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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逆着千夫所指前行

  雍正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雍正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豪不逊色。尽管他为人冷峻,猜忌多疑,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雍正所处的客观条件为他进行改革提供了可行性。康熙末年,年老的康熙皇帝开始自满于以往的业绩,变得安于现状、庸俗倦怠,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康熙帝开始逃避现实,反对改革,对社会现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清楚,表面上装作什么也看不见。但弊端和矛盾却是客观存在的,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了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封建政治固有的积弊显现出来,朋党之争、国库亏空、贪污腐化、西北用兵等等,促使了当时社会矛盾逐渐上升。而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也正需要一位铁腕人物来振纲除弊。雍正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顺其自然,自甘堕落;另一个是拿出强悍手段励精图治。雍正选择了后者。

  雍正帝锐意进取、不向权贵低头和为民谋利的战斗精神与品质,使改革得以实现。雍正很有才华,又有政治斗争经验,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要克服什么样的障碍。

  初登帝位,雍正的江山并不稳,危机四伏,八爷党不离不弃,始终心怀异心,十四弟大闹灵堂,依旧不念手足,民间流言四起,这些都是可以推倒雍正江山的致命之处。雍正凭一个忍字,度过了危机,为何这么说呢?虽然兄弟咄咄相逼,雍正以先帝嘱托、天下公义、手足情深为念,一方面一再忍让,让八爷不断高升,参与政事;一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打压官员中的反对派,大胆启用年轻派以及自己的亲信,来稳固朝纲。

  登基伊始,雍正就立刻进行了三大动作,开恩科,铸新钱,查亏空。可是这三件事几乎都办砸了:查亏空遇到了众多官员的上下相蒙;铸新钱却因铜钱比例可能带来的经济问题而草草了事;而开恩科却遇到了考题泄密。面对在夺权斗争中失败的“八爷党”,雍正原想通过委以重任来收买人心,但他们却在这几件事上,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想着法子让皇帝丢脸。雍正刚登基就面临了被人看笑话的窘境。其心中有愤怒,有无奈,有难过,还有悲哀。但是骑虎难下,一个国家,还有爱新觉罗的责任,统统压在了他的肩上,他只有走下去,为自己,为祖先,为国家。

  所以他大胆地向八阿哥党、十四阿哥党以及年羹尧集团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扫除外围的障碍后,雍正又勇敢地向腐败的吏治开炮了,在对科甲朋党进行打击时,雍正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表明了他为澄清吏治、医治痼疾的决心。雍正在打击各个党团的同时还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了清查亏空、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使得当时的皇弟权臣们不得不或通过“拍卖”自家的财产或通过借债以补偿帝国的亏空。雍正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还向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利益集团发起进攻。诺敏一案使雍正甚是恼火,大清朝的吏治到了那种程度,足可见整饬势在必行。他整饬了腐败的吏治,开创了一代清廉之风。“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也许就是对雍正吏治改革的最好评价。整饬吏治,是雍正朝最大的目标,雍正一生都在为此奔波劳碌。

  在倚重内治的同时,他还倾力树立外备,年羹尧西北用兵,一举成名,这场战争的最大意义就是巩固了雍正朝的统治基础,这也是雍正缘何看重年羹尧,要树“千古第一君臣”的原因。对于自己的亲信,雍正向来都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任其创新,田文境的一体纳粮、李卫的摊丁入亩、养廉等等,都可以说是雍正爷放手的结果。这份练达源于他的阅历。

  雍正继位时已四十五岁,经历不少,因而使他对人情世故有深切了解。除了“洞悉下情”外,对于政治实施情况与官场百态也是“深知灼见”。这对于一位君临天下的最高统治者来说,是个很不错的人生历练,有助于他的君主统治生涯,这也是雍正自豪之处。

  应该说,雍正秉性严酷、刚毅果断,办事则雷厉风行,处世难免近于苛刻琐碎,不似其父康熙宽厚仁慈。“对于政敌,残忍无情”,猜忌多疑,也因而得罪很多人。但幸运的是雍正又深谙笼络人心之道,对于属下臣子,除了通过多种手段进行训导、加紧控制外;最常用的就是赏赐,也不时“手书福字,赐内外大臣”以兹鼓励。“若臣工病痛,往往温谕慰问,或赐赠药物,或遣太医诊治,关切备至。”雍正如此恩威并进的赏赐与驾驭手段,使得臣子往往感激莫名,效忠图报;但臣子若稍有不谨,雍正就给以颜色,自有一套宠信驾驭属下臣子的办法。

  但是身为帝王,需要手段,需要心狠,再多的笼络到了必须改革时也变得无效了。国家弊病太多,就注定改革必定有一个相当激烈的阵痛期。全国上下不合作,百官阻挠,这个皇帝不停地与多数人进行着斗争,身心十分憔悴,却仍然坚持他的强硬态度。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雍正也一天天地把自己推到了无人支持的绝境。整个朝廷中的大员,只有不到十个人还在支持着他。其间年羹尧的案件尤其令雍正头痛。年羹尧的覆灭,一方面是由于其的种种不法以及无休止地干预政事,另一方面,也是应证了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年的几十万大军屯聚西北,这当然是雍正的一大心腹大患,一旦年反,雍正毫无防范之力,与其到时反叛而剿杀,倒不如先发制人。杀年羹尧雍正经过了相当激烈的思想斗争。那么多年的主仆情谊,即使雍正在圣旨中历数其罪,但杀了他,雍正心中不会无动于衷的。

  正当改革有了一点成果时,可怜的雍正又遇到了“八爷党”的逼宫。八王爷串通了关外的亲王,掌管京城防务、握有兵权的九门提督隆科多,在朝议时,直接向雍正发难,指责雍正的所作所为,公然叫嚣要分权。此时的雍正已是重病缠身,身体大不如以前,整个朝堂之上雍正孤立无援地面对着众人的非议。关键时刻还是老臣谋国的张廷玉挺身而出,引经据典地驳倒了众人的谬论。而同时几乎已经是半残废的十三王爷,从丰台大营调来军队,一场和平政变终于化险为夷。雍正已经无力再去感叹些什么了。本性暴露的八王最后被铲除。想不到的是更大的打击稍后到来。

  弘时的丧命,又是一次对雍正的考验。雍正断然绝情杀子,虽然没有明诏天下,但弘时“外事妄诞,放纵不羁”,当时就被革掉了王爵,数日之后便传出他“羞愧自尽”的消息。八王爷的逼宫是雍正没有想到的,手足相残的局面让他心寒。可是不幸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弘时,不仅有着与八王爷一样的野心和欲望,而且与八王过从甚密,俨然成了另一个“八王”。深受帝王之后兄弟反目之苦的雍正,当然知道,满腹野心的弘时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将来弘历的帝位稳固,他不想再出现第二个八爷,兄弟他下不了手,可是自己的儿子他完全有权力去解决,弘时到头来只是他行为的牺牲品,帝王之家的子嗣,永远是一个悲哀的角色。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但为了江山社稷,避免为争夺皇位而引发兄弟间手足相残,雍正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一个政治家的胸襟,毅然决然地这样做了。

  数年之内瘐死了八王爷、九王爷,囚禁了胤祉,和舅舅隆科多。加上弘时这个亲生儿子,凡有党援情事的勋贵格杀殆尽,真个苑苴不行于铁面,亲情不移其刚肠。同时为了对付政敌和仇人,他实行特务统治,还与绿林侠客创造出一种暗杀利器,称为血滴子。暗杀时,把血滴子往被害者头上一罩,拨动机关,头颅就被割落于囊中,再用化骨药水化成血水。这种唯法是行六亲不认的“管理”是自秦始皇以来的二百多位皇帝治国之道里从未有过的,可这种惊世骇俗果然震住了官场猬琐龄龃之风。但雍正心里的痛是无人能体会的,他的一生育有九子,出天花死了六个,膝下只有弘时、弘历、弘昼三子,又处死了弘时。和康熙当时的二十四子相比,人丁稀寥。

  十三年间,雍正励精图治,日理万机。他曾在一折批语中说,“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堂,披览诸处奏章,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千数百言”。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中华书局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说他“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而他写的两首七律,很能说明他的勤政程度。

  虚窗帘卷曙光新,

  柳絮榆钱又暮春。

  听政每忘花月好,

  对时惟望雨水匀。

  宵衣旰食非干誉,

  夕场朝乾自体仁。

  风纪兮颁虽七度,

  民风深愧未能淳。

  ——《暮春有感》

  勉思解愠鼓虞琴,

  殿壁书悬大宝箴。

  独览万几凭溽暑,

  难抛一寸是光阴。

  丝纶日注临轩语,

  禾黍常期击壤吟。

  恰好碧天新吐月,

  半轮为启戒盈心。

  ——《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

  这两首诗,充分反映了雍正勤勉、自律、期盼治理好国家的心声。

  雍正雍正治国,以务实为宗,恶虚华,遏贪腐。雍正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他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在位十三年,亲批奏折近三万数,批奏之论有时竟多过上奏之言。王者,天之子,万万人之上。雍正却不以己为尊,乱批旨义,也不轻信粉饰。甘肃春、夏大旱,秋降少雨,官员即上奏,天降喜雨,乃黄恩浩荡,谷物丰收。雍正批,作物季节已过,何来丰收,并对此官员加以斥责。对官员上奏,雍正言,有事月可奏数次,无事数年不奏,无过。云南一官员有事无事常密奏以讨好皇帝。雍正批,路途遥远,无事劳命,有上遏官员,下欺百姓之嫌。雍正对大小俱事皆请示皇帝甚为嫌恶,指出,此为推卸责任,保全自身行为。远征官员曾上奏,何时行兵作战,雍正批,朕在千里之外,不知当地实情,如何发令?对贪官,雍正从不手软,非杀即罢。对无用清官,同样不留。其所言,无所事,即为渎职。雍正曾要求官员上疏,指出自己过错,过错为实,重奖,指错了也无过。

  康熙这十三年中,雍正每天御殿听政,批览奏折(或来自各地的秘密报告——朱批密折),“从朝至夕,殚竭心力,尚恐经理未周。”如此勤于政务,真为历代帝王所罕见。虽然雍正曾说:“自古帝王,未有如我圣祖皇考之勤政者。”康熙的勤政虽是事实,但雍正却比乃父更勤。因此,雍正也曾自负地说:“即皇考之勤,亦无自朝至暮办事之理。”雍正的理政不怠,十三年如一日,历代封建帝王者,实难于出其右。所以清史学者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以及“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

  如果说到政绩,雍正是清入关后十位皇帝中比较突出的一位,在位时间虽然短暂,但取得的成绩丝毫不比其父康熙和嗣子乾隆逊色。雍正在位期间,重视选拔、使用人才;整顿吏治,惩治腐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设立“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的军机处,亲理军政要务。此外还开豁“贱民”,废除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改土归流,巩固边疆。

  雍正以前,满族统治者没有确定的传位定例,所以在努尔哈赤和康熙死后,两次引起皇位之争,雍正吸取这一教训,认为立皇子是国家大计,与一般的政治不同,不能由大臣议定,应由皇帝独断,但如公开立一皇子,又将引起兄弟的明争暗斗,惹出祸来,所以,他决定将自己选定皇太子的诏书,在生前写好,密封藏在锦匣里,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皇帝死后,由总管太监取出,当众宣读。郭美兰:《雍正继位》,《档案与社会》1998年第11期。

  有人说,雍正当皇帝后,大刀阔斧地肃贪反腐,革除康熙晚期累积的社会弊病,推行新政,得罪了一批官僚、缙绅、地主和文人,因之对其恨之入骨,百般进行贬低。可是,历史上哪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不用铁腕手段治国施政?又有哪一个皇帝因革故鼎新不得罪人?秦始皇焚书坑儒,暴虐成性,得了个“暴君”的恶名,人们也并没有否定他统一六国,统一货币,书同文,车同轨的业绩。

  虽然清世宗雍正这个朝代只有短短的十三载,偏巧又夹在各占六十年的“康乾盛世”中,容易令人有白驹过隙的一瞬之感,所幸后世对雍正皇帝并不陌生,近年来史学界已理解到雍正朝的重要性,中外史学家对雍正是有公正评价的。距雍正朝仅仅几十年的清嘉庆著名学者章学成就说:“康熙末年积弊,非宪皇帝不能扩清至治。”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在他的《雍正皇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说:“雍正关怀民瘼,孜孜勤求治理”,“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帝的整饬,满清恐早衰亡”。日本学者佐伯富曾这样评述雍正:“伊继位时年四十有五,正值春秋鼎盛之时,且非夙居宫禁,不谙世事,而于官场,皇族之积弊痼习早了然于胸,故甫嗣位即拟根除此事弊害”,认为他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

  雍正作皇帝有他自己的无奈,孤家寡人的生活,有很多东西并不为旁人所理解,正如围城里所说,城外的人拼命想进去,城里的人拼命想出来……纵观雍正这一生可以说:雍正,是一个极富个性的君王,他在康熙末年诸王争位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康乾盛世承前启后的皇帝。他推陈出新锐意进取,一心一意清积弊,惩贪贿,极力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发养廉银等新政。这些都是利国利民之举,但却遭到上层社会的反对,致使兄弟之间的矛盾激化。雍正顶住这些压力,逆风而行,终于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解,而不管世人有没有读懂他的真正用意。

  §§第九章 史上最幸运的皇帝——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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