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一节 概述

　　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和孙中山一起主持大会的进行，并在大会所设的专题委员会任三个委员会委员，成为兼职最多的代表。会议召开期间，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攻击，李大钊向与会者分析中国的国情，指出“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共产党人选择加入国民党，“是为有所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是几经商讨，再三审慎而加入的”。李大钊的发言使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遭到失败。

　　国民党一大确立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后，负责领导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工作。在北京织染局29号，成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下设秘书、组织、宣传、青年、调查、妇女六个部，常务委员是丁惟汾、王法勤、石瑛。后来又多次人事变动，而李大钊的工作则是一贯到底的。

　　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要求，对成立于1922年的中共北方区委进行改组，李大钊任委员长，蔡和森任秘书，张昆弟主管劳动运动，何孟雄任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范鸿劼任会计，这五人为中共北方区委委员。

　　1925年11月，在《政治生活》上，李大钊发表《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指出民众团结之重要，“在南方，广州革命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与荡平东江之后，西江以及南部，亦将指日肃清了。这些事实，都是民众势力发展的验证，亦是民众势力作最后胜利以结束国内战争的征兆”。

　　1926年元旦，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李大钊发表了《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希望能够号召人们坚定国共合作的信念，让全国的革命者联合起来。他指出，“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是地久天长的，如青天白日一般，照临着我们，指导着我们，伴随着我们。我们只有鼓舞勇气，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牵起手来，向革命的战线上前进”，“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正是国民领袖孙中山手订的国旗。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合中国工农民众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亦就是中国民族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企图世界革命的象征”。

　　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最高负责人

　　李大钊成为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最高负责人之后，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以国民党的旗帜开展好组织工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很短时间内，天津、直隶、保定、唐山、石家庄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宣告成立。他在北京还推动了北京大学47位教授敦促政府从速签订《中苏协定》。

　　为了广泛传播社会主义理想与推动社会运动的进展，李大钊在北大政治系、经济系开设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专题讲座，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国家，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因时、因地而不同者；提出了各国的特色亦不容忽略。

　　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开始了系统性的研究，思想体系应是系统的、完整的、体现其最高理念和核心而又逻辑严密、先后有序、相辅相成、目标一致的理论架构。在建党过程中，确立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党风，他在思想上是十分明确的。

　　李大钊的党的建设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思想遗产：

　　（1）共产党原则：

　　①没收一切资本——没收银行矿山，废除个人压迫个人，经济上社会共有。

　　②领导工人阶级获得政权，打倒反动势力，过渡到消灭政权。

　　③消灭一切阶级。

　　（2）共产党目的：

　　①要进行阶级斗争——团结工人由经济争斗发展到政治争斗夺取政权。

　　②取得政权以后，发展阶级争斗。

　　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

　　这些内容与中共党纲（英文译稿）内容大体相似。李大钊要求党的建设要十分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必须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北京党组织活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李大钊从事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同时也是向党中央报告并得到批准以后实施的。

　　1924年5月，由于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张昆弟等多人为共产党员，北洋政府进行搜捕，李大钊只好在长子李葆华陪同下到昌黎五峰山避难。在这里，李大钊得知军警曾经到乐亭大黑坨家乡缉拿他，妻子赵纫兰写信给李大钊，商量能否请白坚武出面设法取消缉拿令。李大钊回信说：“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

　　李星华：《五峰山二次避难》，载《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6日。

　　1924年10月，冯玉祥赶走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自号“中华民国国民军”，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李大钊得知后，从苏联急速回国，决定争取冯玉祥，促请孙中山北上，促进全国的统一大业。冯玉祥深为李大钊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折服。李大钊利用此时机，全力争取冯玉祥同情革命、解救在敌人狱中的同志、恢复和发展工农运动、筹备“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李大钊认为，此时孙中山北上，是促进全国统一的有利时机，孙中山同意这一分析，决定北上。1924年12月30日，孙中山加委李大钊为政治委员会委员。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到北京后，身体不适，不能正常工作。不久，病势加重。1925年3月11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李大钊守灵、舁棺，为孙中山逝世写下长联。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李大钊发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面对当时的国内局势，痛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有着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和位置，号召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努力奋斗，实现全国统一。

　　此时期，李大钊关注军队工作和军事斗争，策划北方军事活动。精心工作使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倾向革命；精心组织为党培养军事人才。以卓越的战略胆识，为国民军制定进军策略，“使奉鲁张南伐不成，使北伐进展阻力减少”的策应战略取得成功，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的发展。

　　1924年5月，中共中央三届三次会议通过此决议，要求在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等的军队中宣传国民革命，做好争取士兵的工作。

　　1925年9月，李大钊派赵世炎到唐山组织指导开滦煤矿大罢工，使工运再现高潮。这次大罢工是赵世炎等组织指导的，李大钊对罢工作过多次具体指示，工人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支持的资本家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次罢工在中国工运中影响很大，标志着唐山工运开始步入成熟发展的阶段。

　　关注张家口和内蒙古的革命进展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先驱。“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1919年连续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等多篇文章，阐述自己的民族观，指出：巴黎和会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的分赃会议。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李大钊一语道破帝国主义的实质：“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和平、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李大钊很关注张家口和内蒙古的革命进展，他一生中多次到张家口，在这里见过冯玉祥，也深入了解了民众生活状况。1926年8月，李大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指出：农民运动极需加强领导，红枪会这类农民自发的反封建反强权组织，若是没有革命的思想来引导，是容易受人利用的。我们要正确认识它的起源、性质，对它加以正确的引导。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是十分重要的。1926年，李大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提出了民主革命中这个重大问题。李大钊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为关注农民问题的领导者之一，李大钊的这篇《土地和农民》，也是他在北京区委党校的讲稿。毛泽东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把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作为教材。

　　研究军事和战争问题

　　李大钊研究军事和战争问题，写出了《战争与人口》、《中国的内战和工人阶级》、《中国内战和中国农民》、《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等。李大钊指出：“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1925年6月，李大钊委派王若飞办了北方联合军校；1925年7月，委派宣侠父去办西北陆军干部学校；1926年，李大钊在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军事运动工作小组。为了选派优秀干部去军校学习，李大钊建立组织，办起了投考黄埔军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刘志丹、程子华、张宗逊、王一飞、周益三、李运昌等都是李大钊送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的；1927年，委派魏野畴办了中山军事学校。李运昌回忆说：“李大钊同志对我们说，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非常需要懂军事的人。”

　　1925年春，李大钊派共产党员谢子长、李象九到陕北安定一带发展革命武装，在石谦部队中建立了营、连，李又派去李瑞阳、杜衡、冯景异等，在部队中建立了党支部，使这支武装力量为我党所掌握。

　　李大钊派张兆丰到国民军三军中工作，带出共产党的军队。张兆丰到国民军三军工作后，1926年8月任国民军第三军三旅旅长，1926年10月，又晋升为师长。张兆丰带的军队是一支由共产党员直接指挥的军事力量。

　　全力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为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李大钊用尽心血，改造冯玉祥国民军。李大钊与冯玉祥是1922年10月相识的，在此之前，冯玉祥对李大钊就十分敬重。在北京南苑陆军检阅使公署，两人曾彻夜长谈，对冯玉祥产生很大影响，使其倾向革命。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详细地记下了这个过程。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回到北京举行“首都政变”后，成立中国国民军，与李大钊一起迎接孙中山北上，但是孙中山的逝世，使得冯玉祥受到张作霖的排挤，只好通电全国自行下野，隐居京郊天台山慈善寺（今石景山区界内）。李大钊多次与冯玉祥交谈，要玉祥冯去张家口，以图再举，并安排冯与苏联的鲍罗廷会谈，得到苏联的帮助。

　　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的决议。李大钊先后安排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到国民军中工作。与此同时，李大钊还选送干部到苏联学习。1926年3月，李大钊安排冯玉祥到苏联参观学习，在苏联，冯玉祥得到蔡和森、刘伯坚、曾涌泉等的很大帮助。冯玉祥回国时坚决要求刘伯坚与其一起回国到国民军中工作。

　　为了开展对国民军二军的工作。1924年12月下旬，李大钊专程到河南省开封市会见国民军二军军长胡景翼，进行会谈，长达六、七天。使共产党员顺利地到二军中工作。王若飞到国民军二军创办了北方联军学校。刘天章在二军组建了学兵营，为二军训练干部。刘志坚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主任。

　　1925年吴佩孚、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张作霖请冯玉祥与之联合攻孙传芳，遭冯玉祥拒绝。张作霖反过来就派郭松龄、李景林进攻冯玉祥。在此情况下，李大钊立即派出任国桢去做郭松龄的工作。策动郭松龄“倒戈反奉”。11月22日，郭松龄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通电全国声讨张作霖，直逼沈阳，后因日本军队参战，12月28日，郭松龄英勇牺牲，年仅34岁。李大钊闻讯，当即组织“反段倒奉”运动。

　　1926年1月13日，李大钊组织领导了北京国民反日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说。1月17日，又在中山公园召开郭松龄追悼大会。李大钊在会上也发表了演说，使人们认清张作霖的嘴脸，极大地激发了国民的反日情绪，认清了张作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1926年6月，叶挺独立团入湖南，揭开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序幕。随后，陈铭枢、张发奎、李宗仁等部相继进入湖南。防止张作霖、吴佩孚等反革命军阀向南扩张。李大钊为策应北伐，发出《守常政治报告》。1926年12月5日又发出《守常同志来信》。李大钊策应北伐的战略思想：“使直奉鲁张南伐不成，使北伐进展阻力减少。”

　　李大钊为冯玉祥制定“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策略。1926年4月16日，冯玉祥按照李大钊的战略部署，部队到达五原，宣布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4月17日，誓师授旗。史称“五原誓师”。

　　1927年春，李大钊派人给冯玉祥送去密函，建议冯玉祥“出长安，会师郑州”。4月6日，国民政府电令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1日，冯宣誓就职。5日，冯赴潼关指挥作战。策应北伐策略基本实现。1926年11月9日，李大钊写信给刘伯坚，对西北军工作给予全面指示。

　　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就是在昌黎五峰山期间，于树德到这里传达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要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北洋政府的“严速拘拿”的“海捕文书”密令条件下，李大钊秘密回到北京，约集出席会议的代表，商定出发日期及方法，筹集资费，于中旬先后出发，中途在哈尔滨停留，经满洲里于1924年6月17日前到达莫斯科，以秦华、李琴华等名字，参加了17日召开的大会。

　　1924年，针对清华大学学生徐永煐的提问：“中国为什么要受苏俄的指挥呢？”李大钊回答说：“第三国际现在设在苏联，但也可以设在北京，要是设在北京，你们想想，能行吗？军阀不早已把它搞掉了，所以现在不行。现在设在苏联，我们参加，比较合适。等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设在北京，不也就一样了吗？所以这不是谁指挥谁的问题。”

　　1924年9月13日，李大钊接受《莫斯科工人报》记者采访，在《农民国际》上发表了《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9月18日，李大钊在克鲁普斯卡娅共产主义学院作《帝国主义在中国竞争与中国的内战》报告。9月23日，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国际大会上发表演说。

　　中共中央决定李大钊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旅莫党团审查委员会委员。10月25日，成立了中共旅莫党团审查委员会。

　　李大钊在旅莫支部大会报告了《中国最近之政变》（1924年9月12日）、《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1924年10月30日）。

　　在东方大学作的《中国的内战和工人阶级》讲课中，李大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正在觉醒，看透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相互勾结和利益一致，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帝斗争。

　　参加“三·一八”反帝游行示威

　　l925年—1926年，李大钊发动和组织北方地区人民群众响应“五卅运动”。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进入天津大沽口挑衅，16日，日本又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此举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慨，李大钊适时地发动群众开展反帝斗争。

　　由于大沽口事件和《八国通牒》事件，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开展群众性反帝斗争。1926年3月17日，李大钊参加反帝游行示威。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下，3万多群众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在段执政府门前竟受到军警开枪镇压，史称“三·一八事件”。李大钊遭受军警殴打。

　　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展壮大，1924年有党员600人，1927年有党员2069人。在北京、天津、直隶、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政府发布通缉令，称李大钊等“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1926年4月16日奉军入北京，26日封了《京报》，杀害邵飘萍。8月6日，杀害《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并提出：“凡宣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

　　中共北方区委有两处地下印刷厂，一是昌华印刷局，一是明星印刷局。都是李大钊亲自安排的。李大钊常来印刷厂指导工作，在这非常复杂的条件下印制了《中央政治通讯》。

　　1926年3月底，李大钊把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由翠花胡同八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

　　1926年5月，在敌人的监视下，李大钊发表《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族革命观》，其中写道：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一定胜利，帝国主义向中国的进攻会更加凶猛，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觉，更要坚定信心。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一大批来不及被苏俄武官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被截获。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公布了一批苏联文件，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1927年编印，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

　　……但是，这些通常性的工作文件不能加罪于李大钊，张作霖为了证实李大钊与苏俄的策动阴谋，特别指出其中一篇《致驻华武官训令》，宣称为了引起外国干涉，“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反对外国人，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直至抢劫和杀人”。认定这就是共产党策动南京抢劫和各地排外事件的重要证据。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认真考证，揭露了这是一份假文件，是由外国公使教唆、张作霖授意、张国忱和白俄记者作伪，美国武官的随员帮助翻译而炮制出笼的。

　　其后，又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份伪造的训令，是张国忱根据张作霖的指示，找了一位白俄、哈尔滨《喇叭报》主编来塔列夫斯基伪造出来的。

　　在狱中、在法庭上，李大钊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27年4月28日，这位坚定的革命者在绞刑架上慷慨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撰写的《狱中自述》，概括了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言，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可谓心如日月，志比山河。

　　李大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是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一生，他的志向是要改变国家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受封建军阀压迫的命运。他是革命的理论家，又是革命的实践家。他的思想和人格受到人们崇高的景仰和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