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节 陈纳德夫妇
由于战局危急，飞虎队员在缅甸训练尚未完成就奉调驻昆明，担任滇缅公路和重庆及昆明的空防任务。第一次在昆明近郊交锋，就打下了敌机19架。这个战绩震惊一时。由此，飞虎队和陈纳德的战术闻名天下，使日本军事当局惊惶失措，赶紧下令变更战略，再不敢无忌惮地霸行天空了。在短短的七个月中，飞虎队先后击毁敌机299架。由于飞虎队与空军的英勇战绩，重庆与昆明所受轰炸的威胁得以暂告解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志愿队由美军接管，改编为中国战区别动队，仍由陈纳德负责指挥。到了1943年3月，别动队又改组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以少将衔正式被委任司令。以后两年，中国空军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并肩作战，发挥了高度战斗效能，把敌机赶出中国天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他卸职返美。临行他告诉几位友好说，胜利已在望，我不久必重返中国来协助复员，并愿以有生之年继续为中国服务。民国三十五年（1946）一月，他果然再来上海。创办空运大队，协助运送救济物资，对中国战后复员工作尽了很大力量。
因为对中国有伟大的贡献，陈纳德将军曾多次受到中国政府的赠勋。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七日他受领过国民党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那是由蒋“总统”和夫人亲自授予的。
1990年陈香梅对她的丈夫则做了如下介绍：
1893年9月6日，陈纳德生于美国南方德克萨斯州的东北部一个小城镇Commerce。他老家的房子由该市保管，算是历史遗迹。假如他仍健在的话，已114岁了。蒋介石生于中国浙江省，也已过了百岁冥寿。这两个人，一个在亚洲，一个在美洲，却于1937年5月，也就是抗日战争前两个月在中国的首都会面了。从那时开始直到1958年，二十一年中，他们共同抗日，后来陈纳德又成立了航空公司帮助蒋介石恢复战后的运输工作。接着协助他和国民党撤退到重庆、广州、海南岛，最后到了台湾。陈纳德一直到病危，仍深信中国人有一天会团结起来。他也相信蒋介石和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会再谈统一。陈纳德和毛泽东只在重庆会过面。他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也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他认为这个制度只会使富人变穷，穷人更穷，违反自由和民主。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他选择了支持国民党与蒋介石，终其一生为这个信念而奉献。他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早走，去世时只有64岁。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把他葬在华盛顿的威灵顿军人公墓，与他同葬在一条大道上的有肯尼迪总统和名将麦克阿瑟元帅的父亲麦克阿瑟将军。
64岁，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不算长寿。而在他个人来说，有许多志愿未了就告别人世，也很可惜。而我呢，和他相聚只不过10个寒暑，恩爱逾恒，竟遭此大变，死别生离又岂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古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外子的一生也真是劳碌无已。外子祖籍法国，他的先人随纳法益（即拉法耶——笔者注）将军来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兄弟两人在（即“弗吉尼亚”——笔者注）州落籍。外子的外祖母与美国南方名将李将军是近亲。李将军当年在南北战争时领导南方与北方对抗，其威武使北方将领也大为折服，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风云人物之一。外子年少时即以李将军为其心目中的英雄。
陈纳德的祖父与父亲都务农，先在美国南方的德州，外子即生于德州东部的一个小镇，离开德州的大都市达拉斯约有百里。他还未上学，他的父母即移居路易斯安那州，仍是务农为生。外子共有兄弟四人，他居长。他的生母逝世后，父亲续弦，第一个继母因难产去世，父亲又再娶。这位我称为“婆婆”的老人家，如今仍在世，已90多岁了。外子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其时外子正在中国作战，其父有子扬威海外，死亦瞑目了。
外子家境清贫，上小学时每天要徒步四五里路去上课。过圣诞时，所得礼物也只是苹果一个、书一本、糖果少许而已。但他喜欢读书，又爱做户外活动，诸如钓鱼、打猎、踢足球、打网球等都有兴趣。但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除了读书之外还要帮助父亲下田工作，有时还要附带帮助继母照顾比他年幼八九岁的两个弟弟。
据外子告诉我，他幼年时有机会就喜欢离群独处，周末常自己一个人带着鱼竿到河边垂钓，或带着父亲送给他的一枝旧猎枪到野外去打猎；要不然，晚上一个人在寂静的户外看星星。当他只不过八九岁时，已知道天上很多星星的名字。因为他爱看书，在那小镇上他也读到有关航空的新书籍，同时到外找寻有关在天空飞行的报道，他心中暗暗自许，有一天他也要飞向天空。
15岁，他中学毕业了，还未到入大学的年龄，但他长得又高又大，父亲不愿他虚度时光，于是为他虚报年龄，15岁报了18岁，考入了大学，是师范大学。他的父亲希望儿子不再做田里的工作，拿了学位，好去做教师，也可以改善生活。
他大学毕业时实际年龄只有18岁，马上得去找工作。他应征去做一所三家村学校的教师，五六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那些学生们都是农家子弟，因为入学迟，所以虽然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但都已是高头大马，好几个学生比外子的年岁还大。他们看见这乳臭未干的小大人来做教师，马上联合起来和他捣蛋。首先，他们是上课时不听讲，大家高声谈笑，根本不把老师看在眼里。
外子心想，要和全班顽皮学生斗法，一定斗不过他们，于是他细心观察哪个是“祸首”。他找到了一个个子又壮又高的男孩，看来比他还高出一个头，但外子心想若不把此人制服，将来无法留下去。第二天一清早上课时，大家又来给他过不去。外子把那个大男孩叫出来。他说：“来，我们到外面去一试身手！”
那个高头大马的学生不知道外子曾学过拳击，而且技术不差。他们两人来到户外一较身手，其他学生也跟着走到外面看热闹。两人只不过打了一两个回合，外子就把那个淘气学生打倒。于是大家喝彩，外子摇身成为他们的英雄，那个为首捣乱的学生也服输，不再淘气了。外子再一调查，原来这群学生已撵掉了好几位教师，那些老师都因受不了这些淘气的大孩子起哄，皆挂冠求去。外子想，这些孩子们该有些运动来调剂他们的生活与时间，于是他组织了一个球队，下课后教他们练球并鼓励他们和其他校队比赛，于是本来爱捣蛋的学生都安心读书，而且对于这位只有18岁的老师也非常尊重了。
我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是因为外子实在是一位很好的导师，其后他在航校做教官时，对于学习飞行的学生也训导有方。经过他教导的学生有好几位后来都出人头地。反过来说，他对于不该学习飞行的学生也有很公正的一套，他说不具有飞行员品能的人，学习飞行只有害自己、害人，不如趁早劝他们改行为是。数年前，我遇到一位大公司的老板。他说：“陈纳德将军劝我不要学习飞行，我当时很气愤，但后来我想，假如我做飞行员，大概早就死了。我今日的成功该感谢您的丈夫。”
外子加入航校时，美国的航空事业仍在襁褓时期。美国空军是在陆军部之下，而那些陆军将领对于倡导飞行的官员都有点不满，认为这是不足道的玩意儿。而外子对于飞行是无限向往，他已决定献身航空事业。他知道，终有一天空军会在国防与交通两方都有很大的贡献。
30年代，外子已是美国空军少尉，他在陆军部空军组做飞行教官，而且有许多飞行论文发表，并编有飞行教材和空防战斗术等书，成为当年飞行员手册。
那时大家对于这位蓄有小胡子的陈纳德少尉都另眼相看。连苏联空军也耳闻其名，并派人来和他商议，聘请他到莫斯科去做空军教官，替俄国人训练空军。那是1935年的事。其时美国的少尉月薪260美元，吃不饱，饿不死。而俄人的协约是月薪1000美元，还答应供应汽车与司机和其他杂费。那真是使人心动的合同，但外子婉拒了，因为他不愿意把他的技术教于苏联人，他早知美苏绝不能成为友人。
苏联的将官盯了他一年之久，常常送些伏特加酒、鱼子酱和雪茄给他，但他不为所动。
1936年他接到蒋介石与宋美龄（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邀请书，请他到中国视察中国空军。他答应了。因为他已看到中日战事迫在眉睫。他知道美国也将被卷入漩涡。
1937年春初，外子乘船自美经东京，经上海，赴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南京，也是第一次到中国。这一旅程，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本来的计划是到中国视察三个月，然后回美国工作。但当他所乘的船抵横滨时，他已睹日本人准备作战的动机，日本是一片战时景象，他知道战争随时爆发。那时东京去接他的是他多年同事与好友麦当奴。麦当奴已在中国服务，他是外子三人飞行技术小组之一员，两人交称莫逆。麦当奴和蒋夫人急于要和他们商谈，于是他们马上由东京去上海。外子的美国护照上写着他是到中国“考察农业”的！
外子和蒋夫人的见面也是非常戏剧性的。蒋夫人给外子升了级，任命他为中国空军上校，并嘱他马上开始考虑如何加快中国空军的成长。于是外子和麦当奴到杭州笕桥、汉口其他许多空军单位视察。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空军真要大大调整，他们有的是饱满的空军精神，但没有飞机，缺乏支援。这是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这些，外子都亲自向蒋夫人报告，并一直与周至柔将军会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拉开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南京外子亲眼看到日本空军向没有防卫的民房与学校、医院投弹，伤亡不计其数。他愤恨极了，他认为这是最不人道的事。蒋夫人和他谈，他们谈到美国志愿队来华参战的计划。但这只是计划而已，因为美国其时还未向日宣战。
蒋夫人促外子马上回美设法取得白宫与国会同意，让他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这不是一件易办的差事，因为美国人仍保持中立主义，不愿牵连到中日战争的漩涡里去。
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克伦律师，是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他被外子的精诚所打动，愿意完成这一任务。葛克伦不但建议罗斯福总统批准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去华作战，而且予以武器及飞机的协助。这真是一项壮举。
使命完成，外子即返华报告。几经挫折，“飞虎队”终于在1940年成立，在缅甸受训，1941年初正式参加作战，与中国空军合作，在天空上击落无数敌机，建立了辉煌的战绩。陈纳德本准备在中国停留三个月，但他的居留竟延长到八年之久！
日本投降之后，日军方面承认，他们在华作战，在空中他们是大大的失败了——这是中美空军合作的成果。
外子常对我说，他在中国最宝贵的体验是和中国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可珍贵的是中美合作那一段永留史册的经验。
他去世后，中国友人在台北市新公园为他立铜像留念，这是台湾唯一的外国人铜像。外子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以上是陈香梅缅怀陈纳德的文章，再读一读陈纳德夫妇在生死之别前一刻陈香梅给丈夫的书信，就可看出他们之间的“结合有说不尽的深情。”
我最亲爱的：
我不知该如何对你表达，我那深切的爱，因为这种爱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是你，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幸福，我永远爱你，直至我生命的终结。回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两个生命如同两条溪流，交汇在一起，成了一条大河。我们深深地依恋着，愿白头到老。因为我们的爱不仅是表面的，它是来自灵魂深处的爱，这是上帝可以证明的。亲爱的，我真心实意地全身心地爱着你，正如你对我的爱。亲爱的，我和你为你的病受着磨难……我无法想象与你分别，或没有你的日子我该怎样度过。你一定要活下去！
真正的爱对死是无所畏惧的，因为这种爱构成了生命的主体。亲爱的，请鼓起爱的风帆，靠勇气、信念和希望同病魔勇敢地战斗吧。人类最大的敌人是怯懦和瞻前顾后。亲爱的，我无所畏惧，也不会彷徨犹豫，因为你时刻都站在我的身边。
我们已休戚与共、相亲相爱地度过了逝去的沧桑岁月，我们共欢乐、共悲伤……噢，我亲爱的，让我们满怀希望去迎接未来，我将继续与你共享欢乐，同度悲伤，一如既往。让我们充满希望，使心变得更坚强，爱变得更纯真，我们将无所畏惧地去正视将要到来的一切……
如果有一天，我变老了，克莱尔·安娜和辛西娅·露易斯将会陪伴我。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就像看不到希望的爱。我非常欣慰，祝福上帝赐予了我们两个女孩。她们从自己深深相爱的双亲那里学会了爱，我确信，她们长大后，一定是纯洁、美丽、充满热情的人。
你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且也是一位卓越超群，为真理和信仰而战的勇者。基于这一点，更增添了我对你的爱心。我非常荣幸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丈夫，做我孩子的父亲。你知道，我一直为你而感到骄傲，尊敬并热爱你所追求的事业。
亲爱的，我想一遍又一遍向你述说：我爱你，用我的全身心去爱你。
陈纳德给了如下的回信：
亲爱的：
昨天晚上，我一到纽约的这家旅店，就读了你那封充满美好感情的信。
你带着温情写下的，那些充满爱心的话语，我对你也有同样的感受——只是没有时常用言语来表达。我爱你和我们的两个女儿，在我的一生中，她们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切。我感到最可怕的是，我失去你，以及失去她们中的一个。
即使没有你和女儿们，我也绝不会向死神或其他任何敌人屈服、低头。你可能会相信，我会竭尽全力去拼搏，尽可能多活几年，同你们生活在一起。与你们离别的那种凄凉、孤独，那样可怕，是我不愿忍受的。
然而，如果我必须提前离开人间，那么抚养、引导、教育孩子的重任将落在你肩上，你要尽最大努力，使她们为先辈的业绩而自豪，走向正直、辉煌的人生旅途。我还要委托你去保管我留给你们的财产，这些遗产是为了你们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把握住每一个欢乐的机会，过一个完美幸福的生活，以及尽可能帮助那些处在困难中的人们。
当我同你结婚时，我实际上只有一个愿望——找一个值得尊重的妻子。一个给我以温情、尊敬和爱心的人。当然，如果我们找到了幸福，并相互真心相爱的话，我希望我们能有孩子。你给了我想要的一切，甚至比那还多。在这个世界上，我从你那里已经得到了，比大多数男人拥有的都要多得多的幸福、理解和爱。我有幸在自己年老的时候，得到上帝对我关怀备至的照顾。
评论家王开林这样说：抛开世俗偏见，陈纳德与陈香梅的结合堪称完美，她本人也一再说过：“我们的结合有说不尽的深情。”中华民族是一个知恩必报的民族，它将自己优秀的女儿嫁给仗义行侠的美国英雄，合情合理，让这位美国英雄的晚年得到幸福，也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十年后，陈香梅曾在写给夫君的信中一往情深地倾诉道：“我们的生命恰似两条溪水，互相汇合，流成一条江河。我们根深蒂固地愿偕白首，只为我们的爱不仅是表面上的美好，而且是灵魂的真实。这是上苍可以证明的。”这样的爱情，是千古绝唱。
婚姻幸福了，人生便已成功了一半，陈香梅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溢于言表。她视他为师为友；他视她为妻为女，从他那儿，她加倍地补回了曾经失落的父爱。嫁给一位英雄，陈香梅的确失去了普通女人的许多乐趣，但她嫁给“飞虎将军”，就仿佛亟待升空的卫星拥有了火箭发射架，正是其时。
“二战”后，英勇仗义的陈纳德声名响彻全球，他有不少机会回美国发展，有人劝他挺身而出竞选州长，有不少公司请他做董事。这大把大把的机会都很有吸引力，但他却选择了再回中国服务这一途径。终于在台北得了肺癌，不得不回国治疗。
他在临死前立下遗嘱说：“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存于死后。要记住并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行为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于他人。生活不可过分奢侈，不要嫉妒别人，享受人间生活的舒适以及不以匮乏为忧。要谦和并全心致力于你所选择的职业。”每读此信，陈香梅热泪必潸潸而下。
作家杨子在《红粉知己》中说：“人生以立言、立德、立功为荣，其实，立情才是生命的最高意境。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开放，灿烂繁华，固不免终于凋谢褪色，也是不枉不朽了。”陈香梅对此大加赞赏。其实，她走的正是“三不朽”加“立情”的路子。
说起陈香梅的家史，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她的祖父陈庆云，原籍福建，后来移居广东，曾任招商局局长，后来又为香港的大商贾。她的外祖父姓廖，是清朝的驻美外交官，娶了一位出生于美国的邱姓的华侨女子。两家祖父是好友，他们指腹为婚，果然一家生男，一家生女，因此陈家的儿子陈应荣就娶了廖家女儿廖香词。
母亲瘳香词最初到英国留学，随后又到意大利和奥地利留学。父亲是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后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哲学博士。陈应荣在20年代回到北京，陈香梅于1925年6月23日出生于协和医学院。她有一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她外祖母是当时北京很活跃的洋派女性，会多种外语，名流如汪精卫、唐绍仪、梁启超、顾维钧、叶恭绰等常常到廖家做客。
父亲陈应荣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香梅本人则进了北京东城的孔德小学。九·一八事变后，她家成了客人们议论日本鬼子侵华的沙龙。从那时起她就知道了中国是一个被侵略国家。
1935年，陈应荣被外交部外放到美国新墨西哥州任职。当时北平情势不稳，所以他带妻子和六个女儿去香港，但先去了广州老家。陈香梅是孔德小学语文老师李洁吾的最心爱的学生，所以李老师给了她一封信送行：
“香梅小朋友：你终于走了，和父母姐妹离开你生长的故乡北京到人生地疏的香港去，我有点舍不得你走，因为你是我的好学生，也是我的小朋友。但这个北方的城市如今只有苦寒苦热的冬和夏，还有秋天自北面吹来的风沙，也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了。”
她在广州见到了旧式的老奶奶，她与新式的姥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女人。她是一位缠足的老太婆，她在丈夫跳楼自杀后信佛，室内终日香烟袅袅，木鱼笃笃，另有一番风味。她想的是儿女满堂，因此对廖香词光生六个女儿而没有男孩大为不满。好在香词是一个开明女人，不在乎这些。但在广州仅待了一个多月，全家又到了香港，香梅就此在香港过了十个年头，而她父亲去美国后也始终没有来接母亲去美，母亲终于病逝于香港。
廖香词和女儿们住进了香港铜锣湾金龙台一幢小洋房，这是廖家亲戚的房子。香梅姐妹们进了天主教的圣保罗女书院，不久，全家姐妹又受洗为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做完礼拜后，全家常到二叔婆家做客，二叔婆是谁？就是何香凝。这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人。她不事妆饰，对廖香词的时髦口红等大为不满，特别对其让女儿们入教更不客气地训了一番。
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她是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她考虑的是国家大事，不同于一般普通女性，1937年抗战军兴后，她终日忙碌，在不少群众集会上她慷慨致词，声震寰宇，号召同胞为抗日出钱出力，这一切对陈香梅起了很大的启发。二叔婆有一子一女，女儿叫廖梦醒，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廖承志。他虽然年纪比香梅大得多，但很能和小姐妹们玩耍，因此成了她们中的一位红人。
1938年，香梅考入了真光女中念高中。真光女中在广东是一家名牌女子中学，抗战后迁来香港，它与圣保罗书院的风格不同。它是一家开放型的学校，有各种各样的文娱和社会活动。另外，圣保罗强调的是英文，而这里却很注重中文。香梅在孔德时是语文老师李洁吾的宠儿，现在又成了语文老师罗慕华的得意门生。她的作文实在太棒了，老师常常要她在堂上念她的作文作为典范。更有甚者，香梅是一口京片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演讲桂冠。她马上成了全校的明星，而她又是年纪最轻的一位。真是小不点儿出风头！
香梅自己心中免不了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在学二叔婆呢？”
1940年给陈家带来了噩运。廖香词病倒逝世，接着老祖母也病逝，而父亲却没有回家奔丧。为此，香梅对她爸爸一直怀着一种冰冷的感情。
1941年12月月8日，太平洋战争打响了，日本鬼子很快地占领了香港。香梅一家必须逃难。她们六口子在大姐和二姐带领下从香港逃到澳门，再由澳门进入内地。这一短短的路程在当时的杂乱局面下竟走了一个多月才抵达目的地桂林。桂林本来是一个山明水秀之乡，但现在变成了难民之乡，再加上日机的轰炸，它已成了问题城市。大姐静宜决定到昆明去“飞虎队”当护士，香梅进了岭南大学，同时要照看四位小妹妹。那时，她十七岁，她在逃出香港时带了她妈妈给她的珍贵首饰，以防不时之需，她知道，她现在已经是一家之长了，她必须带好四个妹妹。她一夜间已成人了，不再是小丫头了。
岭南大学本身也在逃难，它设在乡下，本来乡下不是日机目标，但敌机不放过“流亡大学”，所以不得不时常移动。
香梅最喜欢上吴重翰教授的中国文学课。吴先生从来不带讲稿，从先秦文学到明清小说，如数家珍。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要学生背书。有一次，有一位学生抗议道：“这朝不保夕的乱世，背这些劳什子有何用？”他像遭了一记闷棍，脸都灰了。但一下清醒过来，两手高举拳头呼喊曰：“你们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中国不会亡。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被彻底征服过！”
二十年后，陈香梅成了世界名人，她在怀念舅舅廖承志的文章中说：“或许，由于中国人民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华，有五千年的文化与历史，又受孔孟之熏陶，因此无论从文从武，学剑学画，在野在朝，无时无刻没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超越了党派，超越了地区，超越了时空，使大汉子孙都有一种为国奉献的精神。中国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贯彻。”
当然，那时18岁的陈香梅可能还没有这种境界。但她在吴教授的鼓励下开始写散文和小说。她在校刊上发表了《寸草心》和《遥远的梦》。吴教授竖起大拇指说：“才女，才女！”他还直言不讳地说：“文学天才是天生的，后天的培养属次要。我并不要你们复古，但古文是基础，是功底。”
不久，大姐静宜从昆明来信说，她已在第十四航空队工作，让她们小姐妹全去昆明，并说父亲已拜托陈纳德将军照顾她们。这样，香梅又带领妹妹们踏上旅途。这一次是吴教授送了香梅一首送行诗：“几生修到梅花福，添香伴读人如玉。”
五姐妹坐汽车离开了桂林，这是一部用淘汰了的美国卡军零件组装的破烂客车。她们总算挤上了这部破车。一车人尽量挤紧，活像沙丁鱼罐头。
她们在贵州金河镇换上了火车。眼见贵阳近了，姐妹们还活着，而且在一起，这已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但没有想到灾难即将降临。这列车是逃难者们的荒诞列车。人和行李填塞着空间。水泄不通中弥漫着茅厕的混浊臭味。有一回，香梅在一个小站买了一袋食物，上车前她见到了卖甘蔗的。这时，甘蔗是旅途中的甘霖，再贵她也要买上两根，让小姐妹们解解口馋。就在这时，列车开动了。她飞跑上了梯子，可是拿甘蔗的手帮不上忙，她又舍不得丢掉甘蔗。情况非常危险。幸而有一位壮士于心不忍，护住香梅，向香梅伸上双手，吼道：“丢掉甘蔗，抓住我的手！”但她已失去理智，反而把甘蔗攥得更紧。壮汉只得探下身，抓住她的胳膊强扯她上了车。这是生死一瞥之战。她侥幸成活了。接着，列车驶进了一个热闹的小站。一排排的小吃摊热气腾腾，十分诱人。此外，有一细妹子，肩上压根竹扁担，一头是暗红的炭炉，一头是盛着热水的陶罐，这是洗热水脸的挑子。人们都想借此机会，把自己洗一洗。四位小姐妹也就去洗脸了，香梅则去买一点吃的东西。她买好吃的，就催妹妹们赶快回车子。现在轮到她来洗洗了。洗完后，她付了钱。但突然响起了一声“鬼子飞机来了”，一下车站秩序大乱，人群拥挤，香梅已没有办法走回车子了，而车子竟开动了。这样，五姐妹就失散了。作为姐姐的香梅禁不住哭了起来。有人看她可怜，把她带到电报局，向昆明的姐姐打了一个电报，告她四个妹妹失踪，她必须找到她们然后再动身去昆明。大姐静宜立刻去见了陈纳德，请他代为寻找。陈纳德马上发电报去各个站头寻找四姐妹。
在此期间，香梅走过田埂，穿过村舍，在铁道旁的碎石路上蹒跚而行，鞋走破了，脚磨出了血泡，嗓了喊哑了，贵阳走到了，妹妹们却不见踪影。一周后，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去到联络部打听消息，一位美军值日官告诉她：你的妹妹们找到了。
值日官说：“这是陈纳德将军请人转来的电话：请立即通知陈香梅：香莲、香竹、香兰、香桃，已经在贵阳开往昆明的火车上找到。”香梅大哭一场，这是欢乐之泪。第二天，她就搭车去昆明。
在静宜的宿舍里，六姐妹终于团圆了，她们抱头恸哭。
静宜说：“爸爸因姐妹们失散，大为伤心，已请求陈纳德将军帮助，让我们全体搭飞机去美国。”这样，五姐妹就去了美国，只有香梅决定留下来不走。因为在这一场的苦难旅行中，她看到了同胞们的悲惨遭遇，她要与他们共享患难。
1945年，陈香梅大学毕业，进入了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任记者，她是中央社的第一位女性记者。她的主要采访点就是陈纳德航空队。由于她流利的英语，她家与陈纳德的私交，更由于她的文学天才，真可以说得天时地利人和，一下就成了名记者。接着来的是日本的投降，中央社要恢复战前据点。陈香梅受到了中央社社长肖同兹的赏识，被调到上海分社任记者。这时，陈纳德也来了上海组织民航空运队，或曰民航公司。香梅和陈纳纳德又重新见面了。陈纳德在来沪之前回美国是去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的，他把全部财产都交给了他的妻子。他决心重组家庭，对象就是陈香梅。他们之间相差近三十岁，但他充满信心。
皇天不负有心人，1947年12月21日，陈纳德和陈香梅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这里要插一段题外话。《陈香梅传》作者胡辛在她文章中提到了麦筱梅的故事。麦筱梅应为麦筱梅。胡辛写道：
传达室老李来报：“陈小姐，有人找你。”传达室里果然有对中年男女，陈香梅很是纳闷，她并不认识他们。中年男子已趋前：“陈小姐，打搅你了。我们是麦筱梅的父母。筱梅天没亮时被抓走了。说她是共产党。”筱梅母亲更拉住她说：“陈小姐，你能帮忙的，只有你们冯社长可以保她出来。求求你了，我家筱梅是无辜的。”
据胡辛说，香梅向冯有真社长说了这件事，冯把麦筱梅保了出来。
本书作者是麦筱梅的丈夫、亚非万隆会议的烈士李肇基的同学和朋友。也是和李麦夫妻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同学。1946—47年我在南京中央社工作。李麦当时还没有结婚，只是在恋爱中。李在麦被捕后到处奔走。他几度来南京，找司徒雷登帮忙。由傅泾波接见。李拿了一张麦筱梅在圣约翰大学时代的基督教唱诗班的照片，使司徒雷登确信麦筱梅不是共产党，并同意作保。所以麦之获释可能是司徒雷登之助。蒋介石当然是独裁者，但他把目标锁定在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对其他反对派是比较宽容的。麦筱梅的获释就是这个原因。麦在被释后进了陈纳德公司工作，正是她，纠正了我对陈纳德三字的发音，她说，正确的读音应当是“齐诺尔”。
当时的“左派”文人对香梅的婚姻泼了不少脏水，但婚姻毕竟是私人事件，只有当事者明白是甜是苦。香梅是这样评价的：
“西洋人以结婚为爱的坟墓，因为两人相悦到极点时，爱也走到终途，在那时结婚，已淡然无味；东方人以结婚为爱的开端，因为未结婚前两人相知不深，甚至根本不认识，结婚才领略人生的温暖。克莱尔（即陈纳德）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把东西习俗来一个折中，恰到好处，永无止境。”
“我们来自西方和东方，起初，我们被一道冷硬的老墙阻隔着，我们非常陌生，可是当我走出围墙之外时，我们发现我们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我们原来就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虽然萍水相逢，可是相知极深。”
陈纳德说：“这样漂亮的女孩子竟会嫁给我这匹老马，我是世上最幸运的人。”
陈香梅说：“我才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昵，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央社小记者陈香梅，嫁给了举世闻名的飞虎将军陈纳德。”
1949年，蒋介石被逐出大陆，陈氏夫妇随即迁往了香港。
从1950到1960，陈香梅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结集后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58年，陈纳德病倒于故乡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宋美龄闻讯后特地前来探望。宋美龄还带来了蒋介石的手书，说“西医若无法医治，可以到台北试试中医”。但十天后，陈纳德就去世了。他葬于华盛顿的威灵顿军人公墓。
陈香梅虽然有很多再婚的机缘，但她决心守寡，不是由于旧道德的束缚，而是由于爱的专一。正如燕京大学校长美国的司徒雷登一样，他在丧妻后就决心不再续弦，因为他太爱他的妻子，不可能再去爱第二个女人。
为了学会做美国人，陈香梅为自己立下了三条要求：
她写道：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往往被视为次等人，或许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反而养成了中国女子有毅力与勇气去克服困难。外子虽爱我，却无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我只好独自计划如何去争取邻居以及我们交游的南方人的友谊。我决定先做三件事：
第一，充实自己的英语能力。我有空时即朗诵英语诗文。邻居住着一位文学教授，她比我大二十多岁，是个很有修养的学者，我朗读时发音不正确她就指正我。并要我多读数遍，直到正确为止。她帮了我不少忙，使我感激不尽。
第二，加强了解美国历史。入乡随俗，说易行难。以驾驶汽车为例，我到美国时不会开汽车，外子自告奋勇做我的老师。他常嫌我开得太慢。有一天，他又说我开得太慢，我一气之下，飞快驶进车房，把车头都撞坏了。此后每天清晨我自己练习，一星期后终于考到执照。
第三，学打桥牌。打桥牌是女人闲下来的最佳消遣。我知道，若不会打桥牌，永远会是槛外之人。所以我交学费去上课。终于学会了桥牌。
1960年，陈香梅移居华盛顿，入美国乔治亚城大学工作，并从特别教授学习演讲术。1962年，英文《一千个春天》在纽约出版，立即成了畅销书，一年之内，销了二十二版。《一千个春天》是记述她和陈纳德将军度过的一千个幸福的日子的。
她认为这本书是她传世之作，并这样写道：“1947年冬我和美国‘飞虎队’领袖、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在上海结婚。这段中美姻缘虽然只有短暂的十年，他比我年长三十多岁，但我们的结合有说不尽的深情。他去世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婚姻的故事，书出版一月马上成为《纽约时报》推荐的十大畅销书之一。在美国共出了二十二版。后来有数种中译本，书名《一千个春天》。台湾台视公司于七十年代根据中译本制作了连续剧，在黄金时档播放，一共二十集，甚得好评。名歌唱家王芷雷女士负责唱我写的主题歌《一千个春天》，为唱此曲而得了大奖。”
1963年，肯尼迪总统任陈香梅为“中国难民救济总署主席”，是第一位华裔受命为白宫工作者。
1964年，在华盛顿参加支持高华德参议员竞选总统委员会发起人委员会，开始进入华人参政的主流运动。1967年，尼克松任其为全美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亚洲事务顾问1968年，尼克松大胜。陈香梅婉拒入阁，或其他大使官职，但仍被任为共和党行政委员。1970年，出任飞虎航空公司副总裁，为美国航空公司第一位女副总裁。1972年，被选为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80年，被里根总统任为亲善大使，被派往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访问；被选为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全国主席；又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主席。任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前后共8年。1991年，任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美中航运总裁。
自从中美恢复邦交以来，陈香梅一直是促进中美友谊的使者，同时又是推动海峡两岸和解的使者。她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
她在自传中对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做了如下叙述：
中共驻美第一任大使是柴泽民，他带来了邓小平的请柬，要我到北京访问。我向雷根（即里根总统）报告，并建议少数党议长贝克同行；同时建议我们访问中国之后也要访问台湾。
这项措施做得非常保密。当时夏功权是驻美代表，一切都经由他的沟通与安排。北京方面我的舅父廖承志也和我有书信往来，他说一别三十年，很想见见这位被选出来的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主席并叙叙旧。启程前一周，贝克的夫人要入院开刀，他只好请史蒂芬议员代他出马。史蒂芬当年在十四航空队做过飞行员，也是陈纳德将军的老部下。
在华府替我们处理行程的，台湾方面有好友夏功权夫妇和胡旭光；中国大使馆有柴泽民和他的副手冀朝铸。1980年除夕，我自美京启程到东京，在东京与史蒂芬夫妇会合。当时，我和史蒂芬就是怕节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里根找麻烦，才绝对保守秘密。
在东京除了泛美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马树礼在机场接待我们外，美国大使馆也没人来，以免引起国务院的注意。到了北京，新闻还是保密。直到第二天的早晨，邓小平和其他官员在人民大会堂与我们会谈时，中外记者才齐集会堂内抢镜头。当天晚上，中美电视台都有了我们访华的新闻。1981年1月2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把我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作头条新闻。我们回到华府时，一位前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对我说：“早上吃早餐时打开报纸，看到你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我简直呆了。后来我静静想一想，里根这一招真是了不起，两边都关照到。这项任务，除你之外真是不作第二人想。”
关于第二次访问，陈香梅如此写道：
其时章文晋是中国对外友协会长，友协发出了邀请书，我接受邀请，决定自己到北京一趟。行前我两度入白宫见布什总统，在座的还有鲍威尔，没有发表新闻。
我自纽约乘中国国际民航班机经旧金山、上海抵北京。那次我没有住钓鱼台，而是住友协的宾馆。到北京后，我一再解释我是私人身份访华。七月各大学都放暑假，但我仍然要求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学生们谈谈话。到了北师大，我受到热烈的欢迎。我捐赠一个书斋给新落成的图书馆，纪念先父陈应荣于1930年代在该校担任过教务长和英文科主任。我应邀做了两个小时的演讲，觉得中国的青年实在可爱。我鼓励他们充实自己。我几次到各大学演讲，都呼吁当权者应与学生教授多接触，并交换意见。不同的意见并非就是反政府；共产党制度也罢，社会主义制度也罢，第一是要能为老百姓着想。“百花齐放”后不能秋后算账。这样才有人敢出来说真话，而不需要到海外去说。在中国本国，他们也应有说话的自由。台湾现在进步了。中国宜使教育循健康的路向前进。
怎样评价陈香梅呢？正如胡辛所说：她是幸福的，她是充实的。她是美国人，更是中国人。她的祖国是中国。自从1980年冬回祖国访后，她就止不住激动又骄傲地呐喊出：我不再是无根的浮萍！她每年回娘家。从最北边哈尔滨北面的黑河乡野到最南边三亚市的天涯海角，都留下了她层层叠叠的足迹。她在-36℃的严冬应邀飞哈尔滨参加冰雕艺术节，在沈阳参观了张学良少帅故居，挥笔写下七绝一首：“西安旧事一盘棋，亦风亦浪实堪悲，少帅如今头白发，城北城南盼归期”。她在西安碑林待了整整三天，废寝忘食，如醉如痴，欣赏中国的书法艺术。她登上了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群山小。”她曾学过国画，师从黄君璧。1988年，她在北京结识了李可染大师和启功大师。她怀着一片赤子之心，走遍了祖国的名山胜水。她说：“我没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获是一份自足。我并不自命为勇者，但绝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头，只要我自认为是正确又大公无私的事，就该认真去做，毕竟生逢乱世，费解的事太多，既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做一个中国人，不容易。”
她说：“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满清腐败无能，民国成立后又因各军阀你争我夺，被日本人和俄国人乘机侵占，把中国变为次殖民地，民不聊生。我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统一，成为强壮的国家，让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一申百年的冤屈，扬眉吐气。我们受苦难太久了，这不光是形体上的，精神上的不平更为可悲。我相信中国总有统一的一天，因为凡是爱国爱自由的中国人都正在往这条路上前进。”
“中国不能再搞革命，但我们需要改革，要自强，我们要成为经济强国，日本可做到，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到？我们有那一点不如日本？有的就是政党尚未周全。是政党改革的时候了！有使命感有奉献精神的中国人啊，无论你在何地何方，无论你是在朝在野，是我们奋起的时辰了！我相信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会与我共鸣共感。”
她说：“近十多年来，每年都数次回到中国访问，其实绝不仅仅是访问，而是竭尽心力精力和时间，从各方面协助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积平生经验，我深深感到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迫切需求，这是巨龙腾飞的基础关键，得有长远的目光。”
据报纸报导，近几年来，陈香梅一直热心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北京师范大学已成立了“陈香梅发展研究中心”和“陈香梅讲堂”。她还在中国12个城市设立教育基金，并每年拨出100万人民币奖励西部优秀教师，以发展西部的教育事业。
陈香梅有一颗赤炽滚烫的中国心，她在七十大寿前所作的一首诗《故土》，足以表达她叶落归根的心愿，这首诗已被作曲家谱成曲子，唱遍了中华大地：
故土有万年沧桑，
故土有宫殿华堂，
故土有秦淮明月，
故土有赤壁敦煌，
故土有小桥流水，
故土有大豆高粱，
中国，中国，我的东方！
东方，东方，我的家邦！
我有一片骄傲的故土，
我心中充满希望，充满希望！
最后，陈香梅在《留云借月》中讲了她的晚年生涯，她写道：
今年夏天我在乔治亚城区自置了一栋办公楼，将原来的办公室迁了过去，准备安定后好好读书写字，多临摹颜真卿、欧阳询的字帖。我两次访问西安碑林，对古人研究学问的认真精神向往不已。近年来，有幸结识了名书画家如启功大师、李可染大师和周怀民先生，还多次观赏他们亲自写字作画的情景，真是一乐也。在台北拜师黄君璧先生，又多次在外双溪看张大千先生挥笔，使我觉得艺术修养深厚的人，必然有其独特的风雅，而且气魄博大，雄浑庄重，与一味“向钱看”的庸俗之辈迥然不同。
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评价陈香梅：“陈香梅的名字，在海峡两岸及中美两国间，知名度之高，活跃时间之长，恐怕无人出其右。”邓小平曾说：“美国有一百位参议员，但只有一个陈香梅。”有人曾叹她是“永远的陈香梅”。而若从她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讲，也可说“国宝陈香梅”。
大凡名人，都有其动人之处，陈香梅的动人之处，源自其情之细腻，心之博大。
陈女士说，“情这个字实在太微妙了”。内心深处积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智慧与美德的她，明义重情，所以她的回忆录要在情字上用笔。无论是她与陈纳德将军那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爱情，还是对朋友的真挚友情，都是那般纯真，那般感人。
她那真挚的情，源自博大的胸怀和她那颗纯净的中国心。她称自己是“半个中国人”，说：“虽然自己是美国人，长年身在海外，但心却在祖国。”她是有一颗“中国心”的美国人，时时不忘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奉献心力。
抗战初期，豆蔻年华的陈香梅为与祖国同胞共度艰难，违抗父命拒迁美国，在昆明做了一名战地记者。痛别家园后的几十年，她在海外历经艰辛，依然奋斗不息，置身美国上层社会，成为开启美国高层政坛之门的第一位华人，实乃“梅花香自苦寒来”。30年后的1980年，陈香梅受邓小平的邀请，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负发展中美关系之使命，第一次重返故里。她写道：“离别时的中国，灾难深重，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街头横倒着饿死的同胞。”“可是30年后，重归故土，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她的新，她的美，她的兴盛，她的朝气，她的纯朴亲切，她的自强不息，从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迎面向我扑来，向我展现，向我诉说。”
听见了吗？这分明是陈香梅在伸双手拥抱祖国大地，向自己的祖国母亲诉说30年的梦境别情，把她那颗纯洁的中国心，紧紧地依偎在祖国的怀中。请记住，当她诉说这一切时，她是一位美国总统的特使。这就是陈香梅那一颗胸怀祖国的心。
此后，陈香梅经常穿梭往来于太平洋的上空，奔走于海峡两岸。是她第一个向蒋经国建议，开放探亲政策，使万千中国人得以骨肉团聚。在西方国家纷纷声明要“制裁”中国，祖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的1989年底，又是她毅然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台湾工商界投资考察团到大陆访问。此事当年曾震惊海内外，舆论一时哗然。可今天越来越多的台商把大陆视为最理想的投资热土的事实证明，陈香梅当年的开拓之举，是历史性的。
陈香梅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情感丰富、勤学多产的优秀作家。几年前我约她为《大公报》写专栏文章时，曾问她用什么头衔，她说：“头衔不头衔无所谓，关键是写出好文章。如果一定要，就用‘专栏作家’吧。我的理想是做一名作家。”她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出色女作家，论视野，论文采，论情感，都不比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女作家逊色。
她中英文造诣颇深，用双语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抒情或论述文章。40年前她就用英文写了一本情感真挚的好书：《一千个春天》。这本书在纽约出版，再版20多次，连续多年被评为畅销书，两年后在台湾出版，30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后又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都引起轰动。在中文方面，她更是文笔流畅，清新脱俗。她的观察细腻，善于以情感人，使文章更添光彩，引人入胜。她的传记、小说、散文，均各具特色，常以优雅的诗词点缀润色，更显高人一等。在60年中，她出版了50多部著作，她的作品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作家陈香梅”，也许更符合她的身份，而“国宝陈香梅”，则是她魅力之所在。
比尔·克林顿是一名遗腹子。1946年8月19日，他生于阿肯色州的霍普城。他生父叫比尔·布莱斯，原是德克萨斯的一个买卖小轿车的商人，后又经营旅行载重设备。一天，为了看望他的怀孕妻子，从德克萨斯出发，却在密苏里的61号公路上因车祸而丧生。
在美国社会里，孤儿寡母肯定会处处碰到困难，特别是像阿肯色那样的穷州。他妈妈为了完成在新奥尔良的培训课程，以便今后能当上麻醉师助手，不得不把他托给她的父母看管。克林顿在回忆中说：我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了多年。他们没有多少钱，阿肯色的人大多是如此。但我们并未真正克林顿感到贫穷，因为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相信美国人所谓的‘梦想成真’。我们信奉热爱家庭和发奋工作。
他母亲弗吉尼亚·卡西狄在儿子四岁时重新嫁了人。她的新丈夫叫罗杰·克林顿，他收养了比尔·布莱尔，把继子改名为比尔·克林顿。这时的家在温泉城。克林顿在温泉的天主教小学上完二年级和三年级。后来又进了另一家小学和温泉中学。克林顿特别爱好学习，他母亲和老师对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学时代，克林顿曾在一个三人爵士乐队里演奏过高音萨克斯管。应该说，在某一个时期，他曾考虑过是否应把音乐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在他中学三年级到四年级的暑假期间，他被选去参加阿肯色州的“男孩模拟州”。在那里克林顿的童年朋友麦克拉蒂被选为“州长”，克林顿则被选为代表，去参加在华盛顿地区举行的“男孩模拟国”活动。正是在那次活动中，克林顿见到了肯尼迪总统，并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他母亲说：“我从未看到过他因为参加某种活动而如此兴奋和激动。当他从华盛顿回来手里拿着他和肯尼迪总统的合影照片时，他脸上的表情难以形容，我当时就感到，搞政治正对他的口味。”
报纸上也说：“与肯尼迪总统握手，在参议院餐厅里和他敬佩的参议员富布赖特共进午餐，这一切都使他深为感动。”
1964年，克林顿从温泉中学毕业，在全班300多人中名列第四。
为了投身政治，他进了乔治敦大学。他还在富布赖特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找到一份校外工作。他在乔治敦的学习生活使他着了迷。他说：“在参议院的那份工作是在富布赖特总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份工作把我唯一剩下的一点课余时间也全都占了。当我还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我家没有钱，没有政治背景，什么也没有。我靠着它完成了学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志愿队由美军接管，改编为中国战区别动队，仍由陈纳德负责指挥。到了1943年3月，别动队又改组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以少将衔正式被委任司令。以后两年，中国空军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并肩作战，发挥了高度战斗效能，把敌机赶出中国天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他卸职返美。临行他告诉几位友好说，胜利已在望，我不久必重返中国来协助复员，并愿以有生之年继续为中国服务。民国三十五年（1946）一月，他果然再来上海。创办空运大队，协助运送救济物资，对中国战后复员工作尽了很大力量。
因为对中国有伟大的贡献，陈纳德将军曾多次受到中国政府的赠勋。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七日他受领过国民党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那是由蒋“总统”和夫人亲自授予的。
1990年陈香梅对她的丈夫则做了如下介绍：
1893年9月6日，陈纳德生于美国南方德克萨斯州的东北部一个小城镇Commerce。他老家的房子由该市保管，算是历史遗迹。假如他仍健在的话，已114岁了。蒋介石生于中国浙江省，也已过了百岁冥寿。这两个人，一个在亚洲，一个在美洲，却于1937年5月，也就是抗日战争前两个月在中国的首都会面了。从那时开始直到1958年，二十一年中，他们共同抗日，后来陈纳德又成立了航空公司帮助蒋介石恢复战后的运输工作。接着协助他和国民党撤退到重庆、广州、海南岛，最后到了台湾。陈纳德一直到病危，仍深信中国人有一天会团结起来。他也相信蒋介石和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会再谈统一。陈纳德和毛泽东只在重庆会过面。他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也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他认为这个制度只会使富人变穷，穷人更穷，违反自由和民主。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他选择了支持国民党与蒋介石，终其一生为这个信念而奉献。他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早走，去世时只有64岁。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把他葬在华盛顿的威灵顿军人公墓，与他同葬在一条大道上的有肯尼迪总统和名将麦克阿瑟元帅的父亲麦克阿瑟将军。
64岁，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不算长寿。而在他个人来说，有许多志愿未了就告别人世，也很可惜。而我呢，和他相聚只不过10个寒暑，恩爱逾恒，竟遭此大变，死别生离又岂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古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外子的一生也真是劳碌无已。外子祖籍法国，他的先人随纳法益（即拉法耶——笔者注）将军来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兄弟两人在（即“弗吉尼亚”——笔者注）州落籍。外子的外祖母与美国南方名将李将军是近亲。李将军当年在南北战争时领导南方与北方对抗，其威武使北方将领也大为折服，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风云人物之一。外子年少时即以李将军为其心目中的英雄。
陈纳德的祖父与父亲都务农，先在美国南方的德州，外子即生于德州东部的一个小镇，离开德州的大都市达拉斯约有百里。他还未上学，他的父母即移居路易斯安那州，仍是务农为生。外子共有兄弟四人，他居长。他的生母逝世后，父亲续弦，第一个继母因难产去世，父亲又再娶。这位我称为“婆婆”的老人家，如今仍在世，已90多岁了。外子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其时外子正在中国作战，其父有子扬威海外，死亦瞑目了。
外子家境清贫，上小学时每天要徒步四五里路去上课。过圣诞时，所得礼物也只是苹果一个、书一本、糖果少许而已。但他喜欢读书，又爱做户外活动，诸如钓鱼、打猎、踢足球、打网球等都有兴趣。但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除了读书之外还要帮助父亲下田工作，有时还要附带帮助继母照顾比他年幼八九岁的两个弟弟。
据外子告诉我，他幼年时有机会就喜欢离群独处，周末常自己一个人带着鱼竿到河边垂钓，或带着父亲送给他的一枝旧猎枪到野外去打猎；要不然，晚上一个人在寂静的户外看星星。当他只不过八九岁时，已知道天上很多星星的名字。因为他爱看书，在那小镇上他也读到有关航空的新书籍，同时到外找寻有关在天空飞行的报道，他心中暗暗自许，有一天他也要飞向天空。
15岁，他中学毕业了，还未到入大学的年龄，但他长得又高又大，父亲不愿他虚度时光，于是为他虚报年龄，15岁报了18岁，考入了大学，是师范大学。他的父亲希望儿子不再做田里的工作，拿了学位，好去做教师，也可以改善生活。
他大学毕业时实际年龄只有18岁，马上得去找工作。他应征去做一所三家村学校的教师，五六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那些学生们都是农家子弟，因为入学迟，所以虽然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但都已是高头大马，好几个学生比外子的年岁还大。他们看见这乳臭未干的小大人来做教师，马上联合起来和他捣蛋。首先，他们是上课时不听讲，大家高声谈笑，根本不把老师看在眼里。
外子心想，要和全班顽皮学生斗法，一定斗不过他们，于是他细心观察哪个是“祸首”。他找到了一个个子又壮又高的男孩，看来比他还高出一个头，但外子心想若不把此人制服，将来无法留下去。第二天一清早上课时，大家又来给他过不去。外子把那个大男孩叫出来。他说：“来，我们到外面去一试身手！”
那个高头大马的学生不知道外子曾学过拳击，而且技术不差。他们两人来到户外一较身手，其他学生也跟着走到外面看热闹。两人只不过打了一两个回合，外子就把那个淘气学生打倒。于是大家喝彩，外子摇身成为他们的英雄，那个为首捣乱的学生也服输，不再淘气了。外子再一调查，原来这群学生已撵掉了好几位教师，那些老师都因受不了这些淘气的大孩子起哄，皆挂冠求去。外子想，这些孩子们该有些运动来调剂他们的生活与时间，于是他组织了一个球队，下课后教他们练球并鼓励他们和其他校队比赛，于是本来爱捣蛋的学生都安心读书，而且对于这位只有18岁的老师也非常尊重了。
我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是因为外子实在是一位很好的导师，其后他在航校做教官时，对于学习飞行的学生也训导有方。经过他教导的学生有好几位后来都出人头地。反过来说，他对于不该学习飞行的学生也有很公正的一套，他说不具有飞行员品能的人，学习飞行只有害自己、害人，不如趁早劝他们改行为是。数年前，我遇到一位大公司的老板。他说：“陈纳德将军劝我不要学习飞行，我当时很气愤，但后来我想，假如我做飞行员，大概早就死了。我今日的成功该感谢您的丈夫。”
外子加入航校时，美国的航空事业仍在襁褓时期。美国空军是在陆军部之下，而那些陆军将领对于倡导飞行的官员都有点不满，认为这是不足道的玩意儿。而外子对于飞行是无限向往，他已决定献身航空事业。他知道，终有一天空军会在国防与交通两方都有很大的贡献。
30年代，外子已是美国空军少尉，他在陆军部空军组做飞行教官，而且有许多飞行论文发表，并编有飞行教材和空防战斗术等书，成为当年飞行员手册。
那时大家对于这位蓄有小胡子的陈纳德少尉都另眼相看。连苏联空军也耳闻其名，并派人来和他商议，聘请他到莫斯科去做空军教官，替俄国人训练空军。那是1935年的事。其时美国的少尉月薪260美元，吃不饱，饿不死。而俄人的协约是月薪1000美元，还答应供应汽车与司机和其他杂费。那真是使人心动的合同，但外子婉拒了，因为他不愿意把他的技术教于苏联人，他早知美苏绝不能成为友人。
苏联的将官盯了他一年之久，常常送些伏特加酒、鱼子酱和雪茄给他，但他不为所动。
1936年他接到蒋介石与宋美龄（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邀请书，请他到中国视察中国空军。他答应了。因为他已看到中日战事迫在眉睫。他知道美国也将被卷入漩涡。
1937年春初，外子乘船自美经东京，经上海，赴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南京，也是第一次到中国。这一旅程，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本来的计划是到中国视察三个月，然后回美国工作。但当他所乘的船抵横滨时，他已睹日本人准备作战的动机，日本是一片战时景象，他知道战争随时爆发。那时东京去接他的是他多年同事与好友麦当奴。麦当奴已在中国服务，他是外子三人飞行技术小组之一员，两人交称莫逆。麦当奴和蒋夫人急于要和他们商谈，于是他们马上由东京去上海。外子的美国护照上写着他是到中国“考察农业”的！
外子和蒋夫人的见面也是非常戏剧性的。蒋夫人给外子升了级，任命他为中国空军上校，并嘱他马上开始考虑如何加快中国空军的成长。于是外子和麦当奴到杭州笕桥、汉口其他许多空军单位视察。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空军真要大大调整，他们有的是饱满的空军精神，但没有飞机，缺乏支援。这是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这些，外子都亲自向蒋夫人报告，并一直与周至柔将军会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拉开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南京外子亲眼看到日本空军向没有防卫的民房与学校、医院投弹，伤亡不计其数。他愤恨极了，他认为这是最不人道的事。蒋夫人和他谈，他们谈到美国志愿队来华参战的计划。但这只是计划而已，因为美国其时还未向日宣战。
蒋夫人促外子马上回美设法取得白宫与国会同意，让他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这不是一件易办的差事，因为美国人仍保持中立主义，不愿牵连到中日战争的漩涡里去。
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克伦律师，是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他被外子的精诚所打动，愿意完成这一任务。葛克伦不但建议罗斯福总统批准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去华作战，而且予以武器及飞机的协助。这真是一项壮举。
使命完成，外子即返华报告。几经挫折，“飞虎队”终于在1940年成立，在缅甸受训，1941年初正式参加作战，与中国空军合作，在天空上击落无数敌机，建立了辉煌的战绩。陈纳德本准备在中国停留三个月，但他的居留竟延长到八年之久！
日本投降之后，日军方面承认，他们在华作战，在空中他们是大大的失败了——这是中美空军合作的成果。
外子常对我说，他在中国最宝贵的体验是和中国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可珍贵的是中美合作那一段永留史册的经验。
他去世后，中国友人在台北市新公园为他立铜像留念，这是台湾唯一的外国人铜像。外子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以上是陈香梅缅怀陈纳德的文章，再读一读陈纳德夫妇在生死之别前一刻陈香梅给丈夫的书信，就可看出他们之间的“结合有说不尽的深情。”
我最亲爱的：
我不知该如何对你表达，我那深切的爱，因为这种爱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是你，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幸福，我永远爱你，直至我生命的终结。回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两个生命如同两条溪流，交汇在一起，成了一条大河。我们深深地依恋着，愿白头到老。因为我们的爱不仅是表面的，它是来自灵魂深处的爱，这是上帝可以证明的。亲爱的，我真心实意地全身心地爱着你，正如你对我的爱。亲爱的，我和你为你的病受着磨难……我无法想象与你分别，或没有你的日子我该怎样度过。你一定要活下去！
真正的爱对死是无所畏惧的，因为这种爱构成了生命的主体。亲爱的，请鼓起爱的风帆，靠勇气、信念和希望同病魔勇敢地战斗吧。人类最大的敌人是怯懦和瞻前顾后。亲爱的，我无所畏惧，也不会彷徨犹豫，因为你时刻都站在我的身边。
我们已休戚与共、相亲相爱地度过了逝去的沧桑岁月，我们共欢乐、共悲伤……噢，我亲爱的，让我们满怀希望去迎接未来，我将继续与你共享欢乐，同度悲伤，一如既往。让我们充满希望，使心变得更坚强，爱变得更纯真，我们将无所畏惧地去正视将要到来的一切……
如果有一天，我变老了，克莱尔·安娜和辛西娅·露易斯将会陪伴我。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就像看不到希望的爱。我非常欣慰，祝福上帝赐予了我们两个女孩。她们从自己深深相爱的双亲那里学会了爱，我确信，她们长大后，一定是纯洁、美丽、充满热情的人。
你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且也是一位卓越超群，为真理和信仰而战的勇者。基于这一点，更增添了我对你的爱心。我非常荣幸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丈夫，做我孩子的父亲。你知道，我一直为你而感到骄傲，尊敬并热爱你所追求的事业。
亲爱的，我想一遍又一遍向你述说：我爱你，用我的全身心去爱你。
陈纳德给了如下的回信：
亲爱的：
昨天晚上，我一到纽约的这家旅店，就读了你那封充满美好感情的信。
你带着温情写下的，那些充满爱心的话语，我对你也有同样的感受——只是没有时常用言语来表达。我爱你和我们的两个女儿，在我的一生中，她们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切。我感到最可怕的是，我失去你，以及失去她们中的一个。
即使没有你和女儿们，我也绝不会向死神或其他任何敌人屈服、低头。你可能会相信，我会竭尽全力去拼搏，尽可能多活几年，同你们生活在一起。与你们离别的那种凄凉、孤独，那样可怕，是我不愿忍受的。
然而，如果我必须提前离开人间，那么抚养、引导、教育孩子的重任将落在你肩上，你要尽最大努力，使她们为先辈的业绩而自豪，走向正直、辉煌的人生旅途。我还要委托你去保管我留给你们的财产，这些遗产是为了你们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把握住每一个欢乐的机会，过一个完美幸福的生活，以及尽可能帮助那些处在困难中的人们。
当我同你结婚时，我实际上只有一个愿望——找一个值得尊重的妻子。一个给我以温情、尊敬和爱心的人。当然，如果我们找到了幸福，并相互真心相爱的话，我希望我们能有孩子。你给了我想要的一切，甚至比那还多。在这个世界上，我从你那里已经得到了，比大多数男人拥有的都要多得多的幸福、理解和爱。我有幸在自己年老的时候，得到上帝对我关怀备至的照顾。
评论家王开林这样说：抛开世俗偏见，陈纳德与陈香梅的结合堪称完美，她本人也一再说过：“我们的结合有说不尽的深情。”中华民族是一个知恩必报的民族，它将自己优秀的女儿嫁给仗义行侠的美国英雄，合情合理，让这位美国英雄的晚年得到幸福，也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十年后，陈香梅曾在写给夫君的信中一往情深地倾诉道：“我们的生命恰似两条溪水，互相汇合，流成一条江河。我们根深蒂固地愿偕白首，只为我们的爱不仅是表面上的美好，而且是灵魂的真实。这是上苍可以证明的。”这样的爱情，是千古绝唱。
婚姻幸福了，人生便已成功了一半，陈香梅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溢于言表。她视他为师为友；他视她为妻为女，从他那儿，她加倍地补回了曾经失落的父爱。嫁给一位英雄，陈香梅的确失去了普通女人的许多乐趣，但她嫁给“飞虎将军”，就仿佛亟待升空的卫星拥有了火箭发射架，正是其时。
“二战”后，英勇仗义的陈纳德声名响彻全球，他有不少机会回美国发展，有人劝他挺身而出竞选州长，有不少公司请他做董事。这大把大把的机会都很有吸引力，但他却选择了再回中国服务这一途径。终于在台北得了肺癌，不得不回国治疗。
他在临死前立下遗嘱说：“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存于死后。要记住并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行为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于他人。生活不可过分奢侈，不要嫉妒别人，享受人间生活的舒适以及不以匮乏为忧。要谦和并全心致力于你所选择的职业。”每读此信，陈香梅热泪必潸潸而下。
作家杨子在《红粉知己》中说：“人生以立言、立德、立功为荣，其实，立情才是生命的最高意境。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开放，灿烂繁华，固不免终于凋谢褪色，也是不枉不朽了。”陈香梅对此大加赞赏。其实，她走的正是“三不朽”加“立情”的路子。
说起陈香梅的家史，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她的祖父陈庆云，原籍福建，后来移居广东，曾任招商局局长，后来又为香港的大商贾。她的外祖父姓廖，是清朝的驻美外交官，娶了一位出生于美国的邱姓的华侨女子。两家祖父是好友，他们指腹为婚，果然一家生男，一家生女，因此陈家的儿子陈应荣就娶了廖家女儿廖香词。
母亲瘳香词最初到英国留学，随后又到意大利和奥地利留学。父亲是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后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哲学博士。陈应荣在20年代回到北京，陈香梅于1925年6月23日出生于协和医学院。她有一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她外祖母是当时北京很活跃的洋派女性，会多种外语，名流如汪精卫、唐绍仪、梁启超、顾维钧、叶恭绰等常常到廖家做客。
父亲陈应荣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香梅本人则进了北京东城的孔德小学。九·一八事变后，她家成了客人们议论日本鬼子侵华的沙龙。从那时起她就知道了中国是一个被侵略国家。
1935年，陈应荣被外交部外放到美国新墨西哥州任职。当时北平情势不稳，所以他带妻子和六个女儿去香港，但先去了广州老家。陈香梅是孔德小学语文老师李洁吾的最心爱的学生，所以李老师给了她一封信送行：
“香梅小朋友：你终于走了，和父母姐妹离开你生长的故乡北京到人生地疏的香港去，我有点舍不得你走，因为你是我的好学生，也是我的小朋友。但这个北方的城市如今只有苦寒苦热的冬和夏，还有秋天自北面吹来的风沙，也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了。”
她在广州见到了旧式的老奶奶，她与新式的姥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女人。她是一位缠足的老太婆，她在丈夫跳楼自杀后信佛，室内终日香烟袅袅，木鱼笃笃，另有一番风味。她想的是儿女满堂，因此对廖香词光生六个女儿而没有男孩大为不满。好在香词是一个开明女人，不在乎这些。但在广州仅待了一个多月，全家又到了香港，香梅就此在香港过了十个年头，而她父亲去美国后也始终没有来接母亲去美，母亲终于病逝于香港。
廖香词和女儿们住进了香港铜锣湾金龙台一幢小洋房，这是廖家亲戚的房子。香梅姐妹们进了天主教的圣保罗女书院，不久，全家姐妹又受洗为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做完礼拜后，全家常到二叔婆家做客，二叔婆是谁？就是何香凝。这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人。她不事妆饰，对廖香词的时髦口红等大为不满，特别对其让女儿们入教更不客气地训了一番。
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她是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她考虑的是国家大事，不同于一般普通女性，1937年抗战军兴后，她终日忙碌，在不少群众集会上她慷慨致词，声震寰宇，号召同胞为抗日出钱出力，这一切对陈香梅起了很大的启发。二叔婆有一子一女，女儿叫廖梦醒，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廖承志。他虽然年纪比香梅大得多，但很能和小姐妹们玩耍，因此成了她们中的一位红人。
1938年，香梅考入了真光女中念高中。真光女中在广东是一家名牌女子中学，抗战后迁来香港，它与圣保罗书院的风格不同。它是一家开放型的学校，有各种各样的文娱和社会活动。另外，圣保罗强调的是英文，而这里却很注重中文。香梅在孔德时是语文老师李洁吾的宠儿，现在又成了语文老师罗慕华的得意门生。她的作文实在太棒了，老师常常要她在堂上念她的作文作为典范。更有甚者，香梅是一口京片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演讲桂冠。她马上成了全校的明星，而她又是年纪最轻的一位。真是小不点儿出风头！
香梅自己心中免不了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在学二叔婆呢？”
1940年给陈家带来了噩运。廖香词病倒逝世，接着老祖母也病逝，而父亲却没有回家奔丧。为此，香梅对她爸爸一直怀着一种冰冷的感情。
1941年12月月8日，太平洋战争打响了，日本鬼子很快地占领了香港。香梅一家必须逃难。她们六口子在大姐和二姐带领下从香港逃到澳门，再由澳门进入内地。这一短短的路程在当时的杂乱局面下竟走了一个多月才抵达目的地桂林。桂林本来是一个山明水秀之乡，但现在变成了难民之乡，再加上日机的轰炸，它已成了问题城市。大姐静宜决定到昆明去“飞虎队”当护士，香梅进了岭南大学，同时要照看四位小妹妹。那时，她十七岁，她在逃出香港时带了她妈妈给她的珍贵首饰，以防不时之需，她知道，她现在已经是一家之长了，她必须带好四个妹妹。她一夜间已成人了，不再是小丫头了。
岭南大学本身也在逃难，它设在乡下，本来乡下不是日机目标，但敌机不放过“流亡大学”，所以不得不时常移动。
香梅最喜欢上吴重翰教授的中国文学课。吴先生从来不带讲稿，从先秦文学到明清小说，如数家珍。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要学生背书。有一次，有一位学生抗议道：“这朝不保夕的乱世，背这些劳什子有何用？”他像遭了一记闷棍，脸都灰了。但一下清醒过来，两手高举拳头呼喊曰：“你们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中国不会亡。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被彻底征服过！”
二十年后，陈香梅成了世界名人，她在怀念舅舅廖承志的文章中说：“或许，由于中国人民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华，有五千年的文化与历史，又受孔孟之熏陶，因此无论从文从武，学剑学画，在野在朝，无时无刻没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超越了党派，超越了地区，超越了时空，使大汉子孙都有一种为国奉献的精神。中国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贯彻。”
当然，那时18岁的陈香梅可能还没有这种境界。但她在吴教授的鼓励下开始写散文和小说。她在校刊上发表了《寸草心》和《遥远的梦》。吴教授竖起大拇指说：“才女，才女！”他还直言不讳地说：“文学天才是天生的，后天的培养属次要。我并不要你们复古，但古文是基础，是功底。”
不久，大姐静宜从昆明来信说，她已在第十四航空队工作，让她们小姐妹全去昆明，并说父亲已拜托陈纳德将军照顾她们。这样，香梅又带领妹妹们踏上旅途。这一次是吴教授送了香梅一首送行诗：“几生修到梅花福，添香伴读人如玉。”
五姐妹坐汽车离开了桂林，这是一部用淘汰了的美国卡军零件组装的破烂客车。她们总算挤上了这部破车。一车人尽量挤紧，活像沙丁鱼罐头。
她们在贵州金河镇换上了火车。眼见贵阳近了，姐妹们还活着，而且在一起，这已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但没有想到灾难即将降临。这列车是逃难者们的荒诞列车。人和行李填塞着空间。水泄不通中弥漫着茅厕的混浊臭味。有一回，香梅在一个小站买了一袋食物，上车前她见到了卖甘蔗的。这时，甘蔗是旅途中的甘霖，再贵她也要买上两根，让小姐妹们解解口馋。就在这时，列车开动了。她飞跑上了梯子，可是拿甘蔗的手帮不上忙，她又舍不得丢掉甘蔗。情况非常危险。幸而有一位壮士于心不忍，护住香梅，向香梅伸上双手，吼道：“丢掉甘蔗，抓住我的手！”但她已失去理智，反而把甘蔗攥得更紧。壮汉只得探下身，抓住她的胳膊强扯她上了车。这是生死一瞥之战。她侥幸成活了。接着，列车驶进了一个热闹的小站。一排排的小吃摊热气腾腾，十分诱人。此外，有一细妹子，肩上压根竹扁担，一头是暗红的炭炉，一头是盛着热水的陶罐，这是洗热水脸的挑子。人们都想借此机会，把自己洗一洗。四位小姐妹也就去洗脸了，香梅则去买一点吃的东西。她买好吃的，就催妹妹们赶快回车子。现在轮到她来洗洗了。洗完后，她付了钱。但突然响起了一声“鬼子飞机来了”，一下车站秩序大乱，人群拥挤，香梅已没有办法走回车子了，而车子竟开动了。这样，五姐妹就失散了。作为姐姐的香梅禁不住哭了起来。有人看她可怜，把她带到电报局，向昆明的姐姐打了一个电报，告她四个妹妹失踪，她必须找到她们然后再动身去昆明。大姐静宜立刻去见了陈纳德，请他代为寻找。陈纳德马上发电报去各个站头寻找四姐妹。
在此期间，香梅走过田埂，穿过村舍，在铁道旁的碎石路上蹒跚而行，鞋走破了，脚磨出了血泡，嗓了喊哑了，贵阳走到了，妹妹们却不见踪影。一周后，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去到联络部打听消息，一位美军值日官告诉她：你的妹妹们找到了。
值日官说：“这是陈纳德将军请人转来的电话：请立即通知陈香梅：香莲、香竹、香兰、香桃，已经在贵阳开往昆明的火车上找到。”香梅大哭一场，这是欢乐之泪。第二天，她就搭车去昆明。
在静宜的宿舍里，六姐妹终于团圆了，她们抱头恸哭。
静宜说：“爸爸因姐妹们失散，大为伤心，已请求陈纳德将军帮助，让我们全体搭飞机去美国。”这样，五姐妹就去了美国，只有香梅决定留下来不走。因为在这一场的苦难旅行中，她看到了同胞们的悲惨遭遇，她要与他们共享患难。
1945年，陈香梅大学毕业，进入了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任记者，她是中央社的第一位女性记者。她的主要采访点就是陈纳德航空队。由于她流利的英语，她家与陈纳德的私交，更由于她的文学天才，真可以说得天时地利人和，一下就成了名记者。接着来的是日本的投降，中央社要恢复战前据点。陈香梅受到了中央社社长肖同兹的赏识，被调到上海分社任记者。这时，陈纳德也来了上海组织民航空运队，或曰民航公司。香梅和陈纳纳德又重新见面了。陈纳德在来沪之前回美国是去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的，他把全部财产都交给了他的妻子。他决心重组家庭，对象就是陈香梅。他们之间相差近三十岁，但他充满信心。
皇天不负有心人，1947年12月21日，陈纳德和陈香梅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这里要插一段题外话。《陈香梅传》作者胡辛在她文章中提到了麦筱梅的故事。麦筱梅应为麦筱梅。胡辛写道：
传达室老李来报：“陈小姐，有人找你。”传达室里果然有对中年男女，陈香梅很是纳闷，她并不认识他们。中年男子已趋前：“陈小姐，打搅你了。我们是麦筱梅的父母。筱梅天没亮时被抓走了。说她是共产党。”筱梅母亲更拉住她说：“陈小姐，你能帮忙的，只有你们冯社长可以保她出来。求求你了，我家筱梅是无辜的。”
据胡辛说，香梅向冯有真社长说了这件事，冯把麦筱梅保了出来。
本书作者是麦筱梅的丈夫、亚非万隆会议的烈士李肇基的同学和朋友。也是和李麦夫妻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同学。1946—47年我在南京中央社工作。李麦当时还没有结婚，只是在恋爱中。李在麦被捕后到处奔走。他几度来南京，找司徒雷登帮忙。由傅泾波接见。李拿了一张麦筱梅在圣约翰大学时代的基督教唱诗班的照片，使司徒雷登确信麦筱梅不是共产党，并同意作保。所以麦之获释可能是司徒雷登之助。蒋介石当然是独裁者，但他把目标锁定在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对其他反对派是比较宽容的。麦筱梅的获释就是这个原因。麦在被释后进了陈纳德公司工作，正是她，纠正了我对陈纳德三字的发音，她说，正确的读音应当是“齐诺尔”。
当时的“左派”文人对香梅的婚姻泼了不少脏水，但婚姻毕竟是私人事件，只有当事者明白是甜是苦。香梅是这样评价的：
“西洋人以结婚为爱的坟墓，因为两人相悦到极点时，爱也走到终途，在那时结婚，已淡然无味；东方人以结婚为爱的开端，因为未结婚前两人相知不深，甚至根本不认识，结婚才领略人生的温暖。克莱尔（即陈纳德）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把东西习俗来一个折中，恰到好处，永无止境。”
“我们来自西方和东方，起初，我们被一道冷硬的老墙阻隔着，我们非常陌生，可是当我走出围墙之外时，我们发现我们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我们原来就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虽然萍水相逢，可是相知极深。”
陈纳德说：“这样漂亮的女孩子竟会嫁给我这匹老马，我是世上最幸运的人。”
陈香梅说：“我才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昵，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央社小记者陈香梅，嫁给了举世闻名的飞虎将军陈纳德。”
1949年，蒋介石被逐出大陆，陈氏夫妇随即迁往了香港。
从1950到1960，陈香梅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结集后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58年，陈纳德病倒于故乡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宋美龄闻讯后特地前来探望。宋美龄还带来了蒋介石的手书，说“西医若无法医治，可以到台北试试中医”。但十天后，陈纳德就去世了。他葬于华盛顿的威灵顿军人公墓。
陈香梅虽然有很多再婚的机缘，但她决心守寡，不是由于旧道德的束缚，而是由于爱的专一。正如燕京大学校长美国的司徒雷登一样，他在丧妻后就决心不再续弦，因为他太爱他的妻子，不可能再去爱第二个女人。
为了学会做美国人，陈香梅为自己立下了三条要求：
她写道：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往往被视为次等人，或许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反而养成了中国女子有毅力与勇气去克服困难。外子虽爱我，却无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我只好独自计划如何去争取邻居以及我们交游的南方人的友谊。我决定先做三件事：
第一，充实自己的英语能力。我有空时即朗诵英语诗文。邻居住着一位文学教授，她比我大二十多岁，是个很有修养的学者，我朗读时发音不正确她就指正我。并要我多读数遍，直到正确为止。她帮了我不少忙，使我感激不尽。
第二，加强了解美国历史。入乡随俗，说易行难。以驾驶汽车为例，我到美国时不会开汽车，外子自告奋勇做我的老师。他常嫌我开得太慢。有一天，他又说我开得太慢，我一气之下，飞快驶进车房，把车头都撞坏了。此后每天清晨我自己练习，一星期后终于考到执照。
第三，学打桥牌。打桥牌是女人闲下来的最佳消遣。我知道，若不会打桥牌，永远会是槛外之人。所以我交学费去上课。终于学会了桥牌。
1960年，陈香梅移居华盛顿，入美国乔治亚城大学工作，并从特别教授学习演讲术。1962年，英文《一千个春天》在纽约出版，立即成了畅销书，一年之内，销了二十二版。《一千个春天》是记述她和陈纳德将军度过的一千个幸福的日子的。
她认为这本书是她传世之作，并这样写道：“1947年冬我和美国‘飞虎队’领袖、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在上海结婚。这段中美姻缘虽然只有短暂的十年，他比我年长三十多岁，但我们的结合有说不尽的深情。他去世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婚姻的故事，书出版一月马上成为《纽约时报》推荐的十大畅销书之一。在美国共出了二十二版。后来有数种中译本，书名《一千个春天》。台湾台视公司于七十年代根据中译本制作了连续剧，在黄金时档播放，一共二十集，甚得好评。名歌唱家王芷雷女士负责唱我写的主题歌《一千个春天》，为唱此曲而得了大奖。”
1963年，肯尼迪总统任陈香梅为“中国难民救济总署主席”，是第一位华裔受命为白宫工作者。
1964年，在华盛顿参加支持高华德参议员竞选总统委员会发起人委员会，开始进入华人参政的主流运动。1967年，尼克松任其为全美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亚洲事务顾问1968年，尼克松大胜。陈香梅婉拒入阁，或其他大使官职，但仍被任为共和党行政委员。1970年，出任飞虎航空公司副总裁，为美国航空公司第一位女副总裁。1972年，被选为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80年，被里根总统任为亲善大使，被派往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访问；被选为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全国主席；又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主席。任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前后共8年。1991年，任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美中航运总裁。
自从中美恢复邦交以来，陈香梅一直是促进中美友谊的使者，同时又是推动海峡两岸和解的使者。她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
她在自传中对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做了如下叙述：
中共驻美第一任大使是柴泽民，他带来了邓小平的请柬，要我到北京访问。我向雷根（即里根总统）报告，并建议少数党议长贝克同行；同时建议我们访问中国之后也要访问台湾。
这项措施做得非常保密。当时夏功权是驻美代表，一切都经由他的沟通与安排。北京方面我的舅父廖承志也和我有书信往来，他说一别三十年，很想见见这位被选出来的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主席并叙叙旧。启程前一周，贝克的夫人要入院开刀，他只好请史蒂芬议员代他出马。史蒂芬当年在十四航空队做过飞行员，也是陈纳德将军的老部下。
在华府替我们处理行程的，台湾方面有好友夏功权夫妇和胡旭光；中国大使馆有柴泽民和他的副手冀朝铸。1980年除夕，我自美京启程到东京，在东京与史蒂芬夫妇会合。当时，我和史蒂芬就是怕节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里根找麻烦，才绝对保守秘密。
在东京除了泛美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马树礼在机场接待我们外，美国大使馆也没人来，以免引起国务院的注意。到了北京，新闻还是保密。直到第二天的早晨，邓小平和其他官员在人民大会堂与我们会谈时，中外记者才齐集会堂内抢镜头。当天晚上，中美电视台都有了我们访华的新闻。1981年1月2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把我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作头条新闻。我们回到华府时，一位前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对我说：“早上吃早餐时打开报纸，看到你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我简直呆了。后来我静静想一想，里根这一招真是了不起，两边都关照到。这项任务，除你之外真是不作第二人想。”
关于第二次访问，陈香梅如此写道：
其时章文晋是中国对外友协会长，友协发出了邀请书，我接受邀请，决定自己到北京一趟。行前我两度入白宫见布什总统，在座的还有鲍威尔，没有发表新闻。
我自纽约乘中国国际民航班机经旧金山、上海抵北京。那次我没有住钓鱼台，而是住友协的宾馆。到北京后，我一再解释我是私人身份访华。七月各大学都放暑假，但我仍然要求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学生们谈谈话。到了北师大，我受到热烈的欢迎。我捐赠一个书斋给新落成的图书馆，纪念先父陈应荣于1930年代在该校担任过教务长和英文科主任。我应邀做了两个小时的演讲，觉得中国的青年实在可爱。我鼓励他们充实自己。我几次到各大学演讲，都呼吁当权者应与学生教授多接触，并交换意见。不同的意见并非就是反政府；共产党制度也罢，社会主义制度也罢，第一是要能为老百姓着想。“百花齐放”后不能秋后算账。这样才有人敢出来说真话，而不需要到海外去说。在中国本国，他们也应有说话的自由。台湾现在进步了。中国宜使教育循健康的路向前进。
怎样评价陈香梅呢？正如胡辛所说：她是幸福的，她是充实的。她是美国人，更是中国人。她的祖国是中国。自从1980年冬回祖国访后，她就止不住激动又骄傲地呐喊出：我不再是无根的浮萍！她每年回娘家。从最北边哈尔滨北面的黑河乡野到最南边三亚市的天涯海角，都留下了她层层叠叠的足迹。她在-36℃的严冬应邀飞哈尔滨参加冰雕艺术节，在沈阳参观了张学良少帅故居，挥笔写下七绝一首：“西安旧事一盘棋，亦风亦浪实堪悲，少帅如今头白发，城北城南盼归期”。她在西安碑林待了整整三天，废寝忘食，如醉如痴，欣赏中国的书法艺术。她登上了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群山小。”她曾学过国画，师从黄君璧。1988年，她在北京结识了李可染大师和启功大师。她怀着一片赤子之心，走遍了祖国的名山胜水。她说：“我没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获是一份自足。我并不自命为勇者，但绝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头，只要我自认为是正确又大公无私的事，就该认真去做，毕竟生逢乱世，费解的事太多，既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做一个中国人，不容易。”
她说：“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满清腐败无能，民国成立后又因各军阀你争我夺，被日本人和俄国人乘机侵占，把中国变为次殖民地，民不聊生。我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统一，成为强壮的国家，让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一申百年的冤屈，扬眉吐气。我们受苦难太久了，这不光是形体上的，精神上的不平更为可悲。我相信中国总有统一的一天，因为凡是爱国爱自由的中国人都正在往这条路上前进。”
“中国不能再搞革命，但我们需要改革，要自强，我们要成为经济强国，日本可做到，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到？我们有那一点不如日本？有的就是政党尚未周全。是政党改革的时候了！有使命感有奉献精神的中国人啊，无论你在何地何方，无论你是在朝在野，是我们奋起的时辰了！我相信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会与我共鸣共感。”
她说：“近十多年来，每年都数次回到中国访问，其实绝不仅仅是访问，而是竭尽心力精力和时间，从各方面协助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积平生经验，我深深感到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迫切需求，这是巨龙腾飞的基础关键，得有长远的目光。”
据报纸报导，近几年来，陈香梅一直热心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北京师范大学已成立了“陈香梅发展研究中心”和“陈香梅讲堂”。她还在中国12个城市设立教育基金，并每年拨出100万人民币奖励西部优秀教师，以发展西部的教育事业。
陈香梅有一颗赤炽滚烫的中国心，她在七十大寿前所作的一首诗《故土》，足以表达她叶落归根的心愿，这首诗已被作曲家谱成曲子，唱遍了中华大地：
故土有万年沧桑，
故土有宫殿华堂，
故土有秦淮明月，
故土有赤壁敦煌，
故土有小桥流水，
故土有大豆高粱，
中国，中国，我的东方！
东方，东方，我的家邦！
我有一片骄傲的故土，
我心中充满希望，充满希望！
最后，陈香梅在《留云借月》中讲了她的晚年生涯，她写道：
今年夏天我在乔治亚城区自置了一栋办公楼，将原来的办公室迁了过去，准备安定后好好读书写字，多临摹颜真卿、欧阳询的字帖。我两次访问西安碑林，对古人研究学问的认真精神向往不已。近年来，有幸结识了名书画家如启功大师、李可染大师和周怀民先生，还多次观赏他们亲自写字作画的情景，真是一乐也。在台北拜师黄君璧先生，又多次在外双溪看张大千先生挥笔，使我觉得艺术修养深厚的人，必然有其独特的风雅，而且气魄博大，雄浑庄重，与一味“向钱看”的庸俗之辈迥然不同。
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评价陈香梅：“陈香梅的名字，在海峡两岸及中美两国间，知名度之高，活跃时间之长，恐怕无人出其右。”邓小平曾说：“美国有一百位参议员，但只有一个陈香梅。”有人曾叹她是“永远的陈香梅”。而若从她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讲，也可说“国宝陈香梅”。
大凡名人，都有其动人之处，陈香梅的动人之处，源自其情之细腻，心之博大。
陈女士说，“情这个字实在太微妙了”。内心深处积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智慧与美德的她，明义重情，所以她的回忆录要在情字上用笔。无论是她与陈纳德将军那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爱情，还是对朋友的真挚友情，都是那般纯真，那般感人。
她那真挚的情，源自博大的胸怀和她那颗纯净的中国心。她称自己是“半个中国人”，说：“虽然自己是美国人，长年身在海外，但心却在祖国。”她是有一颗“中国心”的美国人，时时不忘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奉献心力。
抗战初期，豆蔻年华的陈香梅为与祖国同胞共度艰难，违抗父命拒迁美国，在昆明做了一名战地记者。痛别家园后的几十年，她在海外历经艰辛，依然奋斗不息，置身美国上层社会，成为开启美国高层政坛之门的第一位华人，实乃“梅花香自苦寒来”。30年后的1980年，陈香梅受邓小平的邀请，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负发展中美关系之使命，第一次重返故里。她写道：“离别时的中国，灾难深重，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街头横倒着饿死的同胞。”“可是30年后，重归故土，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她的新，她的美，她的兴盛，她的朝气，她的纯朴亲切，她的自强不息，从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迎面向我扑来，向我展现，向我诉说。”
听见了吗？这分明是陈香梅在伸双手拥抱祖国大地，向自己的祖国母亲诉说30年的梦境别情，把她那颗纯洁的中国心，紧紧地依偎在祖国的怀中。请记住，当她诉说这一切时，她是一位美国总统的特使。这就是陈香梅那一颗胸怀祖国的心。
此后，陈香梅经常穿梭往来于太平洋的上空，奔走于海峡两岸。是她第一个向蒋经国建议，开放探亲政策，使万千中国人得以骨肉团聚。在西方国家纷纷声明要“制裁”中国，祖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的1989年底，又是她毅然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台湾工商界投资考察团到大陆访问。此事当年曾震惊海内外，舆论一时哗然。可今天越来越多的台商把大陆视为最理想的投资热土的事实证明，陈香梅当年的开拓之举，是历史性的。
陈香梅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情感丰富、勤学多产的优秀作家。几年前我约她为《大公报》写专栏文章时，曾问她用什么头衔，她说：“头衔不头衔无所谓，关键是写出好文章。如果一定要，就用‘专栏作家’吧。我的理想是做一名作家。”她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出色女作家，论视野，论文采，论情感，都不比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女作家逊色。
她中英文造诣颇深，用双语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抒情或论述文章。40年前她就用英文写了一本情感真挚的好书：《一千个春天》。这本书在纽约出版，再版20多次，连续多年被评为畅销书，两年后在台湾出版，30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后又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都引起轰动。在中文方面，她更是文笔流畅，清新脱俗。她的观察细腻，善于以情感人，使文章更添光彩，引人入胜。她的传记、小说、散文，均各具特色，常以优雅的诗词点缀润色，更显高人一等。在60年中，她出版了50多部著作，她的作品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作家陈香梅”，也许更符合她的身份，而“国宝陈香梅”，则是她魅力之所在。
比尔·克林顿是一名遗腹子。1946年8月19日，他生于阿肯色州的霍普城。他生父叫比尔·布莱斯，原是德克萨斯的一个买卖小轿车的商人，后又经营旅行载重设备。一天，为了看望他的怀孕妻子，从德克萨斯出发，却在密苏里的61号公路上因车祸而丧生。
在美国社会里，孤儿寡母肯定会处处碰到困难，特别是像阿肯色那样的穷州。他妈妈为了完成在新奥尔良的培训课程，以便今后能当上麻醉师助手，不得不把他托给她的父母看管。克林顿在回忆中说：我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了多年。他们没有多少钱，阿肯色的人大多是如此。但我们并未真正克林顿感到贫穷，因为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相信美国人所谓的‘梦想成真’。我们信奉热爱家庭和发奋工作。
他母亲弗吉尼亚·卡西狄在儿子四岁时重新嫁了人。她的新丈夫叫罗杰·克林顿，他收养了比尔·布莱尔，把继子改名为比尔·克林顿。这时的家在温泉城。克林顿在温泉的天主教小学上完二年级和三年级。后来又进了另一家小学和温泉中学。克林顿特别爱好学习，他母亲和老师对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学时代，克林顿曾在一个三人爵士乐队里演奏过高音萨克斯管。应该说，在某一个时期，他曾考虑过是否应把音乐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在他中学三年级到四年级的暑假期间，他被选去参加阿肯色州的“男孩模拟州”。在那里克林顿的童年朋友麦克拉蒂被选为“州长”，克林顿则被选为代表，去参加在华盛顿地区举行的“男孩模拟国”活动。正是在那次活动中，克林顿见到了肯尼迪总统，并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他母亲说：“我从未看到过他因为参加某种活动而如此兴奋和激动。当他从华盛顿回来手里拿着他和肯尼迪总统的合影照片时，他脸上的表情难以形容，我当时就感到，搞政治正对他的口味。”
报纸上也说：“与肯尼迪总统握手，在参议院餐厅里和他敬佩的参议员富布赖特共进午餐，这一切都使他深为感动。”
1964年，克林顿从温泉中学毕业，在全班300多人中名列第四。
为了投身政治，他进了乔治敦大学。他还在富布赖特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找到一份校外工作。他在乔治敦的学习生活使他着了迷。他说：“在参议院的那份工作是在富布赖特总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份工作把我唯一剩下的一点课余时间也全都占了。当我还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我家没有钱，没有政治背景，什么也没有。我靠着它完成了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