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第五型：客观的思考者陈寅恪（1890—1969）

　　陈寅恪的人品正气浩然、学问博大精深，德高望重，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最高水平。他一生主要事迹就是读书、进修，留学，教课，科研，著述。他他的千古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是他生命所系的座右铭，也成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最高价值所在。

　　陈寅恪的个性属于深沉透彻的思考型或观察型（Thinker/Observer）。

　　对于知识的极度热爱、对于真相、真知、真理的不懈追求，是他生命的支撑点。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和非常冷静的学者，总跟周围的人和事保持一段距离，不会让情绪失控。很多时，都会先做旁观者，之后才投入参与。喜欢从客观的角度来关注生活中的一切，让自己的看法不受情感偏见的影响。另外，也需要充分的私人空间和高度的私隐，否则会觉得焦虑不安。他在社会环境中保持不被涉及的状态；感到威胁时，第一道防线是撤退或者系紧安全带。强调自我心态的控制和延迟，只当幽居独处时，才对最亲近者表露情感。

　　陈寅恪给人们的思考型印象

　　陈寅恪（1890.。—1969.10.07）的形象，是真学者，大学者。

　　吴宓对陈寅恪的学识早就非常钦佩，1919年3月26日吴宓日记：“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

　　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回忆：“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侄子封雄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美国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其中一张精致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记得六叔当时的苦笑。

　　陈寅恪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64本，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22类。从中可以看出陈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的季羡林说：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给季羡林留下了毕生的印象。（季羡林：陈寅恪先生）

　　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老先生从对面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李格非《陈寅恪——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先生讲授《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他讲课时、或转述多种语言文献，佐证中外历史；或引经据典、咏赋诵诗，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上课时安排在上午第二、三两节。那时他有黄蓝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蓝布包袱皮。上课时，总见他吃力地把一大包书抱进教室，绝不要助教替他抱。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需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为保护他的身体，常常主动替他擦黑板，这一点他倒不拒绝。

　　就是这样的“纯粹国货式老先生”，却得到了下至普通学生，上至大师鸿儒的尊敬和推崇。当时的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学问不可谓不高，学术地位不可谓不尊，在清华也历任系主任、文学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有人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的讲话，直到教室门口，才对陈寅恪深鞠一躬，然后离开。“这个现象固然很使我们感觉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抗战时期，北平燕京大学南迁成都，租借华西大学校舍继续开课。据燕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石泉与李涵回忆，陈寅恪所开的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两门。自1944年秋季始，又继续开设“唐史”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两门大课。由于陈寅恪讲课内容精辟，极富启发性，前来听讲者不仅是校内学生，整个华西坝其他几所大学的教授都云集而来旁听，因而关于陈寅恪乃“教授之教授”的声名继清华之后，又在成都高校广为流传开来。

　　据40年代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讲师的王钟翰说：“陈先生初开魏晋南北朝史，继开唐史，一时慕名前来听讲者，不乏百数十人，讲堂座无虚席，侍立门窗两旁，几无容足之地。记得先生开讲曹魏之所以兴起与南北朝之所以分裂，以及唐初李渊起兵太原，隋何以亡，唐何以兴，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每一讲有一讲的创获和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先生讲课，稍带长沙口音，声调低微，每令人不易听懂。而听讲内容，既专且深，我亦不甚了了，自然更难为一般大学生所接受。两课能坚持听讲到底者，不过二十人，其中大多数今已成为文史研究的专家了。”

　　陈寅恪的思考型个性特点

　　陈寅恪平生最大的欲望就是求真知，最大的乐趣就是教学与研究，获得创新的学术观点。他的思考型个性特点如下——

　　（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二）勇于开拓学术新方向

　　（三）为求真知而不为虚名

　　（四）治学严谨，才识渊博

　　（五）藐视权贵，无傲气有傲骨

　　（六）维护“士”的理想规范

　　（七）严格培养弟子

　　（八）言谈笑貌风趣而从容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7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54年，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中古历史研究所（史学二所），拟请陈寅恪出任所长，为此专派他的弟子汪籛到广州敦劝他北上就职。老师对汪籛有一次重要谈话，并命汪籛向北京当局转达。谈话内容保存《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书中，坦率地表达了陈寅恪的态度。下面抄录谈话中的几段：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历史这样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情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最后，陈寅恪据此提出要他接任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

　　要问陈寅恪是何等样人，这就是陈寅恪！他是在声明“我不必对共产党说假话”之后才说这番话的。

　　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二）勇于开拓学术新方向

　　陈寅恪一生追求的是“把学术作为生命的价值所在”。

　　说到陈寅恪的学术思想，他自己有一句名言：“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引自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汪荣祖解释第一句，“所谓不古不今指国史中古一段，也就是他研究的专业。就此专业而论，寅恪固有异于乾嘉诸老之杂博，亦与梁启超、王国维诸人之上下古今之学，有所不同；而与近代中外专业史家近似。”笔者细读之，认为这样的解释不确。笔者认为，实际上陈寅恪是表白自己不偏于“古文学派”（当时由康有为等人代表）也不偏于“今文学派”（当时由章太炎等人代表）。陈寅恪对于两者皆不以为然，而力主开拓“新史学”。

　　后面两句主要是说他所受的经典教育和所受学术传统的影响，但并不是说他跟清代末年曾国藩（湘乡）、张之洞（南皮）的主张完全一致。不能这样理解他。例如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寅恪有时也这样说，用以阐释中国古代文化。但两者的内容有别：张之洞的“中学为体”是维护孔孟之道；陈寅恪所说的“中学为体”，则主要是借用它来表达他所主张的“中国文化本位论”，维护中国文化的特性，而他所说的“文化”，又是“大文化”概念，将社会、政治、经济、学术等等均溶入其内。按照陈寅恪的看法，三民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实证主义也好……都是外来文化，一切外来文化若要在中国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都须经国人的吸收改造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引自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陈寅恪指出：禅宗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重大久远的影响而不归于消沈歇绝，是因为经国人的吸收改造，成为中国化的佛教的缘故；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思想，若要在中国发生影响，亦须经国人改造吸收，成为中国化的思想之后方能生效。陈寅恪根据他的博大精深的研究，得到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在《〈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阐述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陈寅恪又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阐明：“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

　　这正是由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努力所要达成的。对于陈寅恪来说，“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才是他的新学术方向。陈寅恪所持的思想，不是仅由国外输入的思想，而是中国自己的新史学思想。（转引自互联网，论坛文摘1998年9月）

　　（三）为求真知而不为虚名

　　1919年以后，陈寅恪、汤用彤（1893—1964）吴宓（1894年——1978）三位在哈佛大学研究所同读研究生课程，由于学业皆出类拔萃，当时就号称“哈佛三杰”。吴宓早就对陈寅恪的学识非常钦佩，1919年3月26日吴宓日记：“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吴宓多次坦言，陈寅恪和他谊兼师友。吴宓获得硕士学位，汤用彤获得博士学位；然而他们俩人都公开承认自己的学识成就比不上陈寅恪。

　　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曾好奇地问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大维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由此可看出，陈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为知识而不为世俗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

　　陈寅恪家学渊源，自幼聪慧敏捷，得到传统考据学的深切熏陶，又留学国外多年，对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包括攻读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

　　俞大维回忆说：“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陈寅恪对清代经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极其熟悉的。

　　吴宓日记中载：“陈君昔亦未尝苦读，惟生于名族，图书典籍，储藏丰富，随意翻阅，所得已多；又亲故通家，多文士硕儒，侧席趋庭，耳濡目染，无在而不获益。况重以其人之慧而勤学，故造诣出群，非偶然也。”

　　陈寅恪奉行“从史实中求史识”即研究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他尽可能掌握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弄清历史真相，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因此获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

　　1923年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对校长曹云祥说：“我梁某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四）治学严谨，才识渊博

　　季羡林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改名为外国语文系）。选修课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季羡林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

　　季羡林回忆：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有一位听陈寅恪课的清华学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陈先生讲课也够怪的，讲白居易的《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一个汉字，旁征博引竟讲了四堂课。低年级学生听他的课，自然难以消受！”其实，陈寅恪的深意在于说明，每一个汉字，都是一门文化。（李格非：《陈寅恪——“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治学态度向来严肃，决不哗众取宠。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英文作学术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许多中外人士听说是以那位风流盖世、艳绝古今的女帝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寅恪讲的纯是学术性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结果，为好奇而来听讲的仕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

　　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国、奥地利的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陈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

　　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五）藐视权贵，无傲气有傲骨

　　清高，倔强，重人品，守气节，藐视权贵，无傲气有傲骨，有胆量。他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历史系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炙手可热的党政要员来访，也被多次挡驾。譬如，中共中央理论权威康生到了广州，指名要见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料想不到陈寅恪看不起他，托病不见。

　　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理论权威康生？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自责”，可见当时没能说服陈寅恪先生。（引自谢泳：《陈寅恪与周扬》）

　　陈寅恪专心致志于学问，从不涉足政界。例如，他早年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同在宏文学院就读并有过密切交往，20年代在德国又曾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但是后来从不公开提及，更毫无炫耀之意。

　　陈寅恪乐于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如陈序经、冯乃超）、教授（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敬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1964年5月，陈寅恪向晚年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六）维护“士”的理想规范

　　跟王国维相似，陈寅恪生活在新旧文化交相嬗替的时代。他的价值观念，自觉地坚守着传统儒家关于“士”的理想规范：砥砺气节，高尚情操，渺视荣禄，淡泊自守。晚年的思想和操守，如凤毛麟角，堪为今后知识分子的表率。

　　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下一段沉痛的感受：“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谢泳赞叹：陈寅恪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在为人处事、为学为文，特别是时势变迁、道德混杂之时，能以极清醒的判断，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绝不以享受欢乐，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这是何等的气节。

　　陈寅恪认为，一个人在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而以两种或多种标准为自己行为的不一互做辩解。陈寅恪的这种观念很早即形成，吴宓1961年秋在广州谒陈寅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对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世，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吴宓的解释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那段话是一致的。

　　吴宓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陈寅恪时常怀念他在清华学校研究院的时光，那是一个讲究传统礼义道德的新式书院。据清华早年毕业生周传儒说，院中五位教授的序列是：“赵（元任）李（济）以后学自居，陈（寅恪）以长辈待梁（启超）王（国维），而梁又事事推让海宁（王国维），故五大师排座次，即王、梁、陈、赵、李。”

　　1927年王静安（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长袍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寅恪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陈寅恪向往“师道尊严”，有亲身体验：他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损，不得不住院治疗，而有师生昼夜轮流守护。陈后来对梅贻琦校长说：“想不到师道尊严，今日尚存于学校之中。”几十年后，梅贻琦认为：“办了几十年教育，陈先生这句话，对我是最高奖赏。”

　　季羡林回忆说：1948年内战后期经济崩溃。法币通货膨胀急剧贬值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到冬天，陈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季羡林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季羡林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籍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七）严格培养弟子

　　陈寅恪的弟子季羡林回忆说：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季羡林：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的屋子里全是书，连地上、床上、椅子上全摆满了书。学生走进来，他便先要把椅子上的书搬掉，学生才能落座。在屋子里走动，也得倍加小心，绕道而行，不然便会踩在书上。学生到他家里去，身上总要带着几个小本子，随时记录下他说的话，因为他张口就是学问，而且是别人不知道的新鲜学问。

　　陈寅恪先生讲《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提醒学生们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颌下铃谁解得？”解铃当然还是系铃人了。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是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动？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就太大了。问题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启下的关键，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的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先生受命拟国文系文学试题。他别出心裁抛出一道“对对子（出上联求答下联）”的题目，包含五小题：1.“孙行者”；2.“人约黄昏后”；3.“少小离家老大回”；4.“人比黄花瘦”；5.“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当时许多人对大学国文试题“对对子”颇有微词：“今年考对联，明年是否要考八股？”陈先生解释说：“对对子可以测试学生的国文程度：1.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字与实字及其应用；2.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辨平仄声；3.可以测验应试者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4.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陈寅恪对弟子要求极为严格：“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陈寅恪的弟子也不辜负陈先生的期望。蒋天枢编著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67年条下记载：“本年底红卫兵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也正是陈寅恪的弟子刘节，当他被告知（或暗示）只要他批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时，他的回答是：“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乾嘉时代的学者不敢谈论当朝，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而他敢于在“大鸣大放”的年代说出如：“过去帝王还有罪己诏，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之类的话，又都是陈寅恪所要求“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之体现。

　　（八）言谈笑貌风趣而从容

　　陈寅恪出过一道中文题，是对联的上联：“孙行者”，考下联。有一个学生对为“胡适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的语言学家周祖谟。

　　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学生聚会，陈寅恪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意思是康南海（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而这帮学生又是梁启超的学生。下联是“大清天子同学门人”，意思是王国维是南书房行走，在某种意义上是宣统的师傅，你们呢，就是宣统的师傅的弟子，与天子是同学啦！（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155页）

　　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陈寅恪曾在防空洞中待过，风趣地作了一副对联，唯妙唯肖：“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转义，“机”指日寇轰炸机，“土”指地下防空洞。）

　　文革十年浩劫初期，陈寅恪自知不容于世。1968年，就是陈寅恪遇害前一年，他对黄萱（曾做陈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这风趣中微含愤激，语气仍是那样从容闲淡，哀而不怨。（蒋天枢编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陈寅恪经历对个性的影响

　　陈寅恪（1890—1969）生于江苏南京，祖籍义宁（今修水县）。他是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在晚清时期领导了湖南新政，是一位有魄力、有建树的封疆大吏。他的父亲陈三立是维新四公子之一，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他的兄长陈衡恪是画家，与齐白石齐名。他的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宣告了祖父和父亲的政治生涯结束。陈寅恪刚8岁，就目睹了一代家世如梦般消失浮沉。他到晚年还有诗感慨：“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盛衰之痛和兴亡之叹，是陈寅恪深心中永远的忧伤。

　　中国最博学的文化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12岁时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与鲁迅同学日文。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与汤用彤、吴宓相知，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陈寅恪到底掌握了多少种语文？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一般说来，寅恪叔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多种语言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功底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授书育人桃李天下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设立研究院，基本观念是“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研究教授（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极力向校方举荐陈寅恪。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教授，并称“清华四导师”。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当时的清华研究院培养了很多第一流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王了一等，都是清华研究院的高才生。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1930年，清华研究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颠沛流离，硕果累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诊断：双目失明已不可避免。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8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晚年失明死不瞑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政府的犹待，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1956年以后，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先后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为他配备助手和治疗眼疾。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同年，胡乔木前往看望，他关心文集出版。陈寅恪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1966年文革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曾预作挽夫人唐篔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最惨痛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终年七十九岁。

　　陈寅恪一生一心一意致力于文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成家。他最推崇白居易，在《论再生缘》中自述“论诗我亦弹词体”，有《诗存》问世。

　　《陈寅恪选集》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附录”陈寅恪的主要学术贡献

　　（一）陈寅恪选择研究的中国中古史，即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正是中华民族第二次大融合的历史。

　　这是一段极重要的历史，也是一段最为纷繁复杂多头绪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需要有大功力，特别需要有关于中国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当时亦称种族）的历史知识及熟悉其语言文字。陈寅恪恰巧有此优势。关于民族间的交融，依科学的观点，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自然是生产力，生产力落后的向生产力先进的靠拢、看齐。但是，文化在其中也起着重大的作用，特别在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接近、融合中。

　　陈寅恪认为种族和文化问题是“治吾国中古史最重要关键”，无论种族的形成或种族间的交融、融合，都是文化重于血统。他治中国中古史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是由文化上的融合而非血统的同一。

　　就相对于血统而言，这自然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前面谈过，陈寅恪的“文化”概念是“大文化”概念，所谓文化上的融合包括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观念的融合。就汉族来说，儒学文化在各民族融合无疑起着重大的作用。但融合又是双向的，即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相融合，汉族也同样吸取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中国，不论是中原汉族臣服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生产力接近的基础上，最后都由文化上的融合而变成一体，而又各自保持民族的血统和某些民族文化特性不变。这就导致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体。在我看来，这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陈寅恪提出这个问题来极有价值。

　　（二）陈寅恪重视文化的研究，也重视社会阶级、政治的研究。他把种族、宗教、文化都归结于社会阶级。

　　他认为，“社会阶级之意识能超出胡汉民族之识职。”（见《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但他所说的阶级及其斗争是指统治阶级或贵族阶级内部的斗争。例如，论魏晋时着重讲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唐代着重写“关陇集团”（唐皇室本出于胡汉六镇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之间的斗争：初，唐太宗用“压抑七姓十家之政策”削弱山东士族的势力，后来武则天又利用科举扶植“山东士族”势力而抑制“关陇集团”势力。此点颇受人非议，认为是歪曲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因为按照我们一些人的理解，阶级斗争只能是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然而，恰好是这一点表明陈寅恪是忠于描述古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指出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马克思把古代享有特权的少数剥削者、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也纳入阶级斗争的范围，并作为斗争的主要角色。

　　马克思说：“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是为这些斗争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马恩选集》第p顊1卷第599—600页）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或农奴制社会基本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奴隶社会，有人能够举出有多少次奴隶暴动并说明其作用呢？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确实层出不穷而且轰轰烈烈，然而有哪一次最后能够逃脱充当“舞台台柱”角色的命运呢？中国中古时代的胡汉民族都是这样。当然，近代社会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所不同。我不准备在这里来展开说明这个问题，只是提出问题供史学界朋友参考。

　　（三）中国的奴隶制是宗法奴隶制，皇权制也是宗法皇权制。

　　在我的有限的接触中，中国的历史学似乎很少有像陈寅恪那样从经济上及其他方面生动地描绘过中国宗法皇权制的状况。这里指出两例：

　　第一，陈寅恪在考察《桃花源记》时，指出这既是寓意之文，又是纪实之文。其所记的历史事实，就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当时中原人民逃难远离本土，往往是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这种以宗族乡党为单位的坞堡，坞主为宗族豪帅，他们筑坞以自守，耕种以自给，这等于把整个宗法社会分解为许多小宗法社会。这种小宗法社会起源很早，在袁宏的《后汉记》里就有记载了。“北方社会宗法色彩之浓，与坞之组织互为因果，坞延长了北方宗族社会之生命。”（见万绳南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第二，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亦指出这种婚姻集团的变迁实际上是唐皇族借婚姻关系在不同时期纠合其他大族（即李、武、韦、杨四大宗族）以组成最高统治集团，此中的斗争分合兴替，都显示各地士族、宗族势力的盛衰。武则天政治势力所以久而不衰，得力于山东士族众多人才的支持。借婚姻关系纠集不同氏族、宗族势力以组成最高统治力量的做法，中国早在氏族社会就有，以后一直继续下来，或为中国的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

　　当陈寅恪发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时，记得当时有人嘲讽说，这是以“生殖器关系”来代替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自然是无知之谈，无聊之举。

　　（四）陈寅恪好谈阶级，也好谈政治。比较扼要简明的是分析魏晋清谈（讲玄学）的政治背景。

　　魏晋玄学清谈之风，早植根于东汉末年由摧残名士的党锢之祸引起的动荡险恶的政局，然后由魏晋两朝的政争所催发。清谈的题目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周孔之名教重于老庄的自然，还是反过来自然重于名教，或者两者“合二而一”？这种争论这里且不去说它。

　　据陈寅恪考证，魏末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由曹操党羽与司马氏之党羽的斗争所引起。崇尚名教的人大抵偏向司马氏一党，而眷恋魏室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则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

　　陈寅恪举“竹林七贤”（七名士）为例：“七贤”为首分子嵇康在政治上是积极反抗司马氏的，嵇康的妻子是曹操曾孙之女，因此他也是主张老庄自然的最激烈的领袖，后来被司马氏以不仁不孝违反名教的罪名所杀。山涛是司马氏的姻戚，他虽“好老庄，与嵇康善”，但后来终于依附于司马氏，佐成亡魏成晋之业。王戎、王衍也偏向司氏一党。原来崇尚自然的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变节。阮籍这个人最值得注意，他本心重自然而非名教，但不像嵇康那样积极反晋，而虚与司马氏委蛇，所以他得以保全性命，但他依然保持他的放荡不羁的行为，满口抽象玄理，只是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

　　谈论魏晋清谈风之人、之书可谓多矣，但像陈寅恪这样直接指出其政治背景的则殊不多见。也许正因为陈寅恪有这种史学训练，所以有人说“足不出户的陈寅恪对现实有很深的洞察”。

　　陈寅恪直言“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实际上是他的“以史实求史识”的原则的另一种说法），从上引陈寅恪研究中古史的片断及其方法来看，说明他所说的是有道理的。

　　50年代墨学专家杜国庠（马克思主义学者）说过：“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陈寅恪在研究中得出的某些“史识”，并不是出于主观的臆断，而是根据客观的事实。

　　王国维、陈寅恪确是引导中国传统史学由旧入新的两个重要人物。所谓“新”，就是利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引出新史识。陈寅恪在王国维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客观环境和自己的身体条件）没有能够施展他的史才，完成他的史学抱负，例如他想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终未能如愿，这是很可惜的。

　　陈寅恪的知识结构

　　家学渊源，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陈寅恪12岁时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学日文。1905年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先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

　　陈寅恪是奇才、通才，他游学西方23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

　　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过英、法、德、日、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外文，尤以印度梵文和巴利文特为精通。

　　陈寅恪思考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陈寅恪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陈寅恪不善交际，惯孤独、不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平时情绪稳定、态度温和、不易冲动；他好胜心强、但不武断，不好斗，而是温情、谦逊、随和；他热情、但又沉静、审慎；他自觉、负责任、讲道德、不敷衍、遵守规则；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但不冒险，不退缩、不犹豫畏却；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警觉、但决不刚愎自用，他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不狂放，而是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世故、精明能干，但又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安详、沉着、满足；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当机立断、自有主张，不随大流；他严于待己、受约束、不任性、不松懈、重视细节；他一般很少紧迫感、不困扰，无拘束、镇定、放松自如。

　　陈寅恪的思考型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陈寅恪的思考型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爱社交——内向、不善交际（+）

　　B，聪慧性（+）聪明、理智——迟钝、欠理智（——）

　　C，（情绪）稳定性（+）沉着、情绪稳定——易激惹、情绪不稳（——）

　　E，恃强性（+——）争强好胜——温顺、随和（+）

　　F，兴奋性（——）活泼、热情洋溢——严肃、冷静（+）

　　G，有恒性（+）道德观念强——玩世不恭、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冒险——退缩、犹豫（——）

　　I，敏感性（+）感觉敏锐——不敏感（——）

　　L，怀疑性（+）怀疑、警觉——轻信、麻痹（——）

　　M，幻想性（——）富于幻想、心不在焉——现实、脚踏实地（+）

　　N，世故性（——）世故、老练——坦率、朴实（+）

　　O，忧虑性（——+）忧虑、不安——无忧无虑、满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旧、保守传统（——）

　　Q2，独立性（+）独立自主、有主见——服从、依赖群体（——）

　　Q3，自律性（+）自律、受约束——任性、无拘束（——）

　　Q4，紧张性（——）紧张、紧迫感——放松、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陈寅恪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A）随和性（+——）

　　（C）认真性（+）

　　（N）情绪性（+——）

　　（O）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