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第八型：权威者傅斯年（1896—1950）

　　傅斯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新潮社主持人，历史学家，文化学术界领导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的个性基本上属于支配型权威者，他是具有魄力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他拥有很多当领袖的特质：豪爽大气、不畏强暴、不拘小节、自视甚高、以强抗强、仗义直言。他清楚自己的目标，并努力前进。关注正义，喜欢保护他人（特别是弱者），好打抱不平。不愿被人控制，且具有一定的支配力。由于他好胜的性格，有时具有进攻性，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让人感到压力。他信任那些在正面冲突中不退缩的人。他有时会产生极端化的看法和做法，缺乏对自身弱点的认识。

　　然而，他还有细致严谨的一面。善策划、多谋略，省视目光敏锐，洞察人情世故。办事干脆利落，决不拖泥带水。

　　领导型的人是绝对的行动派，一碰到问题便马上采取行动去解决，信守“作而言不如起而行”的生活哲学。他有坚强的意志力，“君子报仇三年不晚”，遇上再大的挫折，也能“卧薪尝胆”，卷土重来。

　　傅斯年给人们的领袖型（魄力型）印象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官费留学。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国、德国。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杂忆赵家》记载，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当时赴欧留学生有些不务正业，鼓励离婚，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关系的，几乎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他和胡适等好友捐资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

　　傅斯年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他那一往无前的勇猛和倔强，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是他炮轰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这两位权贵的背景和势力众所周知，即使在国民党的党国军政高层，人们也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傅斯年却毫不顾忌其“皇亲国戚”的身份，敢于只手“揭龙鳞”，历数其危害国家的罪状，怒斥其贪污腐化的罪行，直接要求他们下台谢罪。而且，他揪住不放，弹无虚发，最后都以告捷收场。

　　40年代初，蒋介石几次费尽心思，要把他请到政府里任职。蒋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他。如果换了另一些人，不知要怎样感激涕零，高呼委员长万岁。但傅斯年不肯就范，他给蒋介石写信说：“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上蒋主席书》）

　　1945年7，傅斯年一行6人到达延安，见了毛泽东。当毛谈及傅斯年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有自己的观感。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也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朋友。因为了政治观念的分歧，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

　　1949年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湾大学的某某几位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这些言行，凸显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淫威下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高大形象。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傅斯年领袖型（魄力型）的个性特点

　　傅斯年的个性，有魄力、有威望、敢担当、敢负责，适合担任文教、科研的领导职务。

　　他的领袖型（魄力型）个性具体表现在：

　　（一）敢做敢为、敢负责任

　　（二）有胆有识，敢说老实话

　　（三）真知第一，面子第二

　　（四）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强

　　（五）善于组织领导教育科研事业

　　（六）参政而不从政

　　（七）脾气暴躁，言行偏激

　　（八）刚烈果敢，疾恶如仇

　　（九）心胸坦率，性情中人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敢做敢为、敢负责任

　　五四运动那一天（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上午的游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行，总指挥也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那时，他已经显示了敢做敢为、敢负责任的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振臂高呼，大骂国民党军队无能和汉奸走狗的无耻；抗战时期，他向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等）发出怒吼。一直到台北，他仍然保持着那样一种精神，并以此维护教育的独立和尊严。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因惊恐而高度警惕，在学校肆意逮捕师生。傅斯年挺身而出，不准军警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他拒绝在台湾大学实行，说：“台大师生由我一人担保。”因此，有人撰文攻击他在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傅斯年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宣称：“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因此，有人说他是台湾唯一可以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有人说他是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其实，他并不傲慢，而所谓好汉，绝非往昔者可以相比。他所体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现代性转化在那个时代所结出的果实。

　　（二）有胆有识，敢说老实话

　　傅斯年外号“傅大炮”。所谓“大炮”，往往意味着“粗”和“直”，也意味着“猛”和“烈”。傅斯年的确耿直倔强，直言不讳，然而，正如胡适所说，他还有细致严谨的一面。他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具有一丝不苟的彻底精神；他方正刚直，体现着一种正义感和责任感，而且他能把正义感直接化为责任感，使伸张正义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胡适评价傅斯年：“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

　　蔡元培和胡适都是他的前辈，但在纪念北大52周年的会上，傅斯年曾公开批评蔡元培和胡适：“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认为自己的学问虽然比不上胡适先生，年纪小五岁，但办事却比胡适先生高明。他说的是老实话，的确如此，他意识到了，就这么说，他的前辈也是愿意承认的。胡适就说只有傅斯年敢骂他，而傅斯年死后，就听不到了。

　　蒋梦麟说过：“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蒋梦麟《忆孟真》）这正是他的耿直之处。他的耿直使他不愿隐瞒自己的观点，不会做那种八面玲珑的乖巧之人，甚至对于自己尊敬的长者，也不会只说奉承的话。

　　（三）真知第一，面子第二

　　傅斯年的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年纪轻轻的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只比胡适小五岁）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顾颉刚回忆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多年后胡适回忆：“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地想重写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四）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强

　　傅斯年逝世后，胡适在致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唁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孟真的天才，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

　　大约两年后，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又说：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孟真离开我们已两年了，但我们在这部遗集里还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他的才气纵横，感觉到他的心思细密；感觉到他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亲切……”

　　（五）善于组织领导教育科研事业

　　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重要领导人。他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实际上做了很多校务工作，以至于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傅斯年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台湾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变本加厉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他挺身而出，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担任历史语言所所长23年，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宗旨，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很快选定了研究课题。他组织了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傅斯年一手创办的，下辖四个组：历史、考古、语言、人类学。他长期任所长，主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期间，他希望将历史语言研究所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这对中国古代史料学及新考据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傅斯年规定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方向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张，如是扩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历史组把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汉简及敦煌材料作为重点研究的范围。由于陈寅恪仍在北大、清华讲课，历史组事务多由傅斯年包办。他组织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

　　他在《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中为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制定了几项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傅斯年主持《明实录》整理校勘、清代所藏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的整理，费资不少，便利了学者的使用。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抢救与整理使明清史研究有了突破，为当时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他对之寄以很高的期望，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傅斯年极力提倡科学的田野考古，以取代传统的金石学。他派董作宾到安阳做考古调查。1928年10月开始进行试探性发掘。1929年3月，在李济、董作宾领导下，殷墟的规模考古发掘全面展开。在发掘活动受阻后，傅斯年于11月抵开封，利用公私晤谈、学术讲演等多种形式，宣传现代考古学知识，说明考古发掘旨在促进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傅斯年在河南活动月余，总算把事情解决。李济后来说：“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傅斯年聘请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语音学家，用科学的工具、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语言学。语言学组曾对14个省区的方言进行调查，并建立语音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崛起，傅斯年的领导、规划之功不可没。

　　人类学组成立较晚，遵照傅斯年提出的使用直接材料、搜求新材料的原则，人类学组的学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体质、文物、风俗、制度等进行了调查。从1928年起，他们先后调查了广西的瑶族、湖南的苗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浙江的畲族、云南的傣族，以及贵州、四川、台湾的少数民族及古代的羌、戎等民族；并对安阳出土的殷周时期人体骨骼进行了研究。

　　（六）参政而不从政

　　傅斯年积极主张抗日，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命题要大家讨论，并联合方壮猷、徐中舒、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用大量原始记载和各种史料，证明东北一直是中国的领土。1935年，他的儿子出生，取名仁轨，乃因纪念唐代在朝鲜打胜日军的大将刘仁轨，由此可见傅斯年的强烈民族意识。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的对话。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他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傅大炮”的美名。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同样是个大贪官。傅斯年在1947年1月3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上发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在如此猛烈的大炮轰鸣声中，蒋介石立即在1月15日又一次请傅斯年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接着又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在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后，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乘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七）脾气暴躁，言行偏激

　　早期傅斯年常有偏激的言行：“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但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袁良骏：《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28日）

　　有一次开会讨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88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人们通常认为，傅斯年性格刚烈，近于古代狷介之士，不太通人情世故，与他共事或交友要格外小心，说不准何时就会让别人尴尬甚至难堪。

　　（八）刚烈果敢，疾恶如仇

　　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外强中干，“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在这方面的确有过一些经典故事，最轰动的是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拒收伪教员，拍案大骂“文化汉奸”，一时成为学界热点新闻。

　　日本投降后，百废待兴，文化教育事业也不例外，作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当然是教育复兴的重中之重。傅斯年的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想请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强调此次任命不仅是教育部，也是蒋介石的旨意。然而在傅斯年心目中，北大校长的最佳人选应该非远在美国的胡适（胡适抗战中曾任中国驻美大使）莫属，遂上书蒋介石，除陈述自己“赋质愚憨，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以及身体状况“逐年迫切，医生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外，力主由胡适出任北大校长。蒋介石表示认可，但因胡适还在美国，傅斯年答应其归国之前的北大校务由自己暂为代理。

　　傅斯年之所以愿意出任北大代理校长，除政府方面盛意难却，还有一个原因，即他决心替亦师亦友的胡适出任校长扫清障碍。其中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新北大对沦陷时期北大伪教员如何处置问题殊感棘手。抗战期间北京沦落敌手，北大等高校迁移到大后方，一些教职员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南迁而在伪校任教，现在抗战胜利，对这些教职员如何处理，不仅事关民族大义，也牵涉到纷繁的人事关系。傅斯年深知，以胡适温和的性格，对这批出任伪教员的学界旧知不可能完全不顾情面。基于此，傅斯年对朋友说，为了不让胡先生以后为难，那现在只有让他自己来当“恶人”了。他宣布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立即于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1945年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北大方面派员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来人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那人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对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要请司法部门将劣迹昭彰者捉拿归案，严加惩处。面对特地前来为伪教员说情的人，傅斯年说：如果这些人不受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一席话让说情者尴尬至极。

　　傅斯年的雷霆万钧震动了知识界。当时这批伪教员中不乏名人，不少是傅斯年的老朋友，有的甚至是其就读北大时的师长，如周作人、著名翻译家钱稻荪、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等。论私谊，傅氏和他们关系都不错，像容庚，当年傅斯年筹备史语所时，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容庚名列第11位，可见傅氏对容庚学问的看重。但私情归私情，公义归公义，在原则问题上，傅斯年拒绝任何通融。这批教员当然不甘心就此退出北大，利用自己的名望和能量四处活动，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容庚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为自己辩护：“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民以内迁之机会……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但傅斯年毫不妥协，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他还表示，不录用伪教员，不仅是他个人，也是原校长蒋梦麟、即将回国的新校长胡适的意见，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当记者提到沦陷区的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他在会上慷慨陈词，一定要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容庚的万言书没有收到效果，于是又找傅斯年当面理论，哪知傅氏一见他，拍案而起，指着其鼻子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架了出去。次日新闻媒体登载此事，大字标题赫然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九）心胸坦率，性情中人

　　这是他最惹人喜爱的地方。许多人多以他好发脾气，说话直率而呼之曰“大炮”，这在知识分子中应是难得一见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的习气，努力摆脱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

　　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政府四大家族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击孔祥熙，并写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时论文章，一时广泛流传，终于迫使宋子文的辞职。

　　试问知识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壮举？他对后学热情关注，有时甚至会爱之深，责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曾对我谈过傅先生和他之间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先生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先生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

　　这种真率性格，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却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可爱性格。

　　傅斯年经历对个性的影响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省聊城，祖籍江西永丰。家学渊源，自幼熟读经史。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德才兼备的高教带头人

　　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叱咤风云，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参加了这场反帝反专制的学生运动，被誉为为“五四”运动的干将。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地质学等学科。

　　1926年10月，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担任教授、文科学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积极筹划并负责创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作为史学家，他曾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为抢救和保护祖国传统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教育家，他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都进行了积极改革和实践，作为高等教育的带头人，使北大、台大等教育机构各项工作突飞猛进，硕果累累。

　　忧国忧民，参政议政

　　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忧国忧民，积极参政议政，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社会洪流之中。他坦荡正直，嫉恶如仇，不畏权势，写出了大量掷地有声的政论文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腐败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抗战胜利前夕，他以国民党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为国共合作进行幹旋，更是他社会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人生的一个亮点。

　　1945—1946年，傅斯年五十岁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坚持反对任用过去曾在汪精卫政权担任教授的人。

　　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湾后，他又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受命于危乱之际，他积极“替台大脱胎换骨”。据说，傅斯年常去找蒋中正要钱，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他是敢在蒋中正面前很从容地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胡适是蒋的“诤友”。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爆发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的咨询时过度激动，因脑溢血而瘁逝，享年54岁。当时有郭大炮（郭国基）骂死傅大炮的说法。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大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的知识结构

　　家学渊源，自幼熟读经史。国学功底非常深厚。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地质学等学科。

　　回国后，他一直在学术和教育机构担任要职，由于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他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学校教育等领域均成果非凡。

　　傅斯年领袖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傅斯年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傅斯年善于交际、赤诚、乐群，他不惯孤独、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情绪并不稳定、易冲动；他好胜心强、武断，好斗，缺乏温情、不谦逊、不随和；他热情、但又沉静、审慎；他自觉、负责任、讲道德、不敷衍、遵守规则；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但不冒险，不退缩、不犹豫畏却；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警觉、但决不刚愎自用，他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不狂放，而是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世故、精明能干，但又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安详、沉着、满足；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当机立断、自有主张，不随大流；他严于待己、但任性、不松懈、重视细节；他一般很少紧迫感、不困扰，无拘束、镇定、放松自如。

　　傅斯年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傅斯年的实干型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爱社交——内向、不善交际（——）

　　B，聪慧性（+）聪明、理智——迟钝、欠理智（——）

　　C，（情绪）稳定性（+）沉着、情绪稳定——易激惹、情绪不稳（——）

　　E，恃强性（+）争强好胜——温顺、随和（——）

　　F，兴奋性（+）活泼、热情洋溢——严肃、冷静（——）

　　G，有恒性（+）道德观念强——玩世不恭、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冒险——退缩、犹豫（——）

　　I，敏感性（+）感觉敏锐——不敏感（——）

　　L，怀疑性（+）怀疑、警觉——轻信、麻痹（——）

　　M，幻想性（——）富于幻想、心不在焉——现实、脚踏实地（+）

　　N，世故性（+——）世故、老练——坦率、朴实（+）

　　O，忧虑性（——）忧虑、不安——无忧无虑、满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旧、保守传统（——）

　　Q2，独立性（+——）独立自主、有主见——服从、依赖群体（——）

　　Q3，自律性（+）自律、受约束——任性、无拘束（+——）

　　Q4，紧张性（——）紧张、紧迫感——放松、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傅斯年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A）随和性（——）

　　（C）认真性（+）

　　（N）情绪性（——+）

　　（O）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