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那一夜，大位忽定
公元1722年11月13日晚，一个寒冷的冬夜。正围坐在火炉旁的清朝百姓此时并不知道，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即将降临。
戌刻（晚7时至9时），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康熙走了。他在位60年，去世时69岁，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
康熙驾崩后7天，遗诏公布。皇四子胤禛被确立为新皇帝，即雍正皇帝。胤禛的继位就像是一块石头丢进了原本平静的湖面，让清廷内外动荡不已。
按清政府的说法《请圣祖实录》，十一月十三日丑时皇帝病危，但仍能口语便利，寅刻宣众皇子和众大臣由隆科多宣布四皇子继位，雍正之后三次进见“问安”（进见之外干什么就不用说了），戌时康熙架崩。
雍正七年编成的《大义觉迷录》，是关于雍正篡位的最早记录和雍正自己对它的辩白。也正是这部原始文献，引发了后来继位之谜的争论。书中所述传言，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讲康熙要传位给皇十四子，雍正把“十”改为“于”。第二种讲康熙要传位给皇十四子，在病中降旨召远在西宁的皇十四子回京，这道谕旨被隆科多隐而未发。康熙崩殂那天，皇十四子自然未回到北京，隆科多传旨立了雍正。第三种说法是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四子即后来的雍正皇帝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康熙喝了汤就升天了，雍正随之当了皇帝。不久雍正将皇十四子调回北京囚禁，太后要见，雍正不允，太后一气之下撞铁柱而死。以上讲雍正谋父、逼母、改诏，其核心就是斥责雍正篡位。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对胤禛继位的合法性有了质疑。一种观点认为康熙钦定雍正，雍正合法继承了皇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在康熙病逝前后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夺取了皇位。
继《大义觉迷录》之后，有关雍正继位的传说一发不可收拾，各路文人墨客当仁不让，纷纷著书立说，将故事演绎得更为出神入化。像后人所著《清史纂要》、《清史要略》、《清宫十三朝演义》、《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满清外史》、《清代通史》等书，除持前三种说法外，还有更离奇的说法，比如讲皇四子的母亲先私通于川陕总督年羹尧，入宫八个月就生下皇四子，改诏就出自年羹尧之手。还讲隆科多看到病中的康熙已是进气少，出气多，赶紧跑到宫里，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出诏书，把“传位十四皇子”改成“传位于四皇子”，等到傍晚康熙去世，当然遵照遗诏由雍正继位。传位“十四子”被改成“传位于四子”之说是不太现实的，康熙诏书中汉文的“于”字是繁体字，同时更有满文，想改诏书并非将“十”改成“于”那么简单。满清自顺治入关后便受博大的汉文化包围熏陶，加上刚依照蒙古文创建的满文词汇又很少，很快便普遍使用汉文。不过康熙、雍正两朝对满洲亲贵们下密诏时，为了内廷的隐秘性却多使用满文，事关“国脉所系”的传位诏更应如此。即使用汉字，按当时的文法也不会用“于”而应用“於”。这个经不起任何推敲的“十四”改“于四”，无论是汉字满文各方面，大家都不必再追究，当一笑话听也就罢了！
我们从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遗诏上可以看到，上面写着：“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从遗诏看，所谓改成“传位于四皇子”之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从清宫习惯和文体来看，改遗诏之说不太可信。冯伯群：《百年之谜：康熙立储与雍正继位》，《档案》2003年第2期。
“雍正进参汤下毒”之说：康熙对医道颇有研究，曾多次说人参宜于南方人，对北方人不合适，所以雍正要做手脚也不会用进参汤这一招。
“隆科多偷改诏书”之说：同样不符合历史，将秘密谕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制度，是从雍正才开始的。雍正是年羹尧私生子之说：更是无稽之谈，雍正比年羹尧还大呢！
事实是皇帝在临死时有所准备，这里有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康熙去世，无论民间还是上层贵族，都是有所准备，并不仓促。一是西洋传教士马国贤在康熙当晚病逝时看到兵马调度，警告他的同事，不是皇帝死了，就是北京发生叛乱；二是十七皇子胤礼在皇宫值班，得知康熙去世，赶往畅春圆，途中遇见隆科多，隆告知四皇子继位，便惊恐奔回府邸——虽然对雍正继位恐慌，但父死不惊，已经说明皇帝的死亡，清廷上上下下都是有所准备的。这种情况下御林军环环在外，御前侍卫看守在内，各权重位高的大臣和各位皇子侍奉在前的情况下，雍正和刚入中枢的隆科多想篡位、更改遗诏根本不可能，即便更改遗诏，恐怕其他有夺宫之心的皇子也能依葫芦画瓢。
由此看出，康熙宣布遗诏到去世共16小时，传位已经是宫廷皆知，如果当时乃至以后，雍正的政敌应该抓住这个关键进行反驳（而不是下面要列的“篡位证据”），可事实却没有，而清醒的康熙如果发一句话，那雍正和隆科多死无葬身之地！虽然雍正的话未必十分可信，但《清圣祖实录》的继位过程的描述，至少已经被广泛接受。
同时身为四皇子的胤禛在康熙生前并不突出，势力也不显赫（无论是雍正自己的表诉，还是他政敌的说法，这点毫无疑问），康熙虽然在畅春园病危，但从各种资料表明，老皇帝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控制，王公大臣也都清楚皇帝即将宾天，各位中枢大臣和亲近皇子也都在身边，雍正想在这种情况下对康熙构成威胁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既然说到了“传位十四皇子”，就不能不谈谈皇帝宝座呼声极高的十四皇子，这位“大将军王”！他被视为皇位继承人的最大依据就是康熙五十七年领兵出征，似乎已经是康熙暗中选定的皇位继承人。但若仔细推敲一下，很明显，至少不是皇位铁定人选。“大将军王”，不伦不类，大将军不大将军的，王不王，十四皇子终康熙一朝不过仅仅一个贝子，是皇子的最低爵位，应该说康熙对十四皇子最大的期望也不过考察一下，如果十四皇子出征在外成功的话，回来继位，不合适的话，回来老老实实的当一个贝子。事实上各种迹象表明，康熙晚年一直在考察三皇子胤祉、四皇子胤禛以及十四皇子胤禵，而十四皇子最后在这场考察中失败。
尽管他战功卓著，笔者却可以肯定，康熙绝无立其为储的意思，其原因有三：
一、康熙尽管封他为王，却没有赐以封号。也就是说，光知道他是个王，却不像胤禛、胤祉等人那样，赐封为雍亲王、诚亲王等。胤禵在奏折中自称“大将军王臣胤禵”，别人也顺着称之为“大将军王”。这种只封王，即不明确是什么王，也不授尊号的情况，应视之“假王”。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康熙只是拿胤禵作为一名武将使用，又担心他以“贝子”的身份统辖全军，威望不够，不以服人，所以只给一个“王”的名义罢了。
二、倘若康熙有意立胤禵为皇储，为什么又要派他出征呢？康熙就不怕自己死了之后，有人矫诏（假传遗旨）篡夺皇位吗？康熙明白，即使那样，新皇登基，只需一句话，胤禵就得乖乖地回来，他就是手握百万雄兵也没有脾气。
三、康熙若真欲立胤禵，为什么又在西北战事已定之后，让他呆在西北，不召他回朝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定是十分信任胤禵，否则不会把十几万人马交给他，而不必担心他拥兵自重。
所以，在康熙眼中，胤禵只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罢了。冯伯群：《百年之谜：康熙立储与雍正继位》，《档案》2003年第2期。
可是就在军事这一块胤禵也失利了。看看这位十四皇子到底是怎么失败的，就是那场康熙五十七年的西征。这场西征是为了对付西藏的叛乱以及稳定青海的局势。十四皇子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共计4年里，却没有解决战事，而且传言十四皇子建立衙府、收受贿赂，这就引起了康熙极大的不满。如果十四皇子真是康熙心目中的继位人，那么在康熙六十年胤禵回京面圣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功成名就”，镀完一层金后为继位做准备继位了，但却见了一面后便又被派回西线。这个时候，康熙已经是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归天，若真想让十四皇子即位的话，断无可能将继位人远送到万里之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十四皇子彷徨西去的时候，年羹尧正是在康熙六十年出任陕甘总督，不能不说康熙已经对十四皇子失望，心中的天平偏向了四皇子。因此说十四皇子是康熙的皇位人选，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遥想一下，康熙晚年，想到自己两次立储未成，心中忧愤之余，不免对孟子“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这句话深有感触。作为一国之君，为天下得人，理所应当，因此尽管两次受挫，康熙仍未放弃选择和培养接班人，他努力为天下找一位“坚固可托之人”。康熙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皇三子、皇四子和皇十四子身上，最后从三人中间选择了皇四子胤禛为其继承人。而皇十四子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远赴西宁。如果康熙想用皇十四子，在年迈病弱之时是不可能让他远离京城的。而在皇三子和皇四子之间，康熙最终选择了皇四子，而在康熙六十年以前，康熙对皇三子和皇四子都是同时委以使命，看不出对谁有偏爱。但这年和第二年的冬至祭天，却命皇四子单独代祭，一向敬天法祖的封建皇帝，指定某一皇子代行祭天，必有特殊含义。
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角度讲，康熙也不可能将皇位传给一个排行很末尾的儿子，因为这于反对废长立幼，遵从长者为大的封建思想相左。十四皇子虽有战功，并加封“大将军王”远征西域，但雍正在当时作为办差阿哥，曾多次接受圣旨代天子祭祀，而其他皇子则大多没有接到这个差使。大家不要小看这代为祭祀的事情，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禩与戎。可见雍正的即位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
还有一点就是康熙很喜欢雍正的儿子。雍正为人勤勉而严刻，所生爱子弘历，的确深受康熙老皇帝喜欢。其实老皇帝因为喜欢自己的孙子而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孙子的父亲，以希望将来自己喜欢的孙子来继承皇位这本来就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比如明朝时的朱棣就十分喜欢孙子朱瞻基，于是就将皇位传给了朱瞻基的父亲朱高炽，成全了祖孙之情（据黎东方《细说明朝》），我们不能排除康熙可能也有雷同的思想。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康熙皇帝为什么要传位给雍正皇帝了。康熙选择雍正主要有两点。首先，雍正在康熙晚年时政绩卓著，掌管户部任劳任怨。其次，康熙皇帝是一代圣主，但在晚年有些过于仁慈，使得官场中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康熙皇帝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大清江山，他要挑一位能彻底整顿吏制的皇子来即位，这样以铁面无私而著称的皇四子就走入了老皇帝的视线。另外，雍正皇帝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深得康熙皇帝的喜爱，并带在身边亲自调教，康熙选择了雍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大清能有两代好皇帝，也可以说雍正的即位还沾了孩子的光。因此，雍正篡位的谣言，可能是他的政敌刻意制造的。
可是与雍正即位合法化的证据相比，其阴谋即位的证据也很确凿：
其一，康熙生前，丝毫没有传位给雍正的迹象。康熙对雍正有四字评价：“喜怒不定。”雄才伟略、宽仁大度的康熙帝绝不会将天下托付给一个喜怒无常的人，难怪隆科多宣读“遗诏”后，阿哥们大多不信、不服。
其二，现存康熙的“遗诏”所署时间为“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康熙去世的那一天。而彼时康熙已卧床不起，“遗诏”定非康熙亲笔。既非康熙亲笔，遗诏又仅为隆科多一人操作，那么难保其中没鬼。
其三，康熙去世前一个星期，还在南苑骑马打猎，这说明康熙的身体还是不错的。据《永宪录》载，康熙打猎后患了感冒。感冒竟夺去了康熙的生命，多少有些令人生疑。而且康熙死后，隆科多立即令其所部二万官兵关闭京城九门，包围皇宫，如临大敌，颇似军事政变。于是有人便推恻，雍正见康熙病倒，生怕统兵在外的十四阿哥进京谋取皇位，遂指使隆科多采取断然措施害死康熙矫诏即位。
其四，雍正一即位，便任命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呼之为“舅舅”，并称赞他为“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隆科多于雍正何“功”之有？颇耐人寻味。
其五，隆科多曾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似乎有某种预感。雍正即位后，隆科多便陆续将家产转移到亲朋家中，以防雍正抄家。不久，雍正果然宣布隆科多有四十一条大罪，将他永远幽禁。一年后，隆科多即瘐死狱中。与年羹尧被诛一样，后人怀疑这是雍正杀人灭口。
其六，雍正即位后，人们发现，凡是康熙喜欢去的地方，雍正都尽力回避。康熙喜欢在畅春园居住（康熙即死于此地），雍正不去，另建圆明园作为行宫；康熙喜欢到承德避暑山庄，每年总要去住几个月，而雍正在位十三年间却从未去过；顺治、康熙的陵墓在河北遵化，雍正为自己选陵墓，偏偏不愿和其祖、父在一起，而是将陵址选到了易州。莫非雍正真的不敢面对其父的亡灵？对当时迷信鬼魂的清室来说，这些举动只能用必有亏心事来解释了。
其七，雍正即位后，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将一直想谋取皇位的八阿哥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的意思），将九阿哥改名为“塞思黑”（满语“猪”的意思），直至将二人迫害至死；并将其同胞弟弟十四阿哥幽禁。乾隆即位后，才下令恢复了“阿其那”和“塞思黑”的原名和宗籍，释放被软禁的十四阿哥。这无疑是为被雍正迫害的这几个叔叔平反昭雪，对雍正的做法予以否定。
其八，雍正在其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中，不厌其烦地为其即位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雍正创建密折制度当然耳目众多，当他听到宫廷内外的谣言时，觉得对他的形象有损，于是撰写了《大义觉迷录〉为自己辟谣，欲以使人人“觉迷”。但是雍正万万没有想到这部书非但没有为自己的即位澄清，反而起到了反效果，本来这种深宫大院的事平常百姓不得而知只能妄加猜测，但是皇帝自己写了这部书却更加肯定了百姓心中的猜测，正所谓越描越黑。今天，我们正是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当时民间流传的雍正篡改诏书、囚弟、逼母等事。难怪雍正的儿子乾隆即位后，立即宣布此书为禁书，下令全部收缴销毁。但由于此书是翻印极多，根本不可能全部收缴，所以一直传至今天。此书既是雍正朝吕留良文字狱的档案，又是雍正自作聪明的笑柄。戴逸：《雍正继位的历史疑谜》，《读书文摘》2003年第8期。
雍正后来所讲康熙弥留前遗命传位雍正的情形，仔细推敲，矛盾甚多。如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对于迫害自己的兄弟一事，雍正后来似乎也愧感不安，乾隆说：八阿哥、九阿哥“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将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这是不是雍正受到了良心谴责的内心表露呢？
戴逸先生也认为，雍正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很可能是矫诏篡立，但由于改写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难于找到更确凿的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难解的疑案。这其中到底有怎样的曲折也只能顺着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自己摸索了。
戌刻（晚7时至9时），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康熙走了。他在位60年，去世时69岁，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
康熙驾崩后7天，遗诏公布。皇四子胤禛被确立为新皇帝，即雍正皇帝。胤禛的继位就像是一块石头丢进了原本平静的湖面，让清廷内外动荡不已。
按清政府的说法《请圣祖实录》，十一月十三日丑时皇帝病危，但仍能口语便利，寅刻宣众皇子和众大臣由隆科多宣布四皇子继位，雍正之后三次进见“问安”（进见之外干什么就不用说了），戌时康熙架崩。
雍正七年编成的《大义觉迷录》，是关于雍正篡位的最早记录和雍正自己对它的辩白。也正是这部原始文献，引发了后来继位之谜的争论。书中所述传言，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讲康熙要传位给皇十四子，雍正把“十”改为“于”。第二种讲康熙要传位给皇十四子，在病中降旨召远在西宁的皇十四子回京，这道谕旨被隆科多隐而未发。康熙崩殂那天，皇十四子自然未回到北京，隆科多传旨立了雍正。第三种说法是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四子即后来的雍正皇帝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康熙喝了汤就升天了，雍正随之当了皇帝。不久雍正将皇十四子调回北京囚禁，太后要见，雍正不允，太后一气之下撞铁柱而死。以上讲雍正谋父、逼母、改诏，其核心就是斥责雍正篡位。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对胤禛继位的合法性有了质疑。一种观点认为康熙钦定雍正，雍正合法继承了皇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在康熙病逝前后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夺取了皇位。
继《大义觉迷录》之后，有关雍正继位的传说一发不可收拾，各路文人墨客当仁不让，纷纷著书立说，将故事演绎得更为出神入化。像后人所著《清史纂要》、《清史要略》、《清宫十三朝演义》、《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满清外史》、《清代通史》等书，除持前三种说法外，还有更离奇的说法，比如讲皇四子的母亲先私通于川陕总督年羹尧，入宫八个月就生下皇四子，改诏就出自年羹尧之手。还讲隆科多看到病中的康熙已是进气少，出气多，赶紧跑到宫里，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出诏书，把“传位十四皇子”改成“传位于四皇子”，等到傍晚康熙去世，当然遵照遗诏由雍正继位。传位“十四子”被改成“传位于四子”之说是不太现实的，康熙诏书中汉文的“于”字是繁体字，同时更有满文，想改诏书并非将“十”改成“于”那么简单。满清自顺治入关后便受博大的汉文化包围熏陶，加上刚依照蒙古文创建的满文词汇又很少，很快便普遍使用汉文。不过康熙、雍正两朝对满洲亲贵们下密诏时，为了内廷的隐秘性却多使用满文，事关“国脉所系”的传位诏更应如此。即使用汉字，按当时的文法也不会用“于”而应用“於”。这个经不起任何推敲的“十四”改“于四”，无论是汉字满文各方面，大家都不必再追究，当一笑话听也就罢了！
我们从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遗诏上可以看到，上面写着：“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从遗诏看，所谓改成“传位于四皇子”之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从清宫习惯和文体来看，改遗诏之说不太可信。冯伯群：《百年之谜：康熙立储与雍正继位》，《档案》2003年第2期。
“雍正进参汤下毒”之说：康熙对医道颇有研究，曾多次说人参宜于南方人，对北方人不合适，所以雍正要做手脚也不会用进参汤这一招。
“隆科多偷改诏书”之说：同样不符合历史，将秘密谕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制度，是从雍正才开始的。雍正是年羹尧私生子之说：更是无稽之谈，雍正比年羹尧还大呢！
事实是皇帝在临死时有所准备，这里有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康熙去世，无论民间还是上层贵族，都是有所准备，并不仓促。一是西洋传教士马国贤在康熙当晚病逝时看到兵马调度，警告他的同事，不是皇帝死了，就是北京发生叛乱；二是十七皇子胤礼在皇宫值班，得知康熙去世，赶往畅春圆，途中遇见隆科多，隆告知四皇子继位，便惊恐奔回府邸——虽然对雍正继位恐慌，但父死不惊，已经说明皇帝的死亡，清廷上上下下都是有所准备的。这种情况下御林军环环在外，御前侍卫看守在内，各权重位高的大臣和各位皇子侍奉在前的情况下，雍正和刚入中枢的隆科多想篡位、更改遗诏根本不可能，即便更改遗诏，恐怕其他有夺宫之心的皇子也能依葫芦画瓢。
由此看出，康熙宣布遗诏到去世共16小时，传位已经是宫廷皆知，如果当时乃至以后，雍正的政敌应该抓住这个关键进行反驳（而不是下面要列的“篡位证据”），可事实却没有，而清醒的康熙如果发一句话，那雍正和隆科多死无葬身之地！虽然雍正的话未必十分可信，但《清圣祖实录》的继位过程的描述，至少已经被广泛接受。
同时身为四皇子的胤禛在康熙生前并不突出，势力也不显赫（无论是雍正自己的表诉，还是他政敌的说法，这点毫无疑问），康熙虽然在畅春园病危，但从各种资料表明，老皇帝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控制，王公大臣也都清楚皇帝即将宾天，各位中枢大臣和亲近皇子也都在身边，雍正想在这种情况下对康熙构成威胁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既然说到了“传位十四皇子”，就不能不谈谈皇帝宝座呼声极高的十四皇子，这位“大将军王”！他被视为皇位继承人的最大依据就是康熙五十七年领兵出征，似乎已经是康熙暗中选定的皇位继承人。但若仔细推敲一下，很明显，至少不是皇位铁定人选。“大将军王”，不伦不类，大将军不大将军的，王不王，十四皇子终康熙一朝不过仅仅一个贝子，是皇子的最低爵位，应该说康熙对十四皇子最大的期望也不过考察一下，如果十四皇子出征在外成功的话，回来继位，不合适的话，回来老老实实的当一个贝子。事实上各种迹象表明，康熙晚年一直在考察三皇子胤祉、四皇子胤禛以及十四皇子胤禵，而十四皇子最后在这场考察中失败。
尽管他战功卓著，笔者却可以肯定，康熙绝无立其为储的意思，其原因有三：
一、康熙尽管封他为王，却没有赐以封号。也就是说，光知道他是个王，却不像胤禛、胤祉等人那样，赐封为雍亲王、诚亲王等。胤禵在奏折中自称“大将军王臣胤禵”，别人也顺着称之为“大将军王”。这种只封王，即不明确是什么王，也不授尊号的情况，应视之“假王”。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康熙只是拿胤禵作为一名武将使用，又担心他以“贝子”的身份统辖全军，威望不够，不以服人，所以只给一个“王”的名义罢了。
二、倘若康熙有意立胤禵为皇储，为什么又要派他出征呢？康熙就不怕自己死了之后，有人矫诏（假传遗旨）篡夺皇位吗？康熙明白，即使那样，新皇登基，只需一句话，胤禵就得乖乖地回来，他就是手握百万雄兵也没有脾气。
三、康熙若真欲立胤禵，为什么又在西北战事已定之后，让他呆在西北，不召他回朝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定是十分信任胤禵，否则不会把十几万人马交给他，而不必担心他拥兵自重。
所以，在康熙眼中，胤禵只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罢了。冯伯群：《百年之谜：康熙立储与雍正继位》，《档案》2003年第2期。
可是就在军事这一块胤禵也失利了。看看这位十四皇子到底是怎么失败的，就是那场康熙五十七年的西征。这场西征是为了对付西藏的叛乱以及稳定青海的局势。十四皇子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共计4年里，却没有解决战事，而且传言十四皇子建立衙府、收受贿赂，这就引起了康熙极大的不满。如果十四皇子真是康熙心目中的继位人，那么在康熙六十年胤禵回京面圣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功成名就”，镀完一层金后为继位做准备继位了，但却见了一面后便又被派回西线。这个时候，康熙已经是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归天，若真想让十四皇子即位的话，断无可能将继位人远送到万里之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十四皇子彷徨西去的时候，年羹尧正是在康熙六十年出任陕甘总督，不能不说康熙已经对十四皇子失望，心中的天平偏向了四皇子。因此说十四皇子是康熙的皇位人选，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遥想一下，康熙晚年，想到自己两次立储未成，心中忧愤之余，不免对孟子“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这句话深有感触。作为一国之君，为天下得人，理所应当，因此尽管两次受挫，康熙仍未放弃选择和培养接班人，他努力为天下找一位“坚固可托之人”。康熙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皇三子、皇四子和皇十四子身上，最后从三人中间选择了皇四子胤禛为其继承人。而皇十四子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远赴西宁。如果康熙想用皇十四子，在年迈病弱之时是不可能让他远离京城的。而在皇三子和皇四子之间，康熙最终选择了皇四子，而在康熙六十年以前，康熙对皇三子和皇四子都是同时委以使命，看不出对谁有偏爱。但这年和第二年的冬至祭天，却命皇四子单独代祭，一向敬天法祖的封建皇帝，指定某一皇子代行祭天，必有特殊含义。
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角度讲，康熙也不可能将皇位传给一个排行很末尾的儿子，因为这于反对废长立幼，遵从长者为大的封建思想相左。十四皇子虽有战功，并加封“大将军王”远征西域，但雍正在当时作为办差阿哥，曾多次接受圣旨代天子祭祀，而其他皇子则大多没有接到这个差使。大家不要小看这代为祭祀的事情，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禩与戎。可见雍正的即位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
还有一点就是康熙很喜欢雍正的儿子。雍正为人勤勉而严刻，所生爱子弘历，的确深受康熙老皇帝喜欢。其实老皇帝因为喜欢自己的孙子而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孙子的父亲，以希望将来自己喜欢的孙子来继承皇位这本来就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比如明朝时的朱棣就十分喜欢孙子朱瞻基，于是就将皇位传给了朱瞻基的父亲朱高炽，成全了祖孙之情（据黎东方《细说明朝》），我们不能排除康熙可能也有雷同的思想。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康熙皇帝为什么要传位给雍正皇帝了。康熙选择雍正主要有两点。首先，雍正在康熙晚年时政绩卓著，掌管户部任劳任怨。其次，康熙皇帝是一代圣主，但在晚年有些过于仁慈，使得官场中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康熙皇帝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大清江山，他要挑一位能彻底整顿吏制的皇子来即位，这样以铁面无私而著称的皇四子就走入了老皇帝的视线。另外，雍正皇帝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深得康熙皇帝的喜爱，并带在身边亲自调教，康熙选择了雍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大清能有两代好皇帝，也可以说雍正的即位还沾了孩子的光。因此，雍正篡位的谣言，可能是他的政敌刻意制造的。
可是与雍正即位合法化的证据相比，其阴谋即位的证据也很确凿：
其一，康熙生前，丝毫没有传位给雍正的迹象。康熙对雍正有四字评价：“喜怒不定。”雄才伟略、宽仁大度的康熙帝绝不会将天下托付给一个喜怒无常的人，难怪隆科多宣读“遗诏”后，阿哥们大多不信、不服。
其二，现存康熙的“遗诏”所署时间为“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康熙去世的那一天。而彼时康熙已卧床不起，“遗诏”定非康熙亲笔。既非康熙亲笔，遗诏又仅为隆科多一人操作，那么难保其中没鬼。
其三，康熙去世前一个星期，还在南苑骑马打猎，这说明康熙的身体还是不错的。据《永宪录》载，康熙打猎后患了感冒。感冒竟夺去了康熙的生命，多少有些令人生疑。而且康熙死后，隆科多立即令其所部二万官兵关闭京城九门，包围皇宫，如临大敌，颇似军事政变。于是有人便推恻，雍正见康熙病倒，生怕统兵在外的十四阿哥进京谋取皇位，遂指使隆科多采取断然措施害死康熙矫诏即位。
其四，雍正一即位，便任命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呼之为“舅舅”，并称赞他为“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隆科多于雍正何“功”之有？颇耐人寻味。
其五，隆科多曾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似乎有某种预感。雍正即位后，隆科多便陆续将家产转移到亲朋家中，以防雍正抄家。不久，雍正果然宣布隆科多有四十一条大罪，将他永远幽禁。一年后，隆科多即瘐死狱中。与年羹尧被诛一样，后人怀疑这是雍正杀人灭口。
其六，雍正即位后，人们发现，凡是康熙喜欢去的地方，雍正都尽力回避。康熙喜欢在畅春园居住（康熙即死于此地），雍正不去，另建圆明园作为行宫；康熙喜欢到承德避暑山庄，每年总要去住几个月，而雍正在位十三年间却从未去过；顺治、康熙的陵墓在河北遵化，雍正为自己选陵墓，偏偏不愿和其祖、父在一起，而是将陵址选到了易州。莫非雍正真的不敢面对其父的亡灵？对当时迷信鬼魂的清室来说，这些举动只能用必有亏心事来解释了。
其七，雍正即位后，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将一直想谋取皇位的八阿哥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的意思），将九阿哥改名为“塞思黑”（满语“猪”的意思），直至将二人迫害至死；并将其同胞弟弟十四阿哥幽禁。乾隆即位后，才下令恢复了“阿其那”和“塞思黑”的原名和宗籍，释放被软禁的十四阿哥。这无疑是为被雍正迫害的这几个叔叔平反昭雪，对雍正的做法予以否定。
其八，雍正在其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中，不厌其烦地为其即位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雍正创建密折制度当然耳目众多，当他听到宫廷内外的谣言时，觉得对他的形象有损，于是撰写了《大义觉迷录〉为自己辟谣，欲以使人人“觉迷”。但是雍正万万没有想到这部书非但没有为自己的即位澄清，反而起到了反效果，本来这种深宫大院的事平常百姓不得而知只能妄加猜测，但是皇帝自己写了这部书却更加肯定了百姓心中的猜测，正所谓越描越黑。今天，我们正是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当时民间流传的雍正篡改诏书、囚弟、逼母等事。难怪雍正的儿子乾隆即位后，立即宣布此书为禁书，下令全部收缴销毁。但由于此书是翻印极多，根本不可能全部收缴，所以一直传至今天。此书既是雍正朝吕留良文字狱的档案，又是雍正自作聪明的笑柄。戴逸：《雍正继位的历史疑谜》，《读书文摘》2003年第8期。
雍正后来所讲康熙弥留前遗命传位雍正的情形，仔细推敲，矛盾甚多。如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对于迫害自己的兄弟一事，雍正后来似乎也愧感不安，乾隆说：八阿哥、九阿哥“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将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这是不是雍正受到了良心谴责的内心表露呢？
戴逸先生也认为，雍正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很可能是矫诏篡立，但由于改写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难于找到更确凿的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难解的疑案。这其中到底有怎样的曲折也只能顺着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自己摸索了。
