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抑制下的蓬勃
郑和下西洋似乎成为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巅峰绝唱”。
在万顷波涛中乘风破浪的豪情和向四海开放的胸襟仿佛在转眼间就在中国社会消失了。郑和死后，中国再无远航盛举。朝廷的理由是简简单单的“劳民伤财”。之后，明朝和清朝前期厉行“海禁”。官方的海上经济行为仅仅停留在与东亚的琉球和东南亚各藩属之间的朝贡贸易。本着厚来薄往的原则，中国政府仅对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表示兴趣。虽然藩属国不一定这么想。各个海上藩属国都想方设法地增加朝贡贸易的机会，比如缩短朝贡时间间隔、扩展使团规模等等。但是相对中国而言，琉球等海上藩属国的经济规模实在太小。
失去官方支持和参与的海上贸易陷入了低谷。
但是海上民间经济的蓬勃发展是不可抑制的。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国民生产与商品经济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白银成为了普遍流通的货币，并且被体系内的各个贸易伙伴所接受。在长期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依赖性。如明朝对日本实行禁止贸易政策，日本政府就千方百计地吸引中国商贸的到来，除了加强从其他贸易伙伴手中间接获得中国商品外（如侵略并控制作为贸易中转地的琉球），还保护、规范来日贸易的中国私人船队。急需拓展市场的商品经济与政府僵化和社会保守的抑制作用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古代中国的海上经贸网络存在着政治与经济剥离的可能性。事实上，早在16世纪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对应，就存在着民间贸易（有学者称之为“帆船贸易”）。商人冒险出海贸易，甚至进行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民间的贸易在补充官方贸易的同时，还开拓了体系内部的各条航线，将地区体系内的各个成员初步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葡萄牙的到来，刺激了明清时期沉闷的东亚海上贸易。（葡萄牙和澳门将在下一章有详细论述。）葡萄牙在进入东亚及其之后，一直没有放弃与中国的外交接触。它“入乡随俗”，试图挤入朝贡贸易关系之中。中国历史上的官修史书一概将周边各国各民族与中原的友好往来事例记作“朝贡”。1667年到1670年葡萄牙派遣使团觐见康熙皇帝的重大事件也被中国方面视做朝贡。1670年，葡萄牙使团经过反复交涉后被护送到北京。沿途，传教士和使节煞费苦心地在使团的船只旗帜上书写“大西洋国朝贺使臣”，企图以此来区别于“朝贡”。可惜《大清会典事例》仍然将之写作“大西洋国入贡”。
使团此行的背景与清朝的迁海政策有关。为了防范郑成功反清势力，清朝政府大规模海禁，甚至连与澳门毗邻的香山县都在内迁之列。这严重影响了澳门这个依赖内地补给和贸易赢利的弹丸之地的生存。因此，澳门地方请求葡萄牙政府以国王的名义来请求康熙放松对澳门的禁令，重新开放贸易。使团对康熙小心翼翼地陈述了澳门的困境，后者只是简单地说明自己知道这些情况了。康熙最关心的是自己刚铲除鳌拜以后就“万邦来朝”的虚荣心满足，对葡萄牙国王大加赏赐。葡萄牙使节请求免除澳门海禁的目的却是没有下文了。海禁还在继续，澳门居民只能通过贿赂进行非法贸易。
两年后的1671年，葡萄牙人掌握了清王朝的心态，投其所好，进贡了一头狮子，以满足康熙帝“四方宾服”的心理。虽然贡物只有一只动物，但是康熙帝异常高兴，厚加赏赐，并带子亲临观看。朝野上下也纷纷赋诗作文歌颂朝廷，以表敬贺。这一次，清王朝网开一面，开放了澳门与广东的陆路贸易。依赖贸易生存的澳门终于得到了一线生机。
这样的一来一往，典型地反映了清王朝与葡萄牙的关注点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注意农业社会的安定环境和之中稳定、受人尊崇的生存状态。当时富有进取精神的葡萄牙人拉大了其中的政治与经济缝隙，为澳门的贸易赢得了可能。这在清朝的心目中却是双方“朝贡关系”的确立。
现在的研究表明，立足脚跟后的葡萄牙在澳门及东亚进行的是一种中转贸易。实际上，葡萄牙仅仅进行的是“搬运工”的作用，并没有从事生产，但是却获得了巨大了利润。这种转运贸易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贸易网络，一是货物。葡萄牙在澳门站住脚以后，利用了东亚国际体系中原有的贸易网络，建立了全新的自己控制的“海上帝国”。同时中国广大的经济腹地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为此提供了可靠的依托。如果渠道顺畅，源源不断的商品涌到澳门，再经过葡萄牙人的辛勤劳动输往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东亚国际体系的经济层面完全与政治剥离，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官方的海上贸易相平行的贸易网络。
海上经贸的剥离表现在民间贸易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在各条航线上都大受欢迎，需求渐增。因此，其中的贸易额惊人，在16世纪末期，果阿每年运往澳门的白银便达到了20万两。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作为澳门贸易支点的中国内地，商品生产因之而发达起来。以离澳门最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子。明朝中叶，明朝初期的自给性塘鱼生产发展为了商品性的塘鱼生产，并逐步形成了“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的桑基鱼塘模式。这种三角洲低洼地开放的集约方式的出现，是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养蚕植桑的极大发展。作为“丝绸之乡”的江南地区在明朝末期，手工业得以稳定发展，一方面是贸易促进的成果，同时也为中转贸易奠定了基础。葡萄牙人甚至按照特殊需要在中国定制货品，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进行制作，以适应葡萄牙贸易的需要。由此，澳门对中国自然经济的间接腐蚀作用可见一斑。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剥离现象还表现在葡萄牙与日本、琉球、东南亚等中国藩属集中地区的贸易活动。学术界公认贸易是维系中国与藩属关系的重要手段。非官方贸易的活跃使得各藩属轻易能获得中国商品，也能取得相当的利润，正式的海上朝贡贸易反而地位自动下降了。
正是在明清时期，东亚地区逐渐融入了国际市场。17世纪一艘典型的满载白银货物的葡萄牙商船从里斯本出发，在非洲和印度等地将之转化为当地货物到达澳门。他们从广州购入丝绸、茶叶等，再回到欧洲，从而可以获取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不仅是商人就是欧洲人，都不认为东亚仍然是脱离于国际市场之外的。与之相伴，文化、思想的交流，宗教的传播也渐渐展开。这时，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层面则在这样的形势下显得异常尴尬：民间的贸易与交流日益增长，但是东亚各国统治者却在维持着僵化封闭的国际体系。
值得说明的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政治与经济的剥离并不是完全的，政治仍然影响着贸易的进展。1670年葡萄牙的使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般的情形是，中国加强对官方贸易的重视，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澳门的贸易就得到发展；如果中国方面放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的进行，澳门的转口贸易就面临严重的竞争。张廷茂：《澳门海上贸易的历史作用》，载于《澳门研究》，澳门基金会，1998年。在相当的程度上，中国政府的闭关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合法的商人。本来应该由合法商人赚取的庞大利润却落入了葡萄牙商人的口袋。而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目的之一——重农抑商。即使在这样的执政思路和政府的抑制下，古代中国的海上文明依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繁盛庞大的规模。这实在令人费解。
我们的祖先衣衫褴褛，惨淡经营。他们的付出可能是古代中国海上文明奇迹形成的主因。
在万顷波涛中乘风破浪的豪情和向四海开放的胸襟仿佛在转眼间就在中国社会消失了。郑和死后，中国再无远航盛举。朝廷的理由是简简单单的“劳民伤财”。之后，明朝和清朝前期厉行“海禁”。官方的海上经济行为仅仅停留在与东亚的琉球和东南亚各藩属之间的朝贡贸易。本着厚来薄往的原则，中国政府仅对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表示兴趣。虽然藩属国不一定这么想。各个海上藩属国都想方设法地增加朝贡贸易的机会，比如缩短朝贡时间间隔、扩展使团规模等等。但是相对中国而言，琉球等海上藩属国的经济规模实在太小。
失去官方支持和参与的海上贸易陷入了低谷。
但是海上民间经济的蓬勃发展是不可抑制的。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国民生产与商品经济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白银成为了普遍流通的货币，并且被体系内的各个贸易伙伴所接受。在长期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依赖性。如明朝对日本实行禁止贸易政策，日本政府就千方百计地吸引中国商贸的到来，除了加强从其他贸易伙伴手中间接获得中国商品外（如侵略并控制作为贸易中转地的琉球），还保护、规范来日贸易的中国私人船队。急需拓展市场的商品经济与政府僵化和社会保守的抑制作用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古代中国的海上经贸网络存在着政治与经济剥离的可能性。事实上，早在16世纪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对应，就存在着民间贸易（有学者称之为“帆船贸易”）。商人冒险出海贸易，甚至进行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民间的贸易在补充官方贸易的同时，还开拓了体系内部的各条航线，将地区体系内的各个成员初步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葡萄牙的到来，刺激了明清时期沉闷的东亚海上贸易。（葡萄牙和澳门将在下一章有详细论述。）葡萄牙在进入东亚及其之后，一直没有放弃与中国的外交接触。它“入乡随俗”，试图挤入朝贡贸易关系之中。中国历史上的官修史书一概将周边各国各民族与中原的友好往来事例记作“朝贡”。1667年到1670年葡萄牙派遣使团觐见康熙皇帝的重大事件也被中国方面视做朝贡。1670年，葡萄牙使团经过反复交涉后被护送到北京。沿途，传教士和使节煞费苦心地在使团的船只旗帜上书写“大西洋国朝贺使臣”，企图以此来区别于“朝贡”。可惜《大清会典事例》仍然将之写作“大西洋国入贡”。
使团此行的背景与清朝的迁海政策有关。为了防范郑成功反清势力，清朝政府大规模海禁，甚至连与澳门毗邻的香山县都在内迁之列。这严重影响了澳门这个依赖内地补给和贸易赢利的弹丸之地的生存。因此，澳门地方请求葡萄牙政府以国王的名义来请求康熙放松对澳门的禁令，重新开放贸易。使团对康熙小心翼翼地陈述了澳门的困境，后者只是简单地说明自己知道这些情况了。康熙最关心的是自己刚铲除鳌拜以后就“万邦来朝”的虚荣心满足，对葡萄牙国王大加赏赐。葡萄牙使节请求免除澳门海禁的目的却是没有下文了。海禁还在继续，澳门居民只能通过贿赂进行非法贸易。
两年后的1671年，葡萄牙人掌握了清王朝的心态，投其所好，进贡了一头狮子，以满足康熙帝“四方宾服”的心理。虽然贡物只有一只动物，但是康熙帝异常高兴，厚加赏赐，并带子亲临观看。朝野上下也纷纷赋诗作文歌颂朝廷，以表敬贺。这一次，清王朝网开一面，开放了澳门与广东的陆路贸易。依赖贸易生存的澳门终于得到了一线生机。
这样的一来一往，典型地反映了清王朝与葡萄牙的关注点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注意农业社会的安定环境和之中稳定、受人尊崇的生存状态。当时富有进取精神的葡萄牙人拉大了其中的政治与经济缝隙，为澳门的贸易赢得了可能。这在清朝的心目中却是双方“朝贡关系”的确立。
现在的研究表明，立足脚跟后的葡萄牙在澳门及东亚进行的是一种中转贸易。实际上，葡萄牙仅仅进行的是“搬运工”的作用，并没有从事生产，但是却获得了巨大了利润。这种转运贸易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贸易网络，一是货物。葡萄牙在澳门站住脚以后，利用了东亚国际体系中原有的贸易网络，建立了全新的自己控制的“海上帝国”。同时中国广大的经济腹地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为此提供了可靠的依托。如果渠道顺畅，源源不断的商品涌到澳门，再经过葡萄牙人的辛勤劳动输往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东亚国际体系的经济层面完全与政治剥离，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官方的海上贸易相平行的贸易网络。
海上经贸的剥离表现在民间贸易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在各条航线上都大受欢迎，需求渐增。因此，其中的贸易额惊人，在16世纪末期，果阿每年运往澳门的白银便达到了20万两。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作为澳门贸易支点的中国内地，商品生产因之而发达起来。以离澳门最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子。明朝中叶，明朝初期的自给性塘鱼生产发展为了商品性的塘鱼生产，并逐步形成了“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的桑基鱼塘模式。这种三角洲低洼地开放的集约方式的出现，是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养蚕植桑的极大发展。作为“丝绸之乡”的江南地区在明朝末期，手工业得以稳定发展，一方面是贸易促进的成果，同时也为中转贸易奠定了基础。葡萄牙人甚至按照特殊需要在中国定制货品，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进行制作，以适应葡萄牙贸易的需要。由此，澳门对中国自然经济的间接腐蚀作用可见一斑。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剥离现象还表现在葡萄牙与日本、琉球、东南亚等中国藩属集中地区的贸易活动。学术界公认贸易是维系中国与藩属关系的重要手段。非官方贸易的活跃使得各藩属轻易能获得中国商品，也能取得相当的利润，正式的海上朝贡贸易反而地位自动下降了。
正是在明清时期，东亚地区逐渐融入了国际市场。17世纪一艘典型的满载白银货物的葡萄牙商船从里斯本出发，在非洲和印度等地将之转化为当地货物到达澳门。他们从广州购入丝绸、茶叶等，再回到欧洲，从而可以获取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不仅是商人就是欧洲人，都不认为东亚仍然是脱离于国际市场之外的。与之相伴，文化、思想的交流，宗教的传播也渐渐展开。这时，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层面则在这样的形势下显得异常尴尬：民间的贸易与交流日益增长，但是东亚各国统治者却在维持着僵化封闭的国际体系。
值得说明的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政治与经济的剥离并不是完全的，政治仍然影响着贸易的进展。1670年葡萄牙的使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般的情形是，中国加强对官方贸易的重视，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澳门的贸易就得到发展；如果中国方面放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的进行，澳门的转口贸易就面临严重的竞争。张廷茂：《澳门海上贸易的历史作用》，载于《澳门研究》，澳门基金会，1998年。在相当的程度上，中国政府的闭关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合法的商人。本来应该由合法商人赚取的庞大利润却落入了葡萄牙商人的口袋。而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目的之一——重农抑商。即使在这样的执政思路和政府的抑制下，古代中国的海上文明依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繁盛庞大的规模。这实在令人费解。
我们的祖先衣衫褴褛，惨淡经营。他们的付出可能是古代中国海上文明奇迹形成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