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
中国是东亚大国，长期以来在本地区处于国力和文明的优势地位。古代中央王朝对世界的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发生地是东亚地区。中国长期营造了牢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刚逝世的何芳川先生冠之以“华夷秩序”的名称。他发表在北大学报上的《“华夷秩序”论》一文纵横古今，将中国营造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梳理得异常清晰，并做出了至今依然难以超越，已然成为“公理”的基本判断。
秦的统一为国际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汉代的强盛在中华与四邻之间开始发展起了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雏形。盛唐雄强一时，文明璀璨辉煌，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东亚国际秩序正式形成。在文昌国弱的宋代，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东亚古代国际秩序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内容上都达到了顶峰。此后国运衰微，加上列强入侵，东亚地区原有的国际秩序逐渐崩溃。当八国联军的铁骑踏进紫禁城的时候，华夷秩序正式寿终正寝。
前面的讨论我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世界观。对世界的看法决定了一国的对外行为，进而产生世界影响。世界观决定外交，决定国际秩序。那么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呢？
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可以用“天下观念”来概括。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至今，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依然用“天下”一词代指中国人视野中的全世界。中国人所规划的“天下”，中国居天下之中，为一国独尊，四周为蛮夷之人，未施王化。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天下大一统，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帝国和天生的圣人——皇帝。皇帝和天朝上国应施王化于蛮夷，追求一统华夷。这是一个以中国代世界，相对封闭愚昧的世界观，统治中国人头脑的历史比王朝的历史都要漫长。
天下观念起源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诸族同周边的其他族体之间存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面对这些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华夏诸族自信于自身的发展程度与优势，坚持夷夏大防，同时希望以夏变夷，将华夏族的优势辐射向周边，实现天下大同。之后，华夏诸族与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相对于周边民族的各方面优势一直保持到了近代，天下观念与“一统华夷”的愿望也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之中。
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现实为天下观念的强化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开始统治中国人的思想2000多年。改造后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将天下观念与“天”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思想里的“天”是封建统治者权力的来源，是世间道德的仲裁者，是至高无上的神灵，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所在。“天”强大到了排挤宗教、道德、文化和政治在社会上存在空间的地步。中国因此一直没有出现西方近代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思想解放。“天下观念”从“天”的概念里演化而来，也被后者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和备受尊崇的儒家思想确保了天下观念的实践。
原始状态的“华夷分野”观念，是在上古时期华夏诸族与其他民族不断对立、冲突但又存在交流的情况下提出的。和许多正在形成的民族一样，当时的华夏族要维护自身血统纯净，强化民族意识，达到“夷不谋华，夷不乱夏”。这是无可厚非的。在取得了对于周边民族的绝对发展优势后，中华民族并未作茧自缚、消极保守，而是源源不断地向四周传播自身的先进文明，有的朝代还强调“天下一家”、“中外一体”的统治思想。“天下观念”难免有一些由于文明先进而带来的优越感与偏见，但绝不包含近代资本主义那种系统的种族歧视思想。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农业社会的物质现实为“天下观念”深入人心提供了客观基础。农业社会的居民最为关注的就是农业生活的安定环境问题，希望风调雨顺，更希望社会安定，没有外患。它必然导致对一种统一安宁的社会秩序的呼唤。同时，儒家思想本身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就要为这一社会服务。所以，中国人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国农业社会的需要和现实紧密相连的。中央王朝营造国际秩序的目的是为中国的农业社会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环境。这是农业生产对环境稳定性的自然追求使然。黄枝连先生的“天朝礼治体系”认为“是内部施行礼治体系的小农国家在外事活动上的一种宏观取向”；何芳川先生也认为农业社会对稳定的需求深刻地反映在了“华夷秩序”上，农业文明是这一国际秩序的基础。
无论是在普通百姓，还是在统治者脑海中，天下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朱元璋是从社会最底层跃升为最高统治者的例子。他做流民的时候，没有接受过教育，更没有人向他教导灌输天下观念。但是他的建元告示就明确宣布：“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无政不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不庭……奠安华夏，复我国之旧疆。朕为臣民爱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琉球，在中国东南，远处海外，未及告之。”（《明实录》卷71）可见传统世界观的社会扩散是潜移默化的。即使是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乐于接受天下观念。满清王朝在维持大一统国内政治的同时牢固继承了天下观念和一统华夷的外交思想。但是它面临着如何处理自己“夷”的地位的尴尬问题。康熙皇帝就巧妙运用政治思想中的“天命转移”和天下大同思想，将自己置换到中央核心地位。康熙皇帝通晓满文，坚持满族统治，但这并不妨碍他全盘接受汉族世界观，营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的东亚国际秩序。
天下观念中的“华夷之辨”，“夷夏大防”和“一统华夷”的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历代中央王朝都试图在“天下”营造华夷一统的国际秩序：建立中华王朝的绝对国际权威，以国内政治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礼为国际交往原则，以儒家思想教化万邦，一统华夷。“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就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在实践中，历史开了个“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玩笑。出于安全环境的考虑，历史上中国将对外关系的营造重心放在了疆域的北方和西北地区。北部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秦汉有匈奴，隋唐有突厥，宋后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相继称霸北方。虽然中华帝国向西北推行华夷秩序一度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蒙古高原、西北、中亚贫瘠绝远，游牧军队强悍，加上安息帝国、阿拉伯帝国也与中华帝国在此竞争，恒逻斯一战，唐军高仙芝部被阿拉伯军击溃。中国势力从此退出中亚向东收缩。此后，除了元朝，历代中央王朝都对西北采取守势或攻势防御战略。中国在北方和西北地区一直没有营造出稳定的国际秩序。在东南方，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影响稳步增长，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渐建立。
尽管曾经出现过像丝绸之路等少数时期的局部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一国际秩序的主要部分和重点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古代的多数双边外交活动也集中在这些地区。笔者将这一国际秩序称为“朝贡秩序”。古代东亚的外交风云就是在朝贡秩序营造的“朝贡体系”内展开的。
秦的统一为国际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汉代的强盛在中华与四邻之间开始发展起了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雏形。盛唐雄强一时，文明璀璨辉煌，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东亚国际秩序正式形成。在文昌国弱的宋代，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东亚古代国际秩序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内容上都达到了顶峰。此后国运衰微，加上列强入侵，东亚地区原有的国际秩序逐渐崩溃。当八国联军的铁骑踏进紫禁城的时候，华夷秩序正式寿终正寝。
前面的讨论我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世界观。对世界的看法决定了一国的对外行为，进而产生世界影响。世界观决定外交，决定国际秩序。那么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呢？
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可以用“天下观念”来概括。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至今，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依然用“天下”一词代指中国人视野中的全世界。中国人所规划的“天下”，中国居天下之中，为一国独尊，四周为蛮夷之人，未施王化。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天下大一统，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帝国和天生的圣人——皇帝。皇帝和天朝上国应施王化于蛮夷，追求一统华夷。这是一个以中国代世界，相对封闭愚昧的世界观，统治中国人头脑的历史比王朝的历史都要漫长。
天下观念起源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诸族同周边的其他族体之间存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面对这些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华夏诸族自信于自身的发展程度与优势，坚持夷夏大防，同时希望以夏变夷，将华夏族的优势辐射向周边，实现天下大同。之后，华夏诸族与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相对于周边民族的各方面优势一直保持到了近代，天下观念与“一统华夷”的愿望也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之中。
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现实为天下观念的强化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开始统治中国人的思想2000多年。改造后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将天下观念与“天”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思想里的“天”是封建统治者权力的来源，是世间道德的仲裁者，是至高无上的神灵，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所在。“天”强大到了排挤宗教、道德、文化和政治在社会上存在空间的地步。中国因此一直没有出现西方近代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思想解放。“天下观念”从“天”的概念里演化而来，也被后者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和备受尊崇的儒家思想确保了天下观念的实践。
原始状态的“华夷分野”观念，是在上古时期华夏诸族与其他民族不断对立、冲突但又存在交流的情况下提出的。和许多正在形成的民族一样，当时的华夏族要维护自身血统纯净，强化民族意识，达到“夷不谋华，夷不乱夏”。这是无可厚非的。在取得了对于周边民族的绝对发展优势后，中华民族并未作茧自缚、消极保守，而是源源不断地向四周传播自身的先进文明，有的朝代还强调“天下一家”、“中外一体”的统治思想。“天下观念”难免有一些由于文明先进而带来的优越感与偏见，但绝不包含近代资本主义那种系统的种族歧视思想。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农业社会的物质现实为“天下观念”深入人心提供了客观基础。农业社会的居民最为关注的就是农业生活的安定环境问题，希望风调雨顺，更希望社会安定，没有外患。它必然导致对一种统一安宁的社会秩序的呼唤。同时，儒家思想本身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就要为这一社会服务。所以，中国人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国农业社会的需要和现实紧密相连的。中央王朝营造国际秩序的目的是为中国的农业社会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环境。这是农业生产对环境稳定性的自然追求使然。黄枝连先生的“天朝礼治体系”认为“是内部施行礼治体系的小农国家在外事活动上的一种宏观取向”；何芳川先生也认为农业社会对稳定的需求深刻地反映在了“华夷秩序”上，农业文明是这一国际秩序的基础。
无论是在普通百姓，还是在统治者脑海中，天下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朱元璋是从社会最底层跃升为最高统治者的例子。他做流民的时候，没有接受过教育，更没有人向他教导灌输天下观念。但是他的建元告示就明确宣布：“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无政不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不庭……奠安华夏，复我国之旧疆。朕为臣民爱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琉球，在中国东南，远处海外，未及告之。”（《明实录》卷71）可见传统世界观的社会扩散是潜移默化的。即使是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乐于接受天下观念。满清王朝在维持大一统国内政治的同时牢固继承了天下观念和一统华夷的外交思想。但是它面临着如何处理自己“夷”的地位的尴尬问题。康熙皇帝就巧妙运用政治思想中的“天命转移”和天下大同思想，将自己置换到中央核心地位。康熙皇帝通晓满文，坚持满族统治，但这并不妨碍他全盘接受汉族世界观，营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的东亚国际秩序。
天下观念中的“华夷之辨”，“夷夏大防”和“一统华夷”的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历代中央王朝都试图在“天下”营造华夷一统的国际秩序：建立中华王朝的绝对国际权威，以国内政治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礼为国际交往原则，以儒家思想教化万邦，一统华夷。“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就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在实践中，历史开了个“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玩笑。出于安全环境的考虑，历史上中国将对外关系的营造重心放在了疆域的北方和西北地区。北部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秦汉有匈奴，隋唐有突厥，宋后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相继称霸北方。虽然中华帝国向西北推行华夷秩序一度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蒙古高原、西北、中亚贫瘠绝远，游牧军队强悍，加上安息帝国、阿拉伯帝国也与中华帝国在此竞争，恒逻斯一战，唐军高仙芝部被阿拉伯军击溃。中国势力从此退出中亚向东收缩。此后，除了元朝，历代中央王朝都对西北采取守势或攻势防御战略。中国在北方和西北地区一直没有营造出稳定的国际秩序。在东南方，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影响稳步增长，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渐建立。
尽管曾经出现过像丝绸之路等少数时期的局部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一国际秩序的主要部分和重点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古代的多数双边外交活动也集中在这些地区。笔者将这一国际秩序称为“朝贡秩序”。古代东亚的外交风云就是在朝贡秩序营造的“朝贡体系”内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