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一节 概述

　　李大钊赴日本留学是得到孙洪伊和汤化龙的帮助，具体地说就是汤化龙用他执掌的进步党的财政，将一批青年才俊送到日本留学，为的是将来协助他从事国家政治事务。据李仲公（李其荃）所写《护国之役的汤化龙及其集团》

　　《湖北文史资料》第8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版。

　　一文介绍，汤化龙在1914至1915年间派遣留日的学生共九人：刘道鏗、陈博生（渊泉）、李大钊（守常）、李其荃（仲公）、张梓芳（必果）、南庶熙（开锺）、霍例白（侣白）、张润之（泽民）、李凝修（培藩）。后面的3人是李大钊推荐的，其实，还不止这9人，还有夏子竞（夏勤）、蔡天民（成榘），这些人多是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这些人每年每人的补助费为300元，比官费留日学生略低一些，但在日本过求学生活还是满充裕的。这些钱，其实是来自袁世凯给进步党活动的经费。贾芝曾在《李大钊同志的故事》中说：1916年1月，李大钊是根据汤化龙电报的要求回国的。4月，与张润之等启程回上海。

　　《新观察》，1957年第8期。

　　归国后思想的变化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期，曾与张继相识相知，受其影响，这一点经常被李大钊研究者忽略。其实，李大钊政治倾向转变和思想发展趋势，与当时的中华革命党人张继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继（溥泉）1899至1906年留学日本，曾与章太炎、章士钊、邹容结拜为兄弟，与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与黄兴创立华兴会。1905年8月，加入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第一任编辑人与发行人，1905年，翻译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阅读过幸德秋水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了解到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的弊端，也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只是目前还没有资料证明有关的细节。

　　1915年末1916年初，李大钊为联络讨袁事宜曾经临时回到上海，于“丙辰春”返回东京。

　　1916年，时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的张继，曾经两次出席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召开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一次是1916年4月2日，一次是1916年5月7日。这在中国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民彝》杂志1916年5月15日在东京创刊。其中保存了留日学生总会的会务、组织、财务等详细资料，也记载了留日学生从反日到反袁的整个斗争发展过程。

　　《警告全国父老书》（1915年）、《国民之薪胆》（1915年6月），李大钊仅仅是把矛头对准了日本侵略者；《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才把矛头对准了袁世凯的狂妄野心，论述彻底反对封建统治的途径。这与李大钊此一时经由张继的影响与孙中山、孙洪伊接近有着很大关系。李大钊参与发起组织的神州学会、中国财政经济学会，都从单纯反日转向了更加关心国家政治，谋划中国未来之建设。李大钊毅然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与张继等一起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正是为创造青春中华、理想中华而奋斗的实际行动。

　　1915年底，李大钊在由横滨搭法轮赴上海的途中，望着太平洋上的汹涌波涛，吟出一首五言诗：“浩渺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

　　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在回国途中写道：“一轮舟共一轮月，万里人怀万里愁。正是黯然回首处，春申江上独登楼。”

　　此时的李大钊已经认识到：中华革命党以孙中山为首捍卫共和目标明确；进步党以汤化龙为首在反袁斗争中威望大增；而军事势力派则因试图左右中国政局而分化为直、皖等不同派系。汤化龙对自己有培育之恩情；张继、孙洪伊则和自己思想更为贴近，“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反袁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更要付出艰辛的奋斗历程。

　　1916年5月1日。“一日到伯兰处与崔叔和谈，又同小酌。候寿昌，久不至，念极。闻与张溥泉同来，或亦不日可到。”

　　“当时的上海是各派反袁活动的中心，白坚武是李大钊的密友，此际正在上海反袁人士间活动。上海反袁人士中既有李大钊与张继同自日本回沪之说，二人可能有反袁活动方面的联系。”

　　实际上，5月上旬，张继已随孙中山到上海，大约在5月中旬，李大钊继至。李大钊到上海后住在孙洪伊（伯兰）家，5月21日前致函在日本的霍例白：“此间自溥泉公来，各派意见消融无间，裨益大局匪浅显也。昨济公接川陈二庵电云，川决于箇日（廿一）宣布独立，湘亦不远，而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

　　在这里，“济公”指汤化龙；陈二庵，指四川巡按使陈宦；南京会议，指江苏督军冯国璋于5月18日至30日在南京召开的15省代表会议，旨在讨论袁世凯地位问题。

　　李大钊回国后，受汤化龙之托，《晨钟》报社由李大钊、李其荃、霍例白、陈博生、刘道铿等人组成编辑部，汤化龙任社长，《晨钟》报于1916年8月15日创刊，《晨钟》报编辑部形成了汤化龙派集团的少壮派集结之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9月9日，国民党国会议员张继、孙洪伊、谷钟秀、林森、吴景濂等组织之“宪法商榷会”正式成立，到会者达380多人。至10月1日，共开会5次《宪法公言》第1册，1916年10月10日。

　　李大钊和《宪法公言》关系密切。9月9日，李大钊发表《李守常启事》，向《晨钟》报社辞职，并声明：“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汤化龙为抵制国民党国会议员派的“宪法商榷会”而另组织与之对立的“宪法研究会”，这个“宪法研究会”是以原有汤化龙派的“宪法案研究会”与梁启超派的“宪法研究同志会”合并而成。李大钊的寓意小说《别泪》，将自己与汤化龙研究系的关系作了隐喻说明。汤化龙研究系一派是依傍豪强一时得势的军阀官僚，辛亥革命时投靠袁世凯，后来反对袁世凯，又投靠了段祺瑞。而孙洪伊在反袁斗争中靠向了孙中山革命派，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与张继、孙洪伊关系密切起来，政治倾向分歧而导致的分裂当然不可避免。

　　李大钊此时的思想明显地与汤化龙等进步党的主张产生了分歧，更倾向于孙洪伊和国民党一方面，李大钊思想上明确地反对汤化龙与段祺瑞结合，复任众议院院长，更反对汤化龙利用《晨钟》报对孙洪伊和国民党进行攻击。尽管曾经为《晨钟》报的创刊费尽心血。从8月15日创刊，到9月9日他离开，一共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天，在发表了《别泪》之后，与汤化龙和《晨钟》报就彻底分手。

　　李大钊于1917年8月15日在《辟伪调和》一文中所说的“某也长内务也”

　　……就是指汤化龙；“方愚去某报时，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讽劝”

　　就是指《晨钟》报。李大钊将缓进派的主张斥之为“伪调和”，“以势力为重，以情理为轻，以成败为重，以是非为轻”。“全属幻想，空无是物，即或有之，亦非今世所宜，实现已所不能，持久又胡可得？”

　　同上。

　　李大钊此后在文章中始终也没有再提出过“汤化龙”这个名字，这不仅反映出李大钊处世思想的一个独特方面，更反映出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深深地确信，中国的出路在于进行一次彻底的民主革命，他已经从青春中华再造的理想走向寻找真实的实践途径。

　　欢呼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率先在中国系统地接受、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都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进行的。李大钊曾经说过：“北大两字，本旁视者对北京大学之缩称，吾校人员亦省而用之，外人即不免认吾校自称北大，带有骄气。其实此正北大之精神。盖吾校要研究各种学术，自然算大。希望同人以后都从大字上做去，发扬伟大的精神”

　　《京报》，1922年10月26日。

　　“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惟北大耳。”

　　《京报》，1923年12月18日。

　　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得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章士钊说：“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守常一人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惟守常之马首是瞻。”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见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

　　1917年11月7日，俄国革命成功，消息传入中国。1918年3、4月间，李大钊就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年12月）、《新纪元》（1919年元旦）等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给予正确的解释。认为这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十月革命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1月，北京举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讲演大会，蔡元培讲题为《劳工神圣》，称赞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李大钊演讲题为《庶民的胜利》，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帝国主义的武力，不是哪一个资本家政府，胜利的是全世界的劳动者，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重要的是今后人类社会发展走向、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们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说。15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另一篇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又一次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它就成为这次演讲会的主题，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指出：“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巧的政客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五四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义要求，遭到否决，却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力全部让给日本，使我国主权受到极大威胁。到2、3月间，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军阀政府又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一批爱国青年深感宣传、揭露已不能适应日益紧迫的斗争形势，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这时，李大钊多次向爱国青年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Day杂感》，第一次公开提出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跟敌人斗争，推动了群众的革命行动，提出“那一日是什么人又什么举动，才把这日作成了一个‘五一节’？那个日子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

　　“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逐渐酝酿着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五四运动的发生就将成为势不可挡的事。陈独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随感中，也提出了“直接解决”的思想，估计在五四之前，学生们在当天不可能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对五四运动爆发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是在后来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一定作用。谁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推动者是很明显的，只是有人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李大钊通过演讲和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指明斗争的目标，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精神武器。

　　1918年秋，李大钊就担任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学生组织“学生救国会”的顾问。“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6月由北大学生发起，是北京和天津地区学生参加的进步政治团体。在李大钊指导下，“学生救国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天津、济南、南京、九江、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作爱国宣传，串联学生，组织革命力量，正是在他们的鼓动下，这些城市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五四前夕，“学生救国会”已经发展成全国性进步青年组织。

　　1919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会，学校的学生救国会成员全部参加了学生会，并成为中坚力量。为加强联系，扩大影响，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10月成立“国民社”，成员有100多人，聘请李大钊为该社导师。李大钊对国民社进行了热情帮助和精心的指导。1919年元旦，出版了《国民》杂志月刊，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强调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元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学生救国会和国民社的成员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民主主义思想，对于五四运动兴起并迅速向全国扩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积极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同时，李大钊还担任了北大文科一部分青年学生组织“新潮社”的顾问。帮助他们筹备出版《新潮》月刊，为他们撰写文章《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19年2月1日）。这个杂志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广泛，李大钊向他们提出了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口号，把“新潮社”成员团结起来。

　　李大钊直接指导了“平民教育团”。“平民教育团”是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大学生组织，他们深入工厂、街头作爱国宣传，帮助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开展“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反帝宣传活动。五四运动后，他们到长辛店工人中进行工作，又从城市向农村扩展。李大钊发表《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23日）、《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1919年3月14—16日），教育青年要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同劳动人民解放紧紧地联系起来。指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

　　号召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

　　因此，革命青年应以俄罗斯青年为榜样，“应当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消灭苦痛的原因”，把劳苦大众“从苦痛里救出来，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农的村”。

　　李大钊对革命青年寄于无限殷切希望：“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啊！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努力去作人的活动！”

　　激励青年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5月2日晚上，北大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北京20多个高校也派代表参加。与会者一致决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山东半岛，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5月4日下午，北京5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标语，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沿途散发了万余张传单，许多工人、商人和市民参加了游行队伍。游行队伍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与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搏斗，当场被捕去学生32人。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学生们的更大愤怒，这场运动迅速扩向全国。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李大钊自始至终站在斗争最前线，参加斗争，领导运动。他和青年学生并肩战斗，一起参加了当天的示威游行。在游行结束后，把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召到北大图书馆，听取他们的汇报，研究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和下一步行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了运动的指挥中心，总是不断地开会，总是不断地有同学们来参加。在李大钊指导下，以北大学生会为核心，成立了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北京地区的学生运动。李大钊还把进步教职员组织起来，并且和学生联合会一起，共同营救被捕学生。

　　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反动政府的逼迫下，辞职出走。运动中又增加了挽留蔡元培校长的活动。李大钊作为北大教职员代表，于10日向北洋军阀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元培校长。同时，广泛地发动教职员，和学生采取同一步骤。

　　李大钊针对一些青年学生的错误认识，及时地进行教育。他在《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1919年5月18日）中指出，在这场斗争中，要把反对曹、陆、章这般卖国贼和反对整个卖国政府，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结合起来；要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所有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把反帝斗争与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所以，“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上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他大声疾呼，“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目标是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这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李大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促使中国人民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6月3日以后，北京市街头不断地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宣言》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对保障人民有言论、集会的自由，并警告政府，若不“从市民之希望”，工农群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这是由李大钊、陈独秀等起草并到街头散发的。

　　6月11日，李大钊、陈独秀再次到街头散发《宣言》，陈独秀被警察逮捕。面对敌人的迫害，李大钊镇定自若，立即投入营救陈独秀的斗争。经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积极营救，陈独秀于9月间出狱。经商定，李大钊机智地护送陈独秀出北京，经天津去上海。与此同时，《每周评论》从第28期起，继续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深入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恶阴谋。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字日子，李大钊写出并发表了《新华门前的血泪》和《哭的笑的》，在2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发表，“这样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今天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

　　激励中国人民跟敌人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作用，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准备。

　　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曾于1918年在北京发起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于史料缺乏多被学者否认。根据当时报载文章、早年俄国顾问撰写的《中共简史》，参以当事者的回忆，可以证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确曾于1918年底至1919年上半年存在过，这个研究会的产生涉及苏俄人士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初期联系与活动，参加人员、活动时间、组织形式都不怎么固定，是一个十分松散的非正式学会，却在中国开启了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先河。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终于在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公开宣布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并征求会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宗旨是“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很快会员就发展到120余人，有学生也有工人参加。1922年2月17日组织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会，请李大钊演讲《马克思经济学说》。在这以后，还组织举办过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支援唐山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等活动。李大钊宣讲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照亮新人生道路”的“明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将会员分成十个专题研究小组，分别开展深入的研讨。另有一个《资本论》研究组，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1919年，李大钊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张西曼于1919年7月在北京大学组建俄文系，兼职图书馆编目员，遂联络李大钊等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以接受十月革命的组织方法和经验，参加者有一百几十人。初期开会地点不固定，以后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在天津、上海、长沙、汉口、广州、日本东京等地设有分会。因极力避免北洋军阀的干涉，留下的资料很少。先后参加该会有：李守常（大钊）、陈独秀、张申府、郭梦良、徐六几、陈顾远、朱谦元、费觉天、易家钺（君左）、孟寿椿、范体仁、易克嶷、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张国焘、瞿秋白、施复亮（存统）、周佛海等。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搜集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外文及中文书籍，集资专门建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斋”；从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宣传活动。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大钊于1920年7月8日被聘为教授后，以北大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为政治学系教授，1921年改聘为史学系教授，1922年因担任课程任务繁重，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务。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在和陈启修、陶孟和、张慰慈共同承担《现代政治讲座》时，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解了《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人种问题》、《现代普选运动》等专题。李大钊的史学思想，特别是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在中国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

　　李大钊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归结为：揭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是怎样把劳动的结果劫去的；现代经济组织有资本集中之趋势。而资本家之资本竟然都是从劳动者那里骗取的剩余价值；揭示了发展下去资本集中到最后，贫富差距拉大，只有革命宣告资本主义必死的命运。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对李大钊来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显著标志是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月、11月）。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开头说：“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因为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二、三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

　　这说明在李大钊的手边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本一书，否则，怎么能准确地计算出《资本论》全书三卷的总页数？

　　当时的日本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和研究的大体情况是：1907年，山川均撰写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福田德三发表了研究《资本论》的论文。1909—1910年之间，安部矶雄翻译了《资本论》的开头部分。山川均和高畠素之翻译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1920—1924年，高畠素之完成了《资本论》翻译成日文出版的工作，这是最早的《资本论》日文版本。1908年，安部玑雄的《经济学概论》、福田德三的《经济学原理》等书，中译本陆续出版问世。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是研究者所关心的。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开始连载在1919年1月创刊的《社会问题研究》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至七节，发表在《新青年》的第6卷第5号上（标明的出版日期为1919年5月，可是出版广告却是在9月份刊登的，可知该期是在10月份才出版的）。第八至十一节，发表在《新青年》的第6卷第6号上，出版于11月1日，这是在刊物上标明了的。所以可以认定《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是在1919年5月以后到11月之间。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第五节中，引用了马克思的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48年的《共产者宣言》、1859年《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三段文字，还特别注明了：“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可见，在写作中是参照了河上肇的论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在1919年10月以前，中国学术界还没有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者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文译本，要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转译，河上肇此时把马克思主义称之“经济史观”，李大钊也一度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经济决定论”，河上肇在这一点上影响了李大钊。

　　李大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参考的文献有很多，至少有河上肇译成日文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及马克思这一著作的英文译本；山川均译成日文的马克思的《赁金价格和利润》及马克思这一著作的英文译本；日本学者高畠素之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日文译本及解说类著作。人们还会注意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行文中，一些重要词语的原文，李大钊都是用德文在括号内说明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的写作用去了1919年多半年的时间。据李葆华的回忆中所说：“1919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夏季的五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父亲进山以来，他就投入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挥笔疾书。只是在工作实在疲劳时，才走出祠堂休息休息。”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学习和思考，使他确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故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苏，不如信真理。”

　　“苟其言之确合乎真理，虽一时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李大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率先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

　　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认识人类社会的总钥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因此，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就绝不是什么永恒理性或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基于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的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一切社会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社会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的。李大钊认为：这是基于人类文化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组织进化论，是马克思独特唯物史观的根基。李大钊是在博览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实践家。

　　日本国立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26号上，发表了后藤延子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论点之一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非是他直接研读原著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搜集了各国研究者在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纪念时所写的介绍与批判文章后，加以整理写作的。”主要论点之二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九、十两节，即论说平均利润率的部分、论说资本的部分，“蓝本即福田德三的《经济学研究》（同文馆刊、大正二年十一月）中的第一篇《马克思研究》。在另外两处，李大钊又参考了福田的《续经济学讲义》（大仓书店刊，大正二年五月）中的第五篇《剩余价值与利润补论》。”

　　我们在认真研读《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九、十两节之后，会注意到有四处文字是福田德三的文章中所没有的，这就是：“在这神秘的形态中，把余值用利润的名义尽行掠去的真象，就是如此。”“马氏的余值说与他的资本说很有关系。他的名著是以‘资本’这个名辞被其全编，也可以看出他的资本说在他的全学说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所以把他略为介绍于此。”“他的价值，就是生产他的时候所吸入的价值的总额。不变资本也是由劳力结晶而生成的生产物，他的价值也是依劳工时间而决定，余别的生产物权是一样。”“只有价值决不能生产，必有劳工运用他才能有生产的结果，因为劳工是资本的渊泉。可是只有劳工没有维持他们生活的可变资本，还是不能生产。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劳工与资本也应该有些结合。”

　　这就说明李大钊在引述福田德三的文章时，充分注意到了对劳动价值论没有给以充分的重视，便在阐明劳动价值论时，把自己的观点加了上去。后藤延子也说：“李大钊对不采用劳动价值说的福田德三的论文，有所不满。”

　　可见，李大钊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确实是引用和参考了日本学者的著作和文章。这一点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开头就明确地讲了：“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它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万一因为作者的知能谫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声称“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这表明李大钊是真正要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实践者的。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能够对当时多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难，进行有理有据的解释。正说明他所进行的深刻思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和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同时，也是李大钊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

　　李大钊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从来没有为北大学生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课程，只是在社团活动中作通俗的宣讲，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所理解的，还未能达到讲马克思经济学说理论的水平。

　　1919年5月，在马克思诞生101周年的时候，李大钊帮助《晨报》（原名《晨钟》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较多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译和马克思原著译文。1919年5月5—8日，发表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渊泉译）；1919年5月9日—6月1日，发表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食力转译）；1919年6月2—11日，发表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渊泉译）；1919年7月25日—8月5日，发表《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节译自日本《改造》杂志“社会主义批评”）；1919年12月1日，发表《马克思年表》（绍虞）。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新青年》杂志，经过五四运动，逐渐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李大钊为了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注意，把他主编的第6卷第5、6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北京《国民》杂志、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等重要报刊先后发表了较多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马列原著。《国民》杂志第5期于1919年5月出版，在李大钊指导下，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前半部分的译文。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群众中扩大，一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报刊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这些社团和出版物，虽然思想倾向有所不同，但都或多或少介绍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思想。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的反应，反对的声音也会响起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进而会汇合成一股逆流。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出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认为当时的思想界的弊病是空谈主义、高谈主义，而不去研究具体问题和寻找解决办法。应该“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认为那种空谈主义并夸口是根本解决的做法，正表明思想界的浅薄。

　　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提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向去做。”但是，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争取部分权利等来组织和发动群众。空谈主义不是主义本身所有的，而是空谈的人所有的。“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观察中国政治问题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论战，也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分裂的开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论战，才能开拓前进的道路。李大钊明确地宣布自己是爱谈布尔什维主义的，然而，他也相信所有主义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李大钊说：“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停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看法，法律政治伦理等都是“表面的构造”，经济的构造是它们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法律政治伦理等都跟着变动。所以说“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但这只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还有它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如果“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就是说要进行“根本的解决”，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

　　此时的李大钊还相信创造少年中国没有一个死板的模式、铸定的偶像。尽管这时李大钊已经同陈独秀开始讨论建党的问题，并与俄共党员有了联系，也还是想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找寻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努力。可见，硬要把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说，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并不准确。一方还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对方也还不能说是坚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对一种学说要引进并传播开来，绝对不会没有习惯势力阻力和思想观点上的反对者的。此时，在少年中国学会中这种争论更为激烈。

　　1919年李大钊、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次关于学理问题的讨论，而不是一场意识形态论战。它的主要内容是从理论上阐明“主义”与“问题”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对某种具体“主义”的价值和功用进行褒贬。在争论发生之前还是在争论发生以后，李大钊、胡适二人的思想中都有许多共鸣之处。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系列论文中所表述的观点，对李大钊后续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胡适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观动机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没有任何瓜葛。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批评指责的“过激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具体的代表人物是黄凌霜。胡适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这一点，是鉴于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正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胡适不愿给人以趁火打劫充当政府帮凶的印象）；胡适在这次争论中并未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正是经过这样的论证，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得到了历练，并进一步走向坚定和成熟。

　　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

　　1920年初，李大钊的生活和工作相对稳定，他决定租赁石驸马后宅35号（现西单文华胡同24号）的后半个院子居住，这是一座三合院，大门坐北朝南。正房三间，是卧室、餐室和子女读书处，东厢房为往来亲友居住，三间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与会客的地方。院内有海棠树3株，院子南边是花畦和盆花。在繁忙工作之余，亲自栽培花木，环境幽雅整洁。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刚三十多岁，风华正茂，妻子赵纫兰年近四十。李大钊对她的爱恋和体贴有增无减，正是李大钊人生事业的黄金时代。

　　李大钊研究中国社会，以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分析近代社会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指出人们对孔子学说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变化，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就是“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供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任何企图“钳制新思想的人”，如果没有能力阻止经济的变动，就只能听任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1921年，毛泽东写道：“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

　　一场关于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的论争，给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又一次大震动，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为了同张东荪、梁启超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必须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张东荪和梁启超在研究系创办的《解放与改造》（后名《改造》）杂志上，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的《罗塞尔的“政治理想”》是第一篇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主张在保存现有国家的条件下，按照中世纪行会的某些精神和办法，建立“产业自治”，从而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10月，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宣扬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兴办教育。张东荪、梁启超借助罗素讲学的声势，连续发表文章，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时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12月15日，在《改造》发表《现在与将来》。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在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实际上强调中国经济落后，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没有条件建立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想实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就是说中国不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

　　这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论战，争论的是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经过论战更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这是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先决条件，是建党的决定性的思想基础。

　　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划清界限

　　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当做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在20纪初，经过留学日本、法国的学生和反清的流亡者传到中国的。五四前后在知识分子中流传，也扩散到工人之中，成立有晦鸣学社、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心社、实社、进化社、奋斗社等许多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约有70多种。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反封建的一面，遂被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但是，它同科学社会主义不相容，不划清它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产生。

　　当时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力量，代表性刊物是《进化》，根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互助是人类的本能、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而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等社会现象，则是国家、政治、法律和私有制毁坏这种本能的结果；把国家看做人类互相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源，反对国家和强权，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绝对自由，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的国家”，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国家”。无政府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1919年5月，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攻击马克思主义，说无产阶级政权“压制个人”；按劳分配原则只能使“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去除一切强权”，才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之时日，这种思潮关系到要不要建立政党和建立什么样政党的根本性问题。1920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奋斗》旬刊上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公开声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批判无政府主义，全面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其后，李大钊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刊登在《新青年》开辟的《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专栏。

　　在这场论战中，共产主义者方面有针对性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反对一切约束，主张个人绝对自由，若如此，任何事情，特别是社会生产，“非闹到停顿而破产不可”。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袁明熊、张伯根等人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李大钊等与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加入北京共产党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组织。这次思想论战持续一年之久，在一些社团、学校都有反映。1922年，区声白在给陈独秀信中表示承认错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转变为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如陈延年、施洋、黄爱、庞人铨等。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出版了37期，李大钊共发表长短文章54篇。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爱国主义运动的进展。

　　李大钊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成立进步社团，指导社团活动。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当时两份学生刊物《新潮》和《国民》的顾问。在他的影响下，1919年3月，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海淀、卢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区，向工人农民演讲革命道理。

　　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和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义朴亲，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入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据说在路上，李大钊与陈独秀曾经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

　　1920年3月31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由李大钊组织发起，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1921年设有3个特别研究组和11个固定研究组，会员共60余人。该会成立后，首先搜集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外文及中文书籍，集资专门建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斋”；翻译马克思著作，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此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他同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开始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1922年达150余人。为北方组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张申府等人，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在北大，维经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李大钊主任室成立，成员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11月，改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支部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1920年12月，李大钊、谢觉天、郭梦良等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了“亢慕义斋”图书室，举办“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为题的辩论会，参加者有北京各院校的教员和学生，李大钊的最后总结引起了很多听众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兴趣。

　　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性。他说：“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

　　李大钊进而又明确：“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应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并与各国共产党相呼应。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中共北方地区的工作。李大钊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一大部分钱来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

　　1921年8月26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列宁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进行合作的建议，并嘱托契切林回信给孙中山讲明这个问题。

　　这样，列宁关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统战思想，正式传播到了中国的国共两党。在此以前，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12月23日，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在九天时间里与孙中山进行三次长谈，希望他改造国民党，接纳共产党。共产国际“二大”，列宁的思想得到了贯彻，指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以及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

　　1922年8月12日，马林第二次来华到了北京，建议8月28—30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共中央委员扩大会议，决定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和政府各项工作，但仍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地位，称之“跨党”。这次西湖会议，有的人是改变了自己持不同意的态度，如陈独秀；有的人是一向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如李大钊。1922年8月30日，和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国共合作问题在中共方面顺利通过。

　　李大钊之所以能够顺利接受列宁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他作出过如下陈述：“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

　　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进程有清醒的认识：“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中国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新的政策只能是全国上下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联合、团结则存；分裂、争斗则亡。依据马林的笔记：李大钊8、9月间来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会后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故判断李大钊入国民党，与陈独秀大约在同时，应是1922年8月下旬。

　　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第一项工作，是落实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1922年8月28日，李大钊就写信给胡适，提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并且希望让蒋梦麟、高一涵等知道。使“民主的联合战线”进入实践进程。李大钊被委为国民党北京支部总干事，设立“青年国民俱乐部”、推选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成立北京执行部。孙中山看重的是共产党背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当然，孙中山很看重一些共产党员，如李大钊、谭平山“有能力和有才智”。孙中山当时的提法是“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

　　这样一来，国共两党“合作”，只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单方面的提法，孙中山则是“容共”和“融共”。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共产国际的服从，必然使孙中山的“容共”成为一厢情愿。

　　1922年9月8—11日，李大钊自上海赴洛阳再度会见吴佩孚。10月9日，李大钊与张继（溥泉）、王励斋（法勤）一起代表孙中山赴洛阳，又一次会见吴佩孚，欲借助国民党来扩大势力的地方军阀，其态度取决于其个人利益的得失，而对革命进程的全局并不关心，使得团结、合作具有明显的暂时性。

　　李大钊落实民主的联合战线是真心实意、竭尽全力的。1923年4月18日，李大钊在《向导》第21期，署名T。C。L。，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国民党是中国今日政治的国民之花，在广东和海外的栽植者啊，要努力传播他的种子于荒凉满目的全中国！”

　　1923年6月12—20日，李大钊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讲了关于加入国民党以后的工作，指出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过去和将来都是无产阶级，因此要参加并站在国民运动的前列，工作是大有希望的。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决定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同国民党合作，同时强调共产党要保持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3年夏，孙中山召见李大钊，讨论外交政策。

　　9月初，鲍罗廷奉命来华，任驻广州常设代表，在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就国共合作交换意见。10月19日，孙中山密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令其密电李大钊赴上海，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李大钊、张继等5人，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1月12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11月24日，李大钊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会议。

　　1924年1月4日，李大钊主持在京国民党党员大会，出席1000余人。选举出李大钊、谭仲逵、许宝驹、谭克敏、石瑛、张国焘等6人为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李大钊的代表资格是由孙中山指定的。北京支部的6名代表中被选举的3名是许宝驹、谭克敏、石瑛。由孙中山指定的代表是李大钊、谭熙鸿、延瑞祺。5日，一起南下广州出席会议。此前，李大钊为大会的召开做了许多筹备工作。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被指定为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与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一起协助孙中山主持大会。1月23日，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月28日，李大钊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

　　1月30日，李大钊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