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西和好的黄金时期（下）
人的思维的变迁是历史变迁的最深层内容。中国人的思维在近代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巨大的心理落差促使国人去检讨民族的制度、文化与思想，高强度的中西文化碰撞刺激了国人的思维变迁。
洋务运动中，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培养了第一批具有世界视野和西方思想的交流人才。洋务派培养新式人才是为了适应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建设的需要。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在上海、广州设立了广方言馆。在实践中，中国需要大量的新式人才。为培养更多的通晓洋务的人才，除了开办学堂，清朝开始派遣人员出国留学。
说到近代中国的留学，不得不提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1828—1912）。容闳，广东香山南屏镇人，出身贫寒。1847年初赴美学习，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是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1855年回国后，容闳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上海宝顺洋行谋生。他曾经在1860年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向洪仁玕提出编练新军、改良政治、健全教育、派遣留学等建议，但没有为太平天国的领袖接受。后来容闳进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
洋务运动恰恰需要容闳这样的洋务人才。曾国藩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任天津教案中方翻译。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得到了曾国藩、丁日昌的支持。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建议选派颖秀青年，送出国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容闳等人负责。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得知清朝的计划后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最早的第一批学生送往美国留学，名额为120名。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根据国内建设的需要，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朝廷决定挑选10岁到16岁的幼童。
大洋彼岸的“花旗”美国，在当时普通的国人心目中毫无概念。人们对蛮夷之邦的偏执认识严重阻碍了学生的选择。况且让父母将未成年的儿子送往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一别15年，无异于虎口夺子。容闳在东南地区挑选学生时，官宦人家和一般家庭都敬而远之。只有贫寒之家才为了儿子的前途，愿意冒险一搏。当年留学生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向容闳出具的保证书就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满纸辛酸，足可见詹家的心情。后来，容闳只得前往香港招募，才勉强凑足额。
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幼童在容闳率领下从上海坐船赴美。这些戴着瓜皮帽，穿着蓝缎褂和黑布鞋的孩子们立即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和欢迎。到美国后，按照中美双方商定，孩子们被分别安排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十个美国家庭里生活，以便更快地适应美国的生活和语言环境。对孩子们来说，初期的考验是艰巨的：要尽快适应美国的生活、习俗；要补习英文；要集中起来学中文。中方随行官员要求严厉，限定每人每周交一篇文言文作文。谁交不上来，就打谁的P股。经过两三年的补习、适应，多数人进入了中等学校学习。孩子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成绩优良。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孩子们在接受全新教育的同时，也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孩子勤奋的学习和特有的适应能力。双方甚至建立了亲人般的关系。
到1880年，多数小留学生已经中学毕业，许多人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詹天佑和欧阳庚已从耶鲁大学毕业。另有三人夭折美国。
在美国生活多年后，留学生习惯于美国穿戴，逐渐放弃了中式服装。一些人开始厌恶拖在脑后的长辫子，索性把辫子剪掉，在见清廷督导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随行的清朝官员发现剪辫子的情况后，在严厉训斥之余上奏清廷。清朝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在保持封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巩固王朝统治。而源源不断发来的在美留学生剪辫子、信奉基督教等情况，使得朝廷重新评价留学的价值。
客观上，教育是整体教育。清王朝只想让孩子们接受科技工艺教育，而禁止他们接触西方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留学生们原本接受的儒家教育就少。耳濡目染在西方的教育环境中，他们对封建礼教、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信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伦理和思想。这样的变化在现代人看来是自然的。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清朝官员看来，就是大逆不道，违背了派遣的本意。
1876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到任，先是开除了两名信奉基督教的留学生；加重学生们的中文课程，加强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容闳支持孩子们的不满情绪与表达，这更加强了吴子登对留学项目的敌视，不断向国内反映留学生洋化，不堪使用。对国内政治缺乏敏感的容闳也不反驳。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从8月21日起，除少数人抗拒不归外，首批留美幼童分三批启程回国。容闳长期驻美，专管留美学生事务。光绪元年（1875年），兼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1912年4月，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
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在这些幼童之中，不少人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福州船政局学生为主又派遣留学生，均赴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此外，还有派赴德国学习陆军和张之洞派赴欧美学习冶炼钢铁的一些留学人员。
晚清的留学项目，让西方直观地看到了中国和中国人。这一代学生凭借自己的努力给外国社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留学经历及其实践也打破了中国社会保守封闭的状态，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
尽管中国的开明人士做了走向世界、认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努力，但在当时的中西互识上，中国还是远远地落在了西方的后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正酣，中国输于蕞尔小国的结果彻底终结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家体系，粉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国际地位。当时的欧洲和美国也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的热潮。西方知识界和舆论总体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善意还在，尊敬不再。卸任的美国驻华代办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切斯特·何尔康比（1844—1912），中文名何天爵，1869年来华，负责北京的公理会教会学校，1871年到1885年，先后担任美国驻中国使馆翻译、参赞、署理公使等职。任外交官期间曾协助起草1880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参与1882年美国和朝鲜签订条约，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期间接待陪同，经历了中法战争的外交过程，在处理美国侨民在华经济纠纷和教案方面不遗余力。1885年归国。另撰有《The Chinese Army and Navy in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等作品。出版了他在华回忆录《中国人本色》（The Real Chinaman）《中国人本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9月版。代表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19世纪末西方人眼中的中华帝国愚昧落后。因为，中国专制保守，缺乏社会保障、没有近代医疗、交通设施贫乏，甚至千百年来固执地使用着原始的农业工具。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人力，但就像一位穿着破旧丝绸衣服的老太，守着宝藏向西方国家要饭吃。虽然不能说这是全部西方人的观点，但它的确是实际的、趋向性的。110年前的美国人把中国人看作“不受欢迎的移民”，审视者既往的敬羡和热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诧异不解、冷淡蔑视、讥讽贬抑，至好也不过是冷酷的漠视。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对中国的忽视。近代西方不乏清醒、全面、深入观察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家和思想家。何天爵就是其中一位。他抛弃西方中心的偏见，真正地去认识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
以政治认识为例。何天爵反对简单地以“绝对专制”来概括中国政治。他观察到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对现行政治伦理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修改行为或者那样的努力，进而认识到了在中国国情下，传统中国政治的合理方面。“整套制度不仅存在，而且制度统治下的人民也都赞同满意于这一制度。这套制度从未在本国受过批判还被周边的弱小民族所仿照，扩展影响。它比地球上所有其他的政权制度存在的时间都要长；它统治着约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广大的人民，并且为百姓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和平和繁荣。就像过去一样，无数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人在它的统治下依然心满意足。必须承认，中国的权力制度必然存在积极正面的内容，存在呼唤激发人的善良本性的因素。”（《中国人本色》第二章）在对中国政府和自己接触的政治人物的剖析中，何天爵抓住了中国宗法家长制的核心，构造出了中国政治的认识系统。他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说服力的。
中国人在政治认识领域缺乏这样的心态和人物。英文“president”一词进入中国后，晚清国人将其意译为“总统”，取总统职权“总而统之”的特点而定。从总统一词的译法，对比清朝存在的“都统”、“统领”、“总管”等官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人试图将这一现代政治名词划入中国政治习惯的努力。曾任福建巡抚的晚清思想家徐继畲惊讶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做法。他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哉。”（徐继畲：《瀛环志略》）徐继畲的认识一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史家思想，二来并不深入。他看到了华盛顿主动放弃权力，首创共和的功绩，但缺乏深入比较认识的能力。稍晚的思想家张之洞曾任湖广总督。针对清末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他认为：“其国（指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徇，深以为恶。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张之洞：《劝学·正权考证》）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坚持者，张之洞深刻认识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但仅仅指出西方制度的缺陷就足够了吗？
权位如徐张者、睿智如徐张者，认识尚如此，更何况那些整日为生计奔波、衣衫褴褛又目不识丁的百姓们。1881年，学监吴子登请求清廷将留学美国的中国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到朝廷批准。从8月21日起，首批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直接进行中美交流，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留学义举就此打住。
1895年，中西实力对比的天平倒向了西方，中西互识的天平也在向西方倾斜。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缺乏不是途径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轻易指责中国人远比真正理解他们要容易得多。”（《中国人本色》前言）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晚清国人沉浸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不愿意转换心态，客观地认识世界，承认现实与心理的巨大落差才是天平倾斜的根本原因。
何天爵在《中国人本色》中给出了西方人对中西互识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可以以更高的层次、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和他人，如果我们可以用更理想的、标准的人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况就会更好。更宽广的视角不但能使我们的结论更为精确，更加合理，还有更为深远重要的价值。这样做能使人们更加宽容、友爱、和睦相待，信任人们团结、高贵的本质。”（《中国人本色》前言）
洋务运动中，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培养了第一批具有世界视野和西方思想的交流人才。洋务派培养新式人才是为了适应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建设的需要。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在上海、广州设立了广方言馆。在实践中，中国需要大量的新式人才。为培养更多的通晓洋务的人才，除了开办学堂，清朝开始派遣人员出国留学。
说到近代中国的留学，不得不提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1828—1912）。容闳，广东香山南屏镇人，出身贫寒。1847年初赴美学习，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是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1855年回国后，容闳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上海宝顺洋行谋生。他曾经在1860年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向洪仁玕提出编练新军、改良政治、健全教育、派遣留学等建议，但没有为太平天国的领袖接受。后来容闳进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
洋务运动恰恰需要容闳这样的洋务人才。曾国藩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任天津教案中方翻译。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得到了曾国藩、丁日昌的支持。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建议选派颖秀青年，送出国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容闳等人负责。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得知清朝的计划后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最早的第一批学生送往美国留学，名额为120名。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根据国内建设的需要，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朝廷决定挑选10岁到16岁的幼童。
大洋彼岸的“花旗”美国，在当时普通的国人心目中毫无概念。人们对蛮夷之邦的偏执认识严重阻碍了学生的选择。况且让父母将未成年的儿子送往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一别15年，无异于虎口夺子。容闳在东南地区挑选学生时，官宦人家和一般家庭都敬而远之。只有贫寒之家才为了儿子的前途，愿意冒险一搏。当年留学生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向容闳出具的保证书就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满纸辛酸，足可见詹家的心情。后来，容闳只得前往香港招募，才勉强凑足额。
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幼童在容闳率领下从上海坐船赴美。这些戴着瓜皮帽，穿着蓝缎褂和黑布鞋的孩子们立即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和欢迎。到美国后，按照中美双方商定，孩子们被分别安排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十个美国家庭里生活，以便更快地适应美国的生活和语言环境。对孩子们来说，初期的考验是艰巨的：要尽快适应美国的生活、习俗；要补习英文；要集中起来学中文。中方随行官员要求严厉，限定每人每周交一篇文言文作文。谁交不上来，就打谁的P股。经过两三年的补习、适应，多数人进入了中等学校学习。孩子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成绩优良。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孩子们在接受全新教育的同时，也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孩子勤奋的学习和特有的适应能力。双方甚至建立了亲人般的关系。
到1880年，多数小留学生已经中学毕业，许多人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詹天佑和欧阳庚已从耶鲁大学毕业。另有三人夭折美国。
在美国生活多年后，留学生习惯于美国穿戴，逐渐放弃了中式服装。一些人开始厌恶拖在脑后的长辫子，索性把辫子剪掉，在见清廷督导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随行的清朝官员发现剪辫子的情况后，在严厉训斥之余上奏清廷。清朝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在保持封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巩固王朝统治。而源源不断发来的在美留学生剪辫子、信奉基督教等情况，使得朝廷重新评价留学的价值。
客观上，教育是整体教育。清王朝只想让孩子们接受科技工艺教育，而禁止他们接触西方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留学生们原本接受的儒家教育就少。耳濡目染在西方的教育环境中，他们对封建礼教、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信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伦理和思想。这样的变化在现代人看来是自然的。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清朝官员看来，就是大逆不道，违背了派遣的本意。
1876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到任，先是开除了两名信奉基督教的留学生；加重学生们的中文课程，加强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容闳支持孩子们的不满情绪与表达，这更加强了吴子登对留学项目的敌视，不断向国内反映留学生洋化，不堪使用。对国内政治缺乏敏感的容闳也不反驳。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从8月21日起，除少数人抗拒不归外，首批留美幼童分三批启程回国。容闳长期驻美，专管留美学生事务。光绪元年（1875年），兼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1912年4月，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
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在这些幼童之中，不少人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福州船政局学生为主又派遣留学生，均赴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此外，还有派赴德国学习陆军和张之洞派赴欧美学习冶炼钢铁的一些留学人员。
晚清的留学项目，让西方直观地看到了中国和中国人。这一代学生凭借自己的努力给外国社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留学经历及其实践也打破了中国社会保守封闭的状态，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
尽管中国的开明人士做了走向世界、认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努力，但在当时的中西互识上，中国还是远远地落在了西方的后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正酣，中国输于蕞尔小国的结果彻底终结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家体系，粉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国际地位。当时的欧洲和美国也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的热潮。西方知识界和舆论总体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善意还在，尊敬不再。卸任的美国驻华代办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切斯特·何尔康比（1844—1912），中文名何天爵，1869年来华，负责北京的公理会教会学校，1871年到1885年，先后担任美国驻中国使馆翻译、参赞、署理公使等职。任外交官期间曾协助起草1880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参与1882年美国和朝鲜签订条约，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期间接待陪同，经历了中法战争的外交过程，在处理美国侨民在华经济纠纷和教案方面不遗余力。1885年归国。另撰有《The Chinese Army and Navy in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等作品。出版了他在华回忆录《中国人本色》（The Real Chinaman）《中国人本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9月版。代表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19世纪末西方人眼中的中华帝国愚昧落后。因为，中国专制保守，缺乏社会保障、没有近代医疗、交通设施贫乏，甚至千百年来固执地使用着原始的农业工具。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人力，但就像一位穿着破旧丝绸衣服的老太，守着宝藏向西方国家要饭吃。虽然不能说这是全部西方人的观点，但它的确是实际的、趋向性的。110年前的美国人把中国人看作“不受欢迎的移民”，审视者既往的敬羡和热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诧异不解、冷淡蔑视、讥讽贬抑，至好也不过是冷酷的漠视。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对中国的忽视。近代西方不乏清醒、全面、深入观察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家和思想家。何天爵就是其中一位。他抛弃西方中心的偏见，真正地去认识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
以政治认识为例。何天爵反对简单地以“绝对专制”来概括中国政治。他观察到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对现行政治伦理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修改行为或者那样的努力，进而认识到了在中国国情下，传统中国政治的合理方面。“整套制度不仅存在，而且制度统治下的人民也都赞同满意于这一制度。这套制度从未在本国受过批判还被周边的弱小民族所仿照，扩展影响。它比地球上所有其他的政权制度存在的时间都要长；它统治着约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广大的人民，并且为百姓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和平和繁荣。就像过去一样，无数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人在它的统治下依然心满意足。必须承认，中国的权力制度必然存在积极正面的内容，存在呼唤激发人的善良本性的因素。”（《中国人本色》第二章）在对中国政府和自己接触的政治人物的剖析中，何天爵抓住了中国宗法家长制的核心，构造出了中国政治的认识系统。他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说服力的。
中国人在政治认识领域缺乏这样的心态和人物。英文“president”一词进入中国后，晚清国人将其意译为“总统”，取总统职权“总而统之”的特点而定。从总统一词的译法，对比清朝存在的“都统”、“统领”、“总管”等官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人试图将这一现代政治名词划入中国政治习惯的努力。曾任福建巡抚的晚清思想家徐继畲惊讶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做法。他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哉。”（徐继畲：《瀛环志略》）徐继畲的认识一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史家思想，二来并不深入。他看到了华盛顿主动放弃权力，首创共和的功绩，但缺乏深入比较认识的能力。稍晚的思想家张之洞曾任湖广总督。针对清末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他认为：“其国（指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徇，深以为恶。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张之洞：《劝学·正权考证》）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坚持者，张之洞深刻认识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但仅仅指出西方制度的缺陷就足够了吗？
权位如徐张者、睿智如徐张者，认识尚如此，更何况那些整日为生计奔波、衣衫褴褛又目不识丁的百姓们。1881年，学监吴子登请求清廷将留学美国的中国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到朝廷批准。从8月21日起，首批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直接进行中美交流，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留学义举就此打住。
1895年，中西实力对比的天平倒向了西方，中西互识的天平也在向西方倾斜。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缺乏不是途径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轻易指责中国人远比真正理解他们要容易得多。”（《中国人本色》前言）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晚清国人沉浸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不愿意转换心态，客观地认识世界，承认现实与心理的巨大落差才是天平倾斜的根本原因。
何天爵在《中国人本色》中给出了西方人对中西互识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可以以更高的层次、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和他人，如果我们可以用更理想的、标准的人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况就会更好。更宽广的视角不但能使我们的结论更为精确，更加合理，还有更为深远重要的价值。这样做能使人们更加宽容、友爱、和睦相待，信任人们团结、高贵的本质。”（《中国人本色》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