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节 林肯·斯蒂芬
1885年，斯蒂芬离家进了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作为一名花花公子，斯蒂芬在学校干的是打球、赛跑、赌博、扯淡。直到三年级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才开始有个学生样了。他进入三年级时决定专修历史：“去选一切必修之课，也包括那些我本来考不及格的课，既下此决心，我就十分认真地听了威廉·琼斯教授的‘美国宪法史导言’。他讲得并不动人，但我注意到，他交代我们该读何书何页后，又捎带提到一些其他参考书，给那些有心深入探讨的人。”“下课后其他人都跑去晒太阳了，我却找上琼斯教授，要求他把书名开给我，他不胜惊异。他开了书名，我就奔往图书馆，念了两本参考书中的有关章节，发现它们在某些地方说法不一，我再去找其他权威著作，发现说法也不一致。图书馆管理员在我要求之下又帮我找了一些其他的书，直至闭馆。我又跑去找琼斯教授，要他再开一些参考书。我不是想做好孩子，我要比这更进一层，我要做一名探索的孩子，他借给了我几本书。”“历史学家竟并不通晓历史！历史不是科学，而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领域，有待我，有待任何年轻人去进行探索，去发现，去写出科学性报告。我感到着了迷。我日复一日一段一章地读，经常发现见解和事实都有重要分歧，我发现我将有许多工作要做。”“当然，我成了一名好学生，当课堂上同学们回答不出问题时，琼斯教授就说，‘斯蒂芬，你告诉他们吧！’”“不过，当时主要操纵我的倒不是虚荣心，而是感到我正在学到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感到历史的每一页都在要求我们去重写，这是青年们可以去做的事，那些高人一等的老一代人并没有作出什么成绩。”
斯蒂芬书读得愈多，愈觉得历史之扑朔和是非之迷离，他决定要搞个清楚，这就必须到当时哲学圣地德意志去探索。
从伯克利毕业后，斯蒂芬向他爸爸谈了他的计划。“我爸爸听了我的计划，感到很失望，他本来希望我接他的生意，他之所以继续做生意就是等我去接班的。当我说完我的计划，并着重说明，不管我将来做什么，我决不会去做生意。他神色沮丧地说，他将出售他的生意而告老退休。他果真不久就这样做了。”
1889年，斯蒂芬进了柏林大学修哲学，他向柏林大学注册处呈上伯克利的毕业证书，那不懂英语的管事说：“这是博士学位证书吗？拿回去，美国的博士学位在我们这儿不值一文，你只要给我看你的美国护照就行了。”
斯蒂芬在德国念了4个大学，由柏林大学转至海德堡大学，由海德堡大学转至慕尼黑大学，由慕尼黑大学转至莱比锡大学。他念完德国大学后又转至巴黎，并在巴黎结了婚，妻子约瑟芬也是美国人。他丈母娘是美国籍，因同她丈夫离了婚，携女儿在德国读书，斯蒂芬在德国邂逅约瑟芬并结为百年之好。
从巴黎又到伦敦的博物馆图书馆，这时，斯蒂芬真可以算是满腹皆文章了。1892年，斯蒂芬带了妻子和岳母从伦敦回到纽约。
船刚到纽约码头，他爸爸在纽约的代理人就跑上船来，交给了斯蒂芬一封他爸爸的亲笔信：
我亲爱的儿子：
当你中学毕业要求上大学时，我把你送进了伯克利。当你毕业后，你不想接我的生意，我就把生意让了出去。你想去柏林学习，我让你去了。柏林之后有海德堡，之后有莱比锡。念完德国大学，你又要去上巴黎的法国大学，我同意了。你在法国一年，之后又去伦敦英国博物馆待半年，你全都如愿了。
现在，你大概已通晓生活的理论了，但还有另外一面，即生活的实践。生活的实践也大大值得一学。我建议你学它一学，而学习之道，我认为，最好留在纽约混一阵子。
附上一百美元，足够维持你一个星期，直到你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
斯蒂芬在《自传》中写道：“这封信使我感到我的船沉了，我必须游泳以自救。”
原来斯蒂芬并没有把结婚的事告诉他爸爸。如果他爸爸知道他带妻子回来，一定会替他们安排得舒舒服服，而且斯蒂芬也多半会按照他原定计划，在加州当个哲学教授或伦理学教授。由于这一疏忽，斯蒂芬被逼上了他本来没有预想到的道路。人生中有很多偶然，这是不能排除的。
斯蒂芬每天阅读报纸上的招聘广告，逐家上门求职，屡遭碰壁。在那个时代，企业界是看不上大学生的，据斯蒂芬说：“除了衣冠楚楚，面貌清秀以外，我的另一个求职的障碍是我受了大学教育，而且不只是一个大学，而是三四个。”
斯蒂芬的钱本来只能养活他自己，他妻子是由丈母娘养活的。现的，丈母娘不但要养活女儿，也开始养活女婿了。斯蒂芬开始悟到“生活原来不是我从书本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斯蒂芬口袋中本来有一封他爸爸为他开的介绍信，斯蒂芬为了表示独立性，不愿依靠这封介绍信，碰巧他岳母也是一名女中豪杰，反对依靠介绍信。倒是年轻的妻子是一名现实主义者，斯蒂芬在屡遭失败后，不得不依从妻子的劝告，把介绍信拿了出来，最后在《纽约邮报》的本市版当上了一名记者。
生活的第一堂课就把斯蒂芬20年来所学的关于真善美的理想打得个稀巴烂。
不过，说到写文章，斯蒂芬的功夫到底要高人一筹，他的文章脍炙人口，别有一番滋味，他本人也马上成了《邮报》的明星记者。
斯蒂芬当记者是为了挣钱吃饭。但他是一名富家子弟，所以他又有不为钱的一面。正是这后一面，使斯蒂芬成了独具一格的记者。
斯蒂芬心中有一只“作祟之虫”，姑且叫作“追求真理之虫”，它老把斯蒂芬的心搔得痒痒的，使他忘记发财，忘记争名，忘记夺利，总有一股“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劲头儿。
当时，纽约市塔姆尼老板叫理查德·克劳克。人人都在说，克劳克是纽约市头号大恶棍。《邮报》要求斯蒂芬去采访克劳克。斯蒂芬是天下第一号雪乃克（cynic），所以浮起在他脑际的第一个问号就是：克劳克是坏蛋吗？
以下就是斯蒂芬的叙述：
出于强烈的个人兴趣，我决定不通过电话预约而亲自去他办公室，第14街的塔姆尼大厦。他是经常不在的，但那天他恰巧在。他已披上大衣，戴上帽子，准备外出。他邀请我不妨边走边谈。
他说：“我知道《邮报》想探听，不错，《邮报》需要探听。但拉里·高德金（《邮报》老板）不会从迪克·克劳克这儿探听到任何东西，他派你来想从我这儿捞些东西以便考我。”
他慢步跨着石板，和善地朝着我说：“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如果我发表谈话，不管我谈的是什么，他就会鸡蛋里挑骨头来整我。他不会如实地刊印我所说的或你所写的，让读者自作判断，他将找茬儿抓辫子来整我。孩子，你知道他是会这样做的。所以，如果我向你提供信息以便发表，那不是愚不可及吗？”
“你知道，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必须三缄其口，由他们说三道四，捕风捉影。我只能纹丝不动，听之任之。”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笑着说：
“但是，在人对人的基础上，我是愿意同你谈的，只要你答应不供发表，甚至不向你的编辑报告。只要不涉及别人，关于我个人的事，我什么都可谈，而且可以直言不讳，无所隐瞒。”
我完全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不能答应保密。但我还年轻，我想知道这个世界，而知识对我说是无价之宝。我觉得克劳克先生很吸引我。我尊敬他，甚至开始喜欢他，所以我答应保密。
那时，我们已走到联邦广场。他接着说，“好，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呢？”
我说，“关于老板制度，为什么我们要有老板，我们已经有市长，有市参议员……”
他打断我说：“这就是原因。正因为有市长、有参议员、有诸多法官等等，要有一百多个打交道对象。政府无非是一门生意，你不能跟众多官员做生意，他们各有各的算盘，不得痛快，而且今年进，明年出，没有一个准。做生意的人总希望跟一个人打交道，而这个人必须是常在那儿而且说了算数。”
我说，“你说生意！但我认为政府是搞政治的。”
他笑了笑对着我说：“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生意就是生意’吗？政治生意也是如此。其他如出版业、新闻业、医疗业、艺术、体育运动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生意。”
我说：“但生意并没有老板。”
他停下来，很严肃地说：“不，华尔街有老板，正像塔姆尼和共和党机器一样。”
“但他们没有贪污。他们不接受沙龙的贿赂，不抽妓女的卖身钱。”
“不，华尔街也有贪污。你的话不很清楚。我想，你说的是华尔街没有警察局那样的十分肮脏的贪污。”
“是的。”
“警察局贪污是肮脏，但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如果我们自己搞大贪污，不让警察搞一点小贪污，说得过去吗？我们不能做伪君子，自己搞大的，却不许别人搞小的。”
我们已走到麦迪逊广场，我斗胆又问了一句：“你是在政治中捞钱？”
他斩钉截铁地说：“不错，正像生意人在生意中捞钱一样。”
他又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有从警察那儿接受过一分肮脏钱。”
我相信他的话。事实也的确如此，克劳克对我说的全是真话，他从不讲假话，只有供发表的话有假，但他也会说明那些是假话，他信守道义，他执行着百分之百的袍哥道德。
斯蒂芬并不梦想发财，但天下偏多巧事，却有人硬要把发财放在他手中，他《自传》中有两章，标题曰：“我继承了一笔财产”和“我成了资本家”。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从德国领事馆发来的一份私人电报，通知他弗里德里契·克鲁德华尔夫逝世，其遗嘱指定斯蒂芬为继承人及遗嘱执行人。
弗里德里契是斯蒂芬留德时候的一位同窗，他父亲是一名海员，后来从商，发了一点财，他要求儿子继承他的生意。但弗里茨不爱生意，他要研究艺术史。他好不容易争取到一段时间上了大学，但迫于父命，只好草草收兵，忧郁地回家乡继承父业。不久他父亲病死了，接着，弗里茨本人也归西了。弗里茨和斯蒂芬是一对镜中人。俩人都有一个发了财的爸爸，爸爸都要求儿子做生意以继承父业，儿子都不愿意做生意而一心想念书，特别是探讨人生的真谛，但他们却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结果。
请注意，这儿倒不是偶然在起作用了，在这儿起作用的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前者说服从服从，后者却说放任放任。前者说，老一辈必须管后一辈；后者却说，老一辈只能管老一辈，我才不理你那一套。胜利属于美利坚而不属于德意志。
但德意志也有德意志的可爱。弗里茨没有把财产交给他的后代或亲属，而是交给了一位萍水相逢的异乡人。
斯蒂芬接电报后奔赴不来梅，廉价出售了弗里茨的所有房地产及财物，得了一笔现款，回纽约在华尔街买进了一批股票，成了资本家，尽管只是最小号的。
斯蒂芬虽然是纽约市的明星记者，但这时并未成全国性人物。他的声名大振是由于他发动了“扒粪运动”。1902年秋，斯蒂芬离开《邮报》，出任《麦克鲁尔杂志》的执行编辑，年薪5000美元。
斯蒂芬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揭露美国各大城市政治内幕的文章，并汇成小书，题名为“城市的丑态”，一时洛阳纸贵，成了扒粪文学中的经典著作，并促使其他扒粪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扒粪名作，如伊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内幕》、厄泼登·辛克莱的《屠场》等等，几乎造成美国处处谈扒粪的局面。
斯蒂芬在报道密苏里州圣路易城时谈到了一个党老板，名叫爱德华·布特勒。他是铁匠出身，是专门打马蹄铁的，但出身并没有妨碍他从政。由于伺机而动，此人爬上了党老板的位置。在一次选举中，布特勒的政治机器把一个名叫约瑟夫·福尔克的选上了检察长的位置。布特勒手下的人曾对布特勒说，福尔克不是自己人，有清官之名，切不可选他。但布特勒却神气十足地说：“他名誉好，我们正好利用这一点。”
福尔克当检察长后果真没有感谢布特勒的提拔而反过来进行扒粪。当斯蒂芬往访时，他就向斯蒂芬说，“我上任以后就发现这个刑事机关原来是由一批刑事犯在操纵的。”
福尔克要整肃内部，布特勒就上门警告说：“他们推选了你，没有他们，你今天怎能当上检察长。”
福尔克说：“我在就职时做了宣誓，现在我要按照我的宣誓办事。”
布特勒说：“那好，我们有办法干掉你，你等着瞧吧。”
斯蒂芬把这件事公开了，于是舆论大哗，布特勒没有办法下毒手。相反的，在舆论压力之下，布特勒的贪污集团终于被揭了盖子。这个集团在银行内存有大笔款项，这笔钱规定好是专供收买市议员之用的。
福尔克说：“是好名声的企业界人士贿赂了我们的坏名声的市议员。在圣路易，正是好的生意培养了坏的政府。”
由于事情愈闹愈大，国会不得不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并最后发表了一个报告：“我们的调查年限至少有10年，我们发现，每一项牵涉到某种特许权的法案，其所以能通过，都是由于有关企业向议员支付了他们所索取的代价。议员们自己组成集团以控制足够的票数。他们间又自动地推出一个头头，这个头头可以代表全体成员拍板。他向有关方面收进双方所协议好的为通过某一法案所必须支付的钱，并由他分配给各成员。”
“在通过《圣路易第44号房屋法》时，圣路易郊区铁路公司送了议员们7.5万美元。这个法案通过后，该铁路公司的房地产价格由原来的300万美元上涨至900万美元。”
当时已卸任的前总统克利夫兰对斯蒂芬说：“我并不怀疑你所报道的福尔克先生的证据，我不能接受的是你描绘的整个图画。不，不，我也不怀疑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真实的。我在我任内亲自看到过这一切。我只是心虚，不敢把真实的东西当作真实来写。”
斯蒂芬的助手沃尔特·李普曼特地为斯蒂芬绘制了一幅贪污网图。
说到李普曼，大家都知道此人曾称霸美国报坛历时半个世纪之久，是斯蒂芬从哈佛大学挑出来的一名徒弟。当时斯蒂芬通过哈佛大学校长艾利奥特挑选了两个徒弟，另一位就是《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约翰·里德。
斯蒂芬不是培育英才，而是挑英才而培育之。李普曼和里德曾请示斯蒂芬该怎么写，斯蒂芬的典型答案是：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结果，李普曼和里德都成了一流记者，这又是Laissez-faire的一大胜利。
其实，李普曼和里德后来都曾从不同角度批评斯蒂芬，斯蒂芬心胸之宽一如胡适，胡适曾说，“我要办杂志就有两条：一，杂志必须值得一驳；二，杂志必须经得起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又把斯蒂芬带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斯蒂芬是第一个在俄国革命前夕进入俄国作实地采访的美国大记者。1917年3月，他在纽约搭了一条挪威船前往俄国，凑巧的是，他在船上碰到了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并交上了朋友。不幸的是，赶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时，英国当局扣留了托洛茨基，从而使斯蒂芬失去一个报道托洛茨基的机会。
1917年4月，列宁从芬兰返回俄国，当时俄国已陷入混乱状态，斯蒂芬亲眼看到了列宁向无组织的群众发表演说。
1919年，斯蒂芬作为美国蒲立德代表团的成员，又一次去俄国，他们抵达彼得堡后，由苏维埃外长托洛茨基陪同前往莫斯科，会晤列宁。斯蒂芬认为：“威尔逊是一名水手，而列宁却是一名舵手”。他说，他在俄国“看到了未来”，俄国革命“是灵的”。
美国报界本来已给斯蒂芬戴上了“激进分子”的帽子，现在《纽约时报》进一步报道了这样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已把斯蒂芬列为“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和“托洛茨基崇拜者”。
斯蒂芬在晚年的确采取了共产主义立场，但他是否是党员却是一个谜。
斯蒂芬于1936年病逝。在病重时，美国不少左派人士前往看望，其中有一人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由于他思想激进，斯蒂芬在晚年实际上已被美国当局及报界列入黑名单，所以他在1934年曾愤慨地说：“你可以犯罪，可以破坏礼仪，可以违反清规，这一切都可宽恕，但如果你使用脑袋进行思考，你就不能获得宽恕。”
1889年9月23日，沃尔特·李普曼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富裕犹太家庭。他父亲是一名投资商。每年要去欧洲旅游一次，所以李普曼小时候就是欧洲的一位小游客。他在纽约的私立学校上中小学，天资敏慧，总是名列前茅。他享受奖学金入了哈佛大学，学业卓著，他的同班同学约翰·里德曾说他有朝一日会当美国总统。
英国的查斯特菲尔德勋爵曾说：“18岁不相信激进主义是没有心肠。”所以，李普曼和里德当时都是激进分子。他常到波士顿贫民区做调查，并在学校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俱乐部”，他是主席。他还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应进行社会改革。沃尔特·李普曼他师从当时的有名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约纳。本科毕业后他又进了研究院，桑塔约纳收他为助教，原想培养他做自己的接班人，但李普曼没有念完硕士就不想念了，而进入了波士顿的一家社会主义报纸《波士顿普通报》做记者。
他结识了波士顿改革派人士拉尔夫·艾尔伯逊，并于1917年娶走了他的女儿花叶。但更重要的是他受到“扒粪明星”林肯·斯蒂芬的赏识。里德和李普曼都成了斯蒂芬的徒弟，但最后两人又分手。两人的区别是：前者以感情为主投入了社会主义，而后者却以脑子为主投入了社会主义。
波士顿附近有一个格林尼治村，是文人学士聚会阔谈的场所。李普曼也经常去那儿，但他逐渐发现这一批人无非是左派空谈家，于是慢慢地与他们疏远。他要找实际可行的东西。他发现了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的得力助手赫尔伯特·克劳利办了一个刊物《新共和》周刊，宣传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他把24岁的李普曼请去当编辑。
在此期间，李普曼写了一本书：《游延与把稳》。他这本书实际上表示了他与社会主义决裂。他现在认为，美国应由关心民众的精英分子来治理一个管理科学化的国家。西奥多对此书大为叹服，他说：“李普曼是全美国最有为的青年。”
1914年欧战爆发之时，李普曼恰巧在英国，他在那儿结识了费边派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和H。G。威尔斯。他们鼓励他写欧战问题。
1915年，李普曼发表了《外交的分量》。他相信美国不能听任英国失败，于是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主张美国应当参战。他和威尔逊总统的亲信爱德华·豪斯建立了关系，得以进白宫进行采访。美国参战后，李普曼进入了威尔逊的“内圈”，成了一名笔杆子，并参与了“威尔逊十四点”的起草工作。
1918年，豪斯派他到伦敦去收集情报，并写宣传品运进德国内地。这项工作使他对新闻工作有了一个新的感受：“老百姓可以受宣传的操纵。”
斯蒂芬书读得愈多，愈觉得历史之扑朔和是非之迷离，他决定要搞个清楚，这就必须到当时哲学圣地德意志去探索。
从伯克利毕业后，斯蒂芬向他爸爸谈了他的计划。“我爸爸听了我的计划，感到很失望，他本来希望我接他的生意，他之所以继续做生意就是等我去接班的。当我说完我的计划，并着重说明，不管我将来做什么，我决不会去做生意。他神色沮丧地说，他将出售他的生意而告老退休。他果真不久就这样做了。”
1889年，斯蒂芬进了柏林大学修哲学，他向柏林大学注册处呈上伯克利的毕业证书，那不懂英语的管事说：“这是博士学位证书吗？拿回去，美国的博士学位在我们这儿不值一文，你只要给我看你的美国护照就行了。”
斯蒂芬在德国念了4个大学，由柏林大学转至海德堡大学，由海德堡大学转至慕尼黑大学，由慕尼黑大学转至莱比锡大学。他念完德国大学后又转至巴黎，并在巴黎结了婚，妻子约瑟芬也是美国人。他丈母娘是美国籍，因同她丈夫离了婚，携女儿在德国读书，斯蒂芬在德国邂逅约瑟芬并结为百年之好。
从巴黎又到伦敦的博物馆图书馆，这时，斯蒂芬真可以算是满腹皆文章了。1892年，斯蒂芬带了妻子和岳母从伦敦回到纽约。
船刚到纽约码头，他爸爸在纽约的代理人就跑上船来，交给了斯蒂芬一封他爸爸的亲笔信：
我亲爱的儿子：
当你中学毕业要求上大学时，我把你送进了伯克利。当你毕业后，你不想接我的生意，我就把生意让了出去。你想去柏林学习，我让你去了。柏林之后有海德堡，之后有莱比锡。念完德国大学，你又要去上巴黎的法国大学，我同意了。你在法国一年，之后又去伦敦英国博物馆待半年，你全都如愿了。
现在，你大概已通晓生活的理论了，但还有另外一面，即生活的实践。生活的实践也大大值得一学。我建议你学它一学，而学习之道，我认为，最好留在纽约混一阵子。
附上一百美元，足够维持你一个星期，直到你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
斯蒂芬在《自传》中写道：“这封信使我感到我的船沉了，我必须游泳以自救。”
原来斯蒂芬并没有把结婚的事告诉他爸爸。如果他爸爸知道他带妻子回来，一定会替他们安排得舒舒服服，而且斯蒂芬也多半会按照他原定计划，在加州当个哲学教授或伦理学教授。由于这一疏忽，斯蒂芬被逼上了他本来没有预想到的道路。人生中有很多偶然，这是不能排除的。
斯蒂芬每天阅读报纸上的招聘广告，逐家上门求职，屡遭碰壁。在那个时代，企业界是看不上大学生的，据斯蒂芬说：“除了衣冠楚楚，面貌清秀以外，我的另一个求职的障碍是我受了大学教育，而且不只是一个大学，而是三四个。”
斯蒂芬的钱本来只能养活他自己，他妻子是由丈母娘养活的。现的，丈母娘不但要养活女儿，也开始养活女婿了。斯蒂芬开始悟到“生活原来不是我从书本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斯蒂芬口袋中本来有一封他爸爸为他开的介绍信，斯蒂芬为了表示独立性，不愿依靠这封介绍信，碰巧他岳母也是一名女中豪杰，反对依靠介绍信。倒是年轻的妻子是一名现实主义者，斯蒂芬在屡遭失败后，不得不依从妻子的劝告，把介绍信拿了出来，最后在《纽约邮报》的本市版当上了一名记者。
生活的第一堂课就把斯蒂芬20年来所学的关于真善美的理想打得个稀巴烂。
不过，说到写文章，斯蒂芬的功夫到底要高人一筹，他的文章脍炙人口，别有一番滋味，他本人也马上成了《邮报》的明星记者。
斯蒂芬当记者是为了挣钱吃饭。但他是一名富家子弟，所以他又有不为钱的一面。正是这后一面，使斯蒂芬成了独具一格的记者。
斯蒂芬心中有一只“作祟之虫”，姑且叫作“追求真理之虫”，它老把斯蒂芬的心搔得痒痒的，使他忘记发财，忘记争名，忘记夺利，总有一股“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劲头儿。
当时，纽约市塔姆尼老板叫理查德·克劳克。人人都在说，克劳克是纽约市头号大恶棍。《邮报》要求斯蒂芬去采访克劳克。斯蒂芬是天下第一号雪乃克（cynic），所以浮起在他脑际的第一个问号就是：克劳克是坏蛋吗？
以下就是斯蒂芬的叙述：
出于强烈的个人兴趣，我决定不通过电话预约而亲自去他办公室，第14街的塔姆尼大厦。他是经常不在的，但那天他恰巧在。他已披上大衣，戴上帽子，准备外出。他邀请我不妨边走边谈。
他说：“我知道《邮报》想探听，不错，《邮报》需要探听。但拉里·高德金（《邮报》老板）不会从迪克·克劳克这儿探听到任何东西，他派你来想从我这儿捞些东西以便考我。”
他慢步跨着石板，和善地朝着我说：“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如果我发表谈话，不管我谈的是什么，他就会鸡蛋里挑骨头来整我。他不会如实地刊印我所说的或你所写的，让读者自作判断，他将找茬儿抓辫子来整我。孩子，你知道他是会这样做的。所以，如果我向你提供信息以便发表，那不是愚不可及吗？”
“你知道，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必须三缄其口，由他们说三道四，捕风捉影。我只能纹丝不动，听之任之。”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笑着说：
“但是，在人对人的基础上，我是愿意同你谈的，只要你答应不供发表，甚至不向你的编辑报告。只要不涉及别人，关于我个人的事，我什么都可谈，而且可以直言不讳，无所隐瞒。”
我完全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不能答应保密。但我还年轻，我想知道这个世界，而知识对我说是无价之宝。我觉得克劳克先生很吸引我。我尊敬他，甚至开始喜欢他，所以我答应保密。
那时，我们已走到联邦广场。他接着说，“好，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呢？”
我说，“关于老板制度，为什么我们要有老板，我们已经有市长，有市参议员……”
他打断我说：“这就是原因。正因为有市长、有参议员、有诸多法官等等，要有一百多个打交道对象。政府无非是一门生意，你不能跟众多官员做生意，他们各有各的算盘，不得痛快，而且今年进，明年出，没有一个准。做生意的人总希望跟一个人打交道，而这个人必须是常在那儿而且说了算数。”
我说，“你说生意！但我认为政府是搞政治的。”
他笑了笑对着我说：“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生意就是生意’吗？政治生意也是如此。其他如出版业、新闻业、医疗业、艺术、体育运动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生意。”
我说：“但生意并没有老板。”
他停下来，很严肃地说：“不，华尔街有老板，正像塔姆尼和共和党机器一样。”
“但他们没有贪污。他们不接受沙龙的贿赂，不抽妓女的卖身钱。”
“不，华尔街也有贪污。你的话不很清楚。我想，你说的是华尔街没有警察局那样的十分肮脏的贪污。”
“是的。”
“警察局贪污是肮脏，但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如果我们自己搞大贪污，不让警察搞一点小贪污，说得过去吗？我们不能做伪君子，自己搞大的，却不许别人搞小的。”
我们已走到麦迪逊广场，我斗胆又问了一句：“你是在政治中捞钱？”
他斩钉截铁地说：“不错，正像生意人在生意中捞钱一样。”
他又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有从警察那儿接受过一分肮脏钱。”
我相信他的话。事实也的确如此，克劳克对我说的全是真话，他从不讲假话，只有供发表的话有假，但他也会说明那些是假话，他信守道义，他执行着百分之百的袍哥道德。
斯蒂芬并不梦想发财，但天下偏多巧事，却有人硬要把发财放在他手中，他《自传》中有两章，标题曰：“我继承了一笔财产”和“我成了资本家”。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从德国领事馆发来的一份私人电报，通知他弗里德里契·克鲁德华尔夫逝世，其遗嘱指定斯蒂芬为继承人及遗嘱执行人。
弗里德里契是斯蒂芬留德时候的一位同窗，他父亲是一名海员，后来从商，发了一点财，他要求儿子继承他的生意。但弗里茨不爱生意，他要研究艺术史。他好不容易争取到一段时间上了大学，但迫于父命，只好草草收兵，忧郁地回家乡继承父业。不久他父亲病死了，接着，弗里茨本人也归西了。弗里茨和斯蒂芬是一对镜中人。俩人都有一个发了财的爸爸，爸爸都要求儿子做生意以继承父业，儿子都不愿意做生意而一心想念书，特别是探讨人生的真谛，但他们却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结果。
请注意，这儿倒不是偶然在起作用了，在这儿起作用的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前者说服从服从，后者却说放任放任。前者说，老一辈必须管后一辈；后者却说，老一辈只能管老一辈，我才不理你那一套。胜利属于美利坚而不属于德意志。
但德意志也有德意志的可爱。弗里茨没有把财产交给他的后代或亲属，而是交给了一位萍水相逢的异乡人。
斯蒂芬接电报后奔赴不来梅，廉价出售了弗里茨的所有房地产及财物，得了一笔现款，回纽约在华尔街买进了一批股票，成了资本家，尽管只是最小号的。
斯蒂芬虽然是纽约市的明星记者，但这时并未成全国性人物。他的声名大振是由于他发动了“扒粪运动”。1902年秋，斯蒂芬离开《邮报》，出任《麦克鲁尔杂志》的执行编辑，年薪5000美元。
斯蒂芬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揭露美国各大城市政治内幕的文章，并汇成小书，题名为“城市的丑态”，一时洛阳纸贵，成了扒粪文学中的经典著作，并促使其他扒粪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扒粪名作，如伊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内幕》、厄泼登·辛克莱的《屠场》等等，几乎造成美国处处谈扒粪的局面。
斯蒂芬在报道密苏里州圣路易城时谈到了一个党老板，名叫爱德华·布特勒。他是铁匠出身，是专门打马蹄铁的，但出身并没有妨碍他从政。由于伺机而动，此人爬上了党老板的位置。在一次选举中，布特勒的政治机器把一个名叫约瑟夫·福尔克的选上了检察长的位置。布特勒手下的人曾对布特勒说，福尔克不是自己人，有清官之名，切不可选他。但布特勒却神气十足地说：“他名誉好，我们正好利用这一点。”
福尔克当检察长后果真没有感谢布特勒的提拔而反过来进行扒粪。当斯蒂芬往访时，他就向斯蒂芬说，“我上任以后就发现这个刑事机关原来是由一批刑事犯在操纵的。”
福尔克要整肃内部，布特勒就上门警告说：“他们推选了你，没有他们，你今天怎能当上检察长。”
福尔克说：“我在就职时做了宣誓，现在我要按照我的宣誓办事。”
布特勒说：“那好，我们有办法干掉你，你等着瞧吧。”
斯蒂芬把这件事公开了，于是舆论大哗，布特勒没有办法下毒手。相反的，在舆论压力之下，布特勒的贪污集团终于被揭了盖子。这个集团在银行内存有大笔款项，这笔钱规定好是专供收买市议员之用的。
福尔克说：“是好名声的企业界人士贿赂了我们的坏名声的市议员。在圣路易，正是好的生意培养了坏的政府。”
由于事情愈闹愈大，国会不得不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并最后发表了一个报告：“我们的调查年限至少有10年，我们发现，每一项牵涉到某种特许权的法案，其所以能通过，都是由于有关企业向议员支付了他们所索取的代价。议员们自己组成集团以控制足够的票数。他们间又自动地推出一个头头，这个头头可以代表全体成员拍板。他向有关方面收进双方所协议好的为通过某一法案所必须支付的钱，并由他分配给各成员。”
“在通过《圣路易第44号房屋法》时，圣路易郊区铁路公司送了议员们7.5万美元。这个法案通过后，该铁路公司的房地产价格由原来的300万美元上涨至900万美元。”
当时已卸任的前总统克利夫兰对斯蒂芬说：“我并不怀疑你所报道的福尔克先生的证据，我不能接受的是你描绘的整个图画。不，不，我也不怀疑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真实的。我在我任内亲自看到过这一切。我只是心虚，不敢把真实的东西当作真实来写。”
斯蒂芬的助手沃尔特·李普曼特地为斯蒂芬绘制了一幅贪污网图。
说到李普曼，大家都知道此人曾称霸美国报坛历时半个世纪之久，是斯蒂芬从哈佛大学挑出来的一名徒弟。当时斯蒂芬通过哈佛大学校长艾利奥特挑选了两个徒弟，另一位就是《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约翰·里德。
斯蒂芬不是培育英才，而是挑英才而培育之。李普曼和里德曾请示斯蒂芬该怎么写，斯蒂芬的典型答案是：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结果，李普曼和里德都成了一流记者，这又是Laissez-faire的一大胜利。
其实，李普曼和里德后来都曾从不同角度批评斯蒂芬，斯蒂芬心胸之宽一如胡适，胡适曾说，“我要办杂志就有两条：一，杂志必须值得一驳；二，杂志必须经得起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又把斯蒂芬带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斯蒂芬是第一个在俄国革命前夕进入俄国作实地采访的美国大记者。1917年3月，他在纽约搭了一条挪威船前往俄国，凑巧的是，他在船上碰到了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并交上了朋友。不幸的是，赶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时，英国当局扣留了托洛茨基，从而使斯蒂芬失去一个报道托洛茨基的机会。
1917年4月，列宁从芬兰返回俄国，当时俄国已陷入混乱状态，斯蒂芬亲眼看到了列宁向无组织的群众发表演说。
1919年，斯蒂芬作为美国蒲立德代表团的成员，又一次去俄国，他们抵达彼得堡后，由苏维埃外长托洛茨基陪同前往莫斯科，会晤列宁。斯蒂芬认为：“威尔逊是一名水手，而列宁却是一名舵手”。他说，他在俄国“看到了未来”，俄国革命“是灵的”。
美国报界本来已给斯蒂芬戴上了“激进分子”的帽子，现在《纽约时报》进一步报道了这样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已把斯蒂芬列为“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和“托洛茨基崇拜者”。
斯蒂芬在晚年的确采取了共产主义立场，但他是否是党员却是一个谜。
斯蒂芬于1936年病逝。在病重时，美国不少左派人士前往看望，其中有一人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由于他思想激进，斯蒂芬在晚年实际上已被美国当局及报界列入黑名单，所以他在1934年曾愤慨地说：“你可以犯罪，可以破坏礼仪，可以违反清规，这一切都可宽恕，但如果你使用脑袋进行思考，你就不能获得宽恕。”
1889年9月23日，沃尔特·李普曼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富裕犹太家庭。他父亲是一名投资商。每年要去欧洲旅游一次，所以李普曼小时候就是欧洲的一位小游客。他在纽约的私立学校上中小学，天资敏慧，总是名列前茅。他享受奖学金入了哈佛大学，学业卓著，他的同班同学约翰·里德曾说他有朝一日会当美国总统。
英国的查斯特菲尔德勋爵曾说：“18岁不相信激进主义是没有心肠。”所以，李普曼和里德当时都是激进分子。他常到波士顿贫民区做调查，并在学校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俱乐部”，他是主席。他还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应进行社会改革。沃尔特·李普曼他师从当时的有名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约纳。本科毕业后他又进了研究院，桑塔约纳收他为助教，原想培养他做自己的接班人，但李普曼没有念完硕士就不想念了，而进入了波士顿的一家社会主义报纸《波士顿普通报》做记者。
他结识了波士顿改革派人士拉尔夫·艾尔伯逊，并于1917年娶走了他的女儿花叶。但更重要的是他受到“扒粪明星”林肯·斯蒂芬的赏识。里德和李普曼都成了斯蒂芬的徒弟，但最后两人又分手。两人的区别是：前者以感情为主投入了社会主义，而后者却以脑子为主投入了社会主义。
波士顿附近有一个格林尼治村，是文人学士聚会阔谈的场所。李普曼也经常去那儿，但他逐渐发现这一批人无非是左派空谈家，于是慢慢地与他们疏远。他要找实际可行的东西。他发现了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的得力助手赫尔伯特·克劳利办了一个刊物《新共和》周刊，宣传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他把24岁的李普曼请去当编辑。
在此期间，李普曼写了一本书：《游延与把稳》。他这本书实际上表示了他与社会主义决裂。他现在认为，美国应由关心民众的精英分子来治理一个管理科学化的国家。西奥多对此书大为叹服，他说：“李普曼是全美国最有为的青年。”
1914年欧战爆发之时，李普曼恰巧在英国，他在那儿结识了费边派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和H。G。威尔斯。他们鼓励他写欧战问题。
1915年，李普曼发表了《外交的分量》。他相信美国不能听任英国失败，于是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主张美国应当参战。他和威尔逊总统的亲信爱德华·豪斯建立了关系，得以进白宫进行采访。美国参战后，李普曼进入了威尔逊的“内圈”，成了一名笔杆子，并参与了“威尔逊十四点”的起草工作。
1918年，豪斯派他到伦敦去收集情报，并写宣传品运进德国内地。这项工作使他对新闻工作有了一个新的感受：“老百姓可以受宣传的操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