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天朝迷梦，列强对东亚体系的冲击
世界各国在交往过程中，竞争关系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进入近代后，世界逐渐连成一体，竞争关系逐渐激化。近代的国际竞争主要集中在文明程度较高的欧洲和东亚各国之间。遗憾的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在遭到强烈打击前一直沉浸在自我构造的“天朝迷梦”之中。
天朝迷梦的主要内容是自满自大，固步自封；坚信四海之上，中国为尊。而坚守朝贡体系则是天朝迷梦的主要表现。
朝贡体系从中方角度来说，要为中国的农业社会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环境。这是农业生产对环境稳定性的自然追求使然。这种追求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对内的，反映在体系中就是注重道德因素的力量，强调体系内部的凝聚力，希望各国在中国的中央政权领导下，恪尽藩守，和睦相伴。它忽视对未知地域的探索，轻视与体系外存在的联系；对体系内部，求稳的心理也要求内部的秩序、规范等等，固步自封，少有创新。
在自我设定的圈子里陶醉久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央王朝开始自大起来，慢慢滑入了对外部事物漠不关心、盲目愚昧的境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球案”事起。其中一个讨论的焦点便是清朝是否知道琉球的两属状态。有人认为“鉴于当时中国的闭塞，不知道的可能性比较大”。堪称精练能干的洋务官员左宗棠于1881年奏请严备海防的说贴中说：“……日本与琉球共处一方，由来已久。琉之为日本属国与否，中国无从详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7页。转引自董书慧：《论清末中日围绕琉球问题的争端》。有学者指出，清政府官员，甚至是作为外交决策者的李鸿章，也到底部分迷信了日本关于琉球完全附属于萨摩的“论断”了。
在对外政策上，清朝已经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1684年台湾统一后，清朝一度开放了主要防范反清势力的海禁，但为期不长。康熙不久重新执行海禁，而这次是防范所有外国的。如五十六年（1718年）颁布“禁海令”，严禁华人出海，严禁贩卖船只粮食等给外人，禁止华人居留外国；对外商来华船只严加防范。“1725年，雍正下令严行禁教，驱逐在华传教士，清朝的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宽松政策宣告结束。这种政策首先是出于加强统治的政治目的，当然有其积极作用，但它却人为地隔断了中西交流。”实际上它的许多内容是针对国内人民的，其实质乃是尽量防范中外接触。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将江、浙、闽海关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事务集中于粤海关，广州自此成为我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乾隆在谕旨中说：“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同时清政府严格限制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完全禁止出口的包括粮食、铜铁、硫磺、硝石、书籍等，丝及其制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受到严格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禁丝出洋：“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每丝过百斤照米过一百石之例，发边卫充军；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号一个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俱入官。”狭隘的朝贡和严弛不定的海禁并行，是明清对外政策的主线。
中国内向化的思想和因之所规划的内容导致了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行为僵化。黄枝连先生认为这一体系“本质上就是相对地保守，倾向于产生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因此，在它里面的种种次文化里，都有从‘相对固定’趋向‘绝对固定’的极端主义现象”。清朝沿用明例，雍正朝沿用顺治朝旧例，乾隆朝沿用雍正朝故事，“定例”、“依例”等字眼充斥各官方史料。大如请求贡使进京的题本在“繁复迟缓”的内阁中层层处理，小到国子监中琉球生的草铺拆除也要各方互相知会。
正如清代专制统治大为加强，事无巨细，俱决于皇一样，在执行对外交往时，中方的执行者——官僚机构运作机械，暮气沉沉。与机械性相伴随的腐败蔓延，腐蚀着整个体制。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九月初二，帝下旨整肃江南吏治。前据江苏学政刘墉奏，该省生监滋事妄为，府县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但对百姓又不欲太分皂白，官场互售其奸。乾隆深以为是，认为封疆懈驰之弊，渐染日深。各官以无事为福，且更事既多，上和下睦之风，竟成故智。痛责并命整饬一省吏治，当属罕见；其中言语更是对当时政制暮气的最好描述。
当西方列强在近代民族国家形式的武装下，拿着近代工业化生产的巨大物质成果汹涌澎湃地扑向世界其他地区之时，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与中华帝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一次次的打击下，中华帝国努力营造的华夷秩序趋于瓦解，终于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彻底崩溃。周边国家（除了日本）纷纷被西方国家殖民，中华帝国也频频出现边疆危机，中国人在痛苦中思考自己的世界观和外交战略。
在世界观上，天下观念与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冲突。“由于我们的天下观念，导致我们不认为对方民族和我们有同等的地位，我们也就不重视自己的身份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产生。”“天下观念是中国古代世界秩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西方和中国接触前，双方在理念上最大的不同。”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348、351页。欧洲国家经过战争砧板上的一次次敲打，你我敌友，国家疆界，在各自心目中一清二白。尽管欧洲国际关系中充满污秽肮脏之处，但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国家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沉浸在天下观念中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华夷秩序也是以中国的绝对支配地位为前提的。华夷秩序中的其他国家必须接受中国的中心地位，奉中华正朔，由中国册封而获得政治权威。
这种巨大的差异体现为领土意识、国际法意识和外交礼仪等一系列冲突。康熙年间与俄国谈判北部边界问题。清朝在军事胜利的前提下，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反而在领土这一国家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上做出了让步。中俄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将尼布楚及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之间地划归俄国。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举措。英国殖民军在侵略缅甸之时，在缅甸北部踌躇不前，无可适从。因为传统上，中缅之间不存在确定的边界线。英军担心挑起与中国的事端，而在侵略缅甸问题上思虑再三。这是中西方在实际测定边界与以传统控制线为边界两种思想上的差异的体现。这个差异日后引发了一系列的中国边疆问题。“琉球处分”发生时，朝野舆论在琉球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国内思想思考的都是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和琉球王室对琉球的“社稷”，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对琉球的领有权提出要求。中国社会外交观念落后于国际现实，外交自然处于被动。1872年，日本“处分”琉球，七年后正式吞并琉球国。
当西方列强接触到华夷秩序之时，它们凭借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强迫朝贡体系中的各国接受西方政治思想与实践，凭借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成果将各国纳入到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纳入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直接打击了‘华夷’秩序的核心——大清帝国。通过了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这两大条约体系，使中央王国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华夷’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历经近2000年的‘华夷’秩序终于寿终正寝。”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这样僵化的体制使得清朝自身异常脆弱。道光年间，英人数千来犯。清朝统治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战和不定，举止失措。沿海各省矛盾重重，反应迟缓。因循守旧的清王朝遭受沉重打击，东亚国际体系也遭受到了第一次直接的根本破坏。其迹象早在乾隆年间便已埋下了伏笔。
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道光时期的清王朝将当时的贸易逆差和对外交往呈现出来的颓势归咎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鸦片输入，因此，选择了禁烟作为抵抗西方势力膨胀、维护朝贡体系的中心工作。禁烟从短时期说是成功的，也是获得中国普通百姓支持的。
鸦片贸易遭到取缔后，英国立即策划发动侵略战争。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次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1840年4月，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票通过支付军费案。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船舰40余艘及士兵4000余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的结果是，拥兵百万的清王朝被数千名远道而来的英国远征军打败。
1842年8月，清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连同之后的《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英国强迫清王朝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同时还制订了海关税则，开始逐渐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权。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之前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中国各方面的主权逐渐丧失，开始了被殖民化的悲惨历程。之后，其他西方列强随之而至，以澳门为接触与活动中心，迫使清朝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天朝迷梦虽然被无情地击碎，但中国人的心理依然停留在迷梦中，不愿意清醒。而传统中国牢固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时半刻能够瓦解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的程度非常有限。世界发现，中外贸易的规模和中外交流的程度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西方将之归为中国开放程度不够，中国人缺乏诚意。
于是在西方的策划下，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一次，中国人真的是被打蒙了。
1856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中国船只，且在事件发生时注册期已过。船上也的确发现了海盗。事件制造战争借口，声称中国船亚罗号是英国船，并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清政府送还在该船逮捕的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赔礼道歉。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不久后，英国政府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负责对华战争。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美、俄两国看到战争背后的真实意图，也支持英、法。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5600余人攻陷广州，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成立了傀儡政府。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而死。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进行谈判。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并攻陷了大沽炮台。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于6月26、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获得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特权；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实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停身份，分别于6月13、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12款、中美《天津条约》30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
咸丰皇帝与道光皇帝的思维一样，在条约签订后又想单方面修改条约，尤其是废除西方公使常驻北京与自己当面交涉外交。英、法政府也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于是坚持《天津条约》各项条款不容变易，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
1859年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遭到守军英勇抵抗。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400多人。第二年开春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1.5万余人，法军约7000人，扩大侵华战争。而清政府则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导致英法联军连续攻占大沽、天津，并兵临北京城下。9月22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狩猎热河”，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和议。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
10月24、25日，奕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俄国又以调停为名，逼迫奕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
这五年间的英法联军侵华之役，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中国人必须彻底走出迷梦，思考如何与近代世界交往的问题了。
天朝迷梦的主要内容是自满自大，固步自封；坚信四海之上，中国为尊。而坚守朝贡体系则是天朝迷梦的主要表现。
朝贡体系从中方角度来说，要为中国的农业社会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环境。这是农业生产对环境稳定性的自然追求使然。这种追求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对内的，反映在体系中就是注重道德因素的力量，强调体系内部的凝聚力，希望各国在中国的中央政权领导下，恪尽藩守，和睦相伴。它忽视对未知地域的探索，轻视与体系外存在的联系；对体系内部，求稳的心理也要求内部的秩序、规范等等，固步自封，少有创新。
在自我设定的圈子里陶醉久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央王朝开始自大起来，慢慢滑入了对外部事物漠不关心、盲目愚昧的境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球案”事起。其中一个讨论的焦点便是清朝是否知道琉球的两属状态。有人认为“鉴于当时中国的闭塞，不知道的可能性比较大”。堪称精练能干的洋务官员左宗棠于1881年奏请严备海防的说贴中说：“……日本与琉球共处一方，由来已久。琉之为日本属国与否，中国无从详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7页。转引自董书慧：《论清末中日围绕琉球问题的争端》。有学者指出，清政府官员，甚至是作为外交决策者的李鸿章，也到底部分迷信了日本关于琉球完全附属于萨摩的“论断”了。
在对外政策上，清朝已经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1684年台湾统一后，清朝一度开放了主要防范反清势力的海禁，但为期不长。康熙不久重新执行海禁，而这次是防范所有外国的。如五十六年（1718年）颁布“禁海令”，严禁华人出海，严禁贩卖船只粮食等给外人，禁止华人居留外国；对外商来华船只严加防范。“1725年，雍正下令严行禁教，驱逐在华传教士，清朝的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宽松政策宣告结束。这种政策首先是出于加强统治的政治目的，当然有其积极作用，但它却人为地隔断了中西交流。”实际上它的许多内容是针对国内人民的，其实质乃是尽量防范中外接触。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将江、浙、闽海关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事务集中于粤海关，广州自此成为我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乾隆在谕旨中说：“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同时清政府严格限制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完全禁止出口的包括粮食、铜铁、硫磺、硝石、书籍等，丝及其制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受到严格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禁丝出洋：“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每丝过百斤照米过一百石之例，发边卫充军；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号一个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俱入官。”狭隘的朝贡和严弛不定的海禁并行，是明清对外政策的主线。
中国内向化的思想和因之所规划的内容导致了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行为僵化。黄枝连先生认为这一体系“本质上就是相对地保守，倾向于产生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因此，在它里面的种种次文化里，都有从‘相对固定’趋向‘绝对固定’的极端主义现象”。清朝沿用明例，雍正朝沿用顺治朝旧例，乾隆朝沿用雍正朝故事，“定例”、“依例”等字眼充斥各官方史料。大如请求贡使进京的题本在“繁复迟缓”的内阁中层层处理，小到国子监中琉球生的草铺拆除也要各方互相知会。
正如清代专制统治大为加强，事无巨细，俱决于皇一样，在执行对外交往时，中方的执行者——官僚机构运作机械，暮气沉沉。与机械性相伴随的腐败蔓延，腐蚀着整个体制。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九月初二，帝下旨整肃江南吏治。前据江苏学政刘墉奏，该省生监滋事妄为，府县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但对百姓又不欲太分皂白，官场互售其奸。乾隆深以为是，认为封疆懈驰之弊，渐染日深。各官以无事为福，且更事既多，上和下睦之风，竟成故智。痛责并命整饬一省吏治，当属罕见；其中言语更是对当时政制暮气的最好描述。
当西方列强在近代民族国家形式的武装下，拿着近代工业化生产的巨大物质成果汹涌澎湃地扑向世界其他地区之时，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与中华帝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一次次的打击下，中华帝国努力营造的华夷秩序趋于瓦解，终于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彻底崩溃。周边国家（除了日本）纷纷被西方国家殖民，中华帝国也频频出现边疆危机，中国人在痛苦中思考自己的世界观和外交战略。
在世界观上，天下观念与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冲突。“由于我们的天下观念，导致我们不认为对方民族和我们有同等的地位，我们也就不重视自己的身份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产生。”“天下观念是中国古代世界秩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西方和中国接触前，双方在理念上最大的不同。”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348、351页。欧洲国家经过战争砧板上的一次次敲打，你我敌友，国家疆界，在各自心目中一清二白。尽管欧洲国际关系中充满污秽肮脏之处，但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国家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沉浸在天下观念中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华夷秩序也是以中国的绝对支配地位为前提的。华夷秩序中的其他国家必须接受中国的中心地位，奉中华正朔，由中国册封而获得政治权威。
这种巨大的差异体现为领土意识、国际法意识和外交礼仪等一系列冲突。康熙年间与俄国谈判北部边界问题。清朝在军事胜利的前提下，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反而在领土这一国家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上做出了让步。中俄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将尼布楚及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之间地划归俄国。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举措。英国殖民军在侵略缅甸之时，在缅甸北部踌躇不前，无可适从。因为传统上，中缅之间不存在确定的边界线。英军担心挑起与中国的事端，而在侵略缅甸问题上思虑再三。这是中西方在实际测定边界与以传统控制线为边界两种思想上的差异的体现。这个差异日后引发了一系列的中国边疆问题。“琉球处分”发生时，朝野舆论在琉球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国内思想思考的都是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和琉球王室对琉球的“社稷”，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对琉球的领有权提出要求。中国社会外交观念落后于国际现实，外交自然处于被动。1872年，日本“处分”琉球，七年后正式吞并琉球国。
当西方列强接触到华夷秩序之时，它们凭借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强迫朝贡体系中的各国接受西方政治思想与实践，凭借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成果将各国纳入到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纳入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直接打击了‘华夷’秩序的核心——大清帝国。通过了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这两大条约体系，使中央王国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华夷’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历经近2000年的‘华夷’秩序终于寿终正寝。”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这样僵化的体制使得清朝自身异常脆弱。道光年间，英人数千来犯。清朝统治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战和不定，举止失措。沿海各省矛盾重重，反应迟缓。因循守旧的清王朝遭受沉重打击，东亚国际体系也遭受到了第一次直接的根本破坏。其迹象早在乾隆年间便已埋下了伏笔。
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道光时期的清王朝将当时的贸易逆差和对外交往呈现出来的颓势归咎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鸦片输入，因此，选择了禁烟作为抵抗西方势力膨胀、维护朝贡体系的中心工作。禁烟从短时期说是成功的，也是获得中国普通百姓支持的。
鸦片贸易遭到取缔后，英国立即策划发动侵略战争。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次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1840年4月，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票通过支付军费案。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船舰40余艘及士兵4000余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的结果是，拥兵百万的清王朝被数千名远道而来的英国远征军打败。
1842年8月，清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连同之后的《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英国强迫清王朝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同时还制订了海关税则，开始逐渐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权。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之前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中国各方面的主权逐渐丧失，开始了被殖民化的悲惨历程。之后，其他西方列强随之而至，以澳门为接触与活动中心，迫使清朝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天朝迷梦虽然被无情地击碎，但中国人的心理依然停留在迷梦中，不愿意清醒。而传统中国牢固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时半刻能够瓦解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的程度非常有限。世界发现，中外贸易的规模和中外交流的程度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西方将之归为中国开放程度不够，中国人缺乏诚意。
于是在西方的策划下，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一次，中国人真的是被打蒙了。
1856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中国船只，且在事件发生时注册期已过。船上也的确发现了海盗。事件制造战争借口，声称中国船亚罗号是英国船，并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清政府送还在该船逮捕的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赔礼道歉。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不久后，英国政府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负责对华战争。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美、俄两国看到战争背后的真实意图，也支持英、法。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5600余人攻陷广州，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成立了傀儡政府。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而死。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进行谈判。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并攻陷了大沽炮台。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于6月26、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获得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特权；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实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停身份，分别于6月13、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12款、中美《天津条约》30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
咸丰皇帝与道光皇帝的思维一样，在条约签订后又想单方面修改条约，尤其是废除西方公使常驻北京与自己当面交涉外交。英、法政府也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于是坚持《天津条约》各项条款不容变易，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
1859年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遭到守军英勇抵抗。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400多人。第二年开春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1.5万余人，法军约7000人，扩大侵华战争。而清政府则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导致英法联军连续攻占大沽、天津，并兵临北京城下。9月22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狩猎热河”，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和议。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
10月24、25日，奕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俄国又以调停为名，逼迫奕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
这五年间的英法联军侵华之役，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中国人必须彻底走出迷梦，思考如何与近代世界交往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