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艾比盖尔·亚当斯
艾比盖尔·亚当斯有一位出色的丈夫，那就是第二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她还有一位出色的儿子，那就是第六任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但艾比盖尔之所以有名，并不是由于她的丈夫，也不是由于她的儿子，而是由于她自己。
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她同时代的美国妇女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的。
1744年11月11日，艾比盖尔出生于波士顿，说得更精确一些是波士顿东南的小镇韦莫斯。他父亲是当地的一名牧师。她家算是波士顿地区的一个望族。
艾比盖尔·亚当斯
当时美国也是重男轻女。女子都是不上学的，其实也没有女子学校可上。艾比盖尔的3R教育（即读、写、算）是由她父母亲和祖父母完成的。不过毕竟是非正式的，她没有系统地学过语法，所以她在文章中常有不少的语法错误和拼写错误。据她自己说，她稍大后就靠查字典独自进行阅读，因为她爸爸有一个家庭图书馆。由于她的聪明敏慧和勤学不辍，后来终于成了一名“写信家”。
中国的鲁迅与许广平有脍炙人口的《两地书》。《两地书》的成因有二：一是夫妻两人常常因工作隔地而居；一是夫妻两人都是喜欢写信而且确是写信的能手。艾比盖尔和她的丈夫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他们两人留下了上千封信，成了美国历史的珍品。从这些信中，人们窥见了真实可爱的亚当斯夫妻。
艾比盖尔做姑娘时喜欢读诗，她熟悉了这样一首小诗：上帝试用男人的骨头，
造出一个美丽的温柔。
他没有择取头颅骨头，
怕她会骑上男人肩头。
也没有使用脚上骨头，
以免重担压坏了娇柔。
他只挑心脏附近骨头，
为的她永靠在他心头。
从这首诗中她体味到，女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嫁一位如意郎君，她决心要这样。
约翰·亚当斯是艾比盖尔姐夫的朋友。他到史密斯家做客，认识了艾比盖尔，并产生了爱情。当时史密斯家算是波士顿的望族，而亚当斯只是一位不起眼的穷律师，妈妈不愿意女儿嫁给这位穷律师。但爱情之火是扑不灭的，由于女儿的坚持，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俩于1764年10月25日在韦莫斯举行了婚礼。
从这一对夫妻，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亚当斯家族”。
当大陆会议讨论订新法典时，艾比盖尔写信给丈夫说，关于“未来的新法典，我认为你们有必要做我希望你们能做的事：不要忘记妇女们。你们应当比你们的祖先更宽大和更有气度地对待妇女，不要使丈夫握有如此无限的权力。要记住，任何人若有做专制者的可能，他就会成为专制者。如果男人不给妇女以特殊的考虑和照顾，我们将决心发动一场叛变，并将不受任何我们没有发言权或代表权的法律的约束。男人天生有专制的性质，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但像你这样愿意过幸福生活的人应当自愿地为了那较娇弱的一方而放弃那个粗鲁的家庭主子头衔。因此，对那些可以在不受惩罚条件下以残忍和轻蔑态度对待我们的坏蛋和无法无天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剥夺他们的权力呢。人类有史以来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厌恶把妇女作为仅仅是男性的奴隶的风俗习惯。请把我们看作上帝要求你们保护的人，并应当向上帝学习，把那项权力只用来保障我们的幸福”。
1776年5月7日，艾比盖尔在给亚当斯的回信中支持丈夫的爱国主义思想。她写道：
来信说，我们的国家是第二位上帝，是第一位和最伟大的父亲。它的地位除了上帝以外应居于父母、妻子、孩子、朋友及一切事物之上。因为如果我们的国家死了，那我们就不可能救活任何一个个人，正如同整个手臂断了，就不可能保住任何一个手指头一样！为此，我愿意压制我的一切愿望，忍下我的任何抱怨，甘心与我的心上人作痛苦的离别。
关于国家的格言是：权力和自由一如热和湿，如果两者混合得好，一切都会繁荣；如果不能配合，它们就会起破坏作用。本殖民地非常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政府。人们现在就想从大陆会议得到这样的政府。我前面引用了一条格言，现在我愿再添上一条：如果人民把国王推倒了，人民还仍然是人民；但如果国王失去了人民，国王就再不能成国王了。这肯定就是我们今天的局面，那么，为什么你们不用决定性的语气向全世界宣布你们自己的重要地位呢？难道我们愿意让别的国家嘲笑我们长期举棋不定不敢说出这样一个字吗？
请注意，此信写于5月7日，离7月4日（独立日）还远，但艾比盖尔要求独立的心已表述得如此鲜明而中肯，岂非巾帼胜于须眉乎？
更可贵的是，艾比盖尔在同一信中向她亲爱的丈夫就夫权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抗议：我认为你们对妇女的态度是不够宽大的，因为你们一方面宣称对人应和平和友好，要解放所有民族，同时你们又坚持要维持对妻子的绝对权力。但是你们必须看到，专断的权力是和其他坚硬物体差不多的，它们非常容易断裂。尽管你们有各种各样聪明的法律和格言，我们仍有力量做到解放自己并制服我们的主子，我们可以不用暴力把你们的天然权威和法律权威踩在我们的脚下。
1778年6月30日，艾比盖尔进一步提出妇女教育问题：
在我国，人人都可看出，妇女的教育是多么的受忽视。人们怎样地嘲笑妇女的学习活动。我算是幸运的，因为我的夫君是一位较具宽大胸怀和情操的人。
最近我读了一篇有关的文章，不能不多说几句，该文作者说，如果我们把妇女当作敌人，我们就应当让她们拥有我们自己所使用的武器。否则，这是男人的怯懦。如果我们把妇女当作朋友，那么，剥夺她们的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就成了一种不人道的暴君行为了，而这种教育本可使她们成为我们更好的伴侣。
上帝并没有亏待妇女。她们的感官与我们一样敏锐，她们的理智与我们一样敏感，她们的判断与我们一样可靠。若在这些本性之外再能加上教育，她们将可成为多么恭让和可爱的人啊。我们用不着害怕由于我们让她们通过学习改进她们的天生才能就会使我们削弱对她们占优势的帝国。
艾比盖尔也是一名反对种族歧视的勇将。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她住进华盛顿白宫后，认识一个黑人小孩叫詹姆斯。艾比盖尔把他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不久，邻居凡克森先生来拜访艾比盖尔并说，如果詹姆斯继续留在学校，其他的孩子就要退学。
“凡克森先生，这个小孩做错了吗？”
“不，不是这个原因，只是……”
“哦，他们不反对和詹姆斯一起去教堂，为什么会反对他去学校？”
“不是我反对，是其他人。”
“其他人？如果是其他人，为什么他们不来？”
这个不知所措的凡克森不得不站在美国总统夫人面前听她发表关于美国精神的述说：
“这是在攻击每个人都应该被赋予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一项平等的权利。作为一个自由人，詹姆斯拥有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的权利，黑色皮肤并不能成为阻止他进入学校的理由。”
1780年1月19日，艾比盖尔给儿子写了这样一封信：
当今的时代是天才们所盼望的时代。风平浪静的生活，无忧无愁的安乐，是不能产生伟大人物的。如果西赛罗没有为卡蒂林·密洛和马克·安东尼的暴政所刺激，他就不可能成为如此光彩耀人的演说家。只有在与困难斗争之中才能养成坚强伟大的心。所有历史都会证明这一点。智慧和毅力总是经验的产物而不是安乐和消闲的产物。
伟大的需要会呼唤出伟大的人品。当思想的层次提高而外界环境又不断推动其思考，那么，本来会酣睡的那种品格就会警醒起来而发展成英雄，发展成伟大的政治家。
战争、暴政、劫难都是上帝的惩罚，这本来是坏事。但你今日能目睹你自己的国家遭受如此命运，这是你的幸运。更幸运的是你恰巧是为保卫自由而起来作光荣战斗的人民中之一员。这人民在盟国帮助之下，在上帝帮助之下，将把这种高尚的遗产传给万代万世。
更值得一提的是，艾比盖尔每每在关键时刻给她丈夫以政治支持。1776年7月14日，她写信给丈夫说：昨天收到你7月3日和4日的信，不管你的信谈什么题目，都是我所爱读的，但这两信中所表示的有关我们国家的未来幸福和光荣，更使我感到高兴不已。
想到我的一位亲人有幸投身于其中任一主要角色，为未来的国家伟大前程奠下基础，实不胜欣慰，谨希望我们的新宪法（指《邦联条款》）的基础能体现公平、正义和真理，愿它像智者盖屋一样，建立在岩石之上，风吹雨打都不会倾倒。
1778年5月18日，她在信中写道：尽管日子很困难，尽管这个战争很残酷，尽管我因此而与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别离，我也绝不愿意以我的国家去交换印度的所有财富，也绝不愿意使我这个普通美国人去变成任何别的国家的皇后或女王。我的灵魂深处不要求任何风头和权力，只要拥有我的亲爱的伴侣的最温柔的感情，我就感到我已享有人世间所能有的最大幸福了。
尽管我必须为国家作出牺牲，即离别之苦。我仍为这种牺牲而感到光荣，并为我是这样一个人的妻子而感到高兴——一个无愧于人们所信托予他的重要任务的可尊敬的人。
英国提出了它所谓的调停计划，但这只不过是增加了它对我们的侮辱而已。我从心灵深处鄙视它的卑鄙。英国早已丧失使它足称泱泱大国的品质。它正为它的罪行遭受人们的谴责。
亚当斯在求爱时期就十分倾倒艾比盖尔的才华，他有这样的一封信：
你一直柔和地温暖着我的心，你不仅将恢复我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均衡，而且也将恢复我的与人为善之心。你将改善和提高我的生活志趣和生活方式，排除我天性中的一切不文明和不合天意的因素，并将帮助我养成这样一种好脾气，使我能够既保持百分之百的坦率而又能迅速辨明是非。他们结婚不久，亚当斯就因参加革命，常常不在家而只能靠鱼雁传情。
1776年9月，艾比盖尔获悉丈夫将由费城去纽约同英方谈判，甚为担心，她写道：有人说通讯将被切断，还说你将回不来了。有些人是怀着恶意的，巴不得能幸灾乐祸，你知道，我是吓不倒的。我尽量不计较这类的胡话，尽管出现了这一切鬼话，我仍与以前一样睡得又香又甜。但这是真的：我在每夜闭上眼睛之前总要看一眼费城；在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时，第一眼看的也是费城。
但更富感情的是如下的信：
过去三天中我几乎完完全全和你在一起，由于天气恶劣，没有任何人来看我，我就关起门来读你的来信。
我把自己关在阁楼内读我不在身边的朋友（当时英国间谍经常在途中劫取或偷取信件，所以亚当斯夫妇在通讯中都用了假名，亚当斯称夫人为波蒂亚，夫人称亚当斯为朋友）的信并思念我的不在身边的朋友，我的感情很复杂，有时有痛苦，有时有高兴。但我的心脏始终随着一种愉快的念头而跳动，而且还随着我心底所蕴藏的对你的至纯之情而跳动，以至于我的整个心灵完全融化在甜蜜之中而使我的钢笔自然地脱手落地。
当想到我拥有一颗与我同样热烈温柔的心时，我感到多么愉快啊。
亚当斯给妻子的信也同样富有感情和风趣，1783年1月29日，他在信中说：如果我没有错判你的个性的话，你绝不是一个仅仅依靠欢乐和表面成就就可以使你感到幸福的人，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必须是一个能思想的人，一个能为别人幸福着想而且懂得别人感情的人。一个必须能骑快马奔驰500英里而且越过葛尔夫（海湾）暖流而心不跳脉不急的人。
我希望并祝愿能在一切事情上得到你的指导。我最后向你保证，当我签上“你的永远的”几个字的时候，我心中的感情是绝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1783年8月14日亚当斯从巴黎发出的信中说：
我接到了5月7日和6月20日的信，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你的信了，这两封信真的成了无价之宝，我往往从你的信中比从其他人的信中获得多得多的国内政治情况。
那时，亚当斯和李及富兰克林组成三人委员会，负责对英谈判，他写道：
我觉得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若没有我在跑龙套的话，恐怕什么事也做不了。我的两位同仁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富兰克林博士从早到晚过的是放荡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机会在早餐以前与他碰头，而这正是阅读信件、文件和讨论问题作出决定的最佳时间。他的早餐时间是很晚的。他一吃完早饭就有一大群客人云集而至，各色人等都有。有哲学家、研究员、经济学家以及一些文人骚客，后者是来翻译他的著作的，从《穷理查德的历书》到其他种种。但最多的却是妇女和小孩，他们是因崇敬而来拜会富兰克林的。这一切要拖到午餐换装为止。然后，他必须换衣服去外头下馆子，因为天天有人邀他下馆子，而他从来不拒绝，除非我们三人事先已有吃饭的约定。我也时常被邀请，我不得不有时以托辞对付之，如说，我需要学法文和需要看文件等等。
富兰克林先生衣袋中老有一个日记本，记上所有的吃饭约会。查尔斯·李对我说，富先生唯有在这件事上非常准时。法国人的习惯是1至2点用午餐。李每天到我公馆来商讨事务，但我们很少能找富来一同议事，日常由我拟稿，由李和我俩人先签字，然后我老要等上好几天，才能找到富签字。因为富吃完午餐后就去剧院，或去哲学家协会，但更多的是去回拜女士朋友，在用完午茶后，就有晚餐，那儿有说有笑有音乐有欢乐，大概要待到10点。他通常在9点到12点间回家。
可能这种生活有助于他的长寿康乐。他已是近80岁的人了，对他的高寿我自当尊重。如果我每天能跟他接近几分钟听听他对办事的意见，我是很愿意做抄抄写写的事务性工作或跑龙套的，但我竟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我所能做的就是请他在已拟好的文件上签名。的确，他很少拒绝签名，不过，有好几次曾拖了一些时候。
1784年7月26日，亚当斯从海牙发出的信说：你的23日来信使我成了地球上最快乐的人，今天我忽然觉得比昨天年轻了20岁。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没有艾比盖尔就不可能有约翰·亚当斯。亚当斯的事业是他们夫妻两人所共同创造的。艾比盖尔在晚年，也就是1809年，曾写信给她妹妹说：“任何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他妻子的协力合作，就不可能完成伟大事业。因此，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女儿们和孙女儿们接受教育，使她们合格地担负起在家庭中应负的职责。我认为每一个美国妻子都应懂得如何管理家务，处理家政，教育子女。上帝就是为此而为男人创造女人的。如果为妻者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有违上帝造女人的宗旨。”
她还说：“毫无疑问，一名受良好教育的女人，懂得自己本性和尊严的女性，更会做到尽其天职，并取得一位开明丈夫的终身不衰的爱抚，而一名未受教育的妇女就较难做到这点。”
在他们夫妻50周年金婚礼上，艾比盖尔说：“在半个世纪之后，我可以说，如果我再度年轻，让我选择，我的选择将仍然不变。”她劝告她的孙女儿们和孙侄女儿们：选择必须谨慎，一旦掷下骰子，就不能后退，直到死亡。
艾比盖尔病逝于1818年10月28日，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国务卿，但没有能看到他当总统。昆西对自己的妈妈做了这样一句评语：“她的榜样洗尽了历来人们所加在女性身上的一切不实的诽谤之词。”
他还说：“我母亲……的行动表明，她是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使者……她的心中只有善良和慈爱。她内心很坚强，但是她的脾气又很和善、很温柔。她……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母亲，而且是天上的一个精灵，守护着我，为我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而奉献了自己，而我仅仅是意识到了她的存在……我从来没见过还有谁能像她这样，一生永久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做好事。”
波士顿的《哥伦比亚哨兵报》对艾比盖尔的逝世表示了哀悼，并强调说她在丈夫从政期间对他的事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报纸的讣告没有丝毫溢美之词，对她美德的评价也没有任何夸张之处：她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在享受着丈夫无限的信任和深情厚意，一直都能与丈夫交流大部分想法。从一方面来看，她是个贤妻良母，思维敏捷而又友善和蔼，她在处理各方面家庭事务过程中获得了一整套完整的经验，使她基本上能够把亚当斯完全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让他安心工作；从另一方面来看，她又是他的朋友，他很乐于与她商议公务中的每个疑难问题；她与他进行的讨论总会融入她性格中那种令人愉快的和谐因素，这种和谐是直觉判断带着绝对的谨慎，和解精神带着符合她身份和性别的精细优雅。无论生活中经历的是暴风雨还是平静的海面，他都一直信任和崇敬她的美德。
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她同时代的美国妇女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的。
1744年11月11日，艾比盖尔出生于波士顿，说得更精确一些是波士顿东南的小镇韦莫斯。他父亲是当地的一名牧师。她家算是波士顿地区的一个望族。
艾比盖尔·亚当斯
当时美国也是重男轻女。女子都是不上学的，其实也没有女子学校可上。艾比盖尔的3R教育（即读、写、算）是由她父母亲和祖父母完成的。不过毕竟是非正式的，她没有系统地学过语法，所以她在文章中常有不少的语法错误和拼写错误。据她自己说，她稍大后就靠查字典独自进行阅读，因为她爸爸有一个家庭图书馆。由于她的聪明敏慧和勤学不辍，后来终于成了一名“写信家”。
中国的鲁迅与许广平有脍炙人口的《两地书》。《两地书》的成因有二：一是夫妻两人常常因工作隔地而居；一是夫妻两人都是喜欢写信而且确是写信的能手。艾比盖尔和她的丈夫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他们两人留下了上千封信，成了美国历史的珍品。从这些信中，人们窥见了真实可爱的亚当斯夫妻。
艾比盖尔做姑娘时喜欢读诗，她熟悉了这样一首小诗：上帝试用男人的骨头，
造出一个美丽的温柔。
他没有择取头颅骨头，
怕她会骑上男人肩头。
也没有使用脚上骨头，
以免重担压坏了娇柔。
他只挑心脏附近骨头，
为的她永靠在他心头。
从这首诗中她体味到，女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嫁一位如意郎君，她决心要这样。
约翰·亚当斯是艾比盖尔姐夫的朋友。他到史密斯家做客，认识了艾比盖尔，并产生了爱情。当时史密斯家算是波士顿的望族，而亚当斯只是一位不起眼的穷律师，妈妈不愿意女儿嫁给这位穷律师。但爱情之火是扑不灭的，由于女儿的坚持，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俩于1764年10月25日在韦莫斯举行了婚礼。
从这一对夫妻，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亚当斯家族”。
当大陆会议讨论订新法典时，艾比盖尔写信给丈夫说，关于“未来的新法典，我认为你们有必要做我希望你们能做的事：不要忘记妇女们。你们应当比你们的祖先更宽大和更有气度地对待妇女，不要使丈夫握有如此无限的权力。要记住，任何人若有做专制者的可能，他就会成为专制者。如果男人不给妇女以特殊的考虑和照顾，我们将决心发动一场叛变，并将不受任何我们没有发言权或代表权的法律的约束。男人天生有专制的性质，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但像你这样愿意过幸福生活的人应当自愿地为了那较娇弱的一方而放弃那个粗鲁的家庭主子头衔。因此，对那些可以在不受惩罚条件下以残忍和轻蔑态度对待我们的坏蛋和无法无天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剥夺他们的权力呢。人类有史以来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厌恶把妇女作为仅仅是男性的奴隶的风俗习惯。请把我们看作上帝要求你们保护的人，并应当向上帝学习，把那项权力只用来保障我们的幸福”。
1776年5月7日，艾比盖尔在给亚当斯的回信中支持丈夫的爱国主义思想。她写道：
来信说，我们的国家是第二位上帝，是第一位和最伟大的父亲。它的地位除了上帝以外应居于父母、妻子、孩子、朋友及一切事物之上。因为如果我们的国家死了，那我们就不可能救活任何一个个人，正如同整个手臂断了，就不可能保住任何一个手指头一样！为此，我愿意压制我的一切愿望，忍下我的任何抱怨，甘心与我的心上人作痛苦的离别。
关于国家的格言是：权力和自由一如热和湿，如果两者混合得好，一切都会繁荣；如果不能配合，它们就会起破坏作用。本殖民地非常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政府。人们现在就想从大陆会议得到这样的政府。我前面引用了一条格言，现在我愿再添上一条：如果人民把国王推倒了，人民还仍然是人民；但如果国王失去了人民，国王就再不能成国王了。这肯定就是我们今天的局面，那么，为什么你们不用决定性的语气向全世界宣布你们自己的重要地位呢？难道我们愿意让别的国家嘲笑我们长期举棋不定不敢说出这样一个字吗？
请注意，此信写于5月7日，离7月4日（独立日）还远，但艾比盖尔要求独立的心已表述得如此鲜明而中肯，岂非巾帼胜于须眉乎？
更可贵的是，艾比盖尔在同一信中向她亲爱的丈夫就夫权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抗议：我认为你们对妇女的态度是不够宽大的，因为你们一方面宣称对人应和平和友好，要解放所有民族，同时你们又坚持要维持对妻子的绝对权力。但是你们必须看到，专断的权力是和其他坚硬物体差不多的，它们非常容易断裂。尽管你们有各种各样聪明的法律和格言，我们仍有力量做到解放自己并制服我们的主子，我们可以不用暴力把你们的天然权威和法律权威踩在我们的脚下。
1778年6月30日，艾比盖尔进一步提出妇女教育问题：
在我国，人人都可看出，妇女的教育是多么的受忽视。人们怎样地嘲笑妇女的学习活动。我算是幸运的，因为我的夫君是一位较具宽大胸怀和情操的人。
最近我读了一篇有关的文章，不能不多说几句，该文作者说，如果我们把妇女当作敌人，我们就应当让她们拥有我们自己所使用的武器。否则，这是男人的怯懦。如果我们把妇女当作朋友，那么，剥夺她们的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就成了一种不人道的暴君行为了，而这种教育本可使她们成为我们更好的伴侣。
上帝并没有亏待妇女。她们的感官与我们一样敏锐，她们的理智与我们一样敏感，她们的判断与我们一样可靠。若在这些本性之外再能加上教育，她们将可成为多么恭让和可爱的人啊。我们用不着害怕由于我们让她们通过学习改进她们的天生才能就会使我们削弱对她们占优势的帝国。
艾比盖尔也是一名反对种族歧视的勇将。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她住进华盛顿白宫后，认识一个黑人小孩叫詹姆斯。艾比盖尔把他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不久，邻居凡克森先生来拜访艾比盖尔并说，如果詹姆斯继续留在学校，其他的孩子就要退学。
“凡克森先生，这个小孩做错了吗？”
“不，不是这个原因，只是……”
“哦，他们不反对和詹姆斯一起去教堂，为什么会反对他去学校？”
“不是我反对，是其他人。”
“其他人？如果是其他人，为什么他们不来？”
这个不知所措的凡克森不得不站在美国总统夫人面前听她发表关于美国精神的述说：
“这是在攻击每个人都应该被赋予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一项平等的权利。作为一个自由人，詹姆斯拥有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的权利，黑色皮肤并不能成为阻止他进入学校的理由。”
1780年1月19日，艾比盖尔给儿子写了这样一封信：
当今的时代是天才们所盼望的时代。风平浪静的生活，无忧无愁的安乐，是不能产生伟大人物的。如果西赛罗没有为卡蒂林·密洛和马克·安东尼的暴政所刺激，他就不可能成为如此光彩耀人的演说家。只有在与困难斗争之中才能养成坚强伟大的心。所有历史都会证明这一点。智慧和毅力总是经验的产物而不是安乐和消闲的产物。
伟大的需要会呼唤出伟大的人品。当思想的层次提高而外界环境又不断推动其思考，那么，本来会酣睡的那种品格就会警醒起来而发展成英雄，发展成伟大的政治家。
战争、暴政、劫难都是上帝的惩罚，这本来是坏事。但你今日能目睹你自己的国家遭受如此命运，这是你的幸运。更幸运的是你恰巧是为保卫自由而起来作光荣战斗的人民中之一员。这人民在盟国帮助之下，在上帝帮助之下，将把这种高尚的遗产传给万代万世。
更值得一提的是，艾比盖尔每每在关键时刻给她丈夫以政治支持。1776年7月14日，她写信给丈夫说：昨天收到你7月3日和4日的信，不管你的信谈什么题目，都是我所爱读的，但这两信中所表示的有关我们国家的未来幸福和光荣，更使我感到高兴不已。
想到我的一位亲人有幸投身于其中任一主要角色，为未来的国家伟大前程奠下基础，实不胜欣慰，谨希望我们的新宪法（指《邦联条款》）的基础能体现公平、正义和真理，愿它像智者盖屋一样，建立在岩石之上，风吹雨打都不会倾倒。
1778年5月18日，她在信中写道：尽管日子很困难，尽管这个战争很残酷，尽管我因此而与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别离，我也绝不愿意以我的国家去交换印度的所有财富，也绝不愿意使我这个普通美国人去变成任何别的国家的皇后或女王。我的灵魂深处不要求任何风头和权力，只要拥有我的亲爱的伴侣的最温柔的感情，我就感到我已享有人世间所能有的最大幸福了。
尽管我必须为国家作出牺牲，即离别之苦。我仍为这种牺牲而感到光荣，并为我是这样一个人的妻子而感到高兴——一个无愧于人们所信托予他的重要任务的可尊敬的人。
英国提出了它所谓的调停计划，但这只不过是增加了它对我们的侮辱而已。我从心灵深处鄙视它的卑鄙。英国早已丧失使它足称泱泱大国的品质。它正为它的罪行遭受人们的谴责。
亚当斯在求爱时期就十分倾倒艾比盖尔的才华，他有这样的一封信：
你一直柔和地温暖着我的心，你不仅将恢复我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均衡，而且也将恢复我的与人为善之心。你将改善和提高我的生活志趣和生活方式，排除我天性中的一切不文明和不合天意的因素，并将帮助我养成这样一种好脾气，使我能够既保持百分之百的坦率而又能迅速辨明是非。他们结婚不久，亚当斯就因参加革命，常常不在家而只能靠鱼雁传情。
1776年9月，艾比盖尔获悉丈夫将由费城去纽约同英方谈判，甚为担心，她写道：有人说通讯将被切断，还说你将回不来了。有些人是怀着恶意的，巴不得能幸灾乐祸，你知道，我是吓不倒的。我尽量不计较这类的胡话，尽管出现了这一切鬼话，我仍与以前一样睡得又香又甜。但这是真的：我在每夜闭上眼睛之前总要看一眼费城；在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时，第一眼看的也是费城。
但更富感情的是如下的信：
过去三天中我几乎完完全全和你在一起，由于天气恶劣，没有任何人来看我，我就关起门来读你的来信。
我把自己关在阁楼内读我不在身边的朋友（当时英国间谍经常在途中劫取或偷取信件，所以亚当斯夫妇在通讯中都用了假名，亚当斯称夫人为波蒂亚，夫人称亚当斯为朋友）的信并思念我的不在身边的朋友，我的感情很复杂，有时有痛苦，有时有高兴。但我的心脏始终随着一种愉快的念头而跳动，而且还随着我心底所蕴藏的对你的至纯之情而跳动，以至于我的整个心灵完全融化在甜蜜之中而使我的钢笔自然地脱手落地。
当想到我拥有一颗与我同样热烈温柔的心时，我感到多么愉快啊。
亚当斯给妻子的信也同样富有感情和风趣，1783年1月29日，他在信中说：如果我没有错判你的个性的话，你绝不是一个仅仅依靠欢乐和表面成就就可以使你感到幸福的人，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必须是一个能思想的人，一个能为别人幸福着想而且懂得别人感情的人。一个必须能骑快马奔驰500英里而且越过葛尔夫（海湾）暖流而心不跳脉不急的人。
我希望并祝愿能在一切事情上得到你的指导。我最后向你保证，当我签上“你的永远的”几个字的时候，我心中的感情是绝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1783年8月14日亚当斯从巴黎发出的信中说：
我接到了5月7日和6月20日的信，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你的信了，这两封信真的成了无价之宝，我往往从你的信中比从其他人的信中获得多得多的国内政治情况。
那时，亚当斯和李及富兰克林组成三人委员会，负责对英谈判，他写道：
我觉得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若没有我在跑龙套的话，恐怕什么事也做不了。我的两位同仁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富兰克林博士从早到晚过的是放荡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机会在早餐以前与他碰头，而这正是阅读信件、文件和讨论问题作出决定的最佳时间。他的早餐时间是很晚的。他一吃完早饭就有一大群客人云集而至，各色人等都有。有哲学家、研究员、经济学家以及一些文人骚客，后者是来翻译他的著作的，从《穷理查德的历书》到其他种种。但最多的却是妇女和小孩，他们是因崇敬而来拜会富兰克林的。这一切要拖到午餐换装为止。然后，他必须换衣服去外头下馆子，因为天天有人邀他下馆子，而他从来不拒绝，除非我们三人事先已有吃饭的约定。我也时常被邀请，我不得不有时以托辞对付之，如说，我需要学法文和需要看文件等等。
富兰克林先生衣袋中老有一个日记本，记上所有的吃饭约会。查尔斯·李对我说，富先生唯有在这件事上非常准时。法国人的习惯是1至2点用午餐。李每天到我公馆来商讨事务，但我们很少能找富来一同议事，日常由我拟稿，由李和我俩人先签字，然后我老要等上好几天，才能找到富签字。因为富吃完午餐后就去剧院，或去哲学家协会，但更多的是去回拜女士朋友，在用完午茶后，就有晚餐，那儿有说有笑有音乐有欢乐，大概要待到10点。他通常在9点到12点间回家。
可能这种生活有助于他的长寿康乐。他已是近80岁的人了，对他的高寿我自当尊重。如果我每天能跟他接近几分钟听听他对办事的意见，我是很愿意做抄抄写写的事务性工作或跑龙套的，但我竟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我所能做的就是请他在已拟好的文件上签名。的确，他很少拒绝签名，不过，有好几次曾拖了一些时候。
1784年7月26日，亚当斯从海牙发出的信说：你的23日来信使我成了地球上最快乐的人，今天我忽然觉得比昨天年轻了20岁。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没有艾比盖尔就不可能有约翰·亚当斯。亚当斯的事业是他们夫妻两人所共同创造的。艾比盖尔在晚年，也就是1809年，曾写信给她妹妹说：“任何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他妻子的协力合作，就不可能完成伟大事业。因此，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女儿们和孙女儿们接受教育，使她们合格地担负起在家庭中应负的职责。我认为每一个美国妻子都应懂得如何管理家务，处理家政，教育子女。上帝就是为此而为男人创造女人的。如果为妻者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有违上帝造女人的宗旨。”
她还说：“毫无疑问，一名受良好教育的女人，懂得自己本性和尊严的女性，更会做到尽其天职，并取得一位开明丈夫的终身不衰的爱抚，而一名未受教育的妇女就较难做到这点。”
在他们夫妻50周年金婚礼上，艾比盖尔说：“在半个世纪之后，我可以说，如果我再度年轻，让我选择，我的选择将仍然不变。”她劝告她的孙女儿们和孙侄女儿们：选择必须谨慎，一旦掷下骰子，就不能后退，直到死亡。
艾比盖尔病逝于1818年10月28日，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国务卿，但没有能看到他当总统。昆西对自己的妈妈做了这样一句评语：“她的榜样洗尽了历来人们所加在女性身上的一切不实的诽谤之词。”
他还说：“我母亲……的行动表明，她是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使者……她的心中只有善良和慈爱。她内心很坚强，但是她的脾气又很和善、很温柔。她……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母亲，而且是天上的一个精灵，守护着我，为我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而奉献了自己，而我仅仅是意识到了她的存在……我从来没见过还有谁能像她这样，一生永久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做好事。”
波士顿的《哥伦比亚哨兵报》对艾比盖尔的逝世表示了哀悼，并强调说她在丈夫从政期间对他的事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报纸的讣告没有丝毫溢美之词，对她美德的评价也没有任何夸张之处：她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在享受着丈夫无限的信任和深情厚意，一直都能与丈夫交流大部分想法。从一方面来看，她是个贤妻良母，思维敏捷而又友善和蔼，她在处理各方面家庭事务过程中获得了一整套完整的经验，使她基本上能够把亚当斯完全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让他安心工作；从另一方面来看，她又是他的朋友，他很乐于与她商议公务中的每个疑难问题；她与他进行的讨论总会融入她性格中那种令人愉快的和谐因素，这种和谐是直觉判断带着绝对的谨慎，和解精神带着符合她身份和性别的精细优雅。无论生活中经历的是暴风雨还是平静的海面，他都一直信任和崇敬她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