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五节 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思想

　　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提出：“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

　　“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物心两面改造提出的理论依据

　　李大钊于1919年5月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的“物心两面的改造”，就是指人的自我心性改造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改造。“物的改造”是指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心的改造”是指以互助、协作、友谊、博爱的精神对自我心性的改造；李大钊认为“物心两面改造”的“物”与“心”是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密不可分的。

　　对此论点，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进行了细致的论说，他指出许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多是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只一味地论说阶级斗争，把伦理观念全然抹杀，其实这是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是把人类历史做出了前史与后史的划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他所说的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指人类的前史而言的。在人类前史的阶段里，“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

　　李大钊指出，人们认为马克思一味地讲阶级斗争而不讲互助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一是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马克思说：“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论说有“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定命的彩色”，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还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论说和宣传。

　　二是“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在“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

　　就是说，认为马克思是在单纯地用经济现象、阶级斗争来解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忽视伦理观念和互助理想，即是马克思在论说上的忽视，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中需要注意加以纠正的方面。

　　李大钊特别提到了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特别指出：“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物心两面、灵肉两面，地位不是一样的，而是“物”决定“心”，“心”随“物”变。因为“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社会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构造作它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它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它永远不能实现”。

　　为了更深入地讲述这个道理，李大钊于1919年12月1日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月28日发表了《物质和精神》，1920年1月1日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章，系统地论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进一步强调了物质构造的决定作用；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精神构造的作用；相反，他还极为重视精神改造的重要意义，认为物质构造的变动不能完全解决精神构造的改造。

　　在比较和思考中接受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说：“拼上半生的工夫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足以证明李大钊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从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等文章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为了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社会主义的不同，他对当时欧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就有英国的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1478—1535）、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1771—1858）、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1819—1900）、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Kingsley，1819—1875）、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法国的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傅立叶（CharlesFourier，1772—1873）、蒲鲁东（PierreJosephProudhon，1809—1865）、路易·勃朗（LouisBlanc，1811—1882）。

　　李大钊还论说了空想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费边社、行会社会主义等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列出这样一个不完整的名单，意在说明李大钊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艰苦的比较和鉴别思考过程。他当时的学习条件要比现在困难得多，但却没有放弃认真地思考，尽管它使用的词语还是自己意译和杜撰的，如阶级竞争、表面的构造、经济组织、经济行程等等，却丝毫没有影响对马克思愿意的表达。这样学习和思考后的表述是思想的产物，是具有创造性的论说。有的李大钊研究者以今天通行的观点对李大钊的思想进行评价时，动辄加上一个历史的局限性，实不知正是以自己的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他的创造性见解。

　　李大钊很推崇罗斯金主张的“心物调和改造论”。他说：“罗斯金（Ruskin）对于阶级斗争，是不赞成者。马克思（Marx）即主张阶级斗争，以为欲改良劳动者之生活，只在阶级斗争。此纯由物质方面去改造。托洛茨基（Tolstoy）主张从心的方面去改造。罗斯金（Ruskin）主张心物调节，故二者均须改造”。

　　物心两面改造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吗

　　认为李大钊在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受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研究者们写出文章，并且援引了国外一些学者的论说。例如顾昕在其《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文中，就援引了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等书中的论说，分析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对李大钊的思想影响。顾昕认为：“李大钊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何时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很难考证的史实。”“在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全面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其集中体现是他在1919年7月6日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他把互助视为人类进化的真理，同时把阶级竞争视为人类前史的特征，是‘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的一条不可避免的途径。”“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他认为必须把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即阶级竞争与阶级互助结合起来。”“李大钊接受无政府主义，与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与儒家士子们一样，李大钊在分析问题时倾向于诉诸道德，个人道德的修养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确立，被视为创造‘青春中国’的根基。在他看来，‘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互助的原则，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他指出‘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在这里，‘修齐治平’的儒家信念在李大钊的无政府主义中凸现出来，道德理想主义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同时，儒家的另一个基本信念，即小我与大我同一，也始终呈现在李大钊的文字中，在他那里，个性的解放，自我的修养以及青年的进取精神，都只有在创造‘青年中国’以及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才具有其价值。他坚信，‘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力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因此，个人的我融入整体的‘我’，人生才有意义。”作者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都程度不一地受到了民粹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这同他们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并行不悖的。”

　　在这里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李大钊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他所受的思想影响本来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要作出“‘修齐治平’的儒家信念在李大钊的无政府主义中凸现出来”这样的分析，‘修齐治平’的儒家信念难道不通过无政府主义，就无法表现出来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其前提难道不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对立的两个阶级，在社会发展中正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吗？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等人的著作之所以如此论说，就是因为他们无从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很自然地会从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外来思想中为李大钊的思想发展找寻变化的线索，因为这些思想潮流确实是在当时的中国学界流行过，李大钊又和其中的一些人有过交往。可是，把李大钊对人类社会发展改造的途径这样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归结到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上去，实在是轻视了李大钊极为慎重的独立思考的成果。

　　物心两面改造带有二元论色彩吗

　　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伦理思想经历了从批判孔门旧伦理、倡导个人主义，到主张带有唯心论和二元论色彩的“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再到提出无产阶级道德观，奠定马列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三个阶段的演变。这一演变历程与他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基本同步，科学理性的思想方法和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得其伦理观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在马列主义伦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邵云瑞、颜杰峰：《五四时期李大钊伦理思想的演变》，载《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5期。

　　这是过去在李大钊思想研究中习惯性的说法，即认为“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带有唯心论和二元论色彩，是李大钊思想发展不成熟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在初创时期为了同唯心史观作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是很强调“经济决定论”的，以此揭示政治、思想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根源，导致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强调得不够。这一点恩格斯是承认了的，他说：“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李大钊或许没有读到过恩格斯的这一番论说，却能够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认识到这种“强调得不够”的“过错”，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偏僻”，是需要救正的地方，说明当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精心思考，没有任何盲从和崇拜的科学态度。

　　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的道路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预见。指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所有的物色亦岂可忽略”。“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之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向的展望，对各国社会主义“特色”和“异点”的强调，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认知理路，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探索，“求其适合者行之”，自然就会探寻出具有各国、各民族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由于李大钊确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意味着结束人类的前史，那么，从前史的结束到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动”。

　　他又指出，精神改造运动就是要“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时期，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变动，人心内部的恶，若不铲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李大钊以上关于“物心两面改造论”的论述，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精神对物质有着反作用的原理。李大钊在强调物质改造的同时，重视精神改造、人心改造、道德革命的思想，不仅在五四时期很有意义，就是在今天仍有其历史价值。对“物心两面改造”这一思想观点，过去在李大钊研究界被认为“贬低了阶级斗争对改造人类精神的作用”，“不适当地夸大了‘互助’思想对精神改造的作用，具有唯心论成分”。

　　物心两面改造思想的现实意义

　　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理念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既强调了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同时对偏重物质进步、忽视人类伦理进步的“过错”加以匡正，这在恩格斯看来都是一个重要的唯物史观命题，何以长期以来被李大钊研究界认定是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过渡期中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残留，有的还说成是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所克服了的“二元论”思想。

　　当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程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9年春天，李昌提出建议：“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凡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但我觉得，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可以考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我体会，它既包括教育发达、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同时也包括道德、传统、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比如：有理想，即有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讲道德，即个人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遇有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民主团结，勤劳朴素，学文化，重科学，讲卫生，有礼貌等。”胡耀邦表示赞同，6月，在中宣部召集的会议上，胡耀邦提出：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有高尚的精神生活。9月，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生活同物质生活是互相结合不可分离的，不能设想没有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也不能设想没有精神生活的物质生活。”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随后，江泽民也指出：“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就是畸形的，也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渗透在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单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且是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的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共同的长期的任务。”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重大方针。此后，我们始终坚持这一重大战略方针。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精神文明指的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方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发展的思想保证，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有其特点和发展规律，二者不能互相混淆和互相代替。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它不能代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果只抓物质文明建设，就会诱发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因此，从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现实来看，“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应该是一个具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指导思想。李大钊既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物质方面实现“社会组织”改造的艰巨，更寄希望通过精神方面的改造来促进物质方面的改造。

　　李大钊并不知道恩格斯晚年自我批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过错，在理论上，李大钊也还没能达到恩格斯就此深入思考而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我们还是要承认李大钊这一思想是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具有一定的趋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