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元谋人到炎黄子孙
越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海洋荒漠和高原对人类交往的限制作用就越大，早期文明的相互影响就越显得薄弱。对于处于摇篮期的各个区域文明来说，这样的限制可能是有益的。文明婴儿只有沿着自己的啼叫声发展，才能最终唱出有特色的声音，发出动听的旋律。而这恰恰是文明相互学习借鉴的基础之一。
人类的产生是历史的起点，也是一切人类文明的起点。距今约三四百万年前，人类在地球上出现，这也是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起点。
探究人类历史内部的关系，探讨东方帝国对整体历史的影响，必须从历史的起点说起。一方面，那些稚嫩的、令人浮想联翩的史前文明是后来文明的原点，隐含着几乎所有后来文明的特征和文明因子。他们就是建筑的根基、瓷器的毛胚和需要百般呵护的名贵花种。只有认识它们，后来人才能更好的理解现代文明；一方面，尽管史前时期人类的相互交往极其微弱，但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类的交往与相互影响是存在的。这就造成了史前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竞争组合，形成了更先进的、地域更大的文明。史前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自然也是我们探讨的题中之义。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人类是起源于同一地区，同一人种，还是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原始人类？同样，人类文明的起源是不是各异的？我的基本的观点是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是多点多元的，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趋同演化为各异的区域文明。
有研究表明，原始亚洲人群中具有非洲人种的某些特征。也有研究认为美国的原始印第安人是从蒙古高原迁徙过去的。这似乎可以认为人类最早产生于非洲，然后自西向东逐渐迁徙和漂泊，扩散到了欧洲、亚洲和美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远古人类的交通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但作为高智能的群居性物种，人类利用极为漫长的年代跋涉到地球各地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1年。
但同时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受非洲原始人种影响的人群是其中一支。上述的研究成果不能掩盖更多的独立发展起来的人种的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创造了辉煌各异的地域文明。这些古代文明不是在地球上同步出现，而是在某些地区首先出现。这样的文明独立起源，有自己的思路和发展道路。整个人类的某一些地区和某一些群体首先步入了文明的门槛，逐渐扩散。另一些地区和群体则在这些先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影响下进入文明时代。
即使是具体的某一现代文明，它的内部起源也是多点多元的。
就中华文明来说。考古挖掘已经基本证明，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的《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五帝本纪》开始就是黄帝，而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所以我们说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五帝本纪》并列，司马迁还记述了匈奴、东夷、蛮越等其他文化。中华文明就是世界上有独立起源的史前文明中的一个，其内部也是多元起源的。
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腊玛古猿是人类的猿形祖先。1975—1980年间，在中国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煤场陆续挖掘了一批腊玛古猿化石，距今约800万年。最早跨入“人”的门槛的是直立人，也就是中国学界的“猿人”。中国是世界上发现直立人及其遗址最多的国家，遍布黄河、长江流域。中国境内最早的直立人化石就是元谋人化石，距今约170万年左右。此外还有蓝田人、北京人、龙骨洞遗址、金牛山遗址等。之后人类各个进化阶段的化石和遗址都在中国被发现，且数量众多，材料丰富，具有极强的连续性。这些都无可争议地证明中国是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8—10页。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但并非是唯一的源地。中国灿烂的东方文明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异常丰富，迄今已发现了7000多处，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这些文明源头相互差别又互有联系。“红山文化的玉器群与商代玉器群题材相同，风格有渊源关系；良渚文化的玉器群与红山文化玉器群属于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文化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6页。商朝、西周灿烂的文明就是在新石器时期各个区域文明的基础上汇聚熔铸而成的。中国境内的区域文化在不断的融合中，创造了东方千年文明。
每一个文明都得惠于养育自己的大自然。中华文明就幸运地获得了大自然的恩赐。黄河、长江用自己甘甜的乳汁抚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广阔的原始森林、茂密的草原和出产丰富的近海成了中华始祖驰骋的舞台。蒙古高原、新疆戈壁荒漠、青藏高原和西南山脉险流阻挡了外敌对先祖的袭扰；而冷热适中、气候温顺的内部条件滋长了中华原始人群。东方帝国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注定是一个和平、内敛的农业文明。
地理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但对原始人类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每一个灿烂的远古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个优良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文明的性格。这在之后的叙述中，我们将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遗憾的是，现代人无法对中华远古文明了解太多，太深。我们太缺乏史料了。
我们知道，在大约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过着一种人少物丰的氏族生活。在北方温带的草原上，人类采取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北方的考古遗存中，各种类型的用来切割兽肉的刮削器等小型工具是最主要的打制石器。人们多居住在洞穴中，洞中常年燃烧着熊熊烈火。在气候温暖湿润、森林密布的南方，人们多以采集捕捞为生。反映在考古遗存方面，就是石器多以大尖状器、大砍砸器为主。南方河流附近植物繁茂、食物资源充足，早期南方人就大多居住在靠近水源的河谷地带，利用河滩的砾石打制石器，采集各种植物和捕捞水生生物。不约而同地，南北方都将猎物作为服饰的来源。
人们偶尔也会渔猎一天，却一无所获，或者因为某时段天气恶劣，不适合渔猎，就会陷入缺衣少食的尴尬。细心的原始人已经发现了一些植物的食用价值，并储藏了一些。两相结合，原始农业就萌芽了。在旧石器时代，萌芽期的农业作用微弱，处在依附于渔猎采集经济形态的辅助性地位。
然而农业的明显优势，日益显现出来。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中国的原始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史前农业的发展与兴盛大体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相对应。“中国史前农业明显形成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以长江中下游为重心的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粟作农业系统。这是由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农作物祖本的自然资源以及居民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差别综合作用形成的。中国史前两大农耕系统各自独立起源、并行发展，又发生传播和交流影响。”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载于《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
在距今一万年前，原始农业呈现出较快增长势头的势头。考古挖掘证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农业遗址数量激增，分布地域大幅度扩展。已挖掘的稻田及相关的田间配套灌溉遗迹，反映出小型的水田灌溉农业的存在；经过很长时期的人工选育，稻米品种渐趋优良，后期有的粳稻已接近现代粳稻的品质；用麻十分普遍，且在南北方都已人工种麻；家禽饲养开始出现。一些地区甚至可能出现了养蚕业。猪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猪被大量饲养，人们尽力积存猪下颌骨。猪的数量成为了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猪下颌骨成为了一种时尚。
这一时期就是中国传说中的神农氏兴起的时期。神农氏即炎帝、赤帝，不应该理解为具体个人，而是一个部落和它的首领的指称。炎帝部落发源于西北，后迁移至黄河中游南岸地区。传说中他遍尝百草，教人耕耘，部落逐渐兴盛，建立了以陈为中心的大方国。中原古称“赤县神州”，意即“赤帝之县”与“神农之州”。
此时发源于关中地区的黄帝部落也开始兴盛，东迁河南，与炎帝部落产生了冲突。阪泉之战后，炎帝战败。黄帝即轩辕，也是对部落及其首领的指称。黄帝部落乘胜东进，在河南新郑建都立国。为了抵御四周方国部落的进攻，黄帝与东迁山东的炎帝部落联合，与以蚩尤为首的部落联军再次决战。涿鹿之战是两个阵营的决战，蚩尤失败，南下成为了现代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黄帝和炎帝部落加强联合，最终演化为汉族的祖先。
炎黄祖先的传说发展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公元前3000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
这一时期的中华原始文化已经进入了全面兴盛、繁荣的阶段。在长期积累、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各国的初级文明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们对劳动工具进行了改进或创新，突出的有：考古挖掘的良渚文化较普遍使用石犁铧，使开沟一类的农活功效得到提高；太湖地区发展起来了养蚕业，能够织出较高密度的家蚕丝织物绢绸；粟、黍等种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当时人们食谱中小米摄入量比仰韶文化时期明显增加，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出现的小麦，为中华历史增添了一种新的重要粮食作物；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载于《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半坡遗址的挖掘成果中出现了疑似汉字起源的彩陶图案；山东大汶口遗址的墓葬文化显示出当地的社会分化已经到达了相当的程度。
在史前时期，原始农业是东西方对比中最可明确的内容。中国史前农业在世界史前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世界农业起源区域之一，中国为世界贡献了重要作物和农业技术。主要农作物——粟，水稻原生于中国华北地区。中国在华北种植粟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也是水稻的原生地区之一，水稻原生于江淮以南。河姆渡人是世界上最早种稻的人群。
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南北各地出现了近百处原始城市遗址。人们选择河流肥沃之地建筑城址，以方型为主，营造了手工业、商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这些城市周围环绕着原始部落，有的还是两三座城市连成的城市群。城市的出现是对史前文明发展的总结。人类文明走到这一步，距离国家形式只有一步之遥了。
史前时期极其漫长，世界文明发展内容纷繁复杂。在简要介绍了中国史前文明发展脉络后，我们很有必要将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发展做一下比较：
两河流域颁布《乌尔纳姆法典》，为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典。
清晰地表明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区之一。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也都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多源发展。这四个地区被人们称为“四大文明古国”。
必须承认的是，与世界其他史前文明相比，中华史前文明的发展并不是最快的。国家形式的出现是检验史前文明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公元前21世纪，启建立了夏朝。在国家出现的前后对比中，中国远远落在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的后头。中国的文字和政治制度发展也落在了三国的后头。当然，文明的发展只有程度之别，绝没有优劣之分。
与其他三国相比，中国的文明不仅是独立起源的，还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途径。中国东方文明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连绵不绝，没有中断。金字塔之下的居民已经不是制造金字塔的先民的后裔了，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早以灰飞烟灭，伊斯兰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重新塑造、统一了这一地区。哈拉帕文化的城市不断挖掘出来，一再引发争论。现代印度人已经不认识这些当地原始城市，竟疑为天外来客所建。
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被历史湮没的神秘文明：复活节岛上的巨石建筑，英格兰的巨石阵，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巨石遗迹，马耳他神庙……
在这一点上，中华文明是幸运的。让我们一起顺着中华文明发展的明确线索，一一探究每个历史时期东方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人类的产生是历史的起点，也是一切人类文明的起点。距今约三四百万年前，人类在地球上出现，这也是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起点。
探究人类历史内部的关系，探讨东方帝国对整体历史的影响，必须从历史的起点说起。一方面，那些稚嫩的、令人浮想联翩的史前文明是后来文明的原点，隐含着几乎所有后来文明的特征和文明因子。他们就是建筑的根基、瓷器的毛胚和需要百般呵护的名贵花种。只有认识它们，后来人才能更好的理解现代文明；一方面，尽管史前时期人类的相互交往极其微弱，但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类的交往与相互影响是存在的。这就造成了史前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竞争组合，形成了更先进的、地域更大的文明。史前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自然也是我们探讨的题中之义。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人类是起源于同一地区，同一人种，还是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原始人类？同样，人类文明的起源是不是各异的？我的基本的观点是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是多点多元的，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趋同演化为各异的区域文明。
有研究表明，原始亚洲人群中具有非洲人种的某些特征。也有研究认为美国的原始印第安人是从蒙古高原迁徙过去的。这似乎可以认为人类最早产生于非洲，然后自西向东逐渐迁徙和漂泊，扩散到了欧洲、亚洲和美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远古人类的交通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但作为高智能的群居性物种，人类利用极为漫长的年代跋涉到地球各地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1年。
但同时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受非洲原始人种影响的人群是其中一支。上述的研究成果不能掩盖更多的独立发展起来的人种的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创造了辉煌各异的地域文明。这些古代文明不是在地球上同步出现，而是在某些地区首先出现。这样的文明独立起源，有自己的思路和发展道路。整个人类的某一些地区和某一些群体首先步入了文明的门槛，逐渐扩散。另一些地区和群体则在这些先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影响下进入文明时代。
即使是具体的某一现代文明，它的内部起源也是多点多元的。
就中华文明来说。考古挖掘已经基本证明，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的《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五帝本纪》开始就是黄帝，而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所以我们说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五帝本纪》并列，司马迁还记述了匈奴、东夷、蛮越等其他文化。中华文明就是世界上有独立起源的史前文明中的一个，其内部也是多元起源的。
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腊玛古猿是人类的猿形祖先。1975—1980年间，在中国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煤场陆续挖掘了一批腊玛古猿化石，距今约800万年。最早跨入“人”的门槛的是直立人，也就是中国学界的“猿人”。中国是世界上发现直立人及其遗址最多的国家，遍布黄河、长江流域。中国境内最早的直立人化石就是元谋人化石，距今约170万年左右。此外还有蓝田人、北京人、龙骨洞遗址、金牛山遗址等。之后人类各个进化阶段的化石和遗址都在中国被发现，且数量众多，材料丰富，具有极强的连续性。这些都无可争议地证明中国是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8—10页。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但并非是唯一的源地。中国灿烂的东方文明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异常丰富，迄今已发现了7000多处，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这些文明源头相互差别又互有联系。“红山文化的玉器群与商代玉器群题材相同，风格有渊源关系；良渚文化的玉器群与红山文化玉器群属于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文化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6页。商朝、西周灿烂的文明就是在新石器时期各个区域文明的基础上汇聚熔铸而成的。中国境内的区域文化在不断的融合中，创造了东方千年文明。
每一个文明都得惠于养育自己的大自然。中华文明就幸运地获得了大自然的恩赐。黄河、长江用自己甘甜的乳汁抚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广阔的原始森林、茂密的草原和出产丰富的近海成了中华始祖驰骋的舞台。蒙古高原、新疆戈壁荒漠、青藏高原和西南山脉险流阻挡了外敌对先祖的袭扰；而冷热适中、气候温顺的内部条件滋长了中华原始人群。东方帝国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注定是一个和平、内敛的农业文明。
地理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但对原始人类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每一个灿烂的远古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个优良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文明的性格。这在之后的叙述中，我们将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遗憾的是，现代人无法对中华远古文明了解太多，太深。我们太缺乏史料了。
我们知道，在大约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过着一种人少物丰的氏族生活。在北方温带的草原上，人类采取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北方的考古遗存中，各种类型的用来切割兽肉的刮削器等小型工具是最主要的打制石器。人们多居住在洞穴中，洞中常年燃烧着熊熊烈火。在气候温暖湿润、森林密布的南方，人们多以采集捕捞为生。反映在考古遗存方面，就是石器多以大尖状器、大砍砸器为主。南方河流附近植物繁茂、食物资源充足，早期南方人就大多居住在靠近水源的河谷地带，利用河滩的砾石打制石器，采集各种植物和捕捞水生生物。不约而同地，南北方都将猎物作为服饰的来源。
人们偶尔也会渔猎一天，却一无所获，或者因为某时段天气恶劣，不适合渔猎，就会陷入缺衣少食的尴尬。细心的原始人已经发现了一些植物的食用价值，并储藏了一些。两相结合，原始农业就萌芽了。在旧石器时代，萌芽期的农业作用微弱，处在依附于渔猎采集经济形态的辅助性地位。
然而农业的明显优势，日益显现出来。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中国的原始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史前农业的发展与兴盛大体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相对应。“中国史前农业明显形成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以长江中下游为重心的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粟作农业系统。这是由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农作物祖本的自然资源以及居民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差别综合作用形成的。中国史前两大农耕系统各自独立起源、并行发展，又发生传播和交流影响。”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载于《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
在距今一万年前，原始农业呈现出较快增长势头的势头。考古挖掘证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农业遗址数量激增，分布地域大幅度扩展。已挖掘的稻田及相关的田间配套灌溉遗迹，反映出小型的水田灌溉农业的存在；经过很长时期的人工选育，稻米品种渐趋优良，后期有的粳稻已接近现代粳稻的品质；用麻十分普遍，且在南北方都已人工种麻；家禽饲养开始出现。一些地区甚至可能出现了养蚕业。猪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猪被大量饲养，人们尽力积存猪下颌骨。猪的数量成为了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猪下颌骨成为了一种时尚。
这一时期就是中国传说中的神农氏兴起的时期。神农氏即炎帝、赤帝，不应该理解为具体个人，而是一个部落和它的首领的指称。炎帝部落发源于西北，后迁移至黄河中游南岸地区。传说中他遍尝百草，教人耕耘，部落逐渐兴盛，建立了以陈为中心的大方国。中原古称“赤县神州”，意即“赤帝之县”与“神农之州”。
此时发源于关中地区的黄帝部落也开始兴盛，东迁河南，与炎帝部落产生了冲突。阪泉之战后，炎帝战败。黄帝即轩辕，也是对部落及其首领的指称。黄帝部落乘胜东进，在河南新郑建都立国。为了抵御四周方国部落的进攻，黄帝与东迁山东的炎帝部落联合，与以蚩尤为首的部落联军再次决战。涿鹿之战是两个阵营的决战，蚩尤失败，南下成为了现代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黄帝和炎帝部落加强联合，最终演化为汉族的祖先。
炎黄祖先的传说发展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公元前3000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
这一时期的中华原始文化已经进入了全面兴盛、繁荣的阶段。在长期积累、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各国的初级文明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们对劳动工具进行了改进或创新，突出的有：考古挖掘的良渚文化较普遍使用石犁铧，使开沟一类的农活功效得到提高；太湖地区发展起来了养蚕业，能够织出较高密度的家蚕丝织物绢绸；粟、黍等种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当时人们食谱中小米摄入量比仰韶文化时期明显增加，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出现的小麦，为中华历史增添了一种新的重要粮食作物；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载于《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半坡遗址的挖掘成果中出现了疑似汉字起源的彩陶图案；山东大汶口遗址的墓葬文化显示出当地的社会分化已经到达了相当的程度。
在史前时期，原始农业是东西方对比中最可明确的内容。中国史前农业在世界史前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世界农业起源区域之一，中国为世界贡献了重要作物和农业技术。主要农作物——粟，水稻原生于中国华北地区。中国在华北种植粟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也是水稻的原生地区之一，水稻原生于江淮以南。河姆渡人是世界上最早种稻的人群。
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南北各地出现了近百处原始城市遗址。人们选择河流肥沃之地建筑城址，以方型为主，营造了手工业、商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这些城市周围环绕着原始部落，有的还是两三座城市连成的城市群。城市的出现是对史前文明发展的总结。人类文明走到这一步，距离国家形式只有一步之遥了。
史前时期极其漫长，世界文明发展内容纷繁复杂。在简要介绍了中国史前文明发展脉络后，我们很有必要将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发展做一下比较：
两河流域颁布《乌尔纳姆法典》，为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典。
清晰地表明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区之一。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也都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多源发展。这四个地区被人们称为“四大文明古国”。
必须承认的是，与世界其他史前文明相比，中华史前文明的发展并不是最快的。国家形式的出现是检验史前文明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公元前21世纪，启建立了夏朝。在国家出现的前后对比中，中国远远落在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的后头。中国的文字和政治制度发展也落在了三国的后头。当然，文明的发展只有程度之别，绝没有优劣之分。
与其他三国相比，中国的文明不仅是独立起源的，还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途径。中国东方文明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连绵不绝，没有中断。金字塔之下的居民已经不是制造金字塔的先民的后裔了，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早以灰飞烟灭，伊斯兰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重新塑造、统一了这一地区。哈拉帕文化的城市不断挖掘出来，一再引发争论。现代印度人已经不认识这些当地原始城市，竟疑为天外来客所建。
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被历史湮没的神秘文明：复活节岛上的巨石建筑，英格兰的巨石阵，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巨石遗迹，马耳他神庙……
在这一点上，中华文明是幸运的。让我们一起顺着中华文明发展的明确线索，一一探究每个历史时期东方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