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铁骑踏进紫禁城
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争相抢夺“阳光下的地盘”，而在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正发生着三件大事：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最后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二是戊戌变法，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推行改革，但在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镇压之下惨遭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刑场，改革的一线生机被痛心地扼杀。三是义和团运动，最后被悲惨地断送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下。三件事，内容不同，性质不同，社会影响也不同。可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每一个事件过后总是导致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李文海：《八国联军侵华百周年断想》，载于《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1期。帝国的沦落历历在目。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直就不如欧洲和美洲的。这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可见一斑。还有阿拉伯等民族的旅行家对中国也有很高的评价。西方曾称赞中国的泉州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等等，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度，与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很多。特别是唐、宋、元代。唐宋的“第二帝国”则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可是到了近代，中国这具古老的躯体丧失了青春的活力，慢慢地衰落下去，闻风而至的敌人也在寻找着机会。正如《草原帝国》的作者雷纳·格鲁塞所说：“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这些野蛮人吸引到中国来。”而中国人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之后。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伟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前之所有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后，就无情的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地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再次迅速滑落到无能、腐败、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并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3页。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于是萌发了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于是，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正在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全国18省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绝《马关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联络1300多举人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是维新变法运动的起点。此后，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帝上书，陈述变法主张。
特别重要的是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雷颐：《探索戊戌失败之文化因素》，载于2002年6月18日《光明日报》。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
从1895年夏到1898年春，维新派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办学堂，为维新运动制造舆论、培养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这是维新派创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该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11月，上海成立强学分会，但强学会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诽谤，不久被查封。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提倡民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1897年至1898年，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创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使湖南维新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7年全国共有学会、学堂、报馆等共300余个，出版30多种报刊，表明维新运动具有一定的群众性。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声浪日高。康有为迅速从广东赶到北京上书，提出速行变法的具体建议。1898年1月，康有为应诏上《统筹全局折》，建议仿效日本，全面变法。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创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同时，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也先后成立。士大夫经常集会，讨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月11日，光绪帝接受变法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在此后到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政变的103天中，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变法诏令，罢黜一批顽固大臣，擢拔了一批维新分子，一时“欢声雷动”，维新运动达到高潮，史称“百日维新”。当时光绪帝发布的这些诏令，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不许任何人阻挠；撤除闲散衙门和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减驿站，设立邮政局；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学。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添设海军，实行保甲。
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随着运动的开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和斗争迅速加剧。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派发动政变，慈禧重新“训政”，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这六位志士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变法的失败早在意料之中。
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由于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为“保国保种”的头等大事，保国保种又须依赖“富国强兵”，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予以实施，所以戊戌变法主要先解决政府改革这一问题。可是变法中最缺乏的就是强有力的政府。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而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另外，维新派还需要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敌人：中国的“天朝上国”梦。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改革更加困难。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标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和心理认同感。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极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赶不上衰败的速度。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官僚体制时需要更多的技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悉数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历史课本早已将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然很少。那些北京的改革者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同道者所听懂，以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然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我们只能说，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意义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它像一块巨石，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死水塘中。虽然激起了一丝涟漪，可是没有办法惊起千重浪。
知识分子失败了，中国的农民站起来了。在中国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事变肇端于山东地区零星发生的民教冲突，从1899年起事态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迅速发展，演变为一股席卷整个北中国的排外浪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宗旨，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组织为一支队伍；是仇恨引导他们拆除铁路，割断电线，焚毁教堂并包围使馆区；又是仇恨使得他们忘却恐惧，拿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对抗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膛炮装备的八国联军。引发这种反应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纯粹的利害冲突，而是屈辱，一种深入人心灵的屈辱。只有当尊严遭到最粗暴地蹂躏的时候，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这样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它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可惜它最后被自己所忠诚的朝廷出卖而遭到扼杀。这次运动却给西方国家入侵制造了口实。很快，八个主要国家组成联军，开进了紫禁城。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分区占领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瓦德西到北京后住在慈禧太后原先居住的西苑仪鸾殿（后为怀仁堂），其内藏珍宝极多。不久，该殿即遭焚毁，据称这是偷盗者纵火灭迹。抢劫更是随处可见，瓦德西在《拳乱日记》里说侵略军攻陷北京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皇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第二次鸦片战争劫后残余的《永乐大典》，此次又“失去三百零七册”。此外遗失的珍贵图书“经史子集等，共四万六十余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此时的清廷已经逃跑了。后来避过了风头的慈禧太后对列强还保留着大清朝还是暗自庆幸的，赶紧与11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安安稳稳地过最后的几年。
古老的中国在19世纪末一点一点地沉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找到回避根本变革的方式。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一语道破了天机：“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在专制社会中，旨意决定—切。道光由此断送了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也都没有让中国这头被拿破仑称作“睡狮”的狮子醒过来。同样，30多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让中国再次饱尝了失败的滋味，也再次陷入昏睡之中。
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面对挑战；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太后仍然可以相对而言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
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可惜的是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它腐败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经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被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许知远：《甲午战争与旧秩序的崩溃》，载于《中国报道电子杂志》总第427期。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直就不如欧洲和美洲的。这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可见一斑。还有阿拉伯等民族的旅行家对中国也有很高的评价。西方曾称赞中国的泉州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等等，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度，与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很多。特别是唐、宋、元代。唐宋的“第二帝国”则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可是到了近代，中国这具古老的躯体丧失了青春的活力，慢慢地衰落下去，闻风而至的敌人也在寻找着机会。正如《草原帝国》的作者雷纳·格鲁塞所说：“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这些野蛮人吸引到中国来。”而中国人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之后。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伟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前之所有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后，就无情的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地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再次迅速滑落到无能、腐败、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并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3页。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于是萌发了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于是，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正在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全国18省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绝《马关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联络1300多举人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是维新变法运动的起点。此后，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帝上书，陈述变法主张。
特别重要的是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雷颐：《探索戊戌失败之文化因素》，载于2002年6月18日《光明日报》。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
从1895年夏到1898年春，维新派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办学堂，为维新运动制造舆论、培养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这是维新派创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该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11月，上海成立强学分会，但强学会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诽谤，不久被查封。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提倡民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1897年至1898年，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创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使湖南维新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7年全国共有学会、学堂、报馆等共300余个，出版30多种报刊，表明维新运动具有一定的群众性。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声浪日高。康有为迅速从广东赶到北京上书，提出速行变法的具体建议。1898年1月，康有为应诏上《统筹全局折》，建议仿效日本，全面变法。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创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同时，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也先后成立。士大夫经常集会，讨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月11日，光绪帝接受变法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在此后到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政变的103天中，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变法诏令，罢黜一批顽固大臣，擢拔了一批维新分子，一时“欢声雷动”，维新运动达到高潮，史称“百日维新”。当时光绪帝发布的这些诏令，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不许任何人阻挠；撤除闲散衙门和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减驿站，设立邮政局；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学。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添设海军，实行保甲。
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随着运动的开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和斗争迅速加剧。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派发动政变，慈禧重新“训政”，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这六位志士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变法的失败早在意料之中。
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由于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为“保国保种”的头等大事，保国保种又须依赖“富国强兵”，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予以实施，所以戊戌变法主要先解决政府改革这一问题。可是变法中最缺乏的就是强有力的政府。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而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另外，维新派还需要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敌人：中国的“天朝上国”梦。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改革更加困难。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标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和心理认同感。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极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赶不上衰败的速度。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官僚体制时需要更多的技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悉数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历史课本早已将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然很少。那些北京的改革者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同道者所听懂，以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然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我们只能说，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意义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它像一块巨石，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死水塘中。虽然激起了一丝涟漪，可是没有办法惊起千重浪。
知识分子失败了，中国的农民站起来了。在中国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事变肇端于山东地区零星发生的民教冲突，从1899年起事态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迅速发展，演变为一股席卷整个北中国的排外浪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宗旨，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组织为一支队伍；是仇恨引导他们拆除铁路，割断电线，焚毁教堂并包围使馆区；又是仇恨使得他们忘却恐惧，拿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对抗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膛炮装备的八国联军。引发这种反应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纯粹的利害冲突，而是屈辱，一种深入人心灵的屈辱。只有当尊严遭到最粗暴地蹂躏的时候，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这样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它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可惜它最后被自己所忠诚的朝廷出卖而遭到扼杀。这次运动却给西方国家入侵制造了口实。很快，八个主要国家组成联军，开进了紫禁城。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分区占领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瓦德西到北京后住在慈禧太后原先居住的西苑仪鸾殿（后为怀仁堂），其内藏珍宝极多。不久，该殿即遭焚毁，据称这是偷盗者纵火灭迹。抢劫更是随处可见，瓦德西在《拳乱日记》里说侵略军攻陷北京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皇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第二次鸦片战争劫后残余的《永乐大典》，此次又“失去三百零七册”。此外遗失的珍贵图书“经史子集等，共四万六十余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此时的清廷已经逃跑了。后来避过了风头的慈禧太后对列强还保留着大清朝还是暗自庆幸的，赶紧与11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安安稳稳地过最后的几年。
古老的中国在19世纪末一点一点地沉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找到回避根本变革的方式。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一语道破了天机：“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在专制社会中，旨意决定—切。道光由此断送了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也都没有让中国这头被拿破仑称作“睡狮”的狮子醒过来。同样，30多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让中国再次饱尝了失败的滋味，也再次陷入昏睡之中。
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面对挑战；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太后仍然可以相对而言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
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可惜的是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它腐败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经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被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许知远：《甲午战争与旧秩序的崩溃》，载于《中国报道电子杂志》总第4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