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第六型：反省的质疑者严复（1853—1921）

　　严复是清末很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也是由皇权专制下的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渡型人物。

　　严复的个性属于反省的质疑者（疑问型）。

　　严复给人们反省的质疑者（疑问型）印象

　　严复（1853.。—1921.10.27）学识渊博，颇具才子意气，陈宝琛称赞他“器识闳通，天资高朗”。但是他恃才傲物，有点不通人情世故。文笔犀利，言词尖刻，而且“好为偏往独自之论”，阐发卓尔超群的高见。

　　在严复留学英国期间，郭嵩焘对严复的才华寄予厚望的同时，也看到严复年轻气盛的个性，曾告诫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为此提醒他：“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

　　接替郭嵩焘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也斥责严复为“狂傲矜张”。

　　李鸿章曾经赏识他的才智，但是“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孙中山评论严复道：“君为思想家。”

　　严复质疑型个性特点

　　严复的个性基本上属于质疑型（思想型）。

　　一百多年前的严复就尖锐指出了“华风之弊，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无奈现实；而四百多年以前，李贽就猛烈抨击过讲假话、行假事、做假人、满场是假、无所不假的病态社会。

　　严复对这“作伪与无耻”提出质疑。

　　（一）清高，倔强，不善阿谀奉承

　　（二）习惯坐而论道，缺乏实践能力

　　（三）意志薄弱，寻求自慰

　　（四）执着于渐变，教育救国

　　（五）注重方法论，提倡归纳法

　　（六）在新知旧法之间摇摆

　　（六）新旧矛盾，前后矛盾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清高，倔强，不善阿谀奉承

　　严复才高志远、不落俗套，不善于阿谀奉承，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他的仕途。

　　同乡老友陈宝琛称赞他，将他推荐给洋务派大臣李鸿章。调任严复为北洋学堂教习。“李鸿章尝示意其执称弟子，而先生勿屑也”。严复没有崇拜李鸿章，更没有赞成李鸿章的“中体西用”的政治主张。尽管严复努力工作，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鸿章才将他从任职9年的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晋升为会办（副校长），第二年晋升为总办（校长）。严复没有再对李鸿章趋奉，李鸿章对严复的“提拔”也仅此为止。

　　严复目睹当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李鸿章洋务派任人唯亲、培植党羽、片面学习西方文化，感到非常悲愤忧虑。他经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悖牛耳！”用不了30年，中国要像老牛一样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李鸿章闻知以后：“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1893年中法战争发生，在中国军队打胜仗的情况下，李鸿章却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订立了“简明条款”，激起国人愤怒上书，要求严惩李鸿章的妥协行为，李鸿章“疑忌”严复参与所为，严复亦“愤而自疏”。

　　由于得不到上司的器重，政治仕途不畅，提调补缺无望，严复感叹：“四十不官拥枭比，男儿怀抱谁人知？”严复还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以期“一举成名”。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留学生，从1885年至1894年，连续4次参加乡试，因无法适应清朝陈腐的科举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他终于抛弃通过科举实现救国图强的幻想。

　　（二）习惯坐而论道，缺乏行动能力

　　严复生平习惯于纸笔口舌，坐而论道，缺乏社会实践的能力，甚至在具体的政治责任面前带有某种恐惧，所以他一生都在痛苦地抱怨没有被重用，无职无权。人们或许能感到，他在政治领域之所以没有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去积极主动地寻找机会，以及他基本上不愿意搏击政治风云。

　　严复没有能够走上政治舞台，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他在思想界的影响足以让后人对他产生深深的敬仰。他的性格是富于才情，敏于文思，善于动口议论、动笔译述，但是不擅长实际行动。但也正是这种矛盾的性格成就了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意志懦弱，寻求自慰

　　严复他一再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思想，非超然物外之辈。他在晚年自比为献“和氏璧”的卞和，颇有感慨地坦言：“平生献玉常遭刖”。

　　严复最亲密的学生熊纯如对严复有过这样的评价：严复在西学方面，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不及，但在“勇德”方面，严复则远不如康、梁等人。

　　由于怀才不遇，长期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意志薄弱，为寻求自慰、排遣忧愁，严复长期嗜赌、吸毒。

　　严复在任职水师学堂期间便嗜好赌博，遭受挫折以后更以搓麻将排遣闷气。他在通信中说：“又陵（严复）博大胜，已到手者已万金，水师学堂总办大可不做矣。”（《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0页）直到严复老死，在他日记中的“博戏”记载屡见不鲜。

　　他又自我麻醉，以至于嗜鸦片如性命。这跟他软弱的性格密不可分。他长期吸毒，晚年自述：“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睡药尚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从鸦片战争前后起，对鸦片之害已说得够多了。严氏与其说不知而上当，毋宁说是因软弱而经受不起诱惑。

　　（四）执着于渐变，教育救国

　　孙文（中山）在当时认为，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19世纪末年，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但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因此回答了那句有名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余世存：严复的偏激）

　　严复并没有因为政治遭遇冷落、仕进不畅而消声匿迹，恰恰相反，他终于抛弃个人仕进的念头，在甲午战争后，更加奋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首先传播天演论（演化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唤醒国人保种自强、变法图存，追寻自己崇高的人生价值。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严复一向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变法。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产生了巨大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严复信奉达尔文和斯宾塞的演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主张通过智、体、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主张“除而不骤、惟不可期之以骤。”具体办法就是“教育救国论”。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

　　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积极办学。他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还帮助办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

　　（五）注重方法论，提倡归纳法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

　　他认为归纳法和演绎法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从模糊概念出发、牵强附会的“演绎”甚多，而从分析大量真相出发、实事求是的“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六）在新知旧法之间摇摆

　　严复一生的性命在新知旧法之间动摇不定：他年轻时不相信政府的改革，中法战争后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

　　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后，他对革命就持否定态度。

　　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间，进士、海军协都统、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资政院议员、海军一等参谋官等头衔接踵而至，他的个人欲求大体都已满足。朝野都视之为“硕学通儒”，踌躇满志。

　　社会正在急剧转型，清政府面临何去何从的严峻选择。偏偏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严复成了为现状辩护的“政府党”。（严复：《与汪康年书》十，《严复集》第四册，3279页。）

　　清政府失去了推动它前进的强大压力，卒至陷入灭顶之灾。而严复失掉的则是作为知识分子标志的灵魂——永不休止的批判精神。

　　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顺理成章地，他参加了杨度等人组织的“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做皇帝开辟道路。因此，革命党人对严复的评价是：“只晓得自私自利，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章太炎对严复有过这样的评价：在政治上视汉人为猥贱，于革命、立宪非其所措意；在中国文史知识上是仅得句读而未领其要；在译介西学上是以与中学偶合为真为喜。

　　严复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严复对袁世凯的品性才识颇为不满，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袁世凯实现报效祖国之志；一方面严复必须考虑维持一家三十余口在京城体面生活的薪水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及知识者的自尊。

　　这决定了严复一方面与袁世凯有一定的私人交情，同时又注意保持距离。（参照皮后锋著《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七）新旧矛盾，前后矛盾

　　严复在《原强》中提出，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主张通过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严复大声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

　　但是他自己却在1885至1893年间，四次参加科举“乡试”和再三忍受落榜之辱。身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和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的严复，竟不惜花钱买来一个“监生”资格。他对皇权专制和宗法制度下的台阁和清流一往情深，视为毕生追求。他耿耿于怀的是未能循科举“正途”出身，虽在1909年获“赐文科进士出身”的“荐赏”，仍愿以年近花甲之身，再度收拾考篮赶考。

　　甚至废科举后依然情愫未变，令人惊异地表白：“无何八股亡，大耻末由濯。晚虽蒙荐赏，何异遭呼蹙。所以平生谈，于此尤刻轹。内实抒宿愤，外示昌新学。”“却愿复制科……垂老飞冲天！”（严复：《太夷继作有‘被刖’诸语见靳，乃为复之》，《严复集》第一册，368页。）

　　严复也不善于处理好自己的家庭内部关系，无可奈何地周旋于妻、妾、儿、女的矛盾冲突之间。

　　在生活道德方面，严复大声疾呼必须禁绝鸦片，但是他自己却在意志消沉时就禁不住吸食鸦片烟。李鸿章得知便劝告他：“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是严复并没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买上好的烟膏，他的书信中就有许多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

　　他长期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死前一年才痛悔，但已无力自拔，1919年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三册，704页。）

　　严复经历对个性的影响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1853年生于福建侯官（今闽候），一个医生家庭。后改名复，字几道。

　　严复从小就受系统的儒学教育。少年时期，因为谋生的需要，被迫放弃科举的正途，1866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马江学堂（船政学堂），接受了西方科学教育，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

　　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尤为赞赏达尔文的演化论观点。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不是总教习或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又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积极倡导西学启蒙，完成了《天演论》的译述。

　　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严复主办《国闻报》影响很大，“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严复还曾担任过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的知识结构

　　从小受系统的儒学教育。少年时期，被迫放弃科举的正途，考入马江学堂（船政学堂），接受西方科学教育。1877年到187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回国后，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天演论》等译述工作。

　　严复质疑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严复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严复不善于交际、不喜欢热闹、不大合群；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平时情绪并不稳定、易冲动；他好胜心强、但不好斗，也不温情、不谦逊、不随和；他热情、但又沉静、审慎；他自觉、负责任、讲道德、不敷衍、遵守规则；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但不冒险，有时退缩、犹豫畏却；他敏感、但抱幻想、感情用事，也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警觉、但有时刚愎自用，他不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狂放，而现实、脚踏实地；他世故、精明能干，但又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沉着；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自有主张，不随大流；他受约束、但任性、松懈、不拘小节；他常有紧迫感、困扰，拘束、难以镇定和放松自如。

　　严复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严复的质疑型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爱社交——内向、不善交际（+）

　　B，聪慧性（+）聪明、理智——迟钝、欠理智（——）

　　C，（情绪）稳定性（——）沉着、情绪稳定——易激惹、情绪不稳（+）

　　E，恃强性（+）争强好胜——温顺、随和（——）

　　F，兴奋性（——）活泼、热情洋溢——严肃、冷静（+——）

　　G，有恒性（+）道德观念强——玩世不恭、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冒险——退缩、犹豫（+）

　　I，敏感性（+）感觉敏锐——不敏感（——）

　　L，怀疑性（+）怀疑、警觉——轻信、麻痹（+——）

　　M，幻想性（——）富于幻想、心不在焉——现实、脚踏实地（+——）

　　N，世故性（+——）世故、老练——坦率、朴实（+——）

　　O，忧虑性（+）忧虑、不安——无忧无虑、满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旧、保守传统（+——）

　　Q2，独立性（+）独立自主、有主见——服从、依赖群体（——）

　　Q3，自律性（+）自律、受约束——任性、无拘束（——）

　　Q4，紧张性（+）紧张、紧迫感——放松、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严复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A）随和性（——+）

　　（C）认真性（+）

　　（N）情绪性（——+）

　　（O）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