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第二型：奉献者陶行知（1891—1946）

　　陶行知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后，毕生从事“平民教育”运动。陶行知因劳累过度而猝死，身殉事业。

　　陶行知的个性，基本上属于奉献型、助人型（the Helper/Giver）。

　　真正奉献型的人格，是自然而然地“以天下为己任”、以实际行动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习惯于把大众事业放在第一位，首先考虑“大我”然后考虑“小我”，精神需求大于物质需求。积极主动，慷慨大方，慈悲为怀，富有同情心。最重要的是真，是诚，是坚持不懈。

　　对大众的文化饥渴很敏感，却经常忽略自己的物质饥渴，满足别人比满足自己更重要，很少提出个人的请求。因此，自我意识并不很强。主动争取得到他人支持，避免被他人反对。时常改变自己以确保获得众人的爱。为自己身处重要位置而自豪，对自己能满足众人的需要而感到骄傲。给予他人无条件的爱并不求回报，觉得使别人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

　　从不说假话，不说空话，不说大话。

　　世上很少人能够真心诚意地做到如此奉献，所以有时得不到他人理解，被误认为“别有用心”、“沽名钓誉”。但却并不在意，处之坦然。

　　陶行知给人们的奉献型印象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外表给人们的印象：自然坦荡、天真淳朴，经常笑容满面，永远有一张真诚的孩子脸。能体恤别人，热心助人，替人设想，同情别人处境。待人热情，容易亲近，是个受大众欢迎的人。

　　他从南京金陵大学（教会学校）毕业后，1914年赴美国进修（学历跟胡适相似）。1917年学成回国，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务主任等。提倡现代教育体系，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1923年他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教务主任，又被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可谓社会名流。

　　而他却辞了高校职务和几百银圆的月薪，全心全意推广平民教育，努力实践教育改革的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他脱掉西服革履，换上土布草鞋，穿戴为普通老百姓模样，甚至像个乡巴佬。

　　陶行知于1927年在南京市郊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学典礼那天，他撰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会场两边柱子上：“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晓庄学校开学后，陶行知打赤脚、睡稻草、住牛棚，同学生一起修厕所盖校舍，把每一天的劳动和生活都当作学习的课程。

　　陶行知曾邀请戏剧家田汉率领南国社为晓庄师生和附近农民演出，举行盛大欢迎会。陶行知致欢迎词：“今天我是以‘田汉’的身份欢迎田汉。晓庄是为农民办的学校，农民是晓庄师生的好朋友。我们的教育是为种田的‘田汉’而办的教育。所以我是以一个‘田汉’代表的资格在这儿欢迎田汉。”田汉的答词也非常有趣，他说：“陶先生说他是以‘田汉’的资格欢迎田汉，实不敢当。其实我是一个假‘田汉’，陶先生是个真‘田汉’。我这个假‘田汉’能够受到陶先生这个真‘田汉’的欢迎，实在感到荣幸！我们一定要向真田汉学习！”

　　1939年7月30日，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凤凰山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从各个保育院收留的15省流亡到后方的难童中，择优录取了有特殊才能的少年儿童100多名入学。

　　1941年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经费紧缺，使陶行知陷于困境。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趁机向陶行知施加压力，如同意他们向育才派出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陶行知宣言：“由于物价飞涨及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政治迫害，学校经费已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之境地。但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威胁，除非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

　　在陶行知精神感召下，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努力扶助他的教育事业。送来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养儿童。

　　陶行知的白话诗，给人的印象是：朴实明快，真情实感，知行合一，言为心声。

　　陶行知的奉献型（the Giver）个性特点

　　陶行知的的个性属于奉献型，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具体说来有如下特点——

　　（一）惯于清贫，甘于奉献；

　　（二）真心实意，以诚感人；

　　（三）勇于自我反省；

　　（四）谆谆善诱，言传身教；

　　（五）倡导并实践新武训精神；

　　（六）以教育救国为生命，不怕牺牲。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惯于清贫，甘于奉献

　　凡人因生物的天性，大多习惯于趋利避害、好逸恶劳。而陶行知生于忧患，长于困境，从小到大一直在艰苦奋斗，所以“利他”的禀性由习惯成为自然，而“利己”的物欲被压缩到极小。在陶行知奉献型的个性中，以“利他”的大事业为重，以清贫为荣，甘心情愿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毕生坚持如一日，如此情操，难能可贵。

　　陶行知有两段名言，一段是：“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另一段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因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砍柴卖菜，靠母亲在县城的学堂帮佣，换来他读书的机会。以至于后来，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满腔抱负都放在“普及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中。学成归国后，便投身于平民教育运动。

　　陶行知自幼入塾读书。一天下大雪，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怕影响老师和同学，就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由此开始养成他潜心苦学、埋头苦干的精神。

　　陶行知写了《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有一次陶行知得到了1万多银圆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点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1927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

　　陶行知赋诗《乡下先生》作为自我写照：

　　人人呼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

　　同是为人带小孩，穿不暖来冻不死。

　　人人呼我老夫子，生活不如小贩子。

　　我卖知识他卖糖，吃不饱来饿不死。

　　在经济最困难的40年代，陶行知夏天只有一件衬衫，每当换洗时，他就光着背在屋子里做事，待衣干了再穿上。一些老朋友看到他日趋消瘦，都为他的健康担心，而他自己依然笑呵呵地以艰苦为快乐，以破衣为光荣。

　　翦伯赞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自己的宿舍非常破旧简陋，却热心帮助翦伯赞一家解决住房困难问题。

　　1944年9月，陶行知为《武训画像》题词自勉：“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一世，到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二）真心实意，以诚感人

　　在贫弱与战乱的旧中国，陶行知毅然脱下教授的洋装，换上布衣草鞋，“为三万万四千万农人烧一柱心香”。

　　“因为爱人类，所以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怀着这种深沉的爱心，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荒僻乡村小庄，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培养学生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健康的体魄、艺术的情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他成了中国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先驱者。

　　陶行知的朋友惊奇于马路上的报童与他相熟，而陶行知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学生啊！”

　　陶行知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奔走各地，踏踏实实教人识字。贩夫走卒，渔夫士兵，厨子僧人，都是他教识字课的对象。他去监狱教囚犯识字，在街头为流浪儿上识字课，他甚至在教育总长蒋梦鳞家里，给帮佣老妈子和车夫们办了平民读书处。这些盼望识字的平民，没有钱买这本小书，陶行知就送给他们，条件是要答应教会身边的两个人，都认识书里的字。《平民千字课》在当时发行300多万册，连草原上的蒙古包里，都有这两本启蒙读物。

　　陶行知节衣缩食，常穿着敝衣旧鞋奔走于豪门院馆。1938年他应邀出访英国时买了件晴雨夹大衣，到40年代穿破了，他便把大衣翻个面来穿。一次在重庆去找一位上层阔佬，门卫说：“先生，我们老爷向来不接待这样装束的人。”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门卫只好恭顺地送进去了。陶行知如武训一般感人至深、募集捐款，他把募捐来的钱款都用来办学，而自己分文不名。

　　（三）勇于自我反省

　　在陶行知终生言行如一的事迹中，有一个“自己进入反省室”的感人实例。

　　陶行知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规定：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了。农友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知己。他们哪里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学校，便立即进自省室里了。

　　他提倡“以身作则、反躬自问、从我做起”的律己精神。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四）谆谆善诱，言传身教

　　有一天，陶校长看到一位男生要用砖头砸同学，就上前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室来。陶校长当场询问情况后回到办公室，见那个男生已在等他。陶行知掏出一块糖递给这男生，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立刻就来了，还比我先到。”接着又掏出第二块糖给男生：“这也是奖给你的，我不让你打人，你立刻就住手，说明很尊重我。”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陶校长又说：“据我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陶行知遂掏出第三块糖给他。这时男生哭了：“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错，再奖你一块。我的糖分完了，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这看似简单，但一般老师和家长难以做到。陶行知善于用多角度思维，从犯错误的孩子身上找出闪光点，并善于用他们身上的积极情感克服消极情感。

　　陶行知在《新时代的学生》一文中说：“旧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五）倡导并实践新武训精神

　　若要理解陶行知的人格，必须理解陶行知倡导并实践的新武训精神。

　　陶行知说：“从前山东有个武训先生，以一个乞丐而创办三个义塾，我是一个博士，连一个学校也不能维持，将何以对得起小朋友们？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

　　他表示决心学习武训精神，并号召大家做“集体的新武训”。

　　1922年7月，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社务报告中指出，“我们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们眼前所挂的是武训的遗像……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要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武训死了，他的办学精神是永不死的。”

　　1923年，陶行知又在《平民千字课》中强调，“武训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

　　不幸，1937年武训百年诞辰时，日寇大举侵犯中国，山东堂邑武训故乡一带相继沦陷，使得原计划的纪念武训活动无法举行。

　　从1940年到1945年在重庆，陶行知领导的育才学校，年年开展纪念武训的活动。

　　1940年6月1日陶行知在《新武训》一文中提出新武训精神，他说：“让我们大家跟武训先生学吧！学他自食其力，学他贯彻宗旨，学他苦口婆心劝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共兴义学。”

　　陶行知指出，我们今天所要学的是武训的真精神，要配合时代需要为抗战建国培养人才，“中国不能等待数十年出一位武训。我们大家要合起来做集体的武训，孳生千千万万的新武训来扶助贫苦的小朋友，取得求学机会。我更希望有财富的，有学问的，有青春的都做起新武训来，督促自己慷慨出钱，督促自己认真教人，督促自己努力求学，毋须别人来苦劝。这样教育不但容易普及，而真正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也可以创造成功了。”陶行知先生的学校多年来，一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他硬是靠学习武训募集经费，度过了经济难关。

　　1941年，物价暴涨不停，陶行知感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育才学校入不敷出，常有断炊之忧。4月6日，陶行知在重庆育才学校朝会上向全体师生宣布，“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集体的新武训。”他一边带领全体师生开源节流，自力更生，忍痛宣布：全校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一边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四处化缘，度过难关。

　　1942年，陶行知在给夫人写的一封信里说，武训“为兴学而生，为兴学而死。一切为兴学，兴学为苦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生是苦孩的幸福，他之死是苦孩的损失。”

　　1943年11月26日，他在《武训先生诞辰——致育才之友及生活教育社同志》的信中说，武训是“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

　　1944年12月，陶行知在《武训先生画传·再版跋》和《谈武训精神》里，把武训精神概括为“三无、四有”：

　　我常说武训先生的精神，可以用三个无、四个有来表现它。他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教育设备。但他所以能办三个学校，是因为他的四个有：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因为他有这四个法宝，他不但以一个乞丐办了三个学校，而且他的三个学校经过千灾万难还一直存在到现在，而且还会存在于无限之将来，而且还会于不知不觉之中影响改变千千万万有志之士，跳出自己之小圈而致力于大群之幸福。

　　这是对于武训精神的精辟概括，也是陶行知的夫子自道。

　　1945年12月，陶行知发表《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他不赞成把武训划进圣人的小圈子，也不赞成把武训说成是那一党那一派。陶先生认为，武训“只是一位老百姓，平凡而伟大的老百姓。他所想的，老百姓都想得到；他所说的，老百姓都说得出；他所干的，老百姓都干得了。只要肯学习武训的尽其在我，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成为武训先生。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都可以成为千千万万不同的武训先生。”同时，陶行知指出，中国需要一百万武训先生来完成普及教育的任务。假如把武训看成圣人，说是要等五百年才产生一位武训先生，那么要等五万年才产生一百万位，不但普及教育干不成功，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希望了。然而假使四万万五千万人，人人都有成为武训先生的可能，不但普及教育干得成功，而且要创造出自由平等幸福进步的新中国也并不难。同时，陶行知还认为，武训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他呼吁说：

　　让我们把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解放出来吧。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地去兴学，都自动地去好学，都自动地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保证整个中华民族向前进，向上进，进步到万万年。

　　1946年为纪念陶行知逝世编辑的《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中，收录了郭沫若、翦伯赞、文幼章等众多人士纪念陶行知的文章，其中谈到陶行知与武训的关系的就有十几处。

　　翦伯赞《我和行知先生》中回忆在育才学校最困难的时期，陶行知曾经送他《武训画集》，还说，在“中国史上，我发现了一个伟人，他不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乞丐……如果我不发现武训，育才学校恐怕要关门，现在有了武训领导我，育才不会关门了。”

　　杨大戈在《沉痛的悼念》一文说，陶行知先生在世之时，“很多人都时常称赞陶先生为新武训，因为他为了培养一批人才的幼苗，替国家人民服务，正象义丐武训似的，不顾风吹雨淋太阳晒，不管自己的温饱，一切都为苦孩子着想。”

　　（六）以教育救国为生命，不怕牺牲

　　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虽没有任何人授命于他，但是为了众多的失学儿童，他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他们。有人说他这是“抱着石头游泳”，他却回答道：“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

　　陶行知本可以不必四处“乞讨”筹款办学，但是为了与腐败的政府划清界限，他坚决拒绝将育才学校变成“官办”做政治交易。为了反独裁，争民主，他不惜付出宝贵的生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他在育才学校开展了“民主教育年”活动。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得知自己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平静地说：“我等着第三枪。”

　　他在“致育才学校”的信中写道：“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人来顶补，这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个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1946年7月16日陶行知致育才学校的信，《陶行知全集》第5卷）

　　1951年对于《武训传》的大批判，实际上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

　　由陶行知生前提议，1951年拍摄了电影《武训传》感动了广大公众，受到国内外空前热烈的欢迎。但是，随之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发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斗争。这场批判运动非常片面、非常极端，完全是错误的。这场批判运动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但一直到30年后才敢于悄悄地进行重新评价。《武训传》批判形成了以后一系列“思想政治批判”的模式，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地位和个人迷信，加深了毛泽东对所谓白区（国统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偏见，也是对《共同纲领》规定的公民言论与出版自由的一次非常残暴的践踏。

　　紧接着开展了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大批判运动，1952年3月出版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此后30多年，陶行知在新文化史上的作用被全盘否定，一笔勾销。

　　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住的，真理终究是抹杀不了的。

　　改革开放时期到来以后，曾在山海工学团学习过的国务委员（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在《党史通讯》1984年12期上发表《追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文，其中指出，50年代对于《武训传》（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无论是从政治与教育两方面来看……都未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具体分析，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陶行知经历对个性的影响

　　要养成陶行知这样高尚的人格，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家庭、他成长的环境，都必须具有一种忠厚、诚恳、坦荡、慈爱的氛围。

　　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谭源村一个农民家庭。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迁居安徽古城徽州。幼年学名文浚（文睿）。父亲陶位朝，接管了祖传的酱园，后倒闭破产。陶文浚自小聪敏好学。六岁时在邻家厅堂玩，看见墙上对联，便坐地临摹，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免费为其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十五岁时，母亲曹翠仂在歙县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他帮母亲做事，被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他在宿舍墙上写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他两年学完三年课程。

　　出身贫苦，服务贫民

　　陶行知从小家境贫寒，靠砍柴卖菜、靠母亲在县城的学堂帮佣，换来他读书的机会。以至后来他读书的时候，满腔抱负都放在“普及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中。学成归国后，便投身于平民教育运动。国家与民众的惨痛景象，更使他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博大深厚的爱国爱民的炽热情怀，把为劳苦大众办教育的事业，做得扎扎实实。

　　1908年十七岁时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但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入学仅三天即退学。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大学期间，他信仰明代王守仁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知行学说，遂改名为“陶知行”。辛亥革命爆发，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毕业后他考取公费留学，8月15日从上海乘中国第一艘自置邮轮赴美，正好陈鹤琴（1892——1982）也在这条船上，也是公费赴美留学。这次同行成为他们终身友谊的开端。9月5日，他俩抵达旧金山，陶知行进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一说1915年获政治学硕士）；因认识到学市政只能做官不能救国，半年后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研究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陶知行为搜集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的材料，于1917年回国，途中改变主意，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邀，任该校教育学专任教员。陶知行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长等。

　　为平民教育而奋斗

　　“五·四”运动后，他全力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于1927年在南京市郊创办晓庄师范。

　　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封闭南京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他创办生活教育社，提倡“教学做合一”和“小学生制”，形成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同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上海工学团”业余学校，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又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

　　陶知行的哲学思想在实践中发生了重大转变。1934年2月，他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并在7月的该刊上发表文章，把王守仁唯心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改为唯物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陶行知”。对联写道：“行是知之始，学非问不明”。

　　陶行知与胡适至少有“六同”：两人同岁，同是安徽省徽州老乡（陶行知歙县人，胡适绩溪人），自幼同学，又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陶行知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证书、胡适博士），同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门生，回国后同在教育领域工作。他们各自在新文化领域开辟一片新天地。两人私交虽好，但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1936—1938年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7次年会。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民主》周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不久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于上海病逝，年仅55岁。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悼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946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界代表两千余人，在延安举行追悼大会。会场中央有毛泽东敬献的花圈，上题：“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陆定一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发言，赞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生前著有《中国教育改造》、《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古庙敲钟录》等。现已整理出版《陶行知教育文选》、《陶行知全集》。

　　陶行知的知识结构

　　6岁入家乡蒙童馆就读，念四书五经。15岁入教会学校“崇一学堂”读书，接受现代教育，学会英文。1908年（17岁）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因受歧视，入学仅三天即退学。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教会学校）文科。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

　　1914年8月赴美国公费留学，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1915年获政治学硕士；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随杜威教授研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证书。

　　1917年回国。准备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未完成。

　　陶行知与胡适至少有“六同”：两人同岁（1891年生），同是安徽省徽州老乡（陶行知歙县人，胡适绩溪人），自幼同学，又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陶行知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证书、胡适获博士学位），同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门生，回国后同在教育领域工作。两人私交虽好，但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陶行知奉献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陶行知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陶行知善于交际、赤诚、乐群，但不太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平时情绪稳定、态度温和；他好胜心强、但不武断，不好斗，而是温情、谦逊、随和；他热情、但又沉静、审慎；他自觉、负责任、讲道德、不敷衍、遵守规则；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但不冒险，不退缩、不犹豫畏却；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警觉、但决不刚愎自用，他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不狂放，而是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精明能干，但又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安详、沉着、满足；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当机立断、自有主张，不随大流；他严于律己、受约束、不任性、不松懈、重视细节；他一般很少紧迫感、不困扰，无拘束、镇定、放松自如。

　　陶行知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陶行知奉献型的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与热心——冷漠与刻薄（——）

　　B，聪慧性（+）聪明与抽象思考能力强——愚钝与抽象思考能力弱（——）

　　C，（情绪）稳定性（+）沉静与情绪稳定——不稳定与易激惹（——）

　　E，恃强性（——）武断与好斗——温顺与随和（+）

　　F，兴奋性（——+）热情与活泼——冷静与严肃（+）

　　G，有恒性（+）自觉与道德——玩世不恭与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与冒险——退缩与犹豫（——）

　　I，敏感性（——）富于幻想与敏感——讲求实际与自恃其力（+）

　　L，怀疑性（——+）怀疑与警觉——信赖与接纳（+）

　　M，幻想性（——）想象与心不在焉——现实与脚踏实地（+）

　　N，世故性（+——）老练与精明——坦率与朴实（+）

　　O，忧虑性（——）不安与焦虑——自信与满足（+）

　　Q1，求新性（+）思想自由与求新——保守与传统（——）

　　Q2，独立性（+）自立与足智多谋——依赖群体与遵从（——+）

　　Q3，自律性（+）受约束与强迫——任性和松懈（——）

　　Q4，紧张性（——+）紧迫感与紧张——无拘束与沉着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陶行知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陶行知属于外向性格，心理活动倾向于外部世界，经常对客观事物表示关心和兴趣，不愿苦思冥想，常常要求别人来帮助自己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外倾的特点：1、常注意外界所发生的事情，寻求刺激，勇于冒险；2、随和，乐观，无忧无虑，好开玩笑，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易冲动；3、好为人师，喜欢与人说话；4、喜欢变化的生活，有许多朋友；5、善于交际，不喜欢独处。常怀有积极的情绪体验。

　　（A）随和性+

　　随和性高——有同情心、热心、利他、善良、亲切，友好合作，乐于助人，可信赖的，易被他人接纳。注重合作而不强调竞争，愉快、利他、有感染力；往往与环境相一致，容纳他人和环境，不易发生冲突。

　　重视和他人的和谐相处，因此他们体贴友好，大方乐于助人，愿意谦让。心肠软、脾气好、信任人、助人，宽宏大量、易轻信、谦虚、移情。

　　（C）认真性+

　　认真性高——公正性，有组织性、负责的、谨慎的责任心，本分及道义感，高分者愿意承担责任，有道义感，富有同情心。

　　组织能力强，做事严谨，有条理、有计划，并能持之以恒，自我把握力强，准时守信，有道德原则，有野心。勤奋、自律、细心、整洁、有抱负，尽职、成就、谨慎、克制。

　　易避免麻烦，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或者是一个工作狂。极端谨慎的个体让人觉得单调、乏味、缺少生气。

　　（N）情绪性——

　　情绪性低——平静、自我调适良好、不易出现极端和不良的情绪反应。稳定、冷静、满足，能自律和克制，情绪反应较平缓，接受规则。安全感，自怜对自我满意，包括焦虑、敌对、压抑、自我意识、冲动、脆弱等特质。平静、放松、果敢，安全、自我陶醉安全感，自我满意，较少烦恼，较少情绪化。积极情绪体验的频繁程度是外向性的主要内容。

　　（O）开放性+

　　开放性高——有创造性、聪明、开拓，好奇，活跃的想象力、自发接受新观念、独立思考，喜欢娱乐性的新颖的想法，不跟从习俗的价值观。不服从众人的态度和信仰，而保留他的独特体验，坚定自己的信念；按自己的方式行动。寻求变化，自主，对美的事物比较敏感。偏爱抽象思维，兴趣广泛。非传统。

　　“附录”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

　　陶行知教育思想，摆脱传统教育的弊病，代之以“生活教育”的新机。

　　文革后出版的《周恩来选集》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关於认识到中共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中心思想的原由时说：“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不仅如此，1942年2月，直属中共领导的中央研究院肯定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进步性和人民性，并拿来作为中共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同时在中共所属的各解放区实际教育活动中推广运用。

　　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的新思想，直到如今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特简介如下——

　　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

　　（1）它教学生吃自己

　　传统教育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它不教学生动手、用脑。在课堂里，不许提问；好一点的，在课堂里允许提问了，但不许学生到大社会里、大自然里去活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下来，等于一个吸了烟的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在加上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也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

　　（2）教学生吃别人

　　传统教育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传统教育更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明白一点，就是教人升官发财，发谁的财呢？就是发农民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民、工人的血汗。生产品使农民工人不够吃，就叫做吃人的教育。

　　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完全相反

　　（1）生活教育不教学生自己吃自己，而教学生做人。生活教育反对杀人的种种考试，教人读活书、活读书。

　　（2）生活教育也不教学生吃人，不教人升官发财。生活教育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做人中人。

　　教学方法：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

　　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