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海外华人华侨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从唐朝开始，就有大批中国先民通过海上网络移民他处。他们或避战乱，或逃饥荒，或为欧洲殖民者所“招募”，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并求发展。移民海外的潮流一直持续到现在，形成了华人华侨问题。华侨一词最早产生于清末《清实录·德宗本纪》。清政府于1900年签署《国籍条例》正式承认海外定居但有中国国籍的人为华侨。他们背井离乡原因各不相同，目的也不相同。但是所有海外华人华侨所经历的艰辛，他们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和他们对“根”的维持与把握却是相同的。
现在海外华人约有3500万，其中80%居住在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其余的20%主要居住在北美、澳洲、欧洲及非洲。单纯：《试论海外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载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5卷1999年。中国移民首先迁移的地区就是东南亚。经过数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华人华侨终于在各移居地站住了脚，形成了颇有实力的华人华侨群体。有人戏称，海外华人华侨势力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远在唐宋时代，东南一带的中国人就兴起了移民潮流。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的南方地区，海外经贸往来密切，当地百姓接触波斯商人或胡商日多，或多或少形成了经商致富的观念。心理既动，加上地理和政治条件的刺激，东南百姓开始了前往海外的旅程。他们一般选择到南洋一带去拓展生路，成为最早的海外华人。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政治大乱起于北方。南方相对安定，但是南方人在北方南下避难百姓的挤压下，也选择了向更南的海洋进军。古代中国的北方战乱和人口南渡促进了南方向南洋移民的潮流。原因有二：一是躲避战乱，二是出外谋生。承接了北方大量人口乃至整个中央政权的南方，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支撑起骤然增大的人口和上层建筑。而原来北方南下的官员贵族，财力不济，其中不少人不得不进入商业领域。而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是海外移民的推手。
史学家奈斯比特曾描述海外华人发展的历史：“中国的天堑长江，把中国人分成了南北两部分人。历史上，江北人追求仕途荣华，而江南人则重利重商……多少世纪以来，南方的商贸和北方的官宦一直关系不顺。南方人对官府一向畏惧，竭力避免官府注意他们的财富，保持低姿态以不受贪官污吏的搜括。他们远离权力中心，只在必要的时候用行贿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地位和生财之道。数百年来，南方商贾阶层已习惯于这种处世原则。他们在沿海地区积极发展商业，满足于改善家族的经济状况。一旦家乡遇上灾荒，他们便背井离乡到新天地去继续这种生存方式。”转引自单纯：《试论海外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
我们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商业的发展和人们的商业精神的出现，是南方移民潮的社会温床，加上古代中国高超的航海技术，历史就难以阻止这一潮流的奔腾流泻了。
元末明初，南方战乱，各政权分立。朱元璋平灭张士诚和方国珍政权。二人的余部都是沿海居民，熟悉海上生活，大多数逃往海上，继续与明朝为敌，一再失败后散落于南洋各地；洪武年间，明朝又赐福建三十六姓百姓给琉球国；明中期以后，海盗和倭寇勾结反抗海禁政策，被击溃后不得不流落南洋，有国难回。海外华人华侨的队伍得到了壮大。
这样的情形在明末清初再次重演。明亡，南明残余势力与清朝周旋多年。永历帝被吴三桂追赶逃入缅甸，其余部宗族留居缅甸，后裔自称桂家，后来在当地开矿经商，颇有声望；张煌言与郑成功合兵攻南京失败，部队解散，大部分逃到了南洋各地；杨彦迪等人率几千人逃入越南，在当地垦田自立，因为，他们帮助越南的阮氏政权，他们建立的村社称为“明乡”，他们的后裔称为“明乡人”；清朝早年，内地也有许多人因为文化和心理上难以调适，不满满清统治移民他乡。比如朱舜水到日本向德川幕府借兵复明不成，定居日本水户藩，传授王阳明学说，形成了日本的水户学派。
鸦片战争后，移民潮达到高潮。不过近代的中国移民史不再像古代历史上那般洒脱、自由，而是充满了血泪控诉。中国移民，尤其是劳工，像猪猡一样被人拳打脚踢，被用曾经贩运奴隶的船只运载出海，去向前途未卜的海洋。西方列强的劳力需求助长了血泪移民的风潮。如英荷殖民者为了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兴办烟草业、橡胶农场，开掘锡矿、金矿，营建公路、码头，兴建商贸城镇，需要大量劳动力。由于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原住民当时还没有从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加之当地民众对殖民者的反抗情绪很大，英荷殖民地的经济只能就近从广大的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招募来大批契约劳工，即所谓“猪仔”。这些主要由中国破产农民构成的近代劳工到了殖民地后，承担了殖民地的建设重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既没有实现打工赚钱的出国目的，更是从此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其中一些幸运者从劳工中分离出来，成为当地的零售商贩，慢慢地发展成了现代华人华侨。
说华人华侨的海外生存史是一部血泪史，一点都不言过其实。早期移民最初漂洋过海所到的地方是想像中的荒蛮之地，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都十分陌生。他们既不被当地接受，而自己也常想聚财致富后就荣归故里。但是古代中国执行的是严格的敌视移民政策。如康熙1712年诏令：“……所去之人，皆在国外，将知情者同往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员，隐匿不报者，从重治罪。”清朝中前期的传统国策对人民移居国外不仅禁止，还用严刑峻法来强制执行。海外华侨在当时被视为“弃民”，甚至是“叛逆”，政府对他们的权益不但不加以维护和争取，而且对归国华侨还要加以制裁。同时移民所到的崭新环境，并非想像中的乐土；回家改善家族生活的钱财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聚敛的。几乎所有的华人华侨最后都不得不留居在了移入地。
这些无亲无故、缺少田产家舍的中国移民只能开始从事基础性的职业：苦力、农夫和佣人。这样的职业也比较容易使新移民避免与旧有社会结构产生冲突，减轻融入新社会的阻力。高强度的劳动常常使他们客死域外，亲朋好友与同伴们凄惨地助其尸骨还乡。早期移民当中的少数人能够在完成小额资本积累后，成为商贩。仅有成金字塔型的少数人继续前辈的生意，获取利润，发家致富。因为没有国籍，因为受到旧有社会结构的排斥，中国移民很少成为专业人士，极难跃升社会上流。前几代移民都是当地华人社会的垫脚石和铺路者。
值得欣慰的是，当今世界，海外华人华侨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多数人不仅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社会，而且事业有成。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不断增多，实力增强。还是以华人华侨集中的东南亚为例子。在早期的英荷种植园，一些有商贸意识或经验的中国移民逐渐演变成了英荷殖民公司、洋行与原住民间从事原材料收购和工业品销售的中间商。经过100年的惨淡经营，海外华人的主要经济活动便集中到了商贸方面。在印尼政府对华人经济各种限制的条件下，还出现了像李光前、林绍良、郭鹤年这样的“橡胶大王”“水泥大王”、“食糖大王”。在印度尼西亚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华族只占到600余万人，约为总人口的3%强。但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经济统计表明，印度尼西亚居全国控制地位的25个大商业集团中，有17个为华族所拥有。在泰国，华族人口大约占泰国总人口的约10%。但是泰国是一个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国家，华人与原住民的融入较少有文化上的障碍，而且华族进行经济活动的社会、文化环境较东南亚其他国家要好得多。在控制泰国经济的100个最富裕的商业家族中，大约90多个都是华人家族。而居泰国经济核心的曼谷，经济实力也主要由华人商贸家族控制。据一项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统计，华人拥有当时泰国商业和制造业资产的90%以及泰国银行资本的一半。
尽管处于绝对的人口劣势（新加坡除外）和并不如意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华侨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和顽强的精神生存并壮大起来，构成所在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这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不能不称之为奇迹。单纯：《试论海外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
海外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烙下了中国身影。唐人街、孔夫子、中餐厅、功夫都是显著的中国标志。现在亚、非、拉、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都有“唐人街”，虽然历经一二百年的沧桑，街区、建筑却依然保持着中国式雕梁画柱、红檐绿瓦的传统色彩和风格。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节日民俗，成为各地的旅游观光景点。比较著名的有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巴黎唐人街、悉尼唐人街和东京唐人街。像伦敦的唐人街位于伦敦市中心最繁华的爵禄街，与皇家公园、白金汉宫相邻。早在1880年，受聘于英国东印度的一些中国海员在东伦敦区聚居下来，形成一个小型华人社区。这就是伦敦最早的唐人街。随后华人不断进入，使唐人街规模不断扩大，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不断地发展，英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一些娱乐场所纷纷在爵禄街附近开业，也成为伦敦唐人街日后繁华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国华人以餐馆业起家，克勤克俭，把昔日名不见经传的街坊建设成为今日世界知名、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他们不仅在繁荣华人经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促进中英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苏振生：《世界著名的唐人街》，载于《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00年第10期。
海外华人华侨的行为和成绩是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最好的宣传。我们在感激早期移民的辛劳和奉献的同时，更要为他们坚守中华文化之根的精神所折服。为了在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异乡维系住中国人的特性，海外华人华侨非常重视中华文化的纽带作用，在侨居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合心同力、争取同声说话。同时，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增强了华侨华人的整体意识增强，使世界华人华侨联系更加紧密。也许这就是海外华人华侨成功的内在原因。
§§第七章 帝国噩梦，从裂痕到崩溃的屈辱
现在海外华人约有3500万，其中80%居住在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其余的20%主要居住在北美、澳洲、欧洲及非洲。单纯：《试论海外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载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5卷1999年。中国移民首先迁移的地区就是东南亚。经过数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华人华侨终于在各移居地站住了脚，形成了颇有实力的华人华侨群体。有人戏称，海外华人华侨势力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远在唐宋时代，东南一带的中国人就兴起了移民潮流。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的南方地区，海外经贸往来密切，当地百姓接触波斯商人或胡商日多，或多或少形成了经商致富的观念。心理既动，加上地理和政治条件的刺激，东南百姓开始了前往海外的旅程。他们一般选择到南洋一带去拓展生路，成为最早的海外华人。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政治大乱起于北方。南方相对安定，但是南方人在北方南下避难百姓的挤压下，也选择了向更南的海洋进军。古代中国的北方战乱和人口南渡促进了南方向南洋移民的潮流。原因有二：一是躲避战乱，二是出外谋生。承接了北方大量人口乃至整个中央政权的南方，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支撑起骤然增大的人口和上层建筑。而原来北方南下的官员贵族，财力不济，其中不少人不得不进入商业领域。而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是海外移民的推手。
史学家奈斯比特曾描述海外华人发展的历史：“中国的天堑长江，把中国人分成了南北两部分人。历史上，江北人追求仕途荣华，而江南人则重利重商……多少世纪以来，南方的商贸和北方的官宦一直关系不顺。南方人对官府一向畏惧，竭力避免官府注意他们的财富，保持低姿态以不受贪官污吏的搜括。他们远离权力中心，只在必要的时候用行贿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地位和生财之道。数百年来，南方商贾阶层已习惯于这种处世原则。他们在沿海地区积极发展商业，满足于改善家族的经济状况。一旦家乡遇上灾荒，他们便背井离乡到新天地去继续这种生存方式。”转引自单纯：《试论海外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
我们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商业的发展和人们的商业精神的出现，是南方移民潮的社会温床，加上古代中国高超的航海技术，历史就难以阻止这一潮流的奔腾流泻了。
元末明初，南方战乱，各政权分立。朱元璋平灭张士诚和方国珍政权。二人的余部都是沿海居民，熟悉海上生活，大多数逃往海上，继续与明朝为敌，一再失败后散落于南洋各地；洪武年间，明朝又赐福建三十六姓百姓给琉球国；明中期以后，海盗和倭寇勾结反抗海禁政策，被击溃后不得不流落南洋，有国难回。海外华人华侨的队伍得到了壮大。
这样的情形在明末清初再次重演。明亡，南明残余势力与清朝周旋多年。永历帝被吴三桂追赶逃入缅甸，其余部宗族留居缅甸，后裔自称桂家，后来在当地开矿经商，颇有声望；张煌言与郑成功合兵攻南京失败，部队解散，大部分逃到了南洋各地；杨彦迪等人率几千人逃入越南，在当地垦田自立，因为，他们帮助越南的阮氏政权，他们建立的村社称为“明乡”，他们的后裔称为“明乡人”；清朝早年，内地也有许多人因为文化和心理上难以调适，不满满清统治移民他乡。比如朱舜水到日本向德川幕府借兵复明不成，定居日本水户藩，传授王阳明学说，形成了日本的水户学派。
鸦片战争后，移民潮达到高潮。不过近代的中国移民史不再像古代历史上那般洒脱、自由，而是充满了血泪控诉。中国移民，尤其是劳工，像猪猡一样被人拳打脚踢，被用曾经贩运奴隶的船只运载出海，去向前途未卜的海洋。西方列强的劳力需求助长了血泪移民的风潮。如英荷殖民者为了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兴办烟草业、橡胶农场，开掘锡矿、金矿，营建公路、码头，兴建商贸城镇，需要大量劳动力。由于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原住民当时还没有从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加之当地民众对殖民者的反抗情绪很大，英荷殖民地的经济只能就近从广大的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招募来大批契约劳工，即所谓“猪仔”。这些主要由中国破产农民构成的近代劳工到了殖民地后，承担了殖民地的建设重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既没有实现打工赚钱的出国目的，更是从此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其中一些幸运者从劳工中分离出来，成为当地的零售商贩，慢慢地发展成了现代华人华侨。
说华人华侨的海外生存史是一部血泪史，一点都不言过其实。早期移民最初漂洋过海所到的地方是想像中的荒蛮之地，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都十分陌生。他们既不被当地接受，而自己也常想聚财致富后就荣归故里。但是古代中国执行的是严格的敌视移民政策。如康熙1712年诏令：“……所去之人，皆在国外，将知情者同往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员，隐匿不报者，从重治罪。”清朝中前期的传统国策对人民移居国外不仅禁止，还用严刑峻法来强制执行。海外华侨在当时被视为“弃民”，甚至是“叛逆”，政府对他们的权益不但不加以维护和争取，而且对归国华侨还要加以制裁。同时移民所到的崭新环境，并非想像中的乐土；回家改善家族生活的钱财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聚敛的。几乎所有的华人华侨最后都不得不留居在了移入地。
这些无亲无故、缺少田产家舍的中国移民只能开始从事基础性的职业：苦力、农夫和佣人。这样的职业也比较容易使新移民避免与旧有社会结构产生冲突，减轻融入新社会的阻力。高强度的劳动常常使他们客死域外，亲朋好友与同伴们凄惨地助其尸骨还乡。早期移民当中的少数人能够在完成小额资本积累后，成为商贩。仅有成金字塔型的少数人继续前辈的生意，获取利润，发家致富。因为没有国籍，因为受到旧有社会结构的排斥，中国移民很少成为专业人士，极难跃升社会上流。前几代移民都是当地华人社会的垫脚石和铺路者。
值得欣慰的是，当今世界，海外华人华侨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多数人不仅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社会，而且事业有成。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不断增多，实力增强。还是以华人华侨集中的东南亚为例子。在早期的英荷种植园，一些有商贸意识或经验的中国移民逐渐演变成了英荷殖民公司、洋行与原住民间从事原材料收购和工业品销售的中间商。经过100年的惨淡经营，海外华人的主要经济活动便集中到了商贸方面。在印尼政府对华人经济各种限制的条件下，还出现了像李光前、林绍良、郭鹤年这样的“橡胶大王”“水泥大王”、“食糖大王”。在印度尼西亚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华族只占到600余万人，约为总人口的3%强。但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经济统计表明，印度尼西亚居全国控制地位的25个大商业集团中，有17个为华族所拥有。在泰国，华族人口大约占泰国总人口的约10%。但是泰国是一个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国家，华人与原住民的融入较少有文化上的障碍，而且华族进行经济活动的社会、文化环境较东南亚其他国家要好得多。在控制泰国经济的100个最富裕的商业家族中，大约90多个都是华人家族。而居泰国经济核心的曼谷，经济实力也主要由华人商贸家族控制。据一项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统计，华人拥有当时泰国商业和制造业资产的90%以及泰国银行资本的一半。
尽管处于绝对的人口劣势（新加坡除外）和并不如意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华侨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和顽强的精神生存并壮大起来，构成所在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这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不能不称之为奇迹。单纯：《试论海外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
海外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烙下了中国身影。唐人街、孔夫子、中餐厅、功夫都是显著的中国标志。现在亚、非、拉、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都有“唐人街”，虽然历经一二百年的沧桑，街区、建筑却依然保持着中国式雕梁画柱、红檐绿瓦的传统色彩和风格。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节日民俗，成为各地的旅游观光景点。比较著名的有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巴黎唐人街、悉尼唐人街和东京唐人街。像伦敦的唐人街位于伦敦市中心最繁华的爵禄街，与皇家公园、白金汉宫相邻。早在1880年，受聘于英国东印度的一些中国海员在东伦敦区聚居下来，形成一个小型华人社区。这就是伦敦最早的唐人街。随后华人不断进入，使唐人街规模不断扩大，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不断地发展，英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一些娱乐场所纷纷在爵禄街附近开业，也成为伦敦唐人街日后繁华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国华人以餐馆业起家，克勤克俭，把昔日名不见经传的街坊建设成为今日世界知名、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他们不仅在繁荣华人经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促进中英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苏振生：《世界著名的唐人街》，载于《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00年第10期。
海外华人华侨的行为和成绩是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最好的宣传。我们在感激早期移民的辛劳和奉献的同时，更要为他们坚守中华文化之根的精神所折服。为了在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异乡维系住中国人的特性，海外华人华侨非常重视中华文化的纽带作用，在侨居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合心同力、争取同声说话。同时，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增强了华侨华人的整体意识增强，使世界华人华侨联系更加紧密。也许这就是海外华人华侨成功的内在原因。
§§第七章 帝国噩梦，从裂痕到崩溃的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