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眉小札——志摩日记、书信集

附录三 纪念文集（2）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但看那生活的逼迫，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人不能受，他忍受。他有一种“信仰的勇敢”，在一切艰难上，他还是急切的求“一条缝里的一点光”，照亮他的一点灵犀。可惜这世界

　　不论你梦有多么圆，

　　周围是黑暗没有边。

　　到处有“经络里的风湿，话里的刺，笑脸上的毒”，但是“凶险的途程不能使他心寒。”有时候他

　　陷落在迷醉的氛围中，

　　像一座岛，

　　在蟒绿的海涛间，不自主的浮沉……

　　但他还是“迫切的想望，想望那一朵神奇的优昙。”我们全是大海上飘浮无定的几只破帆，在蟒绿的海涛间，四下都是险恶，志摩是一座岛，是我们的船坞。这生命的道路太难走了，崎岖，曲折和无边的阴黯，一听到

　　他唱，直唱得旅途上到处点上光亮，

　　层云里翻出玲珑的月和斗大的星……

　　我也是这些被唱醒的一个，听他说：“一起来唱吧！”十九年的秋天我带了令孺九姑和玮德的愿望，到上海告诉他我们再想办一个诗刊。他乐极了，马上发信去四处收稿；他自己，在沪宁路来回的颠簸中，也写成了一首长叙事诗——《爱的灵感》。他对青年人的激励，使人永不忘记。一直是喜悦的，我们从不看见他忧伤过——他不是没有可悲的事。

　　二十年夏季他印了第三集诗——《猛虎集》。他希望这是一个复活的机会。集子开篇的一首《我看见你》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首抒情诗。还有那首《再别康桥》，我相信念过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这类可爱的小诗，在他后期写的更多，更好——我们想不出如何说他好。我们一读他的诗，只觉得清——不是淡——清得见底的；隽永和灵奇的气息。我们说不对。

　　我不敢想去年冬天为什么再去上海，看不见他了，我看见是多少朋友在他灵前的哀泣。他知道，一定会笑我们忘不了的凡情，他好像说：“我只是飞出了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和原先一样好。赶明儿你们也得来，可是我等不及你们的，我会飞去第三个世界！”呵！你永远在飞，这世界留不住你！

　　洵美要我就便收集他没有入集的诗，我聚了他的《爱的灵感》和几首新的旧的创作，合订一本诗——《云游》。想起来使我惶恐，这曾经由我私拟的两个字——《云游》——竟然做了他命运的启示。看到他最末一篇手稿——《火车擒住轨》，只仿佛是他心血凝结的琴弦，一柱一柱跳响着性灵的声音。

　　真的，志摩给我们的太多了：这些爱心，这些喜悦的诗，和他永往前迈进的精神，激励我们。这年头，活着真不容易，“思想被主义奸污”，感情卖给了政堂……志摩争的就是这点子“灵魂的自由”，他要感情不给虚伪蒙蔽。他还要尽情的唱，顾不得人家说“这些诗材又有什么用”。看这十年来，谁能像志摩在生活下挣扎，不出声的挣扎，拨亮性灵中的光明，普照这一群人，不知道光明是什么。

　　“诗人是一种痴鸟，一种天教唱歌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自有另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它把温柔的心窝抵着蔷薇的花刺，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它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唉，这一展翅的飞逝！我们仰望白云，仰望白云上的星月，那儿是你！也许你，在另一个世界上，享受那种寂寞；也许你

　　你己经飞渡了万方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但我们还是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二十一年十月抄记于海甸燕京。

　　（文中所引诗及文句，皆出自志摩集中。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五期）

　　吊诗哲——徐志摩先生

　　唐二酉

　　中国航空公司给了文学界一个炸弹！

　　我们的诗哲——徐先生，谁能意料到他会死在空中呢？

　　应当是上帝的不对，在他的领域中，竟不知道保佑我们贵重的诗人，摧残了人间的艺术！

　　唉！我们的诗哲——徐先生死了！是中国文学界的不幸！是后进的诗人们的不幸！

　　中国的诗，自适之攻破了固旧的壁垒之后，新诗人们蜂拥而进；在郭沫若胡适之刘大白汪静之徐志摩等之势下牢牢地占住了神圣，高洁的诗坛。

　　适之占了诗之平凡，沫若占了诗之雄壮，大白占了诗之清丽，静之占了诗之悯感，我们的诗哲——徐志摩先生占了诗之真挚与畅快。

　　然而现在啊！胡适之被哲学累住了；郭沫若转入社会学之道了；刘大白有些气馁；汪静之有些幼稚；只剩了徐先生来支撑中国诗之台架而现在又死了！我哭啊！不只哭徐先生，我哭中国的诗坛我哭中国的文学界！

　　不好读诗之我，自看了章衣萍的《枕下随笔》上某段话说“俄国某人批评徐志摩的文章说‘有点糊涂，不大清楚’”之后脑之深处遂刻入了“徐志摩”三字，以后就渐渐看了些徐先生的作品；志摩的诗，现在约略还能背得几首。——于是，我才认识了徐志摩。

　　我认识了徐志摩，是前年——中学时代的事了；到现在还不满三年，而我们的徐先生便真的升入了诗之国了！在诗人，死并非苦事，而苦者仅是我们这般求知若渴的青年呵！

　　英国有雪莱，我国有徐君，这是我们自豪的地方；而且雪莱在人间也是活了三十年；然则徐先生之三十而亡，我们当作何想象？

　　小曼君，请不要哀哭了吧，中国之徐先生正如英国之有雪莱。

　　但是，我们诗坛上的明灯到那里去了呀？！

　　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业广

　　（原载：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天津《大公报》）

　　我所认识的志摩

　　张奚若

　　志摩的惨死是中国新文艺界莫大的损失，这是人人知道的。中国新文艺界对于他的长逝将有许多哀悼和纪念，那也是不问可知的。我非文学家，也非艺术家，对于文艺家的徐志摩不敢有所论列。我所要说的只是关于“人”的方面的徐志摩，换句话说，就是志摩的人格，志摩的风度。

　　第一，志摩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朋友。他的惨死消息传到各处后，知己的朋友无不为他落泪。许多朋友好几夜不能成寐，老在想着他和他的死。这一半固然是由于他死的情形太惨，引起人类的同情心，但大部分恐怕还是因为大家对于他感情太深的原故。志摩这个人很会交识朋友，他一见面就和你很熟。他那豪爽的态度，风雅的谈吐和热烈的情感，不由得你不一见倾心，不由得你不情愿和他接近。他的朋友恐怕一大半都是这样征服来的。熟的朋友对他更加喜欢，因为他那不拘形迹的地方使你认识他的天真，他那没有机心的地方使你相信他的纯洁，他那急公好义的地方使你佩服他的热诚，他那崇尚理想的地方使你敬慕他的高尚。除过这些以外，再加上他那到处的温存和永久和蔼，就不由你不永远屈服于他的魔力之下了。普通一个人，尤其是富于情感的人，生平大概总有几个最憎恶或最仇视的人；同时也被几个人所憎恶，所仇视。但是志摩却是一个例外。他一生是没有对头，没有仇人的。他对于人生一切小仇小怨概不置意，他是超乎这些以上的。因此，人人都相信他是好人，人人都和他过得来。别人不能拉拢的朋友，他能拉拢；别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别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书店，诗刊种种团体工作，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发酵素，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粘合物。这是他伟大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许多朋友敬他，爱他，永远不能忘他的地方。

　　第二，志摩是一个学问极博，方面极多的人。一般人仅仅知道志摩是一个诗人，其实他对于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何尝限于诗的方面。他的散文有人以为还在他的诗以上，虽然他自己不是这样想。他的戏剧，他的小说，都有它们的特别价值和地位。这还只是指文学一方面言，若是他仅仅是一个诗人或一个文学家，那恐怕还不足以见他的气度的宏大，兴趣的宽博。文学而外，在美术方面，他对于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都有极浓的兴趣和很深的了解。我记得十年前在欧洲时，每次见面，他不是讲达文期（Da Vinci），拉福尔（Raphael），梅开安吉禄（Michael Angelo），席珊（Cézanne），马体斯（Matisse），皮卡叔（Picasso），就是谈贝多芬（Beethoven），瓦格纳（Wagner），杰考夫斯克（Tschaikowsky），再不然，就是鼓吹罗丹（Rodin）或赞赏Gothic建筑。我承认我对于这些东西，这些人物，所有的兴趣，都是由他引起的。他在遇难的前一日由南京写给北平一个友人的信中，还在大谈石涛的画和类似的题目。然而他的聪明，他的天才，当然也不限于美术方面，他对于科学有时也感很大的兴趣。当我一九二一年和他在伦敦重聚时，他因分手半年，一见面就很得意的向我说他近来作了一篇文章，料我无论如何也猜不着他作的是什么题目。我笑谓大概不是自由恋爱，就是布尔歇维克主义。他说都不是，原来他作了一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来这篇文章登在上海出版的《民铎》杂志上。据说梁任公先生对于相对论的最初认识还是由他这里来的。这虽然不能证明他对于相对论有甚高深的理解，但他的天才不肯为文学或艺术所束缚，他的兴趣方面之多，亦可窥见一斑了。他不但对于各种学问有极强烈的兴趣，对于人生本身也有极深切的认识。上自道德哲学，下至轮盘赌，他对之都有同样的兴致，都有同样的了解。因为他的方面特别多，所以他的交游特别广。旁人不能认识的人，他能认识；旁人不能了解的事，他能了解：秘诀全在此处。

　　第三，志摩的理想。一个真诗人总有他的理想。雪莱有雪莱的理想，拜伦有拜伦的理想，志摩也有志摩的理想。倘使志摩没有他的理想，则他那多方面的天才均将减色，均将没有多大意义。志摩的理想，和他的人一样，是很广大，很不容易拿一两个字来形容。粗浅的说，他的理想是在希望人类品性的改良。因为他不满意于现在的人，同是又希望他能改良，所以他处处崇尚“纯洁”，崇尚“同情”，崇尚“勇敢”，所以他处处攻击“虚伪”，攻击“仇恨”，攻击“怯懦”。他有一首诗的末尾两行是：

　　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

　　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

　　我们读此，可以想见他的理想在也胸中是如何的沸涌了。

　　归结一句话，因为志摩的个性这样特殊，人格这样伟大，理想这样高尚，所以他死了，我们的损失也就特别大，也就特别无法补偿。他的死不但是中国新文艺界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整个理智阶级的不幸，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大不幸！

　　二十年十二月四日

　　我们一天埋头报纸堆中，对于文艺界的事，知道的太少，许多有名著作，未曾读过。所以听见徐志摩先生的惨死，想写几句志悼，都不能着笔。

　　徐先生的作品，从前见过一点，清新俊逸，感觉到不凡。泰戈尔到上海讲演，徐先生作翻译，我在场听的，认识到他的才调和趣味。其后在北平会见过，又常听见张奚若先生说他的为人，所以深信他是一个非凡的天才者！

　　人生往往有当面错过的事，和徐先生同在平津间，平常以为总有见面畅谈的机会，不料竟然错过了！

　　我平常偶然想起文艺界的前途，总觉着徐先生应该是一个有伟大前途的人，因为难得有这样天才和素养。所以认为徐先生还不是已成的文学家或思想家，定是一个有成功伟大的文学家或思想家资格的人。这些希望，现在竟然幻灭了，有多么可痛可惜！

　　右载一文，是奚若应允我的请求，特别给本报作的。今天北平有许多徐先生的友人，给他开追悼会，所以将奚若的文，今天刊载出来，也借此表示我们的悼意。（记者志）

　　（原载：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大公报》）

　　狮子（悼志摩）

　　胡适

　　（狮子是志摩住我家时最爱的猫）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

　　软绵绵的它总不肯走。

　　我正要推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

　　两滴眼泪湿了衣袖：

　　“狮子，你好好的睡罢，

　　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

　　二十年，十二，四夜

　　（原载：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〇五期）

　　惜志摩

　　烟波钓徒

　　“我相信真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

　　——《自剖文集·迎上前去》

　　在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记得，我夹着书向图书馆走，“到礼堂听讲演去！”“谁讲？”“徐志摩！”那时的我对于他丝毫没有加以注意——“paper还没做呢！谁有功夫去！”据说志摩在我们学校里讲演有过好几次了，但我相见这是第一次，不幸没耳眼福的我，连这First and Last可以一瞻他丰采和一味他风趣的机会都在毫不经意之中轻轻地错过，在我毕生的回忆中又添上了一个遗憾！

　　噩耗传来以后，我哀他！但我哀的为的却不是他从百尺高的地所坠落下来的惨伤和重死。我惜他！但我惜的为的亦不是他是我所爱读的一个作者。我之哀他惜他为的是中国将来文艺的花园中又枯萎了一朵鲜明美丽的花！我相信他现在一切的作品不过是他天才发展的一个起首，譬如他是一朵正在绽蕊的花儿，骤然间遭了意外的摧折，这能不逗起任何有心人的哀痛和惋惜？

　　蓦地里我想起了印度诗人的泰戈尔，英国写剧家兼小说家的萧伯纳和高斯华绥，及今年四月间逝世的本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独得者瑞典抒情诗人ErikAxelkarlfeldt，这几位哪一个不是白了头发的文豪，我常和同学们谈说：伟大作品的产生在乎作家有伟大的修养和伟大的生活，现在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家和文艺作品的质的贫穷，就是因为这步功夫还没有做到；中国文艺作家之中，志摩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如果上帝再给他二十年活着做文学上修养的功夫，谁敢说他不就是中国的哥德或丁尼生？

　　以上决不是我一味的辜惜和臆测，他个人的本性便是一个明白的显示！他的思想，他的感情，都使我们看得出他是这么一个人！他，能不以小小的摧折而退缩，他，更能不以小小的痛苦而颓丧，冒险——痛苦——失败——失望，在他，却以为“存心冒险的就得打算他最后的失望”；但他更指明了“失望”和“绝望”决不相同！这他要具有多明晰的眼光！多伟大的思想！我再录下一节他在《自剖文集》的《迎上前去》一文中明示我们的坚确的见解：

　　“我相信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

　　叶公超在他悼志摩的文中——《志摩的风趣》——很能道着志摩的一语就是说他——志摩——相信“领略到人生的趣味就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假使人人事事都能和我们的理想一致，谁还能忍受这种凡俗？人生的兴趣还在哪里？我记得好像是Stevenson说过这么一句话：The joy of life is not in achievement but instruggle to achieve，志摩就信心这个，所以志摩作事能够“永不败兴”，能够“爱一切生活”，这在他的的确确是一个“生命的信徒”，他自己曾反复地承认过许多次，他在迎上前去中曾更加重地说：

　　“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初起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也是的。”他接着说：“我决不容忍性灵的颓唐，那是不可救药的堕落。”这一些思想——这一些感情——志摩的本性！岂不就是志摩将来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的一个明示？但，他死是一件事实！成功的光明从此永远被那死的阴影遮挡！中国文艺的园中这朵花儿——是玫瑰，是牡丹，是腊梅我可不认识——也就这样永远地枯萎再没有开枝的一天了！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十二月一日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六日天津《大公报》小公园）

　　读杨丙辰先生在百科学会讲演辞

　　韩文佑

　　我读完这篇文章，觉得十分不平，十分难受。杨先生说：“徐志摩一生好玩，态度浮动，不深刻……他的离婚，他的交朋友，他的写文章，他的作诗，都是好玩。”这与我所见到的徐先生恰恰相反，我不知杨先生何所见而云然。

　　我见到徐先生这样沉着而深刻的剖示他自己：“我不是诗人……‘我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我只要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原文见《翡冷翠的一夜》卷首）“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这次印行这第三诗集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猛虎集》序文）我见到他对于艺术是如此的挚爱：“……手持猛虎集，泥吾再三读。状其威声势，破彼音律梏……”（秋岳先生哀志摩见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北晨艺圃）他的态度又是如此的忠实而严肃：“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像的长须！”“我再没有话说……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猛虎集》序文）“天才的限制，我无可如何；但对于文章之艺术，我却永远在殚精竭虑的求它更能精工，更能美好。”（《轮盘》序文。手中无书，录其大意。）“将来把他的书信发表了，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朋友的通信里，他也是怎样的不苟且，不潦草，怎样的惨淡经营。”（追悼会中胡适先生致词大意）在译歌德的《四行诗》时，他说，“……这里这三道译文，我觉得都还有缺憾，我很盼望可以引起能手的兴趣，商量出一个不负原诗译本。”（现代评论第三十八期）在译波特莱尔的死尸时，他说，“我这里大胆也仿制了一朵恶的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所以也没有他那异样的香与毒……”（《语丝》第三期）

　　杨先生说他的写文章，他的作诗，都是好玩，不知读了上面所示的他的自述，（原文，非引文。我的引文只在指示原文的出处。）将谓如何。他还说过，他的诗“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一年只淘成一首，”一见《猛虎集》序文及《翡冷翠的一夜》卷首）如此吝啬的给与，能说是好玩么？他觉得自己的诗的灵感已经消失，以后未必再能写作，就说“因此这一卷诗，大约是末一卷吧。’（翡冷翠的一夜卷首）这样的态度，能说是好玩么？我再随手举出几首他的诗：《问谁》，《难得》，《盖上几张油纸》，《翡冷翠的一夜》，《偶然》，《庐山石工歌》，《猛虎集之献词》，《我等候你》，《拜献》，《他眼里有你》，《再别康桥》，《杜鹃》，《黄鹂》，《山中》，——与他的任何一首诗，我请杨先生指出他的“好玩”之所在，只一句我也满意。杨先生批评他的诗“精神萎靡不振，气势散漫无归，而意旨晦涩难明”。说他作诗的态度是“好玩”但全篇那样的长却不曾举一句他的诗作为例证，示天下以大公，这是使我十分不能心服的。而且就在那篇文中，杨先生自己也有矛盾在，“过于追求腔调的铿锵”，“拼命在那里想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与说他“好玩”岂不是矛盾，好玩的人，只能写些游词，儿戏正业，岂肯勤勤恳恳，苦心焦思的去追求腔调的铿锵，去拼命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

　　举出他的诗已可不必再举他的散文，若必要举，则我觉得《追悼我的彼得》一篇已足说这篇文章也是出于“好玩”，我问杨先生忍心否？

　　我不是徐先生的朋友，但我敢断言他对朋友的态度决没有一点的“好玩”。例如他的《难得》诗中说：“在冰冷的冬夜，朋友，在这冰冷的世界，人们方始珍重难得的炉薪；方始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这是“好玩”么？他惨死之后，多少他的朋友，他的读者，为他痛哭流涕，为他发出深沉永久的哀思，这岂是“好玩”的人所可致？

　　离婚（与第二次结婚）在他的一生中是最重大的事，杨先生说他“好玩”“轻薄的爱”。但我们看，他在离婚前致其夫人张女士信，说“故转夜为日……皆在此矣。”（据胡适先生追悼志摩一文中所引。见二十年十二月六日北晨学园）离婚后致其师梁任公先生书，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夫岂得已而然哉？”（追悼志摩文中所引）这两段书信杨先生是读过的，胡先生文中又说：“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杨先生也读过的，而竟说他的离婚是“好玩”，我不知杨先生何所见，我不解杨先生之用心！

　　他怎样严肃怎样苦辛的去追求爱？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追悼志摩文中所引）

　　近年他的家庭生活大概是十分不幸，但我们读他的诗：“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大猛虎集献词）又“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我等候你》）这是何等的忠贞，何等的坚强与迫切！我愿问杨先生从那一单字之中见到他的“好玩”，他的“轻薄的爱！”

　　杨先生可以不爱他的诗，可以分析的或悬出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诗，说他的诗不符标准所以不好，甚至于说他因此不是诗人，甚至于杨先生可以说他的死连追悼会也不值得开，这都可以，但是他的忠于艺术，忠于人生，由他自己的书信诗文中，天下后世，昭昭可见，杨先生却以莫须有的态度说他“一生好玩”，“如此的不厚道，如此的不公平，如此的厚诬死者，无论如何，我决不能为杨先生恕！”

　　附言

　　我觉得十分歉然，为征引的方便，不得不把徐先生的诗文割裂截取。限于篇幅，许多引文又不能全录，只能录出首尾两句，请读者自己寻读。更无暇多多列举，以我的浅见来解释诗人的各方面。——比如在拜献中，他说：“给他们，给宇宙间一切无名的不幸，我拜献，拜献我胸肋间的热，管里的血，灵性里的光明。”具这样普遍的同情，博大的挚爱者，在古今诗人中，我们能数几人？同样的人类的爱也肫挚的表现于盖上几张油纸、古怪的人间、在不知名的道旁……诸诗之中。又如在《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中，他说：“顺着我的指头看……辞别了人间，永远。”在《天国的消息》中，他说：“在这稚子的欢笑声里，想见了天国！”我们见到他对于天真与永生（其实这是一体）是如何的渴慕，如何热烈的奔赴。在他的诗里，处处见到他的对于人间丑秽与罪恶之愤怒与攻击，对于真善美的探求猛进，对于光明与永生之一心奔往。我切愿读者取来他的全部遗著，仔细的读几遍，庶几可以认识诗人的真纯与肫挚，并且视自己的天缘得到几分灵感。

　　（二一十一年一月十七日，于清华园）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一期）

　　徐志摩与德国之表现派

　　郑寿麟译

　　本刊顷承郑寿麟君（北平文津街一号德国研究会）惠告，北京大学教授德人洪涛生君（V。Hundhausen）以德文译编之《琵琶记》剧本，现经德国爱好艺术之人士，于本年一月十五日，在柏林Lyceum Club公演。按洪涛生君歆慕中国文化，致力文学作品之翻译，成绩甚伟。已译成德文者，计有：《中国诗人》，《庄子》，《卖油郎独占花魁》，《西厢记》（以上均一九二六年），《陶渊明》（一九二八年），《琵琶记》（一九三〇年），凡六种。前年春，洪君在北平天津亲自导演《琵琶记》（德文）时，本刊曾有简单之记述。又去年十二月六日（徐志摩君追悼会）之日，洪君曾以德文撰纪念徐志摩文，刊登天津德华日报。该文对徐志摩君推崇备至，谓其以诗人之资格，领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推翻旧模型，新开辟道路，业已成功。篇末附录徐君《雪花的快乐》一诗，并由洪君译之为德文诗。洪君又谓徐志摩君可比西方之浪漫派，而异于西方之时髦的表现家。但洪君此文篇首曾引德国表现派诗人施达德来儿（Ernst Stadler）之诗一首。此诗今由郑君译为中文，观之可略知德国表现派之主张。郑君所译该诗如下：

　　模型与门闩必须破坏，

　　世界当穿过开通的管子，

　　模型是和平，愉快，乐天的满足，

　　我偏要掘翻土块。

　　模型要束缚我，压制我，

　　我却将我的存在驱到大千世界。

　　模型是明白而没有慈善的，

　　我却要追寻昏昧的人，贫乏的人

　　我要毫无限制的解放自身

　　使我充满了生命。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一期）

　　我对于徐志摩的认识

　　唐诚

　　“但是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徐志摩《猛虎集·序文》

　　“徐志摩是仅有大诗人底浮光，而无大诗人底实质的……我们试看所称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席勒，葛德，莎士比亚，莫里哀，但丁的，哪个不是……才能得以达到他们那伟大的成就，伟大的人格呢？”

　　——杨丙辰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

　　我在本刊第二百零九期中，读了杨先生那篇论徐志摩的文字之后，我就联想起徐志摩《猛虎集》的那段序文。志摩不愧有自知之明，而杨先生也的确称得起是志摩的知己了。

　　一个作家的最后评定，原不是他同时代的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们所能确定的。所以像什么追悼会上的演说词，什么哀悼专号里的纪念文，其意义原不过等于一副挽联，一首挽诗，一篇祭文，一块碑志而已。从友谊的立场说起来，当然有它们的意义在着，可是若从文艺批评的观点来看，那些文章，也不过是韩退之的谀墓文字一类而已，本来不甚靠得住的。杨先生这次竟认乎其真的定要推翻他们给志摩的私谥——大诗人——天才，定要打倒志摩的“诗圣”“诗哲”的招牌，似乎太过于认真了。其实几十年几百年后，世人对志摩的批评，究竟怎样，我们固然无从知道，就是当代的人，也没有给志摩一个公认的评价。就是志摩本人，对于他自己的认识，也并没有自视特高，想插足大诗人之列，这有《猛虎集序》文为证。就是他的朋友们也并没有把志摩算做莎士比亚葛德但丁同等的大诗人——天才。他们至多，只不过拿他和雪莱相提并论而已。

　　然而志摩毕竟是诗人，是天才，假如诗人和天才不一定必须莎士比亚葛德但丁那样的人才配称的话。李杜韩白固然是诗人，温李冬郎也还是诗人；苏辛周姜固然是词家，温韦正中也还是词家。内容之雄浑深厚与轻新微妙，至多借以判别作者之大与不大，伟与不伟而已，却不能赖以断定作者是不是诗人。文艺欣赏本来主观的成份居多，所以志摩的作品，是不是好诗，不是旁人用文字说明可以拥护或打倒的。志摩的三部诗集，才是最坚实的凭证。大家读了他的诗，自会鉴定的，我现在凭记忆所及，随便提出几首来，我个人认为的确是诗，是好诗。散文诗如《婴儿》、《毒药》；土白诗如《一条金色的光痕》；歌谣体如《盖上几张油纸》、《海韵》；长篇如《康桥再会吧》；短章如《天国的消息》、《偶然》以及《一块晦色的路碑》。

　　不过志摩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假如有相当的贡献时，据我看，并不在他那些诗篇的本身，都在他那创造的精神和尝试的工作上。志摩的诗，我个人以为的确是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十几年来可贵的一宗收获。但是绝非杨先生所要求的“对于人生有最深切的认识及最正当的了解”，“反映全时代的痛苦欢乐，全民族全人类的一切情感”，而“用最优美和谐的形式吹嘘到了纸上头去的”，“浑然天成圆润精颖的一致的个体”的那种理想的作品。虽然我个人怀疑这种理想的作品曾否有过，然而志摩的作品，不能算是“登峰造极”的作品，这是无庸疑议的。所以我说志摩的诗之本身，对于新文艺之将来，其贡献并不能算怎样的大。可是志摩他那种运用西洋诗的格律来创造新的诗体，居然有了相当的成功，这一点我认为是志摩和他的朋友们的功绩。有人说他们这种工作，只是抄袭，只是模仿，哪能算得创造？我觉得不然。中国诗的格律，无论怎样的演变，终没有跳出阴阳平仄的范围，四言变而为五言，古体进而为近体，诗演为词，词化为曲，都离不了阴阳平仄。现在志摩他们居然独辟蹊径，应用西洋诗的抑扬轻重的音尺到中国诗里来。中西文字，根本不同，这能不说是一种创造吗？现在他们这种试验，距完成为期尚远，（鄙意若望完成，恐怕非先体验出一种新的读法不可。此非题内之文，容另详。）然而已经可以看出它的可能性了。将来倘使继起有人，这便是划分时代的一种运动。艺术的作品，无论怎样总不能不凭借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吧。否则，仅是一点意像，绝不是一件艺术品。就算最空虚缥缈的音乐吧，也得凭借音调节奏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不然，悲多汶纵有更多的音乐的意像，恐怕也不能使他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了。诗歌是比较有实迹可寻的艺术，当然更免不了形式的限制。这一点，我知道杨先生是一定赞同的。不过他理想中之诗的质与形之关系，是“一点精妙和谐的内心为它（诗）整个的底盘，而一切表面的精彩，譬如说声调与形式，俱是要由这一点内心里发露了出来，然后才能令人们觉得，它是浑然天成圆润精颖的个一致的个体，一首好诗。”所以他主张“每一首诗都各有自己的一个形式。”换句话说，杨先生是反对“诗有定形”的。这种理想，当然极高，但是事实可能吗？语言文字是这样的圆满无缺的表现工具吗？我们极普通的意念，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尚且有时而穷，何况极微妙的诗歌呢？任你多么伟大的天才，恐怕也不能超越这种语言文字自身的限制吧。形式变化最自由的，莫过于散文了，然而散文也有散文的极限呵。而意像呢，那是极富有变化的东西，所以杨先生的那种理想，恐怕不易实现。莎士比亚、葛德、席勒、莫理哀、但丁诸伟大诗人所写的诗，不也是限于一定的形式吗？

　　我相信内容与形式，确乎有相当的关系，譬如说，一首绝诗的内容，不能装到古风的形式里去。一首小令的词，不能演而为近慢，元曲的内容，不能移而入词，所以散曲究竟是散曲的意味，绝不能与词相混，都是这个原故，而新文艺之所以要另创新文体者，也是这个原故。但是其相关的程度，也就止于此，如若不然，那就根本无文体之可言了。

　　因为杨先生批评徐志摩的出发点在此，所以上边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现在要回到本题了。杨先生指出志摩的缺点在于偏重形式，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论断。然而人的才能究竟有限，我们假如知道志摩一面是在写诗，一面还在尝试诗的形式时，我们便可以宽恕他的诗内容欠充实的缺陷了。我们能希望一个在试验室里做试验的人，要像工厂里的工人，那样纯熟老练吗？志摩的诗，露出“努力从事粉饰雕琢的破绽”，原是当然的结果。然而他的诗，居然能够“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优美”，不已经是难得了吗？

　　大凡创造或是最初应用一种新文体的人，都是费力不讨好的。譬如介绍十四行诗到英国文学里去的Waytt吧，他自己做的十四行诗，当然比不上斯宾塞、莎士比亚、华茨华斯、雪莱、罗色蒂他们，然而这创始之功，却不能说小，所以Wyatt在英国文学史里，依然有他一席的位置。志摩现在干的工作，也就是Wyatt当年所干的工作了，不过中西文字差的太远，所以更难讨好罢了。不幸志摩早死，未能竟其全功，现在只有盼望他的朋友们，继续努力，有以成其志而已。

　　杨先生要在志摩身上就发现到莎士比亚、葛德，那样伟大的诗人，未免太早，当然要失望。志摩的朋友们把他比做雪莱，虽然有几分相像，恐怕也有点过分。我现在希望他做中国的Sir Thomos Wyatt（1503—1542），我想志摩是当之无愧，至于继起者，有没有斯宾塞莎士比亚一流的人，已死的志摩是不能代为负责的。

　　编者按：本文作者唐诚疑为唐钺之误。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二期）

　　论诗人徐志摩

　　——对于杨韩吴唐诸君的文章之批评

　　并敬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先生

　　张露薇

　　按：自本刊近顷登载杨丙辰（第二百零九期）、方玮德（同上）、韩文佑（二百十一期）、唐诚（二百十二期）诸君评论除志摩君诗之文后，一月二十八及二十九日北平晨报学园亦刊登吴世昌君《论志摩》一文。嗣后本刊收到关于此题之来稿甚多。今选登张露薇君一篇，本问题就此结束。其余诸君之作，以限于篇幅，概从割爱，分别退还。其中重要者，有（一）杨丙辰君回答韩文佑君文，解释彼原作中“妤玩”二字之意义。谓徐君一生“作事（离婚，交友，写文章，作诗）底动因，皆为浅浮的外表所诱惑，而无悲壮深刻的意志与澄澈宏阔的识力来把许多从各方面说皆不利于他的诱惑斩断的”，故称之曰好玩。（二）济南李鲁人君文，谓徐君甚有功于新诗运动，但其所作未为精到。又谓新诗以爱情颓废为主，乃其缺点云云。

　　又按：张露薇君此文甚长，前半今略去不登。其大意可撮述如下：〔1〕批评必须有明确之立场，且须负责。不当为字句之攻驳，亦勿徒作虚浮之颂誉。〔2〕细阅《晨报》哀悼除志摩君诸文，惟胡适君能略言徐君之理想，吴其昌君能略状徐君之生活，外此则林徽音君及叶公超君（叶君文载本副刊二百零二期）之文颇能显示徐君之生活与价值。余皆无益之谀词而已。〔3〕批评徐君之诗者，仅见三篇。一为《小说月报》十七卷朱湘君论徐志摩的诗，二为《北晨学园》哀悼专号中于赓虞君志摩的诗，三则杨丙辰君之文。以上三篇，皆褒誉徐君之作。〔4〕杨君文有一定之立场，并非谩骂，惟欲于朦胧云雾中将徐君之真价值显露于人间而已。惜韩文佑、吴世昌、唐诚三君误会此旨，徒事辩驳，流于感情意气。以致双方隔膜甚多，几变为琐屑及滑稽之论争。予今作此篇，自抒所见，未敢苟同，亦并无左右袒。视诸君或异撰耳云云。此下可接读张君原文。本副刊编者识。

　　徐志摩是个什么形象的人，我实在不知道，据他的朋友们说，是漂亮得了不得。因为漂亮，所以可爱，因为可爱而会写诗，所以是古今少见的大诗人。我承认志摩是诗人，但是他的诗人的成分并不是纯洁的，也不是如他的朋友们所称他是怎样空前伟大的天才，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诗，所以尽说些阿媚奉承之词，而损污了志摩的诗之真正的价值。的确，我相信，志摩是诗人，志摩有天才，但是他的天才没有发展到极点，所以这位不幸的诗人只是一颗陨星。我们除了怜惜之外，再难以加上什么毁贬之词，这是真情。然而，为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我们对于志摩的诗之批判不妨苛刻一点。有些人总认不清这点，往往以为批评某作家的作品，便是批评某作家的本身，这真是绝大的错误。

　　为了说明志摩的气质或天才，我们不妨学学斯宾诺沙（Spinoza）的哲学意旨，把志摩分成“诗人的志摩”和“凡人的志摩”两部分。我曾说过，志摩是有天才的，从他的诗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诗人的志摩，的确是我们可以崇敬的人物。在他的诗里明确地表现出他的个性，有一种特异的美点。他有他的世界观，他有他的哲理，他有他的丰富情感，他有他的特异的风趣，然而，你如果细细的考察起来，都染着现世纪病态的情状之浓厚色彩。任你拿出哪一句来，总没一句是健全的艺术，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这不能怪他，他的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是时代的污点，要怪，你也只好怪这不谐和的时代——杨君的批评忘记了这点，所以他的批评只是以诗论诗，而并未考察一下志摩的诗之来源，以明了他何故“追求腔调的铿锵”，“只有大诗人的浮光”“而无一种真挚坚贞的性格”。我以为，这就是杨君的文章最使人感到有遗憾的一点。至于如韩吴二君者，不批评杨君批评的立场，而只意气从事，我们读者自然是不会满意的。

　　志摩的一生是求美求爱求自由的，这不容我们否认。美是人生最高的目的，爱是人生最真挚的快慰，自由是人生最美妙的理想。世界上能否有真美真爱真自由，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是，需要美，需要爱，需要自由，这确是人类普遍的要求，摩登少女最求美，浪漫青年最求爱，狱中囚徒最求自由，然而我们并不能以其所求，而直称之为“诗人”，直称之为“伟大的天才”。这种追求者是否是一个诗人，完全在于追求的方式。合于方式的追求，便是诗人；不合方式的追求，便是凡人。因此，我们观察一位诗人，我们便不得不观察他的气质。正如培根所说，诗是一种谎话，我们要从谎话中再去认识诗人，这才是我们了解诗人的途径！

　　志摩的诗大约可以以其诗集之卷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志摩的诗》的时期，第二是《翡冷翠的一夜》的时期，第三是《猛虎集》的时期。

　　一 在第一个时期，大约是受了太戈尔及当时时谓“新诗”的潮流之影响，所以，除了《雪花的快乐》等几首情诗以及其他几首胡式（胡适之式）的人道诗而外，多半是哲理诗。哲理之入诗，本来就勉强，把哲理拖进诗行里，更是勉强而又勉强。我的意思是说，好的诗可以含着哲理，这种哲理有诗的灵感后才使人感到的；并非先有了哲理，硬把哲理用诗行表现出来。志摩初次的诗篇多犯了这点毛病，因为硬把太戈尔式的哲理添满诗行，虽然得了“诗哲”的雅号，但是诗是失败了的。其原因就是，哲学是理智的追求，诗歌是情感的描摹，理智与情感根本矛盾，根本冲突，相反相成的机会只不过是偶合的事实。所以，要企图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是要失败的。志摩的第一本诗集之失败就在这一点。其次，占一部分的胡式人道诗，也是同样的失败。这失败的原因自然要归罪于当时的文学运动，因为诗人本有好奇心，有了新的形式或新的意境他总要试一试的。当时的思想界庞杂混乱的堆着一些零碎的思想，什么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什么易卜生式的社会斗争……贩运者便大喊其口号，居然的登宝座称孤道寡的自命“思想界的权威”了。志摩受了这种时代的影响，便写出他的《太平景象》、《盖上几张油纸》、《一小幅的穷乐图》、《先生！先生！》等等含着人道主义的怜悯与伤感色彩的诗，虽然描写的技术是比胡适君的《人力车夫》进步，但其意识之不正确，语句的滑稽，实在使我们不敢相信这类的诗是志摩的杰作。在这本“献给爸爸”的诗集里，有几首情诗，倒是很好。除了那首有名的《雪花的快乐》而外，其余如《她是睡着了》、《我有一个恋爱》等诗，还含着真实的灵感。我以为，志摩的诗最成功的，还算他的情诗，其余者虽不忍说一句“卑不足道”，但是总比情诗差得多了。

　　二 想起了读《翡冷翠的一夜》，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自然对于诗的了解还不深刻，说对于诗还不如说对于“情”，因为此集中多半是情诗，而我没有充分的共感之能力；但当时对于徐志摩这个人就存了很好的印象，觉得他的诗实在是当时诗坛的异彩。志摩死后，又拿起来诵读，才知道里面的含蓄竟是那样的充分。我觉得，如以志摩自己的三本诗集相比，《翡冷翠的一夜》是天堂，而其余的都是地狱。其原因就是，在这本诗集里，充满了幽柔的神韵，真挚的情感；也许写诗的时候，正是生活热狂的时候，所以自自然然的曼吐出滴滴的珠玉来。他那时代的生活，无论如何我要肯定是比较充实的，只有从充实的生活里，才能写出情感充实的诗行。我们玩味着那些诗行，也就不免悠然的神往。假若容许我瞎说一句，我说，那时代的志摩是正追求着“爱”，也就是在那时他的诗人的成分最多，因为他追求爱真挚的关系。正如杨君所说，要有“一种坚贞的性格，高尚伟大的思想”为着“爱，美，自由的全盘的基础”。的确，这时代的志摩，是伟大的诗人徐志摩，不但有着诗人的才分，而也有着写诗之充分的情感。集中如《偶然》、《海韵》都甚完美，其余如《决断》、《梅雪争春》、《半夜深巷琵琶》、《再休怪我脸沉》以及《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翡冷翠的一夜》诸诗，亦皆有真实的灵感，而获得部分的成功。不过其中也有不满人意的，第一种就是似乎同情于劳动者的诗，如模仿有名的《伏尔加船夫曲》的庐山石工歌，也只好有胡适博士称赞不止（见《白话文学史》）。第二种就是写得太轻浮的诗，如《新催妆曲》、《运命的逻辑》、《又一次试验》都没有深刻的灵感，不但没有深刻的灵感，写得也有点滑稽，这真是美中不足的事。如以本集之两部分比起来，自然是第一辑比第二辑好得多，恐怕在那时志摩的生活最充实吧。

　　三 第三卷诗的出版，是在志摩的诗渐受群盲讥评之后。大家都以为志摩再不能产生什么诗了，所以他鼓着勇气刊行第三本诗集，要借此告慰他的朋友，让大家知道他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见《猛虎集》序文）把握着这一本诗集，在听到志摩惨死之后，我简直是不肯释手。志摩的诗句终究是志摩的诗句，说句浅薄的话，的确写得漂亮。不过，这本诗集中的诗行有的流于愤激的狂暴（如《西窗》的后半），有的流于浅薄的说理（如《哈代》等），有的写得太勉强（如《残破》等），有的写得太粗糙（如《秋月》等）。虽然这部诗集也许费他的工夫最多，但是远不如《翡冷翠的一夜》的成功。考其原因，大约在这时期，他的诗人的成分最少。因了生活的失意，现实的重压，他不得不想着凡人的理想，不得不为着生活挣命，知道他的生活的人，自然会觉得我这几句话的不错。这时期的志摩已脱了“公子哥儿”的花衫，两肩担上无限的烦愁了。也幸，也不幸，我们的诗人在生活的悲愁最浓的时候飘然仙逝，我们固然失掉了一颗灿耀的明星，而在他自己，却永脱了生活的烦苦的担负。唉，想起来，心里便不能不凄然，一位天才的运命竟是如此，把读着的《猛虎集》，却更使我们当了珍贵的礼品了。

　　总之，这三本诗集，已表示了志摩天才的伟大，虽然并没有极大的成功，但其成功的诗句，已是够我们吟咏一时了。我觉得在批评他的诗的文字里，杨丙辰及朱湘二君还比较使人满意，他们对于志摩的天才似乎尚有深刻一点的了解与同情。至于韩君，为了证明徐诗的真挚，吴君为了说出志摩是诗人，堂堂皇皇的责骂杨君，而只提出一两句不重要的话讨论（天知道，他们是在讨论！）真是使人失望。尤其是吴君，无头无尾的空发一阵狂论。自己既“于新诗根本就不很懂”，偏要批评批评志摩的诗底文章，我们不知道这是否矛盾？既“专对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〇九期杨丙辰先生一文而发”（请问“而发”什么），也请先读懂了杨君及文副编者的文章再“发”！

　　现在，我不愿对志摩的诗说什么解释的话，其实这些话都在我的《徐志摩的批判》一书中说得很详尽，那本书也许最近就能展在读者之前，任人指正了。但是，真杀风景，我还不能不说几句志摩的诗之缺点的话。

　　第一，我觉得志摩的诗太注重于表现，而不注重于悟解（communication）——不但徐君是如此，现代的文学家大多不注意于这一层。无论表现得怎样好，但是没有在悟解上下功夫，究竟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对于人生的灵感总不能牢固的捉住。譬如，朱艾斯（James Joyce）虽然表现得惟妙惟肖，达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极峰，但悟解的成分太少，终究是一种现代文学的病态之发展。

　　第二，志摩的诗式（即诗之形式）用得太死——创造新体诗的形式，志摩还算是第一个人。他那样冒险的运用西洋诗的形式，我们真佩服他的冒险的精神。“拼命在那里想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这是我绝对赞成的，我以为，诗没有健全的形式简直不能成为诗。可惜，志摩的诗是太讲求了形式，太西洋化，太不顾中国文字的毛病，所以虽然努力的去实验，终久没有真正的成功。诗要有形式，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形式要随诗质而变，绝不可拘泥于一种，这就是说，形式是要活的，并不该死死的用活的情绪填死的诗行。志摩犯的毛病就在于此。不过，这并不能深责志摩，而且要感谢志摩，因为，我觉得中国诗的前途，其形式非西洋化不可，志摩开其端，不过没有“化”得尽善尽美罢了，并不是说此路不通，我们还须跟着志摩的步踪走！而况志摩的诗式，有些地方还真正的成功了呢。

　　比较起来，志摩的情诗写得最好，我们爱，也只爱他的情诗，因为那里边充满了真实的灵感。可惜褒者一意的褒，贬者一意的贬，并未分析一下志摩的诗，所以，如韩吴二君，空发了一阵情感的闲话，究竟还没有说出志摩的不“好玩”在什么地方。“好玩”二字虽然是刻薄一点，但是并不像韩吴二君解释得那样浅薄。很浅显地说，两个小孩子为着一具玩物而争执，结果连哭带闹地打架，打完架还是好好的朋友。虽然他们的争执是很真挚，是很起劲，但是好玩仍然是好玩。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斗争，并不是为真理而斗争，所以，不管其当时是如何的热烈，而结果仍然是一次好玩的把戏。转而看一看志摩，他追求美，追求爱，是具着一部分的真诚，但他追求自由，则不免染了一般感伤主义者的色彩，只得咒诅，只得嘲骂，只得叹息，而不为自由而斗争——这一点，便是拿着“追求自由”一事儿戏，便是好玩，不去真正的加入争自由的斗争里，便不是真诚地去争自由！不真诚地去干一件事，而偏偏地去干，这态度就是为的争自由有意思，争自由能舒心中的气愤，这态度也就是好玩的态度！何况，志摩所求的美是个人的美，所寻的爱是个人的爱，所争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在这时代，个人的美，个人的爱，个人的自由有什么用？这是不是时代的意识，时代的要求？

　　也曾说过，志摩的诗有一小部分的确写得在“好玩”这个批判的语句之下。譬如说他看了“新娘”紧锁着眉尖，便猜疑她心中的心事，于是说“你快向前，到礼台边，见新郎面！”（《新催妆曲》）这样他便有了调笑的诗料了。再如他坐在火车上见到“上车来老妇一双”，曲背，头秃，齿耗，这还不够骂她们，她们坐在窗前，我们的诗人便把她们比做“畏葸的，呢喃的，像一对寒天的老燕”（《古怪的世界》），于是他又有诗料了。再如选在中学课本里的名作《一小幅的穷乐图》的写法，更是滑稽。诗人走在垃圾堆旁看见了奇景，仔细的描写一阵，最后竟把“穷人”和“狗”并论起来，觉得“还有夹在人堆里趁热闹的黄狗几条”，于是他又有诗料，开了心了——这几个例已足证明志摩的诗在“好玩”方面的也有，杨君的话也未必是无的放矢。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绝不该深责。只要不是疯狂，我们对于他都具着深切的同情。志摩的诗无疑地带了一些浪漫派诗歌的色彩，恐怕是为了环境所拘，结果在诗中透露不出多少时代的意识，这是憾事。但是，志摩这个人在对于他的作品一方面，恐怕是一点也不骄傲，不但不骄傲，而且极其虚心。我们只要看看《志摩的诗》的再版竟删去十几首诗的一件事，就令我们佩服志摩的精神。像志摩这样的诗人是建筑在“疯”与“狂”两个字上，疯到极点，狂到极点，便是他的最美妙的诗句流露到人间的时候。然而，真可惜，志摩那样的天才，在他的生前竟没有几个人批评他，使他登峰造极做成中国空前伟大的诗人。

　　我读过杨君之文章，关于志摩的诗之发展没有登峰造极这一点，他是责难志摩的近友的，这点我觉得很对，因为一个天才的养成，批评家是负着最大的权威的。我们真怀疑他的一些朋友们就只会“哀悼”，只会赞扬吗？杨君的批评立场是否靠得住这是问题，但其余韩吴唐三君的责难，正表明三君不懂杨君的意旨，这一点，我们是深觉得足以惋惜的。我希望批评家能取真诚的态度，省得笔墨往来，误会重生吧。（譬如吴君文内多有责难文副编者之言，岂料文副编者正是对志摩同情之一人，屡次刊登赞扬志摩之作，众人共见，为什么吴君还要这样说法呢？）

　　谈论诗人的志摩，就此而止。

　　最后，我更希望文副的编辑先生坚决实行自己的主张，不必采登一些无思想无主张的答辩文字，充塞篇幅；而且，这场论争，亦请就此结束，再有回声，任之好了。

　　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五、二一六期）

　　志摩怎样了

　　方玮德

　　记得还是前年的秋天，志摩在南京教书。有一次他约好我们骑驴子上栖霞山看枫叶，但到那天他留在上海，后来只来了一封信，劝我们别急，总有一天会偿这餐红的宿愿。去年栖霞山的叶子正红的时候，志摩死在开山的岩下（我不知道开山的叶子又怎样红）。今年又是一个秋天，我来到北国，西山的枫树已经红够了，可是志摩的宿愿又怎样呢？

　　志摩死了一年，这一年中间，许多人对于志摩各有不同的论调，好像志摩这人是盖棺以后无从论定的。我想有许多人攻击志摩，无非是对于他的生活有所不满，因而说他的作品全不是充实的。而另外一些欢喜志摩的人，又说志摩的生活是十分使人惬意，所以他的作品也非常可喜。两种不同的意见，志摩的毁誉参半。那么我们要真正明白志摩这个人，只有研究他全生活的内容，至于诗——他唯一的贡献——那不过是他的生活上随时的表现罢了。志摩是旧气息很重而从事于新文学事业的一个人。在这里我所说的旧，不一定是指时代或是一切属于形式的意思，志摩的旧乃是一切心灵上与感官上所富寓的一种对于过往的虔敬与嗜好。虽则他狂喜青春，爱好新奇，窥探将来，但他也同样爱好典型，抚摩陈迹，欢喜庄凝的不朽。我们略略接近志摩生活的人，不难知道他这一生的嗜好往往多沉浸在这思古的幽情里面。他崇拜太戈尔，他崇拜哈代，这因为（他自己说）他欢喜他们以长久的经验与观察，而传给我们一种极纯厚极古老的灵珠子。他从这古老的珠子里，思索出许多人生的蕴味与结晶的智慧。以此智慧，他砌成他自己平日生活的墙壁。他的思想如同爬山虎，就爬住这墙壁向上长。因此他的作品也往往是用旧的气息（甚至于外形）来从事他新的创造。他的新诗偏于注重形式，虽则这是他自己的主张和受西洋诗的影响，但他对于旧诗气息的脱离不掉，也颇可窥见。他的生活不论是好是坏，可是他一直有向往古人的意味。无一时一刻不给他自己放在古人的灵魂里，也无一时一刻不凭借古人去发展自己。单看他解释济慈的《夜莺歌》，便可以知道他对于某一种意境之能深入。总之，他带着思古的气息过他的生活，试他的创作，这中间虽有许多地方不容易被现世人所了解，可是他这生活的全部精神已是十分可爱的。

　　至于另一些人毁谤志摩，那又是因为做人的基本观念不同。那些人是不大承认古老是有价值的，即是新奇和将来于他们也不一定有意味。这些人的论调我们无须辩白，我不愿意在我们这是非的世界里谈判我们的是非。志摩文学上的事业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愿望的成功，那是无可讳言，但他这半生做人精神已是可贵。另外他待人处世那副热肠，那样真切，也不易得。我们失掉一个得用的东西，总都要记挂半天，除非是寻得一件和以前差不多的，心里才略为安慰些。但是寻不着的话呢，那在这凄漠的国度里，谁又能禁止我们对于志摩的早死不加以惆怅？因此我十分哀痛地写成此短文，并不怕将为林语堂先生所笑。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五四期）

　　追伤志摩

　　方玮德

　　我现在只能空空地记起了你，

　　正同你也能空空地记起了我们；

　　你身后的寂寞原是件寻常的事，

　　伤心的是我们身前全有颗寂寞的心。

　　当你走的时候，你留下只来只一堆粉，

　　人们都喊着你变成神，变成星，

　　变成泰山上的彩霞，你死是奇迹

　　我知道你心中说：我死了，完了，你们再不用费神。

　　如今你真走远了，无处寻你的踪影，

　　每份记忆里早疏忽了你，如同秋天树叶落地；

　　你听，在这深深的夜里，可会有一丝声音？——

　　“志摩，你走了，你走了三年，我忘不掉你！”

　　（原载：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二一期）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沈从文

　　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的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节已整八点钟，我始终光着两只眼睛。三等车车厢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脸上刻着关外风雪记号的农民！我只不曾见到我自己，却知道我自己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客，想估计是不是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认识徐志摩，知道徐志摩。我想把一个新闻告给他，徐志摩死了，就是那个给年青人以蓬蓬勃勃生气的徐志摩死了。我要找寻这样一个人说说话，一个没有，一个没有。

　　我想起他《火车擒住轨》那一首诗：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

　　这里那里还正有无数火车的长列在寒风里奔驰，写诗的人已在云雾里全身带着火焰离开了这个人间。想到这件事情时，我望着车厢中的小孩，妇人，大兵，以及吊着长长的脖子打盹，作成缢毙姿势的人物。从衣着上看，这是个佃农管事。

　　当我动手把车窗推上时，一阵寒风冲醒了身旁一个瘦瘪瘪的汉子，睡眼迷蒙地向窗口一望，就说“到济南还得两点钟”。说完时看了我一眼，好像知道我为什么推开这窗子吵醒了他，接着把窗口拉下，即刻又吊着颈脖睡去了。去济南的确还得两点钟！我不好意思再惊醒他了，就把那个为车中空气凝结了薄冰的车窗，抹了一阵，现出一片透明处。望到济南附近的田地，远近皆流动着一层乳白色薄雾。黑色或茶色土壤上，各装点了细小深绿的麦秧。一切是那么不可形容的温柔沉静，不可形容的美！我心想：为什么我会坐在这车上，为什么一个人忽然会死？我心中涌起了一种古怪的感情，我不相信这个人会死。我计算了一下，这一年还剩两个月，十个月内我死了四个最熟的朋友。生死虽说是大事，同时也就可以说是平常事。死了，倒下了，瘪了，烂了，便完事了。倘若这些人死去值得纪念，纪念的方法应当不是眼泪，不是仪式，不是言语。采真是在武汉被人牵至欢迎劳苦功高的什么彩牌楼下斩首的，振先是在那个永远使读书人神往倾心的“桃源洞”前被捷克制自动步枪打死的，是给人乱枪排了，和二十七个同伴一起躺到臭水沟里的，如今却轮到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一切痛苦的记忆综合到我的心上，起了中和作用。我总觉得他们并不当真死去。多力的，强健的，有生气的，守在一个理想勇猛精进的，全给是早早的死去了。却留下多少早就应当死去了的阉鸡，懦夫，与狡猾狐鬼，愚人妄人，在白日下吃，喝，听戏，说谎，开会，著书，批评攻击与打闹！想起生者，方使人悲哀！

　　落雨了，我把鼻子贴住玻璃。想起《车眺》那首诗。

　　八点左右火车已进了站。下了火车，坐上一辆洋车，尽那个看来十分忠厚的车夫，慢慢的拉我到齐鲁大学。在齐鲁大学最先见到了朱经农，一问才知道北平也来了三个人，南京也来了两个人，上海还会有三四个人来。算算时间，北来车已差不多要到了。我就又匆匆忙忙坐了车赶到津浦车站去，同他们会面。在候车室里见着了梁思成，张慰慈同张奚若。再一同过中国银行，去找寻一个陈先生，这个陈先生便是照料志摩死后各事，前一天搁下了业务，带了夫人冒雨跑到飞机出事地点去，把志摩从飞机残烬中拖出，加以洗涤、装殓，且伴同志摩遗体同车回到济南的。这个人在志摩生前并不与志摩认识。

　　见到了陈先生，且同时见到了从南京来的郭有守，我们正想弄明白出事地点在何处，预备同时前去看看。问飞机出事地点离济南多远，应坐什么车。方知道死者遗体昨天便已运到了济南，停在城里一个小庙里了。

　　那位陈先生报告了一切处置经过后，且说明他把志摩搬回济南的原因。

　　“我知道你们会来，我知道在飞机里那个样子太惨，所以我就眼看着他们子把烧焦的衣服脱去，把血污洗尽，把破碎的整理归一，包扎停当，装入棺里，设法运回济南来了……！”

　　他话说的比记下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