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澳门，东西初识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千年未遇之变局”，遭遇“千年未有之强敌”。传统的政治伦理、制度和政府统治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在融入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核心的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同时，国内政治也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规则。中外政治交流达到了有史最高的程度。中国在屈辱的近代，从剧烈的心理落差中，发展出了带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文明。中国将会对世界历史产生崭新的政治影响。
本章描述的是从16世纪西方势力进入东亚开始到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间的历史。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中国历史是从属于西方历史的。中国失去了之前积极向外扩散文化的能力，相反，西方的近代文明涌入中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本章不写西方对中国的刺激，也不写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而是重点书写中国的反应和这种反应的历史影响。
16世纪开始，西方势力携着近代文明进入东方。历史选择了珠江口西边的弹丸之地——澳门作为了中西初识的舞台。
西方国家自海上而来，大规模进入东亚，继续加大了古代东亚海上贸易体系业已存在的剥离现象。葡萄牙是第一个进入东亚进行直接贸易的西方国家。
从15世纪初起，为了寻求黄金与香料，也因为传播基督教的狂热，葡萄牙人在国家政权的推动和支持下，开始了以探索东方航路为主要内容的海外扩张活动。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出现在中国南海之滨。欧维士（Jorge Alvares）乘船抵达广东东莞县的屯门（现在香港境内），进行香料贸易。
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兼具商人与海盗的性质，常常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殖民掠夺，不可避免地与明朝政府发生了军事冲突。1518年，西芒·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率三艘船只抵达屯门。他擅自在屯门建屋树栅，修筑炮台；像对待非洲黑人一样对待中国人；驱赶商船；掳掠船员；夺其财货；纵容部下抢劫百姓，蹂躏妇女；还勾结内地奸民，掠买人口，激起中国人民愤恨。1521年，明政府决定进行清剿。广东巡海道副使汪宏进驻与屯门仅一海之隔的东莞南头镇，并以50艘战船对屯门形成半圆形包围圈，向葡军发动了进攻。《新安县志·卷十》记载：“公（汪宏）亲冒风涛，指画方策，号召编民，率以大义，战而克之。”汪宏亲自到前方沿海地域了解情况，拟定作战计划。另外他还从附近地区招募了一批民兵，组成一支志气高昂的讨伐队伍。汪宏充分利用己之长，克敌之短。葡萄牙人，凭借的船坚炮利的优势，但船大而进退不便，若遇浅水更是不易，所以，汪宏利用风势，对敌之船进行火攻，结果大获全胜。葡军虽然有远征队到来加入作战，仍然伤亡惨重。葡萄牙殖民者只得抛弃部分船只，仅乘三艘大船趁黑夜潜逃。
第二年，葡萄牙又派出舰队来到中国南海地区，与中国水师在新会西草湾一带相遇。中方拒绝葡方重返屯门的要求。双方发生激战，中国水师再次获胜。此后，葡人在浙江宁波府属、位于舟山群岛的双屿港建立居留地，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下令进攻双屿港，将那里的建筑物及港内船只一概焚毁，并用木石将港口填塞。
屯门之役、新会西草湾之役和双屿港之役是元朝之后，中国与欧洲国家第一次发生战争。当时中国势力还很强大，葡萄牙人认识到了武力征服的困难，因而改用行贿欺诈等手段，继续谋求在中国沿海立足，最终选择了澳门。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澳门》条中写道：“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行徇贿许之，时仅篷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舶薮矣。”
这条史实透露了两大信息：一是葡萄牙人借口船只遇险，请求上岸休整；二是他们上岸后贿赂海道副使汪柏，最终获得了在澳门的居留权。在这里，海道副使汪柏就成为了千古罪人。他是怎么接受贿赂的呢？
1556年1月15日，葡萄牙船长索萨在致路易斯亲王的信中说：“我在1552年曾乘商船往中国。在业务上没有多大进展，因为葡人被挤于佛郎机之列，禁止利用中国港口。我命令在中国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陆，并且不要做任何对抗中国人的事情。然后进行和平谈判，葡人答应缴纳各种关税，所有葡人都同意这种协定……由于最初葡人不准居留在中国，早时达成这种协定是不可能的。为了达成这种协定，订定葡萄牙人不是满剌加人惯常叫我们的佛郎机。”“和平协定以及缴纳各种关税是由广州城海道副使的命令决定的。”在这里，这位葡萄牙船长承认了命令同胞们隐瞒自己身份的事实（佛郎机人在中国的名声太臭），接着明确说明和平贸易的展开是海道副使的命令。索萨的信印证了《广东通志》汪柏“徇贿许之”的说法。
索萨详细提到阿尔梅达对他的帮助，旅途往返、送礼和其他用途。阿尔梅达用了一大笔钱。汪柏很可能接受了贿赂。他分明知道葡人是佛郎机，为什么又要欺瞒朝廷，订定他们不是佛郎机才许通贸易？汪柏接受了葡人的贿赂，竭力为其遮瞒的解释是符合情理的。
之后葡萄牙贿赂海道副使，居留澳门成为了惯例。1572年，葡萄牙人开始公开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澳门历史进入葡人“租居”澳门阶段，直至1849年葡人拒绝缴纳地租为止。为什么葡萄牙人的居留“由暗到明”，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据葡方文献记载，地租起源于对海道副使的贿赂，大约在1572年以前10年或12年已经开始。那一年，葡人通事（明朝所谓的“翻译”）贡萨尔维斯前来向海道副使送礼，交纳500两白银。但是当时有其他官员在座，海道副使很是尴尬，便说，这笔款还是要交国库的，要汇寄给提举。不知道是这位贡萨尔维斯翻译不懂得中国官场的“玄妙”，还是有意为之。反正客观的结果是对葡萄牙人非常有利。从此他们以500两白银的地租换取了在澳门的居留和贸易特权。
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之后，在澳门问题上采取了明智的策略。葡萄牙人在与中国王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努力失败后，现实、巧妙地利用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和海上中国的基础。一方面，它利用了明清东亚贸易在中国政府抑制下的蓬勃发展，将政治与经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拉大；一方面，在政治上葡萄牙始终保持对明朝和清朝前期的恭顺态度，不争虚名，务求实利。这使得葡萄牙在澳门逐渐扎住脚跟。
葡萄牙虽小，但在世界贸易领域具有巨大的优势。首先，葡萄牙作为海外扩张的先驱者与航海大发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有着丰富的贸易经验与可观的贸易船队。更为重要的是，葡萄牙拥有遍布世界的贸易网络，不仅飘扬着葡萄牙国旗的船只游弋于非洲海岸，不仅葡语商人叫卖于欧洲和拉美各市场，葡萄牙的船队甚至在直接穿越太平洋，从美洲向西，前往欧洲。张天泽著，王顺彬、王志邦译：《中葡通商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以澳门为例。结合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势力，澳门仅仅是其“海上帝国”的一个据点而已。从澳门出发的航线有：澳门——果阿——欧洲，澳门——日本，澳门——马尼拉——美洲，澳门——东南亚。
其次，如前所述，白银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了东亚国际体系的通用货币。对于葡萄牙而言，白银正是这个国家过剩的东西。葡萄牙在非洲、美洲的大规模殖民扩张，发现了大量的贵金属矿产。加上殖民者在海外的掠夺所得等，黄金与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向葡萄牙本土。同时欧洲在16、17世纪本身黄金与白银的开采量激增。英国率先实行了货币的金本位制度，法国、德国等国家跟进。这样就导致了白银的进一步过剩。
这种贵金属的互补关系在当时的贸易环境下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自然经济极端稳固，人们自给自足。而中国生产的茶叶却是西方的生产必需品（这一点在印度没有试种茶叶成功的时候尤为突出），它的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在西方的市场的竞争力也极端强大。葡萄牙却无法从欧洲拿出可以与之竞争的商品来打开中国市场。葡萄牙商人的措施是利用中国对香料、木材等非洲、东南亚特产的有限需求，进行纯粹的中转贸易。他们所能够依赖的也只能是白银了。葡萄牙商船从非洲、印度等地采购物资前往中国贸易，换取中国的紧俏商品，再前往各条航线。
葡萄牙本身国力的落后，意味着它不能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更不用说武力手段了。同时澳门贸易的巨额财富引得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觊觎，它们曾几次企图侵占澳门。澳门的实力不足以与列强抗争，葡萄牙人采取了依靠中国保全居留地的做法，对中国采取了恭顺的态度。在抵抗其他列强侵入中国强行获取贸易点方面，中国与葡萄牙的利益是一致的。
正是葡萄牙国家本身具备的巨大贸易优势和在实际操作中的成功，澳门贸易在近四个世纪中蓬勃发展，获取了巨额利润，也活跃了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拉动了整个南方的商品经济发展。澳门特殊地位的存在是符合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的地方利益的。
1666年底，清朝严格海禁。5000—60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封锁了澳门海域。葡萄牙人甚至产生了撤退的念头。1667年初，两广总督卢兴祖派遣香山县知县姚启圣多次到澳门以许以贸易为名，公然索取贿赂。取得贿赂的卢兴祖不执行朝廷的迁海令，并且为免迁澳门上疏朝廷。在澳门发展的历史上，商人们对贿赂一词与贸易一样熟悉。
然而卢兴祖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地方的利益。澳门每年上缴的税收在2万两以上，这对广东的地方官府具有重要的用途（特别是在一个机械计划的税收和开支制度下）。同时澳门的转口需要向广东买进的货物，与广东乡绅、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利益密切相关。中国内地的商品生产需要一个销售渠道。澳门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通道。
澳门的特殊贡献还在于它开始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的真实情况汇向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也促使它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探讨与中国展开全面贸易的可能。西方世界采取了主动姿态。最先开始工业化的英国走在了接触中国的前头。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英国派遣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为全权大使，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等90人组成的使团，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600箱礼品，乘船自朴次茅斯港启程出使清朝。使团带有英王庆贺乾隆帝83岁寿辰的信函和国书。英国政府训令使团向清政府提出改善贸易条件、互换常驻使节等要求；事先并通过东印度公司，通知两广总督，要求清帝准予直接进京晋见。
乾隆帝对英使首次来华极为重视，并准其所请，指派大员在天津迎接。1793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旋由接待大员陪同经北京前往热河（今河北承德）行宫。然而，英国使团的先导旗上醒目书写着“英吉利国贡使”。在乾隆心中，马戛尔尼是前来祝贺自己生辰的藩属国使节。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中，理解不了近代的国际规则和外交关系。这注定了马戛尔尼使命的失败。
一到热河，中英双方就关于觐见礼节发生了争执。马戛尔尼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军机大臣在热河约见使团，马戛尔尼称病不见，只派副使斯当东前往要求举行谈判。乾隆帝对英使的“妄自骄矜”表示不满，进而认为英人来华别有所图。但晚年的乾隆仍“慷慨”地表示可“顺其国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礼。笔者本科学习中国外交史时，期末的第一道题目就是选择题，选择马戛尔尼到底向乾隆帝行了什么礼。
9月14日，马戛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正式递交国书并参加万寿节活动。使团因多次与清廷交涉讨论两国贸易和建交问题均无结果，遂于10月3日提出六点书面要求：1.准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2.准英商仿俄罗斯商人之例，在北京设货栈；3.于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4.在广州附近辟一地，准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5.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得免税或减税；6.粤海关除正税外悉免其他一切税收，中国应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此六条观点以贸易为核心要求，但无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勃兴的英国强横的一面。
乾隆帝在英国人的书面要求上批复了一句载入外交史册的观点：“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廷以英国要求与“天朝体例”不合，一一驳回，并禁止英人不得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
至此，马戛尔尼的使命归于失败。10月7日，使团一行乘船由运河南下杭州，然后改行陆路至广州离境，于次年9月回到英国。作为新兴的殖民和资本主义大国，英国试图打开中国大门，扩展贸易和政治势力，遭到清朝断然拒绝。在中西初步接触的这一回合，乾隆帝的行为虽然维护了国家主权，但是其盲目自大和闭关自守的态度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马戛尔尼使团在这一回合中也刺探了中国的实情。使团的经历和回欧洲的宣传，向欧洲社会宣达了一个保守帝国的消极一面。中国热潮中对中国的完美认识和过高评价自此降温。
本章描述的是从16世纪西方势力进入东亚开始到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间的历史。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中国历史是从属于西方历史的。中国失去了之前积极向外扩散文化的能力，相反，西方的近代文明涌入中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本章不写西方对中国的刺激，也不写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而是重点书写中国的反应和这种反应的历史影响。
16世纪开始，西方势力携着近代文明进入东方。历史选择了珠江口西边的弹丸之地——澳门作为了中西初识的舞台。
西方国家自海上而来，大规模进入东亚，继续加大了古代东亚海上贸易体系业已存在的剥离现象。葡萄牙是第一个进入东亚进行直接贸易的西方国家。
从15世纪初起，为了寻求黄金与香料，也因为传播基督教的狂热，葡萄牙人在国家政权的推动和支持下，开始了以探索东方航路为主要内容的海外扩张活动。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出现在中国南海之滨。欧维士（Jorge Alvares）乘船抵达广东东莞县的屯门（现在香港境内），进行香料贸易。
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兼具商人与海盗的性质，常常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殖民掠夺，不可避免地与明朝政府发生了军事冲突。1518年，西芒·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率三艘船只抵达屯门。他擅自在屯门建屋树栅，修筑炮台；像对待非洲黑人一样对待中国人；驱赶商船；掳掠船员；夺其财货；纵容部下抢劫百姓，蹂躏妇女；还勾结内地奸民，掠买人口，激起中国人民愤恨。1521年，明政府决定进行清剿。广东巡海道副使汪宏进驻与屯门仅一海之隔的东莞南头镇，并以50艘战船对屯门形成半圆形包围圈，向葡军发动了进攻。《新安县志·卷十》记载：“公（汪宏）亲冒风涛，指画方策，号召编民，率以大义，战而克之。”汪宏亲自到前方沿海地域了解情况，拟定作战计划。另外他还从附近地区招募了一批民兵，组成一支志气高昂的讨伐队伍。汪宏充分利用己之长，克敌之短。葡萄牙人，凭借的船坚炮利的优势，但船大而进退不便，若遇浅水更是不易，所以，汪宏利用风势，对敌之船进行火攻，结果大获全胜。葡军虽然有远征队到来加入作战，仍然伤亡惨重。葡萄牙殖民者只得抛弃部分船只，仅乘三艘大船趁黑夜潜逃。
第二年，葡萄牙又派出舰队来到中国南海地区，与中国水师在新会西草湾一带相遇。中方拒绝葡方重返屯门的要求。双方发生激战，中国水师再次获胜。此后，葡人在浙江宁波府属、位于舟山群岛的双屿港建立居留地，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下令进攻双屿港，将那里的建筑物及港内船只一概焚毁，并用木石将港口填塞。
屯门之役、新会西草湾之役和双屿港之役是元朝之后，中国与欧洲国家第一次发生战争。当时中国势力还很强大，葡萄牙人认识到了武力征服的困难，因而改用行贿欺诈等手段，继续谋求在中国沿海立足，最终选择了澳门。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澳门》条中写道：“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行徇贿许之，时仅篷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舶薮矣。”
这条史实透露了两大信息：一是葡萄牙人借口船只遇险，请求上岸休整；二是他们上岸后贿赂海道副使汪柏，最终获得了在澳门的居留权。在这里，海道副使汪柏就成为了千古罪人。他是怎么接受贿赂的呢？
1556年1月15日，葡萄牙船长索萨在致路易斯亲王的信中说：“我在1552年曾乘商船往中国。在业务上没有多大进展，因为葡人被挤于佛郎机之列，禁止利用中国港口。我命令在中国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陆，并且不要做任何对抗中国人的事情。然后进行和平谈判，葡人答应缴纳各种关税，所有葡人都同意这种协定……由于最初葡人不准居留在中国，早时达成这种协定是不可能的。为了达成这种协定，订定葡萄牙人不是满剌加人惯常叫我们的佛郎机。”“和平协定以及缴纳各种关税是由广州城海道副使的命令决定的。”在这里，这位葡萄牙船长承认了命令同胞们隐瞒自己身份的事实（佛郎机人在中国的名声太臭），接着明确说明和平贸易的展开是海道副使的命令。索萨的信印证了《广东通志》汪柏“徇贿许之”的说法。
索萨详细提到阿尔梅达对他的帮助，旅途往返、送礼和其他用途。阿尔梅达用了一大笔钱。汪柏很可能接受了贿赂。他分明知道葡人是佛郎机，为什么又要欺瞒朝廷，订定他们不是佛郎机才许通贸易？汪柏接受了葡人的贿赂，竭力为其遮瞒的解释是符合情理的。
之后葡萄牙贿赂海道副使，居留澳门成为了惯例。1572年，葡萄牙人开始公开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澳门历史进入葡人“租居”澳门阶段，直至1849年葡人拒绝缴纳地租为止。为什么葡萄牙人的居留“由暗到明”，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据葡方文献记载，地租起源于对海道副使的贿赂，大约在1572年以前10年或12年已经开始。那一年，葡人通事（明朝所谓的“翻译”）贡萨尔维斯前来向海道副使送礼，交纳500两白银。但是当时有其他官员在座，海道副使很是尴尬，便说，这笔款还是要交国库的，要汇寄给提举。不知道是这位贡萨尔维斯翻译不懂得中国官场的“玄妙”，还是有意为之。反正客观的结果是对葡萄牙人非常有利。从此他们以500两白银的地租换取了在澳门的居留和贸易特权。
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之后，在澳门问题上采取了明智的策略。葡萄牙人在与中国王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努力失败后，现实、巧妙地利用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和海上中国的基础。一方面，它利用了明清东亚贸易在中国政府抑制下的蓬勃发展，将政治与经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拉大；一方面，在政治上葡萄牙始终保持对明朝和清朝前期的恭顺态度，不争虚名，务求实利。这使得葡萄牙在澳门逐渐扎住脚跟。
葡萄牙虽小，但在世界贸易领域具有巨大的优势。首先，葡萄牙作为海外扩张的先驱者与航海大发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有着丰富的贸易经验与可观的贸易船队。更为重要的是，葡萄牙拥有遍布世界的贸易网络，不仅飘扬着葡萄牙国旗的船只游弋于非洲海岸，不仅葡语商人叫卖于欧洲和拉美各市场，葡萄牙的船队甚至在直接穿越太平洋，从美洲向西，前往欧洲。张天泽著，王顺彬、王志邦译：《中葡通商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以澳门为例。结合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势力，澳门仅仅是其“海上帝国”的一个据点而已。从澳门出发的航线有：澳门——果阿——欧洲，澳门——日本，澳门——马尼拉——美洲，澳门——东南亚。
其次，如前所述，白银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了东亚国际体系的通用货币。对于葡萄牙而言，白银正是这个国家过剩的东西。葡萄牙在非洲、美洲的大规模殖民扩张，发现了大量的贵金属矿产。加上殖民者在海外的掠夺所得等，黄金与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向葡萄牙本土。同时欧洲在16、17世纪本身黄金与白银的开采量激增。英国率先实行了货币的金本位制度，法国、德国等国家跟进。这样就导致了白银的进一步过剩。
这种贵金属的互补关系在当时的贸易环境下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自然经济极端稳固，人们自给自足。而中国生产的茶叶却是西方的生产必需品（这一点在印度没有试种茶叶成功的时候尤为突出），它的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在西方的市场的竞争力也极端强大。葡萄牙却无法从欧洲拿出可以与之竞争的商品来打开中国市场。葡萄牙商人的措施是利用中国对香料、木材等非洲、东南亚特产的有限需求，进行纯粹的中转贸易。他们所能够依赖的也只能是白银了。葡萄牙商船从非洲、印度等地采购物资前往中国贸易，换取中国的紧俏商品，再前往各条航线。
葡萄牙本身国力的落后，意味着它不能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更不用说武力手段了。同时澳门贸易的巨额财富引得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觊觎，它们曾几次企图侵占澳门。澳门的实力不足以与列强抗争，葡萄牙人采取了依靠中国保全居留地的做法，对中国采取了恭顺的态度。在抵抗其他列强侵入中国强行获取贸易点方面，中国与葡萄牙的利益是一致的。
正是葡萄牙国家本身具备的巨大贸易优势和在实际操作中的成功，澳门贸易在近四个世纪中蓬勃发展，获取了巨额利润，也活跃了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拉动了整个南方的商品经济发展。澳门特殊地位的存在是符合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的地方利益的。
1666年底，清朝严格海禁。5000—60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封锁了澳门海域。葡萄牙人甚至产生了撤退的念头。1667年初，两广总督卢兴祖派遣香山县知县姚启圣多次到澳门以许以贸易为名，公然索取贿赂。取得贿赂的卢兴祖不执行朝廷的迁海令，并且为免迁澳门上疏朝廷。在澳门发展的历史上，商人们对贿赂一词与贸易一样熟悉。
然而卢兴祖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地方的利益。澳门每年上缴的税收在2万两以上，这对广东的地方官府具有重要的用途（特别是在一个机械计划的税收和开支制度下）。同时澳门的转口需要向广东买进的货物，与广东乡绅、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利益密切相关。中国内地的商品生产需要一个销售渠道。澳门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通道。
澳门的特殊贡献还在于它开始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的真实情况汇向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也促使它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探讨与中国展开全面贸易的可能。西方世界采取了主动姿态。最先开始工业化的英国走在了接触中国的前头。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英国派遣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为全权大使，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等90人组成的使团，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600箱礼品，乘船自朴次茅斯港启程出使清朝。使团带有英王庆贺乾隆帝83岁寿辰的信函和国书。英国政府训令使团向清政府提出改善贸易条件、互换常驻使节等要求；事先并通过东印度公司，通知两广总督，要求清帝准予直接进京晋见。
乾隆帝对英使首次来华极为重视，并准其所请，指派大员在天津迎接。1793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旋由接待大员陪同经北京前往热河（今河北承德）行宫。然而，英国使团的先导旗上醒目书写着“英吉利国贡使”。在乾隆心中，马戛尔尼是前来祝贺自己生辰的藩属国使节。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中，理解不了近代的国际规则和外交关系。这注定了马戛尔尼使命的失败。
一到热河，中英双方就关于觐见礼节发生了争执。马戛尔尼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军机大臣在热河约见使团，马戛尔尼称病不见，只派副使斯当东前往要求举行谈判。乾隆帝对英使的“妄自骄矜”表示不满，进而认为英人来华别有所图。但晚年的乾隆仍“慷慨”地表示可“顺其国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礼。笔者本科学习中国外交史时，期末的第一道题目就是选择题，选择马戛尔尼到底向乾隆帝行了什么礼。
9月14日，马戛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正式递交国书并参加万寿节活动。使团因多次与清廷交涉讨论两国贸易和建交问题均无结果，遂于10月3日提出六点书面要求：1.准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2.准英商仿俄罗斯商人之例，在北京设货栈；3.于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4.在广州附近辟一地，准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5.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得免税或减税；6.粤海关除正税外悉免其他一切税收，中国应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此六条观点以贸易为核心要求，但无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勃兴的英国强横的一面。
乾隆帝在英国人的书面要求上批复了一句载入外交史册的观点：“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廷以英国要求与“天朝体例”不合，一一驳回，并禁止英人不得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
至此，马戛尔尼的使命归于失败。10月7日，使团一行乘船由运河南下杭州，然后改行陆路至广州离境，于次年9月回到英国。作为新兴的殖民和资本主义大国，英国试图打开中国大门，扩展贸易和政治势力，遭到清朝断然拒绝。在中西初步接触的这一回合，乾隆帝的行为虽然维护了国家主权，但是其盲目自大和闭关自守的态度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马戛尔尼使团在这一回合中也刺探了中国的实情。使团的经历和回欧洲的宣传，向欧洲社会宣达了一个保守帝国的消极一面。中国热潮中对中国的完美认识和过高评价自此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