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日交往，东亚核心
一衣带水的中国与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国家。
这不仅是从国力上说的，更是从中日两国的关系对整个东亚国际体系的震动上来评判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一直游离于朝贡体系的边缘，有倾心向慕、全盘学习的友好交流时候，也有多次兵戎相见。唐时，日本的遣唐使密切两国关系，日本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从公元894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之后就是长期的倭寇问题，短暂的中日勘合贸易，日本入侵琉球，中日朝鲜战争等导致的长期中日政治冷淡。日本明治维新后，入侵朝鲜。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朝贡体系。
古代历史上，中日关系的波动究其原因是日本引起的。在整个东亚国际秩序中，日本怀有一股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1610年，德川幕府老中本多正纯，奉旨呈书明朝福建总督，原稿为：“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无不上书输宾。”见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夷诸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179页。转引自《琉球历史研究》。日本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引进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吸收与改造。它不仅学习中国的科技文化，更吸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华夷观念在日本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日本将自己置换到了“华”的地位，要求建立以日本独尊的国际体系。在日本营造以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时，朝鲜、琉球都曾经遭受日本侵略。
这种观念的差异在现代依然存在。具体到针对朝贡体系的看法时，中国和多数国家的学者选择“辐射同心圆”的结构观点。而日本学者却坚持“纺锤型”的结构观点。而纺锤的两头分别是中国与日本。
1.古代中国对日本的巨大影响
日本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与中国展开外交活动。中日关系最早可追溯到汉朝。当时日本小国林立。其中倭奴国的国王遣使入汉，愿为东汉臣藩。中国封其为“倭奴国王”。现代“汉倭奴国王印”的出土表明当时的汉朝影响已经波及日本九州。这可以看作是日本进入正在形成的华夷秩序的开始。南北朝时期，“倭国”、“倭人”常常遣使万里朝贡，贡献方物。中国继续以怀柔恩赏政策笼络日本。南朝宋孝武帝时，封“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梁武帝时，封“征东大将军”。
隋朝建立，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当时大和国推古天皇政府由圣德太子摄政。他派遣了大礼小野妹子赍国书及贡礼，于608年（大业三年）3月至隋都，向炀帝呈交国书、贡礼。日本的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天皇自称）致日没处天子（即隋炀帝）”的字句。隋炀帝读后很不高兴，斥之“蛮夷书有无礼者”。但是中国还是安顿了日本使团带来的留学生和僧侣。
隋朝并且派遣文林郎裴世清为使臣，率隋朝使团一行13人随小野妹子赴日。裴世清晋见了日本天皇，献上了文物及国书，并奉隋炀帝之命责难之。天皇不得不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闻礼仪……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中国使臣递交的国书在日本的《日本书记》太籍中被保存下来，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
小野妹子和裴世清在之后的史籍中都不见记载。但是他们却是中日两国第一次友好互访的当事人。
唐代，中国真正对日本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煌煌大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巅峰，成为了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处在以氏族制与部民制为基本形态的奴隶制社会末期的日本，急于寻求国家出路，在唐代不断派遣使团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遣唐使的派遣本意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但对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文化层面。
从630年第一次遣使到894年的264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12批。日本国内非常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使团组成既包括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也有主神、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各行工匠，还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随行。使团规模不断扩大，从初期的200余人增至后来的500余人，船只从2艘增至4艘。
使团成员在中国交流广阔，学习欲强。尤其是留学生和僧人们，在中国遍访名胜古迹，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书籍、图画、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书法、建筑、绘画、雕刻等科技。许多人长期留学中国，比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等，与唐朝名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
当时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入唐僧人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这些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
相对的，也有大批的唐朝人前往日本。一些唐朝使臣由于航行艰险，便居留归化日本。如唐人沈惟岳、袁晋卿等，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有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
鉴真一行六渡日本成功后，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欢迎。鉴真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戒；为80余僧舍旧戒授新戒。自是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同时鉴真及其弟子多才多艺，全方位地向日本人传授唐朝先进的文化与科技。在营造、塑像、壁画等方面，鉴真与弟子采用唐代最先进的工艺，为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增添了异彩。如唐招提寺建筑群，即为鉴真及其弟子留下的杰作，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鉴真与弟子大都擅长书法，去日时携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影响所及，至今日本人民犹热爱中国书法艺术不衰；鉴真对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贡献，是医药学知识的传授，鉴真因此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
鉴真去世前，弟子们还采用干漆夹纻这一最新技艺，为他制作了一座写真坐像。至今仍为日本国宝。
645年6月12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时，于朝中杀死排斥改革的外戚苏我入鹿，其父虾夷翌日自杀。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政变后，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常年留居中国的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
12日这一天可以被看作是唐朝对日本影响的总爆发。这场被称为“大化改新”的政变之后，留唐精英建立的新政府以唐代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646年元月开始陆续对日本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废止私有土地、部民，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部民，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封；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京都周围地带），地方分国、郡、里；整备军事、交通制度；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模仿唐租庸调制编制户籍、计帐（规定赋役的登记），行班田收授之法，统定班给人民土地和应负租赋的数额；废旧贡纳制，实行租庸调的新税法及向皇室献纳仕丁（夫役）、采女（宫女）的制度。
新政府从653年起，16年中派6次遣唐使，学习盛唐文化和封建生产方式。668年，中大兄即位为天智天皇，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701年日本编成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最后完成以唐为楷模的天皇制国家。这一次改新最终使日本迈入了封建社会的门槛。就国际关系而言，当时日本积极介入华夷秩序。
公元894年，因派遣唐使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日本方面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200年的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一方面，日本财政窘迫，国家居危，统治者们思想消极、保守封闭；一方面唐朝已经进入衰败期，昌盛不再。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期间北宋曾主动要求恢复官方往来，但没有得到日本响应。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表达了与中国交往的兴趣，可惜南宋王朝此时内忧外患，无力响应。蒙古初兴之时，日本还成功地抵御了蒙古大军两次大举征伐。
到了明初，中日关系又开始了重建朝贡体系的外交接触。自唐朝末年以来数百年间，日本游离朝贡体系外。但是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明内容和发展程度几乎与中国相同。缺少日本的参与，东亚的国际体系是不完整的。
明初朱元璋要求日本称臣入贡，遭到了日本拒绝。日本怀良亲王尖锐抨击道：“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明史》卷三百二十二）1403年，朱棣即位改元后，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却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日本大力吹捧朱棣，表示愿意接受大统历，奉大明正朔。在朝贡框架中，中日进行了勘合贸易。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舟，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实际上日本商船队常随贡使汹涌而来。随着日本战国纷争，来华商人、武士、海盗等在嘉靖年间酿成了倭患。
倭寇困扰中日关系很久，导致了中日关系降到低谷。日本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控制琉球，对华间接贸易的途径。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大肆劫掠后，开始了琉球附庸于日本的“一国两属”情况。日琉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在：日本强迫琉球派遣人质与使节；设立“在番奉行”于那霸，监督琉球的内政、外交和贸易，定期向萨摩呈报外国船只往来琉球始末；割占琉球北方领土。但是琉球依然拥有自己的专权、王室、政治体制。该国依旧使用中国年号，奉行中国正朔，保持中琉朝贡关系。
日本征伐琉球最主要的目的是当时中日关系断裂，日本难以从朝贡贸易获得利益。而日本对中国文化、物质的需求是切实存在的，所以就采取了控制琉球、盘剥中琉贸易的措施，以间接达到目的。现在学界公认萨摩侵琉主要原因是觊觎琉球的贸易财富和贸易地位，希望从中琉贸易中获利。为了控制中琉贸易的巨大利润，萨摩继续认同琉球与明朝的臣从关系，维持中琉之间的贸易，千方百计盘剥压榨琉球。
琉球购买的中国商品，被迫只能在鹿儿岛与日本贸易；琉球的特产也只能出售到萨摩；萨摩利用琉球国家新破，财政困难，藩镇和萨摩商人出资本，利用琉球进行“傀儡贸易”。琉球长时间要依靠萨摩资本进行中转贸易，为日本做嫁衣裳。
中琉关系与日琉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琉球虽属中国藩属，但中国并未干涉琉球内政一丝一毫。而日本还出于盘剥中转贸易利益的目的，刻意隐瞒其压迫琉球的事实。1875年8月5日，琉球王尚泰致书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说：“（琉球）从属皇国管辖之地鹿儿岛（明治维新前的萨摩藩）之事，以往对中国隐匿，恳请对中国说明。”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18页。转引自《琉球历史研究》第160页。当初，中国使团来到琉球之时，日本隐藏琉球的日船于固定隐秘港口，节制活动，只参加册封之礼。但中国使臣遭遇身材、衣冠有异于琉球人的“在番奉行”，起了疑心。之后，日本完全避免了与中国使团的照面。
2.古代中日战争
中日两国的最早战争因朝鲜而起。朝鲜半岛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历史上一再引发中日战争。朝鲜三国时期，日本就借机将势力伸展到半岛南部，建立殖民地。到了唐代，中日两国分别支持新罗和百济，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公元655年，百济与高句丽各自从西、北两个方向攻打新罗。唐朝应新罗要求派大军救援，一举灭亡了百济。日本齐明女皇亲征救援，于661年7月死于九州的大本营。救援一事暂时搁浅。663年8月27日，唐军终于与日军在白村江口发生遭遇战。
当日，日本援军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另有百济精骑和新罗骁骑助战。新罗军小胜。第二天，日本联军依仗兵力优势，以集团冲锋的战术进打大唐中军。唐军左右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逃亡溺死多人，船队为之难以前行。《旧唐书·刘仁轨传》载：“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日本惨败，势力迅速缩回国内。认识到了中日实力的巨大差异后，日本将政治重心转为内政，同时加大派遣遣唐使，向唐朝学习。可以说，这一战推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确立。
中日第二战是倭寇之患。明正统年以后，政治腐败，海防松驰，倭寇大起。一些倭寇势力甚至深入南京、扬州等富庶地区，严重威胁中国社会发展。戚继光等爱国将领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中屡建战功，终于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1555年戚继光调到浙江抗倭，召募义乌等地的农民和矿工3000人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戚家军军纪严明，战法实际，战斗力很强，屡建奇功。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福建告急。戚继光等率军入闽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牛田登地，乘胜追击，日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同时，刘灦、俞大猷等也屡败倭寇。1564年戚继光与倭寇万余在仙游城下决战。倭寇大败。戚、俞二人基本肃清了福建倭寇。随后，俞大猷率军平定广东境内倭患。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
不到30年后，日本战国局面结束。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建立幕府。日本新兴的大名和武士们，随即将战刀指向了朝鲜和中国。1592年4月12日，侵朝日军20万横渡对马海峡，于翌日清晨登陆釜山，发动了战争。承平日久的朝鲜武备松懈，长年耽于党争，根本无力抵抗强悍的日军。仅仅两个月，朝鲜三都失守，八方瓦解。宣祖北逃义州，向明朝求救。
当时的明朝已经呈现出王朝末路的迹象。但唇亡齿寒的紧迫威胁和早期入朝明军被歼灭的事实迫使明朝派遣大批配备先进火器的正规军。明军入朝使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不仅未能扩大战果，还被压缩回了釜山防御圈。1593年5月，双方开始和谈。
然而，丰臣秀吉将和谈作为缓兵之计，重整军备，并故意造成谈判破裂。1597年，战争再次爆发。日军与中朝军队在半岛南部相持。在关键时刻，朝鲜起用名将李舜臣，重组海军，取得了海战胜利。拥有制海权的中朝军队开始了猛烈的战略反攻，迫使日军苦力支撑。丰臣秀吉病逝后主持大局的摄政会对前线官兵封锁消息，并以秀吉名义命令撤兵。至此，为时七年、耗资巨大、损失惨重的中日朝鲜战争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从物质层面来看，七年朝鲜战争没有胜利者。作为战场的朝鲜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丰臣政权因为战败而迅速垮台；原本矛盾重重的明朝在战争中消耗了剩余的军力财力，加剧了国内矛盾。从世界历史层面来看，这次战争重新确定了中国在朝贡体系中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日本再次被排斥在东亚国际体系的边缘。不久清代明立，中日再未恢复稳定的朝贡关系。
历史上的日本，一再挑战朝贡体系，爆发中日战争。但是因为实力和道义的巨大差异，日本一再失败。客观上，中日历史战争一再强化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日本始终成为古代东亚的“另类”。
§§第六章 海上中国，被人严重忽视的东方文明
这不仅是从国力上说的，更是从中日两国的关系对整个东亚国际体系的震动上来评判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一直游离于朝贡体系的边缘，有倾心向慕、全盘学习的友好交流时候，也有多次兵戎相见。唐时，日本的遣唐使密切两国关系，日本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从公元894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之后就是长期的倭寇问题，短暂的中日勘合贸易，日本入侵琉球，中日朝鲜战争等导致的长期中日政治冷淡。日本明治维新后，入侵朝鲜。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朝贡体系。
古代历史上，中日关系的波动究其原因是日本引起的。在整个东亚国际秩序中，日本怀有一股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1610年，德川幕府老中本多正纯，奉旨呈书明朝福建总督，原稿为：“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无不上书输宾。”见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夷诸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179页。转引自《琉球历史研究》。日本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引进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吸收与改造。它不仅学习中国的科技文化，更吸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华夷观念在日本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日本将自己置换到了“华”的地位，要求建立以日本独尊的国际体系。在日本营造以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时，朝鲜、琉球都曾经遭受日本侵略。
这种观念的差异在现代依然存在。具体到针对朝贡体系的看法时，中国和多数国家的学者选择“辐射同心圆”的结构观点。而日本学者却坚持“纺锤型”的结构观点。而纺锤的两头分别是中国与日本。
1.古代中国对日本的巨大影响
日本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与中国展开外交活动。中日关系最早可追溯到汉朝。当时日本小国林立。其中倭奴国的国王遣使入汉，愿为东汉臣藩。中国封其为“倭奴国王”。现代“汉倭奴国王印”的出土表明当时的汉朝影响已经波及日本九州。这可以看作是日本进入正在形成的华夷秩序的开始。南北朝时期，“倭国”、“倭人”常常遣使万里朝贡，贡献方物。中国继续以怀柔恩赏政策笼络日本。南朝宋孝武帝时，封“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梁武帝时，封“征东大将军”。
隋朝建立，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当时大和国推古天皇政府由圣德太子摄政。他派遣了大礼小野妹子赍国书及贡礼，于608年（大业三年）3月至隋都，向炀帝呈交国书、贡礼。日本的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天皇自称）致日没处天子（即隋炀帝）”的字句。隋炀帝读后很不高兴，斥之“蛮夷书有无礼者”。但是中国还是安顿了日本使团带来的留学生和僧侣。
隋朝并且派遣文林郎裴世清为使臣，率隋朝使团一行13人随小野妹子赴日。裴世清晋见了日本天皇，献上了文物及国书，并奉隋炀帝之命责难之。天皇不得不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闻礼仪……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中国使臣递交的国书在日本的《日本书记》太籍中被保存下来，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
小野妹子和裴世清在之后的史籍中都不见记载。但是他们却是中日两国第一次友好互访的当事人。
唐代，中国真正对日本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煌煌大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巅峰，成为了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处在以氏族制与部民制为基本形态的奴隶制社会末期的日本，急于寻求国家出路，在唐代不断派遣使团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遣唐使的派遣本意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但对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文化层面。
从630年第一次遣使到894年的264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12批。日本国内非常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使团组成既包括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也有主神、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各行工匠，还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随行。使团规模不断扩大，从初期的200余人增至后来的500余人，船只从2艘增至4艘。
使团成员在中国交流广阔，学习欲强。尤其是留学生和僧人们，在中国遍访名胜古迹，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书籍、图画、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书法、建筑、绘画、雕刻等科技。许多人长期留学中国，比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等，与唐朝名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
当时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入唐僧人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这些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
相对的，也有大批的唐朝人前往日本。一些唐朝使臣由于航行艰险，便居留归化日本。如唐人沈惟岳、袁晋卿等，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有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
鉴真一行六渡日本成功后，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欢迎。鉴真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戒；为80余僧舍旧戒授新戒。自是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同时鉴真及其弟子多才多艺，全方位地向日本人传授唐朝先进的文化与科技。在营造、塑像、壁画等方面，鉴真与弟子采用唐代最先进的工艺，为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增添了异彩。如唐招提寺建筑群，即为鉴真及其弟子留下的杰作，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鉴真与弟子大都擅长书法，去日时携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影响所及，至今日本人民犹热爱中国书法艺术不衰；鉴真对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贡献，是医药学知识的传授，鉴真因此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
鉴真去世前，弟子们还采用干漆夹纻这一最新技艺，为他制作了一座写真坐像。至今仍为日本国宝。
645年6月12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时，于朝中杀死排斥改革的外戚苏我入鹿，其父虾夷翌日自杀。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政变后，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常年留居中国的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
12日这一天可以被看作是唐朝对日本影响的总爆发。这场被称为“大化改新”的政变之后，留唐精英建立的新政府以唐代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646年元月开始陆续对日本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废止私有土地、部民，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部民，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封；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京都周围地带），地方分国、郡、里；整备军事、交通制度；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模仿唐租庸调制编制户籍、计帐（规定赋役的登记），行班田收授之法，统定班给人民土地和应负租赋的数额；废旧贡纳制，实行租庸调的新税法及向皇室献纳仕丁（夫役）、采女（宫女）的制度。
新政府从653年起，16年中派6次遣唐使，学习盛唐文化和封建生产方式。668年，中大兄即位为天智天皇，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701年日本编成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最后完成以唐为楷模的天皇制国家。这一次改新最终使日本迈入了封建社会的门槛。就国际关系而言，当时日本积极介入华夷秩序。
公元894年，因派遣唐使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日本方面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200年的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一方面，日本财政窘迫，国家居危，统治者们思想消极、保守封闭；一方面唐朝已经进入衰败期，昌盛不再。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期间北宋曾主动要求恢复官方往来，但没有得到日本响应。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表达了与中国交往的兴趣，可惜南宋王朝此时内忧外患，无力响应。蒙古初兴之时，日本还成功地抵御了蒙古大军两次大举征伐。
到了明初，中日关系又开始了重建朝贡体系的外交接触。自唐朝末年以来数百年间，日本游离朝贡体系外。但是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明内容和发展程度几乎与中国相同。缺少日本的参与，东亚的国际体系是不完整的。
明初朱元璋要求日本称臣入贡，遭到了日本拒绝。日本怀良亲王尖锐抨击道：“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明史》卷三百二十二）1403年，朱棣即位改元后，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却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日本大力吹捧朱棣，表示愿意接受大统历，奉大明正朔。在朝贡框架中，中日进行了勘合贸易。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舟，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实际上日本商船队常随贡使汹涌而来。随着日本战国纷争，来华商人、武士、海盗等在嘉靖年间酿成了倭患。
倭寇困扰中日关系很久，导致了中日关系降到低谷。日本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控制琉球，对华间接贸易的途径。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大肆劫掠后，开始了琉球附庸于日本的“一国两属”情况。日琉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在：日本强迫琉球派遣人质与使节；设立“在番奉行”于那霸，监督琉球的内政、外交和贸易，定期向萨摩呈报外国船只往来琉球始末；割占琉球北方领土。但是琉球依然拥有自己的专权、王室、政治体制。该国依旧使用中国年号，奉行中国正朔，保持中琉朝贡关系。
日本征伐琉球最主要的目的是当时中日关系断裂，日本难以从朝贡贸易获得利益。而日本对中国文化、物质的需求是切实存在的，所以就采取了控制琉球、盘剥中琉贸易的措施，以间接达到目的。现在学界公认萨摩侵琉主要原因是觊觎琉球的贸易财富和贸易地位，希望从中琉贸易中获利。为了控制中琉贸易的巨大利润，萨摩继续认同琉球与明朝的臣从关系，维持中琉之间的贸易，千方百计盘剥压榨琉球。
琉球购买的中国商品，被迫只能在鹿儿岛与日本贸易；琉球的特产也只能出售到萨摩；萨摩利用琉球国家新破，财政困难，藩镇和萨摩商人出资本，利用琉球进行“傀儡贸易”。琉球长时间要依靠萨摩资本进行中转贸易，为日本做嫁衣裳。
中琉关系与日琉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琉球虽属中国藩属，但中国并未干涉琉球内政一丝一毫。而日本还出于盘剥中转贸易利益的目的，刻意隐瞒其压迫琉球的事实。1875年8月5日，琉球王尚泰致书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说：“（琉球）从属皇国管辖之地鹿儿岛（明治维新前的萨摩藩）之事，以往对中国隐匿，恳请对中国说明。”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18页。转引自《琉球历史研究》第160页。当初，中国使团来到琉球之时，日本隐藏琉球的日船于固定隐秘港口，节制活动，只参加册封之礼。但中国使臣遭遇身材、衣冠有异于琉球人的“在番奉行”，起了疑心。之后，日本完全避免了与中国使团的照面。
2.古代中日战争
中日两国的最早战争因朝鲜而起。朝鲜半岛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历史上一再引发中日战争。朝鲜三国时期，日本就借机将势力伸展到半岛南部，建立殖民地。到了唐代，中日两国分别支持新罗和百济，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公元655年，百济与高句丽各自从西、北两个方向攻打新罗。唐朝应新罗要求派大军救援，一举灭亡了百济。日本齐明女皇亲征救援，于661年7月死于九州的大本营。救援一事暂时搁浅。663年8月27日，唐军终于与日军在白村江口发生遭遇战。
当日，日本援军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另有百济精骑和新罗骁骑助战。新罗军小胜。第二天，日本联军依仗兵力优势，以集团冲锋的战术进打大唐中军。唐军左右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逃亡溺死多人，船队为之难以前行。《旧唐书·刘仁轨传》载：“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日本惨败，势力迅速缩回国内。认识到了中日实力的巨大差异后，日本将政治重心转为内政，同时加大派遣遣唐使，向唐朝学习。可以说，这一战推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确立。
中日第二战是倭寇之患。明正统年以后，政治腐败，海防松驰，倭寇大起。一些倭寇势力甚至深入南京、扬州等富庶地区，严重威胁中国社会发展。戚继光等爱国将领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中屡建战功，终于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1555年戚继光调到浙江抗倭，召募义乌等地的农民和矿工3000人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戚家军军纪严明，战法实际，战斗力很强，屡建奇功。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福建告急。戚继光等率军入闽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牛田登地，乘胜追击，日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同时，刘灦、俞大猷等也屡败倭寇。1564年戚继光与倭寇万余在仙游城下决战。倭寇大败。戚、俞二人基本肃清了福建倭寇。随后，俞大猷率军平定广东境内倭患。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
不到30年后，日本战国局面结束。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建立幕府。日本新兴的大名和武士们，随即将战刀指向了朝鲜和中国。1592年4月12日，侵朝日军20万横渡对马海峡，于翌日清晨登陆釜山，发动了战争。承平日久的朝鲜武备松懈，长年耽于党争，根本无力抵抗强悍的日军。仅仅两个月，朝鲜三都失守，八方瓦解。宣祖北逃义州，向明朝求救。
当时的明朝已经呈现出王朝末路的迹象。但唇亡齿寒的紧迫威胁和早期入朝明军被歼灭的事实迫使明朝派遣大批配备先进火器的正规军。明军入朝使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不仅未能扩大战果，还被压缩回了釜山防御圈。1593年5月，双方开始和谈。
然而，丰臣秀吉将和谈作为缓兵之计，重整军备，并故意造成谈判破裂。1597年，战争再次爆发。日军与中朝军队在半岛南部相持。在关键时刻，朝鲜起用名将李舜臣，重组海军，取得了海战胜利。拥有制海权的中朝军队开始了猛烈的战略反攻，迫使日军苦力支撑。丰臣秀吉病逝后主持大局的摄政会对前线官兵封锁消息，并以秀吉名义命令撤兵。至此，为时七年、耗资巨大、损失惨重的中日朝鲜战争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从物质层面来看，七年朝鲜战争没有胜利者。作为战场的朝鲜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丰臣政权因为战败而迅速垮台；原本矛盾重重的明朝在战争中消耗了剩余的军力财力，加剧了国内矛盾。从世界历史层面来看，这次战争重新确定了中国在朝贡体系中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日本再次被排斥在东亚国际体系的边缘。不久清代明立，中日再未恢复稳定的朝贡关系。
历史上的日本，一再挑战朝贡体系，爆发中日战争。但是因为实力和道义的巨大差异，日本一再失败。客观上，中日历史战争一再强化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日本始终成为古代东亚的“另类”。
§§第六章 海上中国，被人严重忽视的东方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