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汉，盛世中国的身影
西汉至南北朝的千年时间里，中国在不断成长，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身影也成规模的增多，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痕迹。这一阶段前期的汉朝，中国呈现出恢弘的盛世气象，中外交流广泛，中国在东亚初步营造了稳固的国际体系；后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虽然战乱不断，但是中外交流还是在艰难中持续。不论是中外交通的拓展、国际体系的草创、商品的交换还是宗教的传播，这一个千年的历史逐渐将古代中国推上了世界地位和影响力的巅峰。
刘邦建立的汉王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一个盛世王朝。汉时，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身影骤然增多。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光武中兴与疆域拓展、丝绸之路、匈奴西迁等内外呼应，构成了统一帝国给予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惊喜。
西汉初期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而有所增益，力求在稳定中求发展。汉高祖把六国旧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10余万口，迁到长安附近，以抑制他们的分裂活动；铲除除长沙王以外的异姓诸侯王，在异姓王旧地上陆续分封同姓诸侯王。文景两帝时期，西汉逐渐走向强盛。“七国之乱”平定以后，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为加强皇权，汉武帝削弱王国势力，设置刺史强干弱枝，削弱丞相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武帝以后，国家积弊已深，国力逐渐衰落，社会矛盾剧烈。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进行了越来越激化矛盾的“托古改制”。赤眉、绿林起义最终埋葬了西汉王朝。
西汉时期，中国从容不迫地登上世界舞台。在巩固国内大一统局面后，西汉政府稳步向周边地区拓展，传播中华文明。为了探索遥远的未知世界，西汉将营造中外交通途径作为走向世界的重心。其中张骞通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为西汉王朝奠定了向西交往的通衢。
西汉时期，中华文明相对周边地区的优势随着国家的大一统继续增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越、羌、西南和西域地区开始进入中国领土；匈奴、乌桓和鲜卑各民族在汉文化的感召下开始了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
武帝年间，闽越发兵围东瓯。汉武帝将东瓯居民内徙至江、淮之间，纳入西汉的编户齐民，并派兵攻闽越。汉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以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封越贵族多人为侯。元封元年越繇王和东越贵族杀余善，汉武帝把越人迁徙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同汉人融合。南越在汉初为西汉藩属，但南北关系若隐若离。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军攻入南越。岭南地区重新进入中国领土。
西南地区的西南夷于西汉初年与巴蜀等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汉武帝曾派唐蒙出使夜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到通身毒（印度）的道路。从此内地与滇国的道路打通了，滇王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内附。西汉对西南各族的控制加强了。
西汉初年，古老的羌族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走匈奴后，从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境）向西筑令居塞。宣帝时，羌人与汉人争夺湟水流域的牧地。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进攻，取得了胜利，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昭、宣以后，部分羌人逐渐内徙，在金城、陇西一带与汉人杂居。
汉初北方的乌桓臣服于匈奴。霍去病北击匈奴左地后，把一部分乌桓迁到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谁料昭帝以后乌桓渐强，虽然也常常攻击匈奴，但同时也骚扰汉朝北方边郡，成为新的边患。乌桓与更北边的鲜卑在与汉朝的日常接触和战斗中，开始了融入中国的进程。
秦朝虽然北逐匈奴，但是匈奴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首要边患。汉初，西汉采取和亲政策，以低姿态开始交流。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蓄势已久，开始主动出击匈奴，寻找主力决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夺回河套一带，设置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远征，过焉支山，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逾居延海，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汉武帝在河西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精骑10万，兵分两路，深入漠北打击匈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经过这几次重大战役以后，匈奴力量大为削弱。百余年来，北方农业区域所受匈奴的威胁，到此基本解除。但汉朝国势也大受打击，“无以复往”，遂改变了以往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一方面汉朝通过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设郡置县及西通月氏、大夏，联合乌孙，基本上完成了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另一方面重新实行和亲政策。汉元帝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匈奴和内地之间联系大为增强。汉武帝末年的“思富养民”政策为之后的政府所继承，西汉致力于整顿和加强西北和北方沿边防务，对匈奴实行较其他各族更为宽松的“羁摩”政策。
通过和亲互市，匈奴获得了更多的接触汉文化的机会，从中原换得了较多的生产、生活用品。汉文化也较多地传人匈奴。匈奴是由多部族或部落组成的共同体，各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接触汉文化的时间与受影响的程度不尽相同。建立汉赵政权的屠各匈奴就内迁较早、受汉文化影响也较深。而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匈奴则远遁欧洲，将展开崭新的剧目。
为了联络乌孙、大月氏等共击匈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去寻找飘荡不定的同盟。张骞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率众出陇西向西域进发，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西行向汉族介绍了闻所未闻的神秘之地，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汉军破匈奴设立河西四郡后，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道路终于打通了。昭帝时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各驻兵屯垦，置使者校尉领护。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军政机构的开始。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立都护。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至此完全确定。元帝建昭三年，汉军远征康居，汉朝和西域的通道大为安全了。西域道路畅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西域的探索与稳定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把丝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涵。现代我们称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为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考古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热门商品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张骞西行尤其是汉置西域都护后，中西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中国。西汉直至明初，丝绸之路随着中国内地盛世的兴衰而时断时盛。
公元五六世纪时，南北朝分立，但丝路沿途的东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北魏建国不久就派使者出使西域。洛阳更成为各国贡使、商人荟萃之地。隋朝隋炀帝主动招徕西域商人，恢复已经衰落的丝路。唐朝在西域设伊州、西州、庭州，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驻兵防守，由安西都护府管辖；后又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縻州府，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鼎盛的唐代，长安、洛阳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胡商，一派国际都会的风貌。唐朝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西北丝绸之路的东方经济推动力开始削弱。唐亡宋起，西北地区政权分立，丝路的安全难以保障，这就降低了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东南海上贸易逐渐频繁起来。蒙古帝国的建立再度繁荣了丝绸之路。东西方使者、教士和商人，不绝于道。明后，虽然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明初的中国更重视海路，之后的闭关锁国则彻底关闭了中外大规模交往之路。丝路没落了。
汉朝基本奠定了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丝绸之路大致东起长安，西行上陇坂，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达现在早已为黄沙所掩埋的楼兰国。楼兰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北道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东汉明帝北攻匈奴，得伊吾庐（今哈密）地后，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时，南朝也尽力维持与西方的往来，从益州（今成都）北上龙涸（今四川松潘），经青海湖旁吐谷浑都城，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在这些主商道及其支路周围，绿洲、城邦和贸易站点缀其间，散发着迷人的神秘感，现在是研究中外交流和考古学的热点地区。
与西北丝绸之路相伴随，古代中国还存在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起于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四川盆地，从成都出发经今四川西南，通过贵州、云南，然后到缅甸、印度，并由此可达欧洲、非洲诸国。这条在川、滇、缅、印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的商道是中国通往外界的最早的一条古代陆上交通要道。它比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还早。
张骞出使大夏时，在市场上见到蜀布、竹杖等，很好奇地询问何处所来。当地人说：“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原来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有一条商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穿行在川、滇、缅、印古道上的贸易商人，绕过西藏高原东南部，经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过缅甸，到印度、阿富汗，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最古老的丝绸之路。
当时正是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来西南地区从未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二来西南地区缺乏稳定的、繁荣的政权。因此，历史对这条通道缺乏了解。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一直默默无闻地起着沟通中外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纽带作用。
中国的西南地区是亚洲大陆与中南半岛的衔接处，是民族迁徙、经济往来的通衢，是大陆文化向南传播以及岛屿和海滨文化的北上渗透的咽喉地带。早在秦汉时期，蜀中的丝绸、布匹、铁器就沿此道销往东南亚、南亚及西亚，而印度和中亚的珠宝、琉璃亦沿丝路输入中国。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价值不亚于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涂裕春：《古丝绸之路与各民族的融合》，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2月。在西南丝绸之路重镇永昌郡永昌郡先名益州郡。汉末因为与益州重名，故改为永昌。在今云南保山地区。境内的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的荒冢中，考古工作者曾一次就出土了汉代五铢钱千枚，足见西南丝绸之路贸易之盛。与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相比重的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这将在之后有专门章节论述。
西汉对世界历史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对丝绸之路的营造。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文明的早熟和发达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文明、小亚细亚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国文明；汉朝、唐朝、元朝、罗马帝国、萨珊、波斯、东罗马帝国及后来的阿拉伯帝国都在总长7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沿线。丝绸之路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一条连接沿线各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纽带。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产生的火花常常点燃历史的发动机。
丝绸之路还是当时世界各民族政治、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之路。当然也使沿线各民族、各国家不断增进了解，互派使者，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使节之路”。佛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都是沿着这条线传播进来的，所以又是一个“神灵之路”。匈奴是通过这条路西迁的，乌孙、大月氏及后来的突厥、西辽、蒙古也都是沿着这条路西迁的，所以，这还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
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商品是丝绸，但是并不局限于丝绸。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新鲜的物种知识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为中国所吸收。中国的桑蚕技术、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瓷器、茶叶、金银器皿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丝绸之路意义远远超越了以中国为起点的中西交通大动脉。它是强盛时代的中国向外拓展的主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化输出、中西文化交流、中西贸易交流的主要路线。它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发展的文明网络。
在丝绸之路上，西域中国西汉以后，对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地区的总称。今新疆境内的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与今新疆相邻的中亚诸国，当时也被称为西域。永远散发着诱惑之光。自西域成为中国领土后，西域在之后的中西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宣帝时，始设西域都护，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据史书记载：“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其中除“康居、大月氏、安息、蜀宾、乌弋山离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外，其余50国都在西域都护府的管辖之下。从诸国分布的情况看，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地域范围是相当明确的，即天山南北、东疆地区、帕米尔及其以西的大宛、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我们的先民为西域的维护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汉时期有据可查的西域都护有10人：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东汉时期见于记载的西域都护是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马国荣：《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载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6月。名传千古为读书人争气的班超自不必说。又比如郑吉“为人强执”，在西域20多年的时间里，组织屯垦，发展地方经济，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筹建西域都护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他又在各族人民团结和稳定西域社会秩序方面建立了功勋。段会宗从汉元帝始，先后八次出使西域，其中三任西域都护，“西域敬其威信”。他多次帮助乌孙缓解内部矛盾，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流血冲突。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74岁的段会宗病死在自己的岗位上。西域可算是西汉时期日益强盛的中国走向世界努力的缩影：拓展文明，开辟对外交通。
刘邦建立的汉王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一个盛世王朝。汉时，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身影骤然增多。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光武中兴与疆域拓展、丝绸之路、匈奴西迁等内外呼应，构成了统一帝国给予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惊喜。
西汉初期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而有所增益，力求在稳定中求发展。汉高祖把六国旧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10余万口，迁到长安附近，以抑制他们的分裂活动；铲除除长沙王以外的异姓诸侯王，在异姓王旧地上陆续分封同姓诸侯王。文景两帝时期，西汉逐渐走向强盛。“七国之乱”平定以后，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为加强皇权，汉武帝削弱王国势力，设置刺史强干弱枝，削弱丞相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武帝以后，国家积弊已深，国力逐渐衰落，社会矛盾剧烈。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进行了越来越激化矛盾的“托古改制”。赤眉、绿林起义最终埋葬了西汉王朝。
西汉时期，中国从容不迫地登上世界舞台。在巩固国内大一统局面后，西汉政府稳步向周边地区拓展，传播中华文明。为了探索遥远的未知世界，西汉将营造中外交通途径作为走向世界的重心。其中张骞通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为西汉王朝奠定了向西交往的通衢。
西汉时期，中华文明相对周边地区的优势随着国家的大一统继续增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越、羌、西南和西域地区开始进入中国领土；匈奴、乌桓和鲜卑各民族在汉文化的感召下开始了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
武帝年间，闽越发兵围东瓯。汉武帝将东瓯居民内徙至江、淮之间，纳入西汉的编户齐民，并派兵攻闽越。汉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以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封越贵族多人为侯。元封元年越繇王和东越贵族杀余善，汉武帝把越人迁徙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同汉人融合。南越在汉初为西汉藩属，但南北关系若隐若离。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军攻入南越。岭南地区重新进入中国领土。
西南地区的西南夷于西汉初年与巴蜀等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汉武帝曾派唐蒙出使夜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到通身毒（印度）的道路。从此内地与滇国的道路打通了，滇王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内附。西汉对西南各族的控制加强了。
西汉初年，古老的羌族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走匈奴后，从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境）向西筑令居塞。宣帝时，羌人与汉人争夺湟水流域的牧地。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进攻，取得了胜利，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昭、宣以后，部分羌人逐渐内徙，在金城、陇西一带与汉人杂居。
汉初北方的乌桓臣服于匈奴。霍去病北击匈奴左地后，把一部分乌桓迁到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谁料昭帝以后乌桓渐强，虽然也常常攻击匈奴，但同时也骚扰汉朝北方边郡，成为新的边患。乌桓与更北边的鲜卑在与汉朝的日常接触和战斗中，开始了融入中国的进程。
秦朝虽然北逐匈奴，但是匈奴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首要边患。汉初，西汉采取和亲政策，以低姿态开始交流。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蓄势已久，开始主动出击匈奴，寻找主力决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夺回河套一带，设置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远征，过焉支山，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逾居延海，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汉武帝在河西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精骑10万，兵分两路，深入漠北打击匈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经过这几次重大战役以后，匈奴力量大为削弱。百余年来，北方农业区域所受匈奴的威胁，到此基本解除。但汉朝国势也大受打击，“无以复往”，遂改变了以往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一方面汉朝通过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设郡置县及西通月氏、大夏，联合乌孙，基本上完成了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另一方面重新实行和亲政策。汉元帝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匈奴和内地之间联系大为增强。汉武帝末年的“思富养民”政策为之后的政府所继承，西汉致力于整顿和加强西北和北方沿边防务，对匈奴实行较其他各族更为宽松的“羁摩”政策。
通过和亲互市，匈奴获得了更多的接触汉文化的机会，从中原换得了较多的生产、生活用品。汉文化也较多地传人匈奴。匈奴是由多部族或部落组成的共同体，各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接触汉文化的时间与受影响的程度不尽相同。建立汉赵政权的屠各匈奴就内迁较早、受汉文化影响也较深。而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匈奴则远遁欧洲，将展开崭新的剧目。
为了联络乌孙、大月氏等共击匈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去寻找飘荡不定的同盟。张骞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率众出陇西向西域进发，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西行向汉族介绍了闻所未闻的神秘之地，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汉军破匈奴设立河西四郡后，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道路终于打通了。昭帝时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各驻兵屯垦，置使者校尉领护。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军政机构的开始。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立都护。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至此完全确定。元帝建昭三年，汉军远征康居，汉朝和西域的通道大为安全了。西域道路畅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西域的探索与稳定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把丝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涵。现代我们称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为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考古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热门商品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张骞西行尤其是汉置西域都护后，中西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中国。西汉直至明初，丝绸之路随着中国内地盛世的兴衰而时断时盛。
公元五六世纪时，南北朝分立，但丝路沿途的东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北魏建国不久就派使者出使西域。洛阳更成为各国贡使、商人荟萃之地。隋朝隋炀帝主动招徕西域商人，恢复已经衰落的丝路。唐朝在西域设伊州、西州、庭州，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驻兵防守，由安西都护府管辖；后又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縻州府，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鼎盛的唐代，长安、洛阳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胡商，一派国际都会的风貌。唐朝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西北丝绸之路的东方经济推动力开始削弱。唐亡宋起，西北地区政权分立，丝路的安全难以保障，这就降低了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东南海上贸易逐渐频繁起来。蒙古帝国的建立再度繁荣了丝绸之路。东西方使者、教士和商人，不绝于道。明后，虽然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明初的中国更重视海路，之后的闭关锁国则彻底关闭了中外大规模交往之路。丝路没落了。
汉朝基本奠定了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丝绸之路大致东起长安，西行上陇坂，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达现在早已为黄沙所掩埋的楼兰国。楼兰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北道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东汉明帝北攻匈奴，得伊吾庐（今哈密）地后，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时，南朝也尽力维持与西方的往来，从益州（今成都）北上龙涸（今四川松潘），经青海湖旁吐谷浑都城，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在这些主商道及其支路周围，绿洲、城邦和贸易站点缀其间，散发着迷人的神秘感，现在是研究中外交流和考古学的热点地区。
与西北丝绸之路相伴随，古代中国还存在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起于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四川盆地，从成都出发经今四川西南，通过贵州、云南，然后到缅甸、印度，并由此可达欧洲、非洲诸国。这条在川、滇、缅、印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的商道是中国通往外界的最早的一条古代陆上交通要道。它比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还早。
张骞出使大夏时，在市场上见到蜀布、竹杖等，很好奇地询问何处所来。当地人说：“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原来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有一条商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穿行在川、滇、缅、印古道上的贸易商人，绕过西藏高原东南部，经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过缅甸，到印度、阿富汗，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最古老的丝绸之路。
当时正是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来西南地区从未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二来西南地区缺乏稳定的、繁荣的政权。因此，历史对这条通道缺乏了解。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一直默默无闻地起着沟通中外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纽带作用。
中国的西南地区是亚洲大陆与中南半岛的衔接处，是民族迁徙、经济往来的通衢，是大陆文化向南传播以及岛屿和海滨文化的北上渗透的咽喉地带。早在秦汉时期，蜀中的丝绸、布匹、铁器就沿此道销往东南亚、南亚及西亚，而印度和中亚的珠宝、琉璃亦沿丝路输入中国。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价值不亚于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涂裕春：《古丝绸之路与各民族的融合》，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2月。在西南丝绸之路重镇永昌郡永昌郡先名益州郡。汉末因为与益州重名，故改为永昌。在今云南保山地区。境内的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的荒冢中，考古工作者曾一次就出土了汉代五铢钱千枚，足见西南丝绸之路贸易之盛。与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相比重的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这将在之后有专门章节论述。
西汉对世界历史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对丝绸之路的营造。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文明的早熟和发达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文明、小亚细亚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国文明；汉朝、唐朝、元朝、罗马帝国、萨珊、波斯、东罗马帝国及后来的阿拉伯帝国都在总长7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沿线。丝绸之路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一条连接沿线各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纽带。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产生的火花常常点燃历史的发动机。
丝绸之路还是当时世界各民族政治、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之路。当然也使沿线各民族、各国家不断增进了解，互派使者，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使节之路”。佛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都是沿着这条线传播进来的，所以又是一个“神灵之路”。匈奴是通过这条路西迁的，乌孙、大月氏及后来的突厥、西辽、蒙古也都是沿着这条路西迁的，所以，这还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
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商品是丝绸，但是并不局限于丝绸。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新鲜的物种知识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为中国所吸收。中国的桑蚕技术、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瓷器、茶叶、金银器皿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丝绸之路意义远远超越了以中国为起点的中西交通大动脉。它是强盛时代的中国向外拓展的主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化输出、中西文化交流、中西贸易交流的主要路线。它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发展的文明网络。
在丝绸之路上，西域中国西汉以后，对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地区的总称。今新疆境内的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与今新疆相邻的中亚诸国，当时也被称为西域。永远散发着诱惑之光。自西域成为中国领土后，西域在之后的中西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宣帝时，始设西域都护，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据史书记载：“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其中除“康居、大月氏、安息、蜀宾、乌弋山离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外，其余50国都在西域都护府的管辖之下。从诸国分布的情况看，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地域范围是相当明确的，即天山南北、东疆地区、帕米尔及其以西的大宛、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我们的先民为西域的维护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汉时期有据可查的西域都护有10人：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东汉时期见于记载的西域都护是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马国荣：《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载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6月。名传千古为读书人争气的班超自不必说。又比如郑吉“为人强执”，在西域20多年的时间里，组织屯垦，发展地方经济，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筹建西域都护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他又在各族人民团结和稳定西域社会秩序方面建立了功勋。段会宗从汉元帝始，先后八次出使西域，其中三任西域都护，“西域敬其威信”。他多次帮助乌孙缓解内部矛盾，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流血冲突。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74岁的段会宗病死在自己的岗位上。西域可算是西汉时期日益强盛的中国走向世界努力的缩影：拓展文明，开辟对外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