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十一节 李大钊的新闻思想

　　李大钊一生花在报刊编辑工作上的时间很多。1912年冬，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读书时，筹办了校刊《言治》，1913年4月1日正式出版；1913年夏，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他去北京与同人合办《法言报》；1915年1月在日本，被留日学生总会推举为文牍干事，主编机关刊物《民彝》杂志；1916年7月，回国后在北京创办《晨钟》报；1917年1月，受章士钊约请，负责编辑《甲寅》日刊；1918年1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轮流编辑刊物；1918年6月，参与编辑《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1918年12月，与陈独秀创办杂志《每周评论》；1919年1月，任《新潮》和《国民》杂志导师；1919年2月7日，参与编辑《晨报》副刊；1919年7月1日，任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1921年3月，为北京国立高校教职员联席会《半周刊》编辑，后任总编；1922年，参与北大《社会科学》、《国学》季刊编辑工作；其后，负责了多种党刊的编辑工作。

　　李大钊在长期编务工作中，展现出了他的报刊传播能力和新闻思想。他在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关于报纸功能的论说，到位而且珍贵。

　　报刊的根本功能是信息传播

　　报纸和刊物是以刊载新闻和评论为主的定期、连续出版物，刊物更具有鲜明的独特专业特色，作为信息传播、思想教育的媒介，都担负着对各项工作进行组织、鼓舞、激励、批评和推动的功能。报刊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进行着积极的关注，以其反映及时、影响广泛的特性发挥着信息传播的重要功能。

　　李大钊强调报刊的首要功能是政治功能，要发挥好舆论的引导作用，报刊的社会使命是唤起“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

　　这是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当时的中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政权却落入了北洋军阀手中，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把报刊的功能界定为首要是政治功能，作为舆论引导、政治宣传的工具，符合时代的要求。

　　报刊承担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正确报道，关注并满足广大读者的期盼和要求，努力工作求得自身良性经营和发展这三个方面的责任和使命。李大钊在长期的报纸刊物编辑工作实践中，对报刊功能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

　　传播信息，沟通情况。报纸的基本目的就是传播信息，沟通情况，把新近发生的事实以最迅速的方式告诉给读者，让读者能及时了解客观世界的变化和发展。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现象，报纸不仅要对表象进行反映，还要通过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告等形式，透过现象挖掘潜藏着的事实的本质。“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

　　作史与作报，同样要作好三个要义：“察其变”，即考察社会、人事进展变易的历程，方能了解社会真相；“搜其实”，即抓取现实中发生的一个个具体事件，作为人类社会演变的证据；“会其通”，即了解人事发展的因果与相互影响，把握其全局与本质。“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在《晨钟》报发刊词《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中，李大钊提出：“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

　　《甲寅》日刊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的《甲寅之新生命》说：“此《甲寅》之努力也，此《甲寅》之进化也，由是更进而谋以其自身之努力，奋发我国民使之努力，以其自身之进化，开导我国民使之进化，此又《甲寅》之唯一责任。”

　　报刊担负的社会使命，是要唤起“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

　　再造青春中华。

　　报纸不仅通过刊载新闻的方式来传递信息、沟通情况，还通过评论的方式来进行。报纸开设不同的专栏或评论栏，这是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场所，读者可以通过这个场所来发表意见，最终使各种观点能够得到很好的交流和沟通，而评论之中也会透露出一些新信息，如党和政府的新指示和新精神等。

　　进行宣传。“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尽力把日日发生的事实，迅捷的而且精确的报告出来，俾读报纸的人们，得些娱乐、教益与知识”。报纸通过信息传播，引导读者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使读者认识到国家各项政策，保障国家社会安定。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就要加大报道力度，使更多人关注事情发展的动态，经过宣传形成新的舆论引导。《每周评论》政治思想内容丰富，议论精辟，而且这张4开4版的小报，栏目有《国外大事论述》、《国内大事论述》、《社论》、《文艺时评》等，除正张外，有时还增出《特别附录》随报赠送，如《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读它可用最廉的代价、最经济的时间，知道世界上最新最重要的事件。国共合作后，李大钊指导国民党左派创办《国民新报》、《心声晚报》；引导邵飘萍的《京报》和《京报副刊》进行革新；为《申报》50周年纪念写稿，努力扩大国民革命的舆论宣传。

　　传播知识。为了能够提供报纸的受众面，在传递信息时，应该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方式，清晰而准确地表述信息内容。信息总是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世界各领域、各行业的新情况和新成果；一是与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科普知识、生活常识，使读者在阅读时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如有各国学者来华，亦当随时访问，叩其意见，以转为介绍于社会。”

　　“死的材料，若是随着活的事表现出来，便是活的，有趣味的材料，最好的材料。一切的科学知识，都可以觅得机会，利用一种活的事实，输入给大家。”

　　同上。

　　阅读报纸的收获，往往是学校教育所没有的，科技发展的新成果、新创造，世界各国的风俗民情、奇趣见闻等，使得报纸的信息量比教科书要新、要丰富很多。

　　提供娱乐，陶冶情操。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报纸传媒的信息传播有了提供娱乐、丰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需求。报纸提供的娱乐性素材，如漫画、连载小说、生活休闲类和娱乐界新闻报道等，都能让读者感到轻松和愉悦，报纸的专刊和副刊就承担着提供娱乐的主要任务。李大钊认识到了新闻报道的娱乐与教育功能，十分关注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看重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主张“尽力把日日发生的事实，迅捷的而且精确的报告出来，俾读报纸的人们，得些娱乐、教益与知识”。

　　刊登广告。“报馆本来性质，在于营业。”获得利润广告是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刊登广告是实在三赢的良好途径，广告商通过刊登广告，有利于消费者在最短时间内接触产品，提高购买率；消费者通过接受广告信息，形成消费行为并满足其需求；报纸通过刊登广告获得经济收益。但报纸在刊登广告时要注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对广告严格把关，防止不良广告进入流通渠道，影响消费市场。

　　报刊是文化传承的利器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在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西方思想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有顺应历史潮流、紧扣时代脉搏的跨文化传播观。面对中国的时局，他积极引进、传播国外的思想理论、科学文化知识，以期从中找到救国的真理与良方。如在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李大钊大量推出译介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国外社会主义动态尤其是俄国历史，介绍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介绍西方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显然，从林林总总的西方思想文化、科学知识中去挑选可为我所用的东西，是一种开明的“拿来主义”行为，更是一种顺应时势、与时俱进的行为。

　　他有辩证的、分析的、批判的跨文化传播观。对于西方文明，李大钊主张“东西文化互补”，“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

　　他认为东西方文化都有自身弱点，需要重建，而“第三种文明”正是两者相互调和、相互补充的产物。

　　所谓解读，就是媒体分析、说明和解释新闻的意义，即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或政策法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解说，其中包括对新闻事实本义的解读、背景的解读、影响力的解读以及发展性的解读等等。媒体正是通过有效的新闻评论，来阐述方针、政策，分析政治思想，帮助人们把分散的、个别的议论，化为系统的、集中的、科学的意见，并将其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去认识和推广，进而形成一种良性的社会舆论。新闻评论的重要性，也就在于它能够运用一定的理论知识，采取论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解决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并最终达到释疑解惑的目的。

　　他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跨文化传播观。价值合理性要求关注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的问题，而在工具合理性的行动中，人们着重考虑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可能性，而基本上不考虑这种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李大钊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做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统一，既考虑到了手段的有效性，又考虑到了终级价值，体现了对国人、世人的深沉关怀，可谓现代跨文化传播的范式。

　　新闻人要具备的素质

　　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

　　新闻人应该富有正义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对明代名臣杨继盛的诗句进行的改写。这两句话几乎成为了当今新闻人的座右铭。李大钊从事新闻活动，图的是改变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李大钊说：“诚笃备矣，而无百折不挠，独立不倚之勇气，以与艰难、诱惑相抗战，则亦终归于沮丧、堕落之途，不为境遇所征服而作艰难之俘虏，则为利害所迫诱而作势力之囚奴耳。”

　　他撰写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是激动人心的战斗檄文。而最终，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在北京主持工作，终于遭到不幸，用生命书写了一个新闻人的高尚气节与伟大人格。

　　新闻人必须善于团结合作。他主张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的同仁团结起来，为文学革新而奋斗。后又劝告胡适：“《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他认为，一个新闻团体的成员，有大致相同的知识水平，可以凭借友谊来交换各人不同的意见。而当国民运动发生时，新闻团体可以共设目标，共同进行宣传，指导群众。

　　新闻人应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报纸要“把日日新发生的事件”迅捷地报告出来，这与搜求事实往往发生矛盾；而记者的记事，又经常容易为目前发生的零碎事象所迷惑，而影响对事物因果联系的察变会通之义。因此，他特别强调，新闻记者要有史学研究者的修养、冷静的头脑、透彻的观察，去“鉴别取拾，关于每日新生事实的种种材料”，这样才能做成一种好报纸。“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他认为，以前新闻界的缺点，是不能将眼光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这是新闻从业者所具备的学问和知识不足所致。

　　新闻人应该有优秀的综合才干。他认为新闻记者要有历史研究者的修养，要有与史学研究者一样冷静的头脑，用研究历史的方法来选择新闻事实，成为随笔性评论的高手、报刊编辑的行家，全面提升个人才干。新闻人有向受众灌输知识的责任，“于纪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材料虽是死的，若是用当也未尝不可把它变成活的。”

　　而抓住契机，就能使死的材料随着活的事实表现出来，例如在名人去世当日推出其思想、学说，在重大事件纪念日登载历史事件：“一切的科学知识，都可以觅得机会，利用一种活的事实，输入给大家。”在发生重大地震时，采访地质学家；在太阳出现红光时，采访天文学家；在政治问题发生时，采访政治学家。“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只关注社会上层人物、不重视底层人生的做法，这是新闻界的一大缺点。

　　新闻自由要反对新闻侵略

　　“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

　　“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

　　“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

　　“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

　　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李大钊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

　　他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

　　“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不独专制政府，其行此为非，即民主共和，行此亦无有是。”

　　对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争取和维护，始终是李大钊一生奋斗的核心内容。

　　在《哪里还有自由》、《宪法与思想自由》、《议会之言论》和《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文章中，闪现着李大钊新闻思想的精华，李大钊鼓吹言论自由、抨击思想专制。

　　对于当时北洋政府任意抓捕记者、封闭报馆、干涉出版等摧残舆论、侵犯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行径，李大钊认为是违反民主约法的行为。报刊本应反映对立双方的观点，才能辨明是非，否则真理不能彰扬，谬误不能识破。“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心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李大钊领导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刊物《劳动音》周刊、《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周刊，主持《向导》周报在北京的出版发行，为中国共产党和劳动阶级建立了自己的言论机关。

　　1922年，李大钊参加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面对胡适在演讲中一再强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没有当场给予以驳斥，而是号召大家密切关注社会民生。

　　1924年，李大钊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发表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

　　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并指出：对“新闻侵略”现象要坚决声讨，决不能让路透社造谣“心满意足，乐不可支”。

　　其政治立场十分鲜明。让外国的通讯社操纵中国新闻、操纵中国舆论的现象，是帝国主义的在华新闻机构凭借其特权，造谣惑众，以逞其私，就是“新闻侵略”，中国政府理应予以严办。反对“新闻侵略”，才能保障中国民众的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