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约翰·肯尼迪
中国的媒体往往把约翰·肯尼迪说成是美国最年轻的总统，这是错误的。美国最年轻的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不是肯尼迪。造成错误的原因是翻译的疏忽。美国人在提到肯尼迪时总说他是the youngest president ever elected，正确的译文应当是“最年轻的由大选产生的总统”，或“最年轻的当选总统”。罗斯福任总统时比肯尼迪任总统还年轻几个月，但他是在麦金莱总统被刺身亡后由副总统升为总统的，并不是当选的总统，他在1904年才成为当选总统。
不错，肯尼迪有好几个第一。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生于20世纪的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天主教总统；又是迄今为止去世时最年轻的总统。
肯尼迪的曾祖父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他刚到美国时一贫如洗，凭出卖体力聊以生存。但到肯尼迪父亲约瑟夫一代，肯尼迪家庭已成为波士顿的有名望的家族。他在1932年大选中出资帮罗斯福竞选，罗斯福上台后，约瑟夫被任命为证券委员会主席，1937年又被任命为驻英大使。作为爱尔兰人，约瑟夫有传统的反英情绪，因此他在英德开战以后仍主张美国必须保持中立，这同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有矛盾，因而被召回国。
约瑟夫一气之下，决心要培养自己的儿子当总统。他说：“我们肯尼迪家绝不能屈居人下。”他的培养对象就是大儿子约瑟夫二世，但最后当上总统的却不是大少爷，而是二少爷约翰·肯尼迪，其中的曲折且听慢慢道来。
约瑟夫共生了9个孩子。大儿子生于1915年，二儿子约翰生于1917年。为了从小培养斗争精神，大儿子和二儿子经常在客厅的地毯上进行摔跤比赛。其余的7个弟妹则依次排列在客厅楼梯的扶手上观看比赛。约翰当然打不过兄长，但他屡败屡战，博得了勇敢之名。
哥哥和弟弟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珍珠港事件后，两人都报名从军，大儿子投奔空军，被分配在欧洲战场，约翰投奔海军，被分配在太平洋战场。
1943年3月，约翰·肯尼迪被任命为PT鱼雷艇艇长，驻扎在南太平洋的苏罗门群岛中的列多巴岛，PT艇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晚间潜伏在布拉吉海峡，伺机袭击敌人运输船及护航的驱逐舰。肯尼迪的PT艇编号为109.
约翰·肯尼迪
1943年8月1日，日本海军派出4艘驱逐舰——“天雾”、“荻风”、“岚”、“时雨”，经由布恩比岛向克伦巴卡岛前进，他们预定在半夜时分将900名军人及物资运抵比拉基地。这时，美方的15艘PT鱼雷艇也正好开往各自的指定区域进行巡逻。双方发生了遭遇战，美方发射了30枚鱼雷，但没有一枚击中。相反，日方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各鱼雷艇纷纷落荒而逃，敌人的4艘船只都太太平平地抵达了目的地。
但肯尼迪的PT-109因出发较晚，没有碰上这一交锋，也不知道双方发生了战斗，所以它仍在海面进行孤独的巡逻。这时，“天雾号”已完成任务按原航线返航。站在甲板上的花见舰长突然接到观察哨报告说：“前方出现船只。”
在黑暗中，花见模模糊糊地看到前方所出现的好像是美国的PT鱼雷艇。花见原准备下令发射炮弹，但马上发现距离太近，炮手们根本没有时间来瞄准。于是他随机应变，下令开足马力，全速前进。他准备用相撞的办法，撞毁这艘小小的鱼雷艇。
这艘鱼雷艇就是肯尼迪的PT-109.这时站在炮台上的马涅突然狂叫：“啊，不好，右边有船。”肯尼迪立即转头向右望去，只见黑暗中一艘船影直逼眼前，愈来愈大。原先他还以为是同伴们的PT，但立即就发现不对，那是一艘日本的驱逐舰。他想下令发射鱼雷，但距离这么近，已来不及了。他正在想到底该怎么办，只听得“嘭”一声，“天雾号”的船头已经切入PT-109右舷。肯尼迪手中握的方向盘被撞得四分五裂，他本人也被撞倒在地。眼望着敌人的驱逐舰把109撞成两半，然后悠然穿过往前驶去。惊恐之余，肯尼迪爬了起来，发现自己所躺卧的109的前半身还没有下沉，但四周有不少汽油，正在燃烧。只有“天雾号”前进的那一方还没有汽油。
肯尼迪大声呼叫，寻找他的手下。经过几个小时，共找到了11人，包括受伤较严重的马克曼。大家集合在尚未下沉的鱼雷艇残骸旁商量对策。当时，离他们最近的小岛约有5公里。如果在平时，游5公里不算太困难，但目前体力已消耗殆尽，而且还有伤员，该怎么办呢？肯尼迪左思右想，最后下了一道命令：“好吧，我们就这样进行吧，马克曼由我负责带过去。在37厘米炮下面有一块厚木板，可以利用，你们9个人就紧抓那块木板游过去。当然，我也知道在海上抓着木板游泳速度一定很慢。但此刻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大家不要分散。如何安排，我托汤姆少尉负责。”
9人出发后，肯尼迪才让受伤的马克曼平躺在海面上，然后将马克曼的救生袋的一端绳子咬在自己嘴里，整个人则钻在马克曼的下方，开始游泳，时间是下午1点。天色已黑时，肯尼迪终于把马克曼拖上了小岛，他们趴在海滩上不能动弹，因为实在太疲劳了，尤其是肯尼迪，他因口中咬着绳子而喝进了一些海水，使他呕吐不停。但他们还是比其他9人早到，当其他9人到达时，看到肯尼迪已在招手欢迎。劫后余生，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第二步是怎样与总部取得联系。肯尼迪思索之后说：“我想到花卡森海峡一带去看看，因为那地方每天晚上都有PT去巡逻。我们不是带了一盏油灯吗？正好利用它来打信号。”
大家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但肯尼迪认为，这个险是非冒不可，而且非由他本人去冒不可。众人没法阻拦，肯尼迪就出发游过一个个珊瑚礁，到达了花卡森海峡。他在那儿等候了几个小时，什么也没有看到，只好败兴而返。但由于潮流的关系，他没有能找到原地，只好游往附近的一个小岛，倒在沙滩上睡着了。
留在普兰布丁岛上的同伴们到8月3日早上还不见肯尼迪回来，大家心中感到凶多吉少。幸好在中午的时候，大家发现一个人影从海面游来，肯尼迪终于回到了家，他还没有来得及讲话，就倒头睡着了。8月5日，大家决定转移到欧拉撒纳岛，因为岛上有不少水果及椰子，可以充饥。众人在该岛又过了一夜，已是8月6日，大家感到没有希望，精神沮丧。肯尼迪又出一计说：“花卡森海峡与欧拉撒纳岛之间有一座小岛，叫作峨岛，不妨去那儿看看，总比在这儿等死强。”
肯尼迪就带了罗斯出发，其余9人留在岛上，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忽然发现有两名土人坐独木舟而来。他们招呼土人上岸，但由于语言不通，一时无法打听消息。他们只好留住土人等肯尼迪回来。不多久，大家看到肯尼迪也坐一条独木舟回来了。原来肯尼迪在峨岛找到了一条被日本人抛弃的独木舟，舟上还存有糖果、罐头和饮用水。
现在需要解决双方语言不通问题。肯尼迪决定把土人带到峨岛，因为从峨岛可以望见列多巴岛的山顶。他在峨岛上指着山顶向土人说：“那是列多巴、列多巴。”
然后，他从地上捡起一颗椰子，用小刀在椰子上刻了三句话：“有11人生存，土人知道在何处，请派船搭救。肯尼迪。”于是，两位土人就担负起搭救11位美国海军的任务。他们负责把信息传到部队。
8月8日，星期天早上，这11位生还者，终于在遭难一星期之后，安全地回到了列多巴的PT艇基地。基地上的战友们，都高兴地拥上来，祝贺他们死里逃生。看着这11位满面胡须、衣服破烂的战友，他们忍不住开玩笑说：“我们以为你们都死了，所以早为你们举行过追悼仪式，没想到你们又复活了。”
当然，最开心的莫过于肯尼迪一家。他们早在8月2日就接到了肯尼迪失踪的消息，一连几天没有下落，阴云密布了肯家大院，但在8月7日晚，肯家的电话响了，拿起话筒的是肯尼迪的妈妈罗丝，她听到了一个最渴望听到的消息：“夫人，令郎杰克没有死，他还活着，也没有受伤。”
PT-109人员的获救，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小小奇迹。除了归功于受难人员本身的耐心和团结外，更要归功于肯尼迪艇长的领导有方。
至于肯尼迪本人，由于这次了不起的功劳，荣获了荣誉战功勋章和海军勋章。这次考验对肯尼迪此后的人生旅程起了很大的作用，假如没有这场考验，大概后来的肯尼迪总统也就不会诞生了。
PT-109已经不存在了，军方领导鉴于肯尼迪的背部旧伤复发，要他回国休养，但肯尼迪拒绝了上级的好意，他要求当另外一艘PT艇的艇长，于是他又成了PT-59的艇长。
PT-59又一次立了功。这一次，为了搭救被日军包围的美国部队，PT-59在肯尼迪指挥下竟搭救了50多位海军人员。
但肯尼迪在担任新艇长3个月后，背部伤势恶化，而且又染上了疟疾，医生命令他必须回国疗养，他才离开了列多巴基地。
肯尼迪的背部伤势是在大学时造成的。他是竞争激烈的美国足球（橄榄球）爱好者，在一次比赛中，他折断了脊骨，种下了病根。为了再次治疗这个老毛病，他在医院滞留了好几个月。
1944年8月12日，肯尼迪病愈出院，为了表示庆祝，他家举办了一次出院庆祝舞会，对这一位年轻、漂亮、勇敢而又有钱的肯尼迪中尉，姑娘们早已崇拜得五体投地，个个恨不得能有机会亲近他。所以，舞会上美女如云，是不必再说的了。正当舞会尽兴之际，只见肯尼迪爸爸脸色惨白地走了进来，向肯尼迪讲了几句话。肯尼迪马上宣布：“我们接到了关于我哥哥约瑟夫的不幸消息，舞会至此结束。”众人只好扫兴而退。
原来约瑟夫二世在一次执行轰炸任务的途中，因飞机在大西洋上空爆炸而身亡。
肯尼迪本来是想做记者或大学教授的，但由于大哥之死，他不得不接大哥之棒，冲向政界，以实现爸爸的夙愿。在整个家族的支持下，他进入了众议院，然后到参议院。1960年，终于被推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共和党对手就是尼克松，这是一场激烈的鏖战。传记作家乔伊斯·密尔斯这样写道：
1960年的选举在很多方面酷似2000年的选举。其中一方的候选人是在一位很得民心的总统手下供职了8年的副总统，但他的个人气质并不吸引人，而且谈吐又不怎么的，使人容易想到木偶戏中的人物。而其对手则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儿子。除了个性不同外，他还获得他家族的有效的竞选支持。更巧的是，在其党内，有不少人认为他还太嫩，不适合当总统，并认为他的一路发展与其说是出于他本人的才能，倒不如说是出于他家族大力的后援。选举的结果，群众票几乎是平分秋色，那位公子仅在选举人团中多得了几票。人们纷纷指责选举中有作弊行为。
不过，不同的是戈尔提出了重新计票的要求，而尼克松则没有做声。有人曾问尼克松他为什么不做声，他回答说，他担心如果这样做，历史可能把他说成是一个哭鼻子的输家。
50年代后期是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的黑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肯尼迪总统要处理的重大内政问题就是黑人人权问题。
西奥多·索雷森评曰：“肯尼迪开始认识到关于争取所有种族的权利和机会平等的这场斗争是当前时代的一个重大的道义议题。他义无反顾地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站在了这场战斗的最前线，这是20世纪的任何总统都比不上的。他为全国各地的人权运动人士所遭到的残暴对待感到愤慨，决心强制执行司法程序，令各个州立的高等院校开放给黑人学生，于是，在1963年中发动了空前的和全面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黑白种族关系。”
最突出的例子是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事件。该校已录取了一名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但当地保守派在州长纵容之下阻挠梅雷迪斯进入校园注册。肯尼迪亲自几次打电话给州长要他制止阻挠行为，但州长含糊其辞拒作承诺。最后，肯尼迪下令出动国民警卫队护送梅雷迪斯入校注册，并每天保护他安全上学。这一事件当时曾震动全国。
接着，他又向国会提出了1963年人权法，该法后来在约翰逊总统任期内获得通过。金牧师也始终认为肯尼迪是美国黑人的朋友。传记作家威廉·孟彻斯特这样写道：“金牧师在林肯纪念堂向几十万听众说：‘我有一个梦，有一天，佐治亚州山区的前奴隶的儿子们将与前奴隶主的儿子们亲密地坐在一个桌子上’。金牧师讲完后肯尼迪邀请他到白宫做客，并对他说：‘我也有一个梦，与你同样的梦。’”
不过，肯尼迪更重要的表现是在对外关系方面。
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革命政权后，就有一大批反革命分子逃往美国。中央情报局头子艾伦·杜勒斯把他们收留起来并加以组织，成立了所谓的古巴旅，准备随时伺机返回古巴搞反革命复辟。他们还特地在危地马拉设置了一个训练基地。
肯尼迪就职还不到一个星期，中央情报局就来找他，要他立即派古巴旅发动进攻。肯尼迪刚上任，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底细，他要求给予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但艾伦·杜勒斯欺负肯尼迪没有经验，竟大摆老资格，向他进行了一次出奇的“推销”。
杜勒斯说，现在是古巴旅取胜的唯一机会，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就难办了，因为卡斯特罗很快就会从俄国人那儿得到一大批米格式飞机，估计在6月1日以前，卡斯特罗就能装备起足够数目的飞机编入现役，由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那时古巴旅就没有可能在海滩登陆建立滩头阵地了。杜勒斯还说，危地马拉总统伊迪哥拉斯已通知，在马德雷山区受训的古巴人到4月以后就不能再在那儿待下去了，因为雨季一来，那儿将成一片大沼泽，不可能进行训练。现在箭在弦上，势在必发，我们准备充分，势在必胜，古巴的解放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东风就是总统的点头。
肯尼迪仍半信半疑，拿不定主意。于是杜勒斯二次进言曰：“如果总统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独裁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各国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制造一个难题，因为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必然会在共和党资助之下，指责总统背弃他们，姑息卡斯特罗。”
肯尼迪问道：“那么，你看有成功的把握吗？”
这个问题正中杜勒斯下怀，他立即口沫四溅，大吹起来：“胜利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在1954年的危地马拉事件中获得丰富的经验。我可以坦白地说，与危地马拉事件相比，我们现在的力量要比那时至少大一倍有余，准备的时间也至少充裕一倍有余。我告诉你，当时我就站在这儿，站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办公桌旁边，我拍着胸脯向艾克担保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艾克完全相信我的话，我们的计划一丝不差地取得圆满成功。总统先生，我可以说，现在我们古巴旅的计划的前景要比那时更好得多。”
肯尼迪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将军回答说，他已看了这个计划，他认为成功是不成问题的。
肯尼迪最后派了一名代表，到危地马拉训练基地去做一次实地考察。这位代表报告说：“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他们说，他们深知其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的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肯尼迪终于让步，批准了行动计划。
结果证明，那个古巴旅完全是乌合之众，根本不堪一击，入侵成了国际上的一大笑柄。
入侵古巴的失败使刚上任的肯尼迪大丢其脸。他后悔地说：“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竟让他们放手去干呢！”肯尼迪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随时想寻找机会，拉平比分，而赫鲁晓夫果真不久就赐他一个良机。
1962年秋，赫鲁晓夫以帮助古巴为名，要在古巴设置地对地导弹。卡斯特罗虽然在开头表示反对，但经不住赫鲁晓夫的劝说和利诱，到底还是点了头。于是苏联导弹就陆续地、秘密地由苏联运至古巴。中央情报局也探听到了一些似可信似不可信的风声。
9月初，肯尼迪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召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至司法部谈话。多勃雷宁对罗伯特说，赫鲁晓夫已指示他要肯尼迪总统放心，苏联绝不会在古巴设置地对地导弹或其他进攻性武器。他还说，赫鲁晓夫喜欢肯尼迪总统，他不想使总统为难。
多勃雷宁的话一点没有解除肯尼迪的疑虑。总统在他弟弟的建议下，于9月4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绝不容忍把进攻性的地对地导弹或任何其他进攻性武器引进古巴。9月11日，苏联大使馆人员交给罗伯特·肯尼迪一封信，托他转交给总统。这是赫鲁晓夫的亲笔信。赫鲁晓夫在信中明确地说，他希望总统放心，苏联绝不会把地对地导弹运往古巴。
1962年10月16日，中央情报局对间谍飞机U-2在古巴上空所摄的照片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发现在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正在建筑导弹发射场。肯尼迪接到情报局报告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商议对策。总统决定进一步进行侦察。10月17日，情报局提供新的照片，表明圣克里斯托瓦除有中程导弹发射场外，还发现在圣克里斯托瓦和哈瓦那之间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设有远中程导弹发射场。苏联用这些设备可以向美国本土的目标一次集中发射40枚核弹头。
总统安全顾问邦迪和各位参谋长主张采取“外科手术”，也就是对基地实行突然的空袭。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表示反对，他主张采取封锁或曰隔离的办法，逼苏联撤回导弹。但他又说，他已在准备飞机、人员和炸弹以供轰炸之用，如果最后作出的决定是轰炸的话。
10月22日，肯尼迪在下午7时发表电视演说，他说，在过去的一周里，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古巴正在修建一系列进攻性的导弹发射场。修建这些基地的目的只可能是为了提供向西半球进攻的核打击能力。他说，为此，美国将对古巴实行封锁，直至导弹撤走。他还说，封锁是初步措施，他已命令五角大楼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麦克纳马拉已做好计划，列出战备需要：25万兵员，对古巴各种目标进行2000架次出击，9万名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的入侵力量。部队正迅速开往美国东南部，他们都已装备齐全，并做好了准备。已开始把100多艘军舰集中起来，供入侵之用。
10月23日，罗伯特·肯尼迪往苏联大使馆会晤多勃雷宁，后者竟再一次一口咬定说，在古巴没有导弹。
10月24日，封锁早已开始了，但在上午10时，麦克纳马拉报告，有两艘俄国船——“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已经距离封锁线只有几海里了。可能在华盛顿时间正午以前需要对其进行拦截。同时，海军方面又报告说，有一艘俄国潜水艇穿插于两艘俄国船之间。海军决定派“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前往阻拦，它将用声纳信号通知该潜艇浮出水面以证明身份。如果对方拒绝这样做，将使用小型的深水炸弹使之浮出水面。
这时，肯尼迪陷入了最紧张的状态，他弟弟这样描写哥哥：我认为这几分钟是总统最为严重关注的时刻。世界已处于大规模毁灭的边缘了吗？这是我们的过错吗？还有什么该做的事或者说不应该做的事吗？他把一只手伸到脸上，蒙住了嘴。他把拳头放开了又捏拢。他的脸好像拉长了。他的眼睛有痛苦的神情，简直变成灰色。
我模模糊糊地想到他过去生病，病得快要死的情况；想到他失去孩子的情况；想到我们获悉大哥死亡时的情况。我仿佛不知道自己的存在。然后，我听到总统说：“有没有办法可以使我们不首先同一艘俄国潜艇交火呢？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麦克纳马拉回答说：“别无其他办法。已经指示司令官要尽可能避免发生战争。但是，我们也必须预料到会发生战争。”
我们已处于进退不得的悬崖的边缘。决定就在此时此刻。不是明天，那样的话我们或许还可开个会商量商量；也不是8小时之内，那样的话，我们还可以给赫鲁晓夫拍个电报。总统已把这事态开了个头，但他已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时间的分分秒秒，都显得太慢了。
然后，信童突然送来了一个信息：俄国的舰只已停止了前进。
危机暂时缓和了，但远未结束。10月25日，赫鲁晓夫终于送来了一封和解的信，信中说：
如果战争果真爆发了，那么，这场战争将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制止的，战争的逻辑就是这样。我参加过两次大战，知道战争要到它碾过了许多城市和乡村，到处播下了死亡和破坏的种子之后才会结束。
如果美国总统作出保证说，他绝不参与进攻古巴并解除封锁的话，那么撤除和销毁古巴导弹基地的问题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
这就是我的建议：绝不再向古巴运送武器，已经在古巴的那些武器，则加以撤除，你们则以解除封锁和答应不入侵古巴作为交换。
赫鲁晓夫在信中已承认苏联在古巴设置了导弹，这是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但毕竟是一大进步。
可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又给了美国一封信，内称：“我们将从古巴撤走我们的导弹，而你们应从土耳其撤走你们的导弹。苏联将保证不入侵或干涉土耳其的内政；美国也应该对古巴作出同样的保证。”
这是与赫鲁晓夫的亲笔信相矛盾的，总统的谋士们作出决定：美国将接受赫鲁晓夫的信的建议，并据此作答，同时假装不知道有第二封信。
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在适当监督和核查之下，撤走导弹。当撤走导弹的俄国船只驶进大洋时，美国飞机在上空飞翔，要求打开货舱察看所载导弹。苏联舰长也只好乖乖地打开货舱，任美国人员在空中察看。
赫鲁晓夫在比赛“两人相对看谁先眨眼”中显然打了一个败仗，但他在自传中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写道：“我们赢得了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赫鲁晓夫作出撤走导弹的决定前没有同卡斯特罗商议，这引起了古巴人的极大反感，古苏关系一度出现阴云。赫鲁晓夫急派米高扬前往古巴进行安抚，并答应增加经济援助。一场小风波才算平息。
10年以后，卡斯特罗自我检讨说：“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当时反对撤除导弹是错误的。”
不过，肯尼迪从一开始就讲明，他的目的是寻求和平而不是对抗。他说，他寻求的“不是依靠美国的武器威力而强加给世界的所谓美国和平，也不是只给美国人的一种和平，而是给全人类的和平，不是只求我们这一代的和平，而是世世代代的和平。有人说，除非俄国人改变他们的政策，这种努力是白费的。我希望他们能改变。我相信我们能帮他改变。但我也相信我们必须重新研究我们自己的态度。美国人必须用这样一种角度来办事：使共产党觉得达成一种真正的和平对他们是有利的。如果我们一时还不能消除分歧，至少应做到具有分歧的世界安全。因为说到底，我们有一个共同因素：我们生活在同一地球上。我们呼吸的是同一的空气。而且我们都是寿命有限的人。美国不要战争，我们并不期望战争。我们将力求阻止战争。我们也要力求建立一个这样的和平世界：弱者能享受安全，强者能施行正义。我们应向和平战略前进而不是向灭绝战略前进”。
不幸的是，1963年11月22日，他在德克萨斯达拉斯出巡时被暗杀身亡。
历史没有假设，但请宽容一次，听一下索雷森的假设。他写道：“如果没有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被残杀事件，我们的世界将不是今天的世界。”
至少，不会有华盛顿郊外的那垛越南墙。
笔者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朝鲜战场上吃过亏的麦克阿瑟将军曾晋见肯尼迪并进言道：“美国不能派兵到亚洲去打仗，亚洲人不怕死人，我们拼不起。”肯尼迪说，他在连选连任后将冒天下之大不韪结束越南战争。但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却听信二流将军们的“必胜”保证，增兵又增兵，到了30万，结果死伤累累，不可收拾。约翰逊只好宣布他不再竞选总统，从而把结束越战的大功送给了共和党的尼克松。
人算不如天算。诸葛亮的五丈原本命灯被魏延无意中扑灭。孔明只能弃剑而叹曰：生死有命，一心难与命争衡。历史悲剧不能断也。
肯尼迪为人们留下了一句最激动人心的话：
“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愿为你们做些什么，而应问我们在一起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时代》周刊从2002年起，每年独立纪念日那周选登一位它认为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当年的人选是探险家路易斯和克拉克，2003年是富兰克林，2004年是杰斐逊，2005年是林肯，2006年是西奥多·罗斯福，2007年是肯尼迪。为什么肯尼迪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呢？因为2005年解密了一批材料，证明他曾在任内与好战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时代》文章的标题是《和平的战士》，其主旨如下：
年轻时的肯尼迪就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战争的心理，因为他的亲哥哥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一位妹夫也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太平洋作战时曾写信给家人说：“所有战争都是愚蠢的。”他承认在与尼克松竞选时说过过头的话，因为尼克松是以反共闻名的，他不能在他面前示弱。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一年，军方与中情局早已策划雇佣军入侵古巴的计划。中情局人员利用肯尼迪刚刚上任，不明真相，向他进言说：入侵古巴已准备就绪，万无一失，如“双手扣篮”（slam dunk）。肯尼迪明知并不可靠，但又无力反驳，结果造成了“猪湾丑闻”。
解密材料证明，当时中情局内部并没有必胜信心，而是认为：只要发动入侵，肯尼迪为了保全美国面子，必然会支持到底。当雇佣军遇到灾难时，中情局头头艾伦·杜勒斯要求肯尼迪用空军和陆战队增援，军方头头也持同样立场，但肯尼迪坚决拒绝。他不愿意让美国兵送死。而且，如果这样做，拉丁美洲国家将把美国视为“杨基王八蛋”。苏联也可能在西柏林搞名堂。
肯尼迪在公开场合宣布，他完全对“猪湾事件”负责。但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和好战派势不两立。
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尼茨曾说，“突然停止帮助入侵军是绝对错误的，几乎是一种犯罪行为。”海军参谋长伯克说：“肯尼迪先生不是一位好总统，他把国家弄糟了。”
肯尼迪对中情局很恼火，他终于把杜勒斯给开除了。
从“猪湾事件”起，肯尼迪就再也不相信将军们和谍报头头们了。
据历史学家施莱辛格说：“1961年有一天，他到肯尼迪办公室时，总统拿起一沓来自雷尼茨将军（他在老挝视察）的电报说，‘如果没有猪湾事件，我或许会相信这些。’他认为雷尼茨这些人是一些老糊涂。我认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所以敢藐视这些参谋长。”
肯尼迪对中情局更无好感。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认为，中情局不仅不办好事，而且是一个无赖组织。特别在古巴导弹危机后，肯氏兄弟似乎更关心的是如何使古巴问题不要成为国内争辩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卡斯特罗的问题。
关于暗杀卡斯特罗一事，完全是中情局背着肯尼迪兄弟干的。罗伯特的遗孀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古巴时对卡斯特罗讲：杰克和鲍比绝对没有参与此事。卡斯特罗回答说，我已知道了。
施莱辛格说：白宫没有能控制几位参谋长。因此，肯尼迪更担心的倒不是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突然袭击，而是担心某些心态不正常的将军轻举妄动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特别担心的是那位动辄开枪的空军司令雷麦，此人认为，美国必须在军备占优势之际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之战。在古巴导弹危机的13天中，雷麦一伙曾不断施加压力，要肯尼迪“油炸”（fry）古巴。
当时在白宫高级会议上支持总统的只有两个人，一是罗伯特·肯尼迪，一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终于耐心地通过各种渠道与赫鲁晓夫达成协议，“从而度过了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参谋长们曾一致地向肯尼迪保证，古巴的导弹没有配以核弹头。但在40年后，麦克纳马拉、施莱辛格和索伦森在哈瓦那的一次会议上得知，当时的苏联驻古巴司令员已获命令：如果美国袭击古巴，可以使用核反击。
再说越南问题。鹰派人士一再要求白宫增加援越兵力，肯尼迪坚持以16000人为限。他还对麦克纳马拉讲，他在连选连任后将从越南撤走全部美军。所以第一步是要做到连选。
不错，肯尼迪曾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火炬已传给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为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感到自豪，他们不愿目睹或听任我国一贯坚持的而今天仍在向全世界保证的人权有所消亡。我们应让每个国家都知道，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但他的偏重仍然是用意识形态手段和经济建设手段与共产主义竞争，而不是用武力较量。他绝对相信，只要没有核战争，资本主义一定会压倒共产主义。
他在私下主张承认古巴，据朋友蜜尔特·爱尔秉说：“他告诉我，如果我们承认古巴，古巴人就会买我们的电冰箱，买我们的电气用具，他们会慢慢地摈弃卡斯特罗。”
肯尼迪还时常说，他希望在他的墓志铭上有这样一句话：“他保住了和平。”
1963年，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听到肯尼迪被刺消息时，竟潸然泪下，悲痛不已，一连数日，不能视事。赫氏认为，他们两人可以合作使世界保持和平。
索伦森认为，肯尼迪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那次演讲是典型的“和平演说”。总统在演说中直说：“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全知的。我们只占世界人口的6%，我们做不到把我们的意志强加在其他94%的人身上。我们没有力量去纠正每一起错误，也没有力量去挽救每一起灾祸。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世界问题作出美国方式的解决。”
在那次演讲中，肯尼迪表示想做冷战时期任何总统不敢做的事，也是今天的任何总统不敢做的事，那就是全球人道主义化，包括敌人在内。他说，“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小地球上。我们同样珍视我们孩子们的前途。我们都会死亡。”因此，我们要对一切人施行人道主义。
他了解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民主信仰而不是我们的炫耀武力。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他是一位超前的总统。
不错，肯尼迪有好几个第一。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生于20世纪的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天主教总统；又是迄今为止去世时最年轻的总统。
肯尼迪的曾祖父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他刚到美国时一贫如洗，凭出卖体力聊以生存。但到肯尼迪父亲约瑟夫一代，肯尼迪家庭已成为波士顿的有名望的家族。他在1932年大选中出资帮罗斯福竞选，罗斯福上台后，约瑟夫被任命为证券委员会主席，1937年又被任命为驻英大使。作为爱尔兰人，约瑟夫有传统的反英情绪，因此他在英德开战以后仍主张美国必须保持中立，这同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有矛盾，因而被召回国。
约瑟夫一气之下，决心要培养自己的儿子当总统。他说：“我们肯尼迪家绝不能屈居人下。”他的培养对象就是大儿子约瑟夫二世，但最后当上总统的却不是大少爷，而是二少爷约翰·肯尼迪，其中的曲折且听慢慢道来。
约瑟夫共生了9个孩子。大儿子生于1915年，二儿子约翰生于1917年。为了从小培养斗争精神，大儿子和二儿子经常在客厅的地毯上进行摔跤比赛。其余的7个弟妹则依次排列在客厅楼梯的扶手上观看比赛。约翰当然打不过兄长，但他屡败屡战，博得了勇敢之名。
哥哥和弟弟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珍珠港事件后，两人都报名从军，大儿子投奔空军，被分配在欧洲战场，约翰投奔海军，被分配在太平洋战场。
1943年3月，约翰·肯尼迪被任命为PT鱼雷艇艇长，驻扎在南太平洋的苏罗门群岛中的列多巴岛，PT艇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晚间潜伏在布拉吉海峡，伺机袭击敌人运输船及护航的驱逐舰。肯尼迪的PT艇编号为109.
约翰·肯尼迪
1943年8月1日，日本海军派出4艘驱逐舰——“天雾”、“荻风”、“岚”、“时雨”，经由布恩比岛向克伦巴卡岛前进，他们预定在半夜时分将900名军人及物资运抵比拉基地。这时，美方的15艘PT鱼雷艇也正好开往各自的指定区域进行巡逻。双方发生了遭遇战，美方发射了30枚鱼雷，但没有一枚击中。相反，日方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各鱼雷艇纷纷落荒而逃，敌人的4艘船只都太太平平地抵达了目的地。
但肯尼迪的PT-109因出发较晚，没有碰上这一交锋，也不知道双方发生了战斗，所以它仍在海面进行孤独的巡逻。这时，“天雾号”已完成任务按原航线返航。站在甲板上的花见舰长突然接到观察哨报告说：“前方出现船只。”
在黑暗中，花见模模糊糊地看到前方所出现的好像是美国的PT鱼雷艇。花见原准备下令发射炮弹，但马上发现距离太近，炮手们根本没有时间来瞄准。于是他随机应变，下令开足马力，全速前进。他准备用相撞的办法，撞毁这艘小小的鱼雷艇。
这艘鱼雷艇就是肯尼迪的PT-109.这时站在炮台上的马涅突然狂叫：“啊，不好，右边有船。”肯尼迪立即转头向右望去，只见黑暗中一艘船影直逼眼前，愈来愈大。原先他还以为是同伴们的PT，但立即就发现不对，那是一艘日本的驱逐舰。他想下令发射鱼雷，但距离这么近，已来不及了。他正在想到底该怎么办，只听得“嘭”一声，“天雾号”的船头已经切入PT-109右舷。肯尼迪手中握的方向盘被撞得四分五裂，他本人也被撞倒在地。眼望着敌人的驱逐舰把109撞成两半，然后悠然穿过往前驶去。惊恐之余，肯尼迪爬了起来，发现自己所躺卧的109的前半身还没有下沉，但四周有不少汽油，正在燃烧。只有“天雾号”前进的那一方还没有汽油。
肯尼迪大声呼叫，寻找他的手下。经过几个小时，共找到了11人，包括受伤较严重的马克曼。大家集合在尚未下沉的鱼雷艇残骸旁商量对策。当时，离他们最近的小岛约有5公里。如果在平时，游5公里不算太困难，但目前体力已消耗殆尽，而且还有伤员，该怎么办呢？肯尼迪左思右想，最后下了一道命令：“好吧，我们就这样进行吧，马克曼由我负责带过去。在37厘米炮下面有一块厚木板，可以利用，你们9个人就紧抓那块木板游过去。当然，我也知道在海上抓着木板游泳速度一定很慢。但此刻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大家不要分散。如何安排，我托汤姆少尉负责。”
9人出发后，肯尼迪才让受伤的马克曼平躺在海面上，然后将马克曼的救生袋的一端绳子咬在自己嘴里，整个人则钻在马克曼的下方，开始游泳，时间是下午1点。天色已黑时，肯尼迪终于把马克曼拖上了小岛，他们趴在海滩上不能动弹，因为实在太疲劳了，尤其是肯尼迪，他因口中咬着绳子而喝进了一些海水，使他呕吐不停。但他们还是比其他9人早到，当其他9人到达时，看到肯尼迪已在招手欢迎。劫后余生，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第二步是怎样与总部取得联系。肯尼迪思索之后说：“我想到花卡森海峡一带去看看，因为那地方每天晚上都有PT去巡逻。我们不是带了一盏油灯吗？正好利用它来打信号。”
大家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但肯尼迪认为，这个险是非冒不可，而且非由他本人去冒不可。众人没法阻拦，肯尼迪就出发游过一个个珊瑚礁，到达了花卡森海峡。他在那儿等候了几个小时，什么也没有看到，只好败兴而返。但由于潮流的关系，他没有能找到原地，只好游往附近的一个小岛，倒在沙滩上睡着了。
留在普兰布丁岛上的同伴们到8月3日早上还不见肯尼迪回来，大家心中感到凶多吉少。幸好在中午的时候，大家发现一个人影从海面游来，肯尼迪终于回到了家，他还没有来得及讲话，就倒头睡着了。8月5日，大家决定转移到欧拉撒纳岛，因为岛上有不少水果及椰子，可以充饥。众人在该岛又过了一夜，已是8月6日，大家感到没有希望，精神沮丧。肯尼迪又出一计说：“花卡森海峡与欧拉撒纳岛之间有一座小岛，叫作峨岛，不妨去那儿看看，总比在这儿等死强。”
肯尼迪就带了罗斯出发，其余9人留在岛上，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忽然发现有两名土人坐独木舟而来。他们招呼土人上岸，但由于语言不通，一时无法打听消息。他们只好留住土人等肯尼迪回来。不多久，大家看到肯尼迪也坐一条独木舟回来了。原来肯尼迪在峨岛找到了一条被日本人抛弃的独木舟，舟上还存有糖果、罐头和饮用水。
现在需要解决双方语言不通问题。肯尼迪决定把土人带到峨岛，因为从峨岛可以望见列多巴岛的山顶。他在峨岛上指着山顶向土人说：“那是列多巴、列多巴。”
然后，他从地上捡起一颗椰子，用小刀在椰子上刻了三句话：“有11人生存，土人知道在何处，请派船搭救。肯尼迪。”于是，两位土人就担负起搭救11位美国海军的任务。他们负责把信息传到部队。
8月8日，星期天早上，这11位生还者，终于在遭难一星期之后，安全地回到了列多巴的PT艇基地。基地上的战友们，都高兴地拥上来，祝贺他们死里逃生。看着这11位满面胡须、衣服破烂的战友，他们忍不住开玩笑说：“我们以为你们都死了，所以早为你们举行过追悼仪式，没想到你们又复活了。”
当然，最开心的莫过于肯尼迪一家。他们早在8月2日就接到了肯尼迪失踪的消息，一连几天没有下落，阴云密布了肯家大院，但在8月7日晚，肯家的电话响了，拿起话筒的是肯尼迪的妈妈罗丝，她听到了一个最渴望听到的消息：“夫人，令郎杰克没有死，他还活着，也没有受伤。”
PT-109人员的获救，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小小奇迹。除了归功于受难人员本身的耐心和团结外，更要归功于肯尼迪艇长的领导有方。
至于肯尼迪本人，由于这次了不起的功劳，荣获了荣誉战功勋章和海军勋章。这次考验对肯尼迪此后的人生旅程起了很大的作用，假如没有这场考验，大概后来的肯尼迪总统也就不会诞生了。
PT-109已经不存在了，军方领导鉴于肯尼迪的背部旧伤复发，要他回国休养，但肯尼迪拒绝了上级的好意，他要求当另外一艘PT艇的艇长，于是他又成了PT-59的艇长。
PT-59又一次立了功。这一次，为了搭救被日军包围的美国部队，PT-59在肯尼迪指挥下竟搭救了50多位海军人员。
但肯尼迪在担任新艇长3个月后，背部伤势恶化，而且又染上了疟疾，医生命令他必须回国疗养，他才离开了列多巴基地。
肯尼迪的背部伤势是在大学时造成的。他是竞争激烈的美国足球（橄榄球）爱好者，在一次比赛中，他折断了脊骨，种下了病根。为了再次治疗这个老毛病，他在医院滞留了好几个月。
1944年8月12日，肯尼迪病愈出院，为了表示庆祝，他家举办了一次出院庆祝舞会，对这一位年轻、漂亮、勇敢而又有钱的肯尼迪中尉，姑娘们早已崇拜得五体投地，个个恨不得能有机会亲近他。所以，舞会上美女如云，是不必再说的了。正当舞会尽兴之际，只见肯尼迪爸爸脸色惨白地走了进来，向肯尼迪讲了几句话。肯尼迪马上宣布：“我们接到了关于我哥哥约瑟夫的不幸消息，舞会至此结束。”众人只好扫兴而退。
原来约瑟夫二世在一次执行轰炸任务的途中，因飞机在大西洋上空爆炸而身亡。
肯尼迪本来是想做记者或大学教授的，但由于大哥之死，他不得不接大哥之棒，冲向政界，以实现爸爸的夙愿。在整个家族的支持下，他进入了众议院，然后到参议院。1960年，终于被推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共和党对手就是尼克松，这是一场激烈的鏖战。传记作家乔伊斯·密尔斯这样写道：
1960年的选举在很多方面酷似2000年的选举。其中一方的候选人是在一位很得民心的总统手下供职了8年的副总统，但他的个人气质并不吸引人，而且谈吐又不怎么的，使人容易想到木偶戏中的人物。而其对手则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儿子。除了个性不同外，他还获得他家族的有效的竞选支持。更巧的是，在其党内，有不少人认为他还太嫩，不适合当总统，并认为他的一路发展与其说是出于他本人的才能，倒不如说是出于他家族大力的后援。选举的结果，群众票几乎是平分秋色，那位公子仅在选举人团中多得了几票。人们纷纷指责选举中有作弊行为。
不过，不同的是戈尔提出了重新计票的要求，而尼克松则没有做声。有人曾问尼克松他为什么不做声，他回答说，他担心如果这样做，历史可能把他说成是一个哭鼻子的输家。
50年代后期是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的黑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肯尼迪总统要处理的重大内政问题就是黑人人权问题。
西奥多·索雷森评曰：“肯尼迪开始认识到关于争取所有种族的权利和机会平等的这场斗争是当前时代的一个重大的道义议题。他义无反顾地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站在了这场战斗的最前线，这是20世纪的任何总统都比不上的。他为全国各地的人权运动人士所遭到的残暴对待感到愤慨，决心强制执行司法程序，令各个州立的高等院校开放给黑人学生，于是，在1963年中发动了空前的和全面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黑白种族关系。”
最突出的例子是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事件。该校已录取了一名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但当地保守派在州长纵容之下阻挠梅雷迪斯进入校园注册。肯尼迪亲自几次打电话给州长要他制止阻挠行为，但州长含糊其辞拒作承诺。最后，肯尼迪下令出动国民警卫队护送梅雷迪斯入校注册，并每天保护他安全上学。这一事件当时曾震动全国。
接着，他又向国会提出了1963年人权法，该法后来在约翰逊总统任期内获得通过。金牧师也始终认为肯尼迪是美国黑人的朋友。传记作家威廉·孟彻斯特这样写道：“金牧师在林肯纪念堂向几十万听众说：‘我有一个梦，有一天，佐治亚州山区的前奴隶的儿子们将与前奴隶主的儿子们亲密地坐在一个桌子上’。金牧师讲完后肯尼迪邀请他到白宫做客，并对他说：‘我也有一个梦，与你同样的梦。’”
不过，肯尼迪更重要的表现是在对外关系方面。
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革命政权后，就有一大批反革命分子逃往美国。中央情报局头子艾伦·杜勒斯把他们收留起来并加以组织，成立了所谓的古巴旅，准备随时伺机返回古巴搞反革命复辟。他们还特地在危地马拉设置了一个训练基地。
肯尼迪就职还不到一个星期，中央情报局就来找他，要他立即派古巴旅发动进攻。肯尼迪刚上任，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底细，他要求给予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但艾伦·杜勒斯欺负肯尼迪没有经验，竟大摆老资格，向他进行了一次出奇的“推销”。
杜勒斯说，现在是古巴旅取胜的唯一机会，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就难办了，因为卡斯特罗很快就会从俄国人那儿得到一大批米格式飞机，估计在6月1日以前，卡斯特罗就能装备起足够数目的飞机编入现役，由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那时古巴旅就没有可能在海滩登陆建立滩头阵地了。杜勒斯还说，危地马拉总统伊迪哥拉斯已通知，在马德雷山区受训的古巴人到4月以后就不能再在那儿待下去了，因为雨季一来，那儿将成一片大沼泽，不可能进行训练。现在箭在弦上，势在必发，我们准备充分，势在必胜，古巴的解放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东风就是总统的点头。
肯尼迪仍半信半疑，拿不定主意。于是杜勒斯二次进言曰：“如果总统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独裁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各国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制造一个难题，因为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必然会在共和党资助之下，指责总统背弃他们，姑息卡斯特罗。”
肯尼迪问道：“那么，你看有成功的把握吗？”
这个问题正中杜勒斯下怀，他立即口沫四溅，大吹起来：“胜利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在1954年的危地马拉事件中获得丰富的经验。我可以坦白地说，与危地马拉事件相比，我们现在的力量要比那时至少大一倍有余，准备的时间也至少充裕一倍有余。我告诉你，当时我就站在这儿，站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办公桌旁边，我拍着胸脯向艾克担保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艾克完全相信我的话，我们的计划一丝不差地取得圆满成功。总统先生，我可以说，现在我们古巴旅的计划的前景要比那时更好得多。”
肯尼迪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将军回答说，他已看了这个计划，他认为成功是不成问题的。
肯尼迪最后派了一名代表，到危地马拉训练基地去做一次实地考察。这位代表报告说：“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他们说，他们深知其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的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肯尼迪终于让步，批准了行动计划。
结果证明，那个古巴旅完全是乌合之众，根本不堪一击，入侵成了国际上的一大笑柄。
入侵古巴的失败使刚上任的肯尼迪大丢其脸。他后悔地说：“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竟让他们放手去干呢！”肯尼迪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随时想寻找机会，拉平比分，而赫鲁晓夫果真不久就赐他一个良机。
1962年秋，赫鲁晓夫以帮助古巴为名，要在古巴设置地对地导弹。卡斯特罗虽然在开头表示反对，但经不住赫鲁晓夫的劝说和利诱，到底还是点了头。于是苏联导弹就陆续地、秘密地由苏联运至古巴。中央情报局也探听到了一些似可信似不可信的风声。
9月初，肯尼迪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召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至司法部谈话。多勃雷宁对罗伯特说，赫鲁晓夫已指示他要肯尼迪总统放心，苏联绝不会在古巴设置地对地导弹或其他进攻性武器。他还说，赫鲁晓夫喜欢肯尼迪总统，他不想使总统为难。
多勃雷宁的话一点没有解除肯尼迪的疑虑。总统在他弟弟的建议下，于9月4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绝不容忍把进攻性的地对地导弹或任何其他进攻性武器引进古巴。9月11日，苏联大使馆人员交给罗伯特·肯尼迪一封信，托他转交给总统。这是赫鲁晓夫的亲笔信。赫鲁晓夫在信中明确地说，他希望总统放心，苏联绝不会把地对地导弹运往古巴。
1962年10月16日，中央情报局对间谍飞机U-2在古巴上空所摄的照片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发现在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正在建筑导弹发射场。肯尼迪接到情报局报告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商议对策。总统决定进一步进行侦察。10月17日，情报局提供新的照片，表明圣克里斯托瓦除有中程导弹发射场外，还发现在圣克里斯托瓦和哈瓦那之间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设有远中程导弹发射场。苏联用这些设备可以向美国本土的目标一次集中发射40枚核弹头。
总统安全顾问邦迪和各位参谋长主张采取“外科手术”，也就是对基地实行突然的空袭。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表示反对，他主张采取封锁或曰隔离的办法，逼苏联撤回导弹。但他又说，他已在准备飞机、人员和炸弹以供轰炸之用，如果最后作出的决定是轰炸的话。
10月22日，肯尼迪在下午7时发表电视演说，他说，在过去的一周里，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古巴正在修建一系列进攻性的导弹发射场。修建这些基地的目的只可能是为了提供向西半球进攻的核打击能力。他说，为此，美国将对古巴实行封锁，直至导弹撤走。他还说，封锁是初步措施，他已命令五角大楼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麦克纳马拉已做好计划，列出战备需要：25万兵员，对古巴各种目标进行2000架次出击，9万名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的入侵力量。部队正迅速开往美国东南部，他们都已装备齐全，并做好了准备。已开始把100多艘军舰集中起来，供入侵之用。
10月23日，罗伯特·肯尼迪往苏联大使馆会晤多勃雷宁，后者竟再一次一口咬定说，在古巴没有导弹。
10月24日，封锁早已开始了，但在上午10时，麦克纳马拉报告，有两艘俄国船——“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已经距离封锁线只有几海里了。可能在华盛顿时间正午以前需要对其进行拦截。同时，海军方面又报告说，有一艘俄国潜水艇穿插于两艘俄国船之间。海军决定派“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前往阻拦，它将用声纳信号通知该潜艇浮出水面以证明身份。如果对方拒绝这样做，将使用小型的深水炸弹使之浮出水面。
这时，肯尼迪陷入了最紧张的状态，他弟弟这样描写哥哥：我认为这几分钟是总统最为严重关注的时刻。世界已处于大规模毁灭的边缘了吗？这是我们的过错吗？还有什么该做的事或者说不应该做的事吗？他把一只手伸到脸上，蒙住了嘴。他把拳头放开了又捏拢。他的脸好像拉长了。他的眼睛有痛苦的神情，简直变成灰色。
我模模糊糊地想到他过去生病，病得快要死的情况；想到他失去孩子的情况；想到我们获悉大哥死亡时的情况。我仿佛不知道自己的存在。然后，我听到总统说：“有没有办法可以使我们不首先同一艘俄国潜艇交火呢？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麦克纳马拉回答说：“别无其他办法。已经指示司令官要尽可能避免发生战争。但是，我们也必须预料到会发生战争。”
我们已处于进退不得的悬崖的边缘。决定就在此时此刻。不是明天，那样的话我们或许还可开个会商量商量；也不是8小时之内，那样的话，我们还可以给赫鲁晓夫拍个电报。总统已把这事态开了个头，但他已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时间的分分秒秒，都显得太慢了。
然后，信童突然送来了一个信息：俄国的舰只已停止了前进。
危机暂时缓和了，但远未结束。10月25日，赫鲁晓夫终于送来了一封和解的信，信中说：
如果战争果真爆发了，那么，这场战争将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制止的，战争的逻辑就是这样。我参加过两次大战，知道战争要到它碾过了许多城市和乡村，到处播下了死亡和破坏的种子之后才会结束。
如果美国总统作出保证说，他绝不参与进攻古巴并解除封锁的话，那么撤除和销毁古巴导弹基地的问题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
这就是我的建议：绝不再向古巴运送武器，已经在古巴的那些武器，则加以撤除，你们则以解除封锁和答应不入侵古巴作为交换。
赫鲁晓夫在信中已承认苏联在古巴设置了导弹，这是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但毕竟是一大进步。
可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又给了美国一封信，内称：“我们将从古巴撤走我们的导弹，而你们应从土耳其撤走你们的导弹。苏联将保证不入侵或干涉土耳其的内政；美国也应该对古巴作出同样的保证。”
这是与赫鲁晓夫的亲笔信相矛盾的，总统的谋士们作出决定：美国将接受赫鲁晓夫的信的建议，并据此作答，同时假装不知道有第二封信。
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在适当监督和核查之下，撤走导弹。当撤走导弹的俄国船只驶进大洋时，美国飞机在上空飞翔，要求打开货舱察看所载导弹。苏联舰长也只好乖乖地打开货舱，任美国人员在空中察看。
赫鲁晓夫在比赛“两人相对看谁先眨眼”中显然打了一个败仗，但他在自传中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写道：“我们赢得了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赫鲁晓夫作出撤走导弹的决定前没有同卡斯特罗商议，这引起了古巴人的极大反感，古苏关系一度出现阴云。赫鲁晓夫急派米高扬前往古巴进行安抚，并答应增加经济援助。一场小风波才算平息。
10年以后，卡斯特罗自我检讨说：“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当时反对撤除导弹是错误的。”
不过，肯尼迪从一开始就讲明，他的目的是寻求和平而不是对抗。他说，他寻求的“不是依靠美国的武器威力而强加给世界的所谓美国和平，也不是只给美国人的一种和平，而是给全人类的和平，不是只求我们这一代的和平，而是世世代代的和平。有人说，除非俄国人改变他们的政策，这种努力是白费的。我希望他们能改变。我相信我们能帮他改变。但我也相信我们必须重新研究我们自己的态度。美国人必须用这样一种角度来办事：使共产党觉得达成一种真正的和平对他们是有利的。如果我们一时还不能消除分歧，至少应做到具有分歧的世界安全。因为说到底，我们有一个共同因素：我们生活在同一地球上。我们呼吸的是同一的空气。而且我们都是寿命有限的人。美国不要战争，我们并不期望战争。我们将力求阻止战争。我们也要力求建立一个这样的和平世界：弱者能享受安全，强者能施行正义。我们应向和平战略前进而不是向灭绝战略前进”。
不幸的是，1963年11月22日，他在德克萨斯达拉斯出巡时被暗杀身亡。
历史没有假设，但请宽容一次，听一下索雷森的假设。他写道：“如果没有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被残杀事件，我们的世界将不是今天的世界。”
至少，不会有华盛顿郊外的那垛越南墙。
笔者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朝鲜战场上吃过亏的麦克阿瑟将军曾晋见肯尼迪并进言道：“美国不能派兵到亚洲去打仗，亚洲人不怕死人，我们拼不起。”肯尼迪说，他在连选连任后将冒天下之大不韪结束越南战争。但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却听信二流将军们的“必胜”保证，增兵又增兵，到了30万，结果死伤累累，不可收拾。约翰逊只好宣布他不再竞选总统，从而把结束越战的大功送给了共和党的尼克松。
人算不如天算。诸葛亮的五丈原本命灯被魏延无意中扑灭。孔明只能弃剑而叹曰：生死有命，一心难与命争衡。历史悲剧不能断也。
肯尼迪为人们留下了一句最激动人心的话：
“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愿为你们做些什么，而应问我们在一起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时代》周刊从2002年起，每年独立纪念日那周选登一位它认为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当年的人选是探险家路易斯和克拉克，2003年是富兰克林，2004年是杰斐逊，2005年是林肯，2006年是西奥多·罗斯福，2007年是肯尼迪。为什么肯尼迪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呢？因为2005年解密了一批材料，证明他曾在任内与好战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时代》文章的标题是《和平的战士》，其主旨如下：
年轻时的肯尼迪就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战争的心理，因为他的亲哥哥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一位妹夫也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太平洋作战时曾写信给家人说：“所有战争都是愚蠢的。”他承认在与尼克松竞选时说过过头的话，因为尼克松是以反共闻名的，他不能在他面前示弱。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一年，军方与中情局早已策划雇佣军入侵古巴的计划。中情局人员利用肯尼迪刚刚上任，不明真相，向他进言说：入侵古巴已准备就绪，万无一失，如“双手扣篮”（slam dunk）。肯尼迪明知并不可靠，但又无力反驳，结果造成了“猪湾丑闻”。
解密材料证明，当时中情局内部并没有必胜信心，而是认为：只要发动入侵，肯尼迪为了保全美国面子，必然会支持到底。当雇佣军遇到灾难时，中情局头头艾伦·杜勒斯要求肯尼迪用空军和陆战队增援，军方头头也持同样立场，但肯尼迪坚决拒绝。他不愿意让美国兵送死。而且，如果这样做，拉丁美洲国家将把美国视为“杨基王八蛋”。苏联也可能在西柏林搞名堂。
肯尼迪在公开场合宣布，他完全对“猪湾事件”负责。但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和好战派势不两立。
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尼茨曾说，“突然停止帮助入侵军是绝对错误的，几乎是一种犯罪行为。”海军参谋长伯克说：“肯尼迪先生不是一位好总统，他把国家弄糟了。”
肯尼迪对中情局很恼火，他终于把杜勒斯给开除了。
从“猪湾事件”起，肯尼迪就再也不相信将军们和谍报头头们了。
据历史学家施莱辛格说：“1961年有一天，他到肯尼迪办公室时，总统拿起一沓来自雷尼茨将军（他在老挝视察）的电报说，‘如果没有猪湾事件，我或许会相信这些。’他认为雷尼茨这些人是一些老糊涂。我认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所以敢藐视这些参谋长。”
肯尼迪对中情局更无好感。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认为，中情局不仅不办好事，而且是一个无赖组织。特别在古巴导弹危机后，肯氏兄弟似乎更关心的是如何使古巴问题不要成为国内争辩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卡斯特罗的问题。
关于暗杀卡斯特罗一事，完全是中情局背着肯尼迪兄弟干的。罗伯特的遗孀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古巴时对卡斯特罗讲：杰克和鲍比绝对没有参与此事。卡斯特罗回答说，我已知道了。
施莱辛格说：白宫没有能控制几位参谋长。因此，肯尼迪更担心的倒不是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突然袭击，而是担心某些心态不正常的将军轻举妄动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特别担心的是那位动辄开枪的空军司令雷麦，此人认为，美国必须在军备占优势之际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之战。在古巴导弹危机的13天中，雷麦一伙曾不断施加压力，要肯尼迪“油炸”（fry）古巴。
当时在白宫高级会议上支持总统的只有两个人，一是罗伯特·肯尼迪，一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终于耐心地通过各种渠道与赫鲁晓夫达成协议，“从而度过了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参谋长们曾一致地向肯尼迪保证，古巴的导弹没有配以核弹头。但在40年后，麦克纳马拉、施莱辛格和索伦森在哈瓦那的一次会议上得知，当时的苏联驻古巴司令员已获命令：如果美国袭击古巴，可以使用核反击。
再说越南问题。鹰派人士一再要求白宫增加援越兵力，肯尼迪坚持以16000人为限。他还对麦克纳马拉讲，他在连选连任后将从越南撤走全部美军。所以第一步是要做到连选。
不错，肯尼迪曾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火炬已传给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为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感到自豪，他们不愿目睹或听任我国一贯坚持的而今天仍在向全世界保证的人权有所消亡。我们应让每个国家都知道，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但他的偏重仍然是用意识形态手段和经济建设手段与共产主义竞争，而不是用武力较量。他绝对相信，只要没有核战争，资本主义一定会压倒共产主义。
他在私下主张承认古巴，据朋友蜜尔特·爱尔秉说：“他告诉我，如果我们承认古巴，古巴人就会买我们的电冰箱，买我们的电气用具，他们会慢慢地摈弃卡斯特罗。”
肯尼迪还时常说，他希望在他的墓志铭上有这样一句话：“他保住了和平。”
1963年，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听到肯尼迪被刺消息时，竟潸然泪下，悲痛不已，一连数日，不能视事。赫氏认为，他们两人可以合作使世界保持和平。
索伦森认为，肯尼迪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那次演讲是典型的“和平演说”。总统在演说中直说：“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全知的。我们只占世界人口的6%，我们做不到把我们的意志强加在其他94%的人身上。我们没有力量去纠正每一起错误，也没有力量去挽救每一起灾祸。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世界问题作出美国方式的解决。”
在那次演讲中，肯尼迪表示想做冷战时期任何总统不敢做的事，也是今天的任何总统不敢做的事，那就是全球人道主义化，包括敌人在内。他说，“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小地球上。我们同样珍视我们孩子们的前途。我们都会死亡。”因此，我们要对一切人施行人道主义。
他了解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民主信仰而不是我们的炫耀武力。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他是一位超前的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