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被西方部分史学家赞誉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事件，被视为当今全球化趋势的起步和渊薮。哥伦布和达·伽马在世界历史领域得到了反复地研究，重视度逐步提升，再通过当今西方的文化强势开始影响到国内的历史研究和观念。这一现象包含着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对世界历史中中国身影的忽视。
在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前半个世纪，明朝的郑和就曾率领规模和技术都先进得多的船队七下西洋。与西方的金钱导向不同，郑和下西洋是带着使节、礼品友好前往的。这与那些欧洲船队携带枪炮，贩运奴隶的航行有着本质区别。在全球化视野中，当我们将精力倾注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上的同时，是否应该换一个角度审视古代中国书中的古代中国相当于约公元前二三百万年前人类出现到1900年为止。与世界的关系，是否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探讨古代中国的世界身影？
现实生活中，中国的世界身影随处可见。当普通百姓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前往东南亚地区旅游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大量中华文明的印记。作为长期雄踞东亚的辉煌文明，古代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营造了延续千年的中华文化圈；即使在具有极高文化优越感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身影也日益渗透入其社会。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医、气功、武术、京剧、旅游等书籍一直是欧洲和美国书店中的醒目常客。书中的内容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部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可见中国正持续不断地对中华文化圈和西方社会产生影响。
这些影响是分领域、分内容的。古代人类的生产水平有限，尤其是交通通讯技术的落后，使得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难以为继。中国的地理位置：北临蒙古高原，东临太平洋，西南是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正西面是一望无垠的沙漠戈壁。因此，古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展开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古已有之。四大发明、建筑、茶叶、丝绸、瓷器等一直为东西方所津津乐道。
古代中国对世界的政治影响却又是时断时续的。虽然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权威不断稳固，营造了以朝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秩序，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政治影响在明清之前十分薄弱。古代东西方之间的政治交流远远不如经济文化科技交流频繁，也缺乏深度。16世纪以来，西方势力开始进入亚太地区，东西初识。中国的制度、思想开始在欧洲掀起中国热潮，中国的政治变迁也开始关系到全球的政治冷暖，反之亦然。近代中国与世界政治的相互影响造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逐渐瓦解。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骑踏入北京城，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相互影响奏响了最强音。
一
《山海经》中的一篇《穆天子传奇》。给了后人很大的遐想空间，我们可以将之当作是中华文明早期对外交往的记录。在夏商周时期，我们的先民就缔造出了当时世界上引领潮头的奴隶帝国和璀璨文明。这一阶段，中华文明尚处于自我构建时期，尚未对外展开大规模的交流。殷人东渡和先民四散等传说都缺乏有力的证据。夏商周能给予世界历史的，主要在于它们孕育了早期的中华文明和民族先民，为日后丰富多元、异彩纷呈的世界历史和全球文明奉献了浓墨重彩的中华身影。
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暴力阵痛和思想争论，统一的秦帝国开启了中外大规模交流的序幕。英文中国名称“China”一词的来源就与秦王朝有关。与秦并列的罗马帝国根据秦的发音称中国为“Chin”。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为后来的英文所借鉴。中国的英文发音就变为了“China”。“China”一词也由单纯的“中国”之意逐渐衍生出“瓷器”等与中国有关的意思。
秦二世亡。续秦而起的汉王朝不仅赋予了我们民族永恒的名字，更是奠定了中外交流的雏形。中国身影从此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出现在世界历史之上。汉王朝东与朝鲜、日本相邻，南接越南、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西与西亚的安息和欧洲的大秦都有联系。秦汉以降，中外交通渐开。随着岭南地区的开发，中国与中南半岛和南方海上诸国的交通逐渐开发；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交通，开辟了“丝绸之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先后出使西南，开辟了西南商道。汉朝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中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跃。汉朝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通过“丝绸之路”等通衢源源不断地输出国门。轻柔华贵的丝绸成为汉民族最迷人的名片，风靡东西方的上层社会，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为了管理西域、保障商道，也为了满足日益频繁的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汉帝国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设立亭栈，以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从此，汉朝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商业贸易日益频繁。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盛世。每逢盛世，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身影就格外地醒目。唐朝经济飞速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此时中国在器物、制度、思想等各个领域都遥遥领先于世界水平。这就使得唐朝成为了中外交往中的大发动机，不断扩散影响，使他国对中国产生依赖性。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望，成为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学者们为我们描述了盛唐的辉煌气象：“长安是世界之都，宫墙御道、街市佛寺，东西10公里，南北8公里，比我们今天看到西安城墙圈出的地界大得多。四邻藩邦归附贡献，万里商贾远来贸易。波斯的流亡公子贵族、大食的药材宝石商人、日本的留学生、东非或爪哇的‘昆仑奴’，居住在同一座都市里；康国、吐蕃的马匹、皮毛，阿拉伯的鸵鸟、没药，天竺的孔雀、白莲花，波斯的铜器、树脂，林邑的大象、爪哇的犀牛、拂林的水晶玻璃、高丽的纸，陈列在同一处市面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与前来避难的伊斯兰教徒在毗邻的寺庙里礼拜。长安是帝国之都，有世界胸怀与气象。阿富汗人与叙利亚人骑着波斯战马在大唐军队里服役，近10万大食番商则在广州城里居留。广州、扬州是市民的城市。波斯舶、大食舶、昆仑舶，停在城外珠江面上，暖风温润，夹着岸边荔树黄花的芬芳与居家沉醉的人烟味儿；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接处，比广州更近于帝国中心也更繁华。歌台舞榭，胡姬当垆，大道如青天，李白仗剑远游的那些年里，中国就是世界。”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载于《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
这种万邦来朝的形势随着唐宋盛世的延续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多数科技发明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从20世纪的科技器物开始追溯，发现早在唐宋时期中国贡献的智慧就已经奠定了约1000年后的科技基础。
蒙古骑兵的远征将中国的影响最直观、最迅速地扩散至多瑙河畔。亚欧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忆中都镌刻下了中国的身影。蒙古人缔造的庞大汗国，成为了中外交通的巨大舞台。宋元时期有不少阿拉伯人定居在中国，最后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因为宋元海外贸易发达，泉州、广州、明州等地，至今还保存有宋元时期阿拉伯式样或基督教式样的坟墓和墓碑。
以泉州为例，泉州海上交通发达，早在唐代就是中国重要外贸港口。宋元时期泉州进入全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启锚地，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关系，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随着海外贸易愈益发达，外商来港越来越多。元代的张翥在《蜕庵集·清源洞图为洁上人而作》一诗中写道：
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梅檀绕。
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商船多海宝。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外商在元朝时期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民族的雏形就是部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或部落的蕃商。泉州的清净寺是我国回族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我国与阿拉伯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是元代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泉州民谣“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式，土楼木楼还有中西合璧”，生动地描叙了泉州历史上中西交流的遗迹。
明朝甫建，郑和七下西洋。这既表明当时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也表明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决心。遗憾的是，这一盛举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趋向保守，并在保守中逐渐僵化自闭。海禁政策是明清两朝对外交流的基本国策。在海禁的旗帜下，中外交流的内容退缩到了以朝贡为主要内容的朝贡体系中。
而此时的欧洲掀起了发现中国、亲近中国、认识中国的热潮。大批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而后又向外传递着来自中国的书信、点滴体会和并不全面甚至不正确的认识。游历中国的人成为了西方社会的名流；西方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到有关中国的大讨论。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的泛中国崇拜的思潮，终于将近五个世纪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推向高峰。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载于《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
葡萄牙、西班牙扮演了西方文明向东方渗透的急先锋角色。西方借此对中国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发现了与东方贸易的巨大商机。以贸易为主要内容和动力的中西交流自海上汹涌而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社会，从16世纪开始逐步与整个国际社会融合为一体。融合的结果是西方文明取得了强势地位。作为当时西方文明占领全球事业的组成部分，西方最终使中国从属于西方。东亚朝贡体系在西方势力的渗透下不断瓦解。但是击碎中国在东亚体系领导地位的敌人并非西方，而是同文同种的日本。1895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彻底粉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中国与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实力直到19世纪中期都稳居世界首位，相对优势的经济，推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发展。
秦朝的统一为大规模的中外交流奠定了基础，其中就包括经济交流。秦朝的统一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统一后的中央政府统一了货币、度量衡、修驰道、拆关塞，结束了战国时期各国关塞壁垒、货币制度混乱的局面，使得各个地区物产通畅交流。在边境地区，在首都和重要商业城市之间，贸易商队开始出现。尽管秦朝也确立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但是由于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和国家外交的需要，私人和政府的贸易行为在整个古代中国都是存在的。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对外贸易。汉武帝时期开拓的“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古代与外国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同样在汉武帝时期，政府主持召开了“盐铁会议”，决定将制盐和制铁行业收为国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对全世界都具有政策示范意义。
经济交流稳步发展到宋朝时期，发生了质的飞跃。被称为“弱宋”的宋王朝积贫积弱，对外丧权辱国，内部却是人文荟萃、经济昌盛。宋朝的工商业在国家的财政收入的比重中超过了农业。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极少见的情况。宋代，特别是南宋，由于地理上的因素，也由于统治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而鼓励海外贸易，商品经济和对外经济交往非常发达，特别是海上贸易。广州、明州、泉州都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元朝征服造成的经济动荡很快被抹平。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那些商镇，在遭蒙古劫难后迅速恢复繁荣。各个民族的融合和空前的疆域扩大造就了又一个经济繁盛时期。当时的元大都不仅是著名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来自欧、亚、非诸国的使团和商队络绎不绝地进出京城。同时元朝也继承了宋朝发达的海外贸易。元朝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造就了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泉州。瓷器、丝绸、茶叶是出口量最大的三项商品。在肯尼亚出土的元代瓷器证明了元朝同东非国家的贸易。元朝时期的中国是许多国家和商栈的财富源头。
明清时期，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奉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是中国国内经济依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人口开始改变波浪式增长的轨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向上曲线型的增长。在古代中国，人口的激增完全可以作为经济基础雄厚增长的最好例证。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内战之后；清朝康熙至乾隆时期虽然征战不断，中国社会却依然迎来了康乾盛世，这都表明中国当时堪称四方经济雄主。
中国雄居霸主的古代，中外经贸发展强劲。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有许多闪光点值得突出一提：
中外经贸往来是伴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中国政府重视对中外交通的开拓，维护商路畅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基本形成于公元前后。它东起西汉的首都长安、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张骞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寻找大月氏的，汉朝的军队也是沿着这条线路打败了匈奴，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绿洲上城邦国家的供应，西行不再是畏途。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传给了北方的民族，如：冶铁、凿井、牛耕等，佛教也是那时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中西交通的稳固使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古代中国根据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立了专门的外贸管理和海关机构。从唐朝开始，政府相继在重要通商口岸设“市舶使”。市舶管理制度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宋朝继承了市舶管理制度，并于宋初在京师设“榷易院”，公元1080年颁布了《市舶条例》。这是中国最早的涉外经济立法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成文法规之一。这部制订于11世纪的宋代市舶条例，从其内容来看，堪称后世海关法、外贸法和涉外税法的先河，其基本规定多为后世同类立法所师承和发展。这在世界贸易立法史上显然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朱小英：《古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载于http：//www。cqstudy。com/teaching/1867.html。
中国丰富的出产为中外经济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商品交换为基础，进而扩展到科技、文化领域，是中国古代对外经济交流走过的基本道路。《史记》、《汉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除了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唐朝时期，新罗（今朝鲜）和中国的经济交流非常频繁，但是交易范围已经不局限于物品。新罗的特产工艺品以及人参、牛黄等药材大量地流入唐朝，新罗商人则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图书等。在中外经济往来中，茶叶、丝绸、瓷器扮演了主角。其中茶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最大。汉语中“茶”既表示茶叶，也表示茶水。现代各国语言中的“茶”和“茶叶”两词同音同义，就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英国人由于中国的茶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日本人则由于中国的茶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道”，而斯里兰卡则在殖民时期广泛引种中国茶树，成为了当今重要的产茶国。
金属货币是古代中国经济往来的主要货币形式。到了近代，中国的白银流通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在长期的对外贸易中，古代中国始终处于进出口贸易的入超地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黄金白银。纸币早在宋朝就已出现，但中国国内流通货币依然以金属货币为主。对外贸易也是如此。近代中国的金属货币流通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葡萄牙、西班牙殖民美洲大陆，挖掘了大量的金属货币。大航海时代造就的发达海洋运输体系便利了葡萄牙和西班牙金币银币的流通。当时在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印度的果阿、南非、巴西、墨西哥和里斯本之间构成了一张贯穿全球的贸易网络。白银是当时通用的货币。在白银笼罩下，中国的三大出口商品源源不断地连接着全球的航海线路，推动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和欧洲的崛起。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时期。
清朝的对外经济贸易稍显逊色。清朝前期严禁寸帆入海；收复台湾后曾一度开放海禁，但又制定出许多限制出海贸易的条例。这让中国的海外贸易伙伴着实头痛。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国再申海禁，禁止与南洋的贸易，沉重打击了刚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客观上，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国内工商业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这时，葡萄牙原先占领的澳门地区扮演了中外贸易的重要角色。大批商品和商人由海外来到澳门，采购中国沿海商品，或者定制特定的商品。每个月都有船队从珠江口扬帆远行。举个例子：原来中国的瓷器茶具是没有手柄的。但是西方餐具习惯要有手柄。于是中国沿海地区根据葡萄牙的订货要求，烧制了新款式的茶具。这一习惯一直保留至今。景德镇、沙市、武汉甚至更北的客商常年南下，翻越南岭，前往澳门淘金。澳门对整个内地经济的拉动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内在蓬勃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澳门最繁荣的时期，是西方势力崛起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逐渐落后于西方的时期。长期闭关锁国的恶果在鸦片战争时期表现出来。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夺取了中国的经济主权。中国在接受近代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同时，国内经济也开始近代化。洋务运动兴起又失败；民族工业产生，在艰难中求生存。本阶段，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扮演的更多的是被动学习、接受的角色。必须承认，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分工中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获得新的更多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地。这一角色的很大部分就由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中国来承担了。
三
国家间的政治交流与经济交流不同，并非古来有之。政治交流是在各国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的产物。只有发展出了稳定的政治文明，各国方有政治交流的可能，才能互相进行政治借鉴。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是在帝国政体稳固后，在与其他政权的交往中展开的。
东汉的甘英原本可以获得打通历史上第一次外交往来的外交使节的殊荣。遗憾的是，甘英到了波斯湾口的条支，误信安息西界船人言，说“海水广大”，航路难行，面对波涛汹涌的波斯湾打道回府。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国王遣使来献幻人（魔术师），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贡献。古大秦即罗马帝国。这是东西方的首次见于史籍的正式政治交往。
罗马帝国强盛时期曾多次发动对亚洲的征伐。其中有部分士兵流落到西域地区，参与了与汉朝军队的对阵。《汉书》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装备与阵形。战斗的结果是，这群穿锁子甲、摆鱼鳞阵的罗马战士被汉军战胜。这可能是中外政体的首次正面交锋。
古代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贡献是发明了科举制度。科举发端于隋，确立于唐。唐高祖武德四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科举制一直延续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诏谕：“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对世界文官制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提供了考试的选择，解决了程序正义问题，更在于它解决了录取背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相当程度上缓慢了官员队伍录取的矛盾，解决了官员素质问题。从朝鲜、日本开始，其他国家纷纷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欧洲各国就是以科举制度为蓝本，创立了现代的文官制度。有的政治史家认为，科举制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政治最大的贡献。
盛唐时期，中国在发明科举制度的同时，还以完备的政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尊崇和学习。还是以朝鲜为例，唐时新罗全方面的接受了唐朝的影响，自我儒化汉化。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并且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从此开始直到古代结束，朝鲜不断加强自己的“儒化情境”，从里到外地仿照中华文明。日本同时期也开始采用中华制度，通过大化改新确立了封建制度，仿照长安的模式建造了京都，确立了班田制，形成了饮茶、吟诗、书法、崇佛的社会氛围。
宋元时期外传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科技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二项重大政治贡献。中国先进科技对世界的贡献起初是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并不是政治性的。历史发展到近代后，中国科技发明的影响转入政治领域，间接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印刷术促进了西方文化的普及，被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后，又被利用来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火药应用于军事领域，将中世纪的城堡和骑士阶层轰灭殆尽。指南针则是大航海顺利开展的技术基础之一。
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格言第129条，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在元朝，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模糊印象直接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间接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元代对外交往中的一件大事就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马可·波罗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并著写了《马可·波罗游记》。这本游记对欧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15、16世纪，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封建各国对大财团的依赖加深，重商主义思潮开始兴起，欧洲各地陷于对金属货币尤其是黄金的狂热追求，整个欧洲都为了黄金而不择手段。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恰逢其时，向欧洲社会描述了一个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刺激探险家们纷纷去开辟新航路，驶向那金光闪闪的宝地。
美洲新大陆就是哥伦布1492年在东方天堂的吸引下中途发现的，这是人类地理大发现道路上的第一步。哥伦布至死都坚信自己发现的美洲就是马可·波罗描述的东方。与他一样，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方的“诱惑”。大航海打破了人类各大洲之间的隔绝状态，现代意义的全球化从此开始。主观上对黄金和白银的变态追求，使得大航海时代也成为殖民贸易、种族屠杀的时代；而联系沟通全球各地，推行先进制度，动摇封建统治，促进全球的经济生产大合作，是主观邪恶基础上的客观进步结果。总之，16世纪后的世界历史真正成为了人类共同的历史。
岁月推移至明清之时，中国的制度和思想已日臻完善，在西方掀起了中国热潮。西方知识阶层纷纷跻身于研究中国的大潮中，探讨中国因素对西方道德败坏的社会的借鉴作用。理想的中国成为了西方认识社会、改造自身的起点和终点。“启蒙哲学家们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贤明的康熙皇帝。中国成为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平民政治。”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载于《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这股思潮进而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学者们强调自己的中国色彩，手工业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中国元素，政客们在言谈中不断点缀中国辞藻，年轻人则向往东方的异国情调，根据有限的资料思考中国的地理物产、思想观念、社会制度、人群和生活方式。
中国热在西方达到高潮的时候，中国本身正在保守僵化中走向衰落。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壮大后，在力量对比的天平上，东方更是从属于西方。关于在中西对比中中国迅速衰落的原因，人们至今争论不休。有些人将中国的衰落归结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劣根性。笔者不认同从玄而又玄的哲学领域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还是在继续发展的，只是十分缓慢，最终落在了迅速崛起的西方的后面。从经济上讲，中国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遇到了实现质变的瓶颈。此外中国人口的剧增和生产对象的限制是主要原因。从政治上说，中央王朝的统治保持的长期稳定，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异常牢固，限制了异端思想和势力的出现，不破无立。明末清初的短暂动乱时期，中国出现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但是时间太短，启蒙星火过于零星，就在中国徘徊犹豫间，力量的天平倾斜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千年未遇之变局”。传统的政治伦理、制度和政府统治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在进入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核心的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同时，国内政治也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规则，中外政治交流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频繁的程度。中国在屈辱的近代，从剧烈的心理落差中，发展出了带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文明。中国将会对世界历史产生崭新的政治影响。
四
阖卷深思。在世界历史中，中国是少数几个始终傲步寰球的国家之一。其间中国身影日渐清晰，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一，古代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世界历史添加了鲜活的色彩。汉字、水墨画、建筑规划、宗法家族制度、中央集权、国学与科举、土地赋税制度等都是其中的醒目内容。对于每个区域文明来说，自强自立是参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基础，也是对世界历史的基础贡献。中国极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点。其次是中国营造出了生命力极强的中华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政治伦理与制度、科举制度、朝贡制度等紧密地将东亚与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连接了起来，尤其是中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塑造了的千古贯一的东亚朝贡体系。这是与欧洲国家体系、阿拉伯国家体系、印加国家体系、印度相对等的国际体系。勤劳奋进的中国先民持续不断地向外移民，最直接地将中国的身影镌刻在东亚、东南亚各地乃至太平洋、印度洋周边地区。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是中国形象的恒久身影，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第三是古代中国为世界历史贡献了琳琅满目的科学技术、文化典籍、贸易商品，搭建了世界各国的交流平台。不论是政治交流还是经贸往来，中国都不止一次地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文明采蜜器、驱动器和扩散机的角色。
第二，中国与西亚、欧洲的交往历史是中国对外交往历史的主要内容。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和巴比伦——阿拉伯文明发展相对较快，交往内容相对丰富。它们横亘在亚欧大陆之上，构成了世界的主要文明区域。毫不夸张的说，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起到了世界历史发展推动机的作用，是世界文明的两大重心；而巴比伦——阿拉伯文明承东启西，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必须指出的是，中西交流并非中外交流的全部。亚欧大陆也不能代表全球。只是由于地理因素的阻碍（世界第一大沙漠撒哈拉、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广袤无垠缺乏岛屿补给的大西洋、终年结冰难以通航的北冰洋），由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区域文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中国对外交流的范围，对外施加影响的范围局限于撒哈拉以北和亚欧大陆；只是由于中国、欧洲等地相对周边地区发展优势的长期存在，这些地区起到了世界历史进步推动机的作用。
第三，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身影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宝贵资源。不单是悠久灿烂的祖国历史是国家发展进步可资利用的资源，一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身影更是宝贵的发展资源。历史上的国家形象、一国与周边地区的历史关系、国内历史文化与世界的交流情况也是国家现实发展的基础内容，是国家未来进步的经验宝库。华人华侨与唐人街、中国历史上展现的热爱和平、内敛善良的形象，中国与东方地区牢固的友谊和各方面联系，中西文明之间长期的相互羡慕和交流，这些都是当今中国筹划整体发展战略时必须正视、借鉴、思考的内容。
本书的基本框架就是先逐一梳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身影，突出中国对外交流成绩；再重点介绍中国古代努力营造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主要情况和海上中国的内容；最后是中国在近代逐渐落后，遭受屈辱，改革求进的历史。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作为在唐朝至清初最为繁盛，其国际地位和威望都达到了巅峰。以此为界，远古与先秦两个阶段是中华文明融合初创时期，秦的统一和汉朝的巩固揭开了中外规模交往的序幕。汉至南北朝时期则逐步将中国推向高潮。在漫长的相互影响史中，中国的科举、朝贡体系、海洋文明都值得大书特书。鸦片战争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向了另外一面，本书也做了横向和纵向的梳理。笔者非常欢迎读者就书中的观点进行讨论。谢谢大家。
§§第一章 多元发展，中国是世界历史源头之一
在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前半个世纪，明朝的郑和就曾率领规模和技术都先进得多的船队七下西洋。与西方的金钱导向不同，郑和下西洋是带着使节、礼品友好前往的。这与那些欧洲船队携带枪炮，贩运奴隶的航行有着本质区别。在全球化视野中，当我们将精力倾注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上的同时，是否应该换一个角度审视古代中国书中的古代中国相当于约公元前二三百万年前人类出现到1900年为止。与世界的关系，是否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探讨古代中国的世界身影？
现实生活中，中国的世界身影随处可见。当普通百姓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前往东南亚地区旅游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大量中华文明的印记。作为长期雄踞东亚的辉煌文明，古代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营造了延续千年的中华文化圈；即使在具有极高文化优越感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身影也日益渗透入其社会。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医、气功、武术、京剧、旅游等书籍一直是欧洲和美国书店中的醒目常客。书中的内容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部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可见中国正持续不断地对中华文化圈和西方社会产生影响。
这些影响是分领域、分内容的。古代人类的生产水平有限，尤其是交通通讯技术的落后，使得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难以为继。中国的地理位置：北临蒙古高原，东临太平洋，西南是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正西面是一望无垠的沙漠戈壁。因此，古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展开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古已有之。四大发明、建筑、茶叶、丝绸、瓷器等一直为东西方所津津乐道。
古代中国对世界的政治影响却又是时断时续的。虽然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权威不断稳固，营造了以朝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秩序，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政治影响在明清之前十分薄弱。古代东西方之间的政治交流远远不如经济文化科技交流频繁，也缺乏深度。16世纪以来，西方势力开始进入亚太地区，东西初识。中国的制度、思想开始在欧洲掀起中国热潮，中国的政治变迁也开始关系到全球的政治冷暖，反之亦然。近代中国与世界政治的相互影响造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逐渐瓦解。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骑踏入北京城，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相互影响奏响了最强音。
一
《山海经》中的一篇《穆天子传奇》。给了后人很大的遐想空间，我们可以将之当作是中华文明早期对外交往的记录。在夏商周时期，我们的先民就缔造出了当时世界上引领潮头的奴隶帝国和璀璨文明。这一阶段，中华文明尚处于自我构建时期，尚未对外展开大规模的交流。殷人东渡和先民四散等传说都缺乏有力的证据。夏商周能给予世界历史的，主要在于它们孕育了早期的中华文明和民族先民，为日后丰富多元、异彩纷呈的世界历史和全球文明奉献了浓墨重彩的中华身影。
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暴力阵痛和思想争论，统一的秦帝国开启了中外大规模交流的序幕。英文中国名称“China”一词的来源就与秦王朝有关。与秦并列的罗马帝国根据秦的发音称中国为“Chin”。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为后来的英文所借鉴。中国的英文发音就变为了“China”。“China”一词也由单纯的“中国”之意逐渐衍生出“瓷器”等与中国有关的意思。
秦二世亡。续秦而起的汉王朝不仅赋予了我们民族永恒的名字，更是奠定了中外交流的雏形。中国身影从此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出现在世界历史之上。汉王朝东与朝鲜、日本相邻，南接越南、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西与西亚的安息和欧洲的大秦都有联系。秦汉以降，中外交通渐开。随着岭南地区的开发，中国与中南半岛和南方海上诸国的交通逐渐开发；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交通，开辟了“丝绸之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先后出使西南，开辟了西南商道。汉朝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中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跃。汉朝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通过“丝绸之路”等通衢源源不断地输出国门。轻柔华贵的丝绸成为汉民族最迷人的名片，风靡东西方的上层社会，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为了管理西域、保障商道，也为了满足日益频繁的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汉帝国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设立亭栈，以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从此，汉朝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商业贸易日益频繁。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盛世。每逢盛世，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身影就格外地醒目。唐朝经济飞速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此时中国在器物、制度、思想等各个领域都遥遥领先于世界水平。这就使得唐朝成为了中外交往中的大发动机，不断扩散影响，使他国对中国产生依赖性。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望，成为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学者们为我们描述了盛唐的辉煌气象：“长安是世界之都，宫墙御道、街市佛寺，东西10公里，南北8公里，比我们今天看到西安城墙圈出的地界大得多。四邻藩邦归附贡献，万里商贾远来贸易。波斯的流亡公子贵族、大食的药材宝石商人、日本的留学生、东非或爪哇的‘昆仑奴’，居住在同一座都市里；康国、吐蕃的马匹、皮毛，阿拉伯的鸵鸟、没药，天竺的孔雀、白莲花，波斯的铜器、树脂，林邑的大象、爪哇的犀牛、拂林的水晶玻璃、高丽的纸，陈列在同一处市面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与前来避难的伊斯兰教徒在毗邻的寺庙里礼拜。长安是帝国之都，有世界胸怀与气象。阿富汗人与叙利亚人骑着波斯战马在大唐军队里服役，近10万大食番商则在广州城里居留。广州、扬州是市民的城市。波斯舶、大食舶、昆仑舶，停在城外珠江面上，暖风温润，夹着岸边荔树黄花的芬芳与居家沉醉的人烟味儿；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接处，比广州更近于帝国中心也更繁华。歌台舞榭，胡姬当垆，大道如青天，李白仗剑远游的那些年里，中国就是世界。”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载于《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
这种万邦来朝的形势随着唐宋盛世的延续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多数科技发明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从20世纪的科技器物开始追溯，发现早在唐宋时期中国贡献的智慧就已经奠定了约1000年后的科技基础。
蒙古骑兵的远征将中国的影响最直观、最迅速地扩散至多瑙河畔。亚欧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忆中都镌刻下了中国的身影。蒙古人缔造的庞大汗国，成为了中外交通的巨大舞台。宋元时期有不少阿拉伯人定居在中国，最后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因为宋元海外贸易发达，泉州、广州、明州等地，至今还保存有宋元时期阿拉伯式样或基督教式样的坟墓和墓碑。
以泉州为例，泉州海上交通发达，早在唐代就是中国重要外贸港口。宋元时期泉州进入全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启锚地，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关系，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随着海外贸易愈益发达，外商来港越来越多。元代的张翥在《蜕庵集·清源洞图为洁上人而作》一诗中写道：
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梅檀绕。
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商船多海宝。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外商在元朝时期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民族的雏形就是部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或部落的蕃商。泉州的清净寺是我国回族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我国与阿拉伯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是元代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泉州民谣“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式，土楼木楼还有中西合璧”，生动地描叙了泉州历史上中西交流的遗迹。
明朝甫建，郑和七下西洋。这既表明当时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也表明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决心。遗憾的是，这一盛举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趋向保守，并在保守中逐渐僵化自闭。海禁政策是明清两朝对外交流的基本国策。在海禁的旗帜下，中外交流的内容退缩到了以朝贡为主要内容的朝贡体系中。
而此时的欧洲掀起了发现中国、亲近中国、认识中国的热潮。大批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而后又向外传递着来自中国的书信、点滴体会和并不全面甚至不正确的认识。游历中国的人成为了西方社会的名流；西方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到有关中国的大讨论。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的泛中国崇拜的思潮，终于将近五个世纪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推向高峰。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载于《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
葡萄牙、西班牙扮演了西方文明向东方渗透的急先锋角色。西方借此对中国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发现了与东方贸易的巨大商机。以贸易为主要内容和动力的中西交流自海上汹涌而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社会，从16世纪开始逐步与整个国际社会融合为一体。融合的结果是西方文明取得了强势地位。作为当时西方文明占领全球事业的组成部分，西方最终使中国从属于西方。东亚朝贡体系在西方势力的渗透下不断瓦解。但是击碎中国在东亚体系领导地位的敌人并非西方，而是同文同种的日本。1895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彻底粉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中国与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实力直到19世纪中期都稳居世界首位，相对优势的经济，推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发展。
秦朝的统一为大规模的中外交流奠定了基础，其中就包括经济交流。秦朝的统一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统一后的中央政府统一了货币、度量衡、修驰道、拆关塞，结束了战国时期各国关塞壁垒、货币制度混乱的局面，使得各个地区物产通畅交流。在边境地区，在首都和重要商业城市之间，贸易商队开始出现。尽管秦朝也确立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但是由于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和国家外交的需要，私人和政府的贸易行为在整个古代中国都是存在的。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对外贸易。汉武帝时期开拓的“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古代与外国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同样在汉武帝时期，政府主持召开了“盐铁会议”，决定将制盐和制铁行业收为国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对全世界都具有政策示范意义。
经济交流稳步发展到宋朝时期，发生了质的飞跃。被称为“弱宋”的宋王朝积贫积弱，对外丧权辱国，内部却是人文荟萃、经济昌盛。宋朝的工商业在国家的财政收入的比重中超过了农业。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极少见的情况。宋代，特别是南宋，由于地理上的因素，也由于统治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而鼓励海外贸易，商品经济和对外经济交往非常发达，特别是海上贸易。广州、明州、泉州都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元朝征服造成的经济动荡很快被抹平。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那些商镇，在遭蒙古劫难后迅速恢复繁荣。各个民族的融合和空前的疆域扩大造就了又一个经济繁盛时期。当时的元大都不仅是著名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来自欧、亚、非诸国的使团和商队络绎不绝地进出京城。同时元朝也继承了宋朝发达的海外贸易。元朝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造就了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泉州。瓷器、丝绸、茶叶是出口量最大的三项商品。在肯尼亚出土的元代瓷器证明了元朝同东非国家的贸易。元朝时期的中国是许多国家和商栈的财富源头。
明清时期，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奉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是中国国内经济依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人口开始改变波浪式增长的轨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向上曲线型的增长。在古代中国，人口的激增完全可以作为经济基础雄厚增长的最好例证。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内战之后；清朝康熙至乾隆时期虽然征战不断，中国社会却依然迎来了康乾盛世，这都表明中国当时堪称四方经济雄主。
中国雄居霸主的古代，中外经贸发展强劲。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有许多闪光点值得突出一提：
中外经贸往来是伴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中国政府重视对中外交通的开拓，维护商路畅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基本形成于公元前后。它东起西汉的首都长安、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张骞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寻找大月氏的，汉朝的军队也是沿着这条线路打败了匈奴，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绿洲上城邦国家的供应，西行不再是畏途。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传给了北方的民族，如：冶铁、凿井、牛耕等，佛教也是那时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中西交通的稳固使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古代中国根据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立了专门的外贸管理和海关机构。从唐朝开始，政府相继在重要通商口岸设“市舶使”。市舶管理制度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宋朝继承了市舶管理制度，并于宋初在京师设“榷易院”，公元1080年颁布了《市舶条例》。这是中国最早的涉外经济立法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成文法规之一。这部制订于11世纪的宋代市舶条例，从其内容来看，堪称后世海关法、外贸法和涉外税法的先河，其基本规定多为后世同类立法所师承和发展。这在世界贸易立法史上显然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朱小英：《古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载于http：//www。cqstudy。com/teaching/1867.html。
中国丰富的出产为中外经济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商品交换为基础，进而扩展到科技、文化领域，是中国古代对外经济交流走过的基本道路。《史记》、《汉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除了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唐朝时期，新罗（今朝鲜）和中国的经济交流非常频繁，但是交易范围已经不局限于物品。新罗的特产工艺品以及人参、牛黄等药材大量地流入唐朝，新罗商人则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图书等。在中外经济往来中，茶叶、丝绸、瓷器扮演了主角。其中茶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最大。汉语中“茶”既表示茶叶，也表示茶水。现代各国语言中的“茶”和“茶叶”两词同音同义，就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英国人由于中国的茶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日本人则由于中国的茶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道”，而斯里兰卡则在殖民时期广泛引种中国茶树，成为了当今重要的产茶国。
金属货币是古代中国经济往来的主要货币形式。到了近代，中国的白银流通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在长期的对外贸易中，古代中国始终处于进出口贸易的入超地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黄金白银。纸币早在宋朝就已出现，但中国国内流通货币依然以金属货币为主。对外贸易也是如此。近代中国的金属货币流通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葡萄牙、西班牙殖民美洲大陆，挖掘了大量的金属货币。大航海时代造就的发达海洋运输体系便利了葡萄牙和西班牙金币银币的流通。当时在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印度的果阿、南非、巴西、墨西哥和里斯本之间构成了一张贯穿全球的贸易网络。白银是当时通用的货币。在白银笼罩下，中国的三大出口商品源源不断地连接着全球的航海线路，推动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和欧洲的崛起。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时期。
清朝的对外经济贸易稍显逊色。清朝前期严禁寸帆入海；收复台湾后曾一度开放海禁，但又制定出许多限制出海贸易的条例。这让中国的海外贸易伙伴着实头痛。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国再申海禁，禁止与南洋的贸易，沉重打击了刚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客观上，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国内工商业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这时，葡萄牙原先占领的澳门地区扮演了中外贸易的重要角色。大批商品和商人由海外来到澳门，采购中国沿海商品，或者定制特定的商品。每个月都有船队从珠江口扬帆远行。举个例子：原来中国的瓷器茶具是没有手柄的。但是西方餐具习惯要有手柄。于是中国沿海地区根据葡萄牙的订货要求，烧制了新款式的茶具。这一习惯一直保留至今。景德镇、沙市、武汉甚至更北的客商常年南下，翻越南岭，前往澳门淘金。澳门对整个内地经济的拉动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内在蓬勃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澳门最繁荣的时期，是西方势力崛起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逐渐落后于西方的时期。长期闭关锁国的恶果在鸦片战争时期表现出来。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夺取了中国的经济主权。中国在接受近代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同时，国内经济也开始近代化。洋务运动兴起又失败；民族工业产生，在艰难中求生存。本阶段，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扮演的更多的是被动学习、接受的角色。必须承认，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分工中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获得新的更多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地。这一角色的很大部分就由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中国来承担了。
三
国家间的政治交流与经济交流不同，并非古来有之。政治交流是在各国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的产物。只有发展出了稳定的政治文明，各国方有政治交流的可能，才能互相进行政治借鉴。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是在帝国政体稳固后，在与其他政权的交往中展开的。
东汉的甘英原本可以获得打通历史上第一次外交往来的外交使节的殊荣。遗憾的是，甘英到了波斯湾口的条支，误信安息西界船人言，说“海水广大”，航路难行，面对波涛汹涌的波斯湾打道回府。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国王遣使来献幻人（魔术师），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贡献。古大秦即罗马帝国。这是东西方的首次见于史籍的正式政治交往。
罗马帝国强盛时期曾多次发动对亚洲的征伐。其中有部分士兵流落到西域地区，参与了与汉朝军队的对阵。《汉书》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装备与阵形。战斗的结果是，这群穿锁子甲、摆鱼鳞阵的罗马战士被汉军战胜。这可能是中外政体的首次正面交锋。
古代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贡献是发明了科举制度。科举发端于隋，确立于唐。唐高祖武德四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科举制一直延续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诏谕：“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对世界文官制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提供了考试的选择，解决了程序正义问题，更在于它解决了录取背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相当程度上缓慢了官员队伍录取的矛盾，解决了官员素质问题。从朝鲜、日本开始，其他国家纷纷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欧洲各国就是以科举制度为蓝本，创立了现代的文官制度。有的政治史家认为，科举制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政治最大的贡献。
盛唐时期，中国在发明科举制度的同时，还以完备的政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尊崇和学习。还是以朝鲜为例，唐时新罗全方面的接受了唐朝的影响，自我儒化汉化。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并且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从此开始直到古代结束，朝鲜不断加强自己的“儒化情境”，从里到外地仿照中华文明。日本同时期也开始采用中华制度，通过大化改新确立了封建制度，仿照长安的模式建造了京都，确立了班田制，形成了饮茶、吟诗、书法、崇佛的社会氛围。
宋元时期外传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科技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二项重大政治贡献。中国先进科技对世界的贡献起初是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并不是政治性的。历史发展到近代后，中国科技发明的影响转入政治领域，间接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印刷术促进了西方文化的普及，被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后，又被利用来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火药应用于军事领域，将中世纪的城堡和骑士阶层轰灭殆尽。指南针则是大航海顺利开展的技术基础之一。
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格言第129条，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在元朝，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模糊印象直接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间接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元代对外交往中的一件大事就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马可·波罗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并著写了《马可·波罗游记》。这本游记对欧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15、16世纪，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封建各国对大财团的依赖加深，重商主义思潮开始兴起，欧洲各地陷于对金属货币尤其是黄金的狂热追求，整个欧洲都为了黄金而不择手段。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恰逢其时，向欧洲社会描述了一个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刺激探险家们纷纷去开辟新航路，驶向那金光闪闪的宝地。
美洲新大陆就是哥伦布1492年在东方天堂的吸引下中途发现的，这是人类地理大发现道路上的第一步。哥伦布至死都坚信自己发现的美洲就是马可·波罗描述的东方。与他一样，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方的“诱惑”。大航海打破了人类各大洲之间的隔绝状态，现代意义的全球化从此开始。主观上对黄金和白银的变态追求，使得大航海时代也成为殖民贸易、种族屠杀的时代；而联系沟通全球各地，推行先进制度，动摇封建统治，促进全球的经济生产大合作，是主观邪恶基础上的客观进步结果。总之，16世纪后的世界历史真正成为了人类共同的历史。
岁月推移至明清之时，中国的制度和思想已日臻完善，在西方掀起了中国热潮。西方知识阶层纷纷跻身于研究中国的大潮中，探讨中国因素对西方道德败坏的社会的借鉴作用。理想的中国成为了西方认识社会、改造自身的起点和终点。“启蒙哲学家们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贤明的康熙皇帝。中国成为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平民政治。”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载于《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这股思潮进而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学者们强调自己的中国色彩，手工业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中国元素，政客们在言谈中不断点缀中国辞藻，年轻人则向往东方的异国情调，根据有限的资料思考中国的地理物产、思想观念、社会制度、人群和生活方式。
中国热在西方达到高潮的时候，中国本身正在保守僵化中走向衰落。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壮大后，在力量对比的天平上，东方更是从属于西方。关于在中西对比中中国迅速衰落的原因，人们至今争论不休。有些人将中国的衰落归结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劣根性。笔者不认同从玄而又玄的哲学领域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还是在继续发展的，只是十分缓慢，最终落在了迅速崛起的西方的后面。从经济上讲，中国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遇到了实现质变的瓶颈。此外中国人口的剧增和生产对象的限制是主要原因。从政治上说，中央王朝的统治保持的长期稳定，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异常牢固，限制了异端思想和势力的出现，不破无立。明末清初的短暂动乱时期，中国出现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但是时间太短，启蒙星火过于零星，就在中国徘徊犹豫间，力量的天平倾斜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千年未遇之变局”。传统的政治伦理、制度和政府统治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在进入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核心的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同时，国内政治也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规则，中外政治交流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频繁的程度。中国在屈辱的近代，从剧烈的心理落差中，发展出了带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文明。中国将会对世界历史产生崭新的政治影响。
四
阖卷深思。在世界历史中，中国是少数几个始终傲步寰球的国家之一。其间中国身影日渐清晰，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一，古代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世界历史添加了鲜活的色彩。汉字、水墨画、建筑规划、宗法家族制度、中央集权、国学与科举、土地赋税制度等都是其中的醒目内容。对于每个区域文明来说，自强自立是参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基础，也是对世界历史的基础贡献。中国极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点。其次是中国营造出了生命力极强的中华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政治伦理与制度、科举制度、朝贡制度等紧密地将东亚与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连接了起来，尤其是中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塑造了的千古贯一的东亚朝贡体系。这是与欧洲国家体系、阿拉伯国家体系、印加国家体系、印度相对等的国际体系。勤劳奋进的中国先民持续不断地向外移民，最直接地将中国的身影镌刻在东亚、东南亚各地乃至太平洋、印度洋周边地区。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是中国形象的恒久身影，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第三是古代中国为世界历史贡献了琳琅满目的科学技术、文化典籍、贸易商品，搭建了世界各国的交流平台。不论是政治交流还是经贸往来，中国都不止一次地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文明采蜜器、驱动器和扩散机的角色。
第二，中国与西亚、欧洲的交往历史是中国对外交往历史的主要内容。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和巴比伦——阿拉伯文明发展相对较快，交往内容相对丰富。它们横亘在亚欧大陆之上，构成了世界的主要文明区域。毫不夸张的说，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起到了世界历史发展推动机的作用，是世界文明的两大重心；而巴比伦——阿拉伯文明承东启西，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必须指出的是，中西交流并非中外交流的全部。亚欧大陆也不能代表全球。只是由于地理因素的阻碍（世界第一大沙漠撒哈拉、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广袤无垠缺乏岛屿补给的大西洋、终年结冰难以通航的北冰洋），由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区域文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中国对外交流的范围，对外施加影响的范围局限于撒哈拉以北和亚欧大陆；只是由于中国、欧洲等地相对周边地区发展优势的长期存在，这些地区起到了世界历史进步推动机的作用。
第三，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身影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宝贵资源。不单是悠久灿烂的祖国历史是国家发展进步可资利用的资源，一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身影更是宝贵的发展资源。历史上的国家形象、一国与周边地区的历史关系、国内历史文化与世界的交流情况也是国家现实发展的基础内容，是国家未来进步的经验宝库。华人华侨与唐人街、中国历史上展现的热爱和平、内敛善良的形象，中国与东方地区牢固的友谊和各方面联系，中西文明之间长期的相互羡慕和交流，这些都是当今中国筹划整体发展战略时必须正视、借鉴、思考的内容。
本书的基本框架就是先逐一梳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身影，突出中国对外交流成绩；再重点介绍中国古代努力营造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主要情况和海上中国的内容；最后是中国在近代逐渐落后，遭受屈辱，改革求进的历史。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作为在唐朝至清初最为繁盛，其国际地位和威望都达到了巅峰。以此为界，远古与先秦两个阶段是中华文明融合初创时期，秦的统一和汉朝的巩固揭开了中外规模交往的序幕。汉至南北朝时期则逐步将中国推向高潮。在漫长的相互影响史中，中国的科举、朝贡体系、海洋文明都值得大书特书。鸦片战争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向了另外一面，本书也做了横向和纵向的梳理。笔者非常欢迎读者就书中的观点进行讨论。谢谢大家。
§§第一章 多元发展，中国是世界历史源头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