现了“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超豪华阵容，猛将有典韦、夏侯惇、许褚、夏侯渊、张郃、张辽、于禁、徐晃……谋士有荀彧、郭嘉、程昱、崔琰、荀攸、刘晔、满庞、吕虔、毛玠……而这些人正是曹操平定天下的基础和资本。
当袁绍在经历十几年的奋战之后，完成了前期积淀，开始南向争天下的时候，此时的曹操也已得青徐兖豫四州，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北方遂成袁曹两家之争，而官渡就成了前沿阵地。
官渡之战中，对战局起决定作用的人就是荀彧、郭嘉、许攸，刚开始曹操表面上很自信，其实也很担心，正是郭嘉的“曹操十胜，袁绍十败”提高了曹操的自信，当曹操的粮草不足，思想动摇之际，正是荀彧的话坚定了曹操的信念，而正在危急之时，许攸来投，曹操才一举打败袁绍。而这几个人曾经都是袁绍的部下，可以说，官渡之战就是袁绍曾经的谋士和袁绍之间的战争，曹操倒成了一个执行者。
曹操的政治理想是做“治世之能臣”，袁绍的则是“雄图天下”，尽管表面上看来袁绍和曹操的矛盾是关于汉献帝在谁那儿定居的事，袁绍动辄要攻打许都，迎接汉献帝，而实际上就是关于谁主天下之争。
袁绍的战略是“南据”→“北阻”→“兼戎狄”→“南向以争天下”，袁绍强调的是地盘为王，武力是硬道理。当初汉献帝被董卓挟持到长安的时候，袁绍就抛出了另立皇帝的方案，正是没人响应而胎死腹中，后来汉献帝回到洛阳的时候，袁绍也是动过脑筋的，曾派郭图前往表达忠诚。
和曹操当时奉迎天子的局面一样，有反对的，有支持的，谋士沮授属于支持的一派，他对袁绍建议道：“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计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献帝传》）不得不佩服，沮授这一招很厉害，拿天子做令箭，号令诸侯，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早出处，沮授就是这个理论的肇始人。
但以淳于琼为首的人很是反对，他们则认为：“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就是说，汉朝已经破败，很难再兴盛起来。现在天下大乱，有枪就是草头王。如果弄一个皇帝过来，还得早请示晚汇报，多麻烦，不是上策。
这两种意见应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有优势，也都有弊端，袁绍到底采取了哪一种呢？答曰：都采取了。
按传统的史学观点，袁绍拒绝了沮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袁绍的性情是“多谋寡断”，既好虚名也好实利，只要是好东西，他都想要。所以尽管袁绍的政治战略是“地盘为王”，他还是不想放弃奉迎天子的好处，于是在曹操奉迎天子的时候，袁绍也派出了徐勋，这是袁绍自认为高明的一招。
在袁绍看来，第一，曹操当时还是自己的马仔，只要奉迎天子有好处，自己就能分一杯羹；第二，以曹操当时的实力，就是把天子接过去，也是能请神不能安神，早晚会成为烫手山芋，那个时候自己再出马接手，岂不是名利双收。
一些机遇一旦错过就不再有，袁绍的算盘确实很完美，不说一箭双雕，也是技高一筹。和曹操一起长大的袁绍对曹操的了解远没有曹操对袁绍的了解深刻到位，这可能是童年的噩梦经历帮助曹操练就了一双洞彻人性的火眼金睛。曹操属于绝境能逢生，腐朽也能化神奇，给点阳光就灿烂的那一类人。
和袁绍的政治战略不同，曹操的则是“治世之能臣”，外加顺“道”而行。在袁绍的支持下，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都。和董卓、李傕、郭汜他们不同，曹操对汉献帝那是百般敬重，就是当活神仙供着，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玩的、美女……所有的好东东统统都送给汉献帝享受。
汉献帝流浪多年，长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曹操这里才算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漂亮衣服、有酒有肉、还有美女。这些都是曹操送来的，但曹操不这样说，他说这些东东都是先前你们老刘家赏赐给我们老曹家的，现在天子您落难了，我们老曹家日子好过一些，现在都还给您。这样好事，打灯笼上哪找去，汉献帝是一个激动，曹操真是一个大好人、大忠臣，要是能早来就好了。
在有皇帝的时候，什么事只要皇帝一高兴就好办了，汉献帝一高兴，几乎毫无保留地把大权交给了曹操：你办事，朕放心。就是这样，曹操首先掌握了人事大权，有了这个权力，曹操就可以以令群臣了，于是在别人眼里是烫手山芋的皇帝到了他手里就成了张无忌的圣火令。
在“道”行天的下同时，曹操也着手实施其长期的人才发展战略，即把人才作为自己根本，且注重人力资源建设。其实那时候和现在一样，也是双向选择，曹操选择人才，人才当然也在选择曹操。行“道”的曹操，自然得道多助，因而就容易聚集吸引更多人的到来，尤其是奉天子于许都后，手里掌握了分封大权，在刘家天下还有市场的时期，还是能笼络一大批人才的，发的是刘家的官证，得到人才的却是曹操。
用一句不太恰当话来比喻曹操对人才的态度，那就是他“爱才如好色”：曹操好色，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们没必要为他避讳，但可贵的是他爱惜人才毫不逊于甚至远远超过了喜欢美色，他每得一才，都喜形于色，当年荀彧离开袁绍投靠曹操的时候，见到荀彧，曹操“大悦”，说：“吾之子房也。”然后利用荀彧和荀攸的叔侄关系，把荀攸吸引过来，让荀攸先做汝南太守，接着做尚书。曹操对荀攸甚至有些崇拜，交流过后更是大喜，对荀彧、钟繇说：“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三国志·魏书·荀攸传》）
据《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记载，当曹操的得力谋士戏志才去世后，曹操给荀彧写信：“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荀彧就把郭嘉推荐给了曹操。曹操于是把郭嘉请到兖州，与郭嘉“共论天下之事，与之谈论，终日不倦”。曹操兴奋地对人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也高兴地说：“真吾主也。”
曹操不仅对主动投靠自己的人如此喜欢，而且对敌营中的人才也喜爱有加：比如，见许褚“威风凛凛”，心中暗喜，见贾诩“应对如流，甚爱之”，然后想方设法争取过来为己所用。曹操爱才情深，对人才有着深厚感情，他多次哭郭嘉、典韦，令活着的人不禁潸然垂泪，感动不已。
曹操为了得到心仪的人才，甚至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据说，当曹操知道徐庶很有才能后，为把徐庶弄到手，按程昱的计策，连夜把徐庶的母亲接到许昌，并且热情招待，为的就是让徐庶的母亲写信把儿子叫到曹操这儿来，为曹操做事；但徐庶的母亲不愿意，无奈之下，设法骗得了徐庶母亲的手迹，然后模仿字体，给徐庶写了一封信，接到母亲的“信”，信以为真的徐庶乖乖来到曹操身边。
曹操一生喜爱人才珍惜人才，而且想方设法网罗人才，所以曹操身边出现了“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超豪华阵容，猛将有典韦、夏侯惇、许褚、夏侯渊、张郃、张辽、于禁、徐晃……谋士有荀彧、郭嘉、程昱、崔琰、荀攸、刘晔、满庞、吕虔、毛玠……而这些人正是曹操平定天下的基础和资本。
当袁绍在经历十几年的奋战之后，完成了前期积淀，开始南向争天下的时候，此时的曹操也已得青徐兖豫四州，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北方遂成袁曹两家之争，而官渡就成了前沿阵地。
官渡之战中，对战局起决定作用的人就是荀彧、郭嘉、许攸，刚开始曹操表面上很自信，其实也很担心，正是郭嘉的“曹操十胜，袁绍十败”提高了曹操的自信，当曹操的粮草不足，思想动摇之际，正是荀彧的话坚定了曹操的信念，而正在危急之时，许攸来投，曹操才一举打败袁绍。而这几个人曾经都是袁绍的部下，可以说，官渡之战就是袁绍曾经的谋士和袁绍之间的战争，曹操倒成了一个执行者。
曹操的政治理想是做“治世之能臣”，袁绍的则是“雄图天下”，尽管表面上看来袁绍和曹操的矛盾是关于汉献帝在谁那儿定居的事，袁绍动辄要攻打许都，迎接汉献帝，而实际上就是关于谁主天下之争。
袁绍的战略是“南据”→“北阻”→“兼戎狄”→“南向以争天下”，袁绍强调的是地盘为王，武力是硬道理。当初汉献帝被董卓挟持到长安的时候，袁绍就抛出了另立皇帝的方案，正是没人响应而胎死腹中，后来汉献帝回到洛阳的时候，袁绍也是动过脑筋的，曾派郭图前往表达忠诚。
和曹操当时奉迎天子的局面一样，有反对的，有支持的，谋士沮授属于支持的一派，他对袁绍建议道：“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计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献帝传》）不得不佩服，沮授这一招很厉害，拿天子做令箭，号令诸侯，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早出处，沮授就是这个理论的肇始人。
但以淳于琼为首的人很是反对，他们则认为：“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就是说，汉朝已经破败，很难再兴盛起来。现在天下大乱，有枪就是草头王。如果弄一个皇帝过来，还得早请示晚汇报，多麻烦，不是上策。
这两种意见应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有优势，也都有弊端，袁绍到底采取了哪一种呢？答曰：都采取了。
按传统的史学观点，袁绍拒绝了沮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袁绍的性情是“多谋寡断”，既好虚名也好实利，只要是好东西，他都想要。所以尽管袁绍的政治战略是“地盘为王”，他还是不想放弃奉迎天子的好处，于是在曹操奉迎天子的时候，袁绍也派出了徐勋，这是袁绍自认为高明的一招。
在袁绍看来，第一，曹操当时还是自己的马仔，只要奉迎天子有好处，自己就能分一杯羹；第二，以曹操当时的实力，就是把天子接过去，也是能请神不能安神，早晚会成为烫手山芋，那个时候自己再出马接手，岂不是名利双收。
一些机遇一旦错过就不再有，袁绍的算盘确实很完美，不说一箭双雕，也是技高一筹。和曹操一起长大的袁绍对曹操的了解远没有曹操对袁绍的了解深刻到位，这可能是童年的噩梦经历帮助曹操练就了一双洞彻人性的火眼金睛。曹操属于绝境能逢生，腐朽也能化神奇，给点阳光就灿烂的那一类人。
和袁绍的政治战略不同，曹操的则是“治世之能臣”，外加顺“道”而行。在袁绍的支持下，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都。和董卓、李傕、郭汜他们不同，曹操对汉献帝那是百般敬重，就是当活神仙供着，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玩的、美女……所有的好东东统统都送给汉献帝享受。
汉献帝流浪多年，长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曹操这里才算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漂亮衣服、有酒有肉、还有美女。这些都是曹操送来的，但曹操不这样说，他说这些东东都是先前你们老刘家赏赐给我们老曹家的，现在天子您落难了，我们老曹家日子好过一些，现在都还给您。这样好事，打灯笼上哪找去，汉献帝是一个激动，曹操真是一个大好人、大忠臣，要是能早来就好了。
在有皇帝的时候，什么事只要皇帝一高兴就好办了，汉献帝一高兴，几乎毫无保留地把大权交给了曹操：你办事，朕放心。就是这样，曹操首先掌握了人事大权，有了这个权力，曹操就可以以令群臣了，于是在别人眼里是烫手山芋的皇帝到了他手里就成了张无忌的圣火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