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汉，东西方的第一次握手
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夏五月，朝廷“遣副校尉阎磐讨北匈奴，取伊吾卢地”。同年冬十月“南（南匈奴）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渡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0、2953页。
这段史书写的是东汉对北匈奴七次巨大打击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汉朝军队长途跋涉，夜袭匈奴大营。而北匈奴单于在混乱中受伤堕马，连老婆阏氏也来不及带走，在数十名轻骑兵的拼死保护下才得以身免。史书有夸大之辞，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北匈奴残余跟随单于向西迁移了。
刘秀中兴的东汉王朝继续了西汉祖先走向世界的步伐。首先，东汉王朝加强了对周边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整合过程，继续缔造大一统的政权和文化；其次，东汉王朝将对外的视野拓展得更大，更远，主动派遣了向外交流的使节。作为又一个盛世王朝，东汉的对外步伐是成功的。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历史最大的影响却是匈奴别部在中国的沉重打击下远遁西方，对欧洲文明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这可算作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成果。
东汉的经济在西汉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西汉高。铁器的使用已遍及于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铁农具的使用大大超过西汉。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南方经济得到开发，人口大量增加。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铜镜远销国外，日本、朝鲜多有发现。首都洛阳是东汉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官僚贵戚凭借权势，还从事西域贸易和国外贸易。
刘秀还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以高官厚禄换取功臣实权实职，将实际权力收归尚书台；在地方政权上，州逐渐变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行政区域，州刺史变为具有统郡职能的长官；提倡讲经论理，推崇儒术，更重要的是用察举、征辟、举贤良方正以及明经等办法，网罗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
不料强化的专制体制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和争斗，还出现了累世公卿的门阀大族。东汉中后期的帝王全都成为傀儡。和帝10岁即位，安帝13岁即位，顺帝11岁即位，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登基。朝政日坏，直至黄巾起义，朝廷内争才告一段落。结果起义是被镇压了，天下却不再姓刘了。
在东汉初期，佛教开始从西域传入中原。汉明帝曾派遣使臣去西域求佛经。献帝初平年间开始大规模造像和招揽信徒。中国接受佛教后，成为了佛教重镇。
东汉时内地与周边各族的交往比西汉时期更加频繁。东汉初年，乌桓、鲜卑常骚扰汉北方各郡。光武帝时许多鲜卑大人陆续率部归附东汉，乌桓渠帅被封为侯王君长。此后百余年，乌桓叛服不常。东汉重歼北匈奴后，残留的北匈奴人与鲜卑人逐渐融合。在松花江流域，居住着以农业生活为主的扶余人。光武帝时扶余遣使奉贡。扶余东南鸭绿江流域的山地，聚居着高句丽人。光武帝时，高句丽使臣曾至京师奉贡。中华文明已经深入了白山黑水之地。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与汉杂处。由于官吏和豪强的侵夺，羌族常常起而反抗，遭到东汉的军事镇压。但是羌族一直牢固地占据聚居地直至今天。
东汉初，西域分裂为50余国，与汉朝关系一度紧张。西域北道诸国，重新受制于匈奴。明帝时，派将军窦固率军西击匈奴，东汉恢复西域都护。和帝时，窦宪连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远徙。汉任命班超父子先后为西域都护。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贪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段历史纪录告诉我们：甘英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经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诸国，至安息西界的波斯湾。甘英的使团来到海滨，安息西界人说到海上航行的艰难：“前方海域广阔，往来者如果逢顺风，要三个月方能通过。若风向不理想，也有延迟至于两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携带三年粮食。海中情境，令人思乡怀土。船行艰险，多有因海难而死亡者。”甘英于是知难而止，没有继续西行。安息国向来以汉丝及丝织品与罗马交易，不愿汉朝开辟直接通商的道路，向甘英备陈渡海的艰难，使甘英止步而还。这次出使虽未达大秦，但丰富了国人对中亚各国的知识。
梁启超后来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曾对此大发感慨。言辞十分深切沉痛：“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历史的偶然事件，或许确实是由必然的规律所决定的。如梁启超所说：“我国大陆国也，又其地广漠，足以资移植，人民无取聘于域外”，“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使然也”，这应当是“海运业自昔不甚发达”，“航业不振”的主要原因。王子今：《甘英遗憾》，载于《世界知识》2005年10期。甘英虽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创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官方使节外交活动之西行极限的历史纪录。甘英的记录在元明时代之前的1000多年间，一直没有被超越。
西域在东汉初年原本为复振的匈奴所控制。匈奴利用中原混乱之际，趁机扩展势力，势力日渐强盛，又大肆寇掠汉境。“杀略钞掠，北边无复宁岁”。东汉王朝初建，光武帝无暇北顾，对匈奴妥协退让，“赂遗金币，以通旧好”。
匈奴此时的强盛是其在中国境内的回光返照。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遭遇了自然灾难的巨大挑战。“连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呼韩邪单于内争失败，率其所属归附东汉，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分裂为南匈奴。东汉政府扶持南匈奴以夷制夷，加速了匈奴的分化瓦解，导致南、北匈奴各自朝不同方向发展。从此匈奴失去了再次统一的机会，不可避免地踏上了衰落之途。
南匈奴内附后，在北方边郡助汉守边，使中原地区大大缓解了北部边患。南匈奴入塞后，经过与汉朝人民长期的杂居、通婚，最终在十六国的战火中融于汉族之中。随着东汉国力的加强加上南匈奴的配合，东汉政府开始反击北匈奴。本节开头的汉匈大战就是汉族联合南匈奴对北匈奴发动的历次反击之一，历次反击都是汉族胜利。北匈奴日见穷窘，“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公元83年至85年间，北匈奴部众纷纷南下归汉，共73批，从此退出漠北地区。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匈奴大败后，残部仓皇西迁。匈奴西迁的行程，中外史料，语焉不详。马骏骐先生的《略论匈奴西迁》马骏骐：《略论匈奴西迁》，载于《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4期。一文全面概述了匈奴大败后的历史。
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匈奴离开了蒙古高原，向西先到达康居，后到乌孙。鲜卑族占据了匈奴的故地，留在当地的北匈奴数万人也自称鲜卑。随着康居和乌孙两国的强大，匈奴受到排挤，不得不继续西迁。这些北匈奴残部一路悲壮地唱着：
忘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
失我那支山，使我女儿无颜色。
夺我金神人，使我不得祭于天。
情形凄凉。他们必然在中亚的荒漠戈壁遭遇了众多的艰辛困苦。但直到公元292年前后，西方史籍中才出现了匈奴人的记述。西欧学者在论述东方军事时，提到亚美尼亚国王泰格兰纳斯的军队中不但有阿兰雇佣军，且还有一队匈奴士兵。半世纪后，波斯北部边境遭到Chionites人攻击的新闻传到了欧洲。“Chionites”可能就是欧洲对迁徙的匈奴人的最早称呼。
公元4世纪中叶，匈奴人击灭了位于今南俄草原以东的阿兰国，迫使哥特人西迁。欧洲震动，自此匈奴人在西方的活动骤然增多。阿兰国在康居西北2000里，是匈奴西迁的第三站。阿兰在顿河河畔，匈奴占领阿兰揭开了入侵欧洲的序幕。自公元374年起，匈奴收编残余的阿兰军队，休整壮大后开始进入欧洲。
一开始，匈奴人向东欧、波斯四处出击，互有成败。匈奴人依然盘踞在顿河流域的阿兰古地。公元400年秋，罗马帝国将领盖尼亚，谋叛失败，托庇于罗马尼亚地区的匈奴。该地区以乌尔丁为首的匈奴人，捕斩盖尼亚，呈送首级给东罗马皇帝，以示友好。
在此前后，匈奴势力逐渐从南俄草原伸延至蒂萨河流域，并多次派兵横渡多瑙河，不断攻掠色雷斯。东罗马帝国色雷斯总督招架不住，被迫以每年付给匈奴350磅黄金为代价，换取了乌尔丁不再扰掠其帝国边陲的承诺。以后，乌尔丁连年蹂躏东罗马帝国。公元5世纪初，他忽然掉转马头，挥兵指向西罗马，攻打班诺尼亚省。东哥特人归服匈奴，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不愿受匈奴人的奴役，于公元401年踏上了涌入西罗马帝国的大迁徙征途。
乌尔丁死后，“上帝之鞭”阿提拉于公元445年掌权。此时匈奴的势力中心已位于多瑙河中游，相当于19世纪奥匈帝国之地。公元447年，阿提拉率军兵临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皇帝不敌，被迫乞和，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之后，匈奴大军向西欧进军，强渡莱茵河。在莱茵河，发生了人类到那个时候为止的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匈奴士兵驱赶着马，跳进河里。马向对岸游去，有的士兵是骑在马背上的，而更多的则是拽着马尾巴游过去的。对岸乱箭齐发，马和人将莱茵河填满，河水则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渡河后的匈奴大军驰骋西欧，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躲避匈奴，逃亡到英伦三岛；许多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部族则战败投降匈奴。此时的西罗马帝国已经处于了历史末期，大批东方民族迁移进入西罗马帝国，给帝国带来了莫大的压力。
公元450年，阿提拉集合匈奴军和被征服民族的仆从军50万人，向西罗马的高卢发动进攻。随着高卢名城一个接一个地陷落，阿提拉兵锋直指名城奥尔良。阿提拉大军对高卢北部的蹂躏震惊了西罗马帝国的所有蛮族，迫使各蛮族结成了抗击匈奴的统一战线，高卢和西班牙各地的日耳曼蛮族，甚至不列颠的克尔特部落都派兵支援。和西罗马打了20年仗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也亲自领兵前来助战。
公元451年9月20日，两军在色恩河南岸的特洛城郊外决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00万。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铁骑风驰电掣般冲向由蛮族组成的中央战线。蛮族联军抵挡不住，被匈奴骑兵击溃。正当混战正酣，西罗马联军形势危急之时，强悍的西哥特援军及时赶到，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年过六旬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亲率铁甲骑兵反击，结果中箭落马，被紧跟其后的西哥特铁骑践踏而死。受挫的匈奴骑兵转头又撞上了左翼西罗马军团的盾牌防线，纷纷倒在标枪的投射之下。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回马恩河畔的营地，用大篷车首尾相连，弓箭手密布其间，组成一道相当坚固的防线才稳定战线。这就是世界上有名的卡塔劳温大战，战斗虽然只持续了5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丧生。双方伤亡惨重，未分胜负，阿提拉无意恋战，退回匈牙利境内。
第二年，阿提拉重整旗鼓，从巴尔干取道而南，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人侵意大利、攻陷意北重镇。在向罗马进军的途中，匈奴军中发生饥馑、瘟疫，东罗马援军亦已至。阿提拉被帝国派来的使者罗马圣·莱奥大主教说服，并接受了送来的贡物以及罗马霍诺里娅（Honoria）公主，再次退兵。453年，阿提拉因酒色过度而暴卒。
阿提拉死后，诸子纷争，新匈奴帝国开始土崩瓦解。各被奴役民族结成联军，反抗匈奴。公元454年，东哥特、吉皮底人、日耳曼人联军与匈奴军队在匈牙利境内的聂德尔河畔会战。匈奴人随后东移避居南俄大草原。公元461年，阿提拉之子邓直昔克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人战争，遭到失败。公元468年，他又率师南下，渡多瑙河，进犯东罗马帝国，战死沙场。群龙失首的匈奴种族离散，逐渐被其他民族融合。公元500年左右，匈奴走完了辉煌的历程，像颗耀眼的流星，陨落在历史的天空里。
关于匈奴人的后裔问题是世界历史的热点之谜。主流观点认为残余的匈奴人发展建立起了匈牙利。匈牙利人最初过着飘忽不定的游牧生活，4世纪出现于西欧，9世纪末迁入今匈牙利境内。约在公元1000年，斯蒂芬一世经罗马教皇加冕称王，建匈牙利王国。至于匈牙利人究竟来自何方无从考证，历史文献记载既零星散乱，且游移不定。同时匈牙利人中等身材，较一般欧罗巴人身材略短，脖颈粗壮，头颅圆形，是典型的亚洲人头型，双目细小，脸面较平，扁鼻，胡须稀疏。匈牙利人与匈奴人同属蒙古人种，形体容貌也有惊人的相似，能够说明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后代。当今的匈牙利就存在要求承认匈奴民族的呼声。
匈奴西迁是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舞台中上演的第一场大剧。汉朝与罗马帝国是古代世界雄踞东西方的两大帝国和类型不同的两大文明中心。二者在经济结构、政治机制、文化形态和民族心理上存在着极大差异，各以自身的能量向四周进行辐射，导致中西文化的碰撞。匈奴人充当了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角，去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灭亡了西罗马帝国。郑志清：《论匈奴冲击下的中西文明》，载于《衡水师专学报》2001年6月。在匈奴、日耳曼、哥特等游牧民族的冲击下，罗马帝国奄奄一息。476年9月，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雅克废黜了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西罗马帝国灭亡。
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都遭受了游牧民族的冲击，一盛一灭，令人费解。被汉朝军队击败的北匈奴残军为什么到了欧洲就能横扫西罗马帝国呢？
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起有落，时战时和。战争中既有和亲这样政治上的联系，也有互市这种经济上的交往。与汉帝国相反，罗马帝国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是从进攻逐渐转入防御的。罗马帝国对蛮族战争虽然也是由帝国的实力盛衰决定，但是呈直线型，没有起伏，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交往。因为，处于帝国末路，西罗马对游牧民族的战争远不如汉政府对匈奴的规模大，也没像汉王朝那样进行有组织有准备的大反击，因此，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其次，中国北部匈奴对汉文化的冲击频繁，但规模不是很大。他们主要是掳掠财富和人口，对土地的要求很少。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冲击是逐步升级的，越到后来越是迅猛异常。他们要求的不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土地，是要在罗马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有着充分的组织准备，并且有一道坚固的长城作屏障，因而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罗马对蛮族的战争，尤其在后期，毫无组织准备，即使是皇帝亲征，也是处于挨打被动的局面。汉帝国对匈奴战争伴随着文明的渗透，每次战争胜利后都要迁徙大量汉民戍边，巩固和开发新占领地区，把汉文化带到匈奴地区并深深扎根。这一点是罗马帝国所望尘莫及的。
最后，罗马文明和汉文明的特性也不一样。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世代固守在同一土地上的小农经济形成了民族的内聚力和保守性。“它不像西方文明有着文化上的交往和继承，反而是以自身的文化去同化影响周围的野蛮部落。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才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去排挤外来文化，顶住匈奴的冲击并将匈奴逐至大漠以北以至西迁。于是带着汉文化影响转向西方的匈奴文化，去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去扮演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角，敲响了罗马帝国的丧钟。”郑志清：《论匈奴冲击下的中西文明》，载于《衡水师专学报》2001年6月。
这段史书写的是东汉对北匈奴七次巨大打击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汉朝军队长途跋涉，夜袭匈奴大营。而北匈奴单于在混乱中受伤堕马，连老婆阏氏也来不及带走，在数十名轻骑兵的拼死保护下才得以身免。史书有夸大之辞，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北匈奴残余跟随单于向西迁移了。
刘秀中兴的东汉王朝继续了西汉祖先走向世界的步伐。首先，东汉王朝加强了对周边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整合过程，继续缔造大一统的政权和文化；其次，东汉王朝将对外的视野拓展得更大，更远，主动派遣了向外交流的使节。作为又一个盛世王朝，东汉的对外步伐是成功的。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历史最大的影响却是匈奴别部在中国的沉重打击下远遁西方，对欧洲文明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这可算作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成果。
东汉的经济在西汉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西汉高。铁器的使用已遍及于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铁农具的使用大大超过西汉。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南方经济得到开发，人口大量增加。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铜镜远销国外，日本、朝鲜多有发现。首都洛阳是东汉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官僚贵戚凭借权势，还从事西域贸易和国外贸易。
刘秀还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以高官厚禄换取功臣实权实职，将实际权力收归尚书台；在地方政权上，州逐渐变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行政区域，州刺史变为具有统郡职能的长官；提倡讲经论理，推崇儒术，更重要的是用察举、征辟、举贤良方正以及明经等办法，网罗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
不料强化的专制体制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和争斗，还出现了累世公卿的门阀大族。东汉中后期的帝王全都成为傀儡。和帝10岁即位，安帝13岁即位，顺帝11岁即位，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登基。朝政日坏，直至黄巾起义，朝廷内争才告一段落。结果起义是被镇压了，天下却不再姓刘了。
在东汉初期，佛教开始从西域传入中原。汉明帝曾派遣使臣去西域求佛经。献帝初平年间开始大规模造像和招揽信徒。中国接受佛教后，成为了佛教重镇。
东汉时内地与周边各族的交往比西汉时期更加频繁。东汉初年，乌桓、鲜卑常骚扰汉北方各郡。光武帝时许多鲜卑大人陆续率部归附东汉，乌桓渠帅被封为侯王君长。此后百余年，乌桓叛服不常。东汉重歼北匈奴后，残留的北匈奴人与鲜卑人逐渐融合。在松花江流域，居住着以农业生活为主的扶余人。光武帝时扶余遣使奉贡。扶余东南鸭绿江流域的山地，聚居着高句丽人。光武帝时，高句丽使臣曾至京师奉贡。中华文明已经深入了白山黑水之地。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与汉杂处。由于官吏和豪强的侵夺，羌族常常起而反抗，遭到东汉的军事镇压。但是羌族一直牢固地占据聚居地直至今天。
东汉初，西域分裂为50余国，与汉朝关系一度紧张。西域北道诸国，重新受制于匈奴。明帝时，派将军窦固率军西击匈奴，东汉恢复西域都护。和帝时，窦宪连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远徙。汉任命班超父子先后为西域都护。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贪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段历史纪录告诉我们：甘英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经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诸国，至安息西界的波斯湾。甘英的使团来到海滨，安息西界人说到海上航行的艰难：“前方海域广阔，往来者如果逢顺风，要三个月方能通过。若风向不理想，也有延迟至于两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携带三年粮食。海中情境，令人思乡怀土。船行艰险，多有因海难而死亡者。”甘英于是知难而止，没有继续西行。安息国向来以汉丝及丝织品与罗马交易，不愿汉朝开辟直接通商的道路，向甘英备陈渡海的艰难，使甘英止步而还。这次出使虽未达大秦，但丰富了国人对中亚各国的知识。
梁启超后来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曾对此大发感慨。言辞十分深切沉痛：“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历史的偶然事件，或许确实是由必然的规律所决定的。如梁启超所说：“我国大陆国也，又其地广漠，足以资移植，人民无取聘于域外”，“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使然也”，这应当是“海运业自昔不甚发达”，“航业不振”的主要原因。王子今：《甘英遗憾》，载于《世界知识》2005年10期。甘英虽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创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官方使节外交活动之西行极限的历史纪录。甘英的记录在元明时代之前的1000多年间，一直没有被超越。
西域在东汉初年原本为复振的匈奴所控制。匈奴利用中原混乱之际，趁机扩展势力，势力日渐强盛，又大肆寇掠汉境。“杀略钞掠，北边无复宁岁”。东汉王朝初建，光武帝无暇北顾，对匈奴妥协退让，“赂遗金币，以通旧好”。
匈奴此时的强盛是其在中国境内的回光返照。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遭遇了自然灾难的巨大挑战。“连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呼韩邪单于内争失败，率其所属归附东汉，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分裂为南匈奴。东汉政府扶持南匈奴以夷制夷，加速了匈奴的分化瓦解，导致南、北匈奴各自朝不同方向发展。从此匈奴失去了再次统一的机会，不可避免地踏上了衰落之途。
南匈奴内附后，在北方边郡助汉守边，使中原地区大大缓解了北部边患。南匈奴入塞后，经过与汉朝人民长期的杂居、通婚，最终在十六国的战火中融于汉族之中。随着东汉国力的加强加上南匈奴的配合，东汉政府开始反击北匈奴。本节开头的汉匈大战就是汉族联合南匈奴对北匈奴发动的历次反击之一，历次反击都是汉族胜利。北匈奴日见穷窘，“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公元83年至85年间，北匈奴部众纷纷南下归汉，共73批，从此退出漠北地区。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匈奴大败后，残部仓皇西迁。匈奴西迁的行程，中外史料，语焉不详。马骏骐先生的《略论匈奴西迁》马骏骐：《略论匈奴西迁》，载于《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4期。一文全面概述了匈奴大败后的历史。
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匈奴离开了蒙古高原，向西先到达康居，后到乌孙。鲜卑族占据了匈奴的故地，留在当地的北匈奴数万人也自称鲜卑。随着康居和乌孙两国的强大，匈奴受到排挤，不得不继续西迁。这些北匈奴残部一路悲壮地唱着：
忘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
失我那支山，使我女儿无颜色。
夺我金神人，使我不得祭于天。
情形凄凉。他们必然在中亚的荒漠戈壁遭遇了众多的艰辛困苦。但直到公元292年前后，西方史籍中才出现了匈奴人的记述。西欧学者在论述东方军事时，提到亚美尼亚国王泰格兰纳斯的军队中不但有阿兰雇佣军，且还有一队匈奴士兵。半世纪后，波斯北部边境遭到Chionites人攻击的新闻传到了欧洲。“Chionites”可能就是欧洲对迁徙的匈奴人的最早称呼。
公元4世纪中叶，匈奴人击灭了位于今南俄草原以东的阿兰国，迫使哥特人西迁。欧洲震动，自此匈奴人在西方的活动骤然增多。阿兰国在康居西北2000里，是匈奴西迁的第三站。阿兰在顿河河畔，匈奴占领阿兰揭开了入侵欧洲的序幕。自公元374年起，匈奴收编残余的阿兰军队，休整壮大后开始进入欧洲。
一开始，匈奴人向东欧、波斯四处出击，互有成败。匈奴人依然盘踞在顿河流域的阿兰古地。公元400年秋，罗马帝国将领盖尼亚，谋叛失败，托庇于罗马尼亚地区的匈奴。该地区以乌尔丁为首的匈奴人，捕斩盖尼亚，呈送首级给东罗马皇帝，以示友好。
在此前后，匈奴势力逐渐从南俄草原伸延至蒂萨河流域，并多次派兵横渡多瑙河，不断攻掠色雷斯。东罗马帝国色雷斯总督招架不住，被迫以每年付给匈奴350磅黄金为代价，换取了乌尔丁不再扰掠其帝国边陲的承诺。以后，乌尔丁连年蹂躏东罗马帝国。公元5世纪初，他忽然掉转马头，挥兵指向西罗马，攻打班诺尼亚省。东哥特人归服匈奴，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不愿受匈奴人的奴役，于公元401年踏上了涌入西罗马帝国的大迁徙征途。
乌尔丁死后，“上帝之鞭”阿提拉于公元445年掌权。此时匈奴的势力中心已位于多瑙河中游，相当于19世纪奥匈帝国之地。公元447年，阿提拉率军兵临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皇帝不敌，被迫乞和，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之后，匈奴大军向西欧进军，强渡莱茵河。在莱茵河，发生了人类到那个时候为止的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匈奴士兵驱赶着马，跳进河里。马向对岸游去，有的士兵是骑在马背上的，而更多的则是拽着马尾巴游过去的。对岸乱箭齐发，马和人将莱茵河填满，河水则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渡河后的匈奴大军驰骋西欧，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躲避匈奴，逃亡到英伦三岛；许多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部族则战败投降匈奴。此时的西罗马帝国已经处于了历史末期，大批东方民族迁移进入西罗马帝国，给帝国带来了莫大的压力。
公元450年，阿提拉集合匈奴军和被征服民族的仆从军50万人，向西罗马的高卢发动进攻。随着高卢名城一个接一个地陷落，阿提拉兵锋直指名城奥尔良。阿提拉大军对高卢北部的蹂躏震惊了西罗马帝国的所有蛮族，迫使各蛮族结成了抗击匈奴的统一战线，高卢和西班牙各地的日耳曼蛮族，甚至不列颠的克尔特部落都派兵支援。和西罗马打了20年仗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也亲自领兵前来助战。
公元451年9月20日，两军在色恩河南岸的特洛城郊外决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00万。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铁骑风驰电掣般冲向由蛮族组成的中央战线。蛮族联军抵挡不住，被匈奴骑兵击溃。正当混战正酣，西罗马联军形势危急之时，强悍的西哥特援军及时赶到，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年过六旬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亲率铁甲骑兵反击，结果中箭落马，被紧跟其后的西哥特铁骑践踏而死。受挫的匈奴骑兵转头又撞上了左翼西罗马军团的盾牌防线，纷纷倒在标枪的投射之下。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回马恩河畔的营地，用大篷车首尾相连，弓箭手密布其间，组成一道相当坚固的防线才稳定战线。这就是世界上有名的卡塔劳温大战，战斗虽然只持续了5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丧生。双方伤亡惨重，未分胜负，阿提拉无意恋战，退回匈牙利境内。
第二年，阿提拉重整旗鼓，从巴尔干取道而南，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人侵意大利、攻陷意北重镇。在向罗马进军的途中，匈奴军中发生饥馑、瘟疫，东罗马援军亦已至。阿提拉被帝国派来的使者罗马圣·莱奥大主教说服，并接受了送来的贡物以及罗马霍诺里娅（Honoria）公主，再次退兵。453年，阿提拉因酒色过度而暴卒。
阿提拉死后，诸子纷争，新匈奴帝国开始土崩瓦解。各被奴役民族结成联军，反抗匈奴。公元454年，东哥特、吉皮底人、日耳曼人联军与匈奴军队在匈牙利境内的聂德尔河畔会战。匈奴人随后东移避居南俄大草原。公元461年，阿提拉之子邓直昔克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人战争，遭到失败。公元468年，他又率师南下，渡多瑙河，进犯东罗马帝国，战死沙场。群龙失首的匈奴种族离散，逐渐被其他民族融合。公元500年左右，匈奴走完了辉煌的历程，像颗耀眼的流星，陨落在历史的天空里。
关于匈奴人的后裔问题是世界历史的热点之谜。主流观点认为残余的匈奴人发展建立起了匈牙利。匈牙利人最初过着飘忽不定的游牧生活，4世纪出现于西欧，9世纪末迁入今匈牙利境内。约在公元1000年，斯蒂芬一世经罗马教皇加冕称王，建匈牙利王国。至于匈牙利人究竟来自何方无从考证，历史文献记载既零星散乱，且游移不定。同时匈牙利人中等身材，较一般欧罗巴人身材略短，脖颈粗壮，头颅圆形，是典型的亚洲人头型，双目细小，脸面较平，扁鼻，胡须稀疏。匈牙利人与匈奴人同属蒙古人种，形体容貌也有惊人的相似，能够说明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后代。当今的匈牙利就存在要求承认匈奴民族的呼声。
匈奴西迁是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舞台中上演的第一场大剧。汉朝与罗马帝国是古代世界雄踞东西方的两大帝国和类型不同的两大文明中心。二者在经济结构、政治机制、文化形态和民族心理上存在着极大差异，各以自身的能量向四周进行辐射，导致中西文化的碰撞。匈奴人充当了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角，去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灭亡了西罗马帝国。郑志清：《论匈奴冲击下的中西文明》，载于《衡水师专学报》2001年6月。在匈奴、日耳曼、哥特等游牧民族的冲击下，罗马帝国奄奄一息。476年9月，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雅克废黜了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西罗马帝国灭亡。
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都遭受了游牧民族的冲击，一盛一灭，令人费解。被汉朝军队击败的北匈奴残军为什么到了欧洲就能横扫西罗马帝国呢？
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起有落，时战时和。战争中既有和亲这样政治上的联系，也有互市这种经济上的交往。与汉帝国相反，罗马帝国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是从进攻逐渐转入防御的。罗马帝国对蛮族战争虽然也是由帝国的实力盛衰决定，但是呈直线型，没有起伏，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交往。因为，处于帝国末路，西罗马对游牧民族的战争远不如汉政府对匈奴的规模大，也没像汉王朝那样进行有组织有准备的大反击，因此，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其次，中国北部匈奴对汉文化的冲击频繁，但规模不是很大。他们主要是掳掠财富和人口，对土地的要求很少。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冲击是逐步升级的，越到后来越是迅猛异常。他们要求的不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土地，是要在罗马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有着充分的组织准备，并且有一道坚固的长城作屏障，因而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罗马对蛮族的战争，尤其在后期，毫无组织准备，即使是皇帝亲征，也是处于挨打被动的局面。汉帝国对匈奴战争伴随着文明的渗透，每次战争胜利后都要迁徙大量汉民戍边，巩固和开发新占领地区，把汉文化带到匈奴地区并深深扎根。这一点是罗马帝国所望尘莫及的。
最后，罗马文明和汉文明的特性也不一样。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世代固守在同一土地上的小农经济形成了民族的内聚力和保守性。“它不像西方文明有着文化上的交往和继承，反而是以自身的文化去同化影响周围的野蛮部落。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才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去排挤外来文化，顶住匈奴的冲击并将匈奴逐至大漠以北以至西迁。于是带着汉文化影响转向西方的匈奴文化，去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去扮演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角，敲响了罗马帝国的丧钟。”郑志清：《论匈奴冲击下的中西文明》，载于《衡水师专学报》200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