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节 安·克拉克·马丁德尔
马丁德尔希望在获得学位后去新泽西和华盛顿特区的政府图书馆审阅、分析她任参议员和驻新西兰大使期间所作出的一些立法决定。“当我在政府任职时，曾花费了大量时间试图理解复杂的惯例、规定或决策，以至于我几乎没有时间对所作出的决定进行深思熟虑”，她说，“在工作中我是边学边干的，所以现在我期待着回过头来理解我当时为什么那样做”。
早在1932年，迫切希望逃避父母为她设计好的未来的束缚促使马尔德尔进入了史密斯学院。
她说，“我上中学时（马里兰州的一所寄宿学校），班上有8个女生，我们的父母都想让我们回家，步入社交界。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计划。”
对马丁德尔而言，这些计划包括去史密斯学院上学。她是从她的一个朋友那里知道这个地方的。她说，她有一位姑姑住在北安普敦。她的父母之所以会让她到那里上学，是因为有一个成年人在那座城市，他们可以打电话向他详细了解她的情况。马丁德尔在史密斯学院读了一年，但当她告诉她的父亲威廉·克拉克——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名联邦法官，她想学习政府学并最终想上法学院时，他“勃然大怒”并强迫她退学。“他担心我受的教育过多，没有明理的男人会娶我”，她说，“在那时，父母们认为只有女儿嫁了人，才算获得成功”。
于是她回到了普林斯顿的家中。1934年嫁给了证券经纪人乔治·斯科特，扮演起一名传统的郊区家庭主妇的角色。他们有3个孩子，但在13年后，婚姻破裂了。“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马丁德尔说，“从一开始我就很反对，最终我们分道扬镳了”。
与斯科特离婚后，她遇到了杰克逊·马丁德尔（他是《名人录》的名人），并与他结为伉俪。他们的儿子叫罗杰。“在那些年里，我没做什么”，她说。“我待在家中，照顾孩子，做家务。直到我50多岁时，我才开始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参与社区事务。”
她的最初几次“出击”之一是1968年参加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她是为了支持尤金·麦卡锡竞选参议员以及她们家庭的朋友鲍勃·迈纳竞选新泽西州州长而参加这次大会的。一天下午，在会场外，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街的对面抗议越南战争。马丁德尔的儿子罗杰时年17岁，在旁边观望抗议行动，这时他的母亲进入了会场。“突然，一名演讲人宣布，我们的孩子们正在街头惨遭杀害”，马丁德尔说，“我当时给吓呆了”。
她跑了出去，看到催泪瓦斯的烟雾，年轻人被戴上手铐，拖往监狱。虽然她的儿子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伤，可是这次经历永远改变了马丁德尔。“在那一刻以前，我从未在哪一方面成为积极分子”，马丁德尔说，“但在我看到了芝加哥发生的那一幕后，我变得激进了”。
那次大会之后，迈纳请马丁德尔出任新泽西州民主党副主席，“将自由派选民争取回来”。她说，“我虽然没有政治经验，可我竭尽全力。我争取回来了一些自由派选民，但还是不足以使迈纳当选”。
在副主席的4年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当地一些民主党人鼓励马丁德尔竞选长期被共和党人占据的新泽西州参议员席位。“那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她说，“没人以为我会赢”。但她确实赢了，成为全国仅有的37名女州参议员之一。在4年任期中，马丁德尔呼吁妇女权利，为被殴打的妇女收容所争取更多的州政府资金，将教育和环境保护作为她的主要目标。她逐渐获得了“改革领袖”的声誉。
由于为吉米·卡特1976年的竞选活动出力，马丁德尔获得卡特政府的两项任命：最初被任命为审议大使提名委员会成员，后来被任命为国务院外国灾害援助办公室主任，这一职位要求她检查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的重建工作。
“我热爱这项工作”，她说，“它使我周游世界，与一些不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包括军方”。
这一经历引起了大使资格审议委员会的注意。当她被提名为驻新西兰大使时，该委员会向卡特总统积极推荐。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她的任命感到高兴。在马丁德尔被确认为大使后不久，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晚宴上她与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邻座。在简短的介绍之后，那位总理转过头对她说：“我不喜欢女政治家。”
“我惊坐在那里”，马丁德尔说，“不知如何应答。这就是我将不得不每天与其打交道的人。我想我们永远不可能合作好。我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职位的妇女，所以我想他大概是因为给他派来的是一位妇女而感觉受到了屈辱。但是，他学会了与我相处，最终我们处得不错”。
在马丁德尔启程前往新西兰前，一位女大使同行给了她几条建议：“她对我说，‘在乡下多走走，跟尽可能多的人见面’。”时年65岁的马丁德尔将这条建议牢记心头。在两年的任期内，她访问了新西兰的每座城镇。对于生活在贫困村庄中的居民来说，她是繁荣与希望的象征。她在旅行中遇到的许多妇女将她视为榜样。
她说：“那时，新西兰只有25%的妇女有工作，所以她们大多对我和我所做的工作感到高兴。”
1981年马丁德尔不再担任大使，但她并未停止工作。返回美国后，她帮助在新泽西州通过了一项冻结核试验的公民投票；1987年她创建了美国—新西兰理事会，旨在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
她说：“这是我引以为荣的。我认为它已经对两国起了重要作用。”
虽然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马丁德尔说，没有完成大学教育这件事一直缠绕着她。“上学是我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她说，“它使我解脱，所以获得学位对我非常重要”。
有时，她确实到当地的大学听课，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但她并未选择加入到全日制学生的行列中去。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家庭和工作责任”，她说。
直到她的朋友和伴侣、新西兰画家托斯·伍拉斯顿爵士（在她的丈夫杰克逊于20世纪80年代末去世后，她与他建立了友谊）于1998年去世后，她才认真地考虑返回史密斯学院一事。“在托斯去世后，我的朋友们为我将如何打发我的时间而担忧”，她说。“我不是喜欢一顿午饭泡上几个钟头或无精打采无所适从的女人。我需要保持头脑的活跃。最后有一位朋友说，‘你今晚给史密斯学院写封信’。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在这封写给鲁斯·西蒙斯院长的信中，马丁德尔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她1932年在这所学院读书时的时光，以及她被迫中断学业时所感受的挫折。“我没有学位，但我做了很多事情”，她写道，“然而我还是希望获得一个学位……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史密斯学院的学位”。
埃达·科姆斯托克项目主任埃丽卡·拉克说，马丁德尔的职业经历是“卓越的和令人鼓舞的”，她被录取为埃达·科姆斯托克学生这一事实“将鼓励那些认为自己太老了，无法开始学习新的东西的妇女们更新或完成她们的教育。她的故事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例子”。
她的出现使课堂更具有多样性。曾在去年秋季教过马丁德尔美国研究的霍罗维茨记得，有一次他的学生们曾在试图理解课文的含义时遇到困难。“我把课停了下来，就阅读有难度的材料的重要性讲了10分钟”，他说，“安是第一个作出回应的，她说，‘我的儿子们告诉我，我的头脑分析能力不够，因此，我重回史密斯学院的原因就是想使我的头脑敏锐。’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了人文学科教育对妇女们的重要性，我认为它在学生们当中产生了共鸣”。
且不说她对课堂作出何等贡献，马丁德尔的经历本身就引起了与她同龄的妇女、甚至她的医生的注意。马丁德尔说，那位医生对于监测她的学业是否会改善她的记忆力十分感兴趣。“很多人对于我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惊奇”，她说，“他们对于这将对我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感到好奇。说实话，自从我开始学这些课后，我的记忆力好多了”。
至于原因，马丁德尔的理论很简单：“头脑是一块肌肉。不使用就会失去它”，她说，“我选择了使用”。
1902年2月4日，查尔斯·林白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小瀑布城。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和议员，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员。1905年，他家失火，整个房舍付之一炬。全家被迫迁居到明尼阿波利斯，但次年又重新搬回到小瀑布城的新建住房。由于父亲投身于当时的“进步运动”，终日忙碌，父母间开始闹分歧，从1906年起开始分居。但俩人并没有离婚，仍保持着友好的来往。查尔斯·林白林白上小学时，父亲曾带着他到华盛顿拜见了当时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威廉·塔夫特副总统。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12年夏天，父亲驾驶着一辆福特T型汽车从华盛顿回家，林白立刻学习驾驶，并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不但学驾驶，同时也学习修理，他亲昵地把车子叫做“玛丽亚”。林白在学校的学习并不努力，但对机械却兴趣极大，终日拨弄“玛丽亚”不停。
威尔逊总统的民主党上台后，父亲失去了议员席位。美国参加“第一次大战”后，父亲又发表反战言论，人们就骂他“不爱国”。1918年，他出来竞选明尼苏达州州长，结果被人们掷鸡蛋和西红柿，并烧他的模拟像。林白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并在心中埋下了日后反对民主党的种子。
父亲一般只在夏季与儿子住在一起，其余的日子林白常与他妈妈在一起。他们仍住在乡下，一同在农场上工作。林白还特别喜欢开着“玛丽亚”带着妈妈到处乱跑。他说：“‘玛丽亚’使我们能够到我们梦想的地方去遨游。”
1916年，林白才14岁，竟敢驾驶“玛丽亚”带妈妈作加利福尼亚之游。
战争开始后，政府鼓励农村少年多多生产，这正中林白下怀，他可以借此不上学校，而整天在农场上显身手。他买了不少农科书籍，并回忆说：“我决心要采用新办法。我订购了一台拖拉机，一具多叉犁，一台播种机。”他还买了一辆新式的挤奶机。由于他干得出色，竟在1918年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
为了尊重父母的意见，他投考了大学。1920年8月，他买了一辆新的精锐牌摩托车，去麦迪逊，进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机械系。妈妈陪他在麦迪逊居住，她还在一家小学当教员。
早在1932年，迫切希望逃避父母为她设计好的未来的束缚促使马尔德尔进入了史密斯学院。
她说，“我上中学时（马里兰州的一所寄宿学校），班上有8个女生，我们的父母都想让我们回家，步入社交界。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计划。”
对马丁德尔而言，这些计划包括去史密斯学院上学。她是从她的一个朋友那里知道这个地方的。她说，她有一位姑姑住在北安普敦。她的父母之所以会让她到那里上学，是因为有一个成年人在那座城市，他们可以打电话向他详细了解她的情况。马丁德尔在史密斯学院读了一年，但当她告诉她的父亲威廉·克拉克——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名联邦法官，她想学习政府学并最终想上法学院时，他“勃然大怒”并强迫她退学。“他担心我受的教育过多，没有明理的男人会娶我”，她说，“在那时，父母们认为只有女儿嫁了人，才算获得成功”。
于是她回到了普林斯顿的家中。1934年嫁给了证券经纪人乔治·斯科特，扮演起一名传统的郊区家庭主妇的角色。他们有3个孩子，但在13年后，婚姻破裂了。“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马丁德尔说，“从一开始我就很反对，最终我们分道扬镳了”。
与斯科特离婚后，她遇到了杰克逊·马丁德尔（他是《名人录》的名人），并与他结为伉俪。他们的儿子叫罗杰。“在那些年里，我没做什么”，她说。“我待在家中，照顾孩子，做家务。直到我50多岁时，我才开始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参与社区事务。”
她的最初几次“出击”之一是1968年参加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她是为了支持尤金·麦卡锡竞选参议员以及她们家庭的朋友鲍勃·迈纳竞选新泽西州州长而参加这次大会的。一天下午，在会场外，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街的对面抗议越南战争。马丁德尔的儿子罗杰时年17岁，在旁边观望抗议行动，这时他的母亲进入了会场。“突然，一名演讲人宣布，我们的孩子们正在街头惨遭杀害”，马丁德尔说，“我当时给吓呆了”。
她跑了出去，看到催泪瓦斯的烟雾，年轻人被戴上手铐，拖往监狱。虽然她的儿子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伤，可是这次经历永远改变了马丁德尔。“在那一刻以前，我从未在哪一方面成为积极分子”，马丁德尔说，“但在我看到了芝加哥发生的那一幕后，我变得激进了”。
那次大会之后，迈纳请马丁德尔出任新泽西州民主党副主席，“将自由派选民争取回来”。她说，“我虽然没有政治经验，可我竭尽全力。我争取回来了一些自由派选民，但还是不足以使迈纳当选”。
在副主席的4年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当地一些民主党人鼓励马丁德尔竞选长期被共和党人占据的新泽西州参议员席位。“那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她说，“没人以为我会赢”。但她确实赢了，成为全国仅有的37名女州参议员之一。在4年任期中，马丁德尔呼吁妇女权利，为被殴打的妇女收容所争取更多的州政府资金，将教育和环境保护作为她的主要目标。她逐渐获得了“改革领袖”的声誉。
由于为吉米·卡特1976年的竞选活动出力，马丁德尔获得卡特政府的两项任命：最初被任命为审议大使提名委员会成员，后来被任命为国务院外国灾害援助办公室主任，这一职位要求她检查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的重建工作。
“我热爱这项工作”，她说，“它使我周游世界，与一些不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包括军方”。
这一经历引起了大使资格审议委员会的注意。当她被提名为驻新西兰大使时，该委员会向卡特总统积极推荐。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她的任命感到高兴。在马丁德尔被确认为大使后不久，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晚宴上她与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邻座。在简短的介绍之后，那位总理转过头对她说：“我不喜欢女政治家。”
“我惊坐在那里”，马丁德尔说，“不知如何应答。这就是我将不得不每天与其打交道的人。我想我们永远不可能合作好。我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职位的妇女，所以我想他大概是因为给他派来的是一位妇女而感觉受到了屈辱。但是，他学会了与我相处，最终我们处得不错”。
在马丁德尔启程前往新西兰前，一位女大使同行给了她几条建议：“她对我说，‘在乡下多走走，跟尽可能多的人见面’。”时年65岁的马丁德尔将这条建议牢记心头。在两年的任期内，她访问了新西兰的每座城镇。对于生活在贫困村庄中的居民来说，她是繁荣与希望的象征。她在旅行中遇到的许多妇女将她视为榜样。
她说：“那时，新西兰只有25%的妇女有工作，所以她们大多对我和我所做的工作感到高兴。”
1981年马丁德尔不再担任大使，但她并未停止工作。返回美国后，她帮助在新泽西州通过了一项冻结核试验的公民投票；1987年她创建了美国—新西兰理事会，旨在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
她说：“这是我引以为荣的。我认为它已经对两国起了重要作用。”
虽然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马丁德尔说，没有完成大学教育这件事一直缠绕着她。“上学是我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她说，“它使我解脱，所以获得学位对我非常重要”。
有时，她确实到当地的大学听课，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但她并未选择加入到全日制学生的行列中去。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家庭和工作责任”，她说。
直到她的朋友和伴侣、新西兰画家托斯·伍拉斯顿爵士（在她的丈夫杰克逊于20世纪80年代末去世后，她与他建立了友谊）于1998年去世后，她才认真地考虑返回史密斯学院一事。“在托斯去世后，我的朋友们为我将如何打发我的时间而担忧”，她说。“我不是喜欢一顿午饭泡上几个钟头或无精打采无所适从的女人。我需要保持头脑的活跃。最后有一位朋友说，‘你今晚给史密斯学院写封信’。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在这封写给鲁斯·西蒙斯院长的信中，马丁德尔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她1932年在这所学院读书时的时光，以及她被迫中断学业时所感受的挫折。“我没有学位，但我做了很多事情”，她写道，“然而我还是希望获得一个学位……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史密斯学院的学位”。
埃达·科姆斯托克项目主任埃丽卡·拉克说，马丁德尔的职业经历是“卓越的和令人鼓舞的”，她被录取为埃达·科姆斯托克学生这一事实“将鼓励那些认为自己太老了，无法开始学习新的东西的妇女们更新或完成她们的教育。她的故事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例子”。
她的出现使课堂更具有多样性。曾在去年秋季教过马丁德尔美国研究的霍罗维茨记得，有一次他的学生们曾在试图理解课文的含义时遇到困难。“我把课停了下来，就阅读有难度的材料的重要性讲了10分钟”，他说，“安是第一个作出回应的，她说，‘我的儿子们告诉我，我的头脑分析能力不够，因此，我重回史密斯学院的原因就是想使我的头脑敏锐。’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了人文学科教育对妇女们的重要性，我认为它在学生们当中产生了共鸣”。
且不说她对课堂作出何等贡献，马丁德尔的经历本身就引起了与她同龄的妇女、甚至她的医生的注意。马丁德尔说，那位医生对于监测她的学业是否会改善她的记忆力十分感兴趣。“很多人对于我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惊奇”，她说，“他们对于这将对我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感到好奇。说实话，自从我开始学这些课后，我的记忆力好多了”。
至于原因，马丁德尔的理论很简单：“头脑是一块肌肉。不使用就会失去它”，她说，“我选择了使用”。
1902年2月4日，查尔斯·林白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小瀑布城。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和议员，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员。1905年，他家失火，整个房舍付之一炬。全家被迫迁居到明尼阿波利斯，但次年又重新搬回到小瀑布城的新建住房。由于父亲投身于当时的“进步运动”，终日忙碌，父母间开始闹分歧，从1906年起开始分居。但俩人并没有离婚，仍保持着友好的来往。查尔斯·林白林白上小学时，父亲曾带着他到华盛顿拜见了当时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威廉·塔夫特副总统。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12年夏天，父亲驾驶着一辆福特T型汽车从华盛顿回家，林白立刻学习驾驶，并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不但学驾驶，同时也学习修理，他亲昵地把车子叫做“玛丽亚”。林白在学校的学习并不努力，但对机械却兴趣极大，终日拨弄“玛丽亚”不停。
威尔逊总统的民主党上台后，父亲失去了议员席位。美国参加“第一次大战”后，父亲又发表反战言论，人们就骂他“不爱国”。1918年，他出来竞选明尼苏达州州长，结果被人们掷鸡蛋和西红柿，并烧他的模拟像。林白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并在心中埋下了日后反对民主党的种子。
父亲一般只在夏季与儿子住在一起，其余的日子林白常与他妈妈在一起。他们仍住在乡下，一同在农场上工作。林白还特别喜欢开着“玛丽亚”带着妈妈到处乱跑。他说：“‘玛丽亚’使我们能够到我们梦想的地方去遨游。”
1916年，林白才14岁，竟敢驾驶“玛丽亚”带妈妈作加利福尼亚之游。
战争开始后，政府鼓励农村少年多多生产，这正中林白下怀，他可以借此不上学校，而整天在农场上显身手。他买了不少农科书籍，并回忆说：“我决心要采用新办法。我订购了一台拖拉机，一具多叉犁，一台播种机。”他还买了一辆新式的挤奶机。由于他干得出色，竟在1918年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
为了尊重父母的意见，他投考了大学。1920年8月，他买了一辆新的精锐牌摩托车，去麦迪逊，进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机械系。妈妈陪他在麦迪逊居住，她还在一家小学当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