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西和好的黄金时期（上）
对于清朝最高统治层来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火烧圆明园对他们的刺激远远不如“辛酉政变”的冲击力大。出逃热河的咸丰皇帝死在了承德，同治皇帝即位。同治生母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发动政变，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近半个世纪的掌控。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成为了新权力核心的主角之一。新的权力核心在对外交往上采取了和好图强的战略。
客观上，新的权力核心都刚从咸丰末年的内外交困中走出来。此时清政府依然面临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他们不得不承认清朝衰落的现实，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西方列强。主观上，奕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积极入世、开眼看世界的务实政治家。他们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实权，身处战争前线。以慈禧太后为首领的新权力核心开始联合地方开明官僚，实行自强新政。
这段被称为“同治中兴”的时期实质上是中西和好的黄金时间。中国大规模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对外国侵略者妥协退让的策略，争取其军事上的支援，加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军事力量；紧跟着经济形式、科技文化、社会形态乃至政治制度都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展和巩固。
中外和好的第一声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前线的长江中流发出的。为了向东进攻太平军，曾国藩开始在湘军中引进西方军事机械和工艺，武装军队，开始了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朝开明官僚在严重的内外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求富的社会运动。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洋务派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地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等多方面的活动。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的有奕、桂良、文祥，在地方的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
辛酉新人回到北京掌握政权后，为了适应外交需要和地方呼声，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办理外交事务为主，同时办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活动。中国传统政治机构开始近代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为了中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平台。
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1月，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经咸丰帝批准，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总理衙门还鹤立在传统的政治机构中，囊括了所有的近代政治事务。除了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外，总理衙门还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初设时，奕、桂良、文祥三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任职时间长达28年之久。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
以总理衙门为突破口，传统中国政治中设立了更多的近代机构。海关税务司署就是近代政治机构的代表。海关税务司署在发展中的窘境很好地体现了近代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浓厚的“近代特色”。
海关税务司署是对近代中国海关行实施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机构，其首脑为海关税务司。海关税务司名为中国海关监督雇佣之人，实际是中国海关的主宰。1853年9月小刀会在上海起义，设在英租界的中国海关遭到抢劫，复为英国水兵占领。英国驻沪领事借口中国海关机构不复存在，遂与美、法领事协商，宣布由各国领事代征海关税饷。中国方面为保证关税收入，于1854年2月在苏州河北岸重设上海海关，随后又在黄浦江的闵行镇和苏州河的白鹤渚设立两个税卡，征收出口丝、茶关税。这些措施受到外国领事的反对。清政府迫于压力，为了恢复海关税款收入，于6月29日派上海道台吴健彰与三国领事会谈并达成两项协议，成立一个由三名领事代表组成的税务司署。规定作为单一体联合行动，税务司由三国领事各自挑选和推荐，由上海道台任命。他们有权检查船只的进出、货物的装卸以及报关结关等各项单据，侦察一切违章和作弊行为。海关税务司的违法和渎职，由道台和三国领事组成的混合法庭调查处理。税务司署附属机构的全体华洋人员，也必须对混合法庭负责。他们的去留必须经过税务司的建议，由道台做出决定，而且不得迟延。
1854年7月12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税务司在上海出现，执行中国海关行政的权力。上海海关税务司成立后，10年之中，税务司制扩展到广州、汕头、宁波、福州、镇江、天津、九江、厦门、汉口、烟台、淡水、台南、牛庄等13个通商口岸。1861年在各关税务司之上，又设立一名总税务司。第一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各级税务司完全听命于外国公使和领事，中国地方官甚至连将军、总督都无权加以管束。总税务司在海关范围以内，享有绝对的统治权。
1863年11月，英国人赫德接任总税务司。他在任职期间，不但把中国海关完全置于英国人控制之下，而且还把他自己的活动伸向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海关税务司的统治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海关税务司才真正结束。
在海关设立之前，清朝的税收制度沿用几百年而不变，体制庞杂腐败。嘉庆十二年（1812年）记有田赋3284万两白银，435万石粮食；漕粮358万石；盐税637万两白银；杂赋232万两白银；耗羡43万两白银。而关税则是固定为一年450万两。关税解送原则是多留少补。至于其他税收被分成各种用途，比如100两的银子有的解到京师户部，有的运到山东修河道，剩下的十几两则是送去浙江某清军营地的。而这100两的白银则是从贵州收上来的。户部只是负责账面上的管理，不问其低能和腐败，也没有人去想是否要改变一下。
赫德出任总税务司后，改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海关机关。一、摆脱腐朽的清朝机关的束缚，建立先进的人事制度。这是一种近代的公务员制度。赫德设铨叙科，主管人事工作。原则上洋人和华人都可以竞争海关职务。历史上华人丁贵堂曾经晋升为副总税务司。林代昭等：《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二、引进先进的会计制度，办公费用与税收分开；同时实行先进的报税制度，依靠先进的统计制度海关每年都公布海关报告。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统计科首次在中国出现，分管会计、税帐、不动产和养老金账目。三、海关实行档案制度。海关机要科管理重要文件，汉文科负责与清朝来往的文件，设于上海的造册处主管编制和印刷统计，供给账册、表格、文具等。茅海建先生评价其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机构”。的确，这个机构没有传统机构顽固扯皮腐败和庞杂的老毛病，赫德的每一条命令都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它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机关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击。在清朝末期，海关税收猛增，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和厘金的财政来源。同时税金的流动性也是前两者没法比的。
赫德“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问题和内政事务方面”，是“中国大臣们唯一获得情报和建议的桥梁”。赫德的海关几乎插手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所有重大的外交事件。赫德是英国外交官出身，他必然为英国利益考虑。但他同时也努力把近代外交知识和思想介绍入中国，将中国带上正常的外交轨道（形式上的），进而影响了清朝的外交制度。
赫德在外交上的行为有他作为一个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前外交官的自私的一面，有对中国传统和文化不甚了解所造成的误会和蛮横的一面，但也有不少作为一位在外交上接受了近代思想和一系列规范的“老师”对“学生”的谆谆诱导。赫德历任清政府的副海关长，总税务司，兼任二品衔按察使，并赏一品顶戴。在任期间，他向朝廷推荐了大批熟悉近代事务的人才，提出了很多有关政治改革和机构设置的建议。后人时常批评他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行为的初衷，更要看其行为的客观结果。赫德对清朝提供的许多建议的初衷不见得就是坏的，而赫德在向中国引进先进的政治制度及带引中国走上近代政治轨道上是做出了相当贡献的。
制度的创设由上而下地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先是曾国藩1861年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炸炮等军火，镇压起义；续起的李鸿章及其统率的淮军开始大规模地创办近代军用工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金陵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制造局（1866年）。19世纪70年代初，为了适应开始紧张的中外形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新式陆军的练军。为了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除设厂制造兵船外，还以重金向外国购买军舰。清政府先后向英、德等国订购舰只，建立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以及南洋水师受挫。1885年后，重点建设北洋海军，成立海军衙门以统一事权。1888年北洋舰队初步成军，舰队编制基本采自英国。与海军建设相适应，沿海各重要海口还设置了炮台等防御工事。
在经济上，因为内乱平定，清廷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用工业之外，转而着重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军用工业为主向民用工业企业为主转变的标志。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一为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同时军用工业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创办的这些工业得到供给，减少对外国依赖。同时洋务运动还创办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电报、纺织业等民用工业企业。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最终孕育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世界走向中国，中国也走向世界。清朝到西洋考察开始于同治五年（1866年）。这年的春天，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向清廷请六个月假，顺便建议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这正合恭亲王的心意，于是上奏请派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是个旗人官员，长期在山西做县官。当时大部分官员们仍然思维僵化，自满封闭，视出国考察为畏途，也都不愿去。年已63岁的斌椿却报名应征。亲朋故旧以“云风险涛”相劝阻，甚至有人以苏武被扣匈奴相告诫，但他决心亲自一试。斌椿受中国政府派遣，成为中国向外派遣的第一位正式外交官。
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照顾自己起居的儿子广英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的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他成为直接见证了西方近代科技与文明的中国官员。
自此而后，中国向外派遣采访政俗、交往政治的使节增多，并在外常驻，发展起了近代外交制度。咸丰皇帝对与外国使节正面交往的顾虑此时已经烟消云散了。
客观上，新的权力核心都刚从咸丰末年的内外交困中走出来。此时清政府依然面临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他们不得不承认清朝衰落的现实，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西方列强。主观上，奕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积极入世、开眼看世界的务实政治家。他们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实权，身处战争前线。以慈禧太后为首领的新权力核心开始联合地方开明官僚，实行自强新政。
这段被称为“同治中兴”的时期实质上是中西和好的黄金时间。中国大规模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对外国侵略者妥协退让的策略，争取其军事上的支援，加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军事力量；紧跟着经济形式、科技文化、社会形态乃至政治制度都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展和巩固。
中外和好的第一声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前线的长江中流发出的。为了向东进攻太平军，曾国藩开始在湘军中引进西方军事机械和工艺，武装军队，开始了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朝开明官僚在严重的内外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求富的社会运动。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洋务派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地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等多方面的活动。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的有奕、桂良、文祥，在地方的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
辛酉新人回到北京掌握政权后，为了适应外交需要和地方呼声，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办理外交事务为主，同时办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活动。中国传统政治机构开始近代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为了中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平台。
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1月，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经咸丰帝批准，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总理衙门还鹤立在传统的政治机构中，囊括了所有的近代政治事务。除了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外，总理衙门还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初设时，奕、桂良、文祥三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任职时间长达28年之久。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
以总理衙门为突破口，传统中国政治中设立了更多的近代机构。海关税务司署就是近代政治机构的代表。海关税务司署在发展中的窘境很好地体现了近代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浓厚的“近代特色”。
海关税务司署是对近代中国海关行实施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机构，其首脑为海关税务司。海关税务司名为中国海关监督雇佣之人，实际是中国海关的主宰。1853年9月小刀会在上海起义，设在英租界的中国海关遭到抢劫，复为英国水兵占领。英国驻沪领事借口中国海关机构不复存在，遂与美、法领事协商，宣布由各国领事代征海关税饷。中国方面为保证关税收入，于1854年2月在苏州河北岸重设上海海关，随后又在黄浦江的闵行镇和苏州河的白鹤渚设立两个税卡，征收出口丝、茶关税。这些措施受到外国领事的反对。清政府迫于压力，为了恢复海关税款收入，于6月29日派上海道台吴健彰与三国领事会谈并达成两项协议，成立一个由三名领事代表组成的税务司署。规定作为单一体联合行动，税务司由三国领事各自挑选和推荐，由上海道台任命。他们有权检查船只的进出、货物的装卸以及报关结关等各项单据，侦察一切违章和作弊行为。海关税务司的违法和渎职，由道台和三国领事组成的混合法庭调查处理。税务司署附属机构的全体华洋人员，也必须对混合法庭负责。他们的去留必须经过税务司的建议，由道台做出决定，而且不得迟延。
1854年7月12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税务司在上海出现，执行中国海关行政的权力。上海海关税务司成立后，10年之中，税务司制扩展到广州、汕头、宁波、福州、镇江、天津、九江、厦门、汉口、烟台、淡水、台南、牛庄等13个通商口岸。1861年在各关税务司之上，又设立一名总税务司。第一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各级税务司完全听命于外国公使和领事，中国地方官甚至连将军、总督都无权加以管束。总税务司在海关范围以内，享有绝对的统治权。
1863年11月，英国人赫德接任总税务司。他在任职期间，不但把中国海关完全置于英国人控制之下，而且还把他自己的活动伸向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海关税务司的统治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海关税务司才真正结束。
在海关设立之前，清朝的税收制度沿用几百年而不变，体制庞杂腐败。嘉庆十二年（1812年）记有田赋3284万两白银，435万石粮食；漕粮358万石；盐税637万两白银；杂赋232万两白银；耗羡43万两白银。而关税则是固定为一年450万两。关税解送原则是多留少补。至于其他税收被分成各种用途，比如100两的银子有的解到京师户部，有的运到山东修河道，剩下的十几两则是送去浙江某清军营地的。而这100两的白银则是从贵州收上来的。户部只是负责账面上的管理，不问其低能和腐败，也没有人去想是否要改变一下。
赫德出任总税务司后，改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海关机关。一、摆脱腐朽的清朝机关的束缚，建立先进的人事制度。这是一种近代的公务员制度。赫德设铨叙科，主管人事工作。原则上洋人和华人都可以竞争海关职务。历史上华人丁贵堂曾经晋升为副总税务司。林代昭等：《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二、引进先进的会计制度，办公费用与税收分开；同时实行先进的报税制度，依靠先进的统计制度海关每年都公布海关报告。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统计科首次在中国出现，分管会计、税帐、不动产和养老金账目。三、海关实行档案制度。海关机要科管理重要文件，汉文科负责与清朝来往的文件，设于上海的造册处主管编制和印刷统计，供给账册、表格、文具等。茅海建先生评价其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机构”。的确，这个机构没有传统机构顽固扯皮腐败和庞杂的老毛病，赫德的每一条命令都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它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机关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击。在清朝末期，海关税收猛增，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和厘金的财政来源。同时税金的流动性也是前两者没法比的。
赫德“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问题和内政事务方面”，是“中国大臣们唯一获得情报和建议的桥梁”。赫德的海关几乎插手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所有重大的外交事件。赫德是英国外交官出身，他必然为英国利益考虑。但他同时也努力把近代外交知识和思想介绍入中国，将中国带上正常的外交轨道（形式上的），进而影响了清朝的外交制度。
赫德在外交上的行为有他作为一个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前外交官的自私的一面，有对中国传统和文化不甚了解所造成的误会和蛮横的一面，但也有不少作为一位在外交上接受了近代思想和一系列规范的“老师”对“学生”的谆谆诱导。赫德历任清政府的副海关长，总税务司，兼任二品衔按察使，并赏一品顶戴。在任期间，他向朝廷推荐了大批熟悉近代事务的人才，提出了很多有关政治改革和机构设置的建议。后人时常批评他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行为的初衷，更要看其行为的客观结果。赫德对清朝提供的许多建议的初衷不见得就是坏的，而赫德在向中国引进先进的政治制度及带引中国走上近代政治轨道上是做出了相当贡献的。
制度的创设由上而下地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先是曾国藩1861年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炸炮等军火，镇压起义；续起的李鸿章及其统率的淮军开始大规模地创办近代军用工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金陵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制造局（1866年）。19世纪70年代初，为了适应开始紧张的中外形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新式陆军的练军。为了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除设厂制造兵船外，还以重金向外国购买军舰。清政府先后向英、德等国订购舰只，建立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以及南洋水师受挫。1885年后，重点建设北洋海军，成立海军衙门以统一事权。1888年北洋舰队初步成军，舰队编制基本采自英国。与海军建设相适应，沿海各重要海口还设置了炮台等防御工事。
在经济上，因为内乱平定，清廷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用工业之外，转而着重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军用工业为主向民用工业企业为主转变的标志。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一为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同时军用工业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创办的这些工业得到供给，减少对外国依赖。同时洋务运动还创办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电报、纺织业等民用工业企业。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最终孕育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世界走向中国，中国也走向世界。清朝到西洋考察开始于同治五年（1866年）。这年的春天，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向清廷请六个月假，顺便建议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这正合恭亲王的心意，于是上奏请派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是个旗人官员，长期在山西做县官。当时大部分官员们仍然思维僵化，自满封闭，视出国考察为畏途，也都不愿去。年已63岁的斌椿却报名应征。亲朋故旧以“云风险涛”相劝阻，甚至有人以苏武被扣匈奴相告诫，但他决心亲自一试。斌椿受中国政府派遣，成为中国向外派遣的第一位正式外交官。
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照顾自己起居的儿子广英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的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他成为直接见证了西方近代科技与文明的中国官员。
自此而后，中国向外派遣采访政俗、交往政治的使节增多，并在外常驻，发展起了近代外交制度。咸丰皇帝对与外国使节正面交往的顾虑此时已经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