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节 沃尔特·李普曼
战争结束后，他就专心写了一本书讨论宣传的作用：《舆论》。他认为，一般人对现实的认识是受着宣传的操纵的，他们怎样能作出一种知情情况下的政治决定呢？而根据民主的原则老百姓是可以作出明智的决定的。如果他们不能做到，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不能放弃民主，因此，应当想办法补救这个漏洞。那就是要培养没有任何偏见的专家，来清滤新闻报道，使人们得知真相。
战后的发展使李普曼大失所望。他本来深信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但《巴黎和约》是对德国的一种报复，违反了理想的原则。《新共和》本来是主战的，现在它极力反对和约。
1922年，李普曼离开《新共和》到了纽约《世界日报》。那时的《世界日报》是一份自由主义报纸。李普曼主写社论，评论重大事件，如：禁酒问题、裁军问题、沙可和樊赞地问题、斯考普审判问题等等，笔锋锐利，大受欢迎。他被公认为是一名“舆论专家”。
1931年，《世界日报》关门，李普曼转到了保守主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任专栏辛迪卡作家。这一转变使许多读者大惑不解。其实他的思想一直在逐步向保守派靠近。现在的职位保证他可以完全自由地发言，不受老板管束。而且该报为全国性报纸，可以使他的声音传至全国。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他何乐而不为。
他的专栏名为“今日和明日”，发送200家报纸，评论家阿瑟·克鲁克说：“阅读（不是理解）李普曼突然成了时髦。”
李普曼自己则认为他的文章实事求是，没有受党派或意识形态牵制。
1937年，他与花叶离婚，引起了纽约朋友们的批评。他乃移居华盛顿，并于1938年与海伦·伯恩结婚。在30年代中，他一直主张美国对欧洲应采取中立主义。但现在噩耗接踵而来。首先是张伯伦在慕尼黑向希特勒投降，然后是德国入侵波兰，不久就有法国沦陷。他的中立主义宣告破产。他要求取消对民主国家的军火禁运，赞成把美国的驱逐舰让给英国，极力支持罗斯福的“租借法案”。从此，他再也不相信裁军、中立、国际讨论等办法。他只相信实力和军事平衡。
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失败，又有人出来推销战后的“一个世界”学说。他早已不相信这一套。他写了一本书：《美国的外交政策：保卫共和国的盾牌》。该书认为美国已不可能采取孤立主义，主观的善意不能替代军事实力，战后若要和平，必须继续保持美英苏的联盟。但这一联盟终归破灭。为此，他不但大骂莫斯科，而且也大骂伦敦和华盛顿。1947年，他写了一本《冷战》，抨击乔治·凯南的“围堵主义”。但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他不再对苏联怀有希望，又回过头来支持政府现行政策，一直到越战为止。说到越战，当然要涉及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以偶然机会登上了总统宝座，而且那位前总统又是在声誉鼎盛之期突然死亡的，所以他的处境并不愉快。这时，作为舆论大王的沃尔特·李普曼写了几篇社论，吁请全国人民要相信新总统。因此，约翰逊对李普曼是深怀感谢之情的。
当肯尼迪安葬完毕，送走吊唁的外国贵宾以后，约翰逊就打电话给李普曼，问他是否愿意邀请自己去他家做客。半小时后，总统就在保镖们的前呼后拥下，按响了李普曼家的门铃。李普曼在回忆时说：“当时只有海伦（李的夫人）、他和我三人在场。他对海伦很亲切，他自己很谦恭。他对这偶然落在他头上的大任的确不知所措，但他一点也不害怕。我的印象是，他十分需要帮助。”
通过这次拜访，约翰逊自以为李普曼已成了他的朋友，他一有时机就吹嘘：“李普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记者，他是我的朋友。”在约翰逊执政的头一年半中，总统对李普曼恩宠有加：对他迎以大熊式的拥抱，即兴地邀他同总统夫人和女孩子们共进晚餐，让他定期地听取邦迪的情况通报，真诚地请他发表高见。
当1964年大选来临之际，李普曼毫无保留地为约翰逊鼓吹，他写道：“就其天性、气质、信誉和经历而言，林登·约翰逊此人最合适。”
约翰逊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伟大社会”的计划，李普曼对此大加喝彩。他认为这是约翰逊仿效罗斯福新政的翻版，旨在为“大众政府的编年史上揭开新的篇章”；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国外的种种危险上，而放在国内的问题和前景上。他还夸约翰逊是一位“大有成功希望的大胆革新者，因为他同美国的思想情绪和舆论观点的最主体部分保持着很深的联系”。
但约翰逊和李普曼的蜜月不久就在越南问题上宣告结束了。原来，约翰逊曾告诉李普曼，他将用非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可是，曾几何时，他就下令对北越进行“滚雷轰炸”，并在南越增派5万、10万的大军。
李普曼指出：“一个成熟的大国使用自己的力量应当有分寸，有限度。它应当避免全球责任，不仅不使它卷入永无休止的干涉性战争，而且不使它陶醉于一种幻想之中，认为自己是争取正义的斗士，它所打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全球主义不仅会使我们到处身陷重围，而且它是建立在十分愚蠢的观念之上的，即认为如果我们不在世界上建立秩序——不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上安居乐业。”他直接指责约翰逊：“他的问题的根子就在于他的骄傲自大，他死不承认美国的局限性和他自己的局限性。总统完全沉溺在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中，从而使他认为能够用坦克打蚊子，用B52轰炸机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现在人们日益相信，约翰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美国了，现在它是一个依赖优势武力实现其目的的劣等帝国，美国不再是自由社会的明智与人道的榜样了。”
约翰逊反唇相讥，责骂李普曼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其实，李普曼虽不是小人，但反复无常倒是家常便饭。
在1928年大选中，李普曼支持共和党的胡佛，他称赞胡佛是个“改革家，他可能是比今天投身于公职生活中的任何人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美国资本主义弊病的人”。不久，胡佛就带来了经济大恐慌，并在大恐慌面前束手无策，于是，李普曼不得不改口说：“胡佛气质很糟糕，他没有活力。如果时局继续恶化的话，我想他是没有机会得以防止垮台的。”
在1932年的选举中，李普曼评论罗斯福说：“罗斯福的确未能有幸长一颗非凡的头脑，他从未真正准备去把握任何具有很大影响的问题。他从未认真考虑而且也不理解下一届总统必须关照的重大问题，不过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童子军而已。他不具有担任总统的任何重要品质，但却非常想当总统。”随后的发展完全推翻了李普曼的预言，作为弥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天命所归的人”，把罗斯福列为美国历史伟人之一。
尽管李普曼的文章纰漏不少，但他毕竟能独立思考，勇于立言，自成一家；而且有时的确切中时弊，有鹤立鸡群之势，为自己博得了权威的地位。
譬如说，他能及时看出法国的戴高乐是一个历史性人物。罗斯福总统及其国务院都没有重视戴高乐，李普曼就不断写文章，而且还不断向有关人士进言，指出抗德必须依赖戴高乐，戴高乐代表了真正的法国。战后，李普曼又强调：美国对外的重点应放于欧洲，欧洲的重点在于法国，法国之重点在于戴高乐。他劝告美国当局，不要把戴高乐当作一个高傲的不羁之徒，他认为戴高乐并不高傲，他仅仅是想维护法兰西的独立。将来万一欧洲事起，能真正与美国合作以抗击苏联者唯戴高乐也。李普曼说，戴高乐敢于及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敢于从印度支那撤军、敢于让阿尔及利亚独立，这一切都说明他有清醒的头脑，能对客观现实作出正确的反应，可惜美国国务院却只有杜勒斯这样的三等货色。
1946年当丘吉尔跑到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冷战演说后，李普曼立即给丘吉尔当头一棒，他劝告美国人“不应把大英帝国的利益与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等同起来”。他说：“我对丘吉尔的讲话感到沮丧，因为他把这个必然的目标以一种可能使其处于危险的方式提了出来，即联合起来反对苏联，而且还要煽动五年之内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李普曼认为，战后的问题只能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他在《冷战》一书中写道：“外交史就是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这些大国之间没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可言，它们不会在目标上取得一致。尽管如此，它们之间还是达成了和解。一些和解寿命不很长，一些和解寿命很长。如果一个外交家认为，互相竞争和不友好的大国之间不能达成和解，这就等于完全忘记了外交的性质。”
李普曼认为，美国人攻击苏联搞势力范围，这是不公正的，因为美国也在搞势力范围。拉丁美洲、西欧以及远在外洋的日本，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势力范围是一种现实，不能视而不见。解决的方法是谋求双方取得均衡。他说，均衡要依靠实力。在计算实力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不起任何作用。与俄国达成和解并不取决于莫斯科洗心革面、放弃俄国帝国主义和抛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取决于实力均衡。要紧的并不是苏联政治局想做的事情，而是事实上它知道它做不到的事情。他说，就国际关系而言，俄国就是俄国，今天的苏联与历代沙皇没有区别，人们切不要去相信克里姆林宫宣传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因为莫斯科人就首先不相信。如果美国人真的去相信它，那美国人的智商未免太低了。他指出：今天西方与俄国的这场斗争是一场争取军事优势的竞赛——争取战略地位、争取盟友、争取从潜在的军事强国变为实际的军事强国。和平就在于双方力量的均衡。
1959年9月23日，李普曼70岁大庆，朋友们为他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举行一次庆寿宴会，他在宴会上说：
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理论和假设，这些理论和假设要受到反复的检验。我们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有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相吻合，而仅仅在阐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算干得很好。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不符，如果后来的新闻推翻了早先的报道，就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废弃我们的理论和阐述，这是自由的、诚实的人的作为；另一种是歪曲或隐瞒那条难以处理的新闻。
如果国家是在人民的赞同下得以掌政的，那么人民对于治者要求被治者赞同的问题必须具有某种见解。他们怎样产生见解呢？他们是靠听收音机和读报纸，看记者们对华盛顿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的报道，我们记者在这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在自身所研究的领域内，去推敲、去归纳、去推测正发生的事情，判断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做的事，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时间或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1972年，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李普曼访华，但那时他已八十有二，年老体衰，不堪远行，没有实现访华，1974年病逝。
1887年10月22日，约翰·里德出生于美国西海岸波特兰的一个富商家庭。在幼儿时代，他的父母曾请了一位中国保姆看护他，还有一位中国厨师。他们常跟他讲鬼故事，因此幼小的他一度是一个胆怯的小孩子，直到进学校后才锻炼身体，逐渐强壮起来。
上学后，里德变得活泼了。但不久，枯燥和乏味的课程引起他内心的反感，他觉得各科的教学太形式主义了，只有基础化学和英国诗歌两门课唤起了他的兴趣，并开始写作小诗，成为学校中的小诗人。
16岁中学毕业后，里德到东部上了新泽西市的莫里斯顿贵族学校。他在学校中经常搞一点男孩子爱玩的恶作剧，结果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
1906年9月，里德进了哈佛大学。大学的生活不仅满足他戏弄权威的癖好，而且也使他有了在各方面施展才能的机会。
实际上，哈佛大学大多数学生都不喜欢里德那种西部人的直率。因为他们多数出身于美国的名门，在他们看来，里德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且太鲁莽。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和别人找到共同语言。每逢周末，同学们成群结伙地乘电车到波士顿去玩，他们又唱又跳，十分开心。黎明时分，他们唱着歌回来，从我窗下走过。高年级同学毕业后成了音乐家、作家、国务活动家。新生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而我却是局外人。”
两年后，里德发现了“第二个哈佛”，这是一个属于和他一样不能参加一般社会活动的学生的哈佛。这些人团结在一起，组成一个团体，搞各种活动。里德把这些活动称为“复兴运动”。俱乐部取名为“世界主义者俱乐部”，它主要是一个讨论世界大事的场所。每次集会，里德都积极参加，因为这里所辩论的问题正是他所喜欢的。
这个团体以后在贝克教授指导下成立了话剧俱乐部，它造就了不少有成就的剧作家，包括尤金·奥尼尔在内。里德成了俱乐部主席的助手。他全力工作，获得好评。他还为俱乐部写过剧本。
他还经常参加他的同学李普曼所组织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各种讨论。
在哈佛度过的4年并没有使里德进入上流社会，但这4年却大大有助于他发挥其写作才能，这主要是因为著名文学教授科普伦德教导有方。
战后的发展使李普曼大失所望。他本来深信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但《巴黎和约》是对德国的一种报复，违反了理想的原则。《新共和》本来是主战的，现在它极力反对和约。
1922年，李普曼离开《新共和》到了纽约《世界日报》。那时的《世界日报》是一份自由主义报纸。李普曼主写社论，评论重大事件，如：禁酒问题、裁军问题、沙可和樊赞地问题、斯考普审判问题等等，笔锋锐利，大受欢迎。他被公认为是一名“舆论专家”。
1931年，《世界日报》关门，李普曼转到了保守主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任专栏辛迪卡作家。这一转变使许多读者大惑不解。其实他的思想一直在逐步向保守派靠近。现在的职位保证他可以完全自由地发言，不受老板管束。而且该报为全国性报纸，可以使他的声音传至全国。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他何乐而不为。
他的专栏名为“今日和明日”，发送200家报纸，评论家阿瑟·克鲁克说：“阅读（不是理解）李普曼突然成了时髦。”
李普曼自己则认为他的文章实事求是，没有受党派或意识形态牵制。
1937年，他与花叶离婚，引起了纽约朋友们的批评。他乃移居华盛顿，并于1938年与海伦·伯恩结婚。在30年代中，他一直主张美国对欧洲应采取中立主义。但现在噩耗接踵而来。首先是张伯伦在慕尼黑向希特勒投降，然后是德国入侵波兰，不久就有法国沦陷。他的中立主义宣告破产。他要求取消对民主国家的军火禁运，赞成把美国的驱逐舰让给英国，极力支持罗斯福的“租借法案”。从此，他再也不相信裁军、中立、国际讨论等办法。他只相信实力和军事平衡。
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失败，又有人出来推销战后的“一个世界”学说。他早已不相信这一套。他写了一本书：《美国的外交政策：保卫共和国的盾牌》。该书认为美国已不可能采取孤立主义，主观的善意不能替代军事实力，战后若要和平，必须继续保持美英苏的联盟。但这一联盟终归破灭。为此，他不但大骂莫斯科，而且也大骂伦敦和华盛顿。1947年，他写了一本《冷战》，抨击乔治·凯南的“围堵主义”。但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他不再对苏联怀有希望，又回过头来支持政府现行政策，一直到越战为止。说到越战，当然要涉及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以偶然机会登上了总统宝座，而且那位前总统又是在声誉鼎盛之期突然死亡的，所以他的处境并不愉快。这时，作为舆论大王的沃尔特·李普曼写了几篇社论，吁请全国人民要相信新总统。因此，约翰逊对李普曼是深怀感谢之情的。
当肯尼迪安葬完毕，送走吊唁的外国贵宾以后，约翰逊就打电话给李普曼，问他是否愿意邀请自己去他家做客。半小时后，总统就在保镖们的前呼后拥下，按响了李普曼家的门铃。李普曼在回忆时说：“当时只有海伦（李的夫人）、他和我三人在场。他对海伦很亲切，他自己很谦恭。他对这偶然落在他头上的大任的确不知所措，但他一点也不害怕。我的印象是，他十分需要帮助。”
通过这次拜访，约翰逊自以为李普曼已成了他的朋友，他一有时机就吹嘘：“李普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记者，他是我的朋友。”在约翰逊执政的头一年半中，总统对李普曼恩宠有加：对他迎以大熊式的拥抱，即兴地邀他同总统夫人和女孩子们共进晚餐，让他定期地听取邦迪的情况通报，真诚地请他发表高见。
当1964年大选来临之际，李普曼毫无保留地为约翰逊鼓吹，他写道：“就其天性、气质、信誉和经历而言，林登·约翰逊此人最合适。”
约翰逊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伟大社会”的计划，李普曼对此大加喝彩。他认为这是约翰逊仿效罗斯福新政的翻版，旨在为“大众政府的编年史上揭开新的篇章”；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国外的种种危险上，而放在国内的问题和前景上。他还夸约翰逊是一位“大有成功希望的大胆革新者，因为他同美国的思想情绪和舆论观点的最主体部分保持着很深的联系”。
但约翰逊和李普曼的蜜月不久就在越南问题上宣告结束了。原来，约翰逊曾告诉李普曼，他将用非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可是，曾几何时，他就下令对北越进行“滚雷轰炸”，并在南越增派5万、10万的大军。
李普曼指出：“一个成熟的大国使用自己的力量应当有分寸，有限度。它应当避免全球责任，不仅不使它卷入永无休止的干涉性战争，而且不使它陶醉于一种幻想之中，认为自己是争取正义的斗士，它所打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全球主义不仅会使我们到处身陷重围，而且它是建立在十分愚蠢的观念之上的，即认为如果我们不在世界上建立秩序——不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上安居乐业。”他直接指责约翰逊：“他的问题的根子就在于他的骄傲自大，他死不承认美国的局限性和他自己的局限性。总统完全沉溺在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中，从而使他认为能够用坦克打蚊子，用B52轰炸机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现在人们日益相信，约翰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美国了，现在它是一个依赖优势武力实现其目的的劣等帝国，美国不再是自由社会的明智与人道的榜样了。”
约翰逊反唇相讥，责骂李普曼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其实，李普曼虽不是小人，但反复无常倒是家常便饭。
在1928年大选中，李普曼支持共和党的胡佛，他称赞胡佛是个“改革家，他可能是比今天投身于公职生活中的任何人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美国资本主义弊病的人”。不久，胡佛就带来了经济大恐慌，并在大恐慌面前束手无策，于是，李普曼不得不改口说：“胡佛气质很糟糕，他没有活力。如果时局继续恶化的话，我想他是没有机会得以防止垮台的。”
在1932年的选举中，李普曼评论罗斯福说：“罗斯福的确未能有幸长一颗非凡的头脑，他从未真正准备去把握任何具有很大影响的问题。他从未认真考虑而且也不理解下一届总统必须关照的重大问题，不过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童子军而已。他不具有担任总统的任何重要品质，但却非常想当总统。”随后的发展完全推翻了李普曼的预言，作为弥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天命所归的人”，把罗斯福列为美国历史伟人之一。
尽管李普曼的文章纰漏不少，但他毕竟能独立思考，勇于立言，自成一家；而且有时的确切中时弊，有鹤立鸡群之势，为自己博得了权威的地位。
譬如说，他能及时看出法国的戴高乐是一个历史性人物。罗斯福总统及其国务院都没有重视戴高乐，李普曼就不断写文章，而且还不断向有关人士进言，指出抗德必须依赖戴高乐，戴高乐代表了真正的法国。战后，李普曼又强调：美国对外的重点应放于欧洲，欧洲的重点在于法国，法国之重点在于戴高乐。他劝告美国当局，不要把戴高乐当作一个高傲的不羁之徒，他认为戴高乐并不高傲，他仅仅是想维护法兰西的独立。将来万一欧洲事起，能真正与美国合作以抗击苏联者唯戴高乐也。李普曼说，戴高乐敢于及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敢于从印度支那撤军、敢于让阿尔及利亚独立，这一切都说明他有清醒的头脑，能对客观现实作出正确的反应，可惜美国国务院却只有杜勒斯这样的三等货色。
1946年当丘吉尔跑到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冷战演说后，李普曼立即给丘吉尔当头一棒，他劝告美国人“不应把大英帝国的利益与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等同起来”。他说：“我对丘吉尔的讲话感到沮丧，因为他把这个必然的目标以一种可能使其处于危险的方式提了出来，即联合起来反对苏联，而且还要煽动五年之内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李普曼认为，战后的问题只能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他在《冷战》一书中写道：“外交史就是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这些大国之间没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可言，它们不会在目标上取得一致。尽管如此，它们之间还是达成了和解。一些和解寿命不很长，一些和解寿命很长。如果一个外交家认为，互相竞争和不友好的大国之间不能达成和解，这就等于完全忘记了外交的性质。”
李普曼认为，美国人攻击苏联搞势力范围，这是不公正的，因为美国也在搞势力范围。拉丁美洲、西欧以及远在外洋的日本，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势力范围是一种现实，不能视而不见。解决的方法是谋求双方取得均衡。他说，均衡要依靠实力。在计算实力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不起任何作用。与俄国达成和解并不取决于莫斯科洗心革面、放弃俄国帝国主义和抛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取决于实力均衡。要紧的并不是苏联政治局想做的事情，而是事实上它知道它做不到的事情。他说，就国际关系而言，俄国就是俄国，今天的苏联与历代沙皇没有区别，人们切不要去相信克里姆林宫宣传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因为莫斯科人就首先不相信。如果美国人真的去相信它，那美国人的智商未免太低了。他指出：今天西方与俄国的这场斗争是一场争取军事优势的竞赛——争取战略地位、争取盟友、争取从潜在的军事强国变为实际的军事强国。和平就在于双方力量的均衡。
1959年9月23日，李普曼70岁大庆，朋友们为他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举行一次庆寿宴会，他在宴会上说：
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理论和假设，这些理论和假设要受到反复的检验。我们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有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相吻合，而仅仅在阐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算干得很好。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不符，如果后来的新闻推翻了早先的报道，就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废弃我们的理论和阐述，这是自由的、诚实的人的作为；另一种是歪曲或隐瞒那条难以处理的新闻。
如果国家是在人民的赞同下得以掌政的，那么人民对于治者要求被治者赞同的问题必须具有某种见解。他们怎样产生见解呢？他们是靠听收音机和读报纸，看记者们对华盛顿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的报道，我们记者在这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在自身所研究的领域内，去推敲、去归纳、去推测正发生的事情，判断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做的事，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时间或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1972年，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李普曼访华，但那时他已八十有二，年老体衰，不堪远行，没有实现访华，1974年病逝。
1887年10月22日，约翰·里德出生于美国西海岸波特兰的一个富商家庭。在幼儿时代，他的父母曾请了一位中国保姆看护他，还有一位中国厨师。他们常跟他讲鬼故事，因此幼小的他一度是一个胆怯的小孩子，直到进学校后才锻炼身体，逐渐强壮起来。
上学后，里德变得活泼了。但不久，枯燥和乏味的课程引起他内心的反感，他觉得各科的教学太形式主义了，只有基础化学和英国诗歌两门课唤起了他的兴趣，并开始写作小诗，成为学校中的小诗人。
16岁中学毕业后，里德到东部上了新泽西市的莫里斯顿贵族学校。他在学校中经常搞一点男孩子爱玩的恶作剧，结果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
1906年9月，里德进了哈佛大学。大学的生活不仅满足他戏弄权威的癖好，而且也使他有了在各方面施展才能的机会。
实际上，哈佛大学大多数学生都不喜欢里德那种西部人的直率。因为他们多数出身于美国的名门，在他们看来，里德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且太鲁莽。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和别人找到共同语言。每逢周末，同学们成群结伙地乘电车到波士顿去玩，他们又唱又跳，十分开心。黎明时分，他们唱着歌回来，从我窗下走过。高年级同学毕业后成了音乐家、作家、国务活动家。新生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而我却是局外人。”
两年后，里德发现了“第二个哈佛”，这是一个属于和他一样不能参加一般社会活动的学生的哈佛。这些人团结在一起，组成一个团体，搞各种活动。里德把这些活动称为“复兴运动”。俱乐部取名为“世界主义者俱乐部”，它主要是一个讨论世界大事的场所。每次集会，里德都积极参加，因为这里所辩论的问题正是他所喜欢的。
这个团体以后在贝克教授指导下成立了话剧俱乐部，它造就了不少有成就的剧作家，包括尤金·奥尼尔在内。里德成了俱乐部主席的助手。他全力工作，获得好评。他还为俱乐部写过剧本。
他还经常参加他的同学李普曼所组织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各种讨论。
在哈佛度过的4年并没有使里德进入上流社会，但这4年却大大有助于他发挥其写作才能，这主要是因为著名文学教授科普伦德教导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