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节 贝拉克·奥巴马
2008年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就是贝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
1994年黑人纳尔逊·曼德拉获选为南非总统，是第一位黑人代白人当总统的世界新闻。但南非是一个小国，所以并没有起震撼的作用。只有在美国，黑人取代白人当总统才能成为逆转乾坤的特大新闻。
凡研究美国的人都会知道美国有一天会产生黑人总统，但这总是一起30年或50年后才能发生的事，谁也不会想到它竟在2008年就出现了。
世道变了，不错，世道是变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向好的方面变了。是人类的一大幸事。
不管奥巴马今后4年或8年将作出什么成绩，变的事实已经是历史，是不可挽回的了。
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改变美国的奥巴马》，这书名已肯定奥巴马已经改变了美国，不是吗？问题只是改变的程度和深度了。
我们将从奥巴马本身和美国社会本身来探讨这个问题或这一挑战。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曾说，他这位黑人苦儿之所以能成为一员将军，“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发生”。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说，只要加倍努力，她就可以做得与白人一样好，甚至更好。这一切，在别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
奥巴马到底是何许人也？
1961年8月4日，这在夏威夷檀香山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奥巴马就在这一天出生了。他被取名为Barack Hussein Obama Jr。，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非洲黑人，而且是一位穆斯林。而小奥巴马是一位混血儿。他自己曾说：“父亲的肤色沥青一样的黑，母亲的肤色牛奶一样的白。”
老奥巴马是肯尼亚的一位留美学生，他在夏威夷碰到了18岁的女学生雪莉·邓纳姆。两人发生了恋爱并结了婚。在那个时代，一位白人女性敢下嫁给一位黑人，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因此，在奥巴马身上可能就潜伏有这种敢于与环境挑战的基因。
但老奥巴马不久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就离开檀香山而去东部，他那时经济困难，不能带妻子同行，这样，夫妻异地而居，终于酿成了离婚的悲剧。雪莉接着嫁给了一位印尼学生，并带着小奥巴马随夫君回印尼，因此，小奥巴马是在印尼上的小学。不久，雪莉再次离婚，回国上学，把奥巴马托给了自己的父母，所以奥巴马是在外祖父家度过其中学生生活的。
这种复杂的背景，给奥巴马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他自己曾说：“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是个瘾君子。当时，我与任何一个绝望的黑人青年一样，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1995年，奥巴马在自传《来自父亲的梦想》中这样写道。他说：“烟酒、大麻……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驱散困扰我的那些问题，把那些过于锋利的记忆磨到模糊。我发现我了解两个世界，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
10岁那年，奥巴马回到夏威夷火奴鲁鲁，由他的外祖父母抚养。由于他外祖父的帮助，他得以进了欧胡岛上的一家私立贵族学校——畔拿荷学校，一直读到1971年毕业。他初到时感到非常不协调。他这样写道：“爷爷和我一起买的衣服一点都跟不上潮流；在雅加达我一直穿着的印尼凉鞋在这儿显得寒酸不堪。这里大多数同学在幼儿园时就互相认识。他们对打羽毛球或下棋不感兴趣，而我却对如何把橄榄球投出弧线或在滑板上保持平衡一窍不通。”
评论员劳伦斯·道恩斯写道：“对于奥巴马而言，想融入畔拿荷贵族学校绝非易事。早在教会时代，建校之初，它就是以为少数特权阶级办学为宗旨的，而奥巴马当时是靠拿奖学金上学的穷学生，而且还不是白人，又身无分文，难度可想而知了。”
但奥巴马终于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生活，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通过打篮球。他这样写道：“在篮球场上，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找到了自我。正是在赛场上，我和白人朋友打成一片，在这里黑色皮肤也不再代表着低人一等。”
在毕业前一年，他的校队赢得了州冠军的殊荣。因为奥巴马擅长远距离投球，还得了“巴利轰炸机”的雅号。后来在大学时期，他也没有间断过打篮球，每年圣诞节，他回夏威夷时，还和高中旧友相约球场一试身手。
1979年，奥巴马高中毕业。他母亲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并鼓励他进大学进修。他最先进的是加州的西方学院。
1981年，他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1982年，他父亲因车祸身亡。
1983年，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1985年，奥巴马到芝加哥工作，开始干社区活动组织工作。
1988年，他回肯尼亚寻根，同年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
1990年，奥巴马成为《哈佛法律评论》创刊以来首位黑人主编。
1991年，奥巴马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回到芝加哥，成为民权律师，同时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宪法。
1992年，奥巴马从事组织新选民注册工作，同年与黑人同事米歇尔·罗宾斯结婚。
1995年，奥巴马自传《来自父亲的梦想》出版发行。
1996年，奥巴马被选入伊利诺伊州的州参议院，并连任至2004年。
在这里，我们要补充说明一点。当奥巴马在哥大毕业之时，他曾有机会找一个比较能赚钱的职位。但他在再三思考之下，“开始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说：
我开始积极参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我开始关注我们国家有关贫困和医疗保险问题的辩论。因此，我在大学毕业时满脑子只有一个狂热的理想——我要从基层做起，实现变革。
我写信给我所知道的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组织。有一天，芝加哥南区的一个小型教会组织聘请我到当地因钢厂倒闭而陷于困境的街区当社区组织人。当时，我母亲和外祖父母都希望我到法学院深造。我的朋友们在向华尔街求职。而这个组织答应每年给我12000美元薪金，外加用来买一辆旧车的2000美元。
那时候，我在芝加哥举目无亲，也不清楚社区组织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深受民权运动人士的事迹和肯尼迪总统发出的为国服务的呼吁的鼓舞，但当我来到南区时，那里没有游行，也没有激昂的演说，在空无一人的钢厂的阴影中，有着很多正在艰难挣扎的人。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我仍然记得我们最初组织的一次同社区领袖讨论团伙暴力问题的会议。当时，我们左等右等不见人来，最后，一群老人走进了大厅。他们坐下来后，一个小老太太举手问道：“这儿是玩宾戈游戏的地方吗？”
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最终取得了进展。我们日复一日，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把整个社区调动起来，进行了新选民登记，组织起课外活动，大力争取新的就业机会，帮助居民过上比较有尊严的生活。
而我也开始意识到，我不仅仅是在帮助别人。通过服务，我找到了一个热情接纳我的社区、有意义的公民行动以及我一直寻找的方向。通过服务，我看到了我特殊的个人经历如何融合在更广义的美国经历中。
奥巴马的真正发迹始于民主党2004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因为他被选中在大会上作“主旨演说”，这次演说使他一举成名，从此一帆风顺，步步上升。
他在演说中谈到自己的外祖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兵，并且是罗斯福新政中的《退伍军人法》的受益人时强调说：“不，人民并不指望政府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但他们能感到，只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政策优先权，美国每一个孩子就能有机会获得较好的生活，机会就能向每个人敞开。他们知道我们能做得更好，他们希望这样的选择。”
他为自己说：“今天，我站在这里，对自己身上这种特殊的血统而心怀感激，而且我知道父母的梦想将在我的宝贝女儿身上继续延续；我站在这里，深知自己的经历只是千百万美国故事中的沧海一粟，更深知自己无法忘却那些更早踏上这片土地的先人，因为若不是在美国，我的故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今夜，我们聚集一堂，再次证明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而这一切并不在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也不在于傲视群雄的军备实力，更不在于稳健雄厚的经济实力。我们的自豪与荣耀来自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两百年前，它在一个著名的宣言中得以高度的概括：‘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赐予他们以下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他说：“入夜，当我们为孩子掖好小被的同时，相信他们不会为衣食所累，不会为安全担忧。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无须担心不速之客会不请自来。我们有灵感，有想法，可以去实现，去创业，无须行贿或雇用某些人物的子女作为筹码和条件。我们可以参政议政，不必担心打击报复。我们的选票至关重要，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如此。”
他说：“这里没有一个自由派的美国，也没有一个保守派的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这里没有一个黑色美国或一个白色美国、拉丁裔美国、亚裔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这时全场欢声雷动，经久不息。
他在演说中已奠定了他后来的竞选基调。那就是要摒弃几十年来的所谓左右对抗。他把那些好斗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定位为老一代；而暗示他自己是能够团结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的人们的新一代。讲话的重点就是要吸引人们对奥巴马本人的认同，认同自己和他是同一种人，即新的美国人。
奥巴马还要让人们知道这种新美国人的根源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美国梦，一种已经被主流政坛遗忘了的古老承诺。那就是自由女神像所表达的希望。“它是坐在柴火旁边唱着自由之歌的奴隶的希望，它是即将启程投奔遥远海岸的移民的希望，它是勇敢地巡逻湄公河三角地带的一个年轻海军中尉的希望，它是一个磨坊工人的不甘认命的儿子的希望，它是个有着奇怪姓名而又相信美国也会留给他一个位子的瘦小男孩的希望（这当然指他自己）”。
也就是说，凡认同这样希望的，就是认同他，而由于不可能会有人不认同这个“希望”，所以事实上人人将会认同他。
在谈及小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政策时，奥巴马举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海军应征者谢默斯·埃亨下士为例说：“当谢默斯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们在为他服务吗？当我们去送我们的年轻人上战场的时候，我们有绝对的义务，不能捏造一些数字，不能掩盖他们去战场的原因。我们必须在他们离去时关怀他们的家庭，在他们归来时以他们为荣，并且永远不要在没有足够军队去取得胜利的时候就匆匆上路。”
他在全国团结问题上更别出心裁地说：“政治批评家们喜欢把我们的国家切割分开成‘红色州和蓝色州’，红色州代表共和党人，蓝色州代表民主党人。但我要带来一个新的信息：我们崇敬蓝色州里伟大的主；我们不喜欢红色州里的联邦探员在图书馆内闲逛。然而有爱国者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有爱国者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这里，我们是一体的，我们都宣誓效忠星条旗，我们都在保卫美利坚合众国。”
紧接着，他在11月中就当选为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2008年2月，他在林肯总统的发迹地、伊利诺伊的斯普林菲尔德正式宣布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第一步，奥巴马靠了选民的支持，在民主党内部击败了呼声很高的竞争者希拉里·克林顿。接下来就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展开了一场决战，并最后以364票对162票战胜了敌手。
奥巴马在随后的芝加哥庆祝大会上这样说：“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还有人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对奥巴马的梦想成真，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东冬作了如下的评论：
“从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人参议员身份参选总统，到在全国刮起‘奥巴马旋风’，奥巴马政治上的成功表明：梦想可以超越种族和肤色。奥巴马的美国梦，是要构建一个超越民主、共和两党，包容保守和进步的新美国；奥巴马的美国梦，是要构建一个超越肤色、族群、宗教、语言、性别和年龄的新美国；奥巴马的美国梦，也是美国人等待了200多年的梦：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的新美国。奥巴马以自身经历为其执著追求的‘美国梦’做了最好注解，他对‘希望’和‘变化’的阐释激发了人们对新政治理念的渴求。这时，他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载体，承载了美国民众对变化和希望的诉求，承载了美国民众对平等和自由的终极向往。”
2009年4月30日，《参考消息》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奥巴马是罗斯福第二吗？”，文章曰：在奥巴马执政100天之际，他的老前辈和心中偶像——罗斯福也成为美国当前的热门话题。著名的《时代》和《纽约客》杂志都在封面图片上给奥巴马“换上”了罗斯福的装扮和做派：抽着雪茄烟，戴着大礼帽，坐着敞篷车，一脸“除了恐惧本身之外别无所惧”的派头。
美国人作出这一类比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对新总统进行“百日评估”的惯例是从罗斯福1933年上台后开始的；但更重要的是，两人所面临的挑战、执政风格和政策内容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奥巴马的顾问班子也一直在从罗斯福不同凡响的“百日政绩”中寻找借鉴。
从各种迹象来看，奥巴马团队和美国民众似乎都愿意将两人相提并论。就奥巴马而言，他一心想效法罗斯福，成为一名“跨时代”总统；从民众心理而言，罗斯福是成功引导国家走出危机的伟大总统，如果奥巴马真的能像罗斯福一样成就一番丰功伟业，对美国人而言的确是一大幸事。
谈起两者的相似之处，马歇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斯福》一书作者让·爱德华·史密斯认为，奥巴马和罗斯福最大的共同点，其实在于他们都有志于改变国民心态和政策观念。
1933年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之前的半个世纪当中，美国的政治哲学一直是相信政府“少为”是最好的管理模式。罗斯福上台后，很快扭转了这种思维。
奥巴马则是民主党强调加大政府作用的新一代领袖，他的经济政策，明显是和里根等共和党人所推崇的“小政府”理念对着干。
在对外政策方面，罗斯福上任前，美国长期盛行仇外孤立主义。受其影响，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无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威胁，企图置身事外。罗斯福上台后改变了这种思维，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
而美国在布什时代曾奉行单边主义，无视国际规则，大搞先发制人。当前奥巴马在外交领域重点予以纠正的，正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当代直系后裔”——单边主义。
为了改造国民心态，两人都积极利用媒体与民众沟通。罗斯福以“炉边谈话”的形式首创了总统每周例行的广播讲话。而奥巴马把每周讲话的媒介载体扩大到互联网。正如罗斯福得益于他的对手无法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奥巴马一直得益于共和党领导层技术观念陈旧。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曾对罗斯福引导国民思维方面的能力佩服不已。他在1941年致函罗斯福说：“你引导公众意见的能力让我震惊。”在这个方面，奥巴马显然是在有意效法罗斯福。
说奥巴马像罗斯福，只是个粗线条的类比。仔细推敲起来，却是“既相像又不像”。
许多人在谈到奥巴马与罗斯福的相似之处时，都会提到他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两人在上任时都称得上是“临危受命”。罗斯福当选时，失业率达到24%，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3.4%，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岌岌可危。而奥巴马大选获胜后发表演讲时称，美国目前正面临“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衰退、两场战争和一场全球环境危机”的考验。
然而，让·爱德华·史密斯却认为，罗斯福当年面临的险恶形势，后世无法比拟。
当时，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失业，初级商品价格崩溃，工厂闲置，企业关闭，银行系统处于崩溃边缘。但更严重的是，当时的美国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没有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没有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没有联邦失业补偿，没有养老保险制度，也没有联邦救济计划。劳工没有与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力，金融市场基本不受管制。全国一半的农场面临丧失赎回权，44%的房屋业主交不起按揭。
“这个国家要求采取行动。现在就采取行动！”罗斯福这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使国会在他上任百日之内通过15项历史性立法，从而使美国走上复苏之路。
相比之下，奥巴马现在虽然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两场低烈度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经济衰退、失业率持续上升、汽车业失败以及医疗保健、教育、能源和环境问题。但是，这些与罗斯福面临的挑战相比，还不在一个重量级上。由于罗斯福缔造的社会安全网，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在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时，回旋余地要大得多。奥巴马上任后百日之内也签署了不少法令，并力促国会通过了经济刺激方案等法案，但立法成就仍无法与罗斯福比肩。
在人事方面，两人也有共同之处：罗斯福在内阁中任用了亨利·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这样的共和党人，奥巴马也对共和党人委以重任，比如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然而，两人行事风格却大不相同。奥巴马喜欢团队作业，致力于争取共识，罗斯福却喜欢独行其是，说一不二。
奥巴马希望两党合作，最起码表面上要保持一团和气。但罗斯福却是一个喜欢与政治对手恶斗的人，而且似乎乐在其中。有人说，他曾“挑动无情的派别斗争和大肆污蔑对手”。他在1936年于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们在仇恨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目前美国人喜欢把奥巴马比作罗斯福和美国出现“罗斯福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的政治气候在“向左转”。
目前民主党在政坛一党独大，共和党领导层不由感叹说，现在民主党与美国普通百姓“最贴心”。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民主党左翼希望以“罗斯福热”为契机，推行罗斯福“新政”式的全面社会改革计划。这部分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任务不只是恢复经济，而是“再造美国”，包括重新规范商业和金融，推行全面医疗改革，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提倡的自由放任式经济管理模式和“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影响了美国近30年。如今，一些民主党人也认为奥巴马有机会开创一个“民主党理念”的统治时代。
但一些评论人士指出，走这条路包含政治风险。由于给自己的政策赋予太多政党理念色彩，克林顿和布什在执政期间都曾付出过沉重代价。
在这一点上，奥巴马非常谨慎。他在去年大选获胜后接受采访时就曾说。希望外界不要把他和罗斯福“比得过了头”，因为没有两个历史时期是完全一样的。“我很乐意吸取一切成功经验。无论它们来自罗斯福还是里根”。
2009年10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因奥巴马“为加强国际外交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努力”，以及“为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所做的工作”，选定他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说明全世界人士对奥巴马寄予莫大的希望！
奥巴马自己则于12月10日作出了反应。他在受奖典礼上发表演讲道：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稚气。
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因为，切莫误会：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方扎根。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明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如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
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节。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和平需要承担责任。和平需要作出牺牲。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斜纠偏。
然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理想。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他表示，他对中国人权的批评不会损害他的中美友好外交政策。2011年1月，美中在华盛顿发表了合作宣言。19日，他在华盛顿招待胡锦涛主席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积极、建设性、合作的美中关系对美国有利……两国间的合作也对中国有利……我们两国间的合作也对世界有利。展望未来，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合作精神，它也是友好的竞争。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领域，我们将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并取得无论是我们哪个国家单独都无法实现的进步。在其他领域，我们将竞争——一种激励两国创新和更具有竞争力的健康竞争。这正是我所看到的美国和中国在21世纪的关系，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推进的那种关系。”
胡锦涛也回应说：“刚才我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会谈，在坦诚、务实、建设性的气氛中，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重要的同识。中方对于奥巴马总统就职以来实行积极的建设性对话政策，致力于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表示赞赏。我和奥巴马总统都认为，在人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性的挑战不断增多，中美两国拥有的共同利益在扩大，肩负的共同责任在增加。中美合作对两国和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奥巴马最后说：“我绝对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是好事，对美国是好事。首先，从人道理由来说，这是好事。美国愿意看到亿万人民摆脱贫困。我们认为，正义的一部分含义和人权的一部分含义是，人民能够谋生，吃饱饭，有地方住，有电可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以更快的速度为更多的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对世界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好事。美国对此非常赞赏和尊重。”
“中国的崛起还意味着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增强。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一情况：尽管美国只有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美国经济的规模依然大于中国三倍。因此，两国人均收入的差距依然很大。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加，那就会提供机会增加贸易和商务关系，使两国都从中受益。”
“最后，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也是潜在的好事。在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上一个负责的行为者这一意义上，我们有一个伙伴共同确保大规模武器不落入恐怖主义分子和无赖国家手中这一意义上，在我们有一个伙伴共同处理地区热点问题这一意义上；在我们有一个伙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等问题这一意义上，在我们有一个伙伴能帮助亚洲或非洲更贫穷国家进一步发展以便它们也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这一意义上——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世界范围内带来稳定、秩序和繁荣。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种伙伴关系。”
2010年12月27日，美联社发表了如下的消息：
据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连续第三年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受人钦佩的男性。奥巴马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盖洛普民意调查最受人钦佩的男性。选奥巴马的受访者占22%，多于其前任乔治·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他们分别获得5%和4%的支持率。位列最受人钦佩男性榜前十名的其他人选包括：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软件巨头比尔·盖茨、教皇本笃十六世、传教士葛培理和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
§§第二章 七十二地煞星（从亚当斯父子总统到布什父子总统）
1994年黑人纳尔逊·曼德拉获选为南非总统，是第一位黑人代白人当总统的世界新闻。但南非是一个小国，所以并没有起震撼的作用。只有在美国，黑人取代白人当总统才能成为逆转乾坤的特大新闻。
凡研究美国的人都会知道美国有一天会产生黑人总统，但这总是一起30年或50年后才能发生的事，谁也不会想到它竟在2008年就出现了。
世道变了，不错，世道是变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向好的方面变了。是人类的一大幸事。
不管奥巴马今后4年或8年将作出什么成绩，变的事实已经是历史，是不可挽回的了。
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改变美国的奥巴马》，这书名已肯定奥巴马已经改变了美国，不是吗？问题只是改变的程度和深度了。
我们将从奥巴马本身和美国社会本身来探讨这个问题或这一挑战。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曾说，他这位黑人苦儿之所以能成为一员将军，“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发生”。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说，只要加倍努力，她就可以做得与白人一样好，甚至更好。这一切，在别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
奥巴马到底是何许人也？
1961年8月4日，这在夏威夷檀香山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奥巴马就在这一天出生了。他被取名为Barack Hussein Obama Jr。，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非洲黑人，而且是一位穆斯林。而小奥巴马是一位混血儿。他自己曾说：“父亲的肤色沥青一样的黑，母亲的肤色牛奶一样的白。”
老奥巴马是肯尼亚的一位留美学生，他在夏威夷碰到了18岁的女学生雪莉·邓纳姆。两人发生了恋爱并结了婚。在那个时代，一位白人女性敢下嫁给一位黑人，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因此，在奥巴马身上可能就潜伏有这种敢于与环境挑战的基因。
但老奥巴马不久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就离开檀香山而去东部，他那时经济困难，不能带妻子同行，这样，夫妻异地而居，终于酿成了离婚的悲剧。雪莉接着嫁给了一位印尼学生，并带着小奥巴马随夫君回印尼，因此，小奥巴马是在印尼上的小学。不久，雪莉再次离婚，回国上学，把奥巴马托给了自己的父母，所以奥巴马是在外祖父家度过其中学生生活的。
这种复杂的背景，给奥巴马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他自己曾说：“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是个瘾君子。当时，我与任何一个绝望的黑人青年一样，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1995年，奥巴马在自传《来自父亲的梦想》中这样写道。他说：“烟酒、大麻……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驱散困扰我的那些问题，把那些过于锋利的记忆磨到模糊。我发现我了解两个世界，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
10岁那年，奥巴马回到夏威夷火奴鲁鲁，由他的外祖父母抚养。由于他外祖父的帮助，他得以进了欧胡岛上的一家私立贵族学校——畔拿荷学校，一直读到1971年毕业。他初到时感到非常不协调。他这样写道：“爷爷和我一起买的衣服一点都跟不上潮流；在雅加达我一直穿着的印尼凉鞋在这儿显得寒酸不堪。这里大多数同学在幼儿园时就互相认识。他们对打羽毛球或下棋不感兴趣，而我却对如何把橄榄球投出弧线或在滑板上保持平衡一窍不通。”
评论员劳伦斯·道恩斯写道：“对于奥巴马而言，想融入畔拿荷贵族学校绝非易事。早在教会时代，建校之初，它就是以为少数特权阶级办学为宗旨的，而奥巴马当时是靠拿奖学金上学的穷学生，而且还不是白人，又身无分文，难度可想而知了。”
但奥巴马终于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生活，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通过打篮球。他这样写道：“在篮球场上，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找到了自我。正是在赛场上，我和白人朋友打成一片，在这里黑色皮肤也不再代表着低人一等。”
在毕业前一年，他的校队赢得了州冠军的殊荣。因为奥巴马擅长远距离投球，还得了“巴利轰炸机”的雅号。后来在大学时期，他也没有间断过打篮球，每年圣诞节，他回夏威夷时，还和高中旧友相约球场一试身手。
1979年，奥巴马高中毕业。他母亲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并鼓励他进大学进修。他最先进的是加州的西方学院。
1981年，他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1982年，他父亲因车祸身亡。
1983年，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1985年，奥巴马到芝加哥工作，开始干社区活动组织工作。
1988年，他回肯尼亚寻根，同年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
1990年，奥巴马成为《哈佛法律评论》创刊以来首位黑人主编。
1991年，奥巴马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回到芝加哥，成为民权律师，同时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宪法。
1992年，奥巴马从事组织新选民注册工作，同年与黑人同事米歇尔·罗宾斯结婚。
1995年，奥巴马自传《来自父亲的梦想》出版发行。
1996年，奥巴马被选入伊利诺伊州的州参议院，并连任至2004年。
在这里，我们要补充说明一点。当奥巴马在哥大毕业之时，他曾有机会找一个比较能赚钱的职位。但他在再三思考之下，“开始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说：
我开始积极参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我开始关注我们国家有关贫困和医疗保险问题的辩论。因此，我在大学毕业时满脑子只有一个狂热的理想——我要从基层做起，实现变革。
我写信给我所知道的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组织。有一天，芝加哥南区的一个小型教会组织聘请我到当地因钢厂倒闭而陷于困境的街区当社区组织人。当时，我母亲和外祖父母都希望我到法学院深造。我的朋友们在向华尔街求职。而这个组织答应每年给我12000美元薪金，外加用来买一辆旧车的2000美元。
那时候，我在芝加哥举目无亲，也不清楚社区组织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深受民权运动人士的事迹和肯尼迪总统发出的为国服务的呼吁的鼓舞，但当我来到南区时，那里没有游行，也没有激昂的演说，在空无一人的钢厂的阴影中，有着很多正在艰难挣扎的人。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我仍然记得我们最初组织的一次同社区领袖讨论团伙暴力问题的会议。当时，我们左等右等不见人来，最后，一群老人走进了大厅。他们坐下来后，一个小老太太举手问道：“这儿是玩宾戈游戏的地方吗？”
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最终取得了进展。我们日复一日，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把整个社区调动起来，进行了新选民登记，组织起课外活动，大力争取新的就业机会，帮助居民过上比较有尊严的生活。
而我也开始意识到，我不仅仅是在帮助别人。通过服务，我找到了一个热情接纳我的社区、有意义的公民行动以及我一直寻找的方向。通过服务，我看到了我特殊的个人经历如何融合在更广义的美国经历中。
奥巴马的真正发迹始于民主党2004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因为他被选中在大会上作“主旨演说”，这次演说使他一举成名，从此一帆风顺，步步上升。
他在演说中谈到自己的外祖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兵，并且是罗斯福新政中的《退伍军人法》的受益人时强调说：“不，人民并不指望政府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但他们能感到，只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政策优先权，美国每一个孩子就能有机会获得较好的生活，机会就能向每个人敞开。他们知道我们能做得更好，他们希望这样的选择。”
他为自己说：“今天，我站在这里，对自己身上这种特殊的血统而心怀感激，而且我知道父母的梦想将在我的宝贝女儿身上继续延续；我站在这里，深知自己的经历只是千百万美国故事中的沧海一粟，更深知自己无法忘却那些更早踏上这片土地的先人，因为若不是在美国，我的故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今夜，我们聚集一堂，再次证明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而这一切并不在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也不在于傲视群雄的军备实力，更不在于稳健雄厚的经济实力。我们的自豪与荣耀来自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两百年前，它在一个著名的宣言中得以高度的概括：‘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赐予他们以下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他说：“入夜，当我们为孩子掖好小被的同时，相信他们不会为衣食所累，不会为安全担忧。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无须担心不速之客会不请自来。我们有灵感，有想法，可以去实现，去创业，无须行贿或雇用某些人物的子女作为筹码和条件。我们可以参政议政，不必担心打击报复。我们的选票至关重要，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如此。”
他说：“这里没有一个自由派的美国，也没有一个保守派的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这里没有一个黑色美国或一个白色美国、拉丁裔美国、亚裔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这时全场欢声雷动，经久不息。
他在演说中已奠定了他后来的竞选基调。那就是要摒弃几十年来的所谓左右对抗。他把那些好斗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定位为老一代；而暗示他自己是能够团结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的人们的新一代。讲话的重点就是要吸引人们对奥巴马本人的认同，认同自己和他是同一种人，即新的美国人。
奥巴马还要让人们知道这种新美国人的根源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美国梦，一种已经被主流政坛遗忘了的古老承诺。那就是自由女神像所表达的希望。“它是坐在柴火旁边唱着自由之歌的奴隶的希望，它是即将启程投奔遥远海岸的移民的希望，它是勇敢地巡逻湄公河三角地带的一个年轻海军中尉的希望，它是一个磨坊工人的不甘认命的儿子的希望，它是个有着奇怪姓名而又相信美国也会留给他一个位子的瘦小男孩的希望（这当然指他自己）”。
也就是说，凡认同这样希望的，就是认同他，而由于不可能会有人不认同这个“希望”，所以事实上人人将会认同他。
在谈及小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政策时，奥巴马举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海军应征者谢默斯·埃亨下士为例说：“当谢默斯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们在为他服务吗？当我们去送我们的年轻人上战场的时候，我们有绝对的义务，不能捏造一些数字，不能掩盖他们去战场的原因。我们必须在他们离去时关怀他们的家庭，在他们归来时以他们为荣，并且永远不要在没有足够军队去取得胜利的时候就匆匆上路。”
他在全国团结问题上更别出心裁地说：“政治批评家们喜欢把我们的国家切割分开成‘红色州和蓝色州’，红色州代表共和党人，蓝色州代表民主党人。但我要带来一个新的信息：我们崇敬蓝色州里伟大的主；我们不喜欢红色州里的联邦探员在图书馆内闲逛。然而有爱国者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有爱国者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这里，我们是一体的，我们都宣誓效忠星条旗，我们都在保卫美利坚合众国。”
紧接着，他在11月中就当选为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2008年2月，他在林肯总统的发迹地、伊利诺伊的斯普林菲尔德正式宣布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第一步，奥巴马靠了选民的支持，在民主党内部击败了呼声很高的竞争者希拉里·克林顿。接下来就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展开了一场决战，并最后以364票对162票战胜了敌手。
奥巴马在随后的芝加哥庆祝大会上这样说：“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还有人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对奥巴马的梦想成真，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东冬作了如下的评论：
“从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人参议员身份参选总统，到在全国刮起‘奥巴马旋风’，奥巴马政治上的成功表明：梦想可以超越种族和肤色。奥巴马的美国梦，是要构建一个超越民主、共和两党，包容保守和进步的新美国；奥巴马的美国梦，是要构建一个超越肤色、族群、宗教、语言、性别和年龄的新美国；奥巴马的美国梦，也是美国人等待了200多年的梦：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的新美国。奥巴马以自身经历为其执著追求的‘美国梦’做了最好注解，他对‘希望’和‘变化’的阐释激发了人们对新政治理念的渴求。这时，他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载体，承载了美国民众对变化和希望的诉求，承载了美国民众对平等和自由的终极向往。”
2009年4月30日，《参考消息》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奥巴马是罗斯福第二吗？”，文章曰：在奥巴马执政100天之际，他的老前辈和心中偶像——罗斯福也成为美国当前的热门话题。著名的《时代》和《纽约客》杂志都在封面图片上给奥巴马“换上”了罗斯福的装扮和做派：抽着雪茄烟，戴着大礼帽，坐着敞篷车，一脸“除了恐惧本身之外别无所惧”的派头。
美国人作出这一类比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对新总统进行“百日评估”的惯例是从罗斯福1933年上台后开始的；但更重要的是，两人所面临的挑战、执政风格和政策内容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奥巴马的顾问班子也一直在从罗斯福不同凡响的“百日政绩”中寻找借鉴。
从各种迹象来看，奥巴马团队和美国民众似乎都愿意将两人相提并论。就奥巴马而言，他一心想效法罗斯福，成为一名“跨时代”总统；从民众心理而言，罗斯福是成功引导国家走出危机的伟大总统，如果奥巴马真的能像罗斯福一样成就一番丰功伟业，对美国人而言的确是一大幸事。
谈起两者的相似之处，马歇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斯福》一书作者让·爱德华·史密斯认为，奥巴马和罗斯福最大的共同点，其实在于他们都有志于改变国民心态和政策观念。
1933年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之前的半个世纪当中，美国的政治哲学一直是相信政府“少为”是最好的管理模式。罗斯福上台后，很快扭转了这种思维。
奥巴马则是民主党强调加大政府作用的新一代领袖，他的经济政策，明显是和里根等共和党人所推崇的“小政府”理念对着干。
在对外政策方面，罗斯福上任前，美国长期盛行仇外孤立主义。受其影响，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无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威胁，企图置身事外。罗斯福上台后改变了这种思维，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
而美国在布什时代曾奉行单边主义，无视国际规则，大搞先发制人。当前奥巴马在外交领域重点予以纠正的，正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当代直系后裔”——单边主义。
为了改造国民心态，两人都积极利用媒体与民众沟通。罗斯福以“炉边谈话”的形式首创了总统每周例行的广播讲话。而奥巴马把每周讲话的媒介载体扩大到互联网。正如罗斯福得益于他的对手无法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奥巴马一直得益于共和党领导层技术观念陈旧。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曾对罗斯福引导国民思维方面的能力佩服不已。他在1941年致函罗斯福说：“你引导公众意见的能力让我震惊。”在这个方面，奥巴马显然是在有意效法罗斯福。
说奥巴马像罗斯福，只是个粗线条的类比。仔细推敲起来，却是“既相像又不像”。
许多人在谈到奥巴马与罗斯福的相似之处时，都会提到他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两人在上任时都称得上是“临危受命”。罗斯福当选时，失业率达到24%，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3.4%，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岌岌可危。而奥巴马大选获胜后发表演讲时称，美国目前正面临“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衰退、两场战争和一场全球环境危机”的考验。
然而，让·爱德华·史密斯却认为，罗斯福当年面临的险恶形势，后世无法比拟。
当时，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失业，初级商品价格崩溃，工厂闲置，企业关闭，银行系统处于崩溃边缘。但更严重的是，当时的美国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没有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没有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没有联邦失业补偿，没有养老保险制度，也没有联邦救济计划。劳工没有与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力，金融市场基本不受管制。全国一半的农场面临丧失赎回权，44%的房屋业主交不起按揭。
“这个国家要求采取行动。现在就采取行动！”罗斯福这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使国会在他上任百日之内通过15项历史性立法，从而使美国走上复苏之路。
相比之下，奥巴马现在虽然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两场低烈度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经济衰退、失业率持续上升、汽车业失败以及医疗保健、教育、能源和环境问题。但是，这些与罗斯福面临的挑战相比，还不在一个重量级上。由于罗斯福缔造的社会安全网，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在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时，回旋余地要大得多。奥巴马上任后百日之内也签署了不少法令，并力促国会通过了经济刺激方案等法案，但立法成就仍无法与罗斯福比肩。
在人事方面，两人也有共同之处：罗斯福在内阁中任用了亨利·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这样的共和党人，奥巴马也对共和党人委以重任，比如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然而，两人行事风格却大不相同。奥巴马喜欢团队作业，致力于争取共识，罗斯福却喜欢独行其是，说一不二。
奥巴马希望两党合作，最起码表面上要保持一团和气。但罗斯福却是一个喜欢与政治对手恶斗的人，而且似乎乐在其中。有人说，他曾“挑动无情的派别斗争和大肆污蔑对手”。他在1936年于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们在仇恨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目前美国人喜欢把奥巴马比作罗斯福和美国出现“罗斯福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的政治气候在“向左转”。
目前民主党在政坛一党独大，共和党领导层不由感叹说，现在民主党与美国普通百姓“最贴心”。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民主党左翼希望以“罗斯福热”为契机，推行罗斯福“新政”式的全面社会改革计划。这部分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任务不只是恢复经济，而是“再造美国”，包括重新规范商业和金融，推行全面医疗改革，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提倡的自由放任式经济管理模式和“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影响了美国近30年。如今，一些民主党人也认为奥巴马有机会开创一个“民主党理念”的统治时代。
但一些评论人士指出，走这条路包含政治风险。由于给自己的政策赋予太多政党理念色彩，克林顿和布什在执政期间都曾付出过沉重代价。
在这一点上，奥巴马非常谨慎。他在去年大选获胜后接受采访时就曾说。希望外界不要把他和罗斯福“比得过了头”，因为没有两个历史时期是完全一样的。“我很乐意吸取一切成功经验。无论它们来自罗斯福还是里根”。
2009年10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因奥巴马“为加强国际外交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努力”，以及“为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所做的工作”，选定他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说明全世界人士对奥巴马寄予莫大的希望！
奥巴马自己则于12月10日作出了反应。他在受奖典礼上发表演讲道：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稚气。
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因为，切莫误会：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方扎根。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明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如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
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节。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和平需要承担责任。和平需要作出牺牲。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斜纠偏。
然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理想。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他表示，他对中国人权的批评不会损害他的中美友好外交政策。2011年1月，美中在华盛顿发表了合作宣言。19日，他在华盛顿招待胡锦涛主席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积极、建设性、合作的美中关系对美国有利……两国间的合作也对中国有利……我们两国间的合作也对世界有利。展望未来，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合作精神，它也是友好的竞争。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领域，我们将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并取得无论是我们哪个国家单独都无法实现的进步。在其他领域，我们将竞争——一种激励两国创新和更具有竞争力的健康竞争。这正是我所看到的美国和中国在21世纪的关系，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推进的那种关系。”
胡锦涛也回应说：“刚才我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会谈，在坦诚、务实、建设性的气氛中，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重要的同识。中方对于奥巴马总统就职以来实行积极的建设性对话政策，致力于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表示赞赏。我和奥巴马总统都认为，在人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性的挑战不断增多，中美两国拥有的共同利益在扩大，肩负的共同责任在增加。中美合作对两国和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奥巴马最后说：“我绝对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是好事，对美国是好事。首先，从人道理由来说，这是好事。美国愿意看到亿万人民摆脱贫困。我们认为，正义的一部分含义和人权的一部分含义是，人民能够谋生，吃饱饭，有地方住，有电可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以更快的速度为更多的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对世界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好事。美国对此非常赞赏和尊重。”
“中国的崛起还意味着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增强。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一情况：尽管美国只有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美国经济的规模依然大于中国三倍。因此，两国人均收入的差距依然很大。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加，那就会提供机会增加贸易和商务关系，使两国都从中受益。”
“最后，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也是潜在的好事。在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上一个负责的行为者这一意义上，我们有一个伙伴共同确保大规模武器不落入恐怖主义分子和无赖国家手中这一意义上，在我们有一个伙伴共同处理地区热点问题这一意义上；在我们有一个伙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等问题这一意义上，在我们有一个伙伴能帮助亚洲或非洲更贫穷国家进一步发展以便它们也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这一意义上——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世界范围内带来稳定、秩序和繁荣。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种伙伴关系。”
2010年12月27日，美联社发表了如下的消息：
据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连续第三年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受人钦佩的男性。奥巴马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盖洛普民意调查最受人钦佩的男性。选奥巴马的受访者占22%，多于其前任乔治·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他们分别获得5%和4%的支持率。位列最受人钦佩男性榜前十名的其他人选包括：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软件巨头比尔·盖茨、教皇本笃十六世、传教士葛培理和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
§§第二章 七十二地煞星（从亚当斯父子总统到布什父子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