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国两晋，战乱阻不断的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乱世。周边民族纷纷入侵，神州大地战火纷飞，政权林立。在熊熊火焰中，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继续塑造统一的中华民族雏形。乱世中孕育着统一，直到8世纪末隋朝建立，中国走上了传统社会的发展顶峰。这500年的历史既是之前统一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历史结果，也可算是古代中国迈上巅峰的历史酝酿。
因为战事的耽搁，中原王朝实力大为衰落，且重心放在图强争霸上，西北丝绸之路随之隔断。中国与遥远之地的交流也随之中断。这一时期境内各割据政权的外交基本局限于亚洲各邻国。
与北方的五族乱华的动荡形势相比，当时的南方相对稳定，南方的民族融合以平和得多的形式在稳步进行。当时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蛮、傒、俚、僚等。蛮族人数最多，占地最广，势力最强。南方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郡县统治，只收纳米谷，不征徭役。经过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和反复不断的征服与反抗，蛮族开始分化。相对蛮族，傒人汉化较早。历史上的名人如东晋陶侃、南齐胡谐之等其实都是傒人。俚人分布于交、广、越诸州，僚人分布在巴蜀地区，南朝辖域日渐狭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益加重视，客观上推动了各族的汉化。
客观形势促使了南北各政权都将目光转向了浩淼的东海。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的发达，为中国的海外交往提供了扎实的技术基础。早在三国时期，南北方的造船业在世界上就处于领先地位。孙权时期已能造出载重量约千吨的大海舶，以及蒙冲、斗舰等各种类型的战舰。东吴组织规模庞大的船队远航朝鲜与东南亚各国，“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乘风破浪，行程数万里。朱子彦：《三国时期的航海和造船业》，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6期。北方的曹魏在平定辽东之后，还大量移民渡海，充实山东地区的青州。景初三四年间，魏国迁徙辽东诸县的吏民渡海到青州齐郡，设立新县。成千上万的辽东官民成功漂洋过海反映了曹魏航海事业的发达和繁荣。
此时的中日关系大为亲近。早在西汉，日本100余国中就有30余国遣使中国。东汉中元二年（公元57年），日本“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帝赐以“汉倭奴国王”印。三国时期的公元3世纪，日本岛上出现一个邪马台国，女王名卑弥呼。曹魏和邪马台国曾多次互通使节。正史中，陈寿的《三国志》首次为日本立传。
《三国志·倭人传》提到的日本诸国名称共33个，重点记述的有以邪马台邪马台国究属在何处，今人颇有争议，一说在九州北部，一说在本州的大和，一说在筑后的山门郡。为首的29个国家。当时曹魏和日本之间有了固定的海上交通，从带方郡出发，“循海岸水行”，进入倭国界后，首先经过对马国。其后依次为一支国、末卢国、伊都国、奴国、不弥国、投马国、邪马台国。邪马台国女王名为卑弥呼，领导其余诸国。这些记载基本符合日本当时的史实。《倭人传》还对日本八国人口户数、官职制度、地理环境和经济物产等也做了记载。日本当时“种禾稻、兰麻”，还有捕鱼、捞蛤，不分深水浅水，均能入水取之，有些人“食海物自活”。细兰、绵、帛布、兵器、酒、玉、船只等都是较普遍的手工业产品。日本各国都有市贸互通有无，特置官吏“收税赋，有邸阁”。
《三国志·东夷传》载：“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倭女王向魏国皇帝“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明帝接见该使团，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回赠了白绢、龙锦、铜镜、珍珠、铅丹等大批礼物。《倭人传》几乎全文收录了魏明帝颁赐卑弥呼的《诏书》。这份《诏书》透露日本使团以难升米为正使，都市牛利为次使。其贡品除“班布二匹二丈外”，还有4男，6女。明帝认为，卑弥呼地处遥远，遣使“贡献”实在不易，感其“忠孝”，封其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缓。魏明帝也不忘要求卑弥呼绥抚国人。这是日本派往曹魏的第一个国家级使团。魏帝的诏书和礼品于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由带方郡太守遣使航海送至邪马台国。中日正式建立起了外交往来关系。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眷、掖邪狗等8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狗、短弓矢”。除生口外的其他7种贡物均是珍贵的上等产品。在位的魏齐王对“掖邪狗等拜率善中郎将印缓”。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景初年间的正使难升米再次来华。魏国“诏赐难升米黄幢”，奖励其在中日友好关系中做出的贡献。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邪马台国与狗奴国发生战争，遣使来华通告求助。“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曹魏遣塞曹椽史塞曹椽史系带方郡佐吏，掌边塞诸事，西汉始置，东汉、曹魏延续。带着诏书、黄幢等到日本。以后卑弥呼病死，嗣女王壹与亦遣使节来洛阳，送上大量贡品。曹魏派张政“以檄告谕壹与”，以示支持。也就在这一年，新女王壹与遣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归国，并献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枚，青大句珠2枚，异文杂锦20匹。这当是日本使者第四次来华。
司马昭执政时，邪马台国和曹魏继续互通使节，来往不绝。根据《三国志》的描写，在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到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间的短短10年中，双方使者往来6次，相当频繁，远胜于后代。孟古托力：《读〈三国志·倭人传〉——曹魏与日本列岛诸国的往来》，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4期。
地处东南的孙吴政权和海洋关系更加密切，对外交往集中在东南和东北海域两个方面。孙权于公元230年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只得夷洲数千人还。孙吴船队是从章安（今浙江临海）启程，从台州湾出海，沿海岸航行到福州、泉州，然后横渡台湾海峡，在今台南市和嘉义县一带登陆。这是历史上大陆人民开发台湾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件大事。但是军劳无功，卫温、诸葛直归国后被下狱诛杀。公元242年，孙权又遣将军聂友、都尉陆凯率领三万人的船队远航朱崖今广东省、澹耳（今海南省）。
孙吴的船队不满足于航行于东海大陆架地区，还远航东南亚。公元226年，孙权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率领庞大船队出使南洋。朱应、康泰等人的南洋之行，历时达六年之久，“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其中包括林邑（今越南东南部）和扶南（今柬埔寨）。朱应、康泰滞留扶南时，恰巧天竺国（今印度）使臣也来到扶南，康泰“具问天竺土俗”，了解到天竺“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庞，土地饶沃，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水陆通流，百贾交会”等风土人情。
在东北方向，孙吴政权对辽东和朝鲜半岛国家展开的外交往来。为了威胁曹魏后方，实现南北夹击的战略意图，东吴多次派遣海船前往辽东半岛，与辽东的公孙渊结成同盟。公孙渊反复无常，曾斩杀吴国使者，“送其首于魏”。赤乌三年（公元240年），孙权为报仇，“遣使者羊衡、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而还。大批船只从江南至辽东半岛，海路艰险，中途还要通过魏国的领海，冒着随时会受到魏军袭击的危险。孙权还特派船队访问鸭绿江流域的高句丽。嘉禾二年（公元233年），高句丽王宫奉表称臣，贡貂皮等特产，孙权“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高句丽王亦送马数百匹回赠给孙权。这些史实证明了当时吴国的海运之强。
这一时期，交州地区（今两广、云南东部地区）后来居上，成为中原王朝与南海诸国交往的门户。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以交州为基地的。本地区的优势地位，使得它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商队来往中原的中转站。
许多外国商人来交州贸易，并由交州进入内地，有些人甚至就居住于交州。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曾有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交趾（今越南），交趾太守吴邀将其遣送至建业。“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时对”。秦论在中国呆了八年才回国。孙权遣官吏送秦论坐船回国，可惜使臣在路上病故，未能达到通航罗马的目的。《高僧传·康僧会传》中记载，中亚名僧康僧会的父亲“因商贾移于交趾”。士燮家族出入人中，有“胡人夹毂焚烧香”，这些“胡人”可能就是来自于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传教者或商人。由于南海诸国到交州贸易甚多，交趾、日南的太守等官员也从贸易中获利不少。“初，徽外诸国尝贵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此可见交州贸易之兴盛。由于交州交通的便利，其经济相应兴旺繁荣。交州的合浦郡就不产粮食而产珍珠，郡民用珍珠换取粮食。又如史书中称：“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
因为战事的耽搁，中原王朝实力大为衰落，且重心放在图强争霸上，西北丝绸之路随之隔断。中国与遥远之地的交流也随之中断。这一时期境内各割据政权的外交基本局限于亚洲各邻国。
与北方的五族乱华的动荡形势相比，当时的南方相对稳定，南方的民族融合以平和得多的形式在稳步进行。当时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蛮、傒、俚、僚等。蛮族人数最多，占地最广，势力最强。南方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郡县统治，只收纳米谷，不征徭役。经过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和反复不断的征服与反抗，蛮族开始分化。相对蛮族，傒人汉化较早。历史上的名人如东晋陶侃、南齐胡谐之等其实都是傒人。俚人分布于交、广、越诸州，僚人分布在巴蜀地区，南朝辖域日渐狭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益加重视，客观上推动了各族的汉化。
客观形势促使了南北各政权都将目光转向了浩淼的东海。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的发达，为中国的海外交往提供了扎实的技术基础。早在三国时期，南北方的造船业在世界上就处于领先地位。孙权时期已能造出载重量约千吨的大海舶，以及蒙冲、斗舰等各种类型的战舰。东吴组织规模庞大的船队远航朝鲜与东南亚各国，“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乘风破浪，行程数万里。朱子彦：《三国时期的航海和造船业》，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6期。北方的曹魏在平定辽东之后，还大量移民渡海，充实山东地区的青州。景初三四年间，魏国迁徙辽东诸县的吏民渡海到青州齐郡，设立新县。成千上万的辽东官民成功漂洋过海反映了曹魏航海事业的发达和繁荣。
此时的中日关系大为亲近。早在西汉，日本100余国中就有30余国遣使中国。东汉中元二年（公元57年），日本“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帝赐以“汉倭奴国王”印。三国时期的公元3世纪，日本岛上出现一个邪马台国，女王名卑弥呼。曹魏和邪马台国曾多次互通使节。正史中，陈寿的《三国志》首次为日本立传。
《三国志·倭人传》提到的日本诸国名称共33个，重点记述的有以邪马台邪马台国究属在何处，今人颇有争议，一说在九州北部，一说在本州的大和，一说在筑后的山门郡。为首的29个国家。当时曹魏和日本之间有了固定的海上交通，从带方郡出发，“循海岸水行”，进入倭国界后，首先经过对马国。其后依次为一支国、末卢国、伊都国、奴国、不弥国、投马国、邪马台国。邪马台国女王名为卑弥呼，领导其余诸国。这些记载基本符合日本当时的史实。《倭人传》还对日本八国人口户数、官职制度、地理环境和经济物产等也做了记载。日本当时“种禾稻、兰麻”，还有捕鱼、捞蛤，不分深水浅水，均能入水取之，有些人“食海物自活”。细兰、绵、帛布、兵器、酒、玉、船只等都是较普遍的手工业产品。日本各国都有市贸互通有无，特置官吏“收税赋，有邸阁”。
《三国志·东夷传》载：“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倭女王向魏国皇帝“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明帝接见该使团，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回赠了白绢、龙锦、铜镜、珍珠、铅丹等大批礼物。《倭人传》几乎全文收录了魏明帝颁赐卑弥呼的《诏书》。这份《诏书》透露日本使团以难升米为正使，都市牛利为次使。其贡品除“班布二匹二丈外”，还有4男，6女。明帝认为，卑弥呼地处遥远，遣使“贡献”实在不易，感其“忠孝”，封其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缓。魏明帝也不忘要求卑弥呼绥抚国人。这是日本派往曹魏的第一个国家级使团。魏帝的诏书和礼品于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由带方郡太守遣使航海送至邪马台国。中日正式建立起了外交往来关系。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眷、掖邪狗等8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狗、短弓矢”。除生口外的其他7种贡物均是珍贵的上等产品。在位的魏齐王对“掖邪狗等拜率善中郎将印缓”。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景初年间的正使难升米再次来华。魏国“诏赐难升米黄幢”，奖励其在中日友好关系中做出的贡献。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邪马台国与狗奴国发生战争，遣使来华通告求助。“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曹魏遣塞曹椽史塞曹椽史系带方郡佐吏，掌边塞诸事，西汉始置，东汉、曹魏延续。带着诏书、黄幢等到日本。以后卑弥呼病死，嗣女王壹与亦遣使节来洛阳，送上大量贡品。曹魏派张政“以檄告谕壹与”，以示支持。也就在这一年，新女王壹与遣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归国，并献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枚，青大句珠2枚，异文杂锦20匹。这当是日本使者第四次来华。
司马昭执政时，邪马台国和曹魏继续互通使节，来往不绝。根据《三国志》的描写，在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到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间的短短10年中，双方使者往来6次，相当频繁，远胜于后代。孟古托力：《读〈三国志·倭人传〉——曹魏与日本列岛诸国的往来》，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4期。
地处东南的孙吴政权和海洋关系更加密切，对外交往集中在东南和东北海域两个方面。孙权于公元230年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只得夷洲数千人还。孙吴船队是从章安（今浙江临海）启程，从台州湾出海，沿海岸航行到福州、泉州，然后横渡台湾海峡，在今台南市和嘉义县一带登陆。这是历史上大陆人民开发台湾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件大事。但是军劳无功，卫温、诸葛直归国后被下狱诛杀。公元242年，孙权又遣将军聂友、都尉陆凯率领三万人的船队远航朱崖今广东省、澹耳（今海南省）。
孙吴的船队不满足于航行于东海大陆架地区，还远航东南亚。公元226年，孙权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率领庞大船队出使南洋。朱应、康泰等人的南洋之行，历时达六年之久，“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其中包括林邑（今越南东南部）和扶南（今柬埔寨）。朱应、康泰滞留扶南时，恰巧天竺国（今印度）使臣也来到扶南，康泰“具问天竺土俗”，了解到天竺“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庞，土地饶沃，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水陆通流，百贾交会”等风土人情。
在东北方向，孙吴政权对辽东和朝鲜半岛国家展开的外交往来。为了威胁曹魏后方，实现南北夹击的战略意图，东吴多次派遣海船前往辽东半岛，与辽东的公孙渊结成同盟。公孙渊反复无常，曾斩杀吴国使者，“送其首于魏”。赤乌三年（公元240年），孙权为报仇，“遣使者羊衡、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而还。大批船只从江南至辽东半岛，海路艰险，中途还要通过魏国的领海，冒着随时会受到魏军袭击的危险。孙权还特派船队访问鸭绿江流域的高句丽。嘉禾二年（公元233年），高句丽王宫奉表称臣，贡貂皮等特产，孙权“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高句丽王亦送马数百匹回赠给孙权。这些史实证明了当时吴国的海运之强。
这一时期，交州地区（今两广、云南东部地区）后来居上，成为中原王朝与南海诸国交往的门户。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以交州为基地的。本地区的优势地位，使得它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商队来往中原的中转站。
许多外国商人来交州贸易，并由交州进入内地，有些人甚至就居住于交州。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曾有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交趾（今越南），交趾太守吴邀将其遣送至建业。“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时对”。秦论在中国呆了八年才回国。孙权遣官吏送秦论坐船回国，可惜使臣在路上病故，未能达到通航罗马的目的。《高僧传·康僧会传》中记载，中亚名僧康僧会的父亲“因商贾移于交趾”。士燮家族出入人中，有“胡人夹毂焚烧香”，这些“胡人”可能就是来自于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传教者或商人。由于南海诸国到交州贸易甚多，交趾、日南的太守等官员也从贸易中获利不少。“初，徽外诸国尝贵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此可见交州贸易之兴盛。由于交州交通的便利，其经济相应兴旺繁荣。交州的合浦郡就不产粮食而产珍珠，郡民用珍珠换取粮食。又如史书中称：“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