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一节 概述

　　我们在研读李大钊同志的全部著述时，深切地感受到：研读一个人一生的全部著述，就如同研究一棵大树全部的枝繁、叶茂、花朵和果实一般，很容易就局部论局部，特别是那些色泽艳丽的花朵、丰硕晶莹的累累果实，以及它高耸的躯干带给世人的阴凉，往往忽视了这棵大树的根部在泥土中永不停息的辛勤劳作，忘记了它须臾不能离开阳光的照射和雨露的滋润。就是说，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所生活的年代和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给他的营养，更不可能脱离开复杂的生活环境和其周围的亲友以及给予他各种影响的那些人。

　　我们崇敬和热爱李大钊同志，他光辉而短暂一生的作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认真地研读他的每一篇文章，在他生活的具体历史环境中、从他的有关著述中，描述出他一生真实的思想发展轨迹，认识他思想发展过程中探索“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艰难，正确思想确立后的坚定，不畏惧牺牲的生命华章，永远激励着我们更加坚定在中国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信心和决心，确信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放中国、富强中国。

　　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

　　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过程，学术界多以其在1918年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作为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标志，此前他的思想及其发展过程，被界定为李大钊早期思想。1964年《开封师范学院学报》在第1期上发表刘绍孟《论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及其特点》一文。该文提出：“按照李大钊思想发展的逻辑顺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主导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18年到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是马克思思想为主导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牺牲为止）是一个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

　　1970年，日本学者后藤延子在《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2集发表了《李大钊的过渡时期思想——中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

　　后藤延子：《李大钊における过渡期の思想—“物心两面の改造”について》。

　　……1974年10月，后藤延子在《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6集发表了《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中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

　　后藤延子：《初期李大钊の思想—中国における民主主义思想の发展》。

　　……先后提出了“过渡期”、“初期”的概念。《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中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一文由王青、刘桂云译成中文。该文意在探讨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发展《言治》时期、日本留学时期，1912—1916年。

　　……尤其是就李大钊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中国革命问题方法的探索进行考察，“可以知道李大钊带着什么样的思想课题，登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讲坛，并弄清李大钊正确认识俄国十月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史上意义的思想根源，进而还可以弄清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她又把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分别界定为《言治》时期和日本留学时期（1912—1916年）。

　　1989年7月，朱成甲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新和刘桂生在为此书写的《序》中，对“李大钊早期思想”这一概念明确界定为：“这里所说的李大钊早期思想，是指19世纪末戊戌维新变法以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这一时期的思想。”这是针对该书论述的时间下限决定的。其实，该书对1918年以后李大钊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论述的线条较粗和显得急速，并未充分展开，给人的印象是，著者尽管是使用了李大钊早期思想这一概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下限的界定，只是出于对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的论述，才写到了1921年，这并不能表明著者同样认定《序》中对“这里所说的李大钊早期思想，是指19世纪末戊戌维新变法以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这一时期的思想”。尽管这本书名为《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2004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第2期上刊登李海春《从“民德”到“民彝”——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历程》一文。从标题上即可明显看出，他把李大钊的早期思想的时间下限界定为1916年5月15日《民彝与政治》一文的发表。该文指出：“李大钊早期思想，可以分为‘哲学基础’、‘社会改造方法’和‘社会制度理论’三个主要部分，而三者之间内在地融通则是他思想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李大钊的‘哲学基础’是孟子的‘性善论’；‘社会改造方法’是由《大学》中新民思想而生发出来的‘明教’思想；‘社会制度理论’主要是西学的民主法制思想，在这段时期主要是对真正的‘民主共和’的追求。”（这里的“‘社会改造方法’是由《大学》中新民思想而生发出来的‘明教’思想”，提法颇令人费解。因为《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固然有朱熹把其中的“亲民”解释为“新民”，但是从没有人提出从“新民思想而生发出来的‘明教’思想”，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也未见作者有关“‘明教’思想”的阐述，改成“教化”或“民教”思想或许能使人明白其所指。）

　　2009年，在《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著者朱成甲时隔该书出版20年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上）一书中，却没有使用“李大钊早期思想”这一观念，而是说：“李大钊从‘束发受书’之时起，即感‘国势之危迫’，立志‘深研政理’，去寻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由此，他曾接受以追求和平改革为途径、实现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主义；曾坚决拥护并捍卫由暴力革命而来的民主宪政制度，即民主主义。在这两大政治潮流中，他都曾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但是，李大钊仍不停止自己的探索，不断与时俱进，终于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又率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运用方面率先开辟了新时代，而且在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诸多理论领域也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以人为本、反对专制人治的民彝政治思想；人天合一、能动转化的青春哲学思想；以人权为中心、以宪法为保证的民主法治思想；以包容、协调、和平进化为中心的调和思想以及适应新潮流的平民主义思想。”

　　从1989年到2009年，最早提出并使用李大钊早期思想观念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书的著者，不再使用这一观念，这意味着什么？很值得李大钊研究界人士深思。

　　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由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学习、接受而成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那么，中共早期党史人物的思想发展过程就必然是：经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形成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阶段、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如果其思想都得称之为“早期思想”，这样一来，中共早期党史人物的早期思想就成为了共有的特征。而中共早期党史人物早期思想正是涵括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正是这些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才使之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之中国化；而有些研究文章却过于强调成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才是作为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决定性的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在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和转化中的重要性反而有所忽略，《李大钊传》（上）一书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很有见地，而且论说得很充分，把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及其中的思想转变以一贯性和连续性贯穿起来，并给出了完整的叙述。

　　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或其中的思想转变，会有着鲜明的表现和标志，它取决于与时俱进的自我破旧立新、经由反思而产生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肯定应该肯定的，否定应该否定的”。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中同样有着这样的肯定、否定的过程，有着连续性和一贯性的明显特征，这一特征是李大钊思想发展的指向性、思想中肯定性因素所决定的，就是说，没有他的思想中的这些肯定性的重要关节点，也就不可能实现其向着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和发展，这些重要的关节点是什么，又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研究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必须得出的结论，为了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必须沿着李大钊生活的经历和人生历练，对其思想发展过程进行全面回顾和探讨。

　　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起点

　　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起点，应是基于反对满清王朝对民众的专制统治、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压迫而形成的爱国反满反帝思想，在李大钊的童年、少年时代，中国先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活动、八国联军入侵、日俄争夺中国领土的战争，国家的局势日益颓废，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李大钊在《狱中自述》第一稿中写道：“钊感于国势之凌夷不振，颇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之思想。”在第二稿中这段话改写成：“钊感于国势之凌夷不振，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在第三稿中这段话改写成：“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从第一稿中“颇起”、第二稿中的“慨然起”、第三稿中的“急思”，这三次改动中可以看出，李大钊对自己思想发展的出发点的定位是极其看重的。

　　李大钊在辛亥革命前读过私塾，从读《锦字笺》、《三字经》到《论语》、《大学》、《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1902年冬天，年仅14岁的李大钊参加童试落榜，1905年夏天，17岁的李大钊参加了第二次童试，得以顺利通过了县试、府试，恰正赶上废除科举，改招中学学堂学员，李大钊遂入永平府中学堂读书，得以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基础，并开始学习英语，接受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

　　“急思深研政理”的“政理”是指什么？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政理’即是指当时西方盛行的社会政治学说，对李大钊影响至深的是进化学说和自由民权学说，他较为系统地研读了西方的政治学、法律学和经济学诸多著作。”

　　李大钊所说的“政理”，包括着对当时所谓“新学”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的借鉴和吸取，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继承。开始于对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的把握，要振奋国群，首先要知道国人的弱点所在。李大钊指出：“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情作用，不见理性作用。”“国人第二弱点，在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皆专制政治之余毒”，“立宪国民之修养维何？即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立宪国民之仪度，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

　　很明显，李大钊当时认为“吾儒忠恕之道”和“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道理相通，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且他把“专制政治之余毒”与“吾儒忠恕之道”界限分明地加以区别，说明并没有断然抛弃“吾儒忠恕之道”的意思。

　　1906年夏天，中国最早的法政学校——北洋法政学堂由直隶总督袁世凯指令创办，黎渊为监督，校址在天津河北新开河堤头村河坝下（今河北区志成道），校舍为二层砖木结构。1907年第一期招司法科、行政科，学制仅一年；1907年7月招生的第二期则是仿照日本维新初年法律学校的设置，设立专门科，学制六年（预备科三年，正科三年），正科分为政治与法律两门。9月，李大钊成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第二期的学生。李大钊说过：学堂“成立，从我们一方面看，是预备革命和改造的运动；从前清政府一方面看，是拿我们一般人作假立宪局面的点缀，或说是为假立宪造就人才”。

　　北洋法政学堂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改称直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0年12月，清朝朝政日非、摇摇欲坠，帝国列强瓜分中国之声甚嚣尘上，立宪开国会以救沦亡成为全国的民运浪潮。“北京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开会，外患有安奉铁路问题发生。在天津方面遂引起学生的激烈的政治运动，我们同学也参入运动，也分立宪派、革命派。”

　　同上。

　　“天津各校学生均在本堂大讲堂开会，议定办法，推举代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推定白见五（后改名坚武）、李钊（后改名大钊）、胡宪、徐峥、蓝鸿翥等八人为代表……”这是关于李大钊参加天津的请开国会请愿的有关记载。李大钊在请愿回校后的态度却是：在众人对此次请愿抱有期望时，“独李钊先是默然不语，继而愤然说：‘他们哪有好心……准备上当吧！’有人反驳说：‘你就是过激派。’……过了三日，突然来了重兵，将学堂包围……”

　　这是李大钊在校期间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投身革命派的前奏。“这次风潮，算立宪派运动失败，而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派”，“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上海的《克复报》、福建的《民心报》、香港的《中国报》，对于革命思想，充量绍介。同学订阅该报不少，大家都抢着看报，情愿不上班，也得看报，于永滋、王德斋先生亲往邮局去取。同学奔走革命的，白雅雨、于永滋往滦州，王德斋往徐州。”“当时有两位日本教员，一系吉野作造，一系今井嘉幸，在本校当教授，后来两位归国都极力鼓吹平民主义，绍介民治思想，作民权运动，教导他们国民，日本国民很受他的恩泽。剪发运动也很有趣味，同学黄君首先剪发，那时剪发的很少，都以为希奇”。

　　李大钊争取在中国实现共和政体的努力，参加请开国会请愿行动之后，开始了对爱国、反满、立宪思潮的深入考量。

　　民国建立初期，袁世凯的真面目尚未暴露，李大钊出于爱国热忱，真心希望加强袁世凯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统一，群策群力建设共和国家。把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起点定位在1912年写的《隐忧篇》对建立中华民国后的思考，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因为界定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思想，需要具有较为完整的政治视野和明确的基本观点，即一定的思想体系性，而不是凌乱无序的个人想法和具体思绪。

　　应该说，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受到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隐忧篇》体现出了对当时国事的总体概括：“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这是李大钊第一篇政论文章的第一句话。“国基未固，百制抢攘”是说：“共和国的根基还没有打造牢固，相关制度的建立处于纷乱状态”，这篇文章正是李大钊思想上立志要为建成民主共和国“培根固本”的开始。他从党私：“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假军势以自固”，“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省私：“宣告独立，自举都督”，“各省俨同异国，痛痒不关”；匪氛：“则今日之兵，即他日之匪”，“将沦为盗贼世界，吾民尚有噍类耶！”三个方面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出于为国为民的担忧，李大钊开始认真地思考：中国要建立的共和国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人民大众在共和体制的国家中应该居于怎样的地位。这应该是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起点所在。

　　国家至上思想与对袁世凯的拥护

　　有的学者认为李大钊1912年—1913年间明显地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弹劾袁世凯、批评革命党——国民党的。应该说，李大钊所拥护的实质内容是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强化共和国政体的建设，国家至上思想必然体现为对袁世凯的拥护。

　　1912年冬天，为筹办北洋法政学会的《言治》杂志，李大钊作为编辑部主任到北京求得天津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之一的孙洪伊给予支持，北洋法政学会和《言治》的政治倾向同样是拥护袁世凯的。从《弹劾用语之节纷》（1913年4月1日）、《一院制和二院制》（1913年9月1日）、《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1913年10月1日）、《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1913年10月1日）、《州各国选举制考》（1913年11月1日）、《各国议员俸给考》（1913年11月1日）等文章，可以感受到李大钊是在努力地向国人灌输资本主义的立宪治国运行程序和精神实质，提倡的是赞成和维护国家统一局面的立宪治国的国家至上思想。尽管当时的《言治》月刊只是一所学校的刊物，在天津出版发行，最高发行量达到4000份以上，在全国的社会影响面不算大，其拥袁的政治倾向性却是明显的：“同人等组织《言治》杂志以正式国会成立之日为诞生发行之日，是《言治》杂志与正式国会与正式政府必有绝大之连接关系，无限高尚之希望存于其间，不可以不视，不可以不言”。

　　周国蘅：《警告国会议员》，载《言治》，第一期。

　　因此，对之作出过高的社会影响估价，并不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

　　从现在留下来的李大钊的日文《预科法学通论讲义》上的批注，可以看到他对社会、国家、主权、主体、国体、政体等概念的最初接受，认定：“国家须有独立的统治权。既有一定的人民，亦有栖息一定之土地，仍不能构成国家。生活在一起的人民，不一定有万众一心的思想和行为；即便他们有共同的语言、相同的风俗，而且共有相同的祖先、相同的利害关系和道德标准，这在学术上也只能称之为‘社会’。”“与社会不同，国家必须有独立的统治权，拥有无上的权利。它基于一定的思想强令人民采取相应的行为，使人民服从国家的权威。由于离心离德无益于命令的遵循，因而国家要求人民尽力保持一致，同心同德，始终一贯，从而达到共同生存的目的，国家亦因此得以存在和发展。通常我们也可以把统治权称为主权。”

　　接受这样的国家概念，形成国家至上的思想认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正是袁世凯要创办法政学校的目的所在。所以李大钊曾经参与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把袁世凯说成是“除旧布新，定国事与至极危险之顷”，应“丰碑铜像，巍巍高立于云表”的建立民国的大英雄。

　　这段文字或许不是李大钊所写，但李大钊时为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又是该书的主要翻译和撰稿者，对袁世凯的仰慕之心应是共通的。强调国家至上，这是封建专制国家的政治伦理，国家实质的必然要求，在此之前还没有过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形态，要求李大钊期盼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是根本无从谈起的事情。李大钊所期望的最高理想也只能是建立一个使人民生活有幸福感的国家。李大钊当时所能够接受的西方的“新学”，例如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同样是一方面强调天赋人权，另一方面强调体现“公意”的共和国政体，强调国家至上。李大钊当时期盼在袁世凯的共和国政体下统一国家，为防止军阀割据而裁撤都督，为解决政争而建立健全国家法制，为改善民生而制止新的动乱。他认定，一切与之相悖的行为都是应该反对和给以抨击的。

　　思想转变的关节点：参加中国社会党

　　1912年1月1日，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曾将从欧美带回的欧美社会主义名著《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原论》寄给中国社会党总部，附函写道：“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

　　2月3日，江亢虎请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党给予具体指导，孙中山回答：“自苦政务太繁，不能躬任主持，拟令长子孙科赞佐其事。”江亢虎感动地说：“本党之发达，先生与有力焉。”

　　1912年6月，《天铎报》报道袁世凯和江亢虎会谈情况：“江君谒袁时，声称己所主张乃世界社会主义，但则希望袁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袁问何以？江君答，唯有厉行国家社会主义，即利用国家之势力以推行社会主义，方足使政府成强有力之政府，国家成强有力之国家。袁氏闻之颇为动容，一时有借重之意。”对这个两面讨好的江亢虎，袁世凯采取了暂且容忍的态度，使中国社会党得以一度存在和发展。

　　因之，此间中国社会党在地方上的活动并未受到严密限制，在上海还创办了《社会日报》和《新世界》杂志。依据中国社会党宣传传单上所说，至1912年底在全国建立的“支部490余处，党员至523000余人”。

　　1912年11月3日，大总统府秘书厅提出各省要严行诫禁“社会党”的活动，但是此处所指的“社会党”，是一个自命的“纯粹社会主义”的社会党，《社会党缘起及约章》的起草人是李恩庆，并不是指向江亢虎创办的中国社会党。

　　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成立于北京湖广会馆（在虎坊桥西南骡马市大街东口南侧），1912年8月18日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召开成立大会。陈翼龙为总干事，曹祥之（嘉荫）为会计干事。因其成员中多为国民党人，在一定意义上，北京社会党是社会党员和同盟会员的联合体。

　　李大钊在北京与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相识，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承担了组建社会党天津支部的任务，1913年2月李大钊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这是李大钊最早参加的党派活动，时间极为短暂，随着1913年8月6日陈翼龙在北京被杀害，活动就宣告了终结。

　　1913年，当陈翼龙意识到危险逼近时，便将自己整理好的信件等档案资料装入一个网篮，郑重托付给了顾颉刚说：“我想造反，但袁贼势力大，我斗不过他，十分之九要牺牲的，这些信札，都是我和革命派往来的密件。现在交给你，希望你把它安置在北大。等我死了，你可把它们整理出来，写一本书，待袁贼失败后印出，留一点革命战争资料吧。”顾颉刚接受了陈翼龙的嘱托，“风声越来越紧，我心想，这个网篮藏在我的床底下，一经查出，我的性命从此休矣，这如何是好？”“我趁半夜人都睡着的时候，把一网篮的信札分投到两个井里，灭了迹。”“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这次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了。”这就是事情过去了56年以后，顾颉刚以忏悔文字《我辜负了陈翼龙烈士的重托》向我们揭示的“真相”。

　　但是，这件事在李大钊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这就是1913年春写出的《大哀篇》（1913年4月1日）。从“隐忧”到“大哀”，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大哀篇》中，对中国存在的政党表示了不满，有的学者在文章中说《大哀篇》所批评的，也包括1912年8月24日，在袁世凯再三邀请下，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8月25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于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实现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五政党合并。1913年初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袁世凯为阻止国民党执政，派人于3月20日晚在上海沪宁车站暗杀宋教仁。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动员起兵讨袁，军事领袖黄兴迟疑不决。6月，袁世凯又下令罢免坚决反袁的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孙中山无限愤懑，决心起兵，李烈钧于7月8日回到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宣布江西独立，于12日向进驻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拉开二次革命的战幕。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江苏独立。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以江西、江苏为主要战场的二次革命全面爆发。由于讨袁军仓促上阵，孤立无援；国民党的多数议员在北京留恋议席，这场革命很快就遭到挫败，9月1日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逃亡日本。《大哀篇》于1913年4月1日刊出，写作当在3月间，此时距二次革命爆发尚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怎能说《大哀篇》对国民党的二次革命都予以反对和批评呢。

　　当然，李大钊的《大哀篇》全篇并未完成，只写成并刊出了第一段落：“哀吾民之失所也”。吾民之失所是什么？李大钊指出：为政者“钻营运动争权攘利之不暇，奚暇计及民生哉？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主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

　　李大钊对当时中国存在的各个政党给予了抨击，他所希冀的政党，当局却不容许存在，这就是《大哀篇》的立意所在。李大钊明显地是在延续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那么，文章的下一个段落李大钊会写什么呢？什么是李大钊心目中的另一个大哀？至今已经难寻答案。而在当时，李大钊是要把文章写下去的，所以在标题上明确地加上了：“（一）哀吾民之失所也”。

　　立志寻求国家“培根固本”之法

　　李大钊对国事的政治敏感力很强，宋教仁遇刺一事，李大钊认为是群德衰落的必然。他在《暗杀与群德》（1913年5月1日）中写道：“天良一灭，万法无灵，而德义节操，不复能矩范于残暴之群。”“神州光复之后，吾群德之堕落，乃反有江河日下者哉！痛矣，吾群德之衰也！”

　　李大钊认为群德堕落必然导致群杀，欲为国家“培根固本”，必为建立法治国家而进行理论探讨，他发现自己的国家不仅内部的纷争有待解决，外部生存空间更是处在最危急的时候，当此关头，民权不应旁落，“叹悼吾民德之衰，民力之薄耳！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民力，无德之民，力于何有？无力之民，权于何有？”明确地提出了“民德”概念，与其提出的“群德”相呼应。“民生敝矣，国患亟矣，迷妄者何知所自返乎！”“凡民力之不能受其权者，则其权必归于旁落。”李大钊指出：“国民教育，乃培植固本之图，所关之至钜”。“从事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

　　李大钊把民德、民力、民权的关系解说得很明确，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民力。唤醒众生培植民德，就能强大民力，实现民权。

　　开展中国民权思想的启蒙思想。李大钊关于向国民进行民权思想教育的提出，要早于陈独秀《青年》杂志发动的文化启蒙运动，只是其社会影响尚小。

　　为了能够实现民德、民力、民权三者的内在联系，李大钊开始努力寻求正确的实践途径，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民彝思想。他认为：“爱平和，疾残暴，人之情也。”“为今之计，吾人当发挥正义，维护人道，昭示天地之常则，回复人类之本性，俾人人良心上皆爱平和，则平和自现，人人良心上皆恶暴力，则暴力自隐，人人良心上皆悔罪恶，则罪恶自除。”

　　这里明显地透露出李大钊所接受的孟子“人性善”的主张，却又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理想。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使用了许多他自己喜欢的词语：“隐忧”、“大哀”、“民德”、“民彝”、“薪胆”、“群德”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彝”。“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舜，好是懿德。’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彝，“一训器：宗彝者宗庙之常器也”；“亦训常”，“彝伦者，伦常也，又与夷通用”。“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又训法”，“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凡事真理之权衡也”。“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

　　“民彝”是民主政治坚固的根基，李大钊使用“民彝”来阐述自己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探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历史发展，与外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历史发展作比较，提出中国今后的政治思想走向。李大钊此时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表达得尽管不是很确切，却是用一条红线贯穿着思想发展历程：唯民主义。

　　李大钊要探求国家“培根固本”之法，就必须从改造众生和改造社会制度两方面下手，从培植民德以壮大民力，以强大民力来实现民权，使众生成为有德之群，国家成为群德昌盛之国。他就必须阐述社会政治制度应如何建立、众生百姓与领袖人物的关系、法律约束和伦理规范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李大钊的民彝思想的完整阐述是在日本留学之后才完成的。

　　李大钊努力贯通古今中西思想精华，试图通过“兼容”、“调和”而达到新的创造，李大钊把《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吸取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定“第三之境，实宇宙生生之数，人间进步之级”；李大钊也吸取“行健不息”，“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岁月如流，生生不已”的儒家日新理念，同时接受爱默生的今日观念。试图用中国思维模式兼容西学的思维模式，创造出“第三”文明。这种文明将是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但是，李大钊此时对于这条道路的实现途径，还是不清楚、不明白的，他此时受“调和”思想影响十分明显，尽管他后来对调和有着自己的论说。

　　寻求个人解脱的思绪

　　有的学者认为李大钊“他开始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起点并不高，主客观条件又很不利”，却没有予以明确的说明。

　　李新、刘桂生：《〈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序》，见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有一篇与李大钊政论文章风格不同的《更名龟年小启》，值得注意。

　　它的写作应当早于1913年4月1日，也可能是李大钊因为与李龟年同姓而引发的游戏之作，很多李大钊研究者对此不予重视。但拿来发表于刊物，足见认可是反映了自己的思想。全文只有137个字：

　　“启者：鲰生本性，最患同人，浊世失名，未尝还我。落花时节，悟沦落之前身；过眼云烟，迷英雄之本色。青衫诗客，谁是少陵？白发宫人，莫话天宝。渺知音之不作，羌盛世其难期。暴君歇而暴民兴，天祸殷而人祸极。嗟呼！江天一碧，依然崔九堂前；尘世几更，犹是岐王宅里。江南莫望江北，今龟何如古龟。而今而后，化猿化鹤，尚不可知，则呼马呼牛，亦惟漫应而已！”

　　“李龟年”这个名字李大钊后来没有使用过，只是在他最亲密的友人中这样称呼过他，如白坚武和郁嶷。“这篇《小启》……是自我剖析式的，涉及作者人生态度的境域较深，在李大钊文章中，亦较少见。”

　　刘桂生先生寄赠《李大钊〈更名龟年小启〉疏释稿》。

　　为理解此文含意，以讨论其所反映的思想动向，试今译如下，“诸位：我乃不才小生，最怕互相标榜。乱世浊流之中，竟成非我之我。艰难时世如落花时节，感悟沉沦如匆匆过客。各路英豪显赫一时，名利场上官宦众多。难有少陵能懂龟年，听取天籁泪湿青衫。空洞议论没一点用处，需要变革社会的远见。帝制衰微民众运动兴起，皆因灾荒苛政致民生多艰。啊！崔九堂前还是水碧天蓝，尘世变更已经越过千年。岐王宅第依然如旧，可还有杜甫相逢龟年？江南江北境域各异，今日龟年怎比唐代龟年。今后我成猿鹤虫沙，谁个能准确预见。那么人家呼牛呼马，也只能应声漫然。”确实，这样的思想起点只能说是“不高”。

　　在1913年冬天去日本留学之前，李大钊是一位具有浓厚唯民主义思想的青年，立志于寻求国家“培根固本”之法，认识到了要把握好民德、民力、民权三者的内在联系和辩证统一，还没有找到真正处理好三者关系的途径，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袁世凯，但是，随着军警包围下的总统选举，无限扩张总统权限的新约法草案公布，解散国民党的政令、停止议会等事态，暴露着袁世凯复辟君主制的图谋，袁世凯开始在他心目中褪去了英雄的色彩，他自己面对国家命运艰难，更感个人能量渺小，“今后我成猿鹤虫沙，谁个能准确预见。那么人家呼牛呼马，也只能应声漫然”。

　　因此，也曾产生过退而求得个人解脱的思绪：“盖吾侪野人，久怀厌倦风尘之思，曩尝与同志抱买山之愿，而苦于无钱。噫！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香山净土，为朋辈招隐之所。”

　　但是，李大钊终究还是战胜了自己的一时思绪，“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1914年到了日本之后，日本国内在“大正政变”后，山本内阁遭到舆论谴责，民众集会包围国会，军警出动加以镇压，时局呈现骚乱。李大钊在用英文写的《我的自传》中，就曾提到：“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

　　但当他面对日本对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的未来发展令人关切时，李大钊感奋到自己“未敢忘忧国”的责任。1915年2月11日，在神田冒雨举行集会，参加留日学生总会，写出《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编辑《国耻纪念录》，1916年1月底，为向国内的讨袁护国军送交留日学生捐款，曾回到上海两周，当2月份回到日本后，早稻田大学竟以“长期欠席”给予“除名”，李大钊决定弃学归国。

　　回到中国之后，1917年8月28日，李大钊在给白坚武的信中，面对国家局势的状况，更痛彻地写道：“今日所能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兴夜寐所购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收信人白坚武在录下此信文字后写道：“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来函有言，可谓伤心见道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

　　李大钊有时产生寻求个人解脱的思绪，这是不足奇怪的，因为探求国家“培根固本”之法是十分艰难的，现实的社会生活是非常残酷的，从思想上所能找到的途径，大多只是往昔哲人关于人性善良的说教，真正能够实现“昭示天地之常则，回复人类之本性，俾人人良心上皆爱平和，则平和自现，人人良心上皆恶暴力，则暴力自隐，人人良心上皆悔罪恶，则罪恶自除”，绝非容易的事情，所面对的是如何做到对民众的教化、社会的全面改造和各项制度的变革。

　　留日期间形成唯民主义思想

　　李大钊于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留学日本，在日本过了跨越三个年头近两年半的留学生活。在日本，李大钊的唯民主义思想得到了发展。李大钊在留学日本之前基于爱国热忱，希望加强以袁世凯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的统一，群策群力，尽快把中国建设成如同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1912年提出去“省私”，到1913年《裁都督横议》，两年中都不是反对袁世凯为代表的政府，而是指责革命党人“傲岸自雄”，甚至为袁世凯辩护。当时在李大钊的思想主导中是深受国家至上思想影响的。

　　历久不渝的国情说。1914年11月10日，李大钊的《国情》一文，发表于《甲寅》第1卷第4号：“自《临时约法》为集矢之的，而世之谈国情者众。夫衡宪典于国情，宁匪可尚者，而以客卿论国情，则扞格之处恒多。纵其宅心立言，力辟国拘，而欲以诚挚自贡，虑其所谓国情者，究属皮相之见，不叶于实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遥。况邦国之际，利害相反者有之，使其人而褊塞阴狠者，忠于己不必忠于人，则其标为治安之制者，安可信赖。盖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也久矣。”

　　“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盖宪法为近今之国情所孕育。”

　　《甲寅》在刊发此文时，编者按语：“古氏之论，恶果甚深，正赖有人随时匡救。”“文中所含真理，历久不渝”。李大钊把对国情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李大钊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领土和统治中国的野心，认识到中国的内乱会给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提供最好的机会，曾经一度期盼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政府能够以法制建设为开端培育国基，创建百制。可是这个期盼很快就破灭了，原来心目中期望有所作为的英雄袁世凯，竟然是专制独裁、卖国窃国的大盗，为了复辟做皇帝，竟然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在论说爱国反帝思想的同时，不得不把对宪法和法制建设的思考暂时放下，投入到如何认识中国国情的现实争辩之中，提出自己的国情观和国情思想。

　　饱含辩证法的调和论。在结识章士钊及投稿《甲寅》这一时期，李大钊的调和论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其中饱含着辩证法的因素，论说了调和应是“自他两让”、“竞立两存”；调和是事物存在常境，对抗是非常境；揭露梁启超之辈的伪调和。但是要看到李大钊的调和论未能严格区分和正确对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矛盾有着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不同性质，总是认为一切矛盾都是可以用调和的途径来解决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以进化论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认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使人们相信社会制度、伦理道德要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而变化，相信新旧嬗替、青春战胜白首的规律。这个认识论根源使李大钊早期思想受到束缚，是明显的。

　　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完成的一批文章：《国民之薪胆》（1915年6月）、《厌世心与自觉心》（1915年8月10日）、《青春》（1916年9月1日）、《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等，集中地反映出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生生不息的青春历史观。李大钊把“宇宙自然”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用来回答“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无尽”，回答社会、人生的转化，将生生不息的泛青春观引入哲学思想。李大钊认为：在宇宙中“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异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进程，其周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有者青春之进程，其无者无尽之青春也。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也。其色者差别者青春之进程，其空者平等者无尽之青春也。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

　　这样一来，青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宇宙有无尽的青春，地球有无尽的青春，人有无尽的青春，民族有无尽的青春，国家有无尽的青春，青年有无尽的青春。宇宙的青春的表述，是表明宇宙观总是时代性。“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同操其异，以其固执其易，以其无持其有，以其绝对统其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

　　引导人们建立积极的自我之青春，去创造青春的中华。李大钊确信“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或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

　　通篇文章举出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历史事件及其后果作为例证，目的在于促使青年感奋起来，确信中国光明之未来需要青年去开拓和创造。

　　李大钊以自己的生生不息的青春历史观，断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生命性，总是活生生而不会死亡，总是一贯向前发展而不会循环往复，李大钊认为青春中华定然会得到再造，因为中国有具有自觉心之青年。“盖青年者，国家之魂。”“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雄飞，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唯民主义的民彝理念。为什么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不能造福于人民，“民贵君轻”的中国传统思想何以只是停留在一些思想家的说教和书袋中，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得到丝毫的实现？李大钊试图把中国的这一传统思想和所学到的西方法制中的民主理念糅和在一起，阐述自己的民彝理念和民彝思想；李大钊认识到要能够做到尊重民彝，落实民彝，前提是要在政治上保证实现思想自由，要有一个赋予人民思想自由的保证书——宪法，中华民国建立了5年，宪法制定过程反反复复，只是国会议员间的争论、新闻纸上的坐而论道，老百姓一无所获，“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但是，李大钊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以自己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论证青春中华之再造，指出了当时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

　　《民彝与政治》一文可以表明：李大钊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

　　国民教育的启蒙学者

　　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着重点在对国民的启蒙上，具有明显的启蒙思想属性。这也是很有见地的论说，因为在李大钊的同时代人中间，不乏学术造诣深厚的学界名人，北京大学更是人才济济，何以章士钊说：“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

　　这里说的是“一入”北大，并非说的李大钊后来在北大的作为。这说明李大钊的启蒙思想是得到了社会广泛肯定性的关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否则北大新来一位图书馆主任，其影响和动静都不会太大，完全用不上“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的表达[临淮治军说的是唐朝名将李光弼（公元708—764年）通晓兵法，善于骑射，坚毅果敢，治军严整，号令一施，旌旗变色，唐代宗时封临淮王]。这是因为此前的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曾是《晨钟》报的编辑主任、《宪法公言》的编委、《甲寅》日刊的编辑兼撰稿人、《言治》季刊的主笔；李大钊发表在报刊上的《风俗》（1914年8月10日）、《国情》（1914年11月10日）、《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青春》（1916年9月1日）诸文，号召破除迷信豪杰圣人之人治，铲除专制政治下国民之心理，以自觉心改造国民性，树立独立人格、享用民权而不使之旁落，更为社会和学界所论及，公认李大钊为进行国民教育的启蒙学者，名副其实的同时代文化学者中的佼人。

　　李大钊的认识之所以高于同时代一味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革命者，正是在努力寻求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根本解决”的途径上，李大钊在接受西方典籍时明确认识到，重要的是如何使之与我国固有之学相结合、相彰显。“守西籍而不克致用，汉土固有之学，非将终无以自显，不亦羞神州之士而为学术痛耶。”

　　他以承续儒家的“民贵君轻”、“人性善”的“一以民生为念”，接受托尔斯泰的民众史观，肯定“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累积”

　　又结合卢梭、密勒等的自由思想，形成民彝应当体现于政治，肯定民彝可以创造历史这一自己独特的唯民主义；他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家的变易观念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爱默生的今日观，形成自己独特的青春历史观；他以传统文化的“合和”观念，在章士钊影响下接受斯宾塞等的调和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调和论说。这些正是他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将西籍精华致用于汉学实际的成果，正是他必将与时俱进，一步一步地接近能够“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正确主张的努力。

　　尽管只有当李大钊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用生产发展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取代了进化论等历史唯心主义，实现以辩证唯物史观取代唯心史观时，才能明确提出“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正确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此前的观点与同时代人相比较，李大钊是名副其实同时代文化学者中的佼佼者。

　　“根本解决”的思想

　　李大钊曾热烈追求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造中国社会，“惟民主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但是，这种期望在现实中，他所看到的却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中国人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以新的民主、法制、自由观念加深了对现代社会矛盾的认识。

　　“根本解决”思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形成，李大钊认识到这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是资本家政府“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本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巴黎和会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中国“君主虽退，一派的军阀一样跋扈，我们DEMOCRACY的运动，应该愈加猛激”。

　　李大钊在《废娼问题》中指出：“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

　　李大钊认为“根本解决”要受国情条件限制：“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它的机会，马上可以用这工具做起工来”。

　　“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层构造”。

　　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因此，李大钊认定，中国在进行反帝斗争同时，必须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只有进行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李大钊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要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要把这一时期中李大钊各方面思想内容作出更为详尽的述说，在本《述略》中限于篇幅，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在本文之后，将另外以各篇专文来述说这一时期中李大钊各方面思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