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7日,纽约)
亲爱的梅伊小姐:
你的来信唤起了我心中对一千个春天和一千个秋天的回忆,让我重又伫立在我们创造的、并不断推动其前进的幻影面前,这些幻影在欧洲的火山爆发后便隐身匿迹,披上了沉默的面纱——这沉默是多么深、多么久啊!
我的朋友,你是否知道我从我们时断时续的谈话中得到了慰藉、愉悦和宁静?你是否知道我对自己这么说过:在地球的东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她在降生之前就已迈进了殿堂,肃立在至圣的圣地;她知道了清晨由猎户星守护的天堂奥秘,然后以我的国家作为她的国家,以我的人民作为她的人民——你知道我对自己这么说过吗?你是否知道每次你的信件来临,我都要在我幻想的耳际低吟这曲轻歌?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你就不会中断给我写信了。也许,正因为你知道这一切才中断写信的,这倒也不无联系。
见地与道理。
至于狮身人面像的文章,上天知道,我是应《艺术》杂志主编的一再要求而向你索要的——愿上帝宽恕他!依我的本性,是反对给文学家设立题目的,尤其是对少数只有得到生活的启示后才动笔的文学家这么做——而你也是这少数文学家中的一员。此外我还知道,是艺术提出要求而不可向艺术提出要求的,为人出题其实是妨碍了作家发挥才能。如果当初你写信告诉我:“我现在没有兴趣写狮身人面像的文章。”我会吟唱道:
“愿梅伊长寿,因为她有着毫不作假的艺术品味。”
总之,我要在你之前写一篇论狮身人面像微笑的文章!然后,我要作一首关于梅伊的微笑的诗;如果我有她面带笑容的照片,那我今天就要作这首诗了。我应该去埃及看看梅伊,看看她的笑容。一个作家该怎么写女人的笑容呢?达·芬奇画完《乔康达夫人》,不就已经给这个话题划上句号了?然而,在黎巴嫩姑娘的笑容里,难道不是有着惟有黎巴嫩人才能领会、揭示的秘密吗?女人的微笑,不管是黎巴嫩人或是意大利人的,是否都将永恒的奥秘掩饰在嘴角织起的精致的面纱里呢?
说到《狂人》,我该怎么对你说《狂人》呢?你说其中有些体现了“残酷”、体现了“黑暗的洞穴”的东西,我虽然已读了不少美英报刊就这本小书刊登的文章,但迄今还从未听过你这样的评论。奇怪的是,大多数西方作家都喜欢《我的朋友》和《梦游者》这两篇,他们从中摘引评述,或以特别的方式提及。而你,我的朋友,却从中发现了“残酷”!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梅伊的赞扬,他就是得到全世界的赞扬又有何用?也许那些西方人对《狂人》及其意象的青睐,是出于他们对自己心中意象的厌倦,出于对新奇的、不常见的事物——尤其是有着东方外表的事物的本能好奇。至于刊登在《艺术》上的寓言和散文诗,则是由一位作家从英文原文翻译的,他对我的爱要稍稍高出他对英语修辞奥妙的理解。
我用红笔在你谈到《狂人》时用的“厌恶”一词上画了个圆圈,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把《梦游者》中的对话放到“昨日”和“明日”的口中,而不是母亲和她女儿的口中,那你也就会把“厌恶”一词换掉了,是不是这样?
我该如何说起我灵魂的洞穴呢?这让你害怕的洞穴,是我在人们的康庄大道上,繁茂田园里,葱郁树林中感到疲倦时栖身的此处原文为My Mind,但《狂人》中并无此篇。对照作者手稿,似应为My Friend(我的朋友)。
在《梦游者》中,纪伯伦写了一位妇人和她的女儿在梦境中互相诅咒对方。
地方。当我在别的所在找不到可以倚头的地方时,我便走进我灵魂的洞穴。如果我爱的那些人中有谁有勇气进到那洞穴中,那他们发现的,不过是一个人在其中双膝跪地,做着祈祷。
很高兴你喜欢《狂人》中的三幅画,这表明你有第三只慧眼。我早就知道在你的双耳之外还有无形的耳朵,能听到那似静默一般的细微之声,这声音不是由唇舌发出,而是发自唇舌之外的甜美的孤独,快乐的痛苦,和对远方无人知晓世界的向往。
你还问道:在我写下“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us enslave something in us”1之后,我是否还指望什么人理解我?不,如果理解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奴役,那我不需要任何人理解。有多少人以为他们理解了我们,只是因为他们在我们的某些表象里,发现了与他们在生活中的某一次体验相似的东西。他们声称知晓我们的秘密——这些秘密连我们自己都并不知晓!愿他们仅此而已,但他们还要用标记、符号来让我们蒙羞,然后又把我们放置到他们的想法和信条的橱柜里,就同药剂师摆放药瓶和粉剂一样!那个说你的某些文章是模仿了我的作家,不正是那些自称理解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人之一吗?你能够让他相信:独立才是灵魂的正道,冬青和杨柳不会在彼此的树阴下成长吗?
身上的某些东西。
信写到这里,但我在开始时想说的话一个字都没说呢。可是谁能够将那轻柔的雾霭变为雕塑和碑刻呢?不过那位能听出声外之声的黎巴嫩姑娘,将在雾霭里见到形象和踪影。
祝福你美丽的灵魂、高贵的情感和博大的心胸。愿上帝保佑你。
忠实的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