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郑和七下西洋
涉沧溟十万余里，
观夫海洋，
洪涛接天，巨浪如山，
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
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
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这段似诗一样的史实记载给我们描绘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丽景象，是明朝初年中国国势强盛和人们豪情挥洒的写照。郑和下西洋是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重大表现，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轰动事件。
明永乐时期，国家强盛统一，政治较为清明。政府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中，郑和奉朝廷之命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江、浙、闽、粤海岸南下复西行，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访问了亚非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永乐三年六月，郑和使团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海第一次下西洋。他们依次访问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苏门答腊、南浡里（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等国。船队在古里为船队建立了交通、贸易中心转运站，郑和在当地立碑纪念，碑文说：“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皓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这是郑和在国外建立最早的一块碑。两年零三个月后郑和返回南京。
第一次下西洋立即引起了轰动。政府第一次明确获得了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的一手资料，而随船队来华的各国使节也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朝廷令郑和马不停蹄二下西洋。当年郑和统舟师前往爪哇、满剌加（今马六甲）、锡兰山、古里、柯枝（今印度柯钦）、暹罗等国访问，永乐七年（1409年）七月返国，九月又前往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阿鲁（今苏门答腊岛日里河流域）、南浡里、锡兰、小葛兰（今印度柯钦南）、柯枝、甘巴里（今印度科因巴托尔）、阿拔巴丹（今印度阿默达巴德附近）、古里等国访问。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访问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南浡里、彭亨（今马来西亚）、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锡兰、加异勒（今印度卡异尔）、甘巴里、柯枝、古里沙里湾泥、溜山（今马尔代夫马累）、忽鲁漠斯（今伊朗阿巴丹附近）、剌撒（今也门木卡拉附近）、木骨都束（今肯尼亚摩加迪沙）、不剌哇、麻林迪（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比剌（今非洲爪达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库里岛）、孙剌等亚非国家。第四次下西洋直接开通了中非航路，将中非交往推向了高峰。中国驰骋大洋的雄壮场景和携带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向华派遣使团。一些国家甚至是国王、王后亲自前往。因此，郑和专门为了护送使团归国，而第五次、第六次下西洋，先后护送了忽鲁谟斯、阿丹、喃渤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甘巴里等30国次的使臣归国。
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宣宗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郑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分别在江苏刘家港和福建长乐太平港立石碑，记载六次出航的历程。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九日，船队从五虎门出洋，经占城、爪哇的苏鲁马益、苏门答腊、古里、竹夕（今索马里朱巴河），再向南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然后返航。这次远航因此也成为郑和出行最远的一次。当船队返回到印度西海岸古里附近时，郑和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古里逝世。王景弘继续率领船队返航，经苏门答腊、满刺加等地，于当年七月返回南京。
郑和船队规模巨大，装饰华丽，可算是古代中国对自己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大检阅（之后，古代中国骤然海禁，停止了远航，自然失去了这样的检阅机会）。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船舶分为五类：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其中宝船最大，“宝船63号，大船长44丈，阔18丈。”明代一尺约合今日0.311米，依此推算，则下西洋宝船船长约138米，宽约56米；最大排水量约14800吨，按一般浮船的使用经验，其载重量约为排水量的50%来计算的话，郑和宝船的载重量约在7000吨左右。这种巨型海船，莫说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即使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郑和船队的装备就证明了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的繁盛。
在郑和逝世100多年后，葡萄牙大航海时期的御用编年史官若昂·德·巴罗斯出版的《亚洲旬年史之三》就提及了郑和下西洋一事。
为保持其征服者之英名，华人在内陆东征西战。他们曾出师勃固王国。那里至今犹存的华人的手迹向我们叙述了他们的征战业绩。尚存硕大无比的金属钟及火铳。似乎他们使用火铳的历史较我们更为悠久。在勃固北部的阿瓦王国的遍达（Piand）与米兰都（Mirand）之间，尚存华人在那里兴建的一城市的遗址。不仅上述王国，正如前述，暹罗中包括的大大小小诸国，如位于勃固北部的梅里台（Meli-tay）、堡高（Baca）、茶兰瓦拉固（Chalamvaragu）及其他与其相临的内陆王国，或多或少地保存华人的宗教、华人的自然科技知识：他们将年分为12个阴历月份，在黄道图中使用12宫及天体运动的其他知识。
因为华人在其征讨之地，传播了他们的文化。这些被征服的王国，作为对中国的承认，从那时起直至现在，每隔三年，遣使中国，进呈礼物。贡使人数总在四人以上，因为抵达中国大皇帝、王爷所在地的路程遥远，候见及赏赐的时间又长，一两个恐有不测。即便免于病卒，出席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后，也有人入土。暴死者得隆重安葬，竖有灵位，上面书写死者姓名、何国贡使。此种种做法，不无为其王国树碑立传之意。但当他们从陆地或水路前来印度时，其行动必比希腊人、罗马人、迦太基人尤为小心谨慎。华人因征战他国，远离故土，竟然一度失去了自己的祖国，但无意重蹈覆辙。相反，看到他们在印度劳民伤财，与四邻兵戎相见且时有败北时，他们发觉自己的土地上有金有银，其他金属不一而足，自然财富如此丰富、百工技艺如此高超。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500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在这里，巴罗斯对朝贡贸易制度的描写，可能是西方文献中对这一东亚国际制度的最早涉及。他的描述基本上符合郑和下西洋前后的史实，印证了郑和盛举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也热衷于海外航行和发现，但是落在了中国人的后面。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并无争议。但是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却是众说纷纭，有踪迹建文说、宣扬国威说、耀兵异域说、贸易探异说、经营国际贸易说、朝贡贸易说等等，莫衷一是。从郑和七下西洋的使命和七次在海外展开的各项外交活动来看，这次盛举的目的是具有外交性的。卫太夷：《加赠郑和以“外交家”的桂冠》，载于《中国航海》2005年第2期。笔者认为明朝初建，郑和是遵命向外宣达新朝立场，联系邦交，目的是对外开放、和平友好、互利贸易。
从客观结果上看，郑和远航不仅达到了外交目的，其历史影响还远远超过了政治外交，深入到了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各个层面，对以后各个国家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郑和下西洋建立了庞大的亚非交通网。七下西洋，郑和打通了南洋通道，在亚、非洲之间开辟和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海上国际交通网。在广大的包括南洋群岛在内的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时更是在这一带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网。例如在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暹罗、满剌加、阿鲁、彭亨、急兰丹、真腊、新村、杜板等地之间以及在这些地区与中国之间都建立了航线。船队还绘制了与这些航线有关的《郑和航海图》，把各航线的航程方向、道途远近、罗盘针路、天文地理航海知识以及各航道港口的山川地势、浅滩暗礁记载无遗，从而成为沿途航行的重要航海手册。
其次，郑和在下西洋稳定了亚太和印度洋沿岸局势，扩展了朝贡体系。在郑和下西洋及其之后几年，航线周边地区保持了和平局势。郑和船队在完成外交和贸易的同时，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做了很多努力。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在永乐、宣德两朝，亚非海外远国纷纷来中国访问，以种种方式，表达了仰慕中华的诚意，印象所及，对提高明成祖和明宣宗的威望，对巩固明王朝的皇权统治，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亚非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自汉唐以迄宋元，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航海贸易已很发达，物产丰富的南洋诸岛诸国更是中外商旅的荟萃之地。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大规模并且有计划地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更把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郑和使团对亚非各国的生产经济、物质资源和人民生活状况等，都有详细的调查，为大规模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郑和使团与亚非各国进行贸易，既符合各国人民迫切要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愿望，又能与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誉，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宝船一到，倾国轰动，纷纷前往交易。此种盛况，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在郑和下西洋时，不仅各国政府从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就是普通百姓也多因此致富。
最后，郑和下西洋之旅也是文化传播之旅。中外互识增长。郑和在亚非各国进行访问时，“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宣传中华文明，对文化落后的地区与民族尽力帮助，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对文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民族，互相借鉴学习。在具体方面，郑和船队将相对精确的亚非地理，比较详细的中外物产情况准确、生动、完整地介绍给了中国人。《古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在亚非人民中留下了和平友好的深刻印象，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至今还流传着郑和航海的遗迹、故事和传说。比如印度尼西亚各地留下了诸如三保洞、三保庙、大铜钟遗迹、遗物，以及“三保公鱼”和“郑和与榴莲”等神话传说。印尼的华人和当地其他民族对郑和遗迹、遗物的钟爱与向往，逐渐形成了“郑和崇拜”，已经成为了当地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
总之，在15世纪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怎么评价郑和的远航都不为过。七下西洋的宏伟事业，不仅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创举，更是影响世界历史的事件。郑和航海不杀掠、不殖民、公平贸易，这一盛举既是对中国海洋文明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也是中国海洋文明掀起的汹涌波涛。
在郑和下西洋超过600年的今天，人们对它的兴趣依然不减。英国海军退休军官孟席斯曾出版《1421》一书，描述了郑和舰队比哥伦布早70年发现美洲的推测。国内也有律师宣称在上海发现一幅“郑和版世界地图”，标志有非洲和美洲轮廓，支持了孟席斯有关郑和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率先完成环球航行的观点。但是主流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观点和历史证据漏洞太多，不够严谨。笔者估计，我们要做好谨慎看待针对郑和下西洋盛举炒作的长期准备。
观夫海洋，
洪涛接天，巨浪如山，
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
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
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这段似诗一样的史实记载给我们描绘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丽景象，是明朝初年中国国势强盛和人们豪情挥洒的写照。郑和下西洋是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重大表现，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轰动事件。
明永乐时期，国家强盛统一，政治较为清明。政府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中，郑和奉朝廷之命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江、浙、闽、粤海岸南下复西行，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访问了亚非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永乐三年六月，郑和使团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海第一次下西洋。他们依次访问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苏门答腊、南浡里（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等国。船队在古里为船队建立了交通、贸易中心转运站，郑和在当地立碑纪念，碑文说：“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皓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这是郑和在国外建立最早的一块碑。两年零三个月后郑和返回南京。
第一次下西洋立即引起了轰动。政府第一次明确获得了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的一手资料，而随船队来华的各国使节也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朝廷令郑和马不停蹄二下西洋。当年郑和统舟师前往爪哇、满剌加（今马六甲）、锡兰山、古里、柯枝（今印度柯钦）、暹罗等国访问，永乐七年（1409年）七月返国，九月又前往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阿鲁（今苏门答腊岛日里河流域）、南浡里、锡兰、小葛兰（今印度柯钦南）、柯枝、甘巴里（今印度科因巴托尔）、阿拔巴丹（今印度阿默达巴德附近）、古里等国访问。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访问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南浡里、彭亨（今马来西亚）、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锡兰、加异勒（今印度卡异尔）、甘巴里、柯枝、古里沙里湾泥、溜山（今马尔代夫马累）、忽鲁漠斯（今伊朗阿巴丹附近）、剌撒（今也门木卡拉附近）、木骨都束（今肯尼亚摩加迪沙）、不剌哇、麻林迪（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比剌（今非洲爪达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库里岛）、孙剌等亚非国家。第四次下西洋直接开通了中非航路，将中非交往推向了高峰。中国驰骋大洋的雄壮场景和携带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向华派遣使团。一些国家甚至是国王、王后亲自前往。因此，郑和专门为了护送使团归国，而第五次、第六次下西洋，先后护送了忽鲁谟斯、阿丹、喃渤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甘巴里等30国次的使臣归国。
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宣宗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郑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分别在江苏刘家港和福建长乐太平港立石碑，记载六次出航的历程。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九日，船队从五虎门出洋，经占城、爪哇的苏鲁马益、苏门答腊、古里、竹夕（今索马里朱巴河），再向南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然后返航。这次远航因此也成为郑和出行最远的一次。当船队返回到印度西海岸古里附近时，郑和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古里逝世。王景弘继续率领船队返航，经苏门答腊、满刺加等地，于当年七月返回南京。
郑和船队规模巨大，装饰华丽，可算是古代中国对自己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大检阅（之后，古代中国骤然海禁，停止了远航，自然失去了这样的检阅机会）。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船舶分为五类：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其中宝船最大，“宝船63号，大船长44丈，阔18丈。”明代一尺约合今日0.311米，依此推算，则下西洋宝船船长约138米，宽约56米；最大排水量约14800吨，按一般浮船的使用经验，其载重量约为排水量的50%来计算的话，郑和宝船的载重量约在7000吨左右。这种巨型海船，莫说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即使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郑和船队的装备就证明了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的繁盛。
在郑和逝世100多年后，葡萄牙大航海时期的御用编年史官若昂·德·巴罗斯出版的《亚洲旬年史之三》就提及了郑和下西洋一事。
为保持其征服者之英名，华人在内陆东征西战。他们曾出师勃固王国。那里至今犹存的华人的手迹向我们叙述了他们的征战业绩。尚存硕大无比的金属钟及火铳。似乎他们使用火铳的历史较我们更为悠久。在勃固北部的阿瓦王国的遍达（Piand）与米兰都（Mirand）之间，尚存华人在那里兴建的一城市的遗址。不仅上述王国，正如前述，暹罗中包括的大大小小诸国，如位于勃固北部的梅里台（Meli-tay）、堡高（Baca）、茶兰瓦拉固（Chalamvaragu）及其他与其相临的内陆王国，或多或少地保存华人的宗教、华人的自然科技知识：他们将年分为12个阴历月份，在黄道图中使用12宫及天体运动的其他知识。
因为华人在其征讨之地，传播了他们的文化。这些被征服的王国，作为对中国的承认，从那时起直至现在，每隔三年，遣使中国，进呈礼物。贡使人数总在四人以上，因为抵达中国大皇帝、王爷所在地的路程遥远，候见及赏赐的时间又长，一两个恐有不测。即便免于病卒，出席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后，也有人入土。暴死者得隆重安葬，竖有灵位，上面书写死者姓名、何国贡使。此种种做法，不无为其王国树碑立传之意。但当他们从陆地或水路前来印度时，其行动必比希腊人、罗马人、迦太基人尤为小心谨慎。华人因征战他国，远离故土，竟然一度失去了自己的祖国，但无意重蹈覆辙。相反，看到他们在印度劳民伤财，与四邻兵戎相见且时有败北时，他们发觉自己的土地上有金有银，其他金属不一而足，自然财富如此丰富、百工技艺如此高超。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500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在这里，巴罗斯对朝贡贸易制度的描写，可能是西方文献中对这一东亚国际制度的最早涉及。他的描述基本上符合郑和下西洋前后的史实，印证了郑和盛举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也热衷于海外航行和发现，但是落在了中国人的后面。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并无争议。但是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却是众说纷纭，有踪迹建文说、宣扬国威说、耀兵异域说、贸易探异说、经营国际贸易说、朝贡贸易说等等，莫衷一是。从郑和七下西洋的使命和七次在海外展开的各项外交活动来看，这次盛举的目的是具有外交性的。卫太夷：《加赠郑和以“外交家”的桂冠》，载于《中国航海》2005年第2期。笔者认为明朝初建，郑和是遵命向外宣达新朝立场，联系邦交，目的是对外开放、和平友好、互利贸易。
从客观结果上看，郑和远航不仅达到了外交目的，其历史影响还远远超过了政治外交，深入到了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各个层面，对以后各个国家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郑和下西洋建立了庞大的亚非交通网。七下西洋，郑和打通了南洋通道，在亚、非洲之间开辟和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海上国际交通网。在广大的包括南洋群岛在内的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时更是在这一带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网。例如在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暹罗、满剌加、阿鲁、彭亨、急兰丹、真腊、新村、杜板等地之间以及在这些地区与中国之间都建立了航线。船队还绘制了与这些航线有关的《郑和航海图》，把各航线的航程方向、道途远近、罗盘针路、天文地理航海知识以及各航道港口的山川地势、浅滩暗礁记载无遗，从而成为沿途航行的重要航海手册。
其次，郑和在下西洋稳定了亚太和印度洋沿岸局势，扩展了朝贡体系。在郑和下西洋及其之后几年，航线周边地区保持了和平局势。郑和船队在完成外交和贸易的同时，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做了很多努力。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在永乐、宣德两朝，亚非海外远国纷纷来中国访问，以种种方式，表达了仰慕中华的诚意，印象所及，对提高明成祖和明宣宗的威望，对巩固明王朝的皇权统治，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亚非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自汉唐以迄宋元，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航海贸易已很发达，物产丰富的南洋诸岛诸国更是中外商旅的荟萃之地。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大规模并且有计划地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更把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郑和使团对亚非各国的生产经济、物质资源和人民生活状况等，都有详细的调查，为大规模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郑和使团与亚非各国进行贸易，既符合各国人民迫切要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愿望，又能与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誉，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宝船一到，倾国轰动，纷纷前往交易。此种盛况，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在郑和下西洋时，不仅各国政府从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就是普通百姓也多因此致富。
最后，郑和下西洋之旅也是文化传播之旅。中外互识增长。郑和在亚非各国进行访问时，“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宣传中华文明，对文化落后的地区与民族尽力帮助，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对文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民族，互相借鉴学习。在具体方面，郑和船队将相对精确的亚非地理，比较详细的中外物产情况准确、生动、完整地介绍给了中国人。《古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在亚非人民中留下了和平友好的深刻印象，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至今还流传着郑和航海的遗迹、故事和传说。比如印度尼西亚各地留下了诸如三保洞、三保庙、大铜钟遗迹、遗物，以及“三保公鱼”和“郑和与榴莲”等神话传说。印尼的华人和当地其他民族对郑和遗迹、遗物的钟爱与向往，逐渐形成了“郑和崇拜”，已经成为了当地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
总之，在15世纪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怎么评价郑和的远航都不为过。七下西洋的宏伟事业，不仅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创举，更是影响世界历史的事件。郑和航海不杀掠、不殖民、公平贸易，这一盛举既是对中国海洋文明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也是中国海洋文明掀起的汹涌波涛。
在郑和下西洋超过600年的今天，人们对它的兴趣依然不减。英国海军退休军官孟席斯曾出版《1421》一书，描述了郑和舰队比哥伦布早70年发现美洲的推测。国内也有律师宣称在上海发现一幅“郑和版世界地图”，标志有非洲和美洲轮廓，支持了孟席斯有关郑和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率先完成环球航行的观点。但是主流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观点和历史证据漏洞太多，不够严谨。笔者估计，我们要做好谨慎看待针对郑和下西洋盛举炒作的长期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