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董卓和羌人打得火热的时候,也正是东汉王朝和羌人闹得最僵的时候。其实,整个东汉,西羌问题一直是东汉政府最棘手的民族问题:自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开始,羌人就不断发动反叛,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持续时间也很长久。汉桓帝年间,西羌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平息,反而声势更加浩大。当然从历史经验就可知道,反叛责任应该不在羌人方面,而是汉朝地方官吏对他们剥削和压迫太残忍了,于是不堪忍受的羌人不断杀死汉人官吏,侵占州县。
面对羌人的反抗,内忧外患的东汉政府根本就束手无策,只得求救于地方豪强,想借他们的力量来缓解西羌危机。
这个时候,董卓就被推上了历史舞台。为了选拔人才,也是为了镇压羌人,汉桓帝征召六郡的“良家子”做羽林郎,所谓“良家子”,应该是指出身好,祖上没有什么反对刘家统治的记录,而“羽林郎”就是禁卫军军官。出身武人之家的董卓自然符合条件,于是深知董卓底细的陇西地方官吏便极力向朝廷推荐董卓,这无疑给董卓创造了一个发展势力、满足贪欲和野心的良机。当时董卓就出任州兵马掾一职,负责带兵巡守边塞,维护地方治安。
这样一来,董卓也就成了官方人物,成了“董大人”,不再仅仅是当年道上的“董老二”,有了这个身份,这董二就能利用自己的身份控制更多的羌人,为其日后发展势力打下基础。一时间,董卓成了陇西最当红的明星,不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民间,他都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随着势力一天天地膨胀以及地位的不断上升,董卓的野心变得更大了,“边远豪强”的名分已经微不足道了,他需要更大的政治舞台。
董卓有董卓的想法,中央政府也有自己的盘算,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尤其是众多矛盾冲突并发的汉灵帝时期,中央政府一方面想利用地方豪强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担心地方豪强在战争中做大,于是乎就采取了一手招抚利用一手抑制打击手法。
当然政府政策不是单独为董卓量身定做,但肯定包括董卓。随着战功卓著,董卓的势力也急速膨胀,再加上性格粗犷豪放,董卓的野心不说路人皆知,最起码有眼光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央政府坐不住了,担心董卓成为第二个张角,为了遏制董卓权势继续滋长和蔓延,开始动手了。
中平五年,汉灵帝征董卓为“闲职”少府。董卓很清楚朝廷的用意,便以“凉州扰乱,鲸鲵未灭”为由,婉言拒绝,不肯就任。中平六年,汉灵帝在病重之际急召董卓入宫,让他担任并州牧一职,其所属部队隶属于皇甫嵩。这一安排和任命自然满足不了董卓的野心,所以他回奏灵帝说:“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州,效力边垂。”(《后汉书·董卓传》)就是说这些士兵跟我在一起时间久了,感情深厚,感念我对他们的养育培养,愿意为我卖命,而且只听从我的,不如这样,让我们驻扎在边陲,为国效命。这道折子很有水平,不知是不是出自董老二之手。讲了一番大道理,还是不把兵权交出,而且立即领着自己所属的部队进驻河东,等待机会。
由于时机不成熟,董卓两次拒绝汉灵帝征召,当汉灵帝去世后,董卓认为时机成熟,所以当何进征召自己时,大喜过望,欣然前往。这倒不是何进比汉灵帝有魅力,而是在这个时候最合适,于是在“逐君侧之恶”的旗号下,董卓踏上进京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