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弱宋，科技与文化的发动机
说宋朝是古代中国的盛世，很多人可能不信。宋朝从来没有统一中国，而且积贫积弱，对外卑躬屈膝，内政昏暗，残害忠良。宋朝的历史更可以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黑暗的历史。史书明确称之为“弱宋”。但是宋朝的确是古代中国的盛世，是中国对外交往的盛世时期。
宋朝开国时就立下的规矩，尊重读书人，不准杀一个读书人。因此，宋朝以文人领兵，以文人掌权。皇帝对自己深恶痛绝的文人也只能发配到岭南了事。不尚武功，强干弱枝造成了宋朝军事实力极弱，但却造成了宋朝科技文化的双重繁荣。正是因为宋朝的弱，财政不支，政府对商品经济采取了保护支持的态度。宋代的社会经济和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正是因为宋朝的弱，偏安东南，客观上只能将精力放在海洋上，推动了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
在宋朝士大夫乃至最高统治者中间产生了“义利双行”的思想，人们由传统的贱商抑末转向“通商惠工”。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和小市镇兴旺发达。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开封先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工商与居民杂处；临安府成为南宋的行在所后，逐渐发展成最大的商业城市。此外还有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等商业中心。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
宋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为了逃避税收，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还是沿海，都相当兴盛。
宋朝统治者一直把海外贸易看作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如宋神宗明确指出：南汉王朝的富强与发展海外贸易有关，“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为了“招来外夷”、“来海外之货”，宋灭南汉后即在广州沿袭唐制设置市舶司；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与广州市舶司合称“三司”，作为北宋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北宋对舶货实行的是“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其价值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规范后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中外商人往来频繁，商品交易量大增，市舶收入也随之增加。“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1月。
南宋时期，国土大为缩小，用度不支，通过经营海外贸易来支持财政运转。南海有53个国家和地区与南宋通商贸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贸易的也有20多个国家。南宋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鼎盛时期。宋朝对进出口货物实行禁榷制度，并通过市舶“抽解”、“博买官卖”等形式赚取了巨额利润。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对外贸易的增多反过来也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活跃了内地社会。绍兴七年（1137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海外贸易利润既然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统治者就将通货贸易作为一项重要国策积极实施。绍兴十年（1140年），宋高宗谕大臣曰：“广南市舶，利之甚厚，提举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来，动得百万络，皆宽民利也。”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南宋的年市舶收入高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估计，南宋初年财政总收入不到1000万络，而外贸收入约150万络，占总收入的15%左右。绍兴末年财政总收入达到4500万络左右，而外贸收入约200万络，占总收入的4%左右。
1000年前的这些数据证明了疆域狭小的宋朝的强大经济实力。从经济上看，宋朝的确是个盛世。这是建立在海外贸易繁盛基础上的盛世。
宋代也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两宋时期，绚丽、辉煌的中华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活力，通过各种途径迅速地向世界各地辐射和扩散。亚洲、欧洲乃至非洲国家都对宋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吸纳和受容。
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闻名于世的三大发明，到宋代又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天文、数学、医药、农艺、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指南针在宋代又有重大进展，北宋末已有使用指南针于航海的记载。南宋时，海船上普遍装有针盘，即原始的罗盘导航。这是世界海运史上空前的进步。唐、五代时开始应用雕版印刷术印书，北宋时有了很大发展。开封府、杭州、眉山（今属四川）、建阳（今属福建）是当时印书的中心。南宋临安府是印书业最发达的地方。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宋书印刷之精良使其成为了后世竞相收藏的珍品。宋廷设有火药武器的作坊。宋神宗时，边防军已大量配备火药箭。
北宋时进行了多次较全面的恒星观测。景德三年（1006年）关于客星的记载，是世界上著名超新星中的最早记录。元祐年间，苏颂、韩公廉等人创造了水运仪象台。宋代的历法经过多次改进，庆元五年实行的《统天历》和现行公历的一年长度完全一样，但比公历颁行早383年。北宋中期贾宪发明“开方作法本源图”，世称“贾宪三角”，比西欧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约600年；他的增乘开方法，与霍纳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早约770年。
宋代医药学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元丰五年（1082年），唐慎微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种类为《唐本草》的一倍。宋徽宗时审定的《和济局方》，是中国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配方手册。太医局将产科、眼科等单独设科，是医学史上的重大进步。南宋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共15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北宋末陈旉在南宋初撰成《农书》，是综合性的农学著作。陈翥撰写的《桐谱》，蔡襄著《荔枝谱》，韩彦直著《橘录》都是传世最早的有关经济作物的专著。庆历元年（1041年），喻皓在开封建成砖塔，其建筑方法成为以后北方通用的砖塔建筑方法。今河北定州城内的开元寺塔，于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又称瞭敌塔，高84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
在思想哲学领域，理学和其他儒家学派先后出现。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心学。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大约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到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理学自明清后备受推崇，开始流传到周边国家，为外人所学习吸收。直至今日，宋理学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群体中仍保有强大的影响力。
宋朝强盛的科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传向东南亚、印度西亚和欧洲各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中国，成为宋文化外辐射的第一波区域。在隋唐时期，三国大规模地引进了唐朝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律令制度、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宋朝以频繁的交往和优越的文化发展巩固这些国家的对中华文化的吸收过程，为整体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极大贡献。
13世纪初，高丽引进了宋朝先进的活字印刷技术，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仿陶制活字铸成铜活字，使印刷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日本印刷业的萌芽完全归功于宋代印刷技术的启迪。宋代佛教和儒家文献典籍的输入，使日本禅林得以仿效宋代板样和形体而刻印各种书籍。越南在13世纪出现了印刷术，同样是对宋代印刷技术的移植。在建筑技术上，宋代流行的“天竺式”和“禅宗式”建筑技术在日僧重源和荣西的引进下传入日本。日本现存的东大寺南大门、播磨净土寺的净土堂、山城醒酗寺的经楼等，仍然向人们展示着宋代江南地区的建筑风格。在火药技术上，1377年，高丽政府在中央“设火都监，煎取焰硝”，不仅大量生产火药，还制造出火箭、火筒、火炮等17种火药武器，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宋朝的纺织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医疗技术、天文历法等也相继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姚兆余：《宋代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影响》，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除了日本、朝鲜、越南三国，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些甚至还没有发展到国家阶段。宋朝依然平等与之交往，以先进文化滋润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萌芽，刺激了东方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宋朝文化外传的第三个波层是印度、西亚和欧洲地区。通过宋朝的努力，我国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和筹算方法以及人参、茯苓、当归等药物传入了印度，对印度数学、医药学的发展也发挥了良好作用。宋朝的造纸、纺织、制瓷等技术还传到了阿拉伯，并通过阿拉伯进入了北非和地中海地区。
以宋朝的罗盘为例。指南针是在12世纪初经南部海路传入欧洲的。欧洲人对中国罗盘稍加改进：一是用32分度代替了中国罗盘的48分度；二是采用支轴撑起磁针，使之具备现代指南针的雏形。指南针的应用，使欧洲航海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以及麦哲伦环球旅行的成功，无不归功于指南针的引导。
相较于科举制度，宋、元时期外传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科技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二项重大政治贡献。中国先进科技对世界的贡献起初是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并不是政治性的。历史发展到近代后，中国科技发明的影响转入政治领域，间接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印刷术促进了西方文化的普及，被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后，又被利用来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火药应用于军事领域，将中世纪的城堡和骑士阶层轰灭殆尽。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格言第129条，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著名南宋诗人陆游在中外交往的盛世留下了许多歌颂海上交流的诗歌。他的《感惜》诗：
行年三十忆南游，
稳驾沧溟万斛舟。
当记早秋雷雨后，
柁师指点说流求。
他的《步出万里桥门至江山》诗：
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浪头。
一日新雨霹，微茫见流求。
这两首诗只是唐宋时期人们面向海洋，展现开放胸襟和对外交往气魄的众多诗词中的两首。我们后来人读起来，依然能感觉到宋朝衰落表象下的汹涌波涛。
宋朝开国时就立下的规矩，尊重读书人，不准杀一个读书人。因此，宋朝以文人领兵，以文人掌权。皇帝对自己深恶痛绝的文人也只能发配到岭南了事。不尚武功，强干弱枝造成了宋朝军事实力极弱，但却造成了宋朝科技文化的双重繁荣。正是因为宋朝的弱，财政不支，政府对商品经济采取了保护支持的态度。宋代的社会经济和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正是因为宋朝的弱，偏安东南，客观上只能将精力放在海洋上，推动了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
在宋朝士大夫乃至最高统治者中间产生了“义利双行”的思想，人们由传统的贱商抑末转向“通商惠工”。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和小市镇兴旺发达。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开封先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工商与居民杂处；临安府成为南宋的行在所后，逐渐发展成最大的商业城市。此外还有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等商业中心。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
宋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为了逃避税收，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还是沿海，都相当兴盛。
宋朝统治者一直把海外贸易看作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如宋神宗明确指出：南汉王朝的富强与发展海外贸易有关，“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为了“招来外夷”、“来海外之货”，宋灭南汉后即在广州沿袭唐制设置市舶司；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与广州市舶司合称“三司”，作为北宋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北宋对舶货实行的是“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其价值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规范后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中外商人往来频繁，商品交易量大增，市舶收入也随之增加。“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1月。
南宋时期，国土大为缩小，用度不支，通过经营海外贸易来支持财政运转。南海有53个国家和地区与南宋通商贸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贸易的也有20多个国家。南宋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鼎盛时期。宋朝对进出口货物实行禁榷制度，并通过市舶“抽解”、“博买官卖”等形式赚取了巨额利润。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对外贸易的增多反过来也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活跃了内地社会。绍兴七年（1137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海外贸易利润既然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统治者就将通货贸易作为一项重要国策积极实施。绍兴十年（1140年），宋高宗谕大臣曰：“广南市舶，利之甚厚，提举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来，动得百万络，皆宽民利也。”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南宋的年市舶收入高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估计，南宋初年财政总收入不到1000万络，而外贸收入约150万络，占总收入的15%左右。绍兴末年财政总收入达到4500万络左右，而外贸收入约200万络，占总收入的4%左右。
1000年前的这些数据证明了疆域狭小的宋朝的强大经济实力。从经济上看，宋朝的确是个盛世。这是建立在海外贸易繁盛基础上的盛世。
宋代也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两宋时期，绚丽、辉煌的中华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活力，通过各种途径迅速地向世界各地辐射和扩散。亚洲、欧洲乃至非洲国家都对宋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吸纳和受容。
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闻名于世的三大发明，到宋代又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天文、数学、医药、农艺、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指南针在宋代又有重大进展，北宋末已有使用指南针于航海的记载。南宋时，海船上普遍装有针盘，即原始的罗盘导航。这是世界海运史上空前的进步。唐、五代时开始应用雕版印刷术印书，北宋时有了很大发展。开封府、杭州、眉山（今属四川）、建阳（今属福建）是当时印书的中心。南宋临安府是印书业最发达的地方。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宋书印刷之精良使其成为了后世竞相收藏的珍品。宋廷设有火药武器的作坊。宋神宗时，边防军已大量配备火药箭。
北宋时进行了多次较全面的恒星观测。景德三年（1006年）关于客星的记载，是世界上著名超新星中的最早记录。元祐年间，苏颂、韩公廉等人创造了水运仪象台。宋代的历法经过多次改进，庆元五年实行的《统天历》和现行公历的一年长度完全一样，但比公历颁行早383年。北宋中期贾宪发明“开方作法本源图”，世称“贾宪三角”，比西欧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约600年；他的增乘开方法，与霍纳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早约770年。
宋代医药学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元丰五年（1082年），唐慎微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种类为《唐本草》的一倍。宋徽宗时审定的《和济局方》，是中国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配方手册。太医局将产科、眼科等单独设科，是医学史上的重大进步。南宋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共15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北宋末陈旉在南宋初撰成《农书》，是综合性的农学著作。陈翥撰写的《桐谱》，蔡襄著《荔枝谱》，韩彦直著《橘录》都是传世最早的有关经济作物的专著。庆历元年（1041年），喻皓在开封建成砖塔，其建筑方法成为以后北方通用的砖塔建筑方法。今河北定州城内的开元寺塔，于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又称瞭敌塔，高84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
在思想哲学领域，理学和其他儒家学派先后出现。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心学。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大约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到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理学自明清后备受推崇，开始流传到周边国家，为外人所学习吸收。直至今日，宋理学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群体中仍保有强大的影响力。
宋朝强盛的科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传向东南亚、印度西亚和欧洲各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中国，成为宋文化外辐射的第一波区域。在隋唐时期，三国大规模地引进了唐朝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律令制度、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宋朝以频繁的交往和优越的文化发展巩固这些国家的对中华文化的吸收过程，为整体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极大贡献。
13世纪初，高丽引进了宋朝先进的活字印刷技术，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仿陶制活字铸成铜活字，使印刷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日本印刷业的萌芽完全归功于宋代印刷技术的启迪。宋代佛教和儒家文献典籍的输入，使日本禅林得以仿效宋代板样和形体而刻印各种书籍。越南在13世纪出现了印刷术，同样是对宋代印刷技术的移植。在建筑技术上，宋代流行的“天竺式”和“禅宗式”建筑技术在日僧重源和荣西的引进下传入日本。日本现存的东大寺南大门、播磨净土寺的净土堂、山城醒酗寺的经楼等，仍然向人们展示着宋代江南地区的建筑风格。在火药技术上，1377年，高丽政府在中央“设火都监，煎取焰硝”，不仅大量生产火药，还制造出火箭、火筒、火炮等17种火药武器，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宋朝的纺织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医疗技术、天文历法等也相继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姚兆余：《宋代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影响》，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除了日本、朝鲜、越南三国，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些甚至还没有发展到国家阶段。宋朝依然平等与之交往，以先进文化滋润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萌芽，刺激了东方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宋朝文化外传的第三个波层是印度、西亚和欧洲地区。通过宋朝的努力，我国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和筹算方法以及人参、茯苓、当归等药物传入了印度，对印度数学、医药学的发展也发挥了良好作用。宋朝的造纸、纺织、制瓷等技术还传到了阿拉伯，并通过阿拉伯进入了北非和地中海地区。
以宋朝的罗盘为例。指南针是在12世纪初经南部海路传入欧洲的。欧洲人对中国罗盘稍加改进：一是用32分度代替了中国罗盘的48分度；二是采用支轴撑起磁针，使之具备现代指南针的雏形。指南针的应用，使欧洲航海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以及麦哲伦环球旅行的成功，无不归功于指南针的引导。
相较于科举制度，宋、元时期外传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科技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二项重大政治贡献。中国先进科技对世界的贡献起初是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并不是政治性的。历史发展到近代后，中国科技发明的影响转入政治领域，间接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印刷术促进了西方文化的普及，被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后，又被利用来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火药应用于军事领域，将中世纪的城堡和骑士阶层轰灭殆尽。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格言第129条，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著名南宋诗人陆游在中外交往的盛世留下了许多歌颂海上交流的诗歌。他的《感惜》诗：
行年三十忆南游，
稳驾沧溟万斛舟。
当记早秋雷雨后，
柁师指点说流求。
他的《步出万里桥门至江山》诗：
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浪头。
一日新雨霹，微茫见流求。
这两首诗只是唐宋时期人们面向海洋，展现开放胸襟和对外交往气魄的众多诗词中的两首。我们后来人读起来，依然能感觉到宋朝衰落表象下的汹涌波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