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第一型：偏执型的求全者傅雷（1908—1966）

　　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

　　李长之回忆说：在战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华又是好环境，教授们的家都相当安适。在我们每每当下午四五点钟去谈天的时候，不但畅所欲言，既不关时局，又不谈物价，更没有愁眉苦脸，而且吃着好茶，有时来一道甜食点心，像莲子羮一类等等的。我们在朱先生家里也不曾例外。

　　然而抗日战争把所有人的生活划了一道界线。

　　不到一年，长沙的临大改为联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为初到时的生活的凌乱，我们失掉了从容坐下来谈话的心情。不久，我又因为可笑的文字祸而离开昆明，到了重庆。因为是抗战才开始，大家的生活秩序虽然受了影响，可是身心都没有大的变化。

　　最叫我惊讶的，却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时候，适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朱太太是四川人），我去看他，他的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没想几年的折磨，叫人变了样！有些老朋友，见了我，也说我苍老了，我还想辩护。可是看看朱先生，我连说他苍老也不敢了。——怕伤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我们也曾喝着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对了。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

　　中隔了两年，我仍回在沙坪坝中央大学教书。喜出望外的，是朱先生又恢复了往日的健康，头发上那一层霜也像揭走了，又是乌黑乌黑的了。他依然精神，仿佛和往日清华园的佩弦先生的面貌可以接续起来了。（李长之：“杂忆佩弦先生”，原载《文讯》第9卷第3期；1948年8月21日，录自《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振铎回忆说：在抗战中，他从北平随了学校撤退到后方。他跟着学生徒步跑，跑到长沙，又跑到昆明。还照料着学校图书馆里搬出来的几千箱的书籍。这一次的长征，也许使他结结实实的身体开始受了伤。

　　在昆明联大的时候，他的生活很苦。他的夫人和孩子们都不能在身边，为了经济的拮据，只能让他们住在成都。听说，食米的恶劣，使他开始有了胃病。他是一位有名的衣履不周的教授之一。冬天，没有大衣，把马夫用的毡子裹在身上，就作为大衣；而在夜里，这一条毡子便又作为棉被用。

　　悲天悯人，自我牺牲

　　叶圣陶回忆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朱自清回到北平清华大学的生活状况：

　　在北平，他还是过得很苦。他并没有松下一口气来。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处事又认真，经济不宽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战，不能好好治疗，休养。去世，年五十一岁。（叶圣陶：朱佩弦先生）

　　郑振铎回忆说：

　　佩弦虽然在胜利三年后去世，其实他是为抗战而牺牲者之一。那末结结实实的身体，如果不经过抗战的这一个阶段的至窘极苦的生活，他怎么会瘦弱了下去而死了呢？他的致死的病是胃溃疡与肾脏炎。积年的缺乏营养与过度的工作，使他一病便不起。尽管有许多人发了国难财，胜利财，乃至汉奸们也发了财而逍遥法外，许多瘦子都变成了肥头大脸的胖子，但像佩弦那样的文人、学者与教授，却只是天天的瘦下去，以至于病倒而死。就在胜利后，他们过的还是那么苦难的日子与可悲愤的生活。

　　在这个悲愤苦难的时代，连老成持重的佩弦，也会是充满了悲愤的。在报纸上，见到有佩弦签名的有意义的宣扬不少。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给我以时间，我要慢慢的学。”他在走上一条新的路上来了。可惜的是，他正在走着，他的旧伤痕却使得他倒了下去。

　　他花了整整的一年工夫，编成《闻一多全集》。他既担任着这一个工作，他便勤勤恳恳的专心一志的负责到底的做着。《闻一多全集》的能够出版，他的力量是最大的；他所费的时间也最多。我们读到他的《闻一多全集》的序，对于他的“不负死友”的精神，该怎样的感动。（郑振铎：“哭佩弦”原载1948年9月15日《文讯》第9卷第3期；录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朱自清研究资料》）

　　他“企图从现代的立场上来了解传统”，“所谓现代的立场，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从这中间可以见到他日进不已的精神。

　　他毕生尽力的不出国文跟文学，他在学校里教的也是这些。“思不出其位”，一点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从这里可以见到一个完美的人格。（叶圣陶：朱佩弦先生）

　　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一文中回忆：“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0日）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病逝，离开他50周岁生日还有100天。

　　朱自清的知识结构

　　扬州中学毕业后，就读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

　　1925年，27岁时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教书。

　　1931年在伦敦修读英国文学和语言学，次年回国。

　　朱自清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朱自清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朱自清不善交际，但是赤诚、乐群，惯孤独、不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平时情绪稳定、态度温和、不易冲动；他好胜心强、但不武断，不好斗，而是温情、谦逊、随和；他热情、但又沉静、审慎；他自觉、负责任、讲道德、不敷衍、遵守规则；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但不冒险，常犹豫畏却；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警觉、但决不刚愎自用，他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不狂放，而是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世故、精明能干，但又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安详、沉着、满足；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有时随大流；他严于待己、受约束、不任性、不松懈、重视细节；他一般很少紧迫感、不困扰，无拘束、镇定、放松自如。

　　朱自清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朱自清的平和型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爱社交——内向、不善交际（）

　　B，聪慧性（+）聪明、理智——迟钝、欠理智（——）

　　C，（情绪）稳定性（+）沉着、情绪稳定——易激惹、情绪不稳（——）

　　E，恃强性（——）争强好胜——温顺、随和（+）

　　F，兴奋性（——）活泼、热情洋溢——严肃、冷静（+）

　　G，有恒性（）道德观念强——玩世不恭、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冒险——退缩、犹豫（+）

　　I，敏感性（+）感觉敏锐——不敏感（——）

　　L，怀疑性（+）怀疑、警觉——轻信、麻痹（——）

　　M，幻想性（——）富于幻想、心不在焉——现实、脚踏实地（+）

　　N，世故性（——）世故、老练——坦率、朴实（+）

　　O，忧虑性（+——）忧虑、不安——无忧无虑、满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旧、保守传统（——）

　　Q2，独立性（+）独立自主、有主见——服从、依赖群体（——）

　　Q3，自律性（+）自律、受约束——任性、无拘束（——）

　　Q4，紧张性（——）紧张、紧迫感——放松、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朱自清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A）随和性（+）

　　（C）认真性（+）

　　（N）情绪性（——+）

　　（O）开放性（+）

　　傅雷是一代翻译巨匠，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音乐、美术评论家。短促的一生翻译世界文学名著达三十余部，所译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作品堪称信、达、雅的典范。傅雷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傅雷还是一位教子有方的严父，培养了我国第一位获得国际盛誉的钢琴家傅聪，他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家书集——《傅雷家书》感动了数百万读者。文化大革命期间，傅雷先生与夫人以死抗争、自尽辞世，显示了独立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

　　傅雷的个性，属于偏执型的求全者。

　　重原则，不妥协，黑白分明，对自己和别人均要求高，经常指责自己或周围的人，认为事情正确才是最重要的。上进心强，一定要出人头地。总是对现状不满意，希望能够达到更好的境界，是那种“精益求精”的类型。勤于动手做，也勇于开口骂，因为他不仅严以律己，也严以待人。在脑子里经常以自己的尺度评判他人。如果事物没有按顺序编排，就会感到焦躁。即使小错误、小缺点，也会耿耿于怀。比别人容易忧心、挂虑。避免交际，生怕浪费时间。虽然该做的事很多，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常有紧迫感。拙于放松，不能轻易开玩笑或闲聊。经常仔细核对自己如何分配、使用时间。行事中规中矩，又很实际，可是很胆怯。不愿做违心的事，包括说谎及欺骗。遇到不公正的情况，就会苦恼、困惑。嫉恶如仇，不肯轻易饶恕。以斩钉截铁的标准看待事物。有时怒火中烧，脾气焦躁而脆弱。经常被欲求、不满驱使，认为自己或他人都不够完美，追求“尽善尽美”到了偏执的程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傅雷给人们的偏执、刚烈的印象

　　傅雷（1908.4.7-1966.9.3）是宁折勿弯的典型。

　　傅雷性格的形成，不能忽略他成长的家庭环境因素。4岁那年，他的父亲傅鹏被当地土豪陷害入狱，后郁闷而死，年仅24岁。他的母亲李欲振立志教子复仇，为小傅雷请来私塾先生教学，她自己则守在一旁监督，孩子稍生懒惰，她便严加苛责。由于寡母的严教，傅雷从小养成严谨的学习态度和治学作风，也形成了他刚烈正直、嫉恶如仇的性格。

　　下面转述亲友们对他的看法。

　　朋友眼中的傅雷

　　石西民说：“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

　　傅雷的内兄朱人秀说：“傅雷的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就合不来。后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样的原因。”

　　柯灵说：“他尽管很固执，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的。与人交，如果感到气味不投，绝不稍假词色，否则就总是以宽厚待人，既坚持原则，又十分旷达。”

　　施蛰存回忆：“1939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傅雷从昆明回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积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决意离开上海美专，选择译书为业，在傅雷，除了对翻译工作有浓厚的兴趣，可能也是由于他自己意识到这个原因吧！

　　楼适夷说：“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汉奸卖国贼，他表示了凛然不屈的极端的孤傲，甚至（在上海沦陷期间）不让已到学龄的孩子进当时的小学，宁肯由自己和夫人当孩子的家庭教师。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

　　杨绛说：“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

　　施蛰存说：“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家人眼中的傅雷

　　与傅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爱妻朱梅馥的慈善宽容。朱梅馥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爱傅雷、爱两个孩子，胜过自己的生命。在儿子傅聪、傅敏心目中，母亲的形象非常伟大，是无名英雄。傅敏说：“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傅雷的一切成就。父亲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与外界常常格格不入，母亲就充当起妻子、秘书、公关人员等多重角色，与外界交往主要靠我母亲来维系。父亲不愿见的人，就由母亲出去挡架、接待，一些很棘手的问题都由她处理，她因此也练就了一套待人接物的本事，使我父亲一生中没有后顾之忧。”

　　妻子朱梅馥对儿子说：“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傅雷自己说：“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傅雷的求全者个性特点

　　傅雷一生是孤家寡人独立奋斗的典型，他的求全者个性表现在：

　　（一）追求完美，然而可望不可即

　　（二）宁折勿弯，最重独立人格

　　（三）秉性乖戾，疾恶如仇

　　（四）过于耿直，难以与人共事

　　（五）出于深爱，严厉训子

　　（六）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追求完美，然而可望不可即

　　傅雷认为他终生的追求，也就是前辈多少世代的追求，无非是完美。但完美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因为人的理想、幻想永无止境。所谓完美像水中花、镜中月，始终可望不可即。

　　友人赞美傅雷：“哲学家在他身上研究哲理和思想，文学家在他身上感受纯真和情怀，历史学家在他身上读一分知识分子的心灵。”

　　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者的生活才如一潭死水；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解脱。

　　（二）宁折勿弯，最重独立人格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傅雷坚决不肯做“深刻检查”，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说：“傅雷这个人，我觉得是，在右派分子里面，应该讲是最没有反党情绪的，最想我们的党变得好一点的人。结果后来，在反右以后被批判的是最厉害。这个我想傅雷的理想的头，碰了一个那么大的钉子，碰到头破血流，跟他后来不断地失望，到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应该有关系的。”

　　施蛰存回忆：“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三）秉性乖戾，疾恶如仇

　　傅雷性格的形成，不能忽略他成长的家庭环境因素。4岁那年，他的父亲傅鹏被当地土豪陷害入狱，后郁闷而死，年仅24岁。他的母亲李欲振立志教子复仇，为小傅雷请来私塾先生教学，她自己则守在一旁监督，孩子稍生懒惰，她便严加苛责。由于寡母的严教，傅雷从小养成严谨的学习态度和治学作风，也形成了他刚烈正直、嫉恶如仇的性格。

　　1961年朱梅馥写信给傅聪说：“我对你爸爸的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引自《傅雷家书》1961年10月5日朱梅馥给傅聪的信）

　　对于权势，他决不屈从，对庸俗市侩的东西，他绝对不妥协迁就。他在给傅聪的信里说，“我还是那么天真，只能在社会中碰壁，没办法”。

　　正因为如此，傅雷对为人处世反而体悟更深刻，见地更精辟。比如，他说什么样的人能做官呢，好官是里方外圆，如果里方外方就干不长，如果里圆外圆，那就肯定是坏官了。

　　（四）过于耿直，难以与人共事

　　虽然学有专攻，虽然教子有方，但傅雷却不认为自己做人很成功。他知道自己太直，很难与人共事，看不惯的事忍不住想说，话一出口就得罪人。只能在书斋里干本行。不过他也有优点，虽然有时跟朋友说话易冲动，但事后就会主动找人道歉。

　　傅雷在上海美专工作的时间不长。他与校长刘海粟一起来到学校，见长廊上挂出的画，他紧皱着眉头对工友说：“这些画没有创造性，才气少，收掉！”傅雷是校办公室主任，他这样说了，工友不能不办，立即将画收掉了。

　　刘海粟曾一个劲地向人们解释傅雷的脾气禀性：傅先生这个人，脾气虽有点儿古怪，心很好。虽然有时显得狂妄无礼，但也非常率真爽快。

　　楼适夷说：“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长。”

　　杨绛说：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长子傅聪说：“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关心世界，关心国家，关心人类。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真的觉得中国有希望。”

　　（五）出于深爱，严厉训子

　　杨绛说：“可能是因袭了严格的家教，傅雷对两个儿子管教甚严，例如吃饭时不得讲话，咀嚼时不准出声，饭菜不能掉在餐桌上，用餐后椅子要归位，等等。”

　　次子傅敏说：“父亲做人很讲原则，自律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一个讲真话的人。他的性格非常暴躁，对我们要求也非常严厉，我们小时候挨的打可不少，母亲则往往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

　　施蛰存回忆：“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六）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罗新璋回忆说：“傅雷先生对我是严师。严格是他的性格特点。从其译著及注释中，可看出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我当年的翻译习作，花了不少力气，结果颇受先生指摘……早在大学毕业前，为了练笔，译了一点有关罗曼罗兰的文字，贸贸然寄去，请傅雷先生斧正。先生并不因为是学生的习作而鄙夷不屑，也不因为是稚拙的学步而降低要求，前后回了几封信，译稿也经仔细批阅，用红笔和蓝笔作种种记号，一一指出毛病所在。来信则结合译稿提出若干原则性意见。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盖叫天说得好，慢就是快’，这是指开始学艺的人，必须走得慢，要打好基础，以后才能走快。”

　　黄苗子说：“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

　　翻开《傅雷家书》，也有不少这样的例证。在新增的傅雷1954年9月28日晚写的信中，可以看到傅雷对老舍《四世同堂》直率的批评：“……近来又翻出老舍的《四世同堂》看看，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噜哩噜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可见我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了。翻老舍的小说出来，原意是想学习，结果找不到什么科学的东西……。”这番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不辛辣。

　　傅雷经历对个性的影响

　　1908年4月7日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为上海市南汇区）一个江南望族。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为名，以“怒安”为字。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留学法国奠定事业基础

　　1928年，到达法国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本年开始留法四年。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1931年9月间，傅雷由法国回来时，年仅23岁，即被刘海粟聘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当时这所学校，集中着国内第一流的人才，如黄宾虹、张善孖、张大千、贺天健、潘玉良、庞薰琹等；较年轻些的教员有蒋兆和、俞剑华、娄师白、马孟容、谢公展等，这些人日后也大都成了文化艺术界的佼佼者。在这样一所人才济济的学校中，出任办公室主任，说明年轻的傅雷确实具有不同一般的学识。除了日常行政工作，他还开设了两门课程：美术史和法语。

　　9月下旬，蔡元培先生在威海卫路中社设宴为刘海粟旅欧回国接风，傅雷应邀出席，作陪的还有陈独秀、叶恭绰、许寿裳、杨杏佛、黄宾虹、张大千、朱屺瞻、王个簃等社会文化名流。宴席间，傅雷谈到如何改革上海美专教学工作时，蔡元培先生很为赏识，支持他的一些设想。

　　1931年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编写美术史讲义，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译《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油印数百份。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

　　1932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朱把一切献给了丈夫和孩子。按照他们的朋友杨绛女士的评价，朱梅馥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还是傅雷的“秘书”。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9月母亲病故。坚决辞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职务。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当时未发表，后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抗战期间困守孤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傅雷留在上海市“孤岛”，但拒绝为日伪服务，而完全靠自己译述来养家糊口。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1947年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知识出版社刊印两百本。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文汇报》。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1—1954年，翻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小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沦为右派，死于非命

　　1956年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

　　自1956至1957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1958年初，傅雷被定为“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

　　1958—1965年，持续翻译巴尔扎克作品，自食其力。

　　1966年9月3日，在经历了抄家和批斗后，因不堪忍受凌辱，傅雷朱梅馥夫妇在卧室自缢身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1979年，由上海市文联和作协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名誉。

　　傅雷一生译著宏富，以翻译14部巴尔扎克小说和在中国流传甚广的罗曼·罗兰代表作《约翰·克里斯朵夫》闻名于世。此外，他还翻译了伏尔泰的一些作品以及梅里美的《嘉里美》。作为父亲，他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家书集《傅雷家书》感动了无数读者。

　　傅雷的知识结构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1926年秋考入上海持志大学。

　　1928年，到法国巴黎，留法四年学法文，1931年9月回国。

　　傅雷求全者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傅雷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傅雷不善交际，他惯于孤独、不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平时情绪稳定、态度温和、但易冲动；他好胜心强、武断，不好斗；他热情、但又沉静、审慎；他自觉、负责任、讲道德、不敷衍、遵守规则；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但不冒险，不退缩、不犹豫畏却；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警觉、但刚愎自用，他不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不狂放，而是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世故、精明能干，但又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安详、沉着、满足；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当机立断、自有主张，不随大流；他严于律己、受约束、不任性、不松懈、重视细节；他一般很少紧迫感、不困扰，无拘束、镇定、放松自如。

　　傅雷的刚烈型（求全型）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傅雷的刚烈型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爱社交——内向、不善交际（+）

　　B，聪慧性（+）聪明、理智——迟钝、欠理智（——）

　　C，（情绪）稳定性（——）沉着、情绪稳定——易激惹、情绪不稳（+）

　　E，恃强性（+）争强好胜——温顺、随和（——）

　　F，兴奋性（——）活泼、热情洋溢——严肃、冷静（+）

　　G，有恒性（+）道德观念强——玩世不恭、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冒险——退缩、犹豫（+）

　　I，敏感性（+）感觉敏锐——不敏感（——）

　　L，怀疑性（——+）怀疑、警觉——轻信、麻痹（+）

　　M，幻想性（+）富于幻想、心不在焉——现实、脚踏实地（——）

　　N，世故性（——）世故、老练——坦率、朴实（+）

　　O，忧虑性（+）忧虑、不安——无忧无虑、满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旧、保守传统（——）

　　Q2，独立性（+）独立自主、有主见——服从、依赖群体（——）

　　Q3，自律性（+）自律、受约束——任性、无拘束（+——）

　　Q4，紧张性（+）紧张、紧迫感——放松、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傅雷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A）随和性（——）

　　（C）认真性（+）

　　（N）情绪性（——+）

　　（O）开放性（+）

　　第二型：理想型的奉献者巴金（1904—2005）

　　巴金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時也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來最有影响的文化人之一。巴金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正因如此，他在文革期間受到四人帮的非人道迫害。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館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但后者至今都未实现。90年代以后巴金患有帕金森氏症、慢性气管炎、高血压、恶性间皮细胞瘤等多种疾病，曾表示要求安乐死；1999年，因呼吸道感染發高热並出現急性呼吸衰竭，病情反复，从此失去知觉未能出医院。2005年巴金101岁停止呼吸。

　　巴金的个性是勤奋、炽烈的理想主义奉献者。

　　巴金给人们的奉献者印象

　　巴金（1904.11.25—2005.10.17）视文学如生命。他一生的形象就是个热诚勤奋的作家和负责的编辑。

　　巴金起先在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在巴黎平民的拉丁区内，嚼着冷硬的面包，忍耐着苦痛，过了两三年“下贱人”的生活；回到上海，在开明书店做过极不相干的外文校对。这境地的巴金，当然为大人物所不屑。然而，在物质方面巴金很苦痛，可实际上他最苦痛的还是在精神上，他在《复仇》序言里说：“白天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记了一切地大笑，因为我戴了假面具。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底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世界底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底无助而哭，为了看见人类底受苦而哭……”又说：“我底灵魂为着世间底不平而哭泣着。”这就是他灵魂的苦痛的自白。

　　1935年夏一粟在《大公报》发表《论巴金》一文，表达了当时文化界对于“而立之年”巴金的印象——

　　巴金，这个大脑大眼，长脸短脚的作家，现在还在中国生存着，工作着。他绝没有一般所谓普罗作家底臭味，尤其很少“口号”和“标语”，和所谓“正义意识”。下流习气，更可说是绝对没有。巴金总是苦痛着。但丁是这样，陀斯妥夫斯基是这样，而巴金也是这样。巴金的苦痛，并不是物质的……在上海环龙路一家花园别墅小屋里，他整天价地，日也写，夜也写，忘记了饮食，忘记了苦痛，忘记了自由。在青岛一个朋友家里，他的灵魂也是悲痛着，颤动着；在北平与沈从文同住一个屋子里时，也还是一样。他没有过着安定的生活，而把他一切的生活，完全建筑在信仰与理想上面。他说：“为了信仰，为了理想，我是可以来牺牲我底一切的。”

　　他过着朴素平凡的生活，而且不见他有过恋爱。虽然他也赞美女人的爱，而有着他“初恋”，但人家总不相信他是会爱女人的。所以他在《光明》序言里说：“……不仅是一个阶级，差不多全人类都要借我底笔来伸诉他们底苦痛了。他们是有这权利的。在这时候我还能够絮絮地象说教者那样说什么爱人，祝福人底话么？”

　　巴金永未抛弃过他的指斥罪恶咒诅横暴的笔，他永远用他苦痛的灵魂来使青年感动，教每个青年去怎样爱人，救人；而且每个青年为了读他底作品真不知流过多少的眼泪，痛哭过多少次，这是同情的感激的泪。（原载1935年7月16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第1736号）

　　巴金回忆自己创作《家》的过程时（1937年2月）说，他经过三年的酝酿，决定写一部为那无数的无名的青年牺牲者“喊冤”的小说。“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于是，他向垂死的制度叫出了“J’accuse”（“我控诉”）。巴金在这里使用的是法文，引用的是法国作家左拉的名句。

　　张瑞芳回忆说：我最早阅读巴老的作品是在学生时代，记得是和一些同学到图书馆去借书，我挑选了一本名叫《春天里的秋天》，是巴金的译作。后来又读到他的《激流三部曲》。我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就是通过阅读这些小说后受到了启迪，逐步接受反封建的革命意识。1938年8月，我来到重庆。那时的重庆云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我是从那时认识巴金的，巴金他总是习惯坐在不起眼的边上，静静地倾听大家言谈，当我们畅怀大笑时，他也和大家一起欢笑。他平时话语不多，可谓讷于言而敏于思，那内心的真话都从他的笔端涌流而出。（张瑞芳：《我们与巴金共同的‘家’》）

　　1946—1949年那场决定民族前途的内战，对巴金好像没有太大的触动。当上海已经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在街道上到处弥漫时，他关心的却是文学作品的出版问题，是“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巴金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1948至1949年初，解放军进攻上海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巴金依然在弹着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然而，它们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20世纪40年代已届中年的巴金，仍然是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

　　90岁的巴金整天坐在客厅里……他身体不好，动作相当迟缓，有时从桌上拿一杯茶喝，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巴金老人则更加沉重、疑虑，他的感情似乎总是陷在那一团噩梦中挣扎不开。巴金的疑虑来自于他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有过于丰富的经验，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论连同那种表达言语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处，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这是一种深谙中国社会，充满东方人智慧的生存与斗争的艺术。

　　巴金炽烈的理想型奉献者个性特点

　　巴金作为一个奉献者，他的个性属于炽烈的理想型，表现出高尚人格，但也有空谷足音的遗憾与羞愧。具体说来有如下特点——

　　（一）富于正义感和对弱者的同情心

　　（二）川味特征：对于旧传统观念的叛逆性

　　（三）单纯真挚，胸无城府

　　（四）内向懦弱，明哲保身

　　（五）缺乏生活感受，一贯信笔写去

　　（六）淡泊名利，只愿把真心话掏出来

　　（七）J’accuse-—我控诉！

　　（八）中晚年经常陷入噩梦

　　（九）自认为平生所作一半是废品

　　（十）晚年反复呼吁“说真话，做奉献！”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富于正义感和对弱者的同情心

　　巴金自述幼年时代他有“三位先生”——母亲、好友吴先忧、轿夫老周，他们的言传身教，使得巴金富于正义感和对弱者的同情心。（参看《巴金自述》）

　　在巴金的自述中，读者可以看到他从小产生的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形成过程：从爱自己喂养的大花鸡、爱家人，到爱“全人类”；从同情挨打的犯人、乞讨的小孩、遭难的仆人、受苦的轿夫，到同情所有“不幸的人”；从怀疑大堂施刑的老爷，到憎恨“一切阻挡人性发展的势力”；从抗拒跪拜祭祖，到反对“整个的旧礼教、旧制度”；从自愿与周围的仆人平等相处，到追求“万人平等的理想社会”。1927年赴法国时他说过：“我的上帝只有一个，这就是人类。”

　　巴金回顾说：“我所喜欢和我受到更大影响的，与其说思想，不如说是人。凡是为大多数利益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爱。”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革命家高德曼、克鲁泡特金、凡宰特等人，都是他崇敬的精神导师。

　　年轻的巴金为找不到出路而苦恼万分，是两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为他打开了心路之门，那就是他在1920年看到的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廖亢夫的戏剧《夜未央》。这两本书曾经震撼了他的灵魂，给他以精神的激励和鼓舞。正是这两本书，使他在世界观最初的形成时期信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

　　（二）川味特征：对于旧传统的叛逆性

　　四川有些学者认为，在巴金个性及其作品中，还烙印着巴蜀文化特色。温文儒雅只是巴金性格的一个侧面，热诚、大胆、叛逆是巴金个性的另一个侧面。巴金表示他“自小就爱看戏”，离开故土在上海看到川剧时“有一种旧友重逢的感情”。他自小从川剧里面吸取川味的营养。细读巴金的小说，能品味出当时四川的民俗流风。成都是巴蜀文化的核心，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巴金，前贤创造的事迹和人格深深熏染着他。巴金也就踏上了先辈走过的叛逆之路。

　　巴金自述：“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贯穿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知道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永远忠实地守着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片刻的妥协。”这也充分体现了巴金的川味特征：对于旧传统观念的叛逆性。

　　巴金从来不想当一名纯粹的作家。从第一部小说《灭亡》到最终的《随想录》，他70年间创作了洋洋700万言。但巴金那些最为人熟悉的文学作品都是围绕着旧式的大家庭、阴郁的公馆和青春闪烁的花园。他的前半生和创作高峰正好处于现代中国的大变革时代，新文化的风潮席卷全国，各种外来思想纷至沓来。那曾经是一个言论出版自由的时代（尽管只不过是有限的自由），五四精神唤醒的青年们表现出对自由的渴望。巴金的那些大部头作品都曾被看做时代的个人记录：对于旧传统的叛逆和反抗。

　　（三）单纯真挚，胸无城府

　　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和老舍等人相比，巴金的人品、文品都要单纯得多。

　　正像青年巴金代表作《家》中的觉慧一样，他生性胸无城府，心灵有如天空一般，早期是透明的蓝天白云，后期是阴霾密布或风雪多雨，晚年一缕残阳夕照一线红；他平生个性又像他的没有审视距离、也不大懂得叙述游戏的小说，他单纯而真挚的爱恨之心，对人几乎不设防。（引自程光炜）

　　张瑞芳回忆说：巴金总是习惯坐在不起眼的边上，静静地倾听大家言谈，当我们畅怀大笑时，他也和大家一起欢笑。他平时话语不多，可谓讷于言而敏于思，那内心的真话都从他的笔端涌流而出。（张瑞芳：《我们与巴金共同的‘家’》）

　　抗战期间曹禺在重庆，过往最多的还是巴金。他常去巴金家里，每次到那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从那里得到温暖，得到鼓励。曹禺说：“在重庆时，我穷得不得了，有时一天就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在这种时候，我就跑到巴金家里，又吃又住。每次都是巴金的爱人（按：指萧珊）来招待。那时，巴金家里每天都有客人，经常有一桌穷客人。其实他并不富裕，但人们去是要从他那里得到友情和温暖。我住在他家楼上，他和他爱人住在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有时，他手头宽裕时，就约我到宁波馆子去打牙祭，巴金对谁都那么好，他永远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长；他对朋友永远是那么厚道、宽容、友爱！”曹禺改编的《家》，于1942年夏季脱稿，12月就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经过巴金亲自校阅。话剧《家》的创作和出版，又一次凝结着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曹禺是幸福的，在创作上，他始终得到巴金的默默而坚实的支持，得到这位兄长的关心和爱护。

　　中年的巴金宣布了自己的生活信条：“不害人，不欺世；谦逊，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物质贫乏而思想丰富；爱朋友，爱工作，对人诚恳，重‘给予’而不求‘取得’。”

　　晚年的巴金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写作道路，感慨地说：“我一生充满矛盾，有时想去直接投身革命，有时也想妥协，当个作家算了。现在走成这条道路，并不是我的本意。”他又说：“我说我充满矛盾呢。不过我现在走的道路，倒是意外的顺利。”（陈思和：《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四）内向懦弱，明哲保身

　　巴金的大胆、叛逆，可惜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理想中的大胆和叛逆。他勇于写作抒发激情，而怯于行动付诸实现。

　　当然，人们不能期待他成为一个实干家、或者一个革命者，然而巴金作为一个完全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却几乎不曾直面眼前的社会现状做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应有的积极反应，而总是一味伤感叹息、重复着“鸣冤喊屈”的话语。

　　这或许出于巴金的内向抑郁气质。

　　20世纪50年代，一连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斗争和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批判，使巴金发生重大变化。他寻求保全自己。从独立的自由人到体制中人，从自觉自愿地歌颂到在压力下为自保而唱赞歌。独立思考没有了。人格逐渐迷失、扭曲变形。他小心翼翼地在“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之间游移。60—70年代，十年文革浩劫中，巴金的作品被全盘否定，身心遭受空前的摧残，并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妻子。

　　1977年巴金得到“第二次解放”，5月开始公开发表文章，耐人寻味的是，此后一段时间，一切似乎又重演：与1949年9月“第一次解放”后一样，热情歌颂新领导、新局面，严格批评自己的缺失，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他还没有摆脱“奴在身者”的状态。（以上参照李存光《巴金的人格发展历程》一文）

　　巴金的人格在20世纪走过了一个正、反、合的曲折历程，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呈现出迥异的形态。除了外在的社会历史原因，内向懦弱的性格、自我意识的丧失和“明哲保身”的传统观念，是导致巴金人格发生裂变的主观原因。这种人格裂变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21世纪如何重建现代文化人格树立了一座警示的丰碑。（参看《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

　　（五）缺乏生活感受，一贯信笔写去

　　巴金说：“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写一个短篇，不一定会暴露我的缺点。写中篇、长篇那就不同了，离不了生活，少不了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除了刚才说的‘避实就虚’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巴金觉得，他在一些文章中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写了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在一些作品里，他还写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假大空套”、豪言壮语，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

　　（六）淡泊名利，只愿把真心话掏出来

　　1978年底到1986年夏，巴金用8年时间，完成了《随想录》5集156篇。他说：“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人间……幸运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有了它我再不会走过去的老路，也不再忍受那些年忍受的一切。有了独立思考就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也才有说真话的勇气，才能面对强权和长官意志，不说违心之言。”

　　5集《随想录》是巴金先生晚年“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的写照。（参看李存光《巴金的人格发展历程》一文）

　　巴金是个真诚的人，他一向认为作家要拿自己的作品与读者交流。70年来，他写下那么多小说、散文、译著、特写、书馆，以及各种议论文字，掏出自己的一颗心来，激励读者与他一起寻求光明。那一篇篇火一样热情的文字中贯穿着他一生追求的思想信仰、人格理想和战斗精神，读这些文字不能不激起他对人生的热爱。（陈思和：《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在1993年四川省委要为巴金重建故居（成都正通顺街），巴金得知后说：“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只愿把真心话掏出来”是跨世纪老人巴金一生的写照。不搞特殊，不向国家多要一分钱，不给人民多增加一分负担，为人类多做一分贡献，这是巴金一生最大的理想和愿望。大写“不”字是巴老的一句真心话，值得我们认真揣摩和体会。

　　（七）J’accuse-—我控诉！

　　1937年2月巴金回忆自己创作《家》的过程时说，他经过三年的酝酿，决定写一部为那无数的无名的青年牺牲者“喊冤”的小说。“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于是，他向垂死的制度叫出了“J’accuse”（“我控诉”）！巴金在这里使用的是法文，引用的是法国作家左拉的名言。

　　40年以后，1978年，巴金在《把心交给读者》随想录中，激动地盛赞伏尔泰和左拉为维护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精神。（1762年法国反动教会制造宗教迫害事件，诬告无辜的新教徒卡拉，判处他极刑。伏尔泰为此案件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在整个欧洲激起愤怒的舆论。此后，伏尔泰在当时其他几件宗教迫害和黑暗的司法案件中，也作了不倦的斗争，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了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左拉为德雷福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巴金回忆自己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心中无限感慨，他说：“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又沉痛地写道：“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1967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

　　1980年3月24日他为《春天里的秋天》世界语译本序中，又提到40几年前的旧作中，叙述了一个朋友和一个少女的悲伤故事。“我替那一代的年轻人鸣冤喊屈，我借用了左拉的名句：‘Jaccuse’（我控诉！）”

　　左拉的精神鼓舞过巴金，左拉的“我控诉”指引过巴金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难怪他在历数自己的老师时，把左拉列入其中。（引用自：《文汇报》2000年11月24日）

　　（八）中晚年经常陷入噩梦

　　自从“文革”开始，巴金就经常做噩梦，梦做得很古怪，一会儿是他与妖怪搏斗，一会儿是他自己变成了野兽。“文革”以后，他还经常做这些噩梦，忍受着恐怖的折磨。在《随想录》里，巴金多次提到做噩梦的事。（陈思和：《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巴金噩梦做得最多的时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在干校期间，一天夜里，他梦见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从干校的床上掉下来。类似的梦，在武康路家中也做过，他在梦中挣扎，手来回挥动，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80年代，“文革”的阴影仍然让巴金忧虑和恐惧，噩梦也因此而不断纠缠着他。一年春节期间，电视上重新播出样板戏，让他心里恐惧。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和熟人们又关进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背诵“最高指示”。晚年的梦，正是巴金现实生活中反思历史、自我忏悔的继续。（李辉：《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九）自认为平生所作一半是废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共26卷700万字。起初，巴金不同意。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他说，第4卷中的《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第5卷中的《利娜》，严格地说还不是“创作”。他认为《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这两篇小说，写于30年代初，以矿工生活为题材。他虽然在长兴煤矿住过一个星期，但是对矿工的生活，了解的还只是皮毛。因此，编造的成份很大。

　　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巴金写道：“《爱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甚至有些装腔作势。我说我喜欢它们，1936年我写《总序》的时候，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地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有人批评我写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说这样的革命是空想，永远‘革’不起来。说得对！我没有一点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求助于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巴金还自认《火》三部曲也是失败之作，他说：“三卷《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他给《巴金全集》的编辑写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举成为现实。”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他说：“30年代、40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在18岁的日子，热情像一锅煮沸的油，谁也愿意贡献出自己宝贵的血。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20年后，50年代至80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到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老人真诚地为自己过去的的“大话、废话、套话”感到羞愧。

　　（十）晚年反复呼吁“说真话，做奉献！”

　　在巴金的回忆录中，“说真话”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在许多问题上，他似乎痛苦地不能采取深入真相的立场。正是在“真相”的意义上，巴金的欠缺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欠缺。

　　到21世纪我们常想起鲁迅，却不太想得起巴金。巴金生命延续得特别长，他曾激励先前一代读者的作品离我们也渐行渐远。在他的童年，中国人还拖着辫子，处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当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新世纪，互联网已经掀起一场信息革命。最后几年，巴金已经完全脱离社会生活，昏睡不醒，但他仍然继续担任着国家领导人和中国作协主席许多年。偶尔会有他的一点消息，知道他仍在为别人活着。现代许多读者心中，鲁迅唤起的是热爱和共鸣，巴金唤起的却是惋惜和同情。对于这样一位忠厚老人，告别人世是最终的解脱。

　　然而在他的后半生乃至充满悔悟感的晚年，巴金却终于没有能够做出人们期待他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实际奉献——人们终于没有看到巴金发掘时代的真相，而遗憾地停留在呼吁、再三呼吁“要说真话”。曾对他怀着殷切期待的热心读者们，总是听见楼梯响而终于未见真人走出来。难怪有些读者在尊重、崇尚、颂扬巴金的同时，对他会颇有微词了。

　　不过，事态发展还有另一方面：近十年来中国历史经历的风风雨雨，证明了老人的噩梦并不是无病呻吟。即使到了《随想录》已经出版，老人宣布搁笔以后，那些阴丝丝的冷风仍然没有消除对老人的敌意。

　　1991年，首都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老人晚年用生命来呼喊的“讲真话”口号，这篇奇文以“真话不等于真理”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头上泼去，甚至把“说真话”与“自由化”联系在一起，诬陷“真话”是“投向党和人民政权的石头、枪弹”。很显然，这种言论里包藏着当年姚文元式的祸心，老人不会不知道，几年来他几乎过着隐居生活，不再发表惊世之论，以求安全渡过晚年的平静生活，可是这一次他忍不住了，他必须捍卫这个经过几十年惨痛教训换来的人生格言。于是，在那一年四川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老人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反驳那些文坛上的鬼魅们：“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老人真的火了，他愤怒地说下去：“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那一年，巴金87岁，风烛残年中他依然一往无前。（陈思和：《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1993年巴金写了随笔《没有神》，他的简单结论一目了然：“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他对“人”、“兽”和“神”的空洞抽象的认识，又回到1934年在《<神·鬼·人>序》中抒发自己“离开从空虚中生长出来的神和鬼而存在”的幼稚园历程：做小孩子时，祷告神、相信神，害怕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