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第四型：浪漫者郭沫若（1892—1978）

　　郭沫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多产的诗人、文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奇人，一个非常值得深刻解剖的最复杂的存在，是多种矛盾冲突集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郭沫若的多面性人格分析，也必须从多面视角进行。由于篇幅关系，也出于研究的复杂性和阶段性，本文先行分析青年时期的郭沫若。

　　青年郭沫若的个性，基本上属于自我表现的情绪型或浪漫型（the Romantic，Artist/Individualist）。

　　他拥有浪漫艺术家的天资，多愁善感且想像力丰富，常沉醉於自己的形象世界里。善于自我表现，要求个性的解放，个人主义意识很强。自然而然地地让无意识的内在冲力上升到意识层面。自我表露，容易感动青年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郭沫若具有艺术气质、多情，他寻找理想伴侣，追求一生的志向。他受到强烈的情绪性体验吸引，表达出与众不同的一面。

　　消极的未觉悟的郭沫若是烦恼不安的，受道德感罪恶感折磨、自困且情绪过度膨胀的矛盾体，容易颓废沮丧，摇摆于狂妄与消沉的两个极端之间。要求别人注意他的痛苦，伸出同情的支援的手，以帮助他达到灵魂的解脱。

　　积极的觉悟的郭沫若，通过自我忏悔而焕发创造性，在鼓励下能够表现出天才的艺术魅力。他灵感激发时，能够成为出色的诗人。在一定环境下，克服了浮躁的主观性而走向冷静客观性，以他天才的直觉加上敏锐的思考力，也能够做出惊人的学术发现。

　　郭沫若的两面性甚至多重性复杂人格，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已见端倪。

　　郭沫若早期给人们的情绪型印象

　　郭沫若（1892.11.16—1978.6.12）前期是表现自我的浪漫者，后期转化为逢场作戏型的浪漫者，早年以新诗集《女神》奠定在五四新文坛的地位，他领导的创造社揭竿而起，成为浪漫新文学的主力军。20世纪2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读到郭沫若诗集《女神》之后激动地写道：“五四之后的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而郭沫若的《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的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载闻一多文集）

　　1922年的闻一多，曾在一封通信中这样赞扬：“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汉）缔交底一段佳话吗？我平生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所考见的，还是同田君缔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们的朋友（梁）实秋谈及此二君之公开的热诚，辄感叹不已。”郭田缔交，首先以真诚忏悔为前提。于是感人至深。《三叶集》和《女神》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引起当时新进的热血青年们的强烈共鸣。

　　不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田汉等，从日本回到上海十里洋场，几乎是赤手空拳地组建了新浪漫文化团体创造社。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生活上的游民。当时梁实秋与闻一多对创造社主要成员们的赞美不断升级，闻一多说：“你信中提到沫若所讲关于艺术与人生之关系的话，很有见地，”“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梁实秋传》第100页）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下了一段十分愤慨的话：“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世间岂有公理哉？”在艰苦的生活中，郭沫若本人也一定这样无数次地质问过。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感叹不止。

　　1923年10月11日在上海，胡适再访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哒哒可闻，大约即其日妇。”从郭沫若家出来，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指创造社刊物），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体谅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骂人”。

　　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趁着喝得半醉，胡适又说了一些“诚恳话”，而郭沫若则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了胡适。据在场的徐志摩记述，这次聚会是以“飞拳投詈而散”。随着“飞拳投詈”的情感宣泄，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2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他们之间则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对立。

　　30年代沈从文谈到郭沫若，其中的一段话不失为知人之论：“他……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的前面，他就这样做。他在那不拒新的时代一点上，与在较先一时代中称‘为我们青年人做了许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新思潮而不伤食’的一个人。”（沈从文《论郭沫若》）

　　1928年以后郭沫若的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使他不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山。1936年鲁迅去世后，郭沫若被举作中国左翼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早期的郭沫若也是热血男儿，“四一二”国共分裂后，郭沫若愤笔疾书讨蒋檄文《人民公敌蒋介石》因而遭到通缉，被迫逃亡日本。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学的重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客观公正地说，郭沫若的杰出成就主要在1949年以前。此后，则基本沦为文化官僚。前期是表现自我的浪漫者，后期转化为逢场作戏型的浪漫者。如今评论家们通常认为，郭沫若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大段。不少研究者认为有两个郭沫若。前一个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个性张扬的才子和革命者；后一个则异化为迷失自我、惟命是听、歌功颂德的文化官僚。这种人格上的明显断裂形成了“郭沫若现象”的特征。有人认为：郭沫若现象是20世纪几代中国文化人的缩影，是某些精英——知识阶层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郭沫若早期的情绪型个性特点

　　郭沫若早期的浪漫个性体现在：

　　（一）表现自我，自然流露

　　（二）偏于主观、情感冲动

　　（三）傲慢不逊、具有反抗精神

　　（四）粗豪放浪，好走极端

　　（五）意志薄弱，自知需要纠正与锻炼

　　（六）忏悔情结

　　（七）性格不定，易动摇复多变

　　（八）向往着恢复赤子之心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表现自我，自然流露

　　青年郭沫若确实有艺术天才，富于创造力，这种素质决定了他的文艺观是崇尚天才、灵感、直觉。他向往歌德和孔子那样的“球形天才”，追求多方位的自我实现。他全面涉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政治、社会活动、中外文化交流等，而且在诸多方面也都有所贡献。

　　他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他说，诗人的心境如同一湾清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如一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直觉、灵感。（参看郭沫若、田汉、宗白华通信集《三叶集》1920年）

　　青年郭沫若宣称：“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他向往强有力的个人，在想象中塑造了那个具有无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把突出的个性看作诗的生命。他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底自然消涨’”，因此他在文学创造中竭力驰骋自己的艺术想像。

　　郭沫若主张“文艺要表现作家自己”，“文艺是作家的自叙传”，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文学的原始细胞是情绪，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世界。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成为了突出自我意识、激烈解放个性、肯定主体精神、发扬自由创造的开路先锋之一。

　　（二）偏于主观、情感冲动

　　郭沫若在1923年自述：“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

　　“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引自《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载《沫若文集》第10卷105—106页。）

　　青年郭沫若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即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创造，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非常适于浪漫诗歌创作。

　　青年郭沫若豪放不羁、激情洋溢，而往往缺乏坚韧和冷静。他说：“我只是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如象留声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引自《批评与梦》，载《沫若文集》第10卷110页。）

　　他给新文化运动带来重主观、重表现、重情绪、重创造的新浪漫美学原则。

　　（三）傲慢不逊，具有反抗精神

　　20年代初，青年郭沫若自述：我郭沫若素来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人，我的行事是这样，我的文字也是这样……要叫我们“休”，除非叫我们死！（引自《暗无天日的世界》，载《沫若文集》第10卷162—163页。）

　　1925年青年郭沫若自述：我自己本是一个傲慢不逊的人。（引自《哀感》，载《沫若文集》第10卷280页。）带有很强的逆反心理。

　　郭沫若和郁达夫曾经自比为“孤竹君之二子”，宁愿在首阳山上忍饥挨饿，也不甘心与浊世同流合污。

　　郭沫若最初的戏曲集题名为“三个叛逆的女性”，号召反抗的精神。

　　在日本参与“无产阶级文学派”的冯乃超，回到上海以后，于1927年12月18日作《艺术与社会生活》长文，文中说——

　　创造社的浪漫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我们若要寻一个实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就是郭沫若，”他对于社会的反抗，是进步的。冯乃超认为：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张资平等四种人都“没落”了，只有郭沫若“革命去了”。（参看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四）粗豪放浪，好走极端

　　青年郭沫若往往一味追求“全”，而忽视“深”；他积极进取，却又好走极端；他豪放大胆，但常随意树敌；由于缺乏反思和自省，他个性中的优点和缺点每每混为一体，相伴相生。

　　早期郭沫若和郁达夫的放荡不羁，形成“创造社”的一大特色。

　　闻一多1923年家信中说：“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越来越注重政治功利性，同时他的文艺审美力也越来越淡薄衰弱。

　　（五）意志薄弱，自知需要纠正与锻炼

　　青年郭沫若认识到：“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我也没有那种能力。我既晓得我自己性格的偏颇，意志的薄弱，但是我也很想从事于纠正与锻炼。我对于我不甚嗜好的科学也从事研究……想养成我一种慎密的客观性，使我的意志力逐渐坚强起去……反乎性格去从事纠正与锻炼，也不能完全无补。我近来对于客观的世界也渐渐觉得能够保持静观的态度了。”（引自《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载《沫若文集》第10卷105—106页。）

　　（六）忏悔情结

　　专家学者们研究郭沫若的论著，汗牛充栋。但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郭沫若的一种特殊心态，就是他时不时萌生的“忏悔情结”。郭沫若早期以“自我表现”多次公开暴露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并期望以光明照亮自己的灵魂。郭沫若的忏悔情结，也不同于胡适之、闻一多、徐志摩、郁达夫诸君子，而另成一种特色。

　　根据《三叶集》的记载，郭沫若到28岁时，对于自己过去生活中的颓废、堕落，表示悔悟、深恶痛绝、翻然自新，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确实不比寻常。宗白华老师告诉我：“五四运动前夕，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我们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我也有所耳闻。”

　　《三叶集》载，1920年初，28岁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岁的宗白华、田汉表示忏悔。他信中说：“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惟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至友之厚爱……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这样忏悔的自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

　　宗白华老师对我说：“你看，把《三叶集》跟郭沫若《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槃》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郭沫若忏悔情结跟他诗歌创作的直接关系！再说，长诗《凤凰涅槃》是在1920年1月20日完成的。时间正好是在写这封信的两天以后。”

　　同一年2月9日，田汉看到了《时事新报·学灯》上刊载的郭沫若长诗《凤凰涅槃》以后，立即给郭写信道：

　　“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啊！”

　　这种忏悔情结，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构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汉所创导的“新浪漫”的特色。

　　后来，郭沫若有时反省道：“我一生最讨厌最憎恨的就是虚假造作。不过，我们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出淤泥而不染’只是形容罢了，像我们这样从淤泥中钻出来，谁都难免沾染上污泥的。应该不断地冲刷身上的肮脏。”

　　（七）性格不定，易动摇复多变

　　许多人的个性人格中或多或少带有两面性。对于郭沫若的两面性，鲁迅概括为“才子加流氓”。或者说：贵族性加游民性。杜亚泉曾指出：知识者与游民相结合，就会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人格，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特色。知识分子若是缺乏独立思想，就会动摇多变——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由此在人格上也具有两面性（双重性）。

　　一面倾向贵族性，夸大傲慢，凡事过于主观，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卑鄙，不屑与之为伍；另一面则倾向是游民性，轻佻浮躁，凡事偏于过激，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丑恶，而愤世嫉俗。傲慢主观则喜武断，愤恨过激则喜破坏。往往同一人，处境拂逆则显游民性，顺利则显贵族性；或表面上属游民性，根底上属贵族性。以此性质治产必至于失败，任劳动必不能忍。

　　郭沫若个性人格中的两面性，或可看做这种“才子加流氓”或贵族性加游民性的典型。（此外，创造社诸君子如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潘汉年等人，多多少少也都带有这种“才子加流氓”的习气。）

　　他富于激情，政治敏锐，却又具有摇摆性。他的夫人安娜曾指出，郭沫若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在政治方面，郭沫若的性格不定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蒋介石、鲁迅和毛泽东这三大人物的态度，显示了郭沫若性格不定的人格。

　　（八）向往着恢复赤子之心

　　郭沫若晚年曾有一场发自肺腑的表白：“我一生最讨厌最憎恨的就是虚假造作。不过，我们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出淤泥而不染’只是形容罢了，像我们这样从淤泥中钻出来，谁都难免沾染上污泥的。应该不断地冲刷身上的肮脏。当然也不要倾盆大雨似的猛冲下来，冲得个落花流水，叶败枝残……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该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大家都恢复赤子之心吧！”

　　这是文革前夕，郭沫若在对现实已经烦透了的情况下，告诉小朋友陈明远的话。

　　郭沫若经历对个性的影响

　　1892年11月16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峨乡沙湾镇，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号尚武。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等诗人的作品。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5年春长兄郭开文赴日留学，有意偕从同行，父母未准。

　　1906年春入乐山县高等小学。第一学期成绩本名列第一，因受年长同学忌妒，被降为第三名。1907年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夏升入乐山中学堂，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8年秋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力受损。病中读先秦诸子等古籍，偏爱《庄子》。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又受开除处分，因故未实行1911年冬清帝退位。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在父母包办下与张琼华（1890—1980）结婚，5日后即离家返成都。（两人没有离异，此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还乡时向还在守活寡的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无子女。）

　　留日十年，弃医从文

　　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未学。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得长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抵东京。秋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同学。1915年秋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阅读泰戈尔、歌德、海涅、莎士比亚、屠格涅夫、惠特曼等人作品，与斯宾诺莎思想接近。

　　1916年夏与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1894——1995）相识。冬，与佐藤富子在冈山结合同居。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爆发后，受到一定影响。在此间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但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沫若，这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17年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

　　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与留日同学张资平酝酿出版文学刊物。1918年春写《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死的诱惑》是他最早发表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写出《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震动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并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1923年春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即回国从事文学活动，编辑出版创造社刊物《创造周报》和《创造日》。译尼采《查拉图斯屈拉钞》前半部。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出版。

　　参加革命，戎马书生

　　1923年后，郭沫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新时代》。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归国调查江浙战祸。作《水平线下》。1924到1927年，创作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王昭君、卓文君、聂嫈》。

　　1925年在上海结识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目睹五卅惨案实况，作二幕剧《棠棣之花》。《文学论集》出版。译爱尔兰约翰沁孤戏曲集。发表组诗《瓶》。

　　1926年3月与郁达夫等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实行文科改革。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创造社出版部成立。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少将秘书长，后升任中将副主任、代主任。12月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教官。

　　1927年3月在南昌朱德住处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被蒋介石政府通缉。7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8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冬潜回上海。重译《浮士德》第一部。因患斑疹伤寒，错过乘船到苏联去的机会。

　　亡命生涯专攻文史

　　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沪，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行动受警方监视。通览东京东汉文库先秦史籍，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译美国作家辛克莱长篇小说《石炭王》。

　　1929年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译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

　　1930年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

　　1931年作《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生命之科学》等译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作《金文丛考》《创造十年》。1933年作《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等。1934年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再译《生命之科学》。辑译《日本短篇小说集》。1936年作历史小品数篇，辑为《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译德国席勒《华伦斯太》。

　　1937年初作《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下略）

　　逢场作戏晚年有失

　　1966年文革爆发，郭沫若发表谈话：“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段谈话常被后人指责：郭沫若只顾自保，为全盘否定历史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谈话内容流传国内外，对郭沫若的声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1971年，郭沫若发表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书中过于美化李白，贬低杜甫，为人诟病。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也曾赋诗赞美斯大林。郭沫若在文革初期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他写了许多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诗作，包括直接赞美江青的诗，在整个70年代安然无恙。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郭沫若悲痛欲绝导致病情恶化，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抱病坚持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过了仅仅5个月，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原因之一。

　　1978年3月，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报告，号召知识分子钻研学术，迎接“科学的春天”，引起与会人员强烈反响。

　　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根据其遗嘱，郭沫若的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郭沫若的知识结构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打下国学根底；习读《诗经》《唐诗》等。他自幼受古典文化的熏陶，以及对川剧的爱好，还有爱读林纾改写的外国文学作品，深深影响了他后来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和话剧剧本的创作。

　　1914年秋，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5年秋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接触到歌德、席勒、雪莱、惠特曼、泰戈尔等，启发了他的新诗创作。

　　1923年春，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但没有行医，而从事文史哲的写作。

　　精通日文，能用日文写作，又阅读并翻译了大量德文，英文的文艺作品。

　　郭沫若情绪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郭沫若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郭沫若善于交际、赤诚、乐群，他不惯孤独、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情绪不稳定、易冲动；他好胜心强、武断好斗，缺乏谦逊随和；他热情、不够沉静审慎；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不退缩、不犹豫畏却；他敏感、抱幻想、感情用事，年轻时难以自我克制；他警觉、不善于容纳别人的意见；他狂放而现实；老练、世故、精明能干，但又坦率；他自信、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当机立断、自有主张，不随大流；他任性、一般很少紧迫感，无拘束。

　　郭沫若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郭沫若的情感型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爱社交——内向、不善交际（——）

　　B，聪慧性（+）聪明、理智——迟钝、欠理智（——）

　　C，（情绪）稳定性（——）沉着、情绪稳定——易激惹、情绪不稳（+）

　　E，恃强性（+）争强好胜——温顺、随和（——）

　　F，兴奋性（+）活泼、热情洋溢——严肃、冷静（——）

　　G，有恒性（+）道德观念强——玩世不恭、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冒险——退缩、犹豫（+——）

　　I，敏感性（+）感觉敏锐——不敏感（——）

　　L，怀疑性（+）怀疑、警觉——轻信、麻痹（——）

　　M，幻想性（+）富于幻想、心不在焉——现实、脚踏实地（——）

　　N，世故性（+）世故、老练——坦率、朴实（——）

　　O，忧虑性（——）忧虑、不安——无忧无虑、满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旧、保守传统（——）

　　Q2，独立性（+）独立自主、有主见——服从、依赖群体（+——）

　　Q3，自律性（——）自律、受约束——任性、无拘束（+）

　　Q4，紧张性（——）紧张、紧迫感——放松、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郭沫若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A）随和性（+——）

　　（C）认真性（+）

　　（N）情绪性（——+）

　　（O）开放性（+）

　　“附录”

　　是什么力量彻底改变了郭沫若？答案很清楚，是时代、环境、集体和他自身的相互作用。

　　郭沫若是这个时代的缔造者之一，当这个整体出现毛病时，他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他不再是一个处江湖之远的嫉恶如仇的热血诗人，而是一个进入庙堂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当人性与“革命”利益发生不一致时，钢铁般的纪律要求他服从于革命而放弃人性。比如说当“革命”需要把“鹿”说成马时，你就只能横下心说“对，那就是马”。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可能选择集体“失语”。因为看到有人挺着硬骨头说“不，那明明是鹿”而被整的家破人亡，而且没有可能逃亡避祸。

　　郭老的可悲在于他连选择“失语”的权利也没有。他是那个时代的“旗手”，是一个集团的喉舌，是一个群体的“领头羊”。别的羊可以不叫唤，他还必须叫唤。所以每到一场运动的风刮来，人们都能听到郭沫若在热情颂扬。没有人知道那些歌唱的后面，诗人是在欢笑还是在哭泣。或许他的心在流血还是在流泪？

　　好久以来我们一直无法求证建国后尤其是晚年的郭沫若的心路历程。他无奈吗？他挣扎吗？他有苦吗？他有泪吗？他有反思和忏悔吗？今天终于有了答案。文汇报及一些史料披露了郭老当年给忘年至交陈明远的一批信件，让我们终于有了一孔窥探郭老晚年心路历程的小窗。郭老曾在给陈的信中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与公开发表的讲话判若两人；郭老还说他那些排成诗行的散文和标语口号，实际上都是应时应制之作，并嘱咐后人在将来编辑《沫若文集》时务必统统删去，免得后人笑话。

　　人们愿意相信这些书信是真的。一个政权也好，一种势力也罢，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营造出万马齐喑的氛围，他可以愚弄百姓于一时（哪怕这个一时长达十年、几十年），但不可能彻底征服人心。尤其是象郭沫若这样至情至性的才子文人的心。

　　郭沫若现象是一代甚至几代中国知识精英的缩影，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好在这一页历史已经揭过。让我们祈祷这种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摘自网络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