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第一型：求全者闻一多（1899—1946）

　　闻一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诗人、学者。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典范文化人。

　　闻一多的个性，是刚直型的求全者（Perfectionist）。

　　他刚强直率，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他有高度的伦理道德观念，讲理、自律。对他说来，真理与正义是最基本的价值观。

　　诚实与正直，使他成为杰出的道德典范。他有纯真的情操，总是要求公正，愿意为众人的利益提升自己。具有很高的智慧与辨别力，超越的眼光，高远的理想。由此，蔑视权贵，不合时宜，不懂妥协，以至于引来杀身之祸，壮烈牺牲。

　　凡事追求完美，经常对自己和他人提出评判。因对自我处处都从严要求，给自身很大的压力。勤奋刻苦，不贪图安逸；生活节俭，除了茶和烟以外，就是耽于思考、读书、教学与写作，没有什么其它嗜好。很少放松自己去吃喝玩乐，更不用说奢侈纵欲。对于倾心尽力的事业，怀有苦行僧的操守，由于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往往愤世嫉俗，直言不讳，嫉恶如仇，容易树敌。而对于知己的亲友、莘莘学子，则诚挚爱护，全力相助。有时好心不得好报。

　　只接受自我认为正确的事物，固执，苛求，不圆通；信念坚定，决不苟且。要求自己在芸芸众生中出类拔萃。很在意他人的批评，生怕做出错误的决定。有时因为不够完美而感到失落。言论激烈，有时一意孤行，让人们感到他好走极端。

　　闻一多给人们的刚直型印象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青少年时期倾向于自省、含蓄，内心蕴含炽热的理想抱负，而外表严谨羞怯，言行一丝不苟。激动时往往憋得满脸通红而说不出话。他的口才是成长后努力锻炼得来的。

　　成熟后的闻一多，外表显露出“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气质：面貌棱角分明，衣着朴实端庄，腰板笔直硬挺，目光炯炯有神，风度严肃而又潇洒。精悍严肃者乃为石破天惊的学问，悠然潇洒者乃为格调严整的新诗，刚强激烈者乃为奋不顾身的斗士。

　　1927年夏他在致饶孟侃的信中说：“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一多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二十年书再说。”

　　梁实秋与闻一多，20年代就是长期的留美同学，回国后又同在青岛大学任教，有着非比寻常的情谊。晚年梁实秋在《忆青大，念一多》一文中说，他到学校去要经过我的门口，时常呼我同行赴校。青岛多山路，所以我们出门都携手杖一根，一多很欣赏策杖而行的那种悠然的态度。

　　1930年闻一多应聘到青岛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因为闻一多在美国是学西洋绘画的，学生反对他，贴“打倒闻一多”的标语。闻一多发奋好强，天天钻进故纸堆里埋头苦读，记笔记，写教材。1930年到1932年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对他有着深刻印象：研读图书资料时目光专注入微，整日严谨地向古代典籍钻探。志趣正浓，目不窥园，足不下楼，不动不响，无声无息。居住处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

　　1933年下学期，闻一多到北京大学讲课。学生王廷林回忆：闻一多讲授《诗经》，地点在红楼二楼西头一个能容纳六七十人的大教室，坐满听课者，门外也坐满了人。闻先生光头未蓄发，满面红光，双目有神，身着银灰色夹袍，足穿布鞋，裤脚用带子扎着。讲课朴实无华，没什么开场白和客套，更不吹嘘自己。他第一课写在黑板上的“鱼网之设，鸿则罹之”八个字，却深深印在我心里。

　　闻一多的服饰也有特色：青年诗人时期，西服革履，洋装笔挺；壮年学者时期，长袍手杖，名士风度。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清华大学西迁。1938年，闻一多从长沙率领学生步行到昆明。在路上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到昆明后，索性留起来成为美髯公，表示如果抗战不胜利则决不剃胡须！

　　40年代，在朋友和学生们心目中，中年的闻一多的形象鲜明——

　　据西南联大同学们回忆：浪漫诗人闻一多讲课有两个充满诗意的癖好。一是将上午的课调到黄昏时分，认为有气氛，精彩。二是上课时穿深色长衫，抱着大叠稿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闻一多也在讲台坐下，慢条斯理掏出纸烟匣，打开，笑一笑问：“哪位吸？”学生们一阵笑，当然没人吸，他自己便点上一支，长长地吐一口烟雾后，舒缓地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同事吴晗教授记载：“一部好胡子配上发光的眼睛，在演讲，在谈话紧张的时候，分外觉得话有力量，尤其是眼睛，简直像照妖镜，使有亏心事的人对他不敢正视。”

　　“去年（1945年）旅行路南游石林，含着破烟斗，穿一件大棉袍，布鞋，扎脚裤，坐在大石头上歇脚的时候，学生给他拍了一张照，神情极好，欢喜得很，放大了一张，装到玻璃框里，到他家的人，都欣赏照片里的胡子。”（吴晗：《哭一多》，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7月28日）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天，闻一多在乡下看到报道，立即叫理发匠把蓄了多年的胡须剃光了，面容焕然一新。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呼喊：“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在他的激励鼓舞下，队伍照常游行。

　　1946年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他经常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列，昂首挺胸，长须飘飘，目光如炬，高唱民主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更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闻一多的大无畏形象，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不朽的象征。

　　闻一多的刚直型、求全型（the Perfectionist）个性特点

　　闻一多的个性属于刚直型、求全型。刚强，正直；有毅力，认真，勤奋，刻苦耐劳；讲求公平，公正；激进，难免言辞偏激；有抱负，有原则，尽忠职守。自我要求高，喜欢评判自己与别人。

　　（一）刚——刚强，刚毅，充盈阳刚之气，具有强烈的正义感；

　　（二）精——精心，风格精悍，精益求精；

　　（三）激——激进，容易激动，说话言辞偏激；

　　（四）内热——内在的烈火般的热忱；

　　（五）迷醉——沉醉于学问

　　（六）自律——严格要求自己，洁身自好，经常自责；

　　（七）刻苦——勤奋，不贪图享受，以埋头苦干为荣；

　　（八）追求美——理想美，逻辑美，才华美；

　　（九）大无畏——叛逆精神，身殉民主。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刚——刚强，刚毅，阳刚之气

　　闻一多的气质是刚性的，刚强，刚毅，充盈阳刚之气，具有强烈的正义感。

　　闻一多肚子里有什么，嘴里说什么，从来藏不住话。而且，受不了气。在乡下住，明白了农民的苦痛，他会气得说不出话。谈到政治上的种种，越谈越多，他会一晚睡不着，辗转反侧到天亮。（吴晗：《哭一多》，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7月28日）

　　强烈的正义感，无顾忌到畅所欲言，有话便说，畅到使人起舞，使人猛醒，也使人捏一把汗。也就因为这，他抓住几千万青年的心。（吴晗：《哭一多》，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7月28日）

　　朱自清论及闻一多，指出：“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他是一个斗士……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1947年8月）

　　闻一多牺牲后，老朋友熊佛西致悼词：我之悼念你，是基于你是一个好人，中国今日第一等的好人，一个有强烈正义感的好人，一个永远反对黑暗而酷爱光明与真理的好人，一个爱国的志士，民主的鼓手。为了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幸福，为了争取民主与和平，为了给中华民族的子孙打下一个自由的基础，你英勇地贡献了你的生命。你求仁得仁，死无憾矣！（引自熊佛西：“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在1947年悼念闻一多时，郭沫若将鲁迅与闻一多相提并论，并指出他们各自的特征为：“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

　　（二）精——精心，风格精悍，精益求精

　　闻一多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发表的文字虽然不算太多，但积存的稿子却很多。这些并非散稿，大都是成篇的，如《唐诗杂论》《楚辞校补》《古典新义》，而且他亲手抄写得十分工整。只是他总觉得还不够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愿意编篇成书。可见他对于学术忠实而谨慎的态度。（原载1946年《国文月刊》；录自《朱自清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7月版）

　　1937年闻一多在北京休年假。他向学校申请了一名助教，想在休假期间编一部《毛诗字典》。这位20年代的著名新诗人，这时把做诗的热情大多转向了学术。

　　1938年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曾经在南岳衡山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紧张，闻一多曾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见他从容自若，一丝不苟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回忆：“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生活艰难却研究不懈。（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1946年初，朱自清因为写文章，将闻一多的许多手稿都过了一遍，花了几个小时。阅读闻一多手稿给朱自清留下了很深印象：“闻先生的稿子却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苟，无论整篇整段，或一句两句。不说别的，看了先就悦目。他常说钞稿子同时也练了字，他的字有些进步，就靠了钞稿子。”

　　郭沫若高度赞赏闻一多在学问上的真知灼见，痛惜道：“千古文章未尽才！”

　　朱自清说：我听他近来的演说，有两三回也是这么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称量而出，却又那么自然流畅，他因此也特别能够体会古代语言的曲折处。当然以上这些都得靠学力，但是更得靠才气，也就是想像。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认识古代，有时也靠着这种幽默感。他能够体会到别人从不曾体会到的古人的幽默感。（原载1946年《国文月刊》；录自《朱自清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7月版）

　　（三）激——激进，容易激动，言辞偏激

　　闻一多富于诗人气质，天生是一个诗人……在气质上，在情感上，即使在政治要求上，还保留了彻头彻尾的诗人情调。（吴晗：《哭一多》，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7月28日）

　　熊佛西回忆：1924年我们在美国求学的时候，闻一多对于国事是那样关切，对于当时的军阀当道是那样的痛恨，闻一多当时所学的是绘画，但觉得专凭颜色和线条是不足表现思想和感情，——不能传达闻一多对于祖国与人民火一般的热爱：于是闻一多改习了文学。常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引自熊佛西：“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他在美国留学时，痛感华人受到歧视。他曾对同学潘光旦说：“你研究优生学，如果你要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用手枪打死你！”

　　闻一多留学回国，所乘海轮靠近上海码头的时候，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把领带和西服上衣扔进了大海。

　　闻黎明说：闻一多性格敏感、言论激烈，因此受到学生的欢迎。

　　闻一多不止一次对五弟闻家驷说：“千百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也在饥饿线上挣扎；不是我们不想研究学问，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走出书斋啊！”

　　朱自清论及闻一多，指出：他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朱自清：《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朋友间一言不合，会得当场吵架，眼睛都红了，口吐白沫。等到误会消释以后，又会握手言欢，自动赔不是。（吴晗：《哭一多》，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7月28日）

　　进入民盟后，闻一多的极端性格仍然如故，虽然资格并非最老，但在党内声音总是最大。

　　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从四十年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民主现状有一种特别急迫的要求。闻一多的激进，就与他那种急迫的心情有关。

　　（四）内热——内在的烈火般的热忱

　　闻一多禀性内向，不喜无谓的应酬。五弟闻家驷回忆：“一多兄年轻时，每于家人说他糊涂，不喜应酬时，便脱口而出回答道：吕端大事不糊涂”。

　　吴晗说：闻一多的内热，心内一团熊熊烈火，是火热的诗篇。他内在的满腔热忱为他的事业燃烧着，所以他的诗作，著述，论文，都令人感到深沉浑厚的热情；所以他能为诗，为学术，为民主而奋身不顾。

　　每个青年当他是慈父，是长兄，向他诉苦，抱怨，求援，求领导。也因为这，敌人非置之死地不可。（吴晗：《哭一多》，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7月28日）

　　闻一多发表了许多具有特殊风格的伟作。歌颂风花雪月的实在不多，大多数都是有血有泪的作品。没有丝毫“文人相轻”的积习和偏见。（引自熊佛西：“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抗战后期，闻一多给臧克家的信中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说郭沫若有火，而不说我有火，不说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而说我是，这样的颠倒黑白，人们说，你也说，那就让你们说去，我插什么嘴呢？我是不急急求知于人的，你也知道。”（致臧克家1943年11月25日）

　　挚友吴晗说：闻一多热心的情形到这个地步——民盟是没有钱的，请不起人，有文件要印刷时，往往是他自告奋勇写钢板，不管多少张，从头到尾，一笔不苟。昆明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私家也无电话，任何文件要找人签名，跑腿的一人多一定是一个。要开会，分头个别口头通知，他担任了一份，挨家挨户跑，跑得一身大汗，从未抱怨过半句。这两年（1945—1946年），经过磨炼太多的忧患，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即使在极不快意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来访的朋友，温言悦色，从无倦容。并且，他还有一套说服人的本领，左说右说，连求带劝，一直说到对手同意方甘休。（吴晗：《哭一多》，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7月28日）

　　（五）迷醉——沉醉于学问

　　闻一多新婚那天，亲友纷纷前来贺喜。好久了，还不见新郎，大家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当迎亲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在书房找到他，原来他仍然穿着旧长袍在看书。家里人说他一看书就“醉”。

　　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期间，闻一多住在楼上，全身心地钻进古书堆里。他的屋子里到处是书，就连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上，也堆满了书，有客人去才将书搬开。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下楼，人称“何妨一下楼先生”。他宣称：“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又一说：闻一多到西南联大后，愈发潜心学术，在蒙自分校，他在教授朋友们中赢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著名称号。他孜孜不倦、终身以赴做学问，是迷醉书籍不肯下楼的教授。他表示“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

　　郭沫若在闻一多追悼会上致词，说得很沉重：“闻先生有目的地钻了进去，并没有丧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刚刚钻出来，正有资格‘创造将来’的时候，就牺牲了，这是一个学者的‘千古文章未竟才’的悲剧”。

　　（六）自律——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自责

　　1932年他从青岛大学到清华中国文学系任教，在大师云集的清华文科，学生并不买诗人的账。据吴组缃回忆，闻一多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他们这些学生就在底下搓脚作声，表示对诗人教授的不屑。闻一多为此深受刺激，反躬自省，激起了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雄心。

　　他在诗歌中无情地解剖自己的两面性：

　　“但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般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抗战八年期间，闻一多在昆明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闻一多的儿女多，负担重，所以除了在西南联大授课以外，闻一多还兼任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同时还为人治印（篆刻图章）挣钱。他不投机，不取巧，本本分分，安贫乐道。以自己的血汗换取生活的报酬。是何等淡泊的一个君子啊！（引自熊佛西：“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闻一多刻图章挣钱贴补生活费，但是有一次，儿子立鹤怒气冲冲地责问他：“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闻一多不仅在思想上独立思考、而且在生活上自力更生的精神，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超越官场的威势、摆脱商界的羁绊，坚守人格自由的精神，跟五四运动、跟北大清华的优良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反专制、争自由”。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谋生补贴家用，但他操守极严。1945年“一二·一”惨案以后，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表面上附庸风雅，居然送了一方玉石来，请闻一多刻印，限两天刻好，答应润例优厚。对此，闻一多不屑一顾，将玉石原样退回。特务对闻一多恨之入骨，公然把大街上商店中的代闻一多收件的吊牌砸烂，想从经济上使得闻一多陷于绝境。然而闻一多毫不畏惧。

　　（七）刻苦——以埋头苦干为荣

　　闻一多钻研学问非常勤奋刻苦。“他一回到清华就拚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赵俪生《篱槿堂自叙》）

　　五弟闻家驷回忆：一多兄主张多读子史集。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大量读书。他嫌一般的书桌不够使用，于是便把裁缝做衣服用的案板拿来当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以及稿纸和稿本，重叠沓杂，每隔几天，总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从他青年时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对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读起《史记》、《汉书》、《古文词类纂》、《十八家诗钞》这一类书籍。

　　闻一多暑假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归家以后，埋首故籍，著述热大作，校订增广《律诗的研究》，作《义山诗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笔记数则，暇则课弟、妹、细君及诸侄以诗，将以诗化吾家庭也。”

　　在国立青岛大学，闻一多的研究笔记，写满了一个又一个的四方竹纸大本子，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他不喜欢高谈阔论，而一心埋头苦干做学问：“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闻一多为了研究惜寸阴分阴，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总是无暇梳头，长发零乱。经常忘记了吃饭，夜间睡得很少，深宵灯火是他的忠实伴侣。

　　孜孜不倦地钻研二十多年如一日。他从唐诗下手，又转向楚辞校补和古典新义。兀兀穷年，沥尽心血。

　　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人在性情上大不相同，而在治学态度上，却有着一致的谨严。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曾与闻一多及几位同事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里一块住了两年多。那时闻一多的研究涉猎已相当广泛，上他已花了十多年功夫钻研《诗经》《楚辞》；这时又研究《庄子》《周易》，后来转到伏羲神话。在朱自清眼里：“闻先生是个精力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

　　（八）追求美——理想美，逻辑美，才华美

　　闻一多处处追求美。他主张诗歌有韵律（听觉）美、图画（平面视觉）美、造型（立体）美。这是综合的美，通感的美。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雕琢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诗人。

　　汪曾祺在《闻一多先生上课》一文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闻一多先生：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真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完全读懂的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无）绝兮终古。”

　　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只有闻一多做得到。因为他既是诗人，也是画家。别人谁能做得到？！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理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他的学生汪曾祺感叹：为了听这样的课，穿越一座城，也值得。

　　（九）大无畏——叛逆精神，身殉民主

　　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挂牌治印，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有一枚“叛徒”之章。他给人题词，常盖这方印章。人问为何自命“叛徒”？他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闻一多说到做到。他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列，昂首挺胸，长须飘飘，目光如炬。言行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熊佛西回忆：“李公朴先生蒙难的次日，有几位朋友来访我（熊佛西），谈及昆明各位民主斗士今后的安全问题。大家特别惦念闻一多，有人提议打电报给闻一多，暂时躲避一下，我便说：‘躲避？一多决不肯的，我深知他的脾气，为了真理与正义，他是一条不怕死的硬汉！’过了两天，昆明有朋友飞到了上海，报告了公朴死后，闻一多愤不欲生的情形，他曾痛哭流涕地抚着公朴的遗体说：‘公朴，你走吧，我一定跟着你来！我决不躲避！’虽然朋友们再三劝闻一多避一避，但是闻一多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引自熊佛西：“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在李公朴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一多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他宣告：“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争民主争自由”的言和行。（参看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闻一多经历对个性的影响

　　闻一多在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本名闻家骅，号友三，后改名“多”。家学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5岁入私塾启蒙。

　　20世纪初，湖北省在洋务派大员张之洞主持下，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大约二百多所，规模在全国首屈一指，仅武昌一地学生达5千多人。1910年秋天，闻一多考取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堂。不久即爆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由传统古典教育到留美游学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这时闻一多的生活踏入第一个转折点。

　　秋天，闻一多以复试鄂藉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同学都在13岁上下，有42人。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兴趣广泛，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激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并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他还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闻一多23岁时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1923年9月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

　　1925年5月回国，担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并参加新月社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但由于政府长期克扣教育经费，次年辞职。

　　1926年夏天，受军阀专制迫害，北京文化人纷纷南下。闻一多应聘为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任训导长。同时担任新月书店董事。

　　1927年夏天闻一多到南京，应东南大学（不久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文学院长宗白华的聘请，担任教授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10月又到武汉出任武昌中山大学首任文学院长。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夏天，闻一多应聘到北平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月薪300圆左右。除任清华教授外，闻一多还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艺专等校兼课，学术方面也从唐诗的研究上溯到先秦两汉诗歌的研究，重点开拓了《诗经》与《楚辞》的研究领域。

　　由向外（社会活动）转到向内（书斋与教研）发展

　　1933年是闻一多生平的第二个转折点。他在致饶孟侃（1933年9月29日）的信中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1937年6月，闻一多在清华任教满四年，按例可以休假一年进行研究，他准备着手编著《诗经字典》，学校已同意，并派了助手。暑假开始，夫人高真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武昌省亲……

　　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态度。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者都认识了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有所表现，可是闻先生认识得特别亲切，表现得特别强调。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原载1946年《国文月刊》；录自《朱自清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7月版）

　　突然，卢沟桥的炮声震破了宁静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闻一多带领两个小儿女和保姆赵妈离开北平，乘坐津浦路火车南下。

　　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说：战争改变了我祖父的一生。

　　闻一多辗转来到长沙，积极参与“临时大学”即一年后的西南联大筹建工作。国难当头，此时所有的教职员都领取七成薪水。然而生活并不发愁。到昆明后，起初经济生活尚有保障；1940年开始愈来愈严重的艰苦时期，一直到他去世，全家生活极其困难。

　　自闻一多在清华念书时起，直到为民主自由献出生命，一直是忠贞热情的爱国者和理想主义者。他曾为“五四”而兴奋，为北伐而高歌，为“九一八”而愤怒，为“七七”开始的抗战而鼓舞。闻一多看见前线节节败退，后方官僚腐败，前方英勇作战，后方糜烂享乐，他悲愤，他狂叫！抗战后期，闻一多再也无法局限于他的书斋与教学研究的学者生涯。他从个人的圈子走出来，从小我走向大我……（引自熊佛西《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

　　由学者教授到民主的鼓手

　　抗战后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走上了生平的第三个转折点。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其中排斥外来文化的说法，使得闻一多大为震惊，表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指责蒋介石倒退为义和拳民。及至1944年日本侵略军在西南发动新的攻势、国民党军队从湘桂大败退，洛阳、长沙、衡阳、桂林，一路失守，难民如潮涌往后方，更激起知识界对政府普遍不满。闻一多见国事愈来愈不成话，内地到处贪污横行，民生多艰达到极点，他才挺身出来为民主呼号，深感非民主政治的实现不能救中国。知识界对军事受挫和自身赤贫的反思，最终上升到了政治反思的层面。

　　一向冷漠于政治，曾以“君子群而不党”为由，拒绝吴晗让他参加政党的提议的闻一多，终于在1944年加入了民盟。闻一多之加入民盟，决不是为了争取政权，不是想做官。闻一多最厌恶做官，对于实际的政治一向毫无兴趣。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只问政不参政”的爱国学者。（引自熊佛西：“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作为一个贯通中西文化的知识分子，闻一多身上具备两种气质：学者的儒雅气质和诗人的激情气质。

　　拍案而起，身殉民主

　　作为民主斗士，闻一多属于诗人型的斗士。

　　闻一多安身立命之处在于学问爱好、在于文化追求，但往往不能对世事忘情，不时要出来对现实问题发表议论。他本质上是一个儒雅的学者，学术是他的终身事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作为一个激情诗人——斗士“可杀不可辱”的视死如归。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中受儒家影响很深（他最钦佩的诗人是屈原、杜甫）、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很深（他最钦佩的英雄是林肯、罗斯福），在这双重影响下，忧国忧民的思绪更加突出。

　　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说：闻一多的思想变化，与当时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变化一致。只是他表现得更极端。

　　20世纪40年代我国文化界自由职业者、知识阶层对祖国前途比较乐观，因为他们那时已争得一些基本的民主权利，如思想自由、择业自主权（表现在西南联大的教学研究工作），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表现在民主同盟的社会活动）等，但因自由权利常受干涉，所以知识分子经常不满现状，还要进一步为理想的民主观念而奋斗。闻一多等激进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情特别急迫。但他并未能进入实际的政治操作，且对于社会前途的期望过于理想化。他极力反对一切专制！只要有利于民主自由者，闻一多都认同，而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事物，闻一多都奋起抨击。当时对于闻一多的激烈态度，有些朋友如梅贻琦、梁实秋并不以为然，认为过于极端，不够现实。但闻一多义无反顾。他为自由民主的理想，明知死地而一往无前，慷慨赴难。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惨遭暗杀。当时西南联大放暑假，许多人已经离开昆明。同事朱自清也已回到成都家中。他得到闻一多身亡的消息已是7月17日。朱自清当天日记悲愤地写下：“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当月21日，朱自清出席了成都的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的闻一多追悼会，并作了《中国学术的大损失》的沉痛发言。

　　闻一多被暗杀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激起强烈的悲愤反响，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如此卑鄙残暴的法西斯罪行，直接后果就是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人站起来！”闻一多的死讯，在文化人和知识阶层中敲响了国民党独裁专制的丧钟。

　　闻一多的知识结构

　　闻一多自幼家学渊源，接受了传统的古典教育。他除了熟读四书五经以外，主张多读子史集。1912年秋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7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1925年5月学成回国。

　　闻一多本来的专业是美术，他回国后曾担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但是没有成功。

　　他起初爱好新体诗歌，写有《红烛》《死水》《奇迹》等。

　　1932年以后他放弃了美术和写诗，改变为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

　　闻一多刚直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闻一多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闻一多本来不善交际，但他赤诚、惯孤独、不太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情绪不够稳定、易冲动；他好胜心强、但不武断，不好斗，而是温情、随和；他热情、但又审慎；他自觉、负责任、讲道德、不敷衍、遵守规则；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不退缩、不犹豫畏却；他敏感、抱幻想、感情用事，但又着重实际、能自我克制；他警觉、但决不刚愎自用，他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不世故、能干，但又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安详、沉着；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自有主张，不随大流；他严于待己、受约束、不任性、不松懈、重视细节；他一般很少紧迫感、不困扰，无拘束、镇定、放松自如。

　　闻一多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闻一多的刚直型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爱社交——内向、不善交际（+）

　　B，聪慧性（+）聪明、理智——迟钝、欠理智（——）

　　C，（情绪）稳定性（——）沉着、情绪稳定——易激惹、情绪不稳（——）

　　E，恃强性（——+）武断、好斗——温顺、随和（+）

　　F，兴奋性（——）活泼、热情洋溢——严肃、冷静（+）

　　G，有恒性（+）道德观念强——玩世不恭、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冒险——退缩、犹豫（——）

　　I，敏感性（+）感觉敏锐——不敏感（——）

　　L，怀疑性（+）怀疑、警觉——轻信、麻痹（——）

　　M，幻想性（——+）富于幻想、心不在焉——现实、脚踏实地（+）

　　N，世故性（——）世故、老练——坦率、朴实（+）

　　O，忧虑性（+——）忧虑、不安——无忧无虑、满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旧、保守传统（——）

　　Q2，独立性（+）独立自主、有主见——服从、依赖群体（——）

　　Q3，自律性（+）自律、受约束——任性、无拘束（——）

　　Q4，紧张性（+——）紧张、紧迫感——放松、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闻一多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闻一多属于内向性格，青少年时期尤其如此。他的心理活动倾向于内部世界，他珍视自己的内在情感体验，对内部心理活动的体验深刻而持久。不好交际，安静、有保留、害羞。隐藏、严肃、独立，不如外向性格那样精力充沛。独立和拘谨有时会被错认为不友好或傲慢。

　　成年以后，他走向社会，又要教书、演说，必须跟人们交际，表面上趋于外向。但他骨子里仍保持内倾。他做事预先要计划，三思而后行。控制自己的感情，很少有攻击性行为；喜欢自我反省；喜欢读书，除亲密朋友外，对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很重视道德标准，但有些悲观。他含蓄，自主，喜欢独处。

　　（A）随和性+

　　随和性高——有同情心、热心、利他、善良、亲切，友好合作，乐于助人，可信赖的，易被他人接纳。注重合作而不强调竞争，愉快、利他、有感染力；往往与环境相一致，容纳他人和环境，不易发生冲突。

　　重视和他人的和谐相处，因此他们体贴友好，大方乐于助人，愿意谦让。心肠软、信任人、助人，宽宏大量、易轻信、谦虚、移情。

　　（C）认真性+

　　认真性高——公正性，有组织性、负责的、谨慎的责任心，本分及道义感，高分者愿意承担责任，有道义感，富有同情心。

　　组织能力强，做事严谨，有条理、有计划，并能持之以恒，自我把握力强，准时守信，有道德原则，有野心。勤奋、自律、细心、整洁、有抱负，尽职、成就、谨慎、克制。

　　易避免麻烦，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或者工作狂。

　　（N）情绪性+

　　情绪性高——情绪易波动。更易体验不同的情绪。焦虑、不稳定、烦恼、情绪化、忧郁、神经过敏；易产生心理压力，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过分的渴望，无法做出克服困难的反应。忧虑，气愤，抗议，沮丧，自我觉知，易冲动，易受伤。

　　愤怒、抑郁。对外界刺激反应比一般人强烈，对情绪的调节能力比较差，有效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比较差。

　　（O）开放性+

　　开放性高——有创造性、聪明、开拓，好奇，活跃的想象力、自发接受新观念、独立思考，喜欢娱乐性的新颖的想法，不跟从习俗的价值观。不服从众人的态度和信仰，而保留他的独特体验，坚定自己的信念；按自己的方式行动。寻求变化，自主，对美的事物比较敏感。偏爱抽象思维，兴趣广泛。非传统。

　　“附录”遗稿编为《闻一多全集》出版

　　西南联大迁返北平后不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决定成立“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聘请了七教授：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担任委员；指定朱自清为召集人。

　　据朱自清的学生王瑶说：“在生前，闻先生和朱先生的私交并不如一般所想象得那么深。”1932年，朱自清游历欧洲回国，在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主任；这时，闻一多离开青岛大学到清华任教。此后二人同事，但性情各异。闻一多刚直激烈、炽热如火，朱自清稳重平和、清淡似水；闻一多为猛士为斗士，朱自清为隐士为居士；日常生活中的往来并不频繁。然而，共同的学术志趣，共同的理想情操，把他们相反相成的个性互补成为一座丰碑。

　　为整理亡友遗稿，朱自清反复考虑后，拟定《闻一多全集》分为八部：甲集“神话与诗”，乙集“古典新义”，丙集“唐诗杂论”，丁集“诗与批评”，戊集“杂文”，己集“演讲录”，庚集“书信”，辛集“诗选与校笺”，全集约一百万字。按照专业具体分工：许维遹负责《周易》、《诗经》部分；陈梦家负责文字学和古史部分；余冠英负责乐府和唐诗部分；朱自清总负责。吴晗说：“为了这部书，他（朱自清）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遗稿由昆（明）北运时，有一部分遭了水渍，请人逐页揭开，请人钞写。他拟定了目录，选编了尺牍，发表了许多篇未刊的遗著。并且，在他领导之下，动员了中国文学系全体同人，分钞分校，分别整理这集子以外的许多著作。一句话，没有佩弦（注：即朱自清）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集的。”

　　1947年8月，朱自清为《闻一多全集》写了序言：“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

　　1948年7月15日，朱自清以病危之躯，坚持出席清华学生自治会举行的“闻一多死难二周年纪念会”。就在朱自清去世的前一天，他手编的闻一多手稿分类目录，在清华校刊公布；这批手稿的数量，是254册又2包。目录编毕，他又将这批手稿放在清华中文系妥善保存。后来，闻一多《管子集校》由许维遹和郭沫若续成，共4大册。

　　《闻一多全集》于1948年8月底由开明书店出版，而朱自清不幸于8月12日积劳病逝。

　　“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