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四节 李大钊的少年中国思想

　　李大钊曾准备写作《少年中国主义》一书。1919年1月出版的曾琦著：《国体与青年》，此书出版前，李大钊曾为曾琦的《国体与青年》写了一篇文字，列为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丛书”第一种。该书的封面背后有出书预告，第七种为李大钊著《少年中国主义》，说明李大钊曾准备著《少年中国主义》一书。此时李大钊已经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将“青春中华”的理想发展成较为具体的少年中国主义，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少年中国主张，但是该书没有完成。

　　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1919年8月公开宣布信仰布尔什维主义。9月15日，李大钊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此时试图把社会理想与现实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确信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可以是自由的创造，活动的生活，各人所欲创造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只要向着光明方面走，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李大钊把少年中国运动分为两种文化运动，即精神的改造运动和物质的改造运动，这两种改造运动要一致进行。“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百要与物质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铲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性、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工作，做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你永远不能实现。”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联合的运动。”李大钊号召青年：“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做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候，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斯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学会解体

　　李大钊宣传社会主义遭王光祈当面反驳。1918年11月，李大钊开始向会友宣传社会主义，遭到王光祈两次当面反驳。王光祈认为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中国不能走法国革命的老路，也不能照搬俄国共产革命的经验。不久，李璜在离开上海去法国时写了一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书》，反对盲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认为马克思主义之阶级斗争说及“工人无祖国”之论行之无效，而且甚为残酷，并非人道主义的胜利。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载《传记文学》第16卷，第4期，1970年11月。

　　上海会员也主张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王光祈代表北京同人对此极表同情。

　　《少年中国》第1卷1期，1919年7月15日。

　　此后，巴黎会员曾琦等人也同李大钊争辩，认为共产主义不适中国国情，世界革命极不可靠，又反对第三国际。这样，李大钊向会友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学会内部重大争论。少年中国学会分裂是其自身人员组成差别所导致的，上海会员多投身于学术和教育，北京会员后来不少是共产党人，巴黎会员多为国家主义派。

　　李大钊提出学会有标明主义之必要。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迅速增加，分会组织遍布国内十多个省市，并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和德国、南洋等地建立了分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李大钊希望通过它来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并把他们引向革命的道路。李大钊对学会的领导，在组织领导方面，任《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评议部评议员，却始终没有担任评议部主任、执行部主任等最高领导职务，不是有决定权的最高领导人。1920年4月30日，李大钊撰写《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发表于《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他所说的“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却遭到了抵制。邓中夏、刘仁静、黄日葵等人赞同，左舜生等人反对。在1921年南京大会和1922年杭州大会上均有激烈的争论。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渐次警觉共产主义运动亟宜设法预防，因而提出国家主义与之对抗”。因此少年中国学会内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之争，遂于1923年起转变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

　　李大钊提出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1920年四五月间，维经斯基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又往上海会见陈独秀，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北京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并且开始派人领导工人运动，亲自去郑州指导。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后，提出要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领导民众运动，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革，表明不再寄希望于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团体，彻底摆脱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和信条以及自己的少年中国主义。

　　少年中国学会实际上经历了双重的分化，一是选择政治改造道路和坚持文化改造理想之间的分化；二是投身政治活动的会员中信仰共产主义和信仰国家主义之间的分裂。大多数会员自始至终反对列宁所实行的马克思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它对个人自由是有害的，虽然不少会员抱有一种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也反对阶级斗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原因是它们太残酷、不人道。学会成员中的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刘仁静、张闻天、沈泽民、黄日葵、杨贤江、高君宇等已是中共北方组织的主要成员，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危难局势不断加深的关头，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社会主义道路，有坚定的信仰，而且希望将学会改造为拥有这种信仰的组织，他们的努力在学会内没有获得成功。

　　学会出现分裂基本上形成三派。1923年，学会成员中的国家主义者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党，归国后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其国家主义的政治主张。1923的苏州年会，改用“提倡青年为民族独立运动”替代原来的“以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很快就出现分裂现象。基本上形成三派：一派倾向共产主义，有守常先生领导；另一小撮是国家主义，有曾琦、李璜等人；还有一些人是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国家主义。后来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和国家主义派针锋相对，互相斗争，最后分裂。”

　　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终于解体。正如毛泽东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1925年11月21日）：“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少年中国学会解体的原因有多重性：会员的思想差异、社会选择的不同、外部环境的刺激、会员的行为取向等等。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上，担任主席的吴俊升说得好：这个偏重友谊与学术的团体，因为时代政治的冲击而致解体。一些会员为保持学会初期的理想和热情出国留学；留在国内的会员面对急骤变化的时代走出书斋投身于政治活动，由于观点、取向的不同形成了对立；被看做是缺乏勇气的求知者游离于社会政治和民生之间，于是，学会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