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七节 李大钊的建党思想

　　1920年1月15日，李大钊发表了《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指明社会组织的产生，正在发生着由纵向而为横向的发展变化，改变了原来的“以力统属”而成为“以爱结合”。“现在的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我们的改造运动就是建立横的组织的运动。”“我们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间一切关系都脱去力的关系，而纯为爱的关系，使人间一切生活全不是争的生活，而纯是爱的生活。”

　　显示出李大钊关于建立劳工阶级的横向联合组织的迫切期望。

　　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与天津觉悟社，及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团体共20多人，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18日，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了联络筹备会。19日，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中山公园的茶话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本会之创立，原系研究学问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既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有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

　　明确提出了“标明主义之必要”。这是建立党组织的舆论准备。

　　最早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在1921年3月以S。C。为笔名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刊登在《曙光》月刊第2卷第2号上，文中使用的“Party”译作“团体”，实际上就是讲的“党”。文中强调指出“最近谈共产主义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这是最早在中国公开号召建立共产党的一篇文章，也是证明李大钊最早提出建立共产党的客观证据。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指出：“十九世纪以来，政党之发达，则人类组织能力之进步，又极可惊。英、美政治纯受政党支配，其政党都有极繁复之机关，极妙之组织。所以势力雄厚，直与政府并驾，甚或称为第二政府。”

　　“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

　　“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

　　1920年4月，维经斯基到上海，经过多次与陈独秀商谈，5月间，上海组织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杨明斋、俞秀松、陈公培、李达等。李汉俊起草了党纲草案，对党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产生了争论，陈独秀等就暂时称之“社会党”。陈独秀在《对于时局之我见》中数次称“吾党”为“社会党”。为了正式确定党名称，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和张申府商量。

　　李大钊是不会提出在中国创建“社会党”的，因为他对社会党的性质有所了解，曾经说过：“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所以，张申府说：“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李大钊提出了希望：“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李大钊复信后，上海党组织定名共产党，创办的理论月刊为《共产党》。11月又制定出《中国共产党宣言》。李大钊于1920年9月在北京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1920年秋到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法国、日本等地分别建立了党的组织，有的是共产党支部，有的是共产党小组，没有统一的名称。

　　当时，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还有蔡和森。1920年7月6日至10日，蔡和森在蒙达尼公学召集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学会会务进行的方针。蔡和森极力主张组织共产党。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从法国寄信给毛泽东，其中有：“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新民学会1920年版。

　　现在有些研究文章为了印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多采用高一涵的回忆，认定在李大钊、陈独秀化妆为车夫和商人，用骡车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乘船赴上海的途中，共同商定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经过多方查找，没有可以证实的历史资料。

　　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

　　李大钊研究俄国革命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他认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首先要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充当革命的领导，就需要革命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实现所应具备的阶级和思想基础，李对钊自觉地担负了这个历史使命。

　　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使李大钊认识到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可能。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李大钊进行了大量的组织活动：

　　1.1920年初，李大钊与邓中夏等人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在天津还会见过苏俄友人。这次会见被敌探发觉，在天津《益世报》上发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立即返回北京。

　　2.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引起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使这“世界改造的原动学说”在中国广泛的传播开来。“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理解”。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共产党。在北京成立党的组织时，就叫共产党。参加党的多数是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

　　3.李大钊发起在北京大学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集合信仰或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号召青年们以各种形式接近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同盟农民，去“做民众的先驱”，忠于民众，作民众的运动。

　　4.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向广大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5.李大钊开展工人运动，出版《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1000多人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是党领导的最早的工会之一。

　　6.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李大钊指出：“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昧的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杀他们的一切。”“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可能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921年1月，李大钊发表《自由与秩序》，批判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个人绝对自由，阐述个人和社会、纪律和自由的关系。3月，发表《社会主义下的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批判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实际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指出：“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继上海共产党支部成立之后，1920年10月4日，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支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成员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张国焘回忆称：国会议员李绍九、河北省议员江浩也参加过。刘仁静回忆称：宋价是私立中国大学学生，参加时间很短就到美国去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袁明荣、张伯根、华林、王竟林都曾加入过，后来退出去的。接着，着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解决活动经费问题，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为开展工作之用。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成员有40余人。同时，李大钊还派人到天津、唐山去开展工作，组织青年团体，形成了华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创建新局面。

　　为何未出席中共一大

　　陈公博1946年写的《我与共产党》中有：“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

　　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综合以上当事人回忆的资料，可以得知，对这次会议重要性认识上不足是关键，认为党的地方组织是1920年陆续建立起来的，没有必要再举行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事实上，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关于李大钊负责北方党的工作，也是陈独秀决定的，与代表大会无关，我们在李大钊的文章中也没能找到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关记载。

　　建党思想和主张

　　李大钊建党的思想很明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不是建立社会党，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简明的说，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1848年1月时候，昂格思（Engels）与马克思同作的《共产党宣言》发布了。其后1888年用英文发刊，昂格思作了一篇序文，郑重声明这是共产党宣言，不是社会党宣言。昂格思说，在1847年顷，所谓社会党人乃是那些在劳工阶级运动以外求援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不论多少，只要有一部分自觉的工人，渐知只是政治的改革还是不够，从而主张有全社会改革的必要。这一部分工人可自称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的运动，是中流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1922年初到1923年春，全国出现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应“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的主张。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二大”，李大钊“因事未能赶到”，这次会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委员。

　　7月26日，苏俄政府派越飞为特命全权大使，以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8月12日越飞到达北京，18日，李大钊出席了北京学界招待苏俄代表越飞的宴会。8月，马林在回到苏俄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后，再次来到中国，带来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指示。25日，马林在上海法租界第二次会见了刚刚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并且向孙中山讲了共产国际已经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进行了研究，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

　　8月中旬，李大钊出席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问题上，党内达成共识。“1923年6月，中共召开三大。当时党内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是帮忙，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根本没有提；一种以张国焘为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只能少数人加入国民党，工人不能参加。实际上，这两种思想都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

　　当时一些党员对两个问题想不通，一个是为什么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一个是为什么要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对这两个问题都是给以了明确的回答的。

　　为什么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李大钊说：“第三国际现在设在苏联，但也可以设在北京，要是设在北京，你们想想，能行吗？军阀不早已把它搞掉了，所以现在不行。现在设在苏联，我们参加，比较合适。等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设在北京，不也就一样了吗？所以这不是谁指挥谁的问题。”

　　徐庆来：《徐永煐传略》中《徐永煐再访李大钊》，http：//blog。voc。com。cn/blog_shovone_type_blog_id101426_p_1.html。

　　为什么要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说中国的反抗军阀、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需要结成一个向军阀和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

　　所以，这个联合战线在今日中国，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是最合适的。我们从马林的笔记本中查找到了李大钊在中共三大会议上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的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三、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

　　1923年11月24—25日，李大钊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三届第一次会议。鉴于中国国民党已经在11月12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共决定全力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此同时，还制定了统一战线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李大钊在会议上受命到上海会见孙中山，推动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两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就是要领导中国革命。

　　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李大钊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理论基础。

　　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使马克思主义这“世界改造的原动学说”在中国传播。此后，李大钊通过各种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可能把一个一个具体总是都解决了的希望。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了。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是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李大钊深入细致工作，团结众多优秀青年，开展建立党组织的筹备工作。

　　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优秀青年，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坚强的干部队伍。

　　李大钊是青年导师，又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以他近乎完美的人格、渊博的学识，夯实了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领袖地位。《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两个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产生很大影响。聘为北大教授后，李大钊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课程，向学生传输马克思主义原理；以社团活动，团结爱国青年，为《少年中国》、《新潮》、《国民》等杂志写稿，对青年给予多方面关心和帮助。在李大钊的倡仪下，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适当时机公开发展会员。毛泽东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与工人相结合的经验，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干部准备。

　　三、最早与共产国际人士接触，逐步完善建党的理论，保障建党活动方向正确。

　　李大钊认识到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强大，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一个政党，一个如同布尔什维克一样的政党来领导。他努力寻求同苏俄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联系。曾在天津会见苏俄友人交谈对革命的见解。此后，热情接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谈成立中国共产党问题，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李大钊指出：现在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这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这就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一个平民劳动家的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