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三节 李大钊的爱国反帝思想

　　李大钊以勤学向上、敦信笃行的优良品格，从革命烈士的爱国情操中汲取精神营养，加之，目睹帝国主义侵略下国家危亡的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强烈的反满、反帝，民族主义爱国情怀，使他成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不断深化的爱国反帝思想

　　李大钊在《言治》月刊上发表的《隐忧篇》（1912年6月），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指出了民国初建后存在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诸多弊病，呼吁“凡百君子，其有以嘉谋嘉猷而弭于未然者乎？曷有以解我忧？”

　　时年23岁的李大钊通过撰写论文、评论、通信、诗歌等，关注国内外时事，研究中国国情，揭露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军阀祸国殃民的罪恶和社会的黑暗，激发民众奋起救国。随着时局的发展，李大钊对国事的“隐忧”转成为“大哀”，1913年4月的《大哀篇》，揭露了少数“豪暴者”当政，“各竖一帜”，“敲吾骨吸吾髓”，“蝇营狗苟”，致使“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假“共和”之名欺骗民众。“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

　　“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对民国初年的国内政局表示了失望。

　　1913年冬，李大钊含愤东渡，赴日本求学，更加关注中国局势发展，留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动向，专注思考如何解决“亡国之祸”。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李大钊向其投稿，结识章士钊并成为《甲寅》主要作者之一，著文《风俗》（1914年8月10日）指出国内“政如疾风，民如秋草”，“豺狼横行于道路，雄豪自专其政柄，强藩把持其兵权”。抱着一腔热血以“匹夫之责”挽救国家。“虽以不肖之陋，亦将赑屃其匹夫之任以从之。”

　　“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蒸为习尚”。1915年1月，得知日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写出《警告全国父老书》、《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1915年）。由于当时形势复杂，锋芒针对日本的侵略阴谋，避开对袁政府的批判。而1915年6月发表的《国民之薪胆》一文中，则明确指出了袁世凯“复古之非，弃民之失”，个人立场转向反袁，并指出今“日本乘欧人不暇东顾之时，狡焉思启，作瓜分之戎首，逞吞并之野心”。为此，他大声疾呼：“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以“破釜沉舟之决心”

　　誓死抵抗强暴。虽然中国“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

　　……“惟有本其自觉力，黾勉奋进，以向所志”。

　　他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指出：“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维何？曰：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顾外交界之变幻，至为诡谲，吾国民应以锐敏之眼光，沉毅之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决勿许外敌以虚喝之声，愚弄之策，诱迫我政府，以徇其请。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

　　“政府果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速与天下更始，定根本大计，回复真正民意机关，普及国民教育，实行征兵制度，生聚训练，以图复此深仇奇辱。国民而不愿为亡国之国民，亦宜痛自奋发，各于其本分之内，竭力振作其精神，发挥其本能，锻炼其体魄，平时贡其知能才艺于社会，以充足社会之实力，隐与吾仇竞争于和平之中；战时则各携其平时才智聪明素积之绩效，贡其精忠碧血于国家。”

　　李大钊的思想不断进取，勉力奋进，他确信“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质朴纯真素的爱国、反帝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11月），其中说：“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进而得出结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自觉心所排而去尔”。

　　李大钊提出质疑，写出了《厌世心与自觉心》，指出，当中华民族外部遇有强敌，内部“恶政苦民，有如猛虎”之时，产生厌世心、丧失自信心，产生“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结论是不对的，不是要首先进行“国家善恶之辨”，而是要唤起整个民族的“自觉心”，“亟谋所以自救之道”。“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这才是挽救民族和国家的首要的任务。

　　李大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爱国态度上，有的表现为言辞激烈，愤世若狂，不久又陷入迷惘彷徨，或是颓唐绝望；有的则是走向反面，以奴颜媚骨成了敌人的帮凶。李大钊的爱国反满反帝思想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则是：

　　李大钊是在深入研究国情过程中，使爱国反帝思想不断深化。李大钊不断加深对国情的观察和思考。1914年写出使世人振聋发聩的《国情》一文，并总是在其他文章中从对国情的分析中引出自己的见解，抨击时政或抒发情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他的认识总在逐步加深。为了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同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他大声疾呼：国人“值此千钧一发之会，当怀死中求活之心”，以“卧薪尝胆”的精神，誓死抵抗强暴，保卫“锦绣之江山”。

　　李大钊是在了解民众疾苦过程中，使爱国反帝思想伴随人民斗争而发展。爱祖国，本质上是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民，热爱各民族的文明发展和幸福生活。李大钊写出的许多论著，都是关心人民的疾苦、重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要比同时代知识分子鲜明许多。李大钊相信民众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重视“基础社会之心理，”听群众的呼声。“此种基础社会之心理，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不惟不可漠视，且校都市中人，共和则群趋共和，帝制则群趋帝制，徒为一时势力之气焰所驱役，以致丧其识察之真知直觉者，真实确正万分矣。”

　　听取民众呼声，遵循民众意志。李大钊坚信：民众的要求，“不以正达必以变达”，“不以和达必以激达”，必定要实现。

　　李大钊是在确信神州定能再造过程中，使爱国反帝思想更加坚定而深沉。当李大钊认识到中国外遇帝国主义者日本侵略，内部“恶政苦民，有如猛虎”时，坚定自信地指出：“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觉力，黾勉奋进，以向所志，何时得达，不遑问也”。

　　以“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激励国人：“惟国民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前途正自辽远。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

　　忠贞爱国，感动人心。

　　李大钊是在不懈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使爱国反帝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升华。李大钊在求学时期就认定“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鄙视追求金钱和权力之徒。“赴利禄之途也，如蚁之就羶，蛾之投火”，“强负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决心一生要贡献于“挽救民族、振奋国群”，“解民于倒悬”。李大钊最可贵之处在于强烈的救国救民愿望，祖国和民族利益至上。确信“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宣誓为追求和实现真理，“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瘅精瘁力以成之”。

　　爱国反帝思想的凝聚：青春中华之再造

　　李大钊的《青春》发表于1916年9月1日，其写作时间应在1916年3月至5月，即在李大钊回国之前。1916年2月23日，袁世凯被迫下令暂缓登基，3月23日发表取消帝制令，当时的中国处在黎明即将来临的乐观前景之中。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宇宙无始无终，它具有的生命活力也无始无终，这个生命活力就是宇宙无尽的“青春”，地球、社会、民族、国家、青年，同样具有着无尽的“青春”。“青春”就是生活的活力，生活的活力可以使宇宙、地球、社会、民族、国家、青年都实现再生、再造。

　　李大钊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确“各有其生命”。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李大钊认为，“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在当时的世界潮流面前，要承认中国这个民族已经陷于衰败危机当中。“青春中华”对中国旧传统、旧势力采取了不妥协态度。青年应沿着这条道路通往青春之道，“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国人特别是爱国有志青年，应该认识到既然民族社会人生自然，青春与白首，新生与衰老，都是无尽的过程。如果能够获得青春之“机轴”，掌握它、利用它，白首的人，白首的民族，都可以重新获得无尽之青春。青年们“又何作伤”？“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心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

　　“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忽能逃者也。”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失败，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素质问题、国力问题。青年们必须立志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奋斗。“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

　　青年们如果愿意担当起创造新中国的重任，那就必须对人生之义有一种彻底的自觉。青年要有“回天再造之精神”、“拔山盖世之气魄”，就应该摆脱已成的各种观念的束缚影响，每天都保持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另一方面应当放弃对金钱、权力的追求，摆脱机械生活的负担。冲破自我的束缚和客观现实的束缚。自我的束缚是使人苦恼、堕落、消沉的种种庸俗欲望，客观现实的束缚是指“历史之积尘”。摆脱这些束缚，青年就能有特立独行的气概，就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昂首阔步，乘风破浪，就能有优美高尚的生活，有无尽的青春。

　　1916年5月，时年27岁的李大钊从日本回到祖国，6月6日，袁世凯和他的复辟一起死亡。6月7日，一度辞职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8月1日前重开国会。李大钊于7月11日从上海北上。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面世。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向国人又一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张——创造青春之中华。他指出《晨钟报》的使命就是“青春中华之创造”。“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斯与我愤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爱国反帝思想的发展：新亚细亚主义。20世纪初，日本朝野大肆宣扬大亚细亚主义，宣称日本应当成为“亚细亚的盟主”。李大钊指出：“苟无中国即无亚细亚，吾中国人苟不能自立即亚细亚人不能存立于世界”。“吾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其宏阔，族众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夸，亦实举世所公认。”

　　在批判大亚细亚主义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新亚细亚主义思想。

　　新亚细亚主义是李大钊爱国反帝思想的发展，构成李大钊爱国反帝思想向更高形态——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一个发展阶段。新亚细亚主义是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大亚细亚主义、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武器。李大钊指出：“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

　　李大钊认为，“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台湾当时被日本占据，但台湾人民属于中华民族。李大钊渴望民族统一、驱逐帝国主义的态度，是在用爱国反满反帝思想激励国人“再造中华”，促进“中华民族之复活”。

　　1917年2月，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4月，发表《大亚细亚主义》；1918年7月，发表《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1919年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都是有针对性地批判大亚细亚主义，指出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专制的隐语”。

　　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2月，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这两篇文章，基本上形成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核——新亚细亚主义。

　　一、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二、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就是日本人要借亚细亚孟罗主义（即门罗主义——引者注）一句话，挡欧、美人的驾，不令他们在东方扩展势力”。

　　同时，李大钊提出用新亚细亚主义代替大亚细亚主义。

　　从批判大亚细亚主义到提出新亚细亚主义，可以发现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线索。《庶民的胜利》一文是这种转变的转折点。此前，李大钊是典型的民主主义者、是“Democracy”的信徒。此后，他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

　　在《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指出，大亚细亚主义就是“专制之隐语”，“本专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扩张一己之势力”，“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而对抗大亚细亚主义的只有“Democracy”。他认为，顺“Democracy”者昌，逆之则亡。

　　不过，到了1918年11月，李大钊已经将民主主义与劳工主义并称。《庶民的胜利》一文认为，欧洲战争的结果是民主主义胜利，“大……主义”失败，而“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他提出：“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这时的李大钊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为一。《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称德国战败“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他开始使用“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分析、批驳大亚细亚主义，“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民族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表明，他提出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为亚洲的民族解放的运动”。“顺应世界主义”，“是‘自治主义’，是把地域民族都化为民主的组织的主义，不是‘排外主义’，不是‘闭锁主义’。”

　　把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注入新亚细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参考资料：

　　朱建华、何荣棣：《试论李大钊的反帝思想》，载《史学集刊》，1982年第2期。

　　黄振武：《李大钊忧国爱民和独立解放的爱国思想述评》，载《高校社科信息》，1999年第5期。

　　林平汉：《李大钊爱国革命思想论略》，载《世纪桥》，2001年第6期。

　　范玉双：《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与其人生道路》，载《兰台世界》，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