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第六型：质疑者瞿秋白（1899—1935）

　　瞿秋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赴莫斯科进行长期采访报道的中国记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鲁迅的知己之交，散文作家，评论家，俄罗斯文学及文艺理论翻译家。他在36岁遇害，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损失。

　　瞿秋白的个性属于疑问型（the Questioner）或称为谨慎型（Team Player/Loyalist），他是清醒的质疑者。

　　通常心理学家指出：这种个性（第六型）非常可爱，是九种个性人格中最具有吸引力的。笑容动人，说话易于感染对方。质疑—谨慎型的女性迷人，有小女孩的娇憨；质疑—谨慎型的男性有丰富的幽默感，有小男孩的灵巧。然而不健康的第六型因为缺乏安全感，疑心颇大，不易信任别人，处事缺乏弹性。当遇到陌生的人和事，都会令他产生烦恼忧虑甚至诚惶诚恐。他亟需安全感。

　　质疑-谨慎型的人，通过丰富的想像力和专一的注意力来获取直感。疑心很重。他认同被压迫者的反抗事业，忠心尽责。对於被压迫者或者强大的领导者表现出忠诚和责任。他对权威的态度首鼠两端，要么顺从，要么反抗。经常怀疑他人的动机，尤其是权威人士的动机。

　　习惯于合作、苦干，但工作难于善始善终。动作迟疑、拖延。几乎会忘记对成功和快乐的追求。往往用思想代替行动。凡事都会作最坏的打算。为人比较悲观，也倾向于逃避矛盾和冲突。

　　健康的质疑-谨慎型个性，能吸引他人强烈的情感回应，亲切、友善、可靠、负责、讨好人、值得信赖。非常重视诚信，这是与他人相处并持续长久关系的基础。他对认同的对象付出承诺和忠实，他觉得自己属于家人和朋友。

　　最佳状况：经过锻炼变得自信，逐步肯定自己、能够独立而又平等地相互依赖。对自我的信心使他产生积极的态度，显示出勇气、领导才能、丰富的创造力、表现力。

　　瞿秋白给人们的质疑—谨慎型印象

　　瞿秋白（1899.1.29—1935.6.18）是鲁迅的挚友。鲁迅给他一幅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见评价之高。

　　诞生于江南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早逝，慈母自尽后，少年瞿秋白沉默寡言。他相貌俊秀，生活俭朴，不喜穿着修饰，唯一爱好是读书。他平时很少说话，可是一旦话匣子打开了，却滔滔不断，娓娓动听……他的身体虚弱，面容消瘦，经常咳咳呛呛。他在人生道路上历尽曲折，而在人品上始终一片洁白如霜雪。（周君适：《瞿秋白同志》）

　　萧三回忆说：我认识瞿秋白同志是在1922年底，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我们走进一间大房间，屋子里人很多，其中有陈独秀、张太雷、伍廷康等，也有一些不认识的。经介绍我认识了秋白同志。他聪明，睿智，博学多才，谈吐文雅，一看便知是大知识分子。待人非常和善，没有架子。（萧三：《忆秋白》）

　　跟瞿秋白在苏联相处的时间颇久的韦素园，认为瞿秋白“是一个和蔼可亲，责任心强，满腔热情的人。”他们在苏联的时候，内战后接着荒年，生活很苦，往往吃都吃不饱，但瞿秋白总是精神兴奋，时时畅谈终日，在朋友间弥漫着乐观主义气氛。他为他们补习俄文，还给他们鼓励。

　　李霁野回忆说：1923或1924年，瞿秋白住在北京东城大羊宜宾胡同，他留给我的印象确是像素园所说的，是那么温文尔雅，同时又显得那么年轻活泼，谈吐从容而有风趣。使人很难相信他的肺病已经很沉重，而还是坚持着革命工作的人。他显得很瘦弱，脸色颇为苍白，不过眼睛却明亮有神。觉得他很富有诗人的气质。（李霁野：《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原载天津《文艺学习》1950年第6期）

　　萧三又说：我认识了秋白以后，觉得他和邓中夏、张太雷等同志不同。邓中夏和张太雷等同志精神愉快活泼，学生们很容易接近他们，可以常常和他们谈笑。而秋白却是严肃沉静。在讲台上，他滔滔不绝，把问题讲得很透彻；在会议上他的口才像快刀利刃，能说服人。但在平时，他不肯多讲一句废话。

　　有人说秋白“骄傲”、“冷酷”，这种看法不对。他从不轻视“小”工作，每次都很认真地去做。从工作接触中，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而是很谦虚；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萧三《忆秋白》）

　　1923年丁玲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第一次见面，瞿秋白就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后来回忆说：“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王）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人就是瞿秋白同志。”“瞿秋白是属于这样的人——神采俊秀，风骨挺拔，真挚坦诚，毫无矫饰，使人望之俗念俱消，油然生爱慕之情。”（丁玲回忆录）

　　在上海大学旧校址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震动，似乎要塌倒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的听，一直到下课为止……后来上海大学从庆云路搬到西摩路，最大的课堂在敦厚里。当课堂里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服大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杨之华：《忆秋白》）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瞿秋白向全军政工人员作报告。主持人介绍：“请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曾三次见到列宁的瞿秋白先生作《关于如何做好北伐战争宣传报道工作》的报告，请大家欢迎”。瞿秋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听众：“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要拳拳打在要害上”。讲毕，走下讲台。全场千名听众愕然。瞿整个报告二十六字，比主持人介绍词还少。

　　30年代，瞿秋白的肺病据苏联大夫诊断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休养也不过是拖延一点时日，讲露骨些，回国也只好等死。使我惊异的是他说到这个事实时态度那样从容自然，仿佛在谈着与他自己毫无关系的什么事一样。更使我敬佩的是他在这样情况中，还勇敢的坚持着工作的精神……他的温雅而勇敢的态度，明亮有神的眼睛，从容而有风趣的谈吐，很富有诗人的气质。（李霁野：《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扶持王明一伙上台。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每个月仅发给17银圆生活费，只相当于工人的最低工资。党中央批准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但以他的政治身份不可能谋得公开职业。他和杨之华的生活，每月17银圆仅能糊口而已。

　　1932年初夏，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到鲁迅家拜访，一见如故。许广平还是在女师大读书时，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的讲演，她回忆：“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1932年初秋，周建人和瞿秋白相会于鲁迅家的印象是：“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只见他满脸病容，面目浮肿，气色和神情都很坏。身上穿着一件长衫，破旧不合身，好像是从旧货摊上弄来的。”

　　1934年1月瞿秋白在上海话别鲁迅，赴中共苏区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红军主力长征，将36岁的瞿秋白留下来打游击。1935年2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临刑前，在福建长汀留下最后一张照片：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而又庄严肃穆。

　　瞿秋白写了《集唐诗绝句》：“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据36师师长宋希濂说，瞿秋白向军官们扫视了一下，正其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现场记者报道：在刀枪环布之下，“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瞿秋白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神色无异，酒半笑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泰然自若，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之后，选择一处草坪（坟墓堆）上，盘膝而坐，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并要求刽子手正面开枪，坦然就义。

　　瞿秋白视死如归，理应名垂青史，但他在就义前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却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名声。实际上《多余的话》是瞿秋白最后的心声，是留给我们分析他“质疑—谨慎型”人格发展的最真实的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

　　瞿秋白的质疑—谨慎型个性特点

　　瞿秋白生前经常进行自我解剖，他临终的《多余的话》坦述心路历程，为我们留下了人格分析的宝贵素材。瞿秋白的质疑—谨慎型个性特点具体表现在：

　　（一）襟怀坦白，自我省视

　　（二）从小对穷人充满同情心

　　（三）钟情文艺，未尽其才

　　（四）两元化的人格

　　（五）生理和心理上的软弱

　　（六）对于政治缺乏兴趣和能力

　　（七）勉力而为，忠诚负责

　　（八）倾向于逃避矛盾和冲突

　　（九）恋世情深，响往美丽的未来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襟怀坦白，自我省视

　　瞿秋白自我省视的坦白、泰然与深刻，勇于直面、不文过饰非，是令人钦佩的。他真诚而不虚伪，这种精神是当代中国文化人最缺乏、也就最难能可贵的。

　　瞿秋白临终说：“我愿意趁这剩余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多余的话》便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忍不住把明知不应当说的话，将充满矛盾的心里话尽情表白，一吐为快，让后人去解剖一个大变动时代典型人物的灵魂。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丁玲说到《多余的话》，仍然感慨不已。她说，“当今给自己塑像的人多，生怕自我批评，更怕别人批评。像秋白这样坦然陈述自己的种种，这样的人今天太少了，秋白岂不是一个罕有其匹的大勇者！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多余的话》呢？其中有些话会被某些思想简单而又浅薄的人据为把柄，发生误解或曲解……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而且战斗得很苦。秋白一生遭遇的厄运，不是他自身的错误，而是他没有能够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陈铁健：《瞿秋白案复查纪事》1979—1980）

　　（二）从小对穷人充满同情心

　　瞿秋白上了小学高年级后，一些乞丐看到他就不停地叫他“少爷、少爷”。每逢这样的场合，他一面摸着袋子，把母亲平时给他的零用铜元放到乞丐手里，一面对着年长的乞讨者说：“你们就不要喊我‘少爷’了，我可不是‘少爷’！”

　　一次，他看到一个小孩未穿衣服，他就脱下自己的白短褂子给小孩穿上。还有一次，与他一起玩耍的少年光着背，他又把自己的褂子脱下来送给那个少年。他回家后，母亲说：“你做这种事好是好，就是你的衣服也不多呀！”瞿秋白一时任性顶了母亲，他说：“不多！不多！我的衣服总比人家多么！”就为送褂子回嘴这件事，瞿秋白一直感到后悔。据羊牧之回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在数十年后曾对羊牧之说：“秋白很遗憾地对她说过：‘我一生就只有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

　　瞿秋白少年时见一位衣衫褴褛的农民，身旁立着一个要卖掉的小女孩，头上插一束稻草。瞿秋白对羊牧之说：“看见这可怜的小姑娘，就好像是在出卖我的妹妹一样，心里真是难过！”

　　瞿秋白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清明节，回到常州扫墓。他给羊牧之看了他所作的《哭母诗》，其中有一首是：“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他对羊牧之说：“母亲自杀后，使我想得很多，我感到当今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贫富不均。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父、天主、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可见做事必须从‘均’字着手。”

　　（三）钟情文艺，未尽其才

　　鲁迅最赏识瞿秋白的文学才华，他说：“何苦（瞿秋白的笔名）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冯雪峰《回忆鲁迅》）

　　瞿秋白自述“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余暇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四）两元化的人格

　　瞿秋白自我解剖说：（我自己早已发觉）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自述：“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五）生理和心理上的软弱

　　瞿秋白在实际生活中和思想上的独立能力都比较弱，有依赖性，需要他“依傍”也就是需要有人帮助。他曾写道：“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

　　瞿秋白自述：“体力的衰弱不容许我多所思索。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

　　（六）对于政治缺乏兴趣和能力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再三申明自己是一个文化人，实在对于政治、阶级斗争缺乏兴趣和能力。笔者认为这确实就是他内心深处最真实最坦白的思想，他说：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1927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形势）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1923年丁玲由秋白动员来上海大学，施存统劝她入党，秋白却说“飞吧，飞吧，飞得越高越好！”实际是希望我在文学领域里飞翔驰骋。（陈铁健：《瞿秋白案复查纪事》1979—1980）

　　（七）勉力而为，忠诚负责

　　瞿秋白对于共产主义事业，自知力不胜任，勉力而为，但又竭尽全力，忠心耿耿，承受重担，非常负责任。他多次自我表白一个很贴切的比喻，叫做“狗耕田”。这个比喻早在瞿秋白少年时期就产生了。他的生肖属狗，瞿秋白对童友羊牧之说过：“我是犬耕田，力气不夠，还要你这帮忙。”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瞿秋白继李大钊、陈独秀等，作了很多基础理论工作，党内同志对他特别赞赏，而他有自知之明：“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我是狗耕田。”

　　1927年，他在自选《瞿秋白论文集》序言中说他在1923—1927年所写近百万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试作”，“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他看到：“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他说自己在这几年所做的“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是“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秋白……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

　　当他用“犬耕”的笔名发表文章时，鲁迅不解地问道：“此寓意为何？”瞿秋白说：“我不是政治动物，搞政治，无力且可济。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当然就耕不好了。我就是那权当充数的耕田的‘犬’”。鲁迅听后微微额首，稍顷，便又叮嘱道：“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再对别人说了，可能影响不好。”

　　正如《多余的话》所写：他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没有系统的研究；对经济学不感兴趣，根本没有读过《资本论》；只是从报章杂志的零星文章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依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编写几本讲义；而“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在1923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于是，自云“只知道一点皮毛”、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瞿秋白，“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了。

　　（八）倾向于逃避矛盾和冲突

　　瞿秋白自述：“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中央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

　　（九）恋世情深，向往美丽的未来

　　丁玲回忆：在上海大学时，秋白常对她和王剑虹说“要脱胎换骨”。他忙于革命工作，难得照料病重的爱妻剑虹。妻死后，他总是在给丁玲的信中自责，说他对不起“梦可”（他给爱妻起的法文名字，意为“我的心”）。秋白有病且忙，生活不能自理，连买毛巾、牙膏都不会。杨之华照料得无微不至，使他全力投入工作和著述。（陈铁健：《瞿秋白案复查纪事》1979—1980）

　　瞿秋白在就义前写道：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笔者按：指妻子杨之华），我曾经依傍着她读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我替他们祝福。”瞿秋白之爱女儿，不仅因为她是妻子的骨肉，更因为她代表着美丽的世界，欣欣向荣的未来。他牺牲时年仅36岁。从照片上看，他不是个体魄强壮的男人。看上去是那么清瘦文弱，现代人常挂在嘴边的“阳刚之气”。但他却是个深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坦荡的朋友。

　　瞿秋白喜爱龚定庵的诗，他认为定公的诗意含糊，正可利用来表现他自己的思想。他曾集了一首诗咏农民暴动，其中有句“忽闻大地狮子吼”。他在临枪毙前几日还集了几首定公的诗，而且把“莫抛心力贸才名”改成了“莫抛心力作英雄”。

　　瞿秋白狱中留言：“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连豆腐都留恋，可见其恋世之深。

　　瞿秋白绝笔：“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瞿秋白经历对个性的影响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出身于江南一个没落的士绅之家。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今82号）一座花园住宅内的天香楼二楼。

　　瞿家是书香门第，世代为官，叔祖瞿赓甫当时任湖北布政使。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

　　母亲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她的子女中长大成人的有5子1女，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由于瞿秋白头发上生有双旋，父母为其取名双（或同音字霜、爽）。

　　1903年，叔祖瞿赓甫死在湖北任上，从此瞿家的家道开始中落。瞿赓甫的遗属开始瓜分财产时，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作为瞿赓甫的侄儿被迫离开八桂堂，先后租住乌衣桥、星聚堂等处，一家的生活日益窘迫。

　　1904年，5岁的瞿秋白进入私塾启蒙读书，次年转入冠英小学。

　　1909年春天，10岁的瞿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学堂（现江苏省常州市高级中学）。该校校长屠元博，曾经留学于日本，是同盟会员。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瞿秋白从他那里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是，瞿秋白在中学时代确实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他在瞿氏宗祠侧门上方悬挂一只白灯笼，上面写着“国丧”两字，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辛亥革命后，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将母亲也接到那里，并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

　　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离开还有一学期就要毕业的常州中学。农历正月初五（1916年初），母亲金璇服毒自尽。

　　瞿秋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瞿秋白先在杨氏小学教书。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资助，西赴汉口，寄居在京汉铁路局当翻泽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1917年春，瞿纯白调外交部任职，瞿秋白也随同北上到北京，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免费入学），学习俄文。

　　自认“犬耕”勉力而为

　　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瞿秋白参与了五四运动。1920年3月，加入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10月，瞿秋白成为北京《晨的》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取了俄文名字“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主要工作就是采访俄国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向国内读者报道苏俄现状。

　　1921年，他经赴俄的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党组织，翌年转为中共党员。兼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俄文教习和政治理论课的翻译。

　　从1920年10月18日在哈尔滨写的第一篇报道《哈埠见闻上之珲春事件》起，到1923年1月25日回到北京写的第一篇报道《赤俄之归途》止，他先后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章上发表了50篇通讯报道和专论，计20余万字。还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等4本专著。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并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

　　从1923年1月回国后，瞿秋白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又负责编辑《向导》、《前锋》，还承担了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

　　瞿秋白还在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等课程。他还翻译了苏俄歌列夫的《新哲学—唯物论》一书。

　　瞿秋白一生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王剑虹，湖南人，是上海大学的学生，1924年1月与瞿秋白结婚。同年7月因肺病去世。第二任妻子杨之华，浙江萧山人，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在她与前夫沈剑龙离婚后，1924年11月7日，杨之华与瞿秋白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也亲临祝贺。当时，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这在当时传为佳话。

　　1925年五卅运动中，瞿秋白又创办《热血日报》。他一共撰写了200多篇文章，100多万字。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主持在汉口俄国租界三教街41号（今汉口鄱阳街139号）召开“八七”会议，通过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武装准备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1928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1930年夏，党内出现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时，他回国主持纠正。在1931年1月于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会上，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批判，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

　　《多余的话》倾吐心曲

　　此后在上海养病，由茅盾和冯雪峰介绍认识了鲁迅并结为莫逆之交。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赠送他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期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也编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著名的《序言》，对鲁迅杂文作了中肯的评价。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瑞金中共苏区，担任中央教育委员，及《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担任校长。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苏区，瞿秋白被留在江西，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1935年2月11 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到达福建长汀县时，瞿秋白被捕。6月18日，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体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年仅36岁。

　　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卷入政治旋涡中去，遭到排挤直到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他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多余的话》中有着真诚的表白。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共领袖，完全是“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秋白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果戈里《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亲自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鲁迅开始这一工作时，形销骨立，他硬是抱病忍痛、殚精竭虑，负责编辑、校对，成书的全过程。《海上述林》上册出版时鲁迅尚健在，对这本书十分满意，“那第一本的装订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他认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

　　《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的署名出版，“诸夏”即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寓意中国人民永远缅怀瞿秋白。它是“对于先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瞿秋白的知识结构

　　1904年，瞿秋白5岁进入私塾启蒙读书，次年转入冠英小学。1909年春，瞿秋白10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

　　1916年年底，瞿秋白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1917年春，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

　　他对于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是独步一时的。

　　瞿秋白质疑—谨慎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瞿秋白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瞿秋白并不善于交际、但是显得赤诚、乐群，惯孤独、不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平时情绪稳定、态度温和、不易冲动；他不武断，不好斗，而是温情、谦逊、随和；他热情、但又沉静、审慎；他自觉、负责任、讲道德、不敷衍、遵守规则；他胆大心细、但不冒险，有时犹豫畏却；他敏感、有时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警觉、但决不刚愎自用，他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不狂放，而是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世故、精明能干，但又坦率、朴实、天真；他不够自信、不够沉着；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不够自立、优柔寡断，有时随大流；他严于待己、受约束、不任性、不松懈、重视细节；他有紧迫感、困扰，但无拘束、镇定、放松自如。

　　瞿秋白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瞿秋白的疑问型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爱社交——内向、不善交际（+）

　　B，聪慧性（+）聪明、理智——迟钝、欠理智（——）

　　C，（情绪）稳定性（+——）沉着、情绪稳定——易激惹、情绪不稳（+——）

　　E，恃强性（——）争强好胜——温顺、随和（+）

　　F，兴奋性（——）活泼、热情洋溢——严肃、冷静（+）

　　G，有恒性（+）道德观念强——玩世不恭、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冒险——退缩、犹豫（+）

　　I，敏感性（+）感觉敏锐——不敏感（——）

　　L，怀疑性（+）怀疑、警觉——轻信、麻痹（+）

　　M，幻想性（——+）富于幻想、心不在焉——现实、脚踏实地（+）

　　N，世故性（——）世故、老练——坦率、朴实（+）

　　O，忧虑性（+）忧虑、不安——无忧无虑、满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旧、保守传统（——）

　　Q2，独立性（+）独立自主、有主见——服从、依赖群体（——+）

　　Q3，自律性（+）自律、受约束——任性、无拘束（——）

　　Q4，紧张性（——）紧张、紧迫感——放松、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瞿秋白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A）随和性（+）

　　（C）认真性（+）

　　（N）情绪性（——）

　　（O）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